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苏联祭

Posted 2022-05-20 斯大林

篇首语：不经过琢磨，宝石也不会发光。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文史百科苏联祭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苏联祭

　　尤其是她们唱的《有谁知道他呢》，韵味悠长，纯情无限，天真无邪。一面唱一面轻轻摇着身体，像是微风中的花朵。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她们的歌声直出直入，无装饰无表演无技巧，自语自叹，却又俏皮谐谑，灵动随意。每句词都是以啊、呀、ｎｉａ、ｌｉａ、达、掐押韵，比中文词唱起来动人得多开放得多也热烈得多。这样的歌声是无法抵挡的，声声入耳入心，令人心荡神迷，难以自已，挥之不去。事隔数周，我至今一闭上眼耳边就有她们的“有谁知道他呢”响起。

　　中文中的“呢”字，很难唱出效果来。

　　我想起了１９５３年十九岁时候的冬季，那是唯一的一季冬天，我每周到什刹海冰场滑冰。可惜每周只休息一天。那是我陷入初恋的一年。那是我开始写作的一年。那是我欢呼祖国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开始的一年。那是我每日每时都充盈着想象和感动的一年。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与歌唱过十九岁。我在什刹海冰场上听到原汁原味的苏联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我还知道这个合唱团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思建立的。

　　没有办法，在宇宙饭店的雪球树餐厅听到的演唱给了我十九岁在滑冰场上的感觉。没有办法，苏联就是我的十九岁，就是我的初恋，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我告诉崔建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知道苏联已经“变修”，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感到的是撕裂灵魂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处决我本人。本人处决了理想和梦还在，而苏联变修了呢？世界就是这样崩溃的。现在说起来未免无趣，老掉了牙，没有什么出息，不像男子汉哟！

　　而在她们唱起雪球树的时候，我更加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苏联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树还在，《有谁知道他呢》还在，红莓花儿还在，俄罗斯姑娘的头饰与衣服花边还在，她们的天真与微笑还在，比“时代的荣誉、智慧和良心”（苏联共产党不断自诩的一个套话）更天长地久。

　　我赶紧布置要给她们小费。我毕竟是跟上了时代。艺术与小费不沾边，友谊、青春、爱情与梦里都不包含小费。然而，艺术的创造者传达者是人，艺人是在乎利益的，俄罗斯的唱歌的姑娘们是不拒绝小费的。只要理念不要利益的伟大实验未能成功，遗憾啊您哪。

　　给小费的行为中还包含了显示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的崇高动机。

　　顺便记一笔，斯大林虽然众说纷纭，虽然现在的俄罗斯人不见得愿意正面地谈说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喜欢的庇雅特尼斯基民歌合唱团还在。几个俄罗斯朋友向我说明了这一点。

　　三、给列宁鞠躬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去了红场。日程上写的是游览市容，而莫斯科的市容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来说，离不开红场：克里姆林宫、红星、列宁墓——列宁斯大林墓——列宁墓，去过一次的人还会知道圣巴苏教堂、沙皇时期法国老板建的大百货公司。

　　上一次到莫斯科是１９８４年，正好二十年前，弹指一挥，人间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间。那次由于目的地是塔什干，没有怎么在莫斯科活动，当时想去克里姆林或者列宁墓也排不起队。我那年住在俄罗斯饭店，出门就是红场。两支队伍摆在眼前，要排队，必须有枯立五个小时以上的准备。

　　现在的列宁墓则每周只开放两天，参