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知命识相五十年》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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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命识相五十年》第二部分

算命看相各有所长

中国看相之术,早在三千多年前周朝就已精到了,一直到现在,由于人们把它作餬口之计,江湖之技,所以大有一代不如一代,反而退步到不如早年的人了。至于算命之学,乃唐朝与韩愈同时的御史李虚申所发明,到今也有千多年历史。也和看相同样的被人作为谋生之术,便未精先卖,不肯研究,因而也逐渐退步了。这样一来,一般人虽然相信有命理之事,也对算命看相有兴趣,但对算命看相先生却没有多大好感;因而被视为江湖之士,餬口之技,致使对此道有真工夫的人,反而不肯以此为业了。这是对中国一种极有价值的国粹之不被重视,且将因失传而式微,实在可惜!

看相之术,依中国古书上所记载的看,其灵验程度似比印度的相人,和西洋的相掌高得多。至于算命一事,则是中国独有的学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对于人生的吉凶休咎、妻财子禄、寿数等的判断,有时比看相更可靠。比如说,初生的婴孩以及未成年的童子,因为面貌体格还没有定型,就不容易看得清楚;而算命就不同,每人一出生时辰一定,这一生的祸福都注定了的。

举一个故事为例,宋朝真宗皇帝时代,与欧阳修同时有一个宰相名叫王敛若的,是江西新喻人,在周岁的时候,有一个自称为江西龙虎山的道士,由他家人请到家裹替他看相。道士看了,说:此子年少登科,异日官居一品。家人问他,将来会不会破相,有没有其它的缺陷?道士却说不出来。

为什么他的家人特意去请道士替他看相呢?原来王钦若出世三朝定时那天,因为古时没有钟表,夜间出世的定时最难,而他就是夜间出世的,所以他就请好几位算命先生来商量,把他出生的时辰定出来。把时辰定出的时候,算命先生中有一个自号太极老人的,除被公推主笔为他定时外,还为他批命,他竟这样批道:此子年少登科甲,中年累官至宰辅,名闻天下,面貌清秀,难免有被相;其人应短小,秉性又倾巧。智慧过人,可惜好道怪诞;一生为人不诚,为官不清。命中注定,美中不足!世运所趋,贤人受厄。这位太极老人批了之后,便唏嘘三暵而去。

当时王钦若旳家人看见开头所批的年少登科甲和累官至宰辅,当然大大欢喜;但后面所批的却有所忧了。由于王钦若只是普通的人家,只要这个孩于将来会做宰相,什历也都满足了,总算得了很大的安慰。太极老人走了之后,家人就问其它算命先生,所批的话是否全对?贤人受厄,又是何解?大家都说所批的一点也没有错,所谓贤人受厄,大概当他为宰相时,有贤人被他所害的意思。

家人又问所谓破相当是怎样?算命先生说,在八字上只能看出将来难免破相,至于怎样破相却看不出的。定时之后几天,家人又请看相先生来看相。但看相先生当时只能从婴孩的一只直冲天庭的高鼻,看出这孩子将来必是大贵之人而已,其它的也看不出来,说是婴孩相局未定,最少要待周岁之后,才能看一些。家人又因为太极老人批语中有可惜好道怪诞之语,所以到了周岁时,就去请一个龙虎山约道士,来替他看看相貌上有无学道的相,当时家人看见道士不能像算命的能够那样肯定的批来,都认为相的工夫不如算命的。

其实这并不是两者工夫上有高低,而是两者的技术有不同,看相的要成人之后有较为可靠,而临时的祸福以及迁移等,看相的也会从气色上,看得比算命的更非常准确。

王钦若后来,果然年少就被擢进士甲科,累官司空门下侍郎,到宋真宗天禧年及仁宗天圣年果然两度为相,在相貌上,他也果然身材短小,其貌不扬,面部虽有几分清秀,而项间长一肉疣,被时人绰号为瘤相,也果是然破相了。关于他其它的事,宋史曾有这样的记载:王钦若状貌短小,项有附疣;然智数过人,每朝廷有所兴造,委曲迁就以中帝意。又性倾巧,敢果矫诞,招纳脏贿。真宗封泰山,祀汾阴,天下争言符瑞,皆钦若及丁谓倡之。

