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关于古黄国历史变迁与文化特征综论

Posted 2022-05-20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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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黄国历史变迁与文化特征综论

　　黄国先民即夏商时期东夷之一支的黄夷。因黄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被楚所亡是在情理之中。黄国文化在保留东夷本土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在器物制造技术、纺织技术、雕刻与绘画技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甚至超过当时的中原文化水平。其墓葬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自成一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既是一个文化的传播区域，又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区域。

　　古黄国处于江淮之间，守东方诸国西入淮河上游的门户，当南楚北进中原之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鲁僖公十二年（前 648）黄国为楚人所灭。黄国属东夷之国，处于楚与中原之间，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机地融合了中原文化、东夷文化与楚文化。对黄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春秋时期江淮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认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探讨民族文化融合的方式与进程。

　　一、黄国族源论考

　　关于黄国的族源，据司马迁《史记》所记，黄国为伯翳（柏翳）之后：“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日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日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日：‘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 帝舜日：‘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赢氏……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司马迁所提到的赢姓之后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为诸侯者有江苏的徐国、山东的郯国、莒国，安徽的终黎国，河南境内的黄国、江国，迁至陕西的秦国。对于赢姓之始祖，史载出于上古东方部族，为少吴的后裔。这是一个以鸟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左传 ·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朝于鲁，向鲁人讲述自己祖先的故事，让孔子十分佩服，并虚心向郯子学习。郯国与黄国源出同一祖先，且并为赢姓，可见关于史书对赢姓族源的认定是可靠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赢姓的黄国为祝融之后陆终的始封之地，黄人亦为陆终之后。宋人郑樵的《通志 ·氏族略》载：“黄氏，赢姓，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黄国故城在。楚与国也。僖十二年，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亦赢姓十四氏之一也。楚有春申君黄歇也。” 据此，诸多黄氏的族谱也多采此说，以追溯自己姓氏的族源，《福建莆阳黄氏百代世谱》、《台湾江夏黄氏世谱》及《台湾江夏兴华军城黄氏祖谱》也曾记载：陆终，伯益次子，号吴回，兄帝太康失国，弟复焉，受封于河南潢川定城西二十里黄国。实际上，陆终之后封于黄者在先秦两汉典籍中无记载。此种说法的可信性有待考证。

　　赢姓诸氏族最初的活动地当在今天的山东地区，夏、商和西周时期，为了打击东夷和淮夷部族，都曾有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夏、商两朝的军事打击下，东夷诸部落为了生存，不断向南迁移至淮河流域，然后缘淮河西上，进入江苏、安徽，甚至到了河南西部地区。其中，到达西部最远者便是黄国和江国。黄国的前身当为《后汉书》中所提到的九夷之一的“黄夷”。

　　综上所述，赢姓远祖当为东方部族的少吴氏后裔，至舜、禹之时，其近祖伯益（伯翳）与偃姓的皋陶同时受封于山东和淮河中下游地区，为赢姓，秦、徐、郯、莒、黄、江等方国同祖同宗。赢姓部族与东方其他部族被夏人、商人和周人视为东夷，黄国原为夏商时期活动于淮河流域的黄夷，在夏商的军事压力之下西迁至安徽与河南交界处，这便是周代时黄国的前身。

　　二、黄国的盛衰

　　西周初年，管叔、蔡叔协同殷之遗民叛乱，东夷诸部族也闻风而起，周公奉命东征，在平定管、蔡之乱以后，又挥师东进，伐淮夷，那些被周王朝认为最有危险性的和顽抗到底的东夷或淮夷部族最终被完全剿灭，而归顺周王朝和没有卷入战争的部族被封赏。当时已进入淮河上游的黄国在这场战争中当处于清醒的观望之中，所以得以保全，并作为周王朝姬姓诸国的南方屏障而被封为异姓方国。

　　《春秋》与《左传》提到黄国时，多称“黄”或“黄人”，不见称其爵号，《潢川县志》言：“周成王平定东夷后大封诸侯，黄国为当时的诸侯国之一，赢姓子爵。”1983年，在黄国故城西南约 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证实了黄国君主的爵位，出土的“黄夫人盂”，其铭日：“黄子作黄甫（夫）人行器”。黄夫人即黄国国君的嫡妻，此盂为黄国国君为自己妻子所作，铭日“黄子”，正可证实其爵位。史料中没有关于黄国被封的具体时间，从西周初期的时局来推测，黄国接受周王朝分封的时间应当在成王、周公东征结束之后。周王朝分封这些异姓方国的目的在于：分化东夷与淮夷，收拢与安定人心，稳定淮河流域的形势。当然西周王朝的政治家们对这些异姓方国并不放心，所以就在附近同时建立了诸如蒋、息、沈等以监视和牵制它们。黄国以今天的潢川县为中心，其区域包括今潢川全部，光山县、罗山县、信阳县、商城县的大部及鄂东北边缘地带。除 1983年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1988年又在该墓西北 165米处的天鹅墩发掘出黄季佗父墓，年代为春秋早期与中期之际，即公元前670年左右。从而证明这里是春秋早期黄国王室墓地。在罗山高店乡还发现两批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第一批盘和厘上有铭文“侯君单”，属黄国贵族，侯君是其称号。第二批 5件铜器上有“侯季宿车”的铭文，也属黄国侯君的家族。在信阳杨河还出土“侯仲子”铜削。表明黄国侯君的封邑在罗山和信阳之间，西接申国。以此来看，黄国在当时确实属于江淮之间较大的国家之一。其故都便在今潢川县城附近。在河南潢川县城西约 6公里的隆古乡，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黄国故城。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整的诸侯国都城垣之一。

