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 明清山西商人商业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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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山西商人商业活动对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大的深远影响
一、政治影响
明清山西商人之所以魄力,财力,势力方面远比其他时期,其他地域,其他商帮的成就显著,是与山西官商家族的努力分不开的。
传统史学也认为清代的山西票商就是官商,持此观点者认为:清代“全国最富有的商人是票商(山西的票号商人)盐商和行商(广东十三行),这些人很多都是官商,或者是政府官员。
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银号,主要的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以及代官商办理汇兑,存款、放款、捐纳等事,始终没有超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范围。
”可以说明清时期不仅形成了一个官商家族阶层,而且官商家族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经济都起到了影响。
明中叶以后,官商一体家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除晋商外的其他地方商人也有官商一体化家族的存在,但山西商人更为典型和突出,时间上也更早一些,因为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大的商业帮派集团是在明初形成的,特别是开中制实施以来,山西商人与官方的关系较其他地域商人更为密切。
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关键在于官与商的相互渗透,相互依托,相得益彰。
家族中的子弟要读书做官,不仅需要耗费一定的财力,而且也需要家族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为此,一个家族为了让子弟做官,就需要有人经商,子孙再家族财力的支持下成为官僚学者扬名显姓,反过来又提高了家族的商业信誉和知名度。
当时许多山西商家就意识到:官商结合型家庭是一种最理想的家庭模式,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必须在相互依托中求得生存,求得更大发展。
明中叶以后,官商一体家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除晋商外的其他地方商人也有官商一体化家族的存在,但山西商人更为典型和突出,时间上也更早一些,因为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大的商业帮派集团是在明初形成的,特别是开中制实施以来,山西商人与官方的关系较其他地域商人更为密切。
二、经济影响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在商界绵延繁荣了500多年,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
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日本、东南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堪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
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正如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所评价:“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尤以平遥为最。
这里吸引人的不仅仅是古文物、古寺庙、古色古香的民居,更有称雄全国的金融都市,这里有号称中国第一家银行的日升昌票号。
在当时全国51家票号(银行)中,平遥就占有22家,这里被称为中国的‘金融华尔街’。”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清代晋商雄踞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驼帮、船帮和票号。
1、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的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
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往“牛羊骆驼马”。
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
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
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
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
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2、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我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
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
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
”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3、 票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由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在已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
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有43家,晋中人开设了41家,而祁县就开设了12家。
在这些票号中值得一提的是祁县的第一家票号合盛元。
1907年时,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启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与意义
商品交易的蓬勃发展,既增加了山西钱庄的金融资本储备,为做更大商品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又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基本生活需求,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缓和了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的敌对情绪,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和长城内外的和平与稳定。
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文化影响
1、儒家文化
晋商之初,诚信为本。
能在称雄商界的5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诚信,山西商人有一套完备的诚信机制。
只有商号变成你的、我的、大家的,大家才会重视商号的诚信;否则,员工没有归属感,诚信只能是无稽之谈。
打破行业常规的“相与”制度,把“企业”与员工牢牢地绑在一起,即为晋商首创。
在此之上,各商号都制订了严格的号规,明文确定诚信经营的原则,如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
正是在诚信的“背书”下,晋商票号才能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之牛耳。
据相关专家考证,全国出现过的票号共有90家,其中山西票号就有80家!