原来王钦若为人狡猾,善于巴结皇上;两度为相,贪脏纳贿自肥,信道教,倡符瑞,与奸臣丁谓、林特、陈彭年、刘豕珪等,被时人称为五鬼,这也可得见其为人若何了。太极老人批命所说的为官不清和名笑天下,当是指此事的。至于当时忠臣范仲淹、欧阳修的被贬,便是所谓贤人受厄了。

就太极老人对王钦若所批的命运说,好像看八字比看相更靠得住,也更有具体的断法。的确,有的地方算命有他的特长处。比如他所批王钦若的破相一事,看相就不如看八字的。

研究过看破相命理的,那道理一被发现就不难看出。八字中有所谓成格的,如仁寿格、炎上格、润下格之类,凡是成格都好八字、好命运;但又有所谓破格,就是既已成格,而其中又有于格不宜的五行,就成为破格了。破格的八字虽不就是坏八字、坏命运,而此成格的就差得很多了。

奇怪的,凡是破格的八字必定难免脸上有被相之事,大破格的就是大破相,小破格的就是小破相,所以瞎子算命一碰破格的八字,他一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说:哎呀,可惜,此人注定破相了!马上就使人惊奇,就取信于人了。其实这并没有甚么奥妙的工夫的。算命也可以八字中看出人的性情、身体上的疾病,这也和看破相一样,都并不难,都比看吉凶休咎更容易。算命的难处,工夫处、在于判断八字中五行与时令的配合,谁主谁从以及其中的变化。算命或看相,都有易学难精之处,判断五行的变化,更是难精之事了。

看相的难精在于五官的配合,而更难的则是气色的分辨。这命相的高深地方。命书和相书上都只说一些原则,无法细说,所以要靠个人的天资和经验,天资高的人,但有独特的看法;经验多的人,则有坚定的判断。

对寿数的判断,就一般论,算命优于看相;但就特殊的情形论,则看相优于算命。举两个例说:清代才子金圣叹,生前算命和看相的朋友甚多。有一天他要精于命相的朋友四人替他断断寿数。两个算命的和另外两个看相朋友,把他的终寿之数都看一样,而死时不是寿终正寝也是一样;但算命的两人,只能说他非死于病和死于非命,而看相的两人,一个说他死于杀身之祸,一个说他死时身体不全。后来事实上怎样呢?金圣暵以抗粮哭庙案,清初竟被斩腰的。

再举一九四一年死于香港日军枪口之下的诗人林庚白来说。林原是一个闻名的精于算命的人,他算自己于那年有大凶,可能死于意外,于是抗战开始就由上海跑到内地去。由于他精于命理,自然对于自己的死于意外不能不担心。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在重庆住了一个时期,后来敌机时常空袭重庆,他就离开重庆。前一年他在重庆碰到友人业余看相名家陶半梅,他们俩本是相识的。有一天他就问陶半梅,明年是否难逃大厄。那时候,他的名著命书人鉴早已出名,知道林庚白的人,都知道他自己曾说明年四十八岁有大凶的;陶半梅当然不必客气也劝他务早一年避去乡下去住,尽尽人事,或者可以逃过大厄。他问陶半梅,从相上可否看出他死于意外是可种情形。

