传统文化 论柳宗元的“观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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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柳宗元的“观游”思想
唐代柳宗元在永州流放期间，写出了不少以旅游罱观为特色的佳作名篇，并形成了“观游”可以纯粹身心，“观游”应“以我为主宰”，“观游”是“为政之具”和独特的“观游”审美思想等。这是一种宝贵的旅游资源，这种资源对于当令永州旅游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柳宗元；“观游”思想；永州
柳宗元出身于唐代官宦、书香门第世家，从小受过良好教育，饱读历代名家山水游记等名篇，积累了丰厚的旅游审美知识；他从小跟随父辈们游学于天下，见识各地的文人墨客。其后他人仕从政，历游长安附近，特别是８０５年，永贞革新失败，他被贬到远离长安的永州、柳州。仕途不得志自身又多疾病，不得已哿隋于山水，至８１８年止，写下了大量的游记散文，包括：《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永州龙兴寺西轩记》等共２５篇，分别在永州、柳州、邕州、桂州等地成文，其创作时间达１４年之久。而永州作为相对落后的地区，是历代贬谪人士较为集中之地，唐代更是如此，贬谪永州地区的文士数量较多，情况复杂，柳宗元的写作内容多是其在永州的亲身经历，并非梦游和神游之作。
从柳宗元的游记散文，可发现其作品不仅有着卓越的艺术特色，而且还有着独具一格的“观游”思想。“观游”，即游中有观，观中有游，彼此交叉，以“游”为重，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观游”可以纯粹身心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观念，孔子实则是把人性与山水的自然性联系在一起了。距孔子一千多年后的唐代，柳宗元将这个命题进一步提出人的心理活动同自然环境的联系，认为山水风景不仅予人以视觉和听觉感受，而且也能陶冶情操，纯粹身心，颐养情性，使人在自然文化和艺术境界中与万物交融，乃至臻于忘我。
柳宗元在《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中写道：“地虽胜，得人焉而居之，则山若增而高，水若辟而广，堂不待饰而已奂矣。”这种使人美感的自然胜地得到人去居住，在人的意境中，山好象增高了，水也好象豁然宽广了，堂屋似乎又新又大了。他认为，人在感受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便会产生“交相赞”的美感效应。按柳宗元的说法，人在这种美的自然环境中，“以泉池为宅居，以云物为朋徒。掳幽发粹，日与之娱”。那么，人的品德行为就会日益增高，文笔就会日益犹峻，对世界事物规律（道）的认识，也就会日益扩大和深入（“则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在《零陵薛陵三亭记》中写道：“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即一个人若总是处在单一的或不舒畅的情境气氛中，便感心烦，心一烦，思虑就乱；若总是视野不宽，他的意向活动也就常常受阻，意志消沉，做什么事情都心灰意懒，出现病态心理，不是颓废无所作为，便是无端闹事、酗酒、殴斗，给人类带来不幸。若改变生活环境，虑乱、滞志也将会缓解或消除，所以观光旅游，就成为人的心理需要。柳宗元贬永州，初住龙兴寺，感到“居昧昧也”（《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后来改变环境，“凿西墉以为户，户之外为轩”，开窗一望，远水近林，江流帆影，尽入眼帘，心情顿觉“舍大暗为光明”，愁绪不禁为之宽解。嗣后，他寄情山水，并提出“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与造物者游”，（《始得西山宴游记》），达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
二、“观游”应“以我为主宰”
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谈到贬居永州，乘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时说：“日与其徒上高山，人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他认为作为审美主体的我，在心物交感中起着主导作用。我的喜怒哀乐之情，投射到物上，物也产生了与我相契合的状态，物也能听从我的调度。人感到物仿佛成为自己的象征。柳宗元“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盖出于此。由于“我”的审美心理，才会感觉西山风物的奇怪、独特。作者在以我观物的过程中，连续用人、穷、到、披、倾、卧、起、归等富于动态的字，塑造“我”的观游状态和形象，并突出了审美心理的特殊品种——梦的描绘。这就把“我”提升到新的境界。不是平庸的我，而是超凡脱俗的我。这样才能妙悟万物，心物交感，物我一体。
