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Posted 2022-12-02 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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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河东柳氏家族是刘宋时期新起的雍州地方武力强宗，奠定其家族基业的第一位关键人物是柳元景。此后，其家族人物皆能依附新朝，追逐功名，与世浮沉，以保持其家族之荣显。柳氏人物重视孝义，宗族意识不断强化。随着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其家族显支受到了高门士族社会文化习尚的影响，其门风迅速雅化。齐、梁之间，柳世隆及其子孙多擅长玄谈、文学、弹琴和棋艺等，皆具名士气质，家族亦为高门士族社会所接纳，成为新兴门第的突出代表。

　　［关键词］河东柳氏；柳元景；柳世隆；文化；士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Ｈｅｄｏｎｇ（ａｐａｒｔｏｆｔｏｄａｙ’ｓ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Ｌｉｕｃｌａｎｒｏｓｅａｓａｌｏ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ｋｎｏｗｎｆｏｒｉｔ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ｉｇｈｔｉｎＹｏｎｇｚｈｏｕ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ｋｅｙｆｉｇ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ｎ’ｓ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ｗａｓＬｉｕＹｕａｎｊｉｎｇ，ｗｈｏｓｅ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ａｂｌｅｔｏｓｅｒｖｅｎｅｗｒｕｌｅｒｓｔｏｐｕｒｓｕｅｆａｍ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ａｓ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ｎ。ＴｈｅＬｉｕｓ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ｆｉｌｉａｌｄｕ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ｃｌａｎｗａ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ｔｈｅ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ｎｗｅｒ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ａｓｈ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ｏｎｂｅｃａｍｅｋｎｏｗｎ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ｔａｓｔ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Ｑｉ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Ｌｉ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ＬｉｕＳｈｉｌ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ｙｏｆｈｉｓ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ｓｗｅｒｅｇｏｏｄａｔｃｈａｔｔ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ｙ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ｚｉｔｈｅｒａｎｄｐｌａｙｉｎｇｃｈｅｓｓａｎｄｈａｄｔｈｅａｉｒｏｆ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ｉｅｓ。Ｓｏｔｈｅｃｌａｎｗａｓ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ｉｎｔｏ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ｂｅｃａｍｅａｎ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ｎｅｗｃｌａ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ＨｅｄｏｎｇＬｉｕｃｌａｎ；ＬｉｕＹｕ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ｕＳｈｉｌｏ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

　　河东柳氏是中古时代地位显赫、影响很大的世家大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家族支系甚多，颇为繁杂，其中主要以“西眷”与“东眷”二支最为显赫（注：对河东柳氏家族，以往学界已有所研究，专题论文主要有张灿辉先生《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刊于《晋阳学刊》１９９５年第６期）和韩树峰先生《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刊于《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另，陈琳国先生《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４期）也涉及河东柳氏家族的情况。以上诸文对柳氏在南朝时期家族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皆有考论，也牵涉到其门风问题，对本文多有启发，深表谢忱之意。不过，本文专题考察作为晚起寒门武力强宗代表的柳氏在社会地位提升后其门风的变化问题，侧重点有所不同。）。关于柳氏兴起之渊源及其主支之由来，《新唐书》卷七三《宰相世系表上》载：

　　柳氏出自姬姓。鲁孝公子夷伯展孙无骇生禽，字季，为鲁士师，谥曰惠，食采于柳下，遂姓柳氏。楚灭鲁，仕楚。秦并天下，柳氏迁于河东。秦末，柳下惠裔孙安，始居解县。安孙隗，汉齐相。六世孙丰，后汉光禄勋。六世孙轨，晋吏部尚书。生景猷，晋侍中。二子：耆、纯。耆，太守，号“西眷”。耆二子：恭、璩。恭，后魏河东郡守，南徙汝、颍，遂仕江表。……平阳太守纯生卓，晋永嘉中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四子：辅、恬、杰、奋，号“东眷”（注：对于河东柳氏“东眷”、“西眷”之南徙时间问题，存在不少可疑之处。韩树峰先生前揭文中经过翔实的考证，指出柳卓不可能在西晋末永嘉之乱中南迁，当时柳氏人物仕于后赵等胡人政权，直到十六国中期“秦赵丧乱”时才南迁的。他说：“西晋灭亡以后，河东柳氏的主体并未南渡，而是分别仕于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从柳纯、柳耆、柳恭的仕宦情况看，属典型的地方豪强。至秦赵丧乱，河东柳氏和中原地区的其他民众一样，南下避难。只是与其他大族南迁不同的是，柳氏南迁，分为两路，西眷柳恭一支迁于汝颍，东眷柳卓一支则迁于襄阳。”因此，柳氏属于晚渡之北方武力强宗。）。

　　由此可见，柳氏自秦、汉定居河东解县，仕于汉、晋，成为地方豪族。两晋之际，诸胡南进，中原失据，北方士庶大规模南迁，河东柳氏也有房支南移，柳卓则为柳氏“东眷”的开创者。不过，尽管柳氏在永嘉之乱时期早已南迁，但长期隐埋未显，直到刘宋才浮到历史前台。此后，柳氏家族英俊辈出，其家族文化风尚也随之发生了深刻转变，成为南朝时期新兴门第的杰出代表。本文对柳氏“东眷”家族门风的主要特征及其变化略作考论，从一个侧面透视南朝时期的社会变革。

　　一、“起自将帅”与世为功臣：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代表人物之尚武及其家族地位之提升

　　关于河东柳氏“东眷”在江南的传承情况，《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载：“柳元景字孝仁，河东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凭，冯翊太守。”诸人并无显赫的官位与业绩，其家族南迁后何以长期悄无声息呢？这显然与其家族之门第及其南迁后的侨居地密切相关。南朝中后期特别是隋唐时期，当时人皆视河东柳氏为高门士族。不过，柳氏“东眷”之高门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从柳卓南迁选择襄阳为侨居地及其代表人物的仕宦情况看，这一家族原本之门第应该属于地方豪强或“将门”的范畴，其门风的显著特征是崇尚事功与武勇。