　　关于黄国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始于桓公八年：“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蘧章让黄。”⑨这是楚国第一次以主人身份会盟北方诸侯，也是第一次征伐北方诸侯国。楚子选择约会诸侯的地方在楚国的沈鹿（今湖北钟祥东），独黄国和随国不与会。楚军便沿汉水流域北下，报复黄国与随国，这一次北征，楚国一方面想试探一下淮河流域诸侯国的实力，同时也在于检验自己的战斗力，所以并没有趁机东进以攻黄国，在大败随国之后，楚与随盟约而去，使黄国逃脱一次劫乱。

　　楚文王和成王时期，加快了北征的步伐，开始征服和吞灭江、汉和淮河流域之间的诸侯国，先后讨随、伐申、征蔡、亡息、灭邓。在征服江、汉间小国之后，楚人实力得以大大向北延伸，并以江、汉为大前方，沿淮河东进，于鲁庄公十九年（前 675）“伐黄，败黄师于碚陵” 。此次伐黄是为报30年前黄国拒不奉楚人召唤之愤，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楚人意在打通由黄国通往淮河中游的通道，从而可以顺利地东进淮河中游诸小国，又可以北人中原，与中原大国直接对抗。可能是遇到了黄人较为坚强的抵抗，虽然败黄人，但也不得已而退兵。遭此打击之后，黄人为求自保，不得不向北方大国寻求保护。就在鲁僖公二年齐、宋等中原大国盟于贯（今山东曹县南），主要商讨对付北进的楚国，黄国听说之后，也参加了这个会盟。“贯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④江人与黄人虽与中原联系不多，但是在此时，北方的诸侯霸主齐桓公为了孤立楚国，正有意将中原与楚之间的小国纳入自己保护之下，于是两方一拍即合，黄人便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北方集团。前656年，齐、鲁、宋、陈、卫、郑、许、曹诸国联军发动了攻击楚及其盟国蔡国的战役，迫于中原诸侯的压力，楚人与中原诸侯盟于召陵，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召陵之盟。当中原诸侯罢兵之后，楚成王于次年以子文为大将，率师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⑧。弦亡之后，土地沦为楚人所有，于是此时楚之境已与黄国接壤。5年之后，楚人以“黄人不归楚贡”而伐之。第二年楚人终于灭掉了黄国。黄国于周初立国，存在了400多年。

　　探究黄国灭亡的原因，《左传 ·僖公十二年》说：“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日：‘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 故而被楚所灭。《左传》字里行间透露出：黄之亡是因为黄人自恃与齐结盟而不向楚人称臣、纳贡。《谷梁传》则认为是齐国将黄国拉人中原同盟而促使黄之早亡。所以《谷梁传》云：“贯之盟，管仲日：‘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闵之也。”⑩黄国之亡，固然与黄人恃齐之盟而不近楚人、对楚疏于防范等因素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则来自于楚国独占江淮、称霸中原的野心。当楚人打通了江汉地区、占据豫西南之后，此间的诸小国无力与强悍的楚人对抗，而中原诸侯又不能及时救援，这些方国被楚一个一个蚕食掉是在情理当中的。无论黄国是否与中原结盟，无论黄人是否对楚纳贡，也无论黄人是否加强戒备，都不会逃脱被灭亡的命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就是北方较强大的陈国、蔡国、许国等，楚国也是几亡之而几复之，况如黄国这样的小国呢。我们说黄国被楚灭势在必行主要是因为黄国所处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如果占有黄国，楚人就打通了东人淮河中游诸国的门户，也扫清了淮河以南的最大障碍，从而为后来出入中原提供巨大的便利。

　　黄国被亡之后，楚国并没有灭绝黄人，而是将其子民继续留在黄地。据今存的《叔单鼎铭》云：“惟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杨伯峻先生考证说：“盖黄灭后，子孙又续封，故称‘黄孙子’也，系者，继也，续也。叔单为始续封之君，故日‘系君’。”@黄人后裔人楚之后，有一部分在楚国为官，最著名的便是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

　　三、黄国的文化特征

　　由于黄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其文化既有东夷或淮夷的文化因子，又具有显著的中原文化的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楚文化影响。黄国文化在融合多元文化因子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展示出不同凡响的文化成。