“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人。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这是神与物游、情与景会、物我同一的无迹境界。在观游过程中，必须以虚静的心去拥抱万物，并发挥通感的作用，使感觉器官一道参与。可见，视觉、听觉、感觉、知觉、协调一致，充分发挥想象作用，从而使审美者获得最大的愉悦。
三、“观游”是“为政之具”
柳宗元作为政治家，自始至终关心着天下之政治，即使心身遭受重大打击也未放弃，而且他还很自然地想到如何让旅游与政治结合起来，于是他提出了“夫观游者，果为政之具”的思想。他认为，“观游”有利于为政。柳宗元批评了“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的错误观念，提出为政之道是让人们能够一张一弛，认为“日与之娱，则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赞者也。”同时他认为旅游能让人们有精神休闲，放松心情，是人心理上的需要，与整个社会的安宁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关。柳宗元提出观游是“为政之具”，把旅游与为政建设联系起来，用以安定社稷。能使社会上那些胡作非为，想入非非的“乱虑”和意向虚无、意志消沉的“滞志”病态心理，无法容人非法越轨行为，这样社稷才得以安宁。柳宗元还列举了古代裨谌善于与诸侯交往，常乘车以适野，往往获得成效，宓不齐为单父县令，鸣琴不下堂，单父地方治得很好，“故人和政多暇，山是徘徊此山，以寄胜概”。因此，他认为善于为政者必须重视这一社会性的需要，要有发展地方旅游的观念，要重视当地的旅游文化设施的建设，“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观以游目，偶亭以展声，弥望极顾，莫究其往”。这也是发展地方经济的好办法，他认为：“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府仰，可以晏乐，既成，很羡财，可以为食本，月权其赢，羞膳以充……礼仪笑语，讲议往复，始会政事之要。”接下来，柳宗元提出了为政者要善于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来发展观游。
四、超值的“观游”审美思维
人们旅游的目的多种多样，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旅游过程中，人们一般会对美感兴趣，会欣赏美的形象并为之所吸引，从而产生美的感受。有的还会在此基础上使美感升华，创造出美的事物。柳宗元就如此，他通过对山水的游览，进而悟出其中的道理，创造出美的意境，发人深省。柳宗元在“人赞物”中，描述戴氏“堂成而日益出”，将东池这个胜地作为“美”的载体而存在，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柳宗元认为美是一种可以被主体所能感知到美的对象的真实的存在，使人们心情愉快，获得精神需要上的满足。
柳宗元在永州，所记之地大多是一些普通的山水，它们没有泰山的雄伟、华山的险峻、衡山的秀丽和黄山的奇异，有的甚至连“永之人未尝游”，但到了柳宗元的笔下则是：“皆永中幽丽奇处也”，甚至“其间名山水而川者，以百数，水最善”。柳宗元这种对山水外枯内实的审美思维独出心裁。
读过柳宗元《游黄溪记》的人都知道，文中一段段对景物的描写，简直是一长卷黄溪山水图，它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描写黄神祠附近景观：两山壁立，植被丹碧，一个“丹”字，一个“碧”字，将初夏生机勃勃的色彩跃然纸上；第二部分描写第一潭景观，可谓出神入化，生动真切。那遍布石潭周围郁郁葱葱的树木、花草、青苔映人水中，呈现出浓重的青墨颜色，同时幽深的潭水，又给人以浓重润滑之感，既像积聚起来的粉黛，又像停滞不动的膏脂。溪水从远处流来，在夏日照射下闪烁着白色，犹如落在地上的白色的虹。在此描写中，只用了“黛畜膏停”、“来若白虹”和“沉沉无声”１２字，便把潭水的色彩、形态、光泽和声音传达给读者；第三部分描写第二潭景观，他把面临“峻流”周围的高大山石，其意象之逼真，比喻之新鲜，实在是一般画笔所难以表达的。一篇篇对景物描写的文章，似运用电影特写的手法，似重墨浓彩的一幅大写意画；第四部分，作者笔锋一转，为读者拓开一个新的境界，突出“山舒水缓”的田畴景观。读完这数百字的短篇游记，峻美的山色，奇丽的潭水，舒缓的山川，平整的田地，则恍如在眼前，令人叹为观止。这类如诗如画的描写，在柳宗元游记中比比皆是，如《袁家渴记》、《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等篇都属佳构。