　　陈寅恪先生指出，永嘉年间北人南移避难大体可分为两条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而避难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以最典型的长江下游为例，“其上层阶级为晋之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洛阳之士大夫集团，……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用武勇擅战著称，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远不及前二者之故，遂不易南来避难，其人数亦因是较前二者为特少也”［１］。从当时不同社会等级移民的地理分布看，其最上层一般聚集于都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后来有些房支移居浙东一带；其中层尚武集团主要居住在以京口为中心的晋陵地区；其下层则散居于江南各地，与土著杂处，并逐渐被同化。而在长江上游地区，南来移民主要集中在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地区和以襄阳为中心的雍州地区，这两个地区的民风颇为不同，有“江陵素畏襄阳人”的说法。陈寅恪先生以为居住襄阳与江陵之南来北人之社会身份不同，其情形大致与长江下游移民的类别相似。他指出：

　　西晋末年中州扰乱，北人莫不欲南来，以求保全，当时具有逃避能力者自然逐渐向南移动，南阳及新野之上层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者，则不能或不必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迁至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此不仅以江陵一地距胡族势力较远，自较安全；且因其为当日长江上游之政治中心，要为占有政治上地位之人群所乐居者也。又居住南阳及新野地域之次等士族同时南徙至襄阳一带。其后复值“胡亡氐乱”，雍、梁流民又南徙而至此区域。此两种人之性质适与长江下游居住京口晋陵一带之北人相似，俱是有战斗力之武人集团，宜其为居住江陵近旁一带之文化士族所畏惧也［１］。

　　可以说，长江上游之江陵与襄阳为两个移民区，同时也是两个文化区。河东柳氏南迁后定居于襄阳，这表明其家族之社会地位偏低，无法进入江陵地区，更不要说东下建业了。

　　从柳氏南移后在东晋的仕宦情况看，其代表人物官至地方郡守，可以肯定其为士族，不过其履职之地多为边防地区，显然为高门士族所不乐为。此外，从柳氏家族文化风尚看，东晋以来，襄阳之地成为南北对抗的缘边之地，雍州地区民族杂居，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大族，在精神气质上更多地表现出尚武好斗和重视事功的气质，从这一角度看，柳氏无疑是地方武力豪强。因此，在当时高门文化士族掌控军政大局的背景下，无论在地域上，还是社会地位上，河东柳氏无法进入门阀社会的高层。对此，《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记载的一则故事颇能说明这一点：

　　元景少时贫苦，尝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颇有羁旅之叹。岸侧有一老父自称善相，谓元景曰：“君方大富贵，位至三公。”元景以为戏之，曰：“人生免饥寒幸甚，岂望富贵。”老父曰：“后当相忆。”及贵求之，不知所在。

　　在传统门第社会的长期压抑下，柳元景作为“羁旅”武士，最大的愿望便是“人生免饥寒幸甚”，至于提升门第，则更无从谈起了。

　　然而，社会历史的巨变却给原本无望的寒门武力强宗提供了发展的机缘。就柳氏而言，关键性的奠基人物是柳元景，他是其家族南迁以来的第四代代表人物。柳元景之所以能够登上当时历史的前台，根本原因在于：刘宋代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晋以来门阀政治的结构，寒门武将势力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需要指出，刘宋建国后，加强了对雍、梁地区的经营，使得这一地区的豪门将家在征服蛮族的战争中日益崛起。刘宋统治者在内外纷争中，不断利用这一地区豪族的军事力量驱逐戡乱，进而逐步影响到刘宋军政大局。关于柳元景早年的情况，（历史论文 www.cha138.com）《宋书》本传载：“元景少便弓马，数随父伐蛮。寡言有器质。”可见其本人及其家族素擅武勇的作风。刘宋之初，柳元景已得到荆州刺史谢晦、雍州刺史刘道产等人的赏识。宋文帝元嘉年间，柳元景历任孝武帝刘骏、随王刘诞等人雍州幕府将帅，在讨剿诸蛮的战争中，功业卓著。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大举北讨，使诸镇各出军”，其中随王刘诞遣师西进关、陕，“加元景建威将军，总统群帅”。在柳元景的指挥与协调下，这一路北伐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刘宋北伐主力失利，宋文帝“以元景不宜独进，且令班师”。元嘉北伐之役，柳元景不仅因此成为一代名将，而且预示着雍州地方豪族军事力量的崛起。

　　此后，柳元景卷入刘宋皇族内部权力纷争，其地位也急剧上升。元嘉末，太子刘劭弑父篡位，孝武帝刘骏以柳元景为前锋，东下讨逆，为孝武帝登基立下汗马功劳。孝武帝曾问柳元景：“事平，何所欲？”元景答曰：“若有过恩，愿还乡里。”至此，柳元景还没有摆脱地方豪强的狭隘意识。但此后柳元景主要居住于建康，其军政活动与刘宋朝廷的斗争发生了紧密联系（注：《周书》卷四二《柳霞传》载柳霞谓萧察云：“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太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独守坟柏。常诫臣等，使不违此志。” 这是说自柳元景、柳庆远、柳世隆，相继居于金陵，这对其家族与中央朝廷及高门士族的结合，有重要的影响。韩树峰先生前揭文以此论云：“柳元景在中央供职，是柳氏进入高级士族圈所迈出的第一步。”。）孝武帝任其为侍中，领左卫将军，转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前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后来元景又参与平定臧质等人的叛乱，因功与沈庆之俱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封晋安郡公，后改封巴东郡公。大明年间，官至尚书令等。孝武帝死前，命其与刘义恭、射颜师伯“并受遗诏辅幼主”。柳元景达到了其军政权势的巅峰。