陶半梅说:恐怕身体难免要出血;所以我劝你要到没有战争的地方去住一年,纵然逃不过关囗,能够不出血,也是好的。

当时林庚白听了,就对陶半梅说:这样看来,你们看相似乎比我们算命的更真确些,我们算命的只有两种断法:不是寿终正寝,便是死于非命,却不能确定的看出身体要出血的。

当时陶半梅也把清初看相说金圣叹死时身体不全之事告诉他,证明看相确有此高明之处。

对于断死,看相确然有独到之处,诸如死于水厄、死于火厄之类,都可以从面貌上看出来的。

我有个朋友的小姐,陶半梅说她将来要死于水厄。这位小姐当时正在大学化学系攻謓,她满不在乎,认为她既生时读化学,那末死于火也就是化学,死得更干净。

相书上所说的死于水厄的,乃以眉发和脸色赤色为主,其实不尽然;那个小姐眉发和面色都不是赤色,主要的是体形属木,而心情属火。一般初学的人,若仅仅根据相书所说,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看相要能看出体型和心相才算到家。

我的朋友也就是这位小姐的父亲,也会看相,他不懂心相与体型一致则吉,冲突则凶之理,以为他的女儿眉发面色并不尚赤,只是性急,不该断为死于火厄。当他把这理由问我时,我当然不会说你的小姐一定要死于水,只是说陶半梅总不至乱说的。他却也看出她的女孩是短命相。我问他根据什么?他说她是火烧性。我说火烧性的人只是俗说短命相,其实不一定短命。我就拿几位性情急躁他所相识的老人为例。他想想确有其事,就问我这是什么道理。

我对他说,这几个性急的老人都是体型属火的人,所以性急正是长命的相。于是他渐有所悟,不久也明白他的女孩是木型的身体,人型的性情;便承认陶半梅所说的话原来是高深一层的相法。于是他怕起来了,他不想要她学化学,因为他以女儿曾说过既学化学,死于火也就是化学死。这话恐是谶语。但是,女儿没有听他的话,事实上她根本不相信陶半梅所说的话,自己也喜欢读化学。

后来抗战发生,学校撤退到乡区。由于减少员工,各部门的管理都由各系学生分派担任。这位小姐就被派管理化学器材。有一天晚上,耍烧野鸭为肴,因为野鸭身上汗毛难拔又难刮,她就取了油墱进入化学器材储藏室去取酒精烧汗毛,想不到,一不慎,酒精看火,外面人只听见爆炸一声,器材室起火,小姐就立地烧死了。

后来我们几个平日喜欢谈论命理的朋友,就把她的八字拿来研究,也略能发现她那年那月,可能死于火厄的理由。

看相对于恶死特别看得准的理由,多半是心理感应上的经验。一般人对于冷酷或凶恶的脸孔都有敏感性的认识;而这种脸谱的人又大都不得其死;所以,由于累积的经验,便有若干种型的脸谱属于惨死的,这就成为一般人的通俗相术了。

至于像体型与心相冲突属于死型之类,那不是可从一般的经验得来,要从内五行和外五行的精到研究才能发现的,这完全属于学理研究了。

我们几个朋友,从几艘轮船遇难人中,找到二十余人的八字,研究他们死于水厄的理由。确然也能发现五行上应死于水的现象。

有几个朋友于一九四九年,由上海撤退台湾的轮船遇险中遭难的,其中有两位是上海的有钱人。他俩都是曾经几个看相先生说他是死于水厄的。于是他们决心一生不坐船不过渡。抗战爆发时,他本想到内地去,那时本来可以从陆路向内地走的,但因他一打听,说是路上有几个地方要过渡,而且听说曾经因敌机室龑翻船死过人,所以他就决定一生不离上海了。

因为不离开上海,他也很可以好好地过平安和快乐的日子,上海陆路交通便利,向西,可以坐火车游苏州、无锡、镇江和南京,同南可以游杭州、宁波,也已够逍遥此一生了。

但到了共产党要来的时候,他突然要想离开上海到台湾去了。亲戚们问他,何以突然改变一生留沪的决心,而要冒四天海行的危险到台湾去呢?他们倒有极充份的理由。他们说:看相的说我要死于水厄,但没有说定那一年要死。算命的虽然没有说我要死于水厄,却说我今年有一关口,明年又有一关口,说我今年或可渡过,明年却硬无法渡过去的。看情形,共产党来定了的,它来了,我纵然不致于被杀,而我的财产被没收那是无疑的,我如果丢去财产,我不死也要死;那时我不是上吊也要跳黄浦江的。与其死于自杀,倒不如现在离开上海去台湾,侥幸无事,我还可平安在台湾渡我的余年,如果不幸在海上遇难,这是命中注定的,倒也算死得其所的了。

