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试论从教科书事件看日本蔑视中国的民族心理传统

Posted 2022-05-20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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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从教科书事件看日本蔑视中国的民族心理传统

　　不断升级的教科书事件是日本对中国的民族优越心理的再现。日本对中国的民族优越感起始于近代，在侵华期间和战后以一贯之，现在又有了新特点，不仅存在于国家关系上，更多地则集中于经济和文化领域。造成这种社会心理传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进人新世纪的第一年，日本政府公然通过了由右翼势力操纵编写的教科书，并不顾中国、韩国等许多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依然付诸实施，向全国颁行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与蹂躏的亚洲国家的欺侮，更是对中国的公然蔑视。事实上，教科书事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早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日本就开始由此制造损害中日关系、伤害中国的矛盾了，1982年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之所以反反复复，一直持续到今天，绝非偶然。日本一再无视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反对和批评，一意孤行，除源于巨大经济能力的民族自信，日本欲借此机会向世界表明其竭力走向政治大国的企图和努力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方面的因素。这就是日本社会由来已久，而且并未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销声匿迹的对中国的歧视、蔑视心理。

　　一、1945年以前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对中国的蔑视

　　日本对华民族优越感，事实上就是对中国的歧视。歧视中国以至蔑视中国在日本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特征。作为一定时期内国家意志的代表——政府、作为社会精英的官僚阶层和作为社会灵魂的知识分子，日本社会的这些组织和成分以不同的方式方法普遍参与制造、实施了这种思想认识。在一百多年的近代历程中，日本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战后都连续地、重复地表现出对中国的歧视和蔑视，以至于成为了一种默示的国策和潜在的民族心理传统，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不自觉和惯性；不仅表现在国家关系上，还存在于文化往来、经济交流和民间沟通等多方面、多层次上。

　　宣扬“脱亚人欧论”，以大和民族的优越感觑视中华民族，拒绝与中国共处东方文明体系。l9世纪中期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从近代化的角度论及日本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日本应确立脱亚人欧的战略，后来被众多学者加人了诅咒、抛弃日本重要文化渊源的中华文化的意念。而且，这样的脱亚人欧主张一直指导着其后日本国家的发展。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一跃而成为与美、英、法、意、德、奥、俄并列的八大强国——一等国，紧接着就把驻外使馆由象征二等国的公使馆升格为象征一等国的大使馆。为了炫耀其脱亚人欧的成果，仍然让驻中国的使馆保持为公使馆。

　　无休止地侵略中国。战争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复杂的战争起因中有一条就是对被侵略者的蔑视。自1874年西乡从道率军进攻中国台湾开始，日本发疯似地侵略、欺负中国。1894年的甲午战争、1896年的再次侵入台湾、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和人侵厦门事件、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的对俄战争并占领旅顺、大连等地、l9l4年入侵青岛、1915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l9l9年制造东北宽城子事件和福州事件、1928年制造济南事件、1931年挑起“9·18事变”侵略中国东北、1932年制造“1·28事变”进攻上海、1933年侵入华北，直到1937年全面侵略中国。一桩桩，一步步，恶贯满盈，罄竹难书。在整个近代史上，侵略中国，日本比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更加穷凶极恶。而且，依靠对中国的接连不断的军事侵略和武装占领，日本获得了巨大的战争原材料和武器生产基地，不仅把其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了中国人民，还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输入了巨大的活力，进一步加快了走向军国主义的步伐。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民族自信，对中国的歧视也因此愈演愈烈。