　　柳元景在进入刘宋权力核心层的同时，也遭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孝武帝“严暴异常，元景虽荷宠遇，恒虑祸及”。孝武帝死后，诸人一度弹冠相庆，但岂不知前废帝更为凶狂，于是诸辅政大臣图谋废黜，永光元年，元景诸人事泄被诛。由于事关谋反，元景家族遭到重创，元景长子庆宗早为孝武帝杀害，其他诸子及“诸弟侄在京邑及襄阳从死者数十人”。不过，从其家族发展的趋势看，柳元景一房虽多遭诛，但柳氏之兴隆实多有赖于柳元景之发迹。

　　谈到柳元景对于其家族发展的关键性地位与作用，不仅在于其以卓著的军政业绩确立了其家族特殊的“门势”，而且在于其行事作风奠定了柳氏门风的某些基调，并为其家族后辈不断继承，深刻地影响着其家族的发展。其一，柳元景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提携其兄弟子侄。《南齐书》卷二四《柳世隆传》载：

　　世隆少有风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为尚书令，独赏爱之，异于诸子。言于孝武帝，得召见，帝曰：“三公一人，是将来事也。”……除西阳王抚军法曹行参军，出为虎威将军、上庸太守。帝谓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号为随郡，今复以授世隆，使卿门世不绝公也。”

　　柳元景以其特殊的身份，向宋孝武帝推荐其家族精英子弟，孝武帝当然表示理解。在这方面，柳元景注意塑造新的家族精神，可谓远见卓识。此后，柳氏家族代表的宗族意识明显强化。作为宋齐之间柳氏的代表，柳世隆也十分注意提携其家族人物，《梁书》卷九《柳庆远传》载：

　　初，庆远从父兄卫将军世隆尝谓庆远曰：“吾昔梦太尉以褥席见赐，吾遂亚台司；适又梦以吾褥席与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庆远亦继世隆焉。

　　“太尉”即指柳元景，可见柳世隆是效仿、追随柳元景的精神传统，希望其他本族人物能“光我公族”，表现出强烈的宗族意识。又，《周书》卷四二《柳霞传》载：

　　霞幼而爽迈，神彩嶷然，髫岁便有成人之量。笃好文学，动合规矩。其世父庆远特器异之。谓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尝语吾云：‘我昨梦汝登一楼，楼甚峻丽，吾以坐席与汝。汝后名宦必达，恨吾不及见耳。’吾向聊复昼寝，又梦将昔时座席还以赐汝。汝之官位，当复及吾。特宜勉励，以应嘉祥也。”

　　这里说柳元景将“座席”赐予柳庆远，而柳庆远则将之传给柳霞，与上文有所不同。柳氏以“太尉公”柳元景为家族发达之关键人物，而“褥席”、“座席”则是其家族权位与门户延续的象征物，只有世代不乏才俊，传承“座席”，其家族才能兴旺发达。《南史·柳元景传》末李延寿史论云：“柳元景行己所资，岂徒武毅；当朝任职，实兼雅道。”这里肯定柳元景与一般武人的不同之处，颇为中肯。

　　其次，柳元景“起自将帅”，体现出其家族尚武的后发优势。不过，与一般粗鄙武夫不同，柳元景很善于利用时机，其地位之确立无疑与其追随宋孝武帝有关。此后柳氏尚武之士将这一点发扬光大，不仅多军功显赫，形成了“世为将家”的传统，而且多能在王朝兴替中抓住时机，从而使得柳氏家族代有功臣，以延续其家族的特殊地位。宋齐之际，柳氏代表人物是柳世隆。据《南齐书》卷二四《柳世隆传》，他在宋孝武帝、前废帝打压功臣，其家族遭受严重挫折之后，冒险投靠宋明帝，“泰始初，诸州反叛，世隆以门祸获申，事由明帝，乃据郡起兵，遣使应朝廷。……还为尚书仪曹郎，明帝嘉其义心，发诏擢为太子洗马，出为宁远将军、巴西梓潼太守”。柳世隆的这一举措，使其家族转危为安。特别在宋齐易代过程中，柳世隆及早地转向萧道成集团，他曾为萧赜长史，二人“相遇甚欢”，“太祖之谋渡广陵也，令世祖率众下，同会京邑，世隆与长流萧景先等戒严待期，事不行”。萧道成代宋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解决据有上流势力的沈攸之，而夏口则为遏制沈攸之的咽喉之地，萧道成与萧赜书曰：“汝既入朝，当须文武兼资人与汝意合者，委以后事，世隆其人也”。于是萧赜“举世隆自代”。柳世隆在牵制沈攸之的战争中作用甚著，为萧齐建国之功臣，深得齐高帝萧道成与齐武帝萧赜的信重，其后官至侍中、尚书令等，并一再出镇诸州郡。有关柳世隆对萧齐之功业，《南齐书》卷二四萧子显有传论云：“文以附众，武以立威，元帅之才，称为国辅。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举事，荆楚上流，方江东下。斯驱除之巨难，帝王之大敌。柳世隆势居中夏，年浅位轻，首抗全师，孤城挑攻，临埤授策，曾无汗马，劲寇乖沮，力屈于高墉，乱辙争先，降奔郢路，陆逊之破玄德，不是过也”。可以说，柳世隆预谋萧道成父子之篡宋，对柳氏家族地位的巩固和提升作用巨大。

