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清代金坛于敏中氏族的文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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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金坛于敏中氏族的文化贡献
清代镇江府金坛于家,在明代后期,因复杂的政局变动和东林党人讲学运动,走入江南文化望族之列。在清代,于家族人有数十人进士及第,于振、于敏中兄弟分别是雍正、乾隆朝的状元,科举上的隆显进一步奠定了家族文化繁盛的根基。清代的于家人还在编修诸书等国家文化工作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于敏中以状元儒臣入相,并且兼任四库馆的总裁,在《四库全书》的编修上用力颇深。
[关键词] 金坛;于敏中;《四库全书》
金坛于敏中氏族在清代是有不可忽略的文化贡献的,尤其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而且当时于家人积极参与的工作,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他们的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参与编修多部钦定的文化典籍方面。为了更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先要看一下有清一代,尤其清代前中期的文化政策,结合于家族人的文化活动加以概说。
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对全国的统治,重拾温柔敦厚的儒文化,重视经学的导向,使汉学在有清一代达到历史鼎盛。为了延笼汉族士人,满清统治者入关不久就重开科举,并且经常在进士科外另开别科以征能者,如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录取陈维崧、朱彝尊、汪琬、施闰章等名士;乾隆元年(1736)的博学鸿词科,一等取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五人,二等取十人,次年补试又续取四人。乾隆还开经学科、阳城马周科等。当然笼络同打击是一体两面的,惩于明亡的史鉴,清代统治者几次下令禁止文人结社立盟,而且严格的文网,将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同统治者的文化策略紧紧拴在一起。重视教育,官修、私修书院一时数量激增,于家先人于湛所创的郧山书院在清代成为官学。清代皇帝对汉人诗文书画亦喜爱非常。康熙、乾隆的书法皆有可观之处。清代皇帝对书法的钟爱甚至影响到状元的定抉,如康熙三十年辛未科(1691),殿试之后,张玉书等初拟名次,戴有祺列一甲第四名,而康熙因欣赏其书法钦擢为状元。所以清代的状元们能书者甚多。于振、于敏中兄弟抡大魁,除了学养深厚、才气横溢外,书法出色也是制胜的一个原因。帝王本人的诗文也有可观之处,乾隆更是有多部诗文集传世。为了显示稽古右文的文化方针,满清几代帝王在在位之年,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编纂大部头的丛书、类书甚至图书集成。在康熙、乾隆两朝,这一点尤其突出。图书的收集、整理、编纂、禁毁,这四方面是一体的,清代统治者有“寓禁于编”的策略,编书、搜书是方式,禁毁书则是目的,每一起文字狱的发生,每一部典籍的编纂都伴随着大量的禁毁书目的出现。于湛孙于孔兼辑录的《万历疏抄》也在乾隆年间被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1]。虽然销毁的书是《四库全书》的几倍之多,但集中央财力编纂的典籍也更好的保留了古代文化遗产,清代钦定所编纂的典籍内容涉及政治、典章、方略、儒教、历史、文学、医学等等各个领域,这些图书的为后世留下珍贵的古典文化资料。
而于家在清代的文化贡献,尤其体现在参与编修这些典籍方面。有多人直接参与编修工作,还有多人被选入相应的书馆中效力。大致情况如下:
于朋举,曾入国史馆。
于树范,号舫斋,敏中生父。与弟于枋应试六郡才俊试,被钦取一等,召入内廷供奉,充武英殿纂修,参与编修《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子史精华》等书。
于振,雍正年间参与《子史英华》的编修。
于辰,雍正朝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编修,入皇清文颖馆参与纂修,参与《八旗志书》的纂修。
于鼎,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于易简,字华平,敏中弟,礼器管誊录。
于世宁,字普望,以庠生在明史馆效力。
于世第,字隽夫,四库馆。
于长庚,字郎西,敏中孙,国史馆誊录。
在参与编修典籍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数于敏中。他在乾隆一朝隆显多年,作为以状元身份走上首辅之位的读书人,对当时的文化政策的风向和执行有一定影响,他兼任多个书馆的正副总裁之职,如方略馆、国史馆、四库馆、三通馆等;并直接参与编修多部典籍,如:乾隆七年(1742)《钦定临清纪略》,乾隆十二年(1747)《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乾隆十五年(1750)《钱录》,乾隆二十七年(1762)《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国朝宫史》,乾隆三十九年(1774)与许宝善等增订康熙时朱彝尊所著《日下旧闻》为《日下旧闻考》,乾隆四十年(1775)《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乾隆四十一年(1776)《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乾隆四十二年(1777)《钦定满洲渊流考》,乾隆四十三年(1778)《钦定西清砚谱》等等。当然敏中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他大力促成并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