　　随着考古文物的不断发现，今天传世的黄国青铜器数量众多，且有很高的工艺，与同时代的其他中小国家相比，黄国青铜铸造技术要高明得多，经济也相当地发达。传世的青铜器有黄君簋、黄君孟鼎、黄君孟壶、黄君孟豆、黄夫人益、黄夫人孟姬鬲、黄大子白克盘、单鼎、单盘、单匝、侯季宿车壶等。从考古来看，目前所发掘的影响最大、出土文物最多、最能反映黄国文化特色和文化地位的两座大墓是在光山县宝相寺一带的黄君孟夫女合葬墓和相邻的黄季佗父墓。从葬制和出土文物来看，黄国文化具有以下特色：

　　1.黄国文化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化相比具有独特性

　　黄君孟夫妇墓出土 185件玉器，玉质良好，透明度亦佳，器形多片状，小而薄，因料施工，造型优美，个别立体圆雕如玉雕人头、玉雕兽头、玉鸳鸯等是不可多得的玉雕工艺品。黄季佗父墓 100余件金属弹簧，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弹簧标本。“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一批铜礼器均为紫铜色，与春秋早期的其他青绿色铜器截然不同。且制作精美，器壁较薄，开创春秋中叶以后铜器铸造的实用作风。尤其是黄夫人孟姬墓中的冲压纹铜盒在国内是首次发现。黄夫人孟姬彩绘棺也是国内最早的实物资料。玉雕男人头像和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玉环，对研究当时的服饰、人种和神话崇拜是较为珍贵的资料。孟姬完整的发型和头发实物是春秋考古的特例。蚕丝织成的6件紫色绣绢，为中国蚕丝纺织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竹排箫，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竹质管乐器。该墓的年代在公元前 648年之前不久，墓内随葬礼器成为中国春秋中期考古的标准器。”

　　2.承袭中原文化特点

　　黄国贵族流行土坑竖穴木椁墓，显然是采用了中原文化中的丧葬习俗。黄国青铜器，从黄君夫妇墓的器物组合为鼎、豆、壶、盘、匝看，与虢国墓地的器物组合相接近；黄君墓出土的鼎，从形制到配套组合也为周式，而使用青膏泥填封墓室，则是南方江汉地区的文化习俗。黄君夫妇墓的绝大部分器物形制与纹饰和中原地区墓中器物相近似。器物风格总体上与中原接近，承袭了周文化的质朴与厚重。黄国文化以中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与长期以来黄人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有关。1966年京山苏家垅及 1972年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器群中都能见到黄国器物，其中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鼎中铸有“黄季作季赢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另出土有“叔姬簋”，铭文云：“叔姬需迮黄邦，曾侯作叔姬、邛埔媵器……其子子孙孙其永用之。”@证明了黄与曾的通婚关系。

　　3.保留着原有的东夷文化因子

　　黄君墓中双鼎同出，这是在东夷、淮夷墓中常见现象，它与中原地区“鼎俎奇而笾豆偶”、诸侯用九鼎或七鼎的礼制有别。黄夫人墓随葬的两件曲錾益常见于安徽、江淮地区西部的群舒故地。这种淮夷式的盂多呈觑形、束腰，很有地方特色。黄君夫妇墓所出铜器铭文透出作为夷人的文化心理，凡是黄君自作器，一律自称为“黄君”，表明其黄国君主的身份，而与中原诸国自称伯、公、侯等不同；因为他的夫人孟姬是一位与周族同姓的姬姓女子，所以黄君为夫人作器，却一律称“黄子”，因周封黄为子爵。这种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考虑到与北方周王朝的关系，但另一方面，黄国也将自己边缘化、独立化，在内心中却并不认为自己当归属于周天子统辖，它体现出从夏、商以来东夷人共同的文化心理。

　　4.黄国独特的文化表现出南北文化交融的过程，并对周边方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君孟夫妇墓与黄季佗父墓上均有高出地面数米的封土堆，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地下掘墓、地上起坟的最早例证。在古代楚地，采用的是平地起坟的土墩墓制；而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一般遵循着“墓而不坟”的文化传统。这南北两种文化在淮河流域交流，从而在黄国文化中得到融合。这种墓制最终成为后代中国最典型的墓葬方式。李学勤先生将在光山发现的黄君夫妇合葬墓和在平桥发现的芈姓樊国君夔和夫人龙赢合葬墓相比，得出结论说：“这两座墓都在今河南南端，处于北纬 320北一条横线上。它们的共同点是，开成两人骈列的一大墓坑之中的合葬墓……樊君既为楚人芈姓，何以其墓制与黄墓类似？揣测这是由于樊夫人的缘故。樊夫人是龙赢，当地附近赢姓国只有江、黄。她大概是江、黄人甚至就是黄国公族之女，因此把母家的习俗带到那里来了……宝相寺墓代表了黄国自有的礼俗，而这种礼俗对周围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黄国文化在保留东夷本土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在器物制造技术、纺织技术、雕刻与绘画技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甚至超过当时的文化水平。其墓葬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自成一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区域，又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区域。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 l17一l15页。②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64页。③潢川县志编委会：《潢川县志》，全榜网网出版社，1992年，第7页。④周到：《河南省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561页。⑤⑥⑧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第222、249、278、290页。⑦①《春秋谷梁传》（十三经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 1889、1896页。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34o一34l页。⑩信阳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信阳地区志》，全榜网网出版社，1992年，第793页。⑩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65页。⑩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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