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宋美龄传

Posted 2022-05-20 蒋介石

篇首语：常说口里顺，常做手不笨。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文史百科宋美龄传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美龄传

　　第一部分从韩嘉树到宋嘉树（１）

　　新教福音派和一些工商领袖、外交政策顾问，在亚洲看到前所未有的良机，把灵魂感化为基督徒；而比较世俗的一些商界、金融界和政界人士，则视之为美国快速扩张的工业生产之市场。

　　——杰士皮尔森（Ｔ。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

　　查理宋本名韩嘉树，一八六六年生于海南岛。海南岛是中国沿海第二大岛，面积仅次于台湾，本是土匪、盗贼等亡命之徒的藏身处，而今却是创业家的冒险新天地。韩嘉树的父亲是文昌县人，经商营生，家境似乎不错，拥有船只“来往澳门和河内之间约六天的水路”，也就是说，往西跨东京湾至今天的越南、往东渡南中国海到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这些船只是三桅的大帆船，俗称“大眼鸡”，红帆，船首上漆了一对巨眼。水手相信漆上神奇的巨眼，可以侦测到远方的海盗。这一带海域抢劫凶杀盛行，犹如家常便饭；海盗固然心狠手辣，但是抓到海盗也一样绝不手软，将之挖心剖腹吃下肚，也并非不寻常的事；甚至传言曾有人整个都被吃了，以免他转世投胎再做海盗。

　　韩嘉树九岁时，和一个哥哥被带到爪哇（今之印度尼西亚），跟一位长辈当学徒。他显然在当地过得并不快乐，有个亲戚在波士顿开丝绸店和茶庄，来到爪哇，提议把个子矮小粗壮的嘉树带到美国。韩嘉树满心欢喜，在一八七八年春天起程，这时他只有十二岁。

　　韩嘉树来到这位长辈的茶庄工作时，波士顿的中国人并不多。他很快就认识了温秉忠和牛尚周这两个上海的富家子弟。温、牛都是来美国留学，学习先进的西方文明。两人力劝韩嘉树也接受西式教育。但是，韩嘉树向长辈开口，长辈却没准他上学，毕竟长辈不辞千里，绕了半个地球把韩嘉树带到美国，是要他来工作，不是上学的。韩嘉树在长辈的店里待了将近一年便逃跑了。他溜上波士顿港口一艘海防缉私船“艾伯特·贾拉汀号”（ＡｌｂｅｒｔＧａｌｌａｔｉｎ）。船出海之后，他才被发现。

　　挪威裔的船长盖布里尔森（ＥｒｉｃＧａｂｒｉｅｌｓｏｎ）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航海技术高明。有人发现韩嘉树之后，把他带到盖布里尔森面前，问起名字，他只报出“嘉树”（ＣｈｉａｏＳｈｕｎ）。十四岁的韩嘉树谎称已有十六岁，被船长收容，为他取名查理宋（ＣｈａｒｌｉｅＳｏｏｎ），在贾拉汀号上担任杂役，往来于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港和马萨诸塞州艾德加镇之间这片大西洋海岸最严峻的水域巡航。韩嘉树因而成为美国财政部税务署（海岸巡防队前身）的雇员。盖布里尔森船长后来奉调到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服务，韩嘉树随他担任听差。

　　一心信教的盖布里尔森船长向这个“天朝”男孩宣扬基督教义（当时美国人称中国人为“天朝人”），决心协助韩嘉树完成上学的心愿，便安排他退役，把他介绍给威明顿市几个人认识，其中有个摩尔（ＲｏｇｅｒＭｏｏｒｅ）上校，他在第五街南卫理教会主持查经班。

　　摩尔上校在韩嘉树身上看到为当时卫理公会传道使命贡献的机会——向中国传基督福音。教会的主事牧师里考德（Ｔ。ＰａｇｅＲｉｃａｕｄ）也看出这是个机会，马上在韩嘉树身上灌输基督是救世主的热切信仰。里考德告诉这个一心向学的少年，他可以接受西式教育、西方宗教，成为传教士，回中国去拯救中国人。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七日，韩嘉树以“查尔斯·琼斯·宋”（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ｏｎｅｓＳｏｏｎ）之名正式受洗，成为基督教徒。里考德因为必须填报中间的名字，替他选了琼斯为名。《威明顿星报》刊出一则短信，昭告镇上公民将在晨间祷告会上举行洗礼——“可能是北卡罗来纳第一位受洗的天朝人”。

　　第一部分从韩嘉树到宋嘉树（２）

　　韩嘉树为了糊口，在一家印刷厂工作，学会一身本事，后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还用在船上学来的本事编织吊床贴补生计。同时，他的威明顿友人四处打听，设法送他上学念书。杜克大学的前身圣三一学院，当时是北卡罗来纳州兰道夫郡一所卫理公会学校；里考德致函圣三一学院校长，问他愿不愿意收第一个东方学生。里考德或摩尔又接洽德翰（Ｄｕｒｈａｍ）的卡尔将军（Ｊｕｌｉａｎ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Ｃａｒｒ）——拥有“公牛德翰烟草公司”的百万富翁、慈善家，恳求他资助这个男孩上学。卡尔答说：“送他过来，我们会让他进学校念书。”

　　韩嘉树到了德翰之后，靠着机灵、有礼，讨得卡尔欢心，卡尔把他带回家，“没当他是仆人，视如亲生”。韩嘉树的性情愉悦，使他和卡尔的五个小孩相处甚欢，他的东方脸孔却使卡尔的白人邻居和黑人仆役大为吃惊。但是，韩嘉树早已习惯别人以异样眼光看他，也学会如何奉承美国人。得到城里最有势力的大商人赞助，也非常有利。不久，这个挺封闭的南方小区也接受了他。

　　一八八一年六月，韩嘉树写了一封信给上海的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博士（Ｄｒ。ＹｏｕｎｇＪ。Ａｌｌｅｎ）：

　　亲爱的阁下：

　　我想请您帮个忙。我离家也有六年了，我希望家父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他们住在中国东南的孟寿（文昌）县……家父中文名字“韩宏樵”（ＨａｎｎＨｏｎｇＪｏｓｋ）。我希望您能找到他们。我几个月前在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皈依了基督教……我现在急欲接受教育，以便能回到中国，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救世主。接信后请写信给我，我将不胜感激。

　　韩嘉树敬启

　　他也附上一封给父亲的家书：

　　父亲大人膝下：

　　我写这封信是要让您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一八七八年我离开了在东印度的哥哥，来到美国，有幸找到我们的救世主基督……现在德翰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院在帮助我，我正加紧学习，好回到中国，向您禀报德翰友人的仁厚和上帝的恩典。他派独生子到世间来替所有的罪人牺牲。我是罪人，但由于上帝的恩典而得救了。我记得小时候您带我到一处大庙拜拜。父亲大人，拜木雕神像是没有什么用的，就算您拜一辈子也不会有丝毫用处。过去，人不知有基督，但现在我已找到救世主。不论我走到哪里，他都来安慰我。请您张耳倾听，您就能听见圣灵在说话。请您抬头仰望，您就能看到上帝的荣光。接到我的信，请您马上回信，我会很高兴听到您的情况。请把我的爱转达给母亲、兄弟姐妹，以及您自己……卡尔先生、卡尔太太，他们是善良的基督徒家庭……再见，父亲大人，回信请寄到北卡罗来纳州圣三一学院。

