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鸦片战争以来满族统治者和汉族地主阶级关系的演变

Posted 2022-12-02 地主阶级

篇首语：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鸦片战争以来满族统治者和汉族地主阶级关系的演变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满族入主中原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帮助分不开的。起初，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的笼络和驾驭是成功的，但从一八四零年后，这种系起了很大的变化。汉族地主阶级逐渐摆脱满族统治者的控制并迫使后者退出了政治舞台。

　　关键词：满族统治者；汉族地主阶级；关系；演变。　　我们都知道，满族之所以入主中原，是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帮助分不开的。例如：吴三桂，祖大寿，洪承畴，范文程等。并且，满族统治阶级对汉族地主阶级的笼络和驾驭也是成功的。萧一山指出："清朝政治的成功，不仅在对于一般人民的心理感情之控制，而在于对一般士大夫的笼络和驾驭，因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基层，是中间读书做官的士大夫，而不是下级劳苦的民众。他们对士大夫利用是煞费苦心的。所有官吏降附者，各于升级，殉难者谥立庙，建言罢谪诸臣及山中隐逸怀才抱德者，缙绅士大夫清望所归者，皆征辟录用。使一般士大夫不致因亡国而失掉职业，他们就相安无事了。（历史论文 www.cha138.com）顺治一年开科取士，一切都依明朝的制度，使一般读书人有了进身之阶，他们自然就不愁无用武之地了". [1]。清朝在全国的统治稳固后，在加投降的吴三桂又起兵反清，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的不信任感加强了。因此，鸦片战争以前，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是防备和限制的。在中央及地方的各级官员中，满族地主阶级势力是凌驾汉族地主阶级势力之上的。但是，鸦片战争以后，满族统治者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明显的得到提升和加强。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　　在这一阶段，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仍然在满族统治者的控制之下。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打开中国的市场，改变在中英贸易中入超的地位，并掠夺中国的白银，向中国输入鸦片。并为了保护这可耻的贸易对中国发动了战争。在鸦片输入问题上，林则徐，邓廷桢等汉族官员坚持严禁。林则徐向外国烟贩庄严宣告："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2]。两广总督邓廷桢也上奏道光皇帝，表示要与钦差大臣林则徐"共矢血诚，力除鸦片"。而满族官员穆彰阿不但反对禁止鸦片，而且主张鸦片输入。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邓廷祯坚决抵抗并取得了胜利，而满族官员穆彰阿，琦善，伊力布等却散布投降论调对英国妥协退让。穆彰阿公开叫嚷："兵兴三载，靡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只有妥协退让，才能"靖难息民"[3]。耆英等人到英舰。参观后，奏报道光皇帝称："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服。",[4.]并且主持军事的奕山。、奕经也是满族官员。汉族地主阶级的官员林则徐、邓廷桢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而满族地主阶级官员穆彰阿等则损害了国家利益。但是，道光皇帝却把林则徐、邓廷祯撤职查办。可见，汉族地主阶级仍在满族统治者的控制利用之中。　　二、1851年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　　在这一阶段，汉族地主阶级势力明显上升，拥有了很大的权利，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作了很大的让步。但汉族地主阶级对满族的统治还是支持的。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政府命向荣组建江南大营，所部共有绿营兵一万七千人。命琦善组建江北大营，主要有八旗兵组成，总兵力有两万多人。江南、江北两个大营，总兵力近四万人，都是清朝正规军。但是江南、江北大营很快都被攻破，江南大营统帅向荣也败亡了。在清朝正规军一触即溃、不战自逃的情况下，清政府命令在籍官绅协助地方当局举办团练，以镇压民变。曾国藩的湘军，就是根据清政府举办团练的命令纠集起来的一支地主武装。自从湘军成立后，就代替清朝正规军成了太平军主要敌人并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　　1861年，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后，对曾国藩湘军集团放手利用，完全改变了过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满族统治者和湘军集团的关系。曾国藩湘军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的实力派。到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为止，曾国藩集团先后被任命为总都、巡抚的有：两广总督毛鸿宾、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载福（岳斌）、广东巡抚郭嵩焘、江苏巡抚李鸿章、安徽巡抚唐训方、陕西巡抚刘蓉、山东巡抚阎敬铭、浙江巡抚曾国荃（未到任）、湖南巡抚恽世临。再加上1860、1861年已任总督，巡抚的骆秉璋、曾国藩、胡林翼、罗遵殿、严树森、沈葆桢、李续宜、彭玉麟（未道任）。田兴恕、江忠义（未到任）。四年多时间，先后有二十一个湘军集团头目出任督抚。以1863年为例：清政府共设八个总督（未含漕督，河督），十五巡抚实缺，湘军集团竟占了五个总督，九个巡抚。曾国藩湘军集团不仅拥有了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的政权和财权。　　班德瑞从对于中央和地方统治集团组成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对于认为外人支配中国的那些人而言，令人似乎奇怪的是，这张名单中144位构成国家的最高的行政机构的官吏中，只有32位是满人，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当我们注意到在军机处的6位大臣和23位巡抚及总督中仅有6位满人时，满人在行政当局中占有的微小比重便表现的更加明显。