统治者为了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都倾向于编一部集大成的图书,康熙时就有《古今图书集成》,而乾隆务求处处超越乃祖,在“右文之治”方面自然也不想逊色,但直到其在位三十七年仍没有进行这样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库全书》开馆纂修之前,乾隆敕令编纂的书有:《八旗氏族通谱》、《三礼义疏》、《御制日知荟要》、《四书文》、《历象考成后编》、《唐宋文醇》、《明史纲目》、《医宗金鉴》、《协计辨方书》、《大清律例》、《世宗宪皇帝圣训》、《国朝宫史》、《授时通考》、《秘殿珠林》、《石渠实笈》、《词林典故》、《律吕正义后编》、《皇清文颖》、《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平定金川方略》、《经史讲义》、《西清古鑑》、《同文韵统》、《叶韵汇辑》、《唐宋诗醇》、《钱录》、《皇清职贡图》、《周易述义》、《诗义折中》、《大清通礼》、《春秋直解》、《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皇清礼器图式》、《大清一统志》、《续通志》、《续通典》、增纂《续通考》、《皇朝通志》、《皇朝通典》、《清文鉴》、《平定准葛尔方略》等等,编修的范围已广,满族文化典籍、历史典要、医学、天文、国家方略、儒家经典、诗文选集、圣训、御制诗文集等等,唯一欠缺的是一没有一部集大成的丛书。
如果说乾隆盛世修书的夙愿是《四库全书》编纂的一个主观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客观契机,就是政府的搜集征购图书的行为。乾隆曾多次下令全国范围内搜集征购图书,比较重要的两次分别是乾隆六年(1741)和乾隆三十七年(1772)。前一次主要是为了充实皇家藏书而搜集元明清儒学著作,谕曰:“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作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贡,以广石渠天禄之储”[2]。后一次搜书的范围要求更细致:“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泊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3]。虽然如此谕示,但各省督抚并不把此事当成要务来办理,所以成效并不大。但乾隆三十七年的搜书却成了以后编修《四库全书》的重要契机。在搜书令下达以后,对搜书事情很是上心的安徽学政朱筠提出四点建议:其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其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其三,“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其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后经军机大臣的争论,在朱筠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了搜书的实行办法,即照原谕旨搜寻抄本;搜集图谱金石刻碑;整理《永乐大典》;著录校雠,要“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4]。而第四点办法,其实行的最终成果就是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是乾隆下令,将翰林院衙门内西部房屋划为整理《永乐大典》的专用之所,责成翰林官负责纂辑,整理工作正式展开。
如果说《永乐大典》的整理反映了当时的士子们的呼声,但《四库全书》的开馆编纂却离不开于敏中的极力支持。《清史稿•于敏中列传》如此记载:“时下诏征遗书,安徽学政朱筠请开局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大学士刘统勋谓非政要,欲寝其议。敏中善筠奏,与统勋力争,于是特开《四库全书》馆,命敏中为正总裁,主其事”[5]。三十八年(1773)三月,乾隆正式决定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与事者三百余人,皆极一时之选,历二十年始告成。全书三万六千余册,缮写七部,分藏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合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6]。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列出的馆职人员的构成颇为壮观:正总裁十六人,包括皇子永瑢、永璇、永瑆以及刘统勋、刘纶、阿桂、于敏中、和珅、王际华等人;副总裁十人,梁国治、刘墉、王杰、金简、董诰等人,总阅官十五人;总纂官三人,即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一人,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二十二人;武英殿提调官九人;总目协勘官七人;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三十九人,于鼎在其中;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六人;黄签考证纂修官二人;天文算学纂修兼分校官三人;缮书处总校官三人;缮书处分校官一百七十九人;篆隶分校官二人;绘图分校官一人;督催官三人;翰林院收掌官二十人;缮书处收掌官三人;武英殿收掌官十四人;监造官三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参与了这一工作的人员并不见于此题名录。在三百六十余人中,每个人为《四库全书》做出的贡献大小是不同的。实行总裁制是为了重视、督促编纂工作,然这些人位高政繁,很多时候无力亲为。乾隆曾说过:“如皇六子质郡王永瑢、舒赫德、福隆安虽派充总裁,并不责其翻阅书籍,乃令统理馆上事务者,英廉办理部旗及内务府各衙门,事件较繁,亦难悉心校阅。金简另有专司,此事本非其职。至于敏中,虽系应行阅书之人,但伊在军机处办理军务,兼有内廷笔墨之事,暇时实少,不能复令其分心兼顾”[7]。
乾隆特意提到了于敏中,而事实上敏中的确是政务繁忙,又身兼数职,为四库馆正总裁时又兼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内则应奉晏间之游艺,外则裁定英彦之编纂,常以一人兼数百人之事,夙夜在公,勤劳匪懈”[8]。但是敏中以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的使命感,深知此项工作并不仅仅在为皇帝夸功炫业,也是关系千秋万代文化传承的大事。从他力驳众同僚而极力促成《四库》的编纂,就可看出他对此事的重视,而即使暇时再少,他对此事的关注热情始终不减。在他给“耳山先生”(陆锡熊)、“晓岚先生”(纪昀)的56封信中,“其兢业详慎之意溢于楮墨之间”[9]。据陈垣统计,“手札五十六通,计附函五,无月日及有日无月者各七,月日具者三十七”[9],其推断当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十一年(1776)四年间,每年最早在五月十八,最晚到九月初十,当是敏中在随乾隆木兰围猎期间所写。