　　儿嘉树叩上

　　韩嘉树的父亲从来没收到这封信。林乐知说，他找不到人，很可能他根本没努力找。

　　三个月之后，韩嘉树和十二个奇罗基（Ｃｈｅｒｏｋｅｅ）印第安人一起进入圣三一学院。即使他已经搬出卡尔的家，依然深受卡尔的影响，称他为“卡尔父亲”，同时也从他那里学到生意经。韩嘉树和同学处得很好，也开始注意女孩子，尤其是对卡尔教授的女儿埃拉（ＥｌｌａＣａｒｒ）。卡尔教授是卡尔将军的穷亲戚，在圣三一学院教希腊文和德文。韩嘉树和埃拉的少男少女之情却引起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理事会的关切，他们认为必须赶快把他送到田纳西州纳希维尔市范德比大学（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韩嘉树不想离开圣三一学院和朋友，但是在得知转学到范德比之后，可以结识有助于他前途的贵人，可以继续得到卡尔的资助，放假时也可以回到卡尔家，于是韩嘉树也就答应了。范德比大学的记录显示，他在一八八二年进入圣经系，攻读神学文凭。

　　第一部分从韩嘉树到宋嘉树（３）

　　韩嘉树在同学间人缘很好，同班同学奥尔（ＪｏｈｎＣ。Ｏｒｒ）牧师记得：“起先，男生不太注意或根本没注意到韩嘉树。他只是一个怪人、一个支那人。但是很快就不同了。他加入冬季班，他们成为……亲密好友。他头脑清楚，学会准确、流利使用英文，往往充满机智、幽默，而且个性乐天。”韩嘉树的幽默感可能有一部分是装出来的，好争取同学的接纳。有位朋友记得，他和一群同学参加教会的主日祈祷会，交换宗教经验：“有一天上午，韩嘉树起床后，站了一会儿都不说话。然后他双唇颤抖地说：‘我觉得很渺小、很孤独。离家人那么远，在陌生人当中那么久。我觉得自己像是密西西比河上一块漂浮的小木片。但是，我晓得基督是我的朋友、我的慰藉、我的救世主。’眼泪从他脸颊流下；一大伙人已围上来，张开手臂抱住他，向他保证大家爱他有如兄弟手足。韩嘉树打断了当天早上的聚会。”韩嘉树个子矮小，大概只有一百六十多厘米高，但他在范德比最要好的朋友是身高近一百九十厘米、体重逾百公斤、蓝眼珠的爱尔兰裔同学步惠廉（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Ｂｕｒｋｅ）。

　　韩嘉树表示希望再进医学院进修后，才回中国；范德比大学校长马克谛耶（ＨｏｌｌａｎｄＮ。ＭｃＴｙｅｉｒｅ）立予否决。即使卡尔愿意继续支付韩嘉树的学费，身兼南方卫理公会中国布道团团长的马克谛耶也不同意。马克谛耶表示在中国已有“太多”医生传教士，其实他否决韩嘉树之请另有原因。韩嘉树毕业后一个多月，马克谛耶致函上海的林乐知：

　　亲爱的林乐知博士，

　　我们预备在今年秋天派韩嘉树向你报到……我想你会立刻派他巡回宣教，若不坐车去，就走路去。韩嘉树希望再花一两年时间学医，以更有所贡献。他那位宽厚的资助人卡尔先生也不是不愿意继续赞助。但是我们认为最好是：不应在他投身中国人当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的支那人精力全部耗尽。他早已经“尝过安乐椅的舒适滋味”——也不嫌弃享受高等文明的舒适。这不是他的错。让我们这位年轻朋友——我们在他身上已费尽心血栽培——开始工作吧。把他放到基层去，没有候补的位置。他希望学医，但我们已告知他：我们的医师已经多于教会所需。我盼望在你贤明处理下，韩嘉树可以发挥所长。如果他表现良好，对于此地类似的工作也会大有鼓励作用。许多人的命运系于他这个案例之成败利钝。

　　你的基督兄弟马克谛耶敬上

　　韩嘉树继续制作、贩卖吊床，也开始讲道，举行复兴布道会——这有助于增进他的英文能力。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他从范德比毕业；七个月后，陪同医生传教士柏乐文（）坐火车前往旧金山，搭上邮轮取道横滨，前往上海。九岁离家的韩嘉树，返国时已经二十岁。一八八六年元月，船于上海靠岸，此时，他已暌违故国近十二年。

　　韩嘉树一到上海，立刻向林乐知报到。林乐知主持的南方卫理公会中国布道团有六名传教士。林乐知是精英分子，不重视向大多不识字的农民口头传播福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林乐知服务上帝和卫理公会，以传教士身份派到“一个由知识贵族统治的帝国，对他们而言，只能通过印刷品来诉求”。他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住家门上悬挂牌子，宣称这是官邸；而且除了政府官员、特别的学者和仆人（他要求仆人身穿纯白制服）之外，从来不邀一般中国人作客。

　　第一部分从韩嘉树到宋嘉树（４）

　　韩嘉树抵达之前，林乐知致函理事会，对这位新来的传教士及其薪水颇有微词：“他还有两天就要到了，我还不晓得理事会希望如何对待他……我们英华书院（Ａｎｇｌ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的年轻人比他优秀得多，他们英、中学问都比他好……韩嘉树绝不会成为汉学家，充其量只是个失去民族特性的支那人，他会不满意、不快乐，除非他被派的位置和支付的薪水远超过他应得的——结果将是我发觉我们的教友谁也不愿接纳他。”

　　其实不想要韩嘉树的人就是林乐知。林乐知立刻派韩嘉树去和柏乐文一起住。才几个星期，韩嘉树就又奉令搬去和一个没什么知识的本地牧师一起住，学讲上海话。在派发第一份工作前，韩嘉树请示林乐知，他能不能先回海南岛探视阔别十年之久的双亲。林乐知表示不行，必须等到半年后过年时，其他传教士也休假时才行。不准假，并非不合理，但是表达的方式伤了韩嘉树的自尊。林乐知不是唯一看不起他的人。韩嘉树的同胞也认为他是个“失去民族特性的支那人”，虽是中国人，却不会说他们的方言，和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完全不同。教会里只有一批人属于韩嘉树在美国所学的“民粹派福音神学”（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ｍ），他们也和韩嘉树一样厌恶林乐知的专断。这群人在韩嘉树抵达后不久，在日本设立教会；韩嘉树请调，又得不到批准。他被派到上海郊外一个村庄，去向一群已经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传道，并负责教导这些信徒的子弟——总共有十二名不怎么爱念书的农村小孩。

　　韩嘉树的学生里头，有一人就是后来做过“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胡适说班上同学特别喜欢捉弄这位英文老师，他记得：“有个身矮、粗壮、长相蛮丑的男子，出现在讲台上。同学立刻开始笑起来，喧闹得我以为老师会羞愧离去。老师却等这阵喧闹平息下来，然后打开课本，开始讲课。”虽然胡适已记不得韩嘉树说了什么，但他记得同学们静了下来，体会到他是他们的同类，会了解他们。他说，韩嘉树成为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也因为他，吸引了更多人入学。

　　农历年间，韩嘉树坐船回海南岛，没有事先通知父母就回到老家。当然，他们已经认不出九岁就到印度尼西亚当学徒的这个年轻人了。韩嘉树此时才获悉，林乐知根本没把他当年在美国写的家书转过来。

　　韩嘉树的第二个任务是到人口约三十万的古城昆山去巡回传教。他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小房子。虽然已经脱去西式服装，换上本地服装，但当地人依然躲着他。有一天，他到上海去，巧遇当年在波士顿结识的老朋友牛尚周。牛尚周觉得韩嘉树应该已到成家的年龄。他觉得他那位十八岁的小姨子倪桂珍是这个受过西式教育的老朋友之理想伴侣。牛尚周和温秉忠娶的都是倪桂珍的姐姐。倪家是明朝徐光启之后，早早就信了基督。