　　齐梁之际，柳世隆子孙辈也颇能见机行事，如其子柳恽，《梁书》卷二一本传载“高祖至京邑，恽候谒石头，以为冠军将军、征东府司马。时东昏未平，士犹苦战，恽上笺陈便宜，请城平之日，先收图籍，及遵汉祖宽大爱民之义，高祖从之”。柳恽在萧衍立国前已表归附之诚心，后得萧衍信重。柳憕，“梁武帝举兵至姑孰，憕与兄恽及诸友朋于小郊候接”。柳忱，齐末为西中郎将，齐东昏侯遣师袭击雍州之梁武帝萧衍，西中郎长史萧颖胄犹豫不决，柳忱等“并劝同武帝，颖胄从之”。柳惔，萧齐末，梁武帝出镇雍州，“惔祖道，帝解茅土玉环赠之。天监二年元会，帝谓曰：‘卿所佩玉环，是新亭所赠邪？’对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谨服之无斁。’……帝因宴为诗贻惔曰：‘尔实冠群后，惟余实念功。’”（注：以上引自《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所附柳憕、柳忱、柳惔诸人传。）。可见柳惔、柳忱兄弟也早与萧衍交往甚密。可以补充说明的是，柳世隆曾孙柳裘在梁亡后入北周，周宣帝死前，其“留待禁中，与刘昉、韦谟、皇甫绩同谋，引高祖入总万机。高祖固让不许。裘进曰：‘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高祖从之”，后来隋文帝常思其“定策功”（《隋书》卷三八《柳裘传》）。

　　齐梁之际，柳氏最显著之代表人物是柳元景另一侄儿柳庆远。《梁书·柳庆远传》载：

　　高祖之临雍州，问京兆人杜恽求州纲，恽举庆远。……因辟别驾从事史。齐方多难，庆远谓所亲曰：“方今天下将乱，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尽诚协赞。及义兵起，庆远常居帷幄为谋主。

　　柳庆远作为掌控雍州地方社会的实力派，他早有投靠萧衍的动机。中兴元年，柳庆远以征东长史身份“从军东下，身先士卒，高祖行营垒，见庆远顿舍严整，每叹曰：‘人人若是，吾又何忧。’”萧衍平定建康，“城内尝失火，禁中惊惧，高祖时居宫中，悉敛诸钥，问‘柳侍中何在’。庆远至，悉付之。其见任如此”。梁武帝称帝，以庆远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加征虏将军，封重安侯。后又任其为雍州刺史，并说：“卿衣锦还乡，朕无西顾之忧矣”。柳庆远一生主要从事武职，延续了其“世为将家”的传统（《梁书》卷九《柳庆远传》），特别是他在齐梁更迭之际，追随梁武帝，对其家族地位的延续颇有助益。

　　萧梁一代，柳庆远一房为将者最著。其孙柳仲礼，“勇力兼人，少有胆气，身长八尺，眉目疏朗”。仲礼父柳津随萧纲入朝，“仲礼留在襄阳，马杖军人悉付之。抚循故旧，甚得众和”，梁武帝“思见其面，使画工图之”。侯景变乱前，仲礼早有预料，“屡启求以精兵三万讨景，朝廷不许”。及至侯景渡江，“朝野便望其至”，仲礼与诸将赴援，“见推总督”，侯景甚惧之。其初与侯景战，颇为骁勇，但后来遭遇挫折，“壮气外衰，不复言战”，“常置酒高会，日作优倡，毒掠百姓，污辱妃主”，其父柳津与梁武帝同困台城，登城谓曰：“汝君父在难，不能尽心竭力，百代之后，谓汝为何。”柳仲礼无动于衷，最终竟然“开营降贼”，以致“论者以为梁祸始于朱异，成于仲礼”（注：以上皆引自《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仲礼传》。）。柳仲礼降附侯景，从梁朝兴亡及其家族尚武传统而言，可谓极大之耻辱。柳仲礼之弟柳敬礼，“少以勇烈闻，……侯景度江，敬礼率马步三千赴援。至都，与景频战，甚著威名”。他与仲礼降景后，曾谓兄言：“景今来会，敬礼抱之，兄便可杀，虽死无恨。”仲礼虽许之而不敢动，敬礼后图谋袭击侯景而被杀，临死曰：“我兄老婢也，国败家亡，实余之责，今日就死，岂非天乎。”侯景之乱，给萧梁王朝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南朝士族社会也因此衰微，即便是晚起的河东柳氏也受到严重的摧残，其尚武之房支主要人物皆相继遇难，其“世为将家”的传统也由此中衰。

　　与柳氏尚武门风相关，作为晚起的军功勋贵，河东柳氏家族代表人物为宦重视实务，具有较强的进取意识和行政能力，与传统的高门士族不同。齐、梁时期，柳世隆、柳恽父子等为官施政，颇得大体。如柳恽“复为吴郡太守六年，为政清静，民吏怀之。于郡感疾，自陈解任，父老千余人拜表陈请，事未施行”（《梁书》卷二一《柳恽传》）。柳憕，梁时曾任蜀郡太守，“在蜀廉恪为政，益部怀之”（《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憕传》）。由于其门风之熏染，柳氏之女也颇有能力。《陈书》卷七《高宗柳皇后传》载柳皇后乃柳恽孙女，“后年九岁，干理家事，有若成人”，陈高宗崩，“始兴王叔陵为乱，后主赖后与乐安吴氏救而获免，事在叔陵传。后主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宫曰弘范。当是之时，新失淮南之地，隋师临江，又国遭大丧，后主病疮不能听政，其诛叔陵、供大行丧事、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虽假以后主之命，实皆决之于后。后主疮愈，乃归政焉”。可见柳皇后对陈朝政局影响之大。不仅如此，柳氏流落北朝之人物也表现出较强的从政能力，与南士普遍浮虚的状况不同。如柳彧，《隋书》卷六二本传载其乃柳仲礼之子，梁亡归周，先后为宇文护、宇文邕和隋文帝等北朝统治者所用，他一再直言上谏，皆能切中要害，颇得称誉，其传末史论赞曰“邦有司直，（刘）行本、柳彧近之矣”。柳庄，《隋书》卷六六本传载其自后梁入隋，授开府仪同三司、给事黄门侍郎等，“庄明习旧章，雅达政事，凡所驳正，帝莫不称善。苏威为纳言，重庄器识，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能兼之者，不过于柳庄。’高颎亦与庄甚厚”。柳庄以“明习旧章，雅达政事”，深得关中士大夫人物苏威及高颎的赏识，可谓难得。由此可见柳氏家族门风之基本特征。

