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试论先秦儒法的德力争论与领导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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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先秦儒法的德力争论与领导影响力
影响力是领导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影响力有两种，一是强制性影响力或权力性影响力，一是非强制性影响力或非权力性影响力。强制性影响力是凭借权力而发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同领导者自身的因素无关，纯粹因权力而产生，因权力而消亡。所谓“尧为匹夫不能正三人，而桀为天子却可乱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非强制性影响力是权力之外的因领导者本人的因素而发生的影响力，诸如领导者的能力、品德、业绩等等。领导人的主体素质不同，虽然手中握有同样的权力，但影响力却相去甚远。有的领导威德很高，似日月经天，如江河行地，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从之如流，一呼百应;有的领导者却威望不高，甚至成为孤家寡人，形影相吊。非强制性影响力是衡量领导能力高低的极其重要的参数。
一
儒家和法家的影响力理论各持一端，并将对方理论作为激烈批判的对象。
法家主张以力服人。法家从人性自私自利“性恶”的理论出发，建立起“君臣利异”的理论。在法家看来，人天生自私自利，为自已打算，他们关心满足自已的欲望，而从不关心领导和管理的好坏，势必同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发生冲突，民众同君主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领导者必须采取强制的办法，逼迫民众为自已效力。法家的一整套治国大略，核心一条就是以强大的法律制度，以赏庆和刑罚的两手，强迫民众为我所用。商鞅说：“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韩非研究了历史进化规律，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竞于智慧，当今争于力气”。主张“不养仁爱之心，但增威严之势。”法家研究了众多的权术，目的就是牢牢保住大权不会旁落。应该说，从整个领导智慧发展上看，法家对强制性影响力的观察、分析和研究，是最为系统和深刻的。
儒家的以德服人大略，从孔子开始，经孟子，到荀子，构成了一条一以贯之的传统。这条传统认为应顺应人的本性，立足于从积极方面满足民众的需求，进而获取民心的支持。他们主张尊重民众的人格尊严，把人当人看，“博施济众”，“制决之产”，让百姓过上“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七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的温饱的生活。然后，进行道德教育，使之自觉地弃恶从善，归属领导。儒家扬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认为，为政的关键是要“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如果为政者自己身正，其所管辖下的各级管理人员以及民众就没有不正的。所谓“身正”就是为政者的道德人格，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勿从。”（《论语•子路》）为政者自己“身正”，其人格影响力达及于其下级和民众中去，他们就能够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规范，不需要命令他们去做什么才去做什么;相反，为政者自己身不正，你下命令去强制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不会服从。孔子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所以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只要为政者自己身正了，就能像北极星那样众星拱护在它的周围，得到民众的拥护。（《论语•为政》）朱熹注释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像如此。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为’。（《四书集注•为政》）按照朱熹的解释，“为政以德”就是无为而治。孔子也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这里说的“无为”是为政者的道德人格力，它与道家讲的“无为”是有很大不同的。为政者用他们的道德人格力来实施管理，发挥其人格的示范作用和榜样的功能。也就常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说明治人者、为政者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所形成的人格影响力，就像风一样所向披靡，无不折服。可以说，儒家已经将非强制性影响力的理论发展到了十分成熟的程度。
儒家还认为，管理者、治人者必须是“为人师表者”。领导者、管理者的思想和行为应该对民众、被管理者起表率的作用。孔子在回答曾子问何谓“七教”时说：“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尊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孔子认为，如果为政者、管理者“好礼”、“好义”、“好信”则天下的百姓都会来归顺你。所以，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这是孔子从人本出发，对管理者、治人者道德人格的企盼和规定。
虽然儒家人物荀子已经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思想，王霸并用，义利双行，但从整个儒家的治国之道言，对以力服人是排斥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对权力影响力不屑一顾;孟子更是以“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等名言表明了自已的态度。法家的商鞅、韩非等人对儒家仁义道德的一套深恶痛绝，认为以德服人之道非但无利而且有害于社会的治理。他们不惜从理论之争发展到政治残害甚至肉体消灭。
二
以今人的眼光分析，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争论大可不必。但双方的争论给历史和今人以启迪，使人从相互比照中看清了各自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更加自觉地将两种影响力运用到领导实践中，创造更好的领导业绩。