　　倪桂珍小时候也缠足。缠足的习俗在中国已有千年之久，把小女孩的脚趾和脚掌绑紧，让脚掌和脚跟尽可能贴近。缠足之后的“三寸金莲”让女性走起路来婀娜多姿，据说也可增加丈夫行房时的快感。中国的奇情小说和对名妓的描述，对三寸金莲一定会多所着墨。但是，只要倪桂珍一缠脚就发高烧。倪家认为三女儿的婚事没那么重要，决定解开缠足，由她去吧，倪桂珍就成了体面人家轻蔑的“大脚丫头”。

　　第一部分从韩嘉树到宋嘉树（５）

　　倪桂珍自幼聪慧好学，因此父亲在她五岁时就给她找了先生来教她识字、学古文。九岁的倪桂珍入教会学校，升入中学部，对宗教产生热忱、喜欢算学、会弹钢琴。她缺乏传统中国女子的相貌和妩媚，被视为倪家嫁不出去的女儿。

　　牛尚周和温秉忠带韩嘉树到教会，可以观察倪桂珍在唱诗班唱赞美诗。她和韩嘉树一样，身材不高，容貌也不出众，但很有活力。使得倪桂珍在上海社会嫁不出去的特质，在韩嘉树眼里反而是优点。但是，他仍需得到倪母的允许。倪家乃名门世家之后，非常重视家风。子女婚事必须经由媒妁介绍。牛尚周义不容辞，在双方之间奔走，隐恶扬善。韩嘉树虽然相貌平凡，但也算过得去，两人终于在一八八七年夏天由一名南方卫理公会牧师主持婚礼，结为连理。婚礼规模不大，但出席宴会的却是重要的商人、军事领袖和与朝廷有关系的人。倪桂珍不仅带来可观的嫁妆，还替韩嘉树打开一道通往陌生世界的大门。婚礼之后，夫妻俩回到昆山。

　　几个月之后，韩嘉树在范德比的好朋友步惠廉来到中国，加入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工作。步惠廉的际遇和韩嘉树迥然不同，他受到热切欢迎，受邀出席布道团在苏州市举行的第二届年会，由林乐知热情接待。出席者有七名传教士，其中一人为中国人。步惠廉和林乐知一起走进教会庭院时，他看到了韩嘉树。两人已经互不认识，直到林乐知为他们介绍。

　　“步兄弟，我给你介绍韩兄弟，我们第一位本地的大会代表。”

　　步惠廉抓起韩嘉树的手，热情摇动：“天啊，嘉树！真高兴又看到你！我们有两年没见了啊！”

　　韩嘉树说：“我也很高兴又看到你，比尔！你留了胡子，我认不出来了。”

　　“你穿上中国衣服，我也认不出你来了。”韩嘉树穿一袭中式长袍，戴黑色瓜皮帽。“你看起来老气多了。”

　　苏州会议让这对老同学有机会叙旧。最后一天，任务分派下来，韩嘉树重新回到昆山，新来的步惠廉几乎完全不懂中文，却派到上海筹开一个新传道据点。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据点，因为去年有个长老会牧师在当地贩卖经书，被人丢石头；一群中国学生放火烧天主堂。此时，美西掀起一股反华暴行。由于华工愿意接受低廉工资，威胁到无一技之长的白人劳工，暴民抓到华工就加以杀害，剥头皮甚至以其发辫把他们吊死。［１］中国方面因而回以暴力。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工业大兴，造成数百万名移民（包含中国的契约工人）涌入，许多人参与兴建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据说他们是一流的工人，“当时有一本医学书说，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发育不良，使他们感受不了平常的痛！”但是，铁路完工后，美国国会决定美国不再需要中国苦力，通过法案不准中国人进入美国。

　　步惠廉到上海几个月后，到昆山去看韩嘉树，那是大年初四晚上。两人走向韩嘉树的住家，狭窄弯曲的街上，鞭炮齐鸣，铜锣敲得震天响。韩嘉树告诉步惠廉，百姓正在迎财神。传统上，中国人一年有三次要还债——分别是端午、中秋和新年。如果当天无法还债，就得躲起来，次日即是假日，禁止有交易，就可暂时松一口气。当天，大家不许用扫把，以免把好运扫掉，也不准往地上泼水，以防倒掉当年的财运。员工若被老板请吃饭，就晓得来年保住工作；没受邀的员工，也在中国人保住颜面的方式下，晓得失业了。

　　第一部分从韩嘉树到宋嘉树（６）

　　韩嘉树夫妇住在教会配的一间两层小楼。韩嘉树带步惠廉穿过庭院，进到餐厅兼客厅。倪桂珍端茶出来时，步惠廉很高兴她走路和美国人一样，不必像中国妇人裹着小脚走路。倪桂珍告诉步惠廉：“我不用缠足时，我娘比我爹更高兴。她比谁都晓得缠小脚有多么痛苦。”韩嘉树告诉步惠廉他岳母逃难的故事：就着三寸金莲走十里路，被迫在路上丢掉祖上（御林军统领）传下来的珠宝。这些珠宝是皇帝所赐，但实在太重了，她无法带着逃难。

　　步惠廉很高兴这对夫妻恩爱，但听到韩嘉树表示他觉得“若离开教会，或许对我国人更有贡献”，不免相当沮丧。不论韩嘉树工作多么辛勤，月薪只有十美元，和本地传教士一样。韩嘉树向好友保证：“但是，比尔，请相信我。如果我真的离开教会，我也不会放弃宣扬基督褔音。我会继续替教会效力。”

　　不久之后，韩嘉树兼差替“美国圣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ｉｂｌｅＳｏｃｉｅｔｙ）卖圣经——这个团体出版、助印多种语种的平价版圣经。韩嘉树虽被升为上海地区巡回牧师，仍继续兼差卖圣经。接下来，他“主动请缨”担任“补充”传教士，不需要全职传教，但一有空缺就必须替补到位。一〇年，他终于完全离开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他向美国友人的说法是，“以一个月约十五美元的收入，我无法养家糊口。”韩嘉树当时没说，但多年后告诉家人的说法是：他受不了白人传教士对他的羞辱。他们要求他站着报告其传教工作，而他们全都坐着。因为所受待遇“像个仆人、而非同事”，他终于辞去教会工作。宋美龄后来也同意父亲的感受，认为美国人对中国人有种族歧视。她曾经告诉蒋介石的一名美国顾问，她一向觉得美国人潜藏没说的是：“噢，是呀，她当然很聪明，可是她毕竟只是中国人。”

　　韩嘉树虽然离开教会，但仍与美国圣经会保持关系；该社已经以文言文翻译、印刷圣经三十年，供知识精英读阅。不久，韩嘉树就用他在美国学来的印刷知识，加上他在圣经会的心得，开始自己印刷圣经。中国工人工资不高，中国的纸张和装订也不贵。但是，他从哪里得到资金开设印刷厂，我们并不清楚。有人猜，他一定是找老恩人卡尔支持；也有人说，资金是由一些西方布道团体筹集，他们需要圣经供信徒参阅。不论资金来自何处，很快就偿还了。韩嘉树的华美书馆（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ｅｓｓ）一开始就很成功——东家熟谙西方商业手法，又兼具中国人天生的和气生财之道。

