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关内之民为何“闯关东”

Posted 2022-06-06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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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内之民为何“闯关东”：人口压力天灾人祸 >

清代流民“闯关东”现象解读

一、“闯关东”的由来

关东是指以今天的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为主的东北地区，因这一地区处在山海关以东，故名。清前期设禁，前往关东要“闯”，因为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但自近代1860年(咸丰十年)解禁后，前往关东谋生就已合法，“闯关东”一语之所以仍被沿用，是积习成俗使然。

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关内流民出关觅事，来去自由。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关也不必“闯”，相反还得到清政府相当的鼓励。因为关东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明末清初战争的影响，人民走死逃亡，导致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但关东又是“龙兴之地”，为强根固本，清廷即屡颁诏令，命地方官“招徕流民”，开垦荒田。1653年(顺治十年)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燕鲁穷氓闻风踵至”者不少，也由此引起清廷的不安。《条例》颁布15年后，也即1668年(康熙七年)，清政府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条例》废止。清廷所以要封禁东三省，当然有许多理由，如关东为人参产地，旗民生计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屡禁不止(杨宾《柳边纪略》第1卷)，成为清廷不得已而封关的原因之一。还有，东北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无法禁绝“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卷)，于是，干脆封禁。再有，清廷深恐流民如猬之集，抢了旗民的饭碗，“必致(旗民)生计日蹙”。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保护满族固有的文化则是清廷“闭关(山海关)”尤其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类似“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的上谕，屡有颁行。在清廷看来，满族的尚武之风不能丢，满族的风俗习惯不能杂糅，要想不使满人“习成汉俗”、被中原文化同化，只好把“自我”封闭起来。加之有清一代“反清复明”之声不绝于耳，更使“满汉之见”难以消散，因而也促使清廷屡颁禁令，一次比一次严厉，不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而且下令“逐客”。1740年(乾隆五年)上谕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设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十年后(1750年)，流民归籍期限已满，再颁严令，“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大清会典事例》第158卷，《户部》)当然，清廷也清楚，仅“闭关”仍不足以抵制“汉俗”的侵袭，流民泛海可至辽东，经蒙古亦可进入关东腹地。有鉴于此，康熙年间清廷又花了几十年时间设置“柳条边”以期禁阻。尽管清廷煞费苦心，但北方流民入关谋事却屡禁不绝，而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上谕”称，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10多万(《清圣祖圣训》第8卷)。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据估计，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包括已改变流民身份定居关东者)总计达180万人(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页)。这些流民都是在“闭关”条件下犯禁闯关、私自进入关东的，所谓“闯关东”之说，即由此而来。

1860年，关闭的山海关大门重新向流民敞开，流民入关东谋生，不再视为非法，只因“闯关东”一词已约定俗成，也就成为流民去关外谋生的代名词了。

二、关内之民为什么要去“闯关东”

“闯关东”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1911年东三省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直隶、河南等省先后自发涌入的，规模之大，举世震惊。进入民国时期，“闯关东”浪潮仍居高不下。从1912―1949年，流入关东的人口共约1984万人，平均每年约52万人，其中1927、1928、1929年连续三年超过百万。规模如此庞大，难怪“闯关东”被世人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是“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闯关东”浪潮持续了数百年，人们在惊叹其流量之巨的同时，自然会问一个“为什么”？笔者试以山东为例“解剖麻雀”。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的特性，山东作为孔孟之乡，这种特性更是根深蒂固。可是山东人不顾一切“闯关东”之举，“必是为了什么迫切的缘由所驱使。”(W.Young:《美报之华人满洲移民运动观》，《东方杂志》第25卷第24号，第50页)这“迫切的缘由”，当然复杂，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人口压力。山东“地少人稠”，“生齿甚繁”，“人满之患”自清代中叶以来日渐严重，“农村人口过剩，不待凶年，遂有离乡觅食，漂流各处，山东地狭民稠，其例尤著。”进入近代，人口压力更大。1850年山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5.86人，名列第四，1911年升为第三位(每平方公里202.24人)，1936年上升为第二位(每平方公里256.40人)，虽然次于江苏，但如时论所评，“以江苏工业发展的程度，占全国各省第一位故，其过剩劳力的收容量，当然增加，比山东势优。故在山东发生农民的劳力过剩和生活困难，为自然的归结。山东农民经营的面积过小、分割过小的土地，为促进农民离村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及农民离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卷九第3期，第107页)显然，“人口压力流动律”在山东农民“闯关东”流向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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