这两位朋友是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考虑的结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就带了动产由上海登上轮船到台湾去了。真是命中注定了的,竟然船开出的第二天就遇难了!

后来我们把他们的八字研究结果劫数难逃之说,因为他们在同一条船上遇难的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命中该死的,一种是命不该死的;命中该死的虽然八字上本来确有生命危险,但不一定这在同一个月同一个日子要死的;因为可以发现一件事,就是这条船上有多数的人该死,这条船,又发现确然有所谓好像就成为劫数所在了。

因而,同乘此船的人中,虽然有人不该死,但因人数太少,就无法抵挡此劫数,而自己便不能不被这劫数所波及了。我们又发现有趣的事,凡是不该死而被劫数波及的人,依他们的八字看,虽然当时不至于死,但他们大都是不再有好运的人了。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发现。因为我们并没有发现一个正在走好运的人而死于劫数的。这事实就是说,凡是死于劫数的,都是该死的或是不再有好运的人,相反的就是:正在走好运的人,就不致于有枉死了。

虽然,也另有一种不该死而死的;如死于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死于抗战的英雄们,除了有的命中该死的外,也有命中不该死,甚至正行好运的,那就是所谓死而不亡、虽死犹生的身后留芳百世,等于活着走好运了。这在命理上有此说法,是极有道理的。

无妄之灾 教授莫名其妙

上海震旦大学的工学院和医学院是国内很有名的。我有个亲戚程开明在震旦大学工学院毕业后留学法国,先在日本庆应大学当教授三年,又同来上海母校任教授。震旦工学院有个法国人的教授名叫卡马的,是中国出生的天主教徒,不特会说上海话,也能念中国诗。他对于中国之事知道得很多,卡马不特是一个工学学者,同时也是语言学家,他能说好几种语言。他青年时曾回法国攻读拉丁文,所以在上海某大学中也担任教授一些拉丁文课程。程开明和卡马很要好;因为他们两人对于语言学也是同志。

卡马原由程开明的介绍,准备过四年震旦聘约完满后,到日本庆应去当教授的;因而他又想学日本语。程开明在震旦读书时就学好日语,后来在日本教书,当然日语说得更好了,卡马就想请程开明教他日语。而程开明也想利用此机会叫卡马教他拉丁文,于是两人就实行交换教授。

有一天两人讲到无妄之灾这句话时,从语源去研究,发现中国文和拉丁文都有迷信的意味。中国的无妄之灾乃出于易经,是一个卦名,说明无故得咎的意思。日本的语又乃中国语又的变体,所以也以易经为根据。因为无妄之灾这一辞,引起了卡马对中国五行命理之学有兴趣,耍程开明为他介绍一个能教他粗知中国五行之学的先生;他认为这真正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一种学问。

程开明本来想把卡马介绍做我的学生,而我当时却因养病无力及此;卡马又急不能待;我就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黄先生。因为卡马在上海出生的,黄先生乘此机会要算外国人的命,就查好了卡马的正确八字,为他算了一下。

黄先生把卡马过去好几件重要的事,诸如父母去世的年月,结婚和生孩子的年龄等等,卡马闻言大为惊奇,认为这真是一种神术,赞叹不已。于是卡马就再问后运如何,又问以后有无类似无妄之灾之事作个实例。因此黄先生就依他的八字说了两件事是近在目前,说他过了两个月,交入秋天,将有两次无妄之灾,而且情形颇严重。第二件事,说他准备四年后去日本教书之事,不特将成泡影,而且那时将有牢狱之灾。