具体来看,《手札》展现给我们的信息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各省收集图书和《永乐大典》的修整、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同时进行,而敏中事必躬亲,关注着每个环节的进展。所进书的期限,取书送书的规范等,敏中都处处留心。而为了防止《永乐大典》的再次散失,对于修编整理所需取之书,“约计一次应进书若干本,再分作几回”,“书目虽分列四库书,仍汇装方不至于散漫”,足见敏中作为整理编纂图书的主持人和参与者的积极负责的态度。《书札》还谈及他同时在主持的增订《日下旧闻考》、选编《四库全书荟要》等工作,肩担数职常有不能分身之慨,却事事不敢有丝毫分心。
其二,对所入选之书籍,力求科学地载入,对版本、作者进行详细的考证。如讨论某书用何种版本的问题,论及各书该列入经史子集哪一部的问题,商酌某书应刊、应抄、应存的问题,质疑某书的署名作者“是名、是字,或仕、或隐”的问题,如何确定以及补正文中“有逸、有增、讹字、缺字”的问题等等,涉及纂修书籍所面临的方方面面难题。在厘定各书该归何部、应刊应抄的区分等方面,尤其用力。敏中提出有些书籍归入史部、子部界限不清,主张将《吴中旧事》改入子部小说类,而非史部。而郝懿行的诗话原被附于史部,敏中建议改列入清人别集。“薛史”(《旧五代史》)单独刊行而不列入正史。“果有益于世道人心者,亦必其书实为世所罕见及板久矣存者,方可付梓”,尽力厘定一个客观标准,来避免因“诸公嗜好不同”而出现的应刊、应抄的意见的分歧。而且为了保护原书籍,不管应刊应抄者,都要先缮副本。
其三,集部的问题是编纂《四库全书》最大的难题,当时为求速度,有人主张“集部概行不办者”,敏中作为总裁,无力改变皇帝求快的编纂原则,故一月阅书不及百本,就有“如此办法,告成无期”之紧迫感。但是即使如此,敏中也力尽所能得务求每种集子的完美,不是敷衍行事而是绝不放过每个疑问。其中在一封信中,就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一诗句原“系何人诗句,何人书内曾误及”,列入王维名下的“漠漠水田分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究竟“系何人诗”等情况要求细致落实。可见其态度真是“慎之又慎”,是其热心于此事以及既任总裁的责任心使然,也让我们看到了久被高位所掩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能力。
其四,对提要的规范以及避讳的原则等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商酌如何写各部的提要以及总目提要,以不至于繁琐。对避讳的问题,敏中提出在书写人名、地名等可以采用缺笔的方法,“惟随常行文或作宏字亦可”。虽然今天见到的四库本的规范与敏中所提建议确有一些出入,但是还是有很多原则被沿用下来。
从上可见,涉及“体例之订正,部居之分别,去取之标准,立言之法则[9]”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被敏中言到。从《手札》中记载的当时编纂过程中的细节问题,我们可以总结当时的办书要旨和由此造成的失误为:“第一,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无违碍,故不能不有所删改;第三,求进呈本字画无讹误,故进呈本以外讹误遂不可问”[10]。由于皇帝的急功近利,求速是编纂一部大型丛书所要面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时已经在位38年,年届63岁,为了尽早看到修书成果,在四库开馆不久就下令编纂《四库全书荟要》,“著于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盖彼极其传,以取其精,不妨而适相助”,“著总裁于敏中、王际华专司此事”[10]。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开列的《荟要》任职名单中,总裁官王际华、金简、董诰三人,敏中并未列入,但他却为此书尽了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倘若当时敏中亦如他人一样,认为编纂四库非要务,对四库诸事不甚关心,也许《四库全书》的编纂情况以及最终成果,与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是大不一样的。但遗憾的是于敏中却没有看到《四库全书》的最终面貌就已下世。即使《四库全书荟要》,也是在其去世后的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才全部完成。
[参考文献]
[1] 王 彬。清代禁书总述[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9:453。
[2]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二):卷134[O]。北京:中华书局,1986:941。
[3]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二):卷900[O]。北京:中华书局,1986:5。
[4]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9——20。
[5] 赵尔巽。清史稿:卷319(列传一百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750。
[6] 赵尔巽。清史稿:(志一百二十•艺文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7:4263——4264。
[7]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二):卷953[O]。北京:中华书局,1986:917。
[8] 于敏中。素余堂集[O]。嘉庆十一年刻本:《〈素余堂集〉王杰序》。
[9] 于敏中。于文襄手札(影印本)[O]。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影印:《〈于文襄手札〉何士祁后记》。
[10]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二):卷934[O]。北京:中华书局,198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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