　　二、齐、梁时期河东柳氏“东眷”门风之雅化及其门望之提升

　　河东柳氏在南朝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以军功勋业发迹。当时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文化士族，出自寒门的军事勋贵子弟在取得政治权位和经济财富后，必然在思想文化上向高门士族靠拢。不仅如此，南朝时代，各王朝政治斗争错综复杂，政局动荡，而新起的寒门勋贵多依赖皇权，往往卷入政争，旋升旋灭，难以延续。就柳氏而言，柳元景虽将其家族带到军政权势的高峰，但宋孝武帝父子一度诛戮其家族代表人物，造成其家族发展史上的严重危机。因此，无论是潜移默化的内在文化转变的推动，还是其家族现实危机的冲击，都迫使其代表人物努力改造其家族的文化风尚，从而推进其家族的士族化进程。

　　在河东柳氏家族文化“雅化”的进程中，一个标志性的关键人物是宋齐之间的柳世隆。柳世隆亲历柳元景之祸，可谓触目惊心，因而他努力改造其家族门风。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世隆特重孝道，这是士族社会最重视的道德伦理。《南齐书》本传载其为母守丧事云：

　　上手诏与司徒褚渊曰：“向见世隆毁瘠过甚，殆欲不可复识，非直使人恻然，实亦世珍国宝也。”渊答曰：“世隆至性纯深，哀过乎礼。事陛下在危尽忠，丧亲居忧，杖而后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极，加荣增宠，足以厉俗敦风。”

　　齐高帝萧道成及名士代表褚渊如此表彰柳世隆之孝行，这对柳氏社会地位之提升大有助益。此后，柳氏人物孝义成风，如世隆子柳恽，“为太子洗马，居父忧去官，著《述先颂》，申其罔极之心，文甚哀丽。后试守鄱阳相，听吏属得尽三年丧礼，署之文教，百姓称焉”（《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恽传》）。柳恽不仅本人重视守丧尽孝，而且将其作为治理地方之“文教”，引导社会风尚。世隆另一子柳忱，“年数岁，父世隆及母阎氏时寝疾，忱不解带经年。及居丧，以毁闻”（《梁书》卷一二《柳惔传附柳忱传》）。可以说，齐梁之世，柳世隆一支已成为孝义之家。此外，其他柳氏房支也如此。据《周书·柳霞传》，在柳氏主支逐步迁居建康后，柳季远“独守坟柏”，后萧察称帝江陵，劝柳霞笃志不移，一度“因留乡里，以经籍自娱”；“霞有志行。初为州主簿，其父卒于扬州，霞自襄阳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毁瘁殆不可识。后奉丧溯江西归，中流风起，舟中之人，相顾失色。霞抱棺号恸，诉天求哀，俄顷之间，风浪止息。其母尝乳间发疽，医云：‘此病无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脓，或望微止其痛。’霞应声即吮，旬日遂瘳。咸以为孝感所致”。柳霞子柳靖，入隋后“足不历园庭，殆将十载。子弟奉之，若严君焉。其有过者，靖必下帷自责，于是长幼相率拜谢庭，靖然后见之，勖以礼法。乡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广德知也。’时论方之王烈”。《周书》卷四二“史臣曰”称“柳霞立身之道，进退有节。观其眷恋坟陇，其孝可移于朝廷；尽礼旧主，其忠可事于新君”。可见南北朝之末柳氏孝义门风影响之显著。

　　与此同时，柳世隆也重视学术文化方面的积累。《南史·柳元景传附柳世隆传》称其“及长，好读书，折节弹琴，涉猎文史，音吐温润”。宋、齐之际，其言行雅化，深得士族名士称誉。萧齐时，他着力推进家族文化建设，史称其“性爱涉猎，启高帝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又载：

　　性清廉，唯盛事坟典。张绪问曰：“观君举措，当以清名遗子孙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不才，将为争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经。”

　　柳世隆深刻地意识到，对于家族门第的传承而言，无论是财富，还是地位，皆非永恒的依靠与寄托，真正可靠的保障是子孙的才能与学业（注：明人林茂桂撰《南北朝新语》卷一引柳世隆此语，詹子忠评曰：“第一家训”。可见柳世隆深得世族家教之道。）。因此他“盛事坟典”。这与传统文化士族的家教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柳世隆本人在文化趣味上积极效仿士族的作风，《南齐书》本传载：

　　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谈琴，世称柳公双璅，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注：关于柳世隆善弹琴，《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王俭传》载齐高帝萧道成曾“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

　　柳世隆晚年“专以谈义自业”，且善弹琴等才艺，“风韵清远”，已具备了士族名士的基本素质。柳世隆如此，对其家族文化影响甚深，《南齐书》卷二四史论云：“及世道清宁，出牧内佐，体之以风素，居之以雅德，固兴家之盛美也。”《南史》卷三八史论亦云：“世隆文武器业，殆人望也，诸子门素所传，俱云克构。”对柳氏家族发展史而言，柳世隆雅化之意义可与柳元景之影响相提并论，也是其家族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

　　齐梁之世，柳世隆诸子多具有文学艺术才能。其长子柳悦，“少有清致”，文采未显。次子柳惔，《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惔传》载：“（惔）好学工制文，尤晓音律，少与长兄悦齐名。”史载其“尝预齐武烽火楼宴，帝善其诗，谓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风韵清爽，亦属文遒丽。’”他与梁武帝也有诗文往还，“惔著《仁政传》及诸诗赋，粗有辞义”。柳惔绍续其家风，“性爱音乐”。