三江（江苏、江西、安徽）一地出的官僚代表就比满人多许多。前者有47名官员，而后者是32名。[5]　　与此同时，芮玛丽也指出：取自19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历史剖面证实了这个发现。它表明所有总督都是汉人，而18位地方巡抚中有15位是汉人， 18省的按察使中有15位是汉人，18省的布政使中有14位是汉人。汉人也支配了较低级的官僚机构。在道台以下官衔的官吏中，汉人占90%，满人占7%，蒙古人只占1%强，而汉八旗还不到2%。可见汉族地主阶级势力已经如日中天，在统治阶级中已处于绝对优势。既然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如此强大，为什么不推翻满族的统治而建立起汉族自己的统治呢？[6]　　胡绳先生指出："经过太平天过的战争，满族统治者和汉族地主之间取得了进一步的合作关系，后者给予前者有力的支持。本来清皇朝以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入居关内，在二百多年的过程中，基本上已同汉族地主打成一片，但直到太平天过兴起时，清廷对上层汉族地主在政权与军权上仍是采取猜忌和防范态度的。到了太平天国战争时，不但清朝的基本武力--八旗兵毫无战斗力，连平日所畜养的招募汉人而编成的绿营兵也不堪作战。于是请朝就不得不完全依赖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军、淮军。曾、左、李都因军功而位居方面，封侯封伯，这是清朝统治下前所未有的。清朝统治即作了这样大的让步，以曾、左、李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也就"赤胆忠心保皇朝了"。当时在外国人中散播着一种怀疑："为什么象曾国藩这样的人，手里有着充分的力量，为什么他不推翻满洲人而建立一个汉族人的新朝代呢"？ [6]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农民起义的浪潮所打击的不是清朝的统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汉族地主在得到满洲统治者在实际权利上更大的让步后，就宁愿支持它去压平起义的农民而不去冒险另建新的朝代。我们不妨把元朝末期的情形作一个比较：那时也是异族的统治（蒙古族），也是广大的农民起义，但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始终排斥汉族地主士大夫，所以有有一部分汉族地主就另寻出路，钻到农民队伍中，利用农民的力量建立了一个地主阶级的新朝代以代替蒙古人的统治。由此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能够团结全部汉族地主实力以渡过国内危机，这是他的聪敏狡猾的地方"。[8]　　罗尔纲先生也指出："湘军的立场原是出于自卫的，但因为书生与皇帝相依为命的关系，所以必须同时拥戴满清政府"。"皇帝利用他们（书生）维持清朝的势力，他们也依靠皇帝维持自己的利益"。[7]可见，汉族地主阶级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权力，成了满洲统治者有了的支持者。如果没有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清朝已经无法维持了。　　三、1895年到辛亥革命的爆发。　　在这一阶段，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已经明显得到加强，对满族统治者已经不俯首称臣，听之任之了。　　汉族官员李鸿章的势力如日中天，在清政府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主持了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日本方面指名要李鸿章去日本求和谈判；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在1895年底就决定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为致贺专使。沙皇政府认为王之春地位太低，而指定要清王室或大学士前往，实际上暗示非李鸿章不可。在沙皇统治者的心目中，只有李鸿章能左右清政府的外交政策。　　1900年，外国侵略者为了对付和镇压义和团运动，组织了八国联军大规模入侵中国。在外国入侵面前，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满族官员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渊等为一派，他们同列强之间有一些摩擦，想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减杀列强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地方督抚汉族官员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为一派坚决反对向列强宣战。在御前会议上，双方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期间，慈禧太后得到了一份伪造的洋人照会，照会的内容有一条是"勒令太后归政"。列强反对废帝立储，已使她心怀愤恨，又听说还要强迫她归政，更是火上加油，当即大喊：洋人焉敢干预我的大权？"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以灭朝食"。 [.6。贸然于6月20日向列强发出宣战诏书： "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跶伐，一决雌雄"。[7].在宣战诏书下达后，张之洞、刘坤一等宣布，从这天起朝廷下达的命令（当然指不符合他们胃口的命令）为矫诏，拒绝执行;一面加紧谈判"中外互保"条约。6月26日，由盛宣怀代表张、刘与各国驻上海领事议定《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8]。共同维护社会秩序，阻止义和团向南方发展。接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等也加入，从而互保范围进一步加大。清廷向各国宣战，汉族地方督抚却同各国互保，这是公然的抗旨行为，可是当清廷接到"东南互保"的奏报后，下诏称汉族地方督抚的这一行动与自己之意"正复相同"，完全同意"东南互保"的做法。从次可以看出汉族地主阶级的官员对满族统治者不再惟命是从了，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的控制已经无能为力了，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族统治者的离心力也就越来越大了，对满族统治者已经不在支持了。　　四、1911年的武昌起义到1912年2月26日清帝退位。　　在这一时期，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各省纷纷独立，满族的统治迅速崩溃，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终于迫使满族统治者退出政治舞台。