卡马对黄先生如此推断,却是半信半疑。信的是,黄先生既把他过去绝无人知道而且自己也不留意之事,诸如父母去世的年月,生孩子的年龄之类,既然算准了,那末后运当亦能推断的;但说他四年后去日本教书之事会成泡影,同时还有牢狱之灾,那就不相信。因为日本庆应大学已和他预约了,没有理由成泡影的。同时,如果那时要生病或死亡,倒不敢说;说他要有牢狱之灾,那就不可想像了;因为卡马自信他一生不至有牢狱之灾的。

那时他难免和黄先生有些争辩,黄先生就对他说,关于四年之事,现在暂且不谈,近在两个月后之事,可把它作为根据;如果入秋之后真有两次无妄之灾,那所推断四年之后的事,你不信也要信;如果入秋后仍然平安无事,那八字就看错了,四年后之事当然也靠不住了。

过了两个月,你想卡马在上海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年就是八一三事变发生之年,有一天下午,卡马由上海法租界震旦大学,自驾私人汽车出来要到英租界去,刚刚路过爱多西路英法交界之处,即上海最大娱乐场大世界门口时,中国飞机去炸日本出云舰,被舰上高射炮击中,飞机经过大世界上空,一个五百磅的炸弹脱架,落在大世界门口的马路当中,造成死伤数百人的大惨案。而卡马当时虽然没被炸死,汽车中了弹片,手面也被玻璃碎片所伤流血了。

无妄之灾!卡马驾着负伤的汽车到医院敷药出来时,心中对黄先生的算命,暗叹一声,五体投地了!第三天,程开明跑去看黄先生,也顺请黄先生替他算算命,看看有无像卡马同样的无妄之灾。程开明对黄先生明言,他本来绝对不相信命运之事的,但前天卡马之事发生了,使他不能不相信其中确有一些道理了。黄先生把他的八字一算,奇怪的,程开明的流年竟和卡马差不多,说他近十日内就有一个小晦气之事,大概是小破财。(过几天果然被扒手窃去五十多元),又说他和卡马同一月襄,也有一个无妄之灾。

当时因为上海八一三战争已爆发,他们虽然都住在租界裹,由于飞机与高射炮的关系,心中多少都有所不安,就问这无妄之灾有没有像前天卡马那么严重,身体也要受伤出血吗?身体很可能要受伤出血,不过也像卡马前天一样,没有什么大关系的。黄先生又这样安慰程开明:不一定都像卡马那样被炸弹炸伤,或者自己跌倒,或者在路上被人碰伤,总之,在这一月裹,无妄之灾是难免的,自己谨傎一点的,便可以大事化小事的。程开明问:若是十分谨慎的话,可以不可以从大事化为小事,再而小事化为无事呢?黄先生同答说: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谨慎到与人物绝对隔离不接触,你谨慎而他人不谨慎;你不玩物,而它偏能伤人;所以,大事化小事可能,而再小事化无事却是不可能,多多少少在那个月襄,总有些晦气之事的。

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不久,惊动全国的就是闸北四行仓库我军孤军抗战之事。因为四行仓库的后面就是英国租界,所以每日随时都有成千成万的同胞到那裹慰劳孤军,团体赠送慰劳品,个人同仇敌忾挥热泪,上海五百万人口,成年的男女,过半数曾到那里望望四行仓库屋顶随风飘动的国旗的。

有一天,卡马自驾汽车和程开明两人也去四行仓库。因为人众多,汽车就停在很远的地方,两人并肩走到望得见四行仓的地方,就站在路边谈论战事,程开明和卡马两人正在交换学习日语与拉丁文,他们两人相约,平时两人相见,卡马对程开明说话尽量用拉丁文,而程开明则尽用日本语。他们两人就在马路边大谈其拉丁文和日本话。