　　为了做生意，查理在名片上把英文姓氏由Ｓｏｏｎ改为Ｓｏｏｎｇ，也正式舍韩姓、改姓宋。中国人改名换姓，以反映新心境或新生命，并非罕见。为了配合社会地位的提升，查理选择宋朝之名作为姓氏。［２］他马上又印刷西方教科书，不久就在法租界买下一座旧仓库。又隔了几年，一对孙氏富商兄弟请他陪同前往美国。通晓西方商业实务、会讲英语的宋嘉树，协助孙氏兄弟向艾利斯——查尔默斯公司（Ａｌｌｉｓ——Ｃｈａｌｍｅｒｓ）买了一座面粉厂，在上海注册登记，交涉制粉权利。宋嘉树应聘担任孚丰面粉公司司库，协助公司拓展业务，使之成为东方最大的面粉厂之一。他也因此分配到孚丰股票，一生受用无穷。

　　宋嘉树这厢得意商场，倪桂珍则连生下三女、三男。前四胎（三女一男）都生在一九〇〇年以前。长女霭龄生于一八八八年；宋嘉树取名为南西（Ｎａｎｃｙ），以纪念卡尔的夫人。两年之后，次女庆龄出生，英文名罗莎蒙德（Ｒｏｓａｍｏｎｄ），是为了纪念里考德牧师的女儿。一四年，长子子文出生。一七年，幼女美龄出生。她的英文名“奥丽芙”（Ｏｌｉｖｅ）则很少用。子良、子安二子也在数年后相继出世。

　　生意成功使得宋嘉树能在公共租界边上盖上一栋新房子，坐落田间，群树环绕，设计成半洋半华的上海式洋房。前院立起围墙，防止宋家小孩跌进溪沟。可是，小孩很快就学会翻墙、爬树，宋嘉树必须打点邻近村民，让子女可以在附近嬉闹无忌。一楼有四间通风良好的房间：一间中式客厅、一间摆放钢琴的西式客厅、一间餐厅以及宋嘉树的书房。后方有小间盥洗室和一座楼梯，这在当时中国人的住宅中都极为罕见。楼梯通往二楼四间寝室——主卧室、男孩房、女孩房，以及一间客房。楼上有两间盥洗室，设有绿色上釉浴缸，绘有黄龙。另一个罕见之处是西式席梦思卧床，不用中国人常用的硬木床。前来参观的邻人用手指戳戳松软的床垫，觉得这不利于孩子健康。

　　主楼后方隔着小庭院，还有第二栋建筑，这是佣人房、储藏室和厨房。由于宋嘉树不习惯中式饭菜，倪桂珍学会在餐厅后方一间小餐室的西式炉灶替他烹调西式食物。三个女儿也在这间小餐房学会美式烹调。主厨房是家中男厨师的地盘，他不让女子进到他的工作空间。

　　宋家夫妻一项共同的兴趣是音乐。倪桂珍会弹钢琴，宋嘉树则爱唱歌。宋嘉树天生一副好嗓子（霭龄也是），把在美国学来的歌倾囊相授。身为家中老大，霭龄和父亲特别亲近。她十岁生日当天，父亲送的礼物是一辆自行车。他们经常一起骑自行车，到宋嘉树的印书馆、面粉厂，慧黠的霭龄默默站在一旁，观察生意世界的运转。

　　宋嘉树鼓励子女放胆学习、要有自信。父亲教的是他们可以任情发挥——他本身不就是由农民成为创业家的吗？——母亲则较为务实，对子女予以管束、要求纪律。宋家不准打牌、不准跳舞。虔诚的倪桂珍在二楼房里长时间独处、祈祷，而且往往是黎明前已开始晨祷。当子女前来请益，她都说：“我必须先问问主。”宋美龄日后回忆说：“我们不能催她。问主不是只花五分钟问一问、请他保佑她的孩子，使其愿望完成。那得要等候上帝，直到她感受到他的指引。”

　　宗教成就宋嘉树的一生。卫理公会教育他，让他在世界有一席之地。但是，他的三女儿美龄可不见得如此。宋美龄被要求以三位兄姐行为为榜样，但她却觉得每天祈祷“太累啦”，“讨厌主日要到教堂听道那么久”。家庭祈祷也好不到哪里去，她经常借口口渴而开溜。她在一九三四年写道：“我以前认为信仰、信念和永恒不朽多多少少是想象出来的。我相信眼见的世界，不信见不到的世界。我不能因为某样东西一向被人接受，也就接受它。换句话说，先人们觉得够好的宗教，就未必吸引得了我。”

　　第一部分宋家有女初长成（１）

　　我身上唯一和东方有关的是我的脸孔。

　　——宋美龄

　　宋家长女霭龄在五岁时告诉双亲，她想进寄宿学校念书。虽说是孩子气的念头，却为两个妹妹立下独立自主的高标准；她们也被期许在小小年纪就勇敢踏入陌生的领域。

　　宋家是在摩尔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这是一座附有钟楼的砖造建筑物，星期天往往就在宋美龄所谓的“冗长沉闷的听道和祈祷”中于此度过。主日礼拜的音乐通常由富有、时髦的马克谛耶学校（中文校名为“中西女塾”。——译者注）学生提供，这所学校即以当年不准宋嘉树学医的那位牧师为名。宋霭龄注意到马克谛耶学校女生在教会的地位特殊，决心也要进入学校就读——而且愈快愈好。虽然马克谛耶学校收的是年纪较她大的学生，校长注意到她的意志坚决，同意亲自教她两年。几天之后，穿着一件苏格兰方格呢布上衣、一条绿裤子的霭龄，跟着父亲坐上一辆黄包车，后面跟着另一辆黄包车、载着一只崭新的黑色提箱，里面装的是她的衣物。直到她父亲把她留在校长的书房、回家去之后，五岁的她才落下泪来。

　　宋家二女儿庆龄则等到七岁才进入马克谛耶学校，但是美龄敬爱大姐、一心效法大姐，也在五岁时进入马克谛耶学校。大家都喜欢美龄，课业对她来讲也很容易。她好强、争胜，不像庆龄沉静、深思。美龄有一次在学校每周一次的宗教讨论会上盯着问二姐：“你为什么问李牧师问题？你难道不信主吗？”在家受娇宠的她，在学校一样为所欲为。

　　马克谛耶学校有两栋大楼，中间以走廊连通——夜里没灯，要穿过走廊，令许多小女生害怕。老师问同学：“你们为什么不能像美龄那样，泰然自若穿过走廊呢？”但是，美龄表面上勇敢，夜里却开始做噩梦，吓得发抖战栗。她会站在床边，挺直腰杆，背诵白天学的功课。她的身上也爆出红色的荨麻疹，又痒又烫。最后她被送回家，学校派了一名老师专门辅导功课。对于十分焦虑的五岁女童来讲，一定感到非常挫折，竟然无法及得上姐姐的榜样。

　　在一群玩在一起的男、女童中，美龄是年纪最小的，因为长得胖嘟嘟，被姨父取了绰号“小灯笼”。跟在姐姐、哥哥背后，身穿花棉袄、宽长裤，鞋子绣了猫头，还有胡须和耳朵，她是其他小孩都想摆脱的小跟屁虫。玩起捉迷藏，她最不在行，躲的时候怕被发现，轮到她要抓人，又永远找不到人。有一天，大家告诉她，她若站在院子中央、蒙上双眼，数到一百，就可以开始抓人。美龄小小年纪，才刚学会由一数到二十，然后就三十、四十数下去。她快快数完，有个小孩告诉她，不算，她必须重数。她数完第二遍，睁开眼张望，玩伴全不见了，大家丢下她，跑到别的地方去玩了。最后是霭龄回头来找她，安慰她，有一天她长大了，就可以像现在大家戏弄她一样，去戏弄别的小孩。