非强制性影响力应成为领导者终生努力追求的目标。领导水平的高低，领导业绩的差异，领导的成功与失败，固然同领导手中所握有的权力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领导主体素质。事实证明，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优异的领导能力，具有高尚的品德和献身精神，具有突出的领导业绩的人，不可能没有理想的影响力。非强制性影响力在特殊情况下，甚至领导者手中无权，或者权力失去时，仍然存在并延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毛泽东，在被王明左倾路线罢权的长征路上，他以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智慧，以坚韧不拨的意志力，以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品格，以及他领导中央苏区的卓越业绩，终于对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发生影响，摆正了革命的航船，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每一位领导者都应努力加强自身修养，坚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坚持以高尚的品行，实在的业绩和突出的才能提高自已的影响力。这应该成为领导者安身立命的根本，终身努力的方向。
非强制性影响力并非万能，强制性影响力客观上是不可替代的。权力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需要解释说明，不必要说服动员，自然而然发生作用的统御力量，如同火必烫人，刀必伤人，“入涧必死”（韩非语）一样，只要权力存在，必然发生作用。权力是宝贵的领导资源。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会十分珍惜权力的存在。在领导实践中，有些特定的情境，某些特定的对象，企图动用非强制性影响力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可能有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这时只有动用权力的影响，迫使对象不得不按着自已的意志行事。
现实的领导活动大都是文武并用，恩威并施，两种影响力共同发生作用。因为具体条件不同，有时一种影响力为主，有时另一种影响力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影响力的地位是均等的。
抛开客观的领导过程不谈，就领导者主观修养而言，不应将两种影响力等量齐观。儒家荀子曾就此给我们许多启示。荀子是后期儒家，所处的时代条件使之能够批判吸收诸子的合理思想，包括法家以力服人之道。在新的历史基础上，他将儒家的以德服人和法家的以力服人结合统一起来了。但他同时又认为应该以德服人为主，主张“国之命在礼。”继荀子之后的《吕氏春秋》也主张“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刑罚。”仁为一，法为二。荀子和《吕氏春秋》是主张将暂时和长远相结合，立足于长远，立足于领导的根本利益。“德主刑辅”、“仁一刑二”这一智慧成为以后历代有为之君的治国之要，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智慧。
三
德主刑辅的智慧仍然值得现代领导者去借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要想获得恒久的人心支持，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力，必须始终以完善自我，增加自我的品格和能力含量为主要的追寻目标。况且，虽然行政职务的晋升是由上级组织决定的，但决定晋升的依据还是德能和业绩。就此言之，权力影响力又来源于非权力影响力。聪明的领导者应该十分清楚两种影响力的轻重次序。更应该十分注重非权力影响力的塑造和提升。
儒家以德服人智慧希望领导者首先要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到不惟我独尊。领导者不要摆领导的架子，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和下属平等交往。这样才能获得别人的支持与追随，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者。否则，就会上下离心离德，即使领导者其他方面的品质再优秀，也很难获得众人的支持与追随。其次，领导者要与追随者建立良好关系。“领导能力不是一个人、一个职位或一个项目，而是管理者与追随者相联系是所发生相互作用的关系，即活动范围。” 所以，领导者必须与追随者建立起密切的良好的工作关系。如果下属了解领导者、理解领导者、信任领导者，就会心甘情愿地支持领导者、追随领导者。反之，如果管理者与追随者的关系疏远，相互怀疑、猜忌，甚至相互敌视，下属就会与领导者渐行渐远，离心离德、貌合神离。最后要有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要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爱戴的领导者，必须要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风。
法家以力服人智慧希望领导者要加强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综合能力素质与业务素养，要不断加强组织的法律规章制度建设，狠抓落实，严格管理和考核，有赏有罚，赏罚分明，有上有下，上下合理，还要不断分析最新形势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走在组织发展的最前列，成为组织发展的带头人引路人。
总之，领导者要提升影响力，既要练内功，也要练外功;要恰当地运用权力因素与非权力因素，树立权威使组织成员凝聚在自己周围;既要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又要树立良好形象，加强管理。要注重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以领导魅力带动、影响、促进广大者组织成员改进工作，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 《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四书集注》;《孔子家语》;比斯盖特•舒尔茨著。赵丁译。《顶尖管理能力》。地震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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