有一件事凑巧的很,程开明的体型和面庞颇像日本人,又曾在日本教过书,神气也更像日本人了,因而引起路人的注意。后来又被路人发觉他满口是说日本话,于是被误认为日本仔利用西人来做间谍,突然有人喊一声打日本仔,拳脚交加,程开明和卡马两人都被打倒地上了。好在英国巡逻车刚刚过路,才把他俩救起;但已被打得头破血流了。无妄之灾,两个教授真是所谓啼笑皆非。

这是卡马第二次的无妄之灾,黄先生算命完全应验了。由于中日战争逐渐穬大,四年后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占领上海租界,所有西人都被关入集中营。卡马全家搬进集中营后,想起了四年前黄先生的批命,说他四年后日本教书之事不特成泡影,而且那时将有牢狱之灾为之大为叹服。

善终恶死。命相同样有根据

一般人对于命运的事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死亡一定是恶运,好运就不会死,因此算命先生也常常被好运所骗,看到八字的好运时,就不再去注意有没有其它可以致死的理由了。其实,虽然大多数的人是死于恶运裹,而少数死于好运裹也是事实。

前书我们所举的王植波死于好运,便是一个好例。再进一步说,不特不是恶运,而且大多数人的死,都在好运裹不在恶运裹。如果承认大多数人都是寿终正寝的话,在儿孙满堂的情形中去世,被称为福寿全归或身后哀荣的,岂非好运?俗语说得好:生斗英雄死斗福!生的福是吃穿,死的福是甚么昵?

就以不久前台湾飞机死难的人来说,电影界各要员的死后哀荣,绝不是平常的寿终正寝所能有,这不是死人的福吗?所以,这许多人,都是死于事业蓬勃的时候,死于众人哀悼的情况,便都是死于好运中了!如果一个人是死于恶运,就是寂寂无闻地死去,或是死于刑罚,死于众人称快!

所以,死于好运应有两种:一种是善终的所谓寿终正寝,那还只不过是平凡的好运:一种虽是不得善终,而能身后哀荣的,还算是不平凡的好运。当然最好的应是寿终正寝同时身后哀荣,那么,这就是所谓福寿全归的了。这当然也就是死斗福的最有福了。

无论是善终或是恶死,在命理相上也同样有它的根据,一般涉世稍深,阅人稍多的人,大都能鎀分辨善人与恶人的。这就是所谓通俗相理,一个人的善相或恶相,每每显然排在脸上,一望而知的。脸面慈祥的人多数可得善终,而脸面凶恶的人,大多数不得其死,那也是事实。

就八字上言,虽然比较相术难看,但也同样有其理由可作推断的根据,只要你能注意八字上的变化,就不难看出其人善终或恶死。在南京畤,有个熟人秦君,有一天拿人命纸来找我。因为他看不懂算命先生所批的字句,要请我替他解释。那时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约六月中。他是去年出北平去南京铁道部做事的。那张命纸是北平一个姓张的算命先生批的。其中他看不懂的是五行绝者土五个字,尤其是土字何意,最为难明。

那年秦君是四十四岁,肖马,算命先生是前六年在那张命纸上拟有这样的字句:亡丁丑年八四十四岁,大运在已,经云:五行绝者土少不利西行,且宜东向慎之!

我虽然和他很相熟,他却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命运的事。他先向我声明说,他本来是不相信命运之事的;前年因为打算来南京做事,他的母亲就替他算一个八字,但命纸上批云:今年四十二岁,流年乙亥,亥卯合木南行不成,须待来年岁逢丙子,子午冲动,可得南行。

他说,前年他南京的事已经都弄好了的,只要他一来见过部长就可以。当时他不相信行不成,但结果真的因为长子结婚事不能即来,而部中这职位又不能久悬,他便作罢了,好在他当时在北平还有事做,不来也没有关系。所以就决定率性就在北平做下去,不打算来南京,因为儿子结婚之后,似乎也有和家人在北平团聚一时的需要。