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式发展非常迅速，使得列强发现，如果公开站在清朝一方面是不明智的。10月18日即有汉口领事团发布中立布告，布告中说：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争。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衅，该国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严守中立，不得藏匿两者有关系之职守者，亦不得辅助何方面之状态。据此，本领事等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藏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 [9]从布告里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已经感觉到清政府不值得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帝国主义青睐的袁世凯得到重用，并最终把满族统治者排挤出了政治舞台。　　袁世凯是立鸿章的衣钵传人。自1896年就在小站练兵，后来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逐渐扩充，变拥有号称当时最强的"新建陆军"。自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他在清政府中取得了更高的威权，但也受到政府中其他派系的嫉妒，尤其为满洲人的官僚们所嫉恨，怕他纂夺清朝的皇位。在1909年他被迫解职，回到彰德老家隐居。可是他在军队中的潜势力仍旧存在。所以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手忙脚乱，惊慌失措，不得不请他出来收拾残局。袁世凯向清廷提出六条要求：（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武昌事变诸人。（4）解除党禁。（5）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供给充足的军费。清廷摄政王载沣做了重大的让步，完全答应了袁世凯提出的条件。　　清廷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以载沣的名义下了一道"罪己诏"，随后又宣布开放党禁，解散了"皇族内阁"，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改任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要他组织所谓"责任内阁"。袁世凯于1911年11月13日到达北京，16日组织内阁完毕，不久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迫使载沣辞职，退归藩邸，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到袁世凯的手里。袁世凯取得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后，便马上利用南方革命的形势进行"逼宫"。于1912年1月16日，率全体阁员上奏，要求皇后和皇上召集皇族，密开国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针，实行共和制度。在17日和18日连开的皇族御前会议上，只有奕劻，溥伦等少数人赞成共和，良弼，铁良，载沣等多数人反对。1912年1月26日，袁世凯授意段祺瑞领衔以前线46名将领的名义致电清廷："恳请换大汗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10]。山西巡抚张锡銮，河南巡抚齐耀琳，署理直隶总督张镇芳，出使各国的外交官刘玉麟，沈瑞麟等也纷纷电奏，要求清廷实行共和。恰在这时候，满族反对共和首领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更使王公贵族人人胆落。隆裕太后万般无奈，终于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颁布退位诏书。　　满族的统治被推翻，当然与他的腐败无能密切相关。统治方针与政策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的唾弃。但笔者认为，失去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也是他迅速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清史大纲》萧一山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01。第114页。　　[2]《谕各国商人呈徼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第58-60页　　[3]夏燮：《江上议款》，《中西纪事》第八卷。　　[4]《筹办洋务始末》（道光朝第59卷）。　　[5]斑德瑞：《构成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高级官吏历史年表》，见《中国评论》第7卷，1878--1879年第5期，第314--329页。　　[6]Bales的同前书。第191页。　　[7]罗尔纲：《湘军新志》第66页。　　[8]《景善日记》，《义和团》第一册，第66页。　　[9]《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　　[10]《愚斋存稿》第36卷，电报13，第五页。　　[11]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第110页。　　[12]《段稘瑞等致内阁等代奏电》，《辛亥革命》第八册。　　注释：　　[1]《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0。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　　[2]《中国近现代史》（第四版）。1994。04。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等编写。　　[3]《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03。胡绳编写。　　[4]《中国近代八十年》。陈旭麓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0。　　[5]《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美国人芮玛丽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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