　　1894年，羽毛未丰的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其“目的是‘将军队主力运至渤海湾口，与清国决战’，不仅限于从朝鲜击退清军，而以出征清国帝都北京为目标。”这其中流露出来的心理意向绝非单纯是一种战战兢兢的狂妄，较多的还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中国的不屑与轻蔑。战后，当俄、德、法三国干涉归还辽东半岛于中国时，激战未几，“不仅对三国联合的海军无法应付，即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亦无把握”的日本，却依然叫嚣“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及至面对三国咄咄之势而不得不有所退却时，日本御前会议所议定的第三种对策是“全面接受三国劝告，交还清国，以示恩惠。”在索取战争赔款和赎辽费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时，又要求中国必须在头六个月先行支付八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无奈地归还辽东半岛于中国之后，日本国内忽地萌发了一种持久而深邃的“卧薪尝胆”理念，举国上下无论官、民、财、学，社会各界“同仇敌忾”，决心伺机向中国讨还得而复失的猎物。侵华野心不仅未熄，反而勃勃生长，直到1937年终于发动处心积虑的全面侵华战争。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曾极其自信地告诉天皇“三个月即可征服中国”，嚣张气焰不可谓不令人惊诧。另外，日本侵略中国时，惯于使用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每当要实施侵略时，它一定要预先制造某种借口，然后嫁祸于人。从儿玉源太郎镇压台湾人民起义创此先例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直到“七七事变”，衣钵相传，莫不如此。我就要这么干，看你能奈我何？一副猖狂小人的无赖嘴脸。

　　异常野蛮的战场表现。思想意识上的轻蔑与不屑，使侵华日军在战争中疯狂地杀戮人口，毁坏财物更如风偃草。1937年以后，日军坚持基本上不要俘虏的方针，大规模屠杀中国战俘，毫无人性地说“中国人原没有多少。有多少杀多少”。当遭到正义者的指责时，竟然丧心病狂地辨称：“对中国不适用国际法”[41。据粗略统计，侵华八年里，日军共杀害3000多万中国人，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对于像冈村宁次在中国华北地区的“三光”政策，日军731部队的残忍，松井石根在南京的暴行等，人们的切齿之痛和腐心之辱只能从“日本军队根本不把被屠杀者视为与其同样的人类生灵”得以解释。又何以至此，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公开以“慰安妇”的形式驱使数十万中国妇女充当日本侵略军的性奴隶，大规模、集体性地侮辱中国妇女，不仅写实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无耻的一页，也使整个人类的尊严为之扫地。

　　国际交往礼节及国民待遇问题。1895年李鸿章作为中国全权代表衔命赴日谈判，竟被所谓的“市井无赖”袭击，捂住伤口走向签约台。此恐人类外交史上绝无仅有之先例了，对歹徒的不了了之又使人类公理和正义蒙受奇耻大辱。“支那”，一个本来源于印度的、指称中国的梵语，不知为何到了日本人口中就变成了对中国的蔑称专号。“在明治时代，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绰号是‘猪尾巴’或‘豚尾奴’。甲午战争后，这个绰号，便开始流行起来。”现代中国人大多对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一文记忆颇深，但对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遭遇未必很明白。与鲁迅最接近的日本同学都“认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学生会干事因此到鲁迅寓所搜查其笔记，翻检一番，企图证明藤野先生泄露试题给鲁迅知道……甲午战争之后，蔑视中国留学生的不只是他们的日本同学，社会上一般人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更是等而下之。”不仅如此，日本警察还时常没有任何来由地公开检查中国留学生的行李衣物书籍等，对其他国家则无此例。这在谁也不能不看做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践踏，是对自己祖国的蔑视。到了民国时代以后，日本对中国的蔑视愈益变本加厉。“日本小孩子嘲弄别人时，常常爱说：‘笨蛋笨蛋，你的老子是个支那人！’