　　柳惔弟柳恽文学艺术才能更为突出。《梁书》本传载其“少有志行，好学，善尺牍”。关于其文学修养，《梁书》本传载：

　　恽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邪王元长见而嗟赏，因书斋壁。至是预曲宴，必被诏赋诗。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高祖所美。当时咸共称传。

　　萧齐世，柳恽以诗才得到王融称赞；入梁，又以此深得梁武帝赞赏，可见其文才之突出。在艺术上，柳恽最擅长者当首推音乐，这是其家学传统：

　　初，宋世有嵇元荣、羊盖，并善弹琴，云传戴安道之法，恽幼从之学，特穷其妙。齐竟陵王闻而引之，以为法曹行参军，雅被赏狎。王尝置酒后园，有晋相谢安鸣琴在侧，以授恽，恽弹为雅弄。子良悦：“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信在今辰。岂止当世称奇，足可追踪古烈。”

　　又，《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恽传》亦载：“初，恽父世隆弹琴，为士流第一，恽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复变体备写古曲。尝赋诗未就，以笔捶琴，坐客过，以箸扣之，恽惊其哀韵，乃制为雅音。后传击琴自于此。恽常以今声转弃古法，乃著《清调论》，具有条流。”可见柳恽不仅善弹琴，而且精通音律。此外，《南史》本传载其善于投壶：“齐竟陵王尝宿宴，明旦将朝见，恽投壶枭不绝，停舆久之，进见遂晚。齐武帝迟之，王以实对。武帝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他又能射，“尝与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阔，乃摘梅帖乌珠之上，发必命中，观者惊骇”。柳恽又“善弈棋”，梁武帝也有此好，“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他又继承乃父善卜之业，著《卜杖龟经》，又“性好医术，尽其精妙”。梁武帝曾谓周舍曰：“吾闻君子不可求备，至如柳恽可谓具美。分其才艺，足了十人。”柳恽多才多艺，其修养、气质与才能完全名士化（注：在《梁书》卷二一传末史论中，姚思廉以柳恽“多才艺称”，与其他士族才俊一并视为“梁室名士”。）。

　　从家族文化的角度而言，柳世隆父子之所以能才艺显名，主要在于其家族教育。当时士族社会极重“家教”，钱穆先生也曾指出：“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２］齐梁时期，柳世隆一房已形成了以文学艺术为特色的“家学”与“家教”传统，才俊辈出。

　　此后，隋朝南士北徙，柳氏精英成为南朝文化之代表，如柳，《隋书》卷五八《柳传》载其为柳惔孙，“少聪敏，解属文，好读书，所览将万卷”，后梁废后入隋，为晋王杨广咨议参军，以文学倍受重视：

　　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为序，词甚典丽。初，为庾信体，及见已后，文体遂变。仁寿初，引为东宫学士，加通直散骑常侍、检校洗马。甚见新侍，每召入卧内，与之宴谑。尤俊辩，多在侍从，有所顾问，应答如响。性又嗜酒，言杂俳谐，由是弥为太子之所亲狎。以其好内典，令撰《法华玄宗》，为二十卷，奏之。太子览而大悦，侪辈莫与为比。炀帝嗣位，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撰《晋王北伐记》十五卷，有集十卷，行于世。

　　隋炀帝招引江左文士，柳则“为之冠”，对江左文学艺术的北传影响很大。

　　从“家学”的角度看，柳氏也重视经史学术与玄理的积累。如柳世隆子柳憕，“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憕传》）。柳恽少子柳偃，颇为梁武帝喜爱，“年十二引见。诏问读何书，对曰《尚书》。又曰：‘有何美句？’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众咸异之”（《梁书》卷二一《柳恽传》）。柳惔孙柳洋，仕于后梁，“少有文学，以礼度自拘，与王湜俱以风范方正为当时所重”（《周书》卷四八《萧察传》）。即便是居于襄阳的柳氏才俊，萧梁以降也趋于文士化，如柳霞，自幼“笃好文学，动合规矩”；其子柳靖，“少方雅，博览坟籍”，入隋后，“优游不仕，闭门自守，所对惟琴书而已”（《周书》卷四二《柳霞传》）。可见柳氏后辈之学术修养的进步。及至唐代，柳冲“博学，尤明世族”（《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下·柳冲传》），成为唐朝中期最重要的谱牒学者。不过，总体而言，柳氏在经史学术上的成就比之文学艺术略有逊色。

　　随着柳氏代表人物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和其门风的不断雅化，其家族门望也不断提升，逐渐实现由权势之家向清雅门第的转变。这有多方面的表现。

　　其一，就柳氏人物交际活动看，柳元景在宋孝武、前废帝时，虽然位列三公，“荷恩宠遇”，但其交际范围主要局限于寒门勋贵的圈子，《宋书》本传载其与颜师伯等“常相驱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南史》卷三七《沈庆之传》也载：

　　柳元景、颜师伯尝诣庆之，会其游田，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庆之独与左右一人在田，见之悄然改容曰：“夫贫贱不可居，富贵亦难守，吾与诸公并出贫贱，因时际会，荣贵至此，唯当共思损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见成败者已多，诸君炫此车服，欲何为乎！”于是插杖而耘，不为之顾。元景等彻侍褰裳从之，庆之乃与相对为欢。