　　宋霭龄和宋庆龄让马克谛耶学校的同学望而生畏，大家都认为她们太世故、不易亲近。宋家大小姐极为成熟，十五岁时，父母亲就决定送她到美国念书。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上海，富贵人家流行送子弟出国念书，宋嘉树希望外界知道他已经发了财。但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忘不了他那两位富家出身的连襟牛尚周、温秉忠当年在波士顿求学。宋嘉树的子女都不应再像他那样，要拼命奋斗争取受教育。

　　第一部分宋家有女初长成（２）

　　宋嘉树和老朋友、老同学步惠廉商量之后，决定把霭龄送到步惠廉老家佐治亚州梅岗城韦斯利安学院（Ｗｅｓｌｅｙ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ｎＭａｃｏｎ）就读。韦斯利安学院校长葛理（ＪｕｄｇｅＧｕｅｒｒｙ）回信给步惠廉表示，他有兴趣收一名中国女学生；该校曾收过几个印第安人学生，但从未收过中国学生。韦斯利安学院（当时校名韦斯利安学院女子学院）是全世界最早专收女生的学院。

　　宋家夫妇决定送女儿出国念书，堪谓开中国风气之先，与绝大多数富贵人家大不相同。消息传出，宋嘉树要送大女儿到美国留学，上海为之震惊。天底下哪有这么傻的父亲，把嫁女儿的嫁妆浪费在出国念书上？宋嘉树不仅可能浪费了嫁妆钱，有哪个男人肯讨个脑子里塞满西方进步思想的女子为妻室？宋嘉树不理会这些批评，给大女儿办惜别宴会，把她托付给老朋友步惠廉，踏上赴美的漫漫长途。

　　步惠廉前些年娶了艾迪·戈登（ＡｄｄｉｅＧｏｒｄｏｎ），现在已生了四个儿子，全家预备回美国休假。去年冬天，艾迪得了伤寒，家人认为三个星期的海上航行，令人心神清爽的海上空气可以有助于她的康复。步惠廉已订好太平洋航运公司邮轮“高丽号”船票，预定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起程；宋嘉树安排霭龄住在步家舱房邻室，与他们一道走。（“高丽号”客人只分两等：包舱和统舱。）宋嘉树替霭龄买好船票后，立刻前往葡萄牙领事馆替女儿买了一本葡萄牙护照。

　　美国国会为了制止华人移民，于一八八二年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进入美国。虽然学生、教师、商人、游客不在此限，但这项法案已使移民几乎绝迹；一八八一年入境美国的中国人有四万人，到了一八八七年骤减到只剩十人。根据一八八二年排华法案［后来延伸为基瑞法案（ＧｅａｒｙＡｃｔ）］，住在美国的华人必须带着贴有照片的护照，随时随地接受检查——这个规定经常导致颇有地位的人士遭到扣押或骚扰。一九〇四年，即宋霭龄和步惠廉全家同行赴美那一年所通过的法案，则把排华法案无限期延长。上海报纸频频报道华人受辱、被捕的故事，我们不难理解身携葡萄牙护照、自称在澳门出生的宋嘉树，为何要替女儿购买同样的护身符。

　　起程当天，宋嘉树陪霭龄到“高丽号”、送她上船、陪她度过三小时的健康检查。铜锣响起，分手的时刻终于到来，父女俩镇定地互道珍重。霭龄一直压抑住感情，没有流露出来，直到邮轮响起一阵尖锐的汽笛声，步惠廉才注意到她悄悄流下眼泪。霭龄是包舱级客人中唯一的华人，备受注目。十五岁的她，表情严肃、比实际年龄大得多。这也有可能是因穿着打扮所致。她的西式衣服是由好心的传教士太太替她缝制，早已跟不上所谓时髦，自然显得老气横秋，她的头发又打成一条长辫子，束上黑结，悬于背后。在船驶抵日本神户港前夕，船上一名船员为示好意，向她邀舞。

　　她说：“不了，谢谢你。我不行。”

　　这位年轻船员说：“没关系，我来教你。”

　　“不，我不应该跳舞。”

　　“为什么？”

　　“因为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不跳舞的。”

　　“高丽号”在神户靠岸时，艾迪略为发烧，但是担心她若留在舱房休息，向来爱扣船的日本卫生官员或许会认为她有病。前一天才有一名华人乘客在统舱过世；虽然随船医生说此人是因肺炎而死，日本检疫官却声称死因可疑，“很像黑死病”，坚持所有乘客皆需上岸、接受消毒，船只也必须喷药、衣物皆需进行病菌处理。艾迪从检疫站浴室回到船上，已经发高烧。十天之后，“高丽号”终于完成检疫作业，但她已经病得很重。步惠廉和随船医生决定送她下船，住进横滨一所医院。由于不知她会住院多久，步惠廉也带走小孩和行李；霭龄决定继续行程，步惠廉遂把她托给同船的另一位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安娜·拉纽斯（ＡｎｎａＬａｎｉｕｓ）。她们搭乘“高丽号”抵达旧金山；船上载了七千吨货物（大部分是鸦片，预期税金达二十五万美元），价值两百万美元的黄金（日俄战争正在进行，日方要把它们送到美国保管）；还有采访战争新闻的名作家杰克·伦敦（ＪａｃｋＬｏｎｄｏｎ）。同一天，艾迪在横滨撒手人寰。

　　第一部分宋家有女初长成（３）

　　霭龄的新朋友拉纽斯形容她是“循规蹈矩的年轻女孩，熟谙英文、词汇丰富”。船只靠岸、开始卸货时，霭龄惊讶地发现怎么会有“白人在做苦力的工作”。她交出护照供海关关员检查。

　　移民官说：“你想拿这个玩意儿糊弄我呀？小妹妹，好多老中都耍这一套。不行啦！你给我好好站到一边去，等一会儿我们把你送到拘留所去。”

　　霭龄顶回去：“你不可以把我送到拘留所。我是包舱级的乘客，不是统舱级的。”

　　拉纽斯也抗议：“你绝对不能把她送到拘留所去。我要在这里陪她，看你怎么把她送过去。”有位移民官同意，设在码头一角的拘留所实在“不适合有自尊心的动物”。他说，霭龄应该留在“高丽号”上，等候下一班船遣返中国。两名女士被留置在船上的一间小舱房里，每天喂三顿牛排、马铃薯和面包。到了限制居住的第三天，拉纽斯获准上岸打电话。她打电话给里德博士（Ｄｒ。Ｒｅｉｄ），他是当年替宋嘉树夫妇证婚的牧师，此时在旧金山工作。里德第二天带了一名护士前来探望，由她替代拉纽斯。霭龄又被扣了两星期，换到另一艘船上，直到里德找到华盛顿工作人员，几经交涉才安排好准她入境美国。［３］

　　三天之后，步惠廉在横滨办好太太的丧事后抵达旧金山。当他和霭龄到达梅岗市时，火车站簇拥着一群人。有人来迎接步惠廉回到老家，有人则出于好奇来看热闹。次日的《梅岗城电讯报》报道，本市“来了一位要到韦斯利安学院念书、却在旧金山被扣押在船上的中国女孩。……据说，这名女孩相当聪明。”曾经批评中国人是“不道德、下贱和卑劣的民族”的韦斯利安学院校长葛理的话在这篇报道中被引述：“当然她（霭龄）不会硬要求要和别的女孩做伴，别的女孩也不会被硬要求与她做伴。她们将自由来往。我不会担心她受到不客气、不尊重的对待。”

　　韦斯利安学院成立于梅岗建市十六年之后，是南北战争期间南方照旧开课的少数学校之一，依然保有褊狭之见。但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吓坏霭龄。她称不上漂亮——个子矮、而且似乎胖——对梅岗城上等人家的小姐构成不了威胁，因此大家都说她娇美（ｃｈａｒｍｉｎｇ）。