但“诚信”也成了压垮晋商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朝覆亡,天下大乱,讲求诚信的晋商们并没有携款私逃,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
1914年日升昌票号的倒闭,标志着晋商左右中国金融界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晋商这个庞大的商业王朝也最终走向没落。
这痛苦的历史记忆也成了晋商的负资产,以至于一部分晋商过度依赖政策投机,而忘记了经商之本。
2、中国建筑文化与戏曲文化的贡献
商对城市建筑、寺观庙宇的维护修复也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山西境内的明清建筑今有千余处之多,而传统的寺庙宫观、戏台建筑占了半数以上。
这些寺观庙宇能够很好地保留下来,甚至经常得以重建翻修,有些就得益于晋商的支持。
《儒商常家》一书五百年纪事中,明代的纪事共有5条,其中4条是常家人从明中叶起捐资修庙的记录:嘉靖三年(1524年)常仲林子常廒为村里成家寨菩萨庙捐资;万历三年(1583年)常廒长子常廷和为车辋村寺庙捐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常廷美之子常现为南庄村大雄寺捐资;崇祯六年(1633年)常家5人为村里的东菩萨庙捐资。
清代以来,常家捐资修庙的记录就更多了,晋中的富商常氏家族如此,其余商家也不甘心落他人之后,巨商大贾们给寺庙院观施舍钱财,多少年多少代乐此不疲,留存下来的寺观庙宇的碑碣中,许多都记录下晋商在地方上捐资的义举。
庙宇修缮“非一人一家所能办,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晋商的捐资善行客观上保护了一批古代建筑文物。
晋中商人不仅仅爱听戏文,爱看剧目,他们还研究戏曲,创作剧本,扶持戏班子。
祁县的渠家大院里,有一座造型精美、布局合理的古戏台,渠家在这里组建了戏班,聘请名师,常年演出。
在当地有“金财主”之称的渠元淦,在同治年间聘请当时最有名的蒲州艺人,组成晋中最好的戏班子,对音乐唱腔、伴奏技巧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改进,承前启后,推陈出新。
晋中的祁太秧歌、社火以及流传至今的一首首美妙动听的山西民歌如《走西口》、《桃花红杏花白》等,都凝聚着晋商浓郁的思乡思亲之情,这些都与当年晋商的商贸和文化活动不无关系。
山西地方戏曲的形成、繁荣与晋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山西地方戏曲很繁荣,戏种也很多,如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太谷秧歌、眉户、碗碗腔等
山陕商贾发迹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民国。
梆子戏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
山西商人除邀请戏班演出外,他们还出资举办梆子戏班。
咸丰年间,祁县富商渠氏办起了“三庆戏班”。
咸丰十年(1860)前后,榆次聂店富商王越办有“四喜戏班”。
民谣有“四喜班有好戏,秃红秃丑盖山西,人参娃娃一杆旗,饿了吃的打卤面,渴了喝的一条鱼”,秃红、秃丑、人参娃娃、一杆旗、一条鱼都是艺人艺名,“三合班”约与四喜班同时,由榆次王湖村富商在该村的三台店组成。
该班培养出的名演员有二八黑(净角)。
咸丰年间,徐沟县粮商李玉和,以斗商名义承组戏班“舞霓园”,以重价吸收南北名角与弦鼓师。
又请协丰号在苏州织造唱戏服装行头,每年易新,名噪晋中地区凡二十年。
晋东南壶关以贩铁起家的富商王氏,传到第四代王大旦时,一次与上党“三元班”戏班东家看戏,二人一同在戏房休息时,由于戏班班头和艺人冷落了王大旦,王大旦一时气恼不过,便决心自己出面组建一个压倒所有上党戏班的戏班。
他为戏班投资白银十万两,从北京请来落魄翰林编写历史剧《杨家将》等,南下苏杭购置了大量戏装乐器,在晋城、高平一带买回十多名聪明伶俐、口齿清晰的小青年,重金挖聘其他戏班的好把式,教养训练三年,除可演出各戏班通行剧目外,又排练了十多种新剧目,定名为“十万班”。
