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论析台湾原住民权利运动

Posted 2022-05-20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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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析台湾原住民权利运动

　　文/张阳

　　台湾原住民族的衰弱是近代台湾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随着整个原住民族群边缘化程度加剧。原住民问题遂成为台湾社会一大社会难题。为争取生存空间，维护少数民族权利，20世纪80年代，原住民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原住民权利运动”，简称“原权运动”。在台湾政治“民主化”与“本土化”的双重作用下，“原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该运动虽声势浩大，却因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波折不断；原住民群体的边缘地位也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在社会发展中难得实惠。

　　一、从中心到边缘：台湾原住民的现实困境

　　台湾原住民指的是在明清时期大陆汉族人民大规模人台之前便居住在台湾岛内的土著。连横有言：“台湾故东番之地，越在南纪，中倚层峦，四面环海，荒古以来，不通人世。土番魑结，千百成群，裸体束腰，射飞逐走，犹是游牧之代。以今石器考之，远在五千年前，高山之番，实为原始”…；同时，通过大量考古资料及人类学调查，台湾原住民已被证实确为台湾岛内最早的居住者和开拓者。学界按汉化程度将其分为山地高山族与平埔族，前者包括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曹族、排湾族、鲁凯族、卑南族、阿美族、雅美族等共九族，主要居于高山或海岛；后者通常指西拉雅、洪雅、巴布萨、巴则海、拍瀑拉、道卡则、凯达格兰、噶玛兰共八族，多分布于西部平原。根据最新统计，台湾原住民约为4l万人，占总人口的1.8％2。为方便研究，本文所谓的台湾原住民仅以山地高山族为指涉对象。

　　几千年来台湾原住民一直过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与世界其他文明中心普遍隔绝的生活。在这期间虽问或有外力介入，但对身处高山或海岛的台湾原住民而言，外来的影响微乎其微，仍保留较为完整且独立的原始部落形态。然17世纪以降，台湾相继遭受西班牙、荷兰以及日本的殖民统治；经历了清政府治台期间的“理番政策”、“剃发归顺”；国民党“光复”及1949年的入主建设，外来影响开始在原住民的语言、服饰、生产生活以及宗教文化上挥之不去。外力的强人虽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原住民的生产方式，使其逐步脱离原始蛮荒，生活品质得到很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其掠夺剥削特性更使原本“王化不到”的原住民部落在现代文明面前脆弱不堪，台湾原住民不断从“边远”走向“边缘”。近几十年来，部落文化愈发衰弱，族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山林、耕地被占，生态环境遭破坏，生存空间急剧缩小；为维持生计，许多青壮年走向都市，部落人口大量外移，传统技艺难以维系；加之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入侵，祭祀礼仪相继废弛；而在汉人主导的都市，原住民又因教育水平低下，专业技术及职业训练匮乏，只能从事最脏最累的粗笨体力活，平均收入仅为“其他居民的三分之——至三分之二”，原住民逐渐成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二、伸张权利：台湾原住民权利运动

　　为伸张原住民的基本权利，改变少数民族群体在台湾社会中的弱势地位，部分台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于20世纪80年代发起了维护自身民族权益的政治运动——“原住民权利运动”，简称“原权运动”。适逢7、80年代岛内及国际环境都经历了巨大变化，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又为“原权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台湾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已完成经济自由化过程，但政治民主化进程却迟迟未见启动，于是岛内存在着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的紧张关系，政治运动不断。而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国民党“党国”统治的合法性遭到台湾岛内及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威权体制松动，民主化进程随之启动，价值观趋于多元，台湾社会政治开始经历一轮“由破到立”的过程：以往台湾政治生态中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为优化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纷纷借机反弹，拒斥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国际上，“1957年，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了关于保护土著人和部落居民权利的《土著和部落人口公约》；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提出要保护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1970年，联合国防止歧视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建议对土著人遭受的歧视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涉及土著人问题的《圣何塞宣言》，1982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决议，授权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建立土著人工作组，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全球范围内的土著人问题及其权益。1984年，世界土著人会议通过了《土著人权利原则宣言》。”联合国对土著人事务投入的关注以及世界范围内“土著人运动”高涨，无疑为台湾原住民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提供了法理支持以及有利的国际环境。于是，1983年5月，一批台湾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费创办了油印刊物——《高山青》，揭开了“原权运动”的序幕。随后1984年12月，排湾族歌手胡德夫发起成立“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简称“原权会”），创办《山外山》杂志。1987年“台湾原住民领袖发展小组”成立并创办著名刊物《山青论坛》以及《原住民之声》。至此，“原权运动”走向高潮。然而台湾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80年代末之前却持与“原权会”相反的观点，认为“山地政策”对山地人民是德政，利大于弊。直至80年代末，随着“原权运动”影响的逐步扩大以及岛内政治形势发展，两类少数民族团体的政治主张方渐趋合流。“原权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1）族称上，废“高山族”、“山地同胞”等歧视性称谓，统称“台湾原住民族”或“原住民”。（2）政治上，修改“宪法”，制定“法律”以保障“原住民”群体的政治权利；改革行政机构，蒙藏委员会为“少数民族委员会”，提升“山地行政”的级别。（3）经济上，归还被侵占的“山地保留地”，检讨和修改“山地”经济政策，改善“原住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4）思想文化上，尊重“原住民”的人格和习俗，号召“原住民”族群自我认同，信奉同一宗教，推行母语，延续本族的传统习俗。此外，少数原住民知识分子还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台湾原住民党和中华少数民族正义党，组织原住民同胞开展“还我姓氏”、“还我土地”的静坐示威活动，要求给予原住民应有的权利与尊严。