　　一九〇七年，霭龄已是三年级学生，宋家决定也送庆龄到韦斯利安学院。美龄向父母亲表示，她也要出国念书。他们说，她年纪太小了；她提醒他们，前一阵子她生病时，爸爸妈妈答应过她，如果听话接受治疗，她要什么，他们都会同意。十岁的她，就这么辩赢了。宋家姐妹在姨父、姨妈陪同下赴美，开始在新泽西州桑密特（Ｓｕｍｍｉｔ）一所寄宿学校上了一年学，一九〇八年转到韦斯利安学院。此时，庆龄年纪够大，可以赶上正常课程、照料自己，但是韦斯利安学院实在不晓得如何处理她妹妹。后来，美龄由一位英文教授的女儿亲自辅导功课、同时也兼代母职。十岁的小女孩显然仍需要许多的指导。脸颊丰润、慧黠调皮，她带着几分稚气的机智相当有名。当年搽脂抹粉仍被视为不正经，有一天有人发现她脸上化妆，她却能勇敢回应。

　　有一位较为年长的女生说：“美龄啊，你的脸上了粉呀！”

　　她答说：“是啊，中国粉嘛！”

　　美龄在梅岗城时期，韦斯利安学院校长由葛理换成安斯沃思（Ｄｒ。Ｗ。Ｎ。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安斯沃思有个女儿伊洛希（Ｅｌｏｓｉｅ）与美龄年龄相仿，两人成为朋友。有一天美龄和伊洛希发生口角，安斯沃思太太觉得必须开导一下极易动怒的美龄吵架不好、宽恕最乐的道理。

　　第一部分宋家有女初长成（４）

　　伊洛希的妈妈问她：“你不觉得像这样大肆咆哮很惭愧吗？”

　　美龄抗议说：“安斯沃思太太，我偏就喜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安斯沃思太太被人问起，她记得美龄“就是爱管闲事，别人的事她都要过问”。根据她的历史教授的说法，她“是个活泼的小孩，头脑很不寻常。”她也很任性。有位老师说：“她在音乐课上很不听话。”她会宣称：“我不爱弹这首曲子。”然后把谱子往钢琴上一扔，另外选一首她喜欢的曲子。

　　当霭龄要回中国去时，庆龄仍在韦斯利安学院上学，美龄被送去和霭龄一位同学的母亲一起住，方便她正常上八年级的课。在佐治亚州皮德蒙特市（Ｐｉｅｄｍｏｎｔ）上公立学校，对她是个大开眼界的崭新经验，因为她班上许多同学是成年男女，必须工作多年才积攒够钱来上小学的高年级班。蒋夫人多年之后说：“我想，我在少女时期接触这些人的经验，影响到我关心没有福分含着银汤匙出世的人，这是我在别处没有过的经验。”

　　一九一三年，庆龄从韦斯利安学院毕业，美龄转学到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Ｃｏｌｌｅｇｅ），以便靠近正在哈佛念书的哥哥宋子文。十六岁的她，个儿矮、胖嘟嘟、圆脸、相貌童气，公认的长相“平凡”。她剪了短发，刘海罩在眼前，并不漂亮。虽然她必须重念大一，宋家却因她能进入一所一流的女子大学而引以为傲。

　　这位中国少女令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和同学觉得好玩的是一口“思嘉丽腔调”，也就是某位老师说的，“她讲地道的乔治亚腔英语”。美龄从南方城市来到新英格兰的中心，必然也感受到文化震撼。她告诉大一新生事务主任：“我估计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但是她的英文老师途尔小姐（ＭｉｓｓＴｕｅｌｌ）对她印象极好。老师说：“她比班上所有女生都能写出更有文化、更善用成语的英文。她不必先用中文思考，再翻译出来，她完全以英文思考。”美龄虽然机智聪明，但是在校功课并不杰出，直到高年级才达到杜兰学者——学校学业成绩最优等——的程度。

　　完美主义、又有点难以亲近的美龄，刚进大学时穿的是海军裙、水手式上衣，但是在韦尔斯利的四年，服饰愈来愈趋近中国风，喜穿中国传统衣服，只和中国男孩出游。她在宿舍墙上挂一把弯刀，吓坏一名大一学生；她说，每次经过美龄房门，都会拔腿就跑。有一位老朋友回忆说：“她自有定见，绝不接受别人的判断。她是最具独立精神的人，人生可能向任何方向发展。”这位年轻的中国女孩或许颇有主见，但她毕竟仍来自一个男尊女卑的国家。有一次学校戏剧社演出，她被派了一个小角色，哥哥子文要从哈佛过来与经办的老师讨论过后，她才可以上台表演。另一位宿舍女佣说：“门口常有些好人家的中国男孩来探望。”她又说，美龄很担心一回国，父母亲会替她作主，安排她的婚事。根据李台珊的说法，她和某位就读哈佛的中国男子有过订婚之约，但不论她有何打算，却因回国而打乱了。

　　当年韦尔斯利的女生流行保留一本她们称为“忏悔书”的亲笔书写册子，彼此交换传阅，在“忏悔”之后署名。美龄写的是：“我有一项奢华浪费：衣饰。……我喜爱的座右铭：别吃糖果……我不可告人的遗憾：太胖。”美龄在韦尔斯利最要好的朋友是埃玛·狄隆·密尔斯（ＥｍｍａＤｅＬｏｎｇＭｉｌｌｓ）。埃玛的财产继承人托马斯·狄隆（ＴｈｏｍａｓＡ。ＤｅＬｏｎｇ）说，美龄有时候会显露出“孩子气的虚荣”，埃玛总是会知道美龄是不是又进到她房间了，因为她的小镜子又不见了。

　　美龄和子文有一年夏天一起到柏林顿（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参加佛蒙特大学的夏日学校；另一年夏天则到玛莎葡萄园岛（ＭａｒｔｈａｓＶｉｎｅｙａｒｄ）度假。据说，她住在一个朋友家、一个必须骑自行车去取邮件的地方。有一天下午，美龄不见了，直到快晚餐时间才现身——又脏又累、狼狈不堪。大家问她到哪里去了？她说，她认为该轮到她去取信，因此就去取信了。

　　她的朋友说：“可是你根本不会骑自行车呀！”

　　她答说：“我是不会啊！可是现在我会了。”

　　宋美龄于一九一七年自韦尔斯利毕业。她主修英文，选了美国文学、英文写作、哲学和圣经研究等课程。虽然同班同学都没人想到她会成为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她的真实感却赢得大家的尊敬。她的舍监老师途尔小姐依然称赞美龄：

　　对她来讲，凡事来得容易，很容易就会懒散过日子……她对中国一直十分忠诚。她明白自己回国后会面临的问题，我觉得她一直在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世界中依违不决。但是她从未想过不回自己的国家。她对每样事都有自己的想法，凡事都要刨根究底，一直追问不停，今天跑来问文学问题，明天跑来问宗教问题……她坚持追出真相，最气被人拿以讹传讹的信息搪塞。

　　第二部分蒋介石登场（１）

　　（蒋介石）不到四十岁，心里已“毫不怀疑”自己是中国的命运之子。

　　——陆品清

　　蒋介石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数百年来，先祖住在青山环绕、溪谷包围的市镇。溪口镇附近有飞瀑、溪流，山坡或辟为梯田种水稻，或种茶叶。周遭是大片竹林，以茎干挺直闻名。镇上只有一条街道，分成上街、中街和下街。蒋家住在上街五十一号盐铺楼上，蒋介石［２０］于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生于此。