柳宗元笔下所记之处多是只有一亩见方的区区小景，可“笼而有之”，“或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的石渠、“可列胡床十八九居之”的石涧，宽大小过“其清而平者且十余亩的钴铒潭”。美景虽小，但呈现出“牢笼百态”之景象，这是一种重意不重形的审美思维，追求寓意于物，强调能寄托抒发情感是景，而非必怪异奇丽者，从而拓宽了人们的自然审美视野，拓展了自然审美空间，以至于不为人们注意枯树、丑石、野草、闲花、荒郊等因此获得了超值的审美价值。
柳宗元在审美问题上，还往往把美感提升到道的高度。他路过潭州时写下了《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文中描写了东池的倒影与风景：“就之颠倒万物，辽廓眇忽。树下松柏杉槠，被之菱芡芙蕖，郁然而阴，粲然而荣。凡观望浮游之美，专于戴氏矣。”接着，在推崇戴氏好孔子、庄子、文字之书的同时，极力标举贤者之道德文章：地虽胜，得人焉而居之，则山若增而高，水若辟而广，堂不待饰而己奂矣。戴氏以泉池为宅居，以云物为朋徒，摅幽发粹，日与之娱，则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赞者也。柳宗元从游观之美、升华为贤者之道，并实现二者的结合，发出其余道欤的赞叹！
五、具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建筑景观设计
柳宗元认为，“观游”并不是一个人逛一逛，舒展一下身体，而是出于人的一种欲求。但是就当时的永州来说，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士大夫在思想上存在障碍，那时还认识不到观游对社会风尚和社稷安宁所起的作用；其二是在实践上受到州邑所在地环境局限，有些治地缺乏奇山异水等旅游资源，因此他的倡导便难于普及。但善于从社会实践中剔弊择善的柳宗元，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建筑理论家和设计大师，特别是在风景建筑理论研究和建设成就方面，有其独特建树。在《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这是柳宗元认为关于景观建筑设计应把握的三个原则。“逸其人”就是要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减少工程开支；“因其地”即因地制宜，尽可能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条件，随坡就势，就地取其砂石、水泉、草木加以人工造景；“全其天”，即不要人为破坏原本景色的天然真趣，少匠意，多野趣，形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之势。目的是想通过这种“合形辅势”奇观来摆脱州、邑所在地没有“天作地生之状”的穹谷幽岩奇异景色的困境，以薛存义的政绩联系，兴建零陵三亭，他大声呼呈：“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远而事成”，即景观建筑不但要注意体现自身的功能和使用价值，还应重视景观的社会价值，良好的建筑景观能使人心情愉悦，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籍以解开当时士大夫的思想疙瘩，树立旅游业为市民造福的信心。他认为建设公园、娱乐馆舍是精神文明建设中一项重要建设，是城镇规划中一项重要规划，不能等闲视之。因此，他表明，他深爱薛存义创建三亭，“余爱其始，而欲久其道”。
这些都是柳宗元在具体的景观建筑实践中形成的，他在贬为湖南永州司马期间，十分欣赏永州风景之佳美，并且亲自指挥和参与好几处风景的建设和规划。他在永州城郊潇水西边冉溪边买了一块地，临溪构建起家园，他用“愚”字来命名其新居：愚丘、愚泉、愚渠、愚池、池东愚堂，池南愚亭，汇中还有一愚岛，改名冉溪为愚溪，这就是有名的“八愚”。他还规划建造了龙兴寺西轩、法华寺西亭等多处景点。在风格特色方面，前者以“奥”见长；后者以“旷”取胜。
综上所述，柳宗元以其丰富的文化素养，通过对山水风景的长期、细致的体察，揭示出山水之所以成为风景的构景规律及其如何激发人们的审美感受。倡导开发旅游事业协调社会心理平衡，以造福于人民，这说明柳宗元在历史上给世界旅游理论及其事业理出了一个“头”，对旅游心理思想的分析打开了旅游科学研究的第一道门。特别是“柳文化”对于当今永州风景建设起着重要作用，他留下的诗歌散文，题辞碑刻与僧道打交道的情形、传说故事等与其它文化交织在一起，丰富了永州山水文化。文以景名，景以文传，从而又大大提高了永州山水的知名度。同时也带动了山水文化艺术的发展，带动了以文人名流为首的人群游历山水，有助于风景山水内容的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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