　　二、1945年战败后日本继续蔑视中国

　　战争时期轻华如斯，战败之后的日本依然故我，军事上的惨败并未造成它的觉醒和悔悟。轻视中国，甚至进一步敌视中国，在战争时期与和平年代表现出了显著的历史继承性。

　　战后拒不认罪、服罪。1945年日本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全面投降。然而，令人诧异而又实在可憎的是，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日本宁肯向白种的美、英等西方国家缴械，而拒不承认被与其同属黄色人种的中国所打败。早在战争后期，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一再强调“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中国派遣军与其他方面军不同，前后八年百战百胜，至今尚保持了足以战胜敌人之力量”。在未接到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命令前，还屡屡向天皇请战，欲竟其完全征服中国之宿愿。20世纪70年代，日本天皇裕仁到欧美访问，多次表示对于日本人在战争中所做的一切负全责，并向所有这些欧美国家致歉。但是对于倍受日本侵略和蹂躏的亚洲国家似乎却很少有过类似的表示。事情还绝非如此简单，当战争伤害褪去了它的现实感，善良的中国人从战争中走过来依据起码的人类良知满怀希望加害者给予应有的道歉和赔偿时，日本国还有不少政治家、官僚、学者、财阀，包括许多民众竟矢口否认，并且编造出是“进入”而非“侵略”、“解放亚洲”、“对日本而言纯粹是为了自卫”、“南京大屠杀根本是个虚构的谎言”、“论虚构中国人是天才”、“所谓慰安妇实际上是战地自愿服务者”等等一系列寡廉鲜耻、丧失人性的连篇鬼话。及至一些天良尚在的日本人如本多胜一、东史郎等勇敢地记述并展示历史本貌的时候，日本朝野上下群起而攻之。即使到了今天。面对已经大大进步发展了的中国和其他曾被其侵略过的亚洲国家，日本整个国家还在上演着参拜靖国神社祭奠法西斯亡灵、篡改教科书否认侵略、批判东京审判史观、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伤天害理的丑剧。

　　至今仍对中国实行经济歧视。首先，相对于输入欧美及在其本国销售的商品而言，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商品基本上是“专销”型的，质次而价高。而且，日本对中国往往只做输出现成品的生意，很少大方地供应涉及新技术和尖端技术的产品。其次，在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的口号声中，前米投资的日资企业都是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而那些大公司、大企业则少与问津。还有时常发生的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问题等。总之，日本对华经贸投资中的低凋现象与其在世界其他地方刻意经营、矢志以求的一贯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此似怪非怪情形的解释不外有二：一是日本在本质上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尤其不愿看到在其帮助下进步。二是觉得中国人愚笨，不屑给予协助，尤其是在那些高新技术方面。就最近几年发生的中日经济摩擦来看，日本国内十分明显地存在着对华歧视政策。比如今年出现的日本企业侵害中国？肖费者权益的三菱汽车事件，虽经斗争而有所改善，但惟独对中国消费者“另眼相看”的态度不是把其蔑视中国心理意念暴露无遗吗？日本航空公司歧视中国乘客，侵害中国消费者权益而又拒不承认错误和道歉的事件，暴露出来的也不仅是日本航空企业服务质量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真实地反映了日本社会对华态度的普遍性。对于诸如此类的行为，人们实难把它们看做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工作失误。至于说明天日本还会作出什么样的歧视中国及中国民众的事情来，我们说不准，但是，我们可以确切地说肯定还会不断地出现。

　　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干涉中国内政。1998年日本在所谓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公然把我国台湾地区列入其“周边事态法案”，引发了亚洲和世界的震动，表明了日本决然不顾有关国家的劝告和警戒，为所欲为，追随美国，加快军事大国步伐的企图和野心。对此，似乎不能用单纯的国家利益观念进行解释。至于日本朝野对中国台湾怀有某种不可明状的情结，并经常无视中国政府的告诫，跳出来妄加评论和指责。恐怕也难脱尽对中国国家利益置若罔闻的干系。

　　三、日本对华民族优越感的原因考释

　　在幕府时期（1600—1867年）及其之前，日本对中国充满了敬仰和感佩，一直是虔诚地仰视中国，并且以其聪明才智从中学会了许多东西。从而培育了本民族的文化与文明。看不起中国，蔑视中国，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之后逐步升级，直至发展到全方位地入侵、占领中国，以及今天的别样情态。造成这种历史状况的个中原因颇为复杂，表现出内外共促，言行互动，社会集团竞相参与的特点。