　　三、反思：台湾原住民权利运动评析

　　由于台湾原住民分布面积几近全岛总面积的50％，其政治重要性不容小觑，也是台湾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原权运动”与台湾“本土化”、“民主化”的有效互动，在维护原住民权益方面该运动还是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1994年，台湾当局在“修宪”时写入“原住民”一词；1996年，设立“原住民委员会”专门管理“原住民”事务的机构，并在台北、高雄两市以及相关县市设有管理机构；1997年正式将台湾少数民族的统一称谓定为“原住民（族）”，出现了“积极维护发展原住民族语言文化”、“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与政治参与”这类表述。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善原住民地区公共医疗卫生、居住、教育等状况。“原权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局部胜利。

　　即便如此，台湾原住民群体的边缘处境却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至少与台湾社会发展速度仍存在较大差距。死亡率、失业率、失学率以及无固定居所率都为台湾社会各大族群之最高。笔者认为这是主客观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应有下列原因：

　　主观上，该群体中的某些观念和行为如守时观念差、缺乏敬业态度、不善沟通或意见表达、酗酒及清洁观念差、常为小事集体离职、目标仅限于温饱、成就动机不强、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等，都与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以及价值观念格格不入，凸显了部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缺陷和局限；而台湾少数民族人士为增强该运动的凝聚力与合理性，一味强调台湾原住民的原住地位，也未免有唯我独大，排斥其他民族之嫌。这使得“原权运动”得不到绝大多数汉族人民的支持，势单力薄；此外，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生存空间急剧缩小，大量原住民青壮年前往都市或出海谋生，部落失去了最有创造力的年龄层，具有传统特色的族群文化无以为继；而在都市谋生的原住民一方面远离自己的族人，辗转徘徊于矿井、工地，没有与非原住民相互了解的机会，不融于主流群体；另一方面，民族语言逐渐流失，被现代教育剥离了内核的族群文化已不能为其提供可靠的文化依托，心灵孤寂，自我认同渐趋模糊。与此同时，原住民每个族系无论体型、语言、习俗、宗教、建筑以及发展水平都不尽相同，因此各族之间因种种显而易见的差异而导致的组织和目标涣散，各自为阵现象不可避免。单靠“泛原住民”这一模糊飘渺的概念难以整合出一股强有力的民族认同。

　　客观上，首先，原住民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工程，需要有稳定的政策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虽相继出台了一些改善原住民生存环境的法规政策或发展计划，但因政党轮替而导致的政策变更势必对原住民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生不小影响。且原住民在整个台湾政治生态中处边缘地位，政府相关部门常常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行政力度不大，虽有基本资料的更新、原住民权益的宣导等，但很难看出任何纲举目张的政策走向，故成效极为有限。

　　其次，公仆难求。台湾“民主化”及“本土化”进程启动以来，政治体制中出现了不少原住民籍政治成员。理论上，这对瓦解至少是松动固有的政治结构以推动“原权运动”发展，进一步为原住民群体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助益颇多。但事实上，在民意选举产生的原住民籍“立委”、“民意代表”或是县市乡镇机关行政官员中却普遍存在着一种现象：或是原本立志要代表原住民的利益，后着力于政党政治的激烈斗争及对个人政绩的追求；或干脆只是将“原住民问题”作为其政治角逐中可利用的资本，选举时向原住民同胞做的承诺到后来往往成为毫无价值的“空头支票”。因此，原住民虽有同胞通过个人以及群体的努力成功进入政治主体内部，但却空有其表，原住民群体在现实中难得实惠。

　　最后，原住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遭遇诸多现实困难，如原住民学校校长更换频繁、教师素质低下、人才缺乏等。原住民四百年来都是被动地接受外来教育，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几经变迁，一直处于后者否定并取代前者，交互影响相互拒斥的置换过程；在教材内容与课程设置上统治者也未结合原住民的语言、历史、文化，脱离原住民所熟悉的情境，甚至对原住民文化带有歧视和偏见。这些都使原住民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身心俱疲，教育水平低下，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生活窘迫的现状自然得不到改善。

　　综上所述，在近代台湾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台湾最早的住民和开拓者，台湾原住民却惨遭边缘化：生存空间急剧缩小；经济教育水平落后；语言亡轶；部落文化缺失。台湾原住民的边缘化处境是原住民部落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冲突，台湾地区人地矛盾尖锐化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旨在维护原住民族权利的“原权运动”曲折发展，但因受原住民传统文化中的落后观念以及岛内政治环境不断变化等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原住民权利的伸张与实现艰难重重，往往空有形式而难得实惠。

传统文化 论析台湾原住民权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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