　　沈庆之虽同为寒门武将，但对柳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的炫耀车服的行为不满。高门士族对这种暴发户作风自然更是嗤之以鼻（注：《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载宋孝武帝喜谐谑，“柳元景、垣护之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所谓“北人”，是当时士族门第轻视晚渡北来人物的称谓，只是孝武帝没有直接羞辱柳元景为“老伧”，但轻视之意是相同的，显然将其排除在士族门第之外。又，《南齐书》卷四六《王秀之传》载琅邪名士王瓒之不趋权贵，“及柳元景、颜师伯令仆贵要，瓒之竟不候之”。王瓒之为宦“未尝诣一权贵”，被誉为“朝隐”，对柳元景之类的武人更是不屑一顾。）。

　　宋齐之际，随着柳氏代表人物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得到士族社会的认可，进入名士阶层的交际圈子，如柳世隆，宋末“与张绪、王延之、沈琰为君子之交”，其清谈、弹琴等才学正是其与名士交往之手段。世隆与名士领袖王俭、褚渊等交往也颇为密切，据《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惔传》载，王俭称其二子柳悦、柳惔：

　　王俭谓人曰：“柳氏二龙，可谓一日千里。”俭为尚书左仆射，尝造世隆宅，世隆谓为诣己，徘徊久之。及至门，唯求悦及惔。遣谓世隆曰：“贤子俱有盛才，一日见顾，今故报礼。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窥人。”

　　王俭作为萧齐士族社会之领袖人物，如此称赏柳惔兄弟，正说明士族社会对柳氏的态度。又，“仆射张稷与惔狎密”，柳惔性好音乐，然其妻嫉妒，“女伎精丽，略不敢视”，唯张稷拜访，其妻才允许女伎演奏，以致“惔每欲见妓，恒因稷请奏”，二人关系之密切如此。柳恽在齐梁时期频繁参与萧子良、萧衍组织的名士活动，他“与谢瀹邻居，深见友爱，瀹曰：‘宅南柳郎，可为仪表。’”又载其“唯与王暕、陆杲善。每叹曰：‘暕虽名家，犹恐累我也。’”柳憕在梁代“与琅邪王峻齐名，俱为中庶子，时人号为方王”（注：以上皆见《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所附诸人传。）。谢举曾引见柳霞，甚嘉之，对人说：“江汉英灵，见于此矣”（《周书》卷四二《柳霞传》）。齐、梁之间，一流侨姓士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和吴姓名门张氏、陆氏等代表人物皆与柳氏子弟交往密切，称誉有加，而柳氏人物则以玄化名士之态度应对，颇为风雅。柳氏人物交际圈的改变，说明他们已为传统士族社会所接受。

　　其二，萧梁以降，柳氏与皇族通婚，也体现了其门望的提高。如柳偃，梁武帝下诏命令其娶长城公主；其子盼，尚陈文帝女富阳公主；其女则嫁予陈宣帝为皇后。柳惔孙柳裘，也尚梁公主，为驸马都尉（注：见《隋书》卷三八《柳裘传》。至于柳裘所尚为哪位公主，则无详载。）。柳氏成为梁、陈皇族国婚的对象。士族社会尤重婚姻，柳氏之婚姻正从侧面说明其家族清望的提高。

　　其三，在仕宦方面，柳氏显支也与高门士族的地位相当，《南史·柳元景传》载柳世隆子柳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惔、第三兄恽、第四兄憕及忱三两年间四人迭为侍中，复居方伯，当世罕比”。后梁时期，柳氏人物柳洋、柳信言和柳庄等分别以“民望”、“文章”和“政事”显名（注：③见《周书》卷四八《萧察传》的相关记载。），成为萧氏后梁政权的支柱。这与刘宋时期柳氏暴发而起的情况完全不同，依靠的是其清流雅望。综合上述，齐、梁以降，河东柳氏“东眷”在文化上已不断雅化，在门望上则实现了士族化。

　　三、余论：由河东柳氏“东眷”门风之变化看南朝寒门勋贵的士族化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甲族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门阀制度的保护下，这一阶层逐渐处于封闭状态。不过，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相对性，中古士族阶层及其相关制度也是如此，其演变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包容性和更新机制。唐长孺先生《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考察了士族形成、升降的过程及其主要因素，指出在门阀制度形成以后，士族社会依然重视“当代轩冕”，而并非一味依赖“冢中枯骨”，这就决定了门阀士族社会必然存在着不断升降的变化。这种士族门第的升降变化，直到南朝时期依然在进行，唐代柳芳论江左士族称“过江则有侨姓，王、谢、袁、萧为大”（《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唐先生据此指出，兰陵萧氏本为寒门，“在宋代，萧氏包括齐高帝父承之、梁武帝父顺之都是将家，以军功显，那时不过与高平檀氏相比，虽挤入士族，并非高门。齐梁两代是宗室，不以一般门第论。柳芳以萧氏和王、谢、袁并列，恐怕实以梁陈以后萧氏的地位为断。在南朝，出生寒微，以军功显达的人很多，但能列于士族的已不多，被称为高门、甲族的只有萧氏一家而已”［３］。在此基础上，唐先生概括指出：

　　……士族的形成是在魏晋，因而只有在魏晋时获得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于士族。西晋人谴责中正品第高下据当时权势而定，中正所据的“门资”实际上即当时的官爵。东晋南朝中正品第业已固定，沈约指出：“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若干家族属于“门地二品”，即按照门地理应二品，当前官爵的高低，权势的大小和中正定品的关系并不像西晋那样重要。但是士族内部的高低升降仍然视当时官爵而定。我们在上面举出谢、庾、褚、萧四族为例，说明这些家族在东晋南朝成为第一流高门是和权重位尊（萧氏更是皇室）有关的［３］。