　　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是思想原因。日本是一个“神”的国家，“天照大神”是大和民族之源，天皇是“世界之大君”，世界各国之君都是天皇的臣仆，统一世界，建立“八一宇”是大和民族的天职和奋斗目标。大和民族高人一等，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领导其他民族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种与希特勒法西斯如出一辙的民族优越感的支配下，日本坚信世界其他任何民族都不在其平等之列，即使是曾经创造了辉煌文明，并给日本以无穷帮助的中华民族亦是如此。这种狂妄的民族优越心理在侵华战争中成为日本激发官兵士气，野蛮对待中国民众的精神武器与思想动力。

　　天皇政府的宣传、教化是直接原因。还是看一看良善的日本人士对此的评价吧。这都是“明治以来蔑视中国的教育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教育是从制造、宣传侵略中国的理论依据开始的。明治以后，日本政府反复地向孩子们灌输日本是一个地小人多的国家，没有土地，也没有资源，要生存就得向外发展的思想。侵略中国东北时，公开散布：“满洲人痛恨国民党，多方设法脱离国民政府统治”，日本南满株式会社还为此专门编写了一部反映中国人抗日、反日、排日内容的书《支那排日教材集》。“日本的老百姓，主要是中、青年一代，他们从小就受到军国主义教育的熏陶，早就认为‘满、支’是他们的生命线。而到现在经济恐慌，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吃饭都为难，当然觉得政府说的‘是支那人不让日本人活下去’的宣传没有错。”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宣传，不仅日本一般人民不知道事实的真相，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只顾自己，不能团结，一盘散沙”，连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也都认为，为了日本的生存，用武力征服中国是理所当然。因此，从明治后期开始对中国人除了侮辱以外。就是轻视。

　　知识分子的鼓吹是催化剂。这大概以“浪人式的革命家”、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的影响为巨了。北一辉在其《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一书中，放肆地扬言：“没有我们的保护和领导，印度和中国的七亿兄弟决不能取得独立。”于是，日本千百万年轻人“一下子就给迷住了。他们能够与这些罪恶势力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使东方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I8至于以蔑视、侮辱中国和中国人为能事的文学、文艺作品更是充斥日本社会。而且，在每一次侵略中国的战斗打响之前，这样的声音就甚嚣尘上，不可一世。

　　军事胜利的刺激是加速器。武装侵略中国既是日本民族轻蔑中国、敌视中国的恶果，又是一种助推剂。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攫取了梦寐以求的对朝鲜的控制权，以及西方列强积40余年方才蚕食到手的各种对华特权，还从中国猎取2.3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三年的财政总收入。如果把它折合成日币是3.6525亿日元，扣除日本的战争军费支出，净得1.6485亿日元的利润。日本正是利用这笔赔款扩充军备、实施金本位，一举完成了币制改革l。1900年镇压义和团，日本又从中国榨取了巨额战争赔款。从此以后，本来与中国同处近代化起跑线上的日本迅速爬上强国之路，中国则从此一蹶不振，中华民族的近代化被扼杀在摇篮里。

　　近代中国在中日国家关系上的持续软弱是直观教材。近代中国与日本有多次军事较量，胜少败多，尤其是甲午惨败，不仅扭转了中国近代化的道路，而且，直接影响了之后与日本交往的信心。军事上的失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甚至可以说还带有较大的技术性，但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中日间国家交流，中国也总是难逃厄运。自信不足的中国反过来给日本注入了更多的信心。引来了日本更大的歧视和敌视。整个国民党时代以前的中国基本上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艰难地过来的。“民国以后，日本人对中国人轻蔑（或憎恶）变得更厉害。

　　日本经济实力急速发展下的民族自信心膨胀是新特点。战争结束后，日本之所以继续轻视中国，一个是美国的背后支持，正是由于美国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在各个方面给日本以莫大的支持和纵容，才使得日本面对中国而常露斜蔑。另一方面是日本为巨大的国家经济实力所托起的民族自信。经济是打倒任何一个民族的最彻底的手段，也是唤起、强壮一个民族的最有力的法宝和武器。二、三十年代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日本在极度自信中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最后毁灭了自己；今夭名列世界第二的国家经济实力再次使日本民族对周边国家产生不屑一顾的心态。愈演愈烈的教科书事件，究其根源就是日本民族狂妄心理和蔑视他人传统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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