　　蒋介石的祖父对他一生有极大的影响。蒋介石说：“我祖父那一代开始经商，以盐业致富。他为人善良，待人宽厚，但是教养子孙则很严格。他终生吃素，不穿丝缎衣物。他也虔诚信佛……小时候我体弱多病，祖父一直为我治疗、照料我，经常陪在我床侧。如果病情严重，他寸步不离、夜里也不睡……我的病几乎都是靠我祖父的医术治愈。”

　　蒋介石幼时体弱多病，而且还非常调皮顽劣。三岁时，他把一双筷子往喉咙里插，看它有多深，结果筷子卡住了。等到拔出来时，家人担心他的声带是否受伤。六岁时，他在屋檐下接雨水的大水缸旁玩耍，为了拿一块冰而跌进水缸，差点没冻死。

　　为了让他有事做、不惹祸，蒋母王采玉让他在四五岁时启蒙念书。她试图“教我、劝我用功。劝说无效下，她会一再用桦条打我、以免惯坏我”。但是，他在街坊孩童群中却是天生的领袖。他扮演将军带他们玩打仗游戏、或上台讲故事。“他态度骄傲、举止神气”。根据他一位老师的说法：“游玩时，他把教室当成舞台，所有的学童当成玩具。他可以玩得很疯、桀骜不驯。但是他一坐下来读书或提笔想事情时，周遭众声喧哗也不会分心。他的动静之间有时相隔只有几分钟，仿佛有双重人格似的。”

　　我们对蒋介石的父亲所知不多，他在蒋介石九岁时去世，此时蒋介石的祖父已经去世两年。蒋介石和父亲感情不深，但非常敬爱母亲。王采玉是蒋父第三位妻室，二十二岁就嫁给比她大二十岁的丈夫。她虔信佛教，管理一个大家庭，包括蒋父第一任妻子去世后留下来的一子一女，以及她自己所生的六个子女（两个早夭）。根据蒋介石的自述，他母亲从一八八六年嫁入蒋家、到一九二一年去世，“含辛茹苦三十六载”，吃了不少苦。这是因为家里没了男人当家，由女人主持家务，常遭地方当局欺负之故。他说：“我因为出身寒微，经常受到歧视。”

　　蒋介石多年后写道：“要记得当时的清朝政府处于最腐败的阶段。堕落的士绅和腐败的官吏习惯作威作福、虐待百姓。我家孤苦无依、无权无势，立刻成为他们欺凌的目标。苛捐杂税、不公的傜役不时落到我们头上，有一次还被揪上公堂公然羞辱。遗憾的是我们的亲友族人也冷漠不管。我家当时的凄惨状况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全赖家母的坚毅，蒋家才没毁了。”溪口镇有一百姓未缴纳田赋，逃出乡里；地方当局晓得蒋家并无成年男人，竟然把蒋介石揪上公堂，威胁说：如果他或家人不付逃跑者该付的罚款，就要把他关进牢房。这件事显然对蒋家母子都是极大的侮辱，蒋介石日后经常说这件事“激起我的革命火花”。

　　蒋介石的幼弟最得宠，蒋介石说：“他面貌俊秀，我们无人可及。”异母大哥是一家之长，幼弟又得母亲之宠，他在家中似乎没什么地位。他的失落感因一个相命师的说法更为加强——相命师当着全村的人面前说，他的天庭与别人不同，他是个“非常奇特的儿童”。

　　第二部分蒋介石登场（２）

　　蒋介石九岁之前就会背四书，我们必须假设他没有比同龄的中国男孩更优秀。然后他又要念五经。十五岁完成这些古文教育之后，蒋介石试图参加科举考试，若能中举，就有资格任官。他的老师说：“他为了满足好奇心，前往参加考试。对于考场既残酷、又羞辱人的规定，深恶痛绝。他非常不满意朝廷轻视儒生，以及鼓励颓废、迂阔的坏习惯；不久之后，他欣然获悉袁世凯上书朝廷，建议设置新制教育以取代科举考试。”

　　在此一年之前，十四岁的蒋介石奉母命娶了邻村不识字的毛福梅为妻。毛福梅在十九岁嫁入蒋家。她体格粗壮、和蔼可亲。这段婚姻从来不曾成功，不过毛福梅宣称起码头两个月小夫妻俩恩恩爱爱，直到婆婆批评她不该陪着蒋介石每天在山间散步。

　　她痛责我对她儿子起不良影响，又指责我助长他的懒散。她甚至说我导致他走上歪路：“你这个无耻的贱人，跟着一个男人在山上、寺庙间游荡……年轻的妇道人家怎能如此？”……但麻烦并不止于此。丈夫和我在屋里说笑，她就容忍不得。我们稍一讲话，婆婆就非常厌烦，她还诅咒我讲话。因此，为了不再引起不痛快，我保持缄默，很少说话……婆媳不和又慢慢引起丈夫和我疏远。

　　蒋母破坏了儿媳关系，但其实蒋介石本人起到了更为恶劣的作用。毛福梅向友人诉苦，丈夫殴打他。蒋经国后来曾说，父亲抓着母亲的头发，从楼上拖到楼下。

　　科考未过，蒋介石进入离家不远的凤麓学堂念书，之后再转入宁波另一所学校。老师教导他儒家的自律自修，也导引他接触《孙子兵法》［２１］，向他解释分而征服及用间之道。蒋介石接下来又读了龙津中学堂，老师董显光对这位十八岁的青年有这样的描述：“蒋介石每天早起，漱洗完毕，习惯在寝室前走廊立正半小时，抿紧双唇、眼神坚定、双臂抱胸，全神贯注思考。”董显光后来在蒋介石底下做事，写了上下两大册经蒋授权的传记。董显光说，这位中国未来的领袖令他“印象深刻”。蒋在龙津中学堂读书时，表现出典型的青少年叛逆的特征，他剪掉辫子寄回家，宣示今后脱离清朝，也从家乡独立。十九岁那一年，他向母亲讨到旅费，前往日本，准备进入军校就读。

　　当时在亚洲各国中，日本的军事最为先进，刚打赢日俄战争（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蒋介石到了日本才发现，他必须取得北京兵部的推荐才能进入日本军校就读。他遂束装回国参加考试，以便从浙江省推荐的六十名学生中抢到前十四名的成绩。由于他未在学校修过日文，被认为资格不符。他向校长陈情，声称他在日本时已学会日文，这样才获准参加考试并通过，保送到东京振武学校受训三年。

　　在这三年中，蒋介石每天只吃一两碗白饭，“配一小片鱼、一小块腌萝卜”，养成他日后著名的斯巴达式胃口。他在一九一〇年（辛亥革命前一年）毕业，被派到日本陆军野战炮兵团接受为期一年的实习。

　　有意思的是，据说经常令中国长官印象深刻的蒋介石，对日本长官却起不了作用。蒋介石在同学之间的人缘并不特别好，而他所隶属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指挥官对他没什么印象。他只记得有一次邀蒋介石喝茶，这位年轻人穿得整整齐齐，非常有礼貌，留下四个字的法书：“不负师教”。这位军官从这四个字得到错误的结论：蒋介石日后的成功是因为他的忠诚和感恩。