　　依照唐先生的考论，东晋南朝士族社会依然存在着通过现实的权势地位和联姻皇族等渠道晋升门第的情况，虽然南朝寒门军功阶层最终获得与王、

　　谢齐名的高门甲族只有兰陵萧氏一家，但其他寒门军功人物在社会地位上升后，则普遍寻求其家族门第的士族化。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东晋时期陈郡谢氏、颍川鄢陵庾氏、颍川阳翟褚氏，还是南朝时期的兰陵萧氏。他们之所以能够适时地成为第一流高门，除了各种权势地位的影响外，还与其家族文化风尚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在当时，士族社会最核心的要素和最显著的表征在于其家族文化，即所谓家学门风。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魏晋之际虽一般社会有巨族、小族之分，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则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惟一之标准者也。……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４］。

　　陈先生以为决定士族社会地位的重要表征在于“门风之优美”和“学业之因袭”。

　　南朝时期，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动，不断出现寒门人物以其勋业获得军政方面的实际权位，并以此挤压高门士族。不过，这些勋贵尽管取得了军政实权，但他们在文化上则缺乏士族社会“门风之优美”和“学业之因袭”的优势，反过来必然被这种士族文化所征服。检阅南朝时期的相关史籍，不难看到许多在当时改易朝代中崛起的寒门勋贵子弟很快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习尚，从而出现了士族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最明显的成就多表现在文学艺术等显示“才情”的方面，而在经史学术上则相对逊色。这方面，河东柳氏可谓一典型。当时，与柳氏情况相似的新起文学艺术世家，齐、梁以降著名者如兰陵萧氏、彭城刘氏、彭城到氏等都是如此。兰陵萧子恪一支为萧齐皇族之后，《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载：

　　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五人。子恪尝谓所亲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

　　兰陵萧氏其他宗支特别是萧梁皇族子孙在文艺方面的成就更为显赫。

　　彭城刘氏安上里一支晋宋之时本尚武，其代表人物为刘勔，入齐，其子刘绘等已以文才显名，及至梁代，其子弟无不尚文，《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载：

　　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

　　可以说，彭城刘氏成为萧梁最显赫的文学世家之一。彭城到氏，晋宋之际，到彦之因尚武暴发，宋、齐之际，其家族门风趋于雅化，其代表人物是到㧑，《南齐书》卷三七《到㧑传》载：“㧑资籍豪富，厚自奉养，宅宇山池，京师第一，妓妾姿艺，皆穷上品。才调流赡，善纳交游，庖厨丰腆，多致宾客”。及至梁朝，到氏名士辈出，在文学才艺诸方面表现突出，其中到沆、到溉、到洽三人最为知名，他们兼涉玄、佛与儒学，尤其文学艺术见长，以致梁武帝称许“诸到可谓才子”，当时文士领袖任昉则对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书》卷二七《到洽传》）。

　　以上所述彭城刘氏、兰陵萧氏、彭城到氏与河东柳氏一样，其家族之兴起皆肇始于晋宋之际，以武力功勋发迹；宋齐之际，其第二代人物开始致力家族文化的转型；及至齐梁时期，其家族门风普遍雅化，人才辈出，成为文学艺术世家。当然，其中也有子弟出入经史，但总的说来，其学术积累尚浅，主要倾心于文学才艺。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由其士族化进程所决定的。因为，一般说来，寒门人物在接触到高雅的士族文化后，首先比较能够吸收、仿效的是其表面的行为举止和围棋等娱乐项目，进而是诗文音律，而经史学术的积累则需要经历更漫长的时间。

　　最后，有一点必须说明，南朝寒门勋贵在士族化进程中，不仅不同房支往往参差不齐，甚至同一房支也会出现反复。齐、梁时期，柳氏门风之雅化渐达高潮，与柳世隆一支积极推进士族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柳庆远一房则比较固执地坚持其家族尚武之风。如柳庆远子柳津，《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津传》载其“虽乏风素，性甚强直。人或劝之聚书，津曰：‘吾常请道士上章驱鬼，安用此鬼名邪。’”所谓“劝其聚书”，目的在于促进其门风之雅化，而柳津则表现出对文化的轻视。柳津子柳敬礼，《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敬礼传》载其“少以勇烈闻。粗暴无行检，恒略卖人，为百姓所苦，故襄阳有《柳四郎歌》”。柳庆远父子皆尚武轻文，与柳世隆父子在齐梁时期努力雅化的情况明显不同（注：韩树峰先生在前揭文中指出柳氏在梁代出现了文武分途的情况，即柳世隆一支趋文，而柳庆远则尚武。之所以如此，在于前者居于建康，仕宦已“中央化”；而后者则长期居于襄阳旧里，任职地方，因而不必舍弃擅长的武功，向文化士族转化，从而继续保持其浓厚的将门色彩。“要之，中央化与地方化的不同发展趋势，是河东柳氏文武分途的根本原因。”这一论述颇为深刻。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晚起的权势家族，柳氏各房支的士族化进程是不可能等齐划一的，其过程必然迟速有别。其实，襄阳地区的柳氏宗族也在致力文雅化，如前文所述柳霞的情况便可说明。后梁时期，柳氏襄阳旧里宗族显支的士族化进程明显加快并完成了。其后，他们陆续入周、入隋，并奠定了这一家族在隋唐时代成为关中一流门望的基础。而在南齐、梁时期获得殊誉的柳氏显支在梁、陈之际的社会变乱中遭受重创，对隋唐时期其宗族地位升降的影响似不如其襄阳地方房支突出。）。不仅如此，即便是柳世隆之后人，在文化转变过程中，其个别人物也难免会出现“返祖”现象，表现出粗鄙的本色。如陈朝时期，柳恽孙柳盼，“性愚戆，使酒，常因醉乘马入殿门，为有司所劾，坐免官，卒于家”。柳氏如此，其他寒门勋贵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南朝新起勋贵与传统文化高门世族的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１］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Ｍ］∥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本站网书店，２０００：５５——７７。

　　［２］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Ｍ］∥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２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２５——１８６。

　　［３］唐长孺。士族的形成与升降［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５３——６３。

　　［４］陈寅恪。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５０——１２７。

传统文化 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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