从此“十万班”成为上党地区剧种最全、演员阵容最强、戏装道具最多的戏班。
当时在上党地区有这样的说法:如无十万班唱戏,再大的喜事也不能算办得最火红热闹。
可见十万班声誉之大。
十万班最兴旺时,有特制大戏箱24驮(48箱,当时一般戏班只有3到5驮,即6到8箱),演员一百多人。
因演职人员多,王大旦又将戏班分为三组,各自独立演出。
王大旦的戏班演出的剧目有《歧山脚》、《黄河阵》、《千秋剑》、《燕王反朝》、《杨家将》等,特别是宋代杨家戏,有数十本,宣传了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
该戏班有一对联:“谁谓戏无益,辨朝野贤慧,开人知识;果然勤有功,演历代兴亡,长我精神。
”这一对联可以说是对该戏班演出剧目的恰当评价。
上党梆子中曲牌有“上党二黄”,也有的人认为原来王大旦在京城有店铺,他常去京城,难免对二黄产生兴趣,而移植于十万班,从此在上党梆子中流传下来。
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过60大寿,王大旦曾带领他的十万班赴京为太后贺寿演出,受到了慈禧大后的赞扬,并将十万班改名为“乐意班”。
十万班由此名震京华,并易名为乐意班。
在晋中一带,同治时又有祁县富商渠源淦(金财主)组织“聚梨园”,一时称盛。
光绪元年(1875),榆次富商崔玉峰办起“二保和娃娃班”,培养出艺名核桃红、玻璃翠、夜壶五、二蛮旦等名角。
光绪六年(1880)太谷富商孙氏贷银2000两给戏迷杨成斋,由杨出面办起“锦霓园”,有民谣称:“杨成斋好曰能,爱戏办起了锦霓园”。
时有“尹财主的胡琴,甲成的板,田桂儿的乱弹唱不完’之说,上述三人都是艺人。
光绪十年(1884)前后,又有清源县东罗村富商时成盘办起了“小梨园”,培养出一盏灯(旦)、七百红(须)、金香翠(青衣)等名角,尤三儿生(孟珍卿),唱腔高昂,表演豪放,被称为山西梆子“小生泰斗”。
“太平班”约与“小梨园”同期,由太原济生馆药店创办,培养出拉面红、说书红等名角。
“小祝丰园”由平遥县富商尹二少创办,“小自成班”由徐沟县富商陈玉创办。
在张家口一带的山西富商也办戏班,如德和栈掌柜祁县人王肃歧资助名伶狼山红、狼山黑办起了“狼山戏班”。
还有一些富商,由爱戏到成为票友,并粉墨登场一过戏瘾。
清末张家口的四大票友,皆为晋商。
如吴志远,忻州人裕园永伙计,生旦净末丑,样样能演。
杨柱,太谷人,大德庄伙计,文武场都行。
晋中商人从掌柜到伙计,多会唱几句山西梆子。
大盛魁商号库伦分号掌柜罗弼臣物色了20多位票友成立自乐班,一切开支由大盛魁供给,逢初一、十五在会馆演出。
祁县富商韩子谦,排行五,人称韩五少。
父经商于扬州,母王氏为江南昆曲名伶。
30年代,他家在祁县城开设的商号,迫切需要他出面管理。
但他祝钱财为粪土,视宦海为苦海,终日与晋剧、木偶、秧歌艺人往来。
他不惜重金购买全部戏装行头,于每年冬季辟锅灶、设暖房,专门请晋剧艺术名流前来聚会,互相切磋技艺。
著名鼓师狗蛮师傅,到临死还由他供养,死后又由他出资埋葬。
曾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艺术等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参考
晋商的发展历史(组图)_网易新闻
news.163/14/1119/00/ABCF7JE300014Q4P.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与商人精神 _文化星期五_中国网
china//feature/519808.
明清山西腐败之根-搜狐
history.sohu/s2014/mingqingshanxi/index.s
明清山西腐败之根:官商一体 权力庇护(2)-搜狐
history.sohu/20140902/n403986167_1.s
【亦观察】 中国第一商帮“晋商”如何衰败的?_网易财经
money.163/14/0620/09/9V62HTKK002551G6.
晋商与社会文化:晋商与戏曲_中国网
china/blog/zhuanti/2009-06/04/content_17886716.
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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