　　第二部分蒋介石登场（３）

　　蒋介石留日期间，通过孙中山的亲信陈其美的关系，参加中国革命运动。陈其美被许多人视为孙中山早期追随者当中最聪明的一位，曾任上海都督，在袁世凯赢了国民党后，陪着孙中山流亡日本，遭到袁世凯重金悬赏捉拿。陈其美戴着一副圆眼镜、有一对招风耳，相貌不似革命党。他和蒋介石同是浙江人，比他年长九岁。批评陈其美的人说，他比孙中山“更懂合纵连横、更善于组织、较少理想主义色彩”，“残暴无情、寡廉鲜耻”，“是上海地下社会的一员”。蒋介石在陈其美的影响下，开始带领一群年轻人每星期天秘密集会，“商讨革命大计”。虽然他嗓音尖、讲话粗鄙，蒋介石利用口才“使听者动容”。如果说他早年参加科考的经验使他厌恶清廷，现在他的新朋友和新发现的政治目标则提供一个替代清廷和西方列强的选择（他觉得清廷和列强都在压榨中国）。革命也使他的熊熊怒火有了宣泄的出口。

　　蒋介石利用暑假回到上海法租界革命党人秘密总部工作。看来似乎蒋母已经注定不会抱孙子了，有年夏天，她决定插手。算命师说毛福梅会生下一子，将来会做大官，于是王采玉带着媳妇到上海，要儿子尽传宗接代的责任，否则她就自杀。蒋介石和毛福梅唯一的儿子终于在一九一〇年四月出世，命名为经国，但是在王采玉要求下，在蒋氏族谱里登记为蒋介石幼弟的子嗣——这位弟弟四岁即已夭折，但仍是妈妈的最爱。

　　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年，蒋介石回到上海。陈其美要他率领一支“从上海地痞流氓招募来”的三千人部队。把这些人整训完后，蒋介石率领一百多名敢死队回浙江去“解放”杭州。后来他“自暴自弃”，从总部消失好几个月，纵情于上海江西路（红灯区）的烟花柳巷，数度染上性病，显然因之失去生育能力。他在十年后的一封信中为自己的纵情声色辩解说，“人人认为我耽迷酒色，但是他们不晓得，那是因为我已极度沮丧，没有别的办法。”一九一二年，他结识上海妓院内一名女侍姚冶诚，姚成为他的侧室，陪伴了他八年。

　　除了控制不了的声色之欲，蒋介石开始展现“激昂、不妥协的脾气，令同僚非常难以忍受”。这个讨人嫌的特质往往使他的尖嗓子变得更为激越，就连相当同情他的传记作者也要特别提到这点。这位作者也提到他“残暴”的天性。他说：“他会暴跳如雷，很少人能忍受。没有人受得了他，他愈来愈和同僚合不来。”蒋介石又到日本住了几个月，期间为一本杂志撰稿。虽然他早年的文章提倡世界和谐，此时却相信中国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它可能需要花掉国库收入的一半至三分之二。

　　蒋介石回到中国，加入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倒袁运动。次年，他奉派到东北调查当地国民党代表声称的革命时机成熟之说。蒋介石的报告看法完全相反，坏了那位代表的好事；此人原本希望以革命做幌子来募款私用。一九一六年，蒋介石率部队攻占位于上海、南京之间的一座要塞。第五天，却发现部队全跑了，丢下他一人不顾。有位传记作家说，这次经验，加上他的好友、恩师陈其美也大概在此时遭到暗杀，使他“被迫害感、疏离感大增”。

　　有称帝野心的大总统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春天去世。但是，他在临死前下令特务暗杀宿敌陈其美。特务利用国民党缺钱的弱点，买通一名国民党员，佯称他晓得可向何人求助，陈其美得知后，在前往“会见”资助人的途中遭到狙杀。蒋介石身穿丧服现身公祭，痛哭今后再也没有人会如陈其美一样“知我、爱我”。他怕自己会是袁世凯下一个狙杀对象，躲进一家妓院，后来与陈其美的侄子一起住。蒋介石后来表示，陈其美之死使他“陷入放荡僻邪生活”。

　　第二部分蒋介石登场（４）

　　陈其美生前介绍蒋介石认识上海商人“古董张”张静江。张静江是个瘸子，在巴黎贩卖中国古董赚了大钱，现在与蒋介石交好。张静江和陈其美、蒋介石都是浙江同乡，他捐了不少钱给孙中山搞革命，一位消息灵通的记者说他是“孙中山运动的头脑。他有才智、熟悉西方，孙中山对他非常尊重”。但是别人口中的古董张，由于和上海黑社会（大部分隶属实力强大的青帮）关系密切，是“革命运动中最阴险的一个角色”。在作家韩素音［２２］笔下，上海是个“惊人的黑道城市……举世无双。和它摆在一起，艾尔·卡彭（ＡｌＣａｐｏｎｅ）的芝加哥是个安静的、近乎虔敬的乡下城镇”。（卡彭是美国黑道史上的重要人物。——译者注）通过张静江，蒋介石认识了青帮其他要角。张静江是个“敏锐的造王者”，他和陈其美一样，在蒋介石身上看到一个可造之才。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显然一度精神崩溃，蒋母到上海照料他。在袁世凯的天罗地网般的追缉下，他可能得到青帮之助才躲过被捕的命运。一九一七年，他被任命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接下来三四年时间寄身“客家将军”陈炯明领导的粤军第二纵队。蒋介石并不信任陈炯明，提醒孙中山要小心。蒋介石既不能自己选择干部、又不能训练自己的部队，建议解散第二纵队，约近一年之后请假离营（前往上海和东京），最后辞职离开纵队。蒋介石后来屡次在情势不佳时就来辞职走人这一招，以证明他是无可取代的。他发觉这一招通常会使得工作环境改善，权力也得以增大。这招果然奏效。孙中山和陈炯明都请他回来改组粤军。蒋介石犹豫不决，直到反对孙中山的桂系部队杀害了孙中山的好友朱执信之后才决定回广州。他决定回粤，也可能是因为孙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邀他：

　　执信忽然殂逝，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相照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蒋介石回到岗位之后，获悉陈炯明没按照他拟定的计划收拾桂军，又是大怒。他到上海向孙中山抱怨此事，孙中山也没给他满意的答复。他对两人都厌烦透了，就以母亲一九二一年六月去世为理由回到溪口，摆脱这个烦人的局势。他来来回回直到十一月把蒋母下葬。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再婚，这次的对象是他自己选的。新娘名叫陈洁如，英文名珍妮（Ｊｅｎｎｉｅ）。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九一九年。她又瘦又高，和他乡下的元配完全相反。依据陈洁如的说法，她原先对他并没什么兴趣，躲他躲了一阵子，尤其是他曾把她骗进一家旅馆，企图用强暴的方式占有她。（当时他三十二岁，她只有十三岁。）

　　但是，蒋介石穷追不舍，陈洁如母亲关心女儿的未来，雇了私家侦探调查他的过去。调查结果指出，蒋介石住在上海，基本上没有工作，家乡有个发妻、还有一个侧室。但是，洁如的父亲于一九二一年秋天去世后不久，张静江——蒋的好友、洁如的干爹——前来拜访陈母，向她担保，毛福梅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已经出家”，而蒋的侧室姚冶诚目前住在苏州，“最近已接受五千元遣散金，放弃和蒋先生的关系”。这之后，陈母同意蒋介石娶她女儿。婚礼以中式礼仪于上海大东饭店举行，约有五十名亲友出席由张静江主持（可能也由他付钱）的这场婚礼。蜜月期间，陈洁如发现蒋介石违背医嘱，花柳病还没治好就和她成亲。他传染给她淋病，害得两人都不能再生育［２３］。他为示自惩，发誓今后滴酒不沾。

　　第二部分蒋介石登场（５）

　　陈炯明的不可靠果真被蒋介石说中。孙中山到达广州时，发现陈炯明已经自封了一大堆显赫职衔，包括陆军部总长和广东省长两大要职，只留给孙中山这位革命创始人内政部总长的位子。孙中山为了反制，设法让“非常国会”推举他为非常大总统。

文史百科 宋美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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