但是,到了去年夏间,忽然得到南京朋友的电报,说是他的差事已经司长签上去了,要他即日辞职南来,因为他以前托朋友谋这部中的差事,他因儿子结婚不来,已经对不住朋友了;后来自己决定不来,也未曾对朋友说不决定南来了,请他不必再进行,所以现在朋友已经替他进行到司长已经签呈上去了,便不能再对不住朋友,因而他便不能不匆匆地向北平辞职,赶到南京来。

由于去年的无意中来到南京任事,便不能不使他相信命运之事颇有一些道理了。最近因为得到北平家人和朋友的来信,都说日军对于华北似有军事行动的样子,因此他就写信家裹,把这张命纸寄来,看看这裹面对于今年之事有没有甚历。现在他对命纸所批今年之事,只知道不利西行,且宜东向,而所谓五行绝者土五字,却莫名其妙,所以要我替他解释。同时,他想知道把北平家眷搬到南方来是否可行。

我把他的八字看了一下,却使我很难于开口;因为依他的八字看,今年立秋之后三个月内,秦君的寿命确然有一个大关口,而命纸所批的经云:五行绝者土,就是说他今年五行逢绝,应当归土的意思,这叫我如何能对他照理解释呢?

因为我知道秦君对于五行是外行,所以找就对他这样解释说:五行逢绝的人,应当用土去培养,所以说你今年不宜向西,只宜向东行。

不意秦君虽然不懂八字上的五行道理,却因读过多少古书,也略知五行方位之理,他闻言便对我说:是否五行以土为主,故有土居中央之说;是的;我马上就顺他的说法。土居中央。所以你目前在南京中央做事,对你今年的命运是非常合宜的。

但他又问:那塺,今年我已经在中央了,为甚么又有不宜西行且宜东向的话呢?我自去年到了两京之后,差不多每月至少有一次东向去上海,从来也没有西行过,今年当然也只有东行不会有西行的。何以有慎之,慎之的话昵?

我就对他说,如果能保恃过去一年一样在南京做事,只有东行,没有西行,那就不会有甚么事;不过,食这张命纸上所批的看,似乎今年有西行的可能,所以他才叫你慬慎,不宜西行的。接着秦君又问我,他想把家人接来身边好不好呢?因为我看他的八字今年确有性命之虞,到底应否把家人接来还是不接来呢?似乎没冇一个确定的理由;于是我当时只能依常情答复他说,能把家人接求在身边总是好的,这话我并非根据他的命理说的。

后来秦君鉴于华北既有谣言,自己一时又不返回华北,就决定把家人接来。但是,事情却来得太奇怪。时同迅速发生变化。那时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我和他谈命只过了十几天,七七事变竟然发生了。秦君接家眷的事当然不成,从此他也再没有机会东付去上海了。

七七事变发生的前几天,我已回到上海,接看上海发生战事,时局恶化了,南京已作迁都的决定。那时南京公务员非有必要,经各机关主管长官批准的,不能随便离职。因而秦君就写一封信给我,要我给他决定是否跟随政府西迁。他信中说,若依北平张某所批的八字说,他既不宜西行,而政府又偏偏只有向西可迁,东北南三向不能迁,明显的前几年算命的已看出他今年有西行的事情了。现在依命运看,应当辞职不宜西行;但再依事实看,辞职能否获准还在其次,返回北平既不可能,他一个人将去那裹呢?

当时我看了秦君的信,真是不知如何答复是好,因为,若依命运看,他绝不宜西行的,然而,若是我主张他辞职,可会有两件严重事件发生:第一、当时政府已在严密注意间谍问题,而秦君又是日本留学生,当此他北平有家已回不得的时候,竟然辞职不随政府西迁,很可能被视为有意通敌,不会准他辞职的;第二、他若一辞职,除来上海,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末此后生活又将如何呢?

