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

　　得奖，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只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本文是作者与余英时先生的书面访谈。

　　李宗陶：在短短8页《我走过的路》中，看到安徽潜山官庄乡的自然风貌，您在那里度过了整整9年的少年时光。能否讲讲在乡间所受的私塾教育和文化启蒙?这国学根基对您后来选择治思想史和文化史起到怎样的作用?

　　余英时：

　　在桐城一年，我的国文比较以前进步了。但9年的诗文背景也不过如此。最大的收获是会写文言文和旧体诗，于新文学毫无所知，国文常识仍很欠缺。

　　今天回顾，乡居9年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史的好处有两方面：第一，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第二，我无机会按部就班地受正规教育，因此也没有受到任何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包括国民党的“党义”(三民主义)在内。这使我的思想不至于很早便陷进一种封闭系统之中。“成见”自然不能完全避免，但并不根深蒂固，可以随时改变。

　　关于陈垣和吕思勉两位大家，我是读他们的著作长大的，受益之多，不在任何前辈(如陈寅恪)之下。援庵（陈垣，字援庵）先生是我父亲(协中公)在燕京大学的导师，先父后来转治西洋史，编写了一部《西洋通史》，没有继续中国史的研究，但对援庵先生始终敬礼。我受先父的启发，曾遍读援庵先生的专著与论文。在我的专著中引用他的论点很多。吕诚之先生是先师钱先生的中学老师，他的几部断代史和《燕石札记》也是我在研究和教学中经常翻阅的参考书。不过我没有适当的机缘写到这两位“太老师”而已。

　　对翦伯赞、郭沫若两人的学术评价，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两句话。我知道翦先生在“文革”之前是中国史学界的正统代言人，他讲中国史的分期具有代表性，从《历史哲学教程》(早期)、《中国史》

　　我希望这是少数例外，如果成了普遍风气，那么中国便永无建立学术界的可能了。学者自律与学术界自清运动是惟一解决之道。

　　李宗陶：您曾提到，最迟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逐渐取得一个共识：“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现代知识人与“士”的核心分野在哪里?当代中国知识人是否还有可能对“士”的传统有所继承?

　　余英时：传统的“士”和现代知识人的主要分别在于“士”是“四民之首”，而知识人在20世纪的社会结构中已退出了中心的地位，此中最大关键便是1905年科举的废止。

　　自先秦以下的中国结构理论，都假定“士”是最宜成为领导和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因为“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也就是不代表任何特殊的经济社会利益阶层而具有超越一己利害之上的“公”心。因此自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立太学以后，“士”通过考试而成为国家官吏的主要人选。这个制度在1905年废止后，“士”便变成现代知识人了。

　　这一变动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环节，必须肯定是一种合理的社会、文化的演进。我们只要比较一下1895年康有为所领导的举人“公车上书”和1919年北京学生所发动的“五四”运动，“士”与知识人的分野便无所遁形了。正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知识人的身上才必然带有浓厚的“士”的精神。事实上现代中国的种种“革命”最初都是由知识人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他们仍然继承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意识。制度是“硬体”，可以说废止即废止，文化传统是“软体”，不可能随着制度的死亡而完全消失。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仍是改变或批评不合理现状的主要力量。

　　李宗陶：当今时代背景下，您如何看待大陆知识分子的地位?

　　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今天在大陆的地位似乎并不很受尊重。以前是他们成了权力的奴仆，现在也有转为市场小贩的倾向。所以知识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建立学术、文化、艺术种种专业的尊严。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要重建传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决心，急起直追。

　　李宗陶：今天，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中国大陆商界精英多半是爱读书的人(以前没有读过的，现在正在补)，也很愿意花许多钱去名校拿一个EMBA头衔，其中有一些人也热衷公益事业、注重德行，等等。在您看来，这些表象下面，是否涌动着对15世纪以来至

　　专业人士与经济集团的联盟并不一定是坏事，但要看怎样互相配合与互相支援。

　　李宗陶：儒家的价值观和现代社会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联系是否还有可能?是否还有必要?

　　余英时：儒家价值怎样在今天再发挥正面的作用，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简单地说，我认为在儒家价值与现代社会之间建立制度性的联系是行不通的。

　　我们今天必须在“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上清楚的界线。在“公领域”我们必须靠政治体制、法律、宪法之类的机制来运作，任何一家／派的学说或理论都不能侵入。这是全体人民通过选举、代议机构等等来决定的。但在“私领域”中，每个家庭或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都可以是选择的对象。儒家不是有组织的宗教，今天只能靠家庭、私人个体来传播，国家权力不宜介入。

　　李宗陶：继台湾读经运动之后，大陆前段时间兴起一阵小朋友读经热，一些有条件的家长开始推崇由四书五经起步的家学，您觉得这些举措对恢复儒学传统是否有益?

　　余英时：读经运动在20世纪曾一再有人提倡，如30年代地方长官如广东陈济棠、湖南何键等都曾做过努力，但并未见成效。台湾读经运动并没有真正执行过，只有少数人写文章鼓吹而已。大陆上近年来听说有些地方进行了小学生读四书、五经的“热潮”，成效如何，我完全不知道。

　　80年代，我曾帮助过新加坡政府编写“儒家伦理教科书”，准备在中学推行，但试验了一两年便无疾而终。严格地说，读经实在困难，四书还算比较容易懂，五经即在专家之间也大半没有弄明白。新经学大师王国维都承认，《书经》他有一半不懂，《诗经》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