因此我的回信并没有替他作任何的决定。我只说两点:第一、我在命理上的看法,和他那张前几年在北平所批的命纸上所说的一样,没有新的看法。第二、就目前情形言,既然回家不得,又无退路,事势非随政府西迁不可。那末,动不如静,逆不如顺,不辞职是静,跟随政府是顺,我这话也都是事实,并不勉强说的。

当时我心裹会这样想,如果秦君今年命中当死,就是中日战争不爆发也会死的,而今能跟随政府走,在政府的保护下,不是比之个人奔走更安稳得多吗?当时我面对他的八字,又面对当时的局势,死生问题原无足论,而他的八字今年不宜西方而偏非走西方不可,这就不能不相信命运的奇妙安排了!

果然不久我们知道政府已从南京西撤至武汉;也知道秦君跟随政府平安向西去了,从此他也不再来信。我们由报纸上以及传闻中,知道政府西迁之后很是安全,并未受到敌机的大轰炸,私心也替他欢喜。

有一天,我闲著无事,无意中把秦君的八字拿来看看,发现那年夏历十一月是壬子月,十三日是丙子日,八字中的用祌被冲克太过,当是死亡之日。那时是十月底,我就写信给一个朋友,他是和秦君同司的同事,朝夕相见的,我请他尽可能告知秦君,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五天,千万要足不出户,并请他尽可能帮助秦君,那几天不派他公出,留在部中申办公。因为这位朋友是秦君的上司,此事只有五天的日子,他是可以做得到的。我又请他不必把这五天,尤其是十三日那天的大难日子告知秦君,怕他因心理作玥,反而发生其它不利的事,我希望此信能于十一月十三日以前到达,就用快信发出。

信发后我一面等待朋友覆信,一面又推断秦君十一月十三日那天如果不能逃过鬼门关的话,应是善终还是恶死呢!我知道秦君素有胃溃疡病,如果是善终!最可能因舟车劳顿加上水土不服,胃病发作而又因医药不便而死亡;若是恶死,那就是出于交通失事或被敌机轰炸而死。当时我对于八字上的死亡问题还在研究而没有甚么大心得,本来死亡在八字上就是一个大问题,虽然有的八字可以明白断定他何月非死不可;但此种八字好像只占百分的四十;约有百分之二十,可以看出要死于那一个运裹的五年之内;尚有百分之二十,则不可能看得准的。秦君的八字虽然属于头一种,就是事先可以看出是乙丑年十一月确有死亡的大厄。

可是,虽然我能姼看出他那年那月死亡的大厄,却不能看出到底是善终还是恶死。

因为当时我已经学了相术,我知道在相上显然有善终与恶死的相格的;那末论理上也一定有此命格,而且命书也略有提到的,不过不像相术那样具体而确定而已。于是在我的朋友没有覆信之前,我就和两个精于命理的朋友,对秦君的八字加以商讨。

商讨的结果,大家断定秦君在十一月十三那天当死于非命,理由是用神的衰神被旺神所冲,而四柱岁运又多冲克。这一结论并非理论,也不是完全根据命书所说的,这是我们几个人,一面根据命书中死亡的五行原理,一面根据许多熟人的事例作为根据的。

自旧历十月二十几我发信,直到十二月半才得到朋友的覆信。来信说,他因政府机关迁移不定的关系,接到我的信已经过了十一月十二一日,是十五日的下午才接到信。而秦君和部中另外两人,是十一日上午被派外出,约需一星期才能同来。当时他想十五日以前既然没有得到关于秦君有何事故的讯息,则十三日秦君想是已告平安无事了。真是奇怪,第二日即十六的清早,就接到和秦君一起公出的两人来信报告,说是十三日中午秦君在公路上被敌机机关枪扫射身死,已由当地机关负责收殓了。

秦君死于非命的事实给了我们研究命理的人非常宝贵的资料。我从而确定同是死亡,何者死于非命,何者属于善终,就是恶死也有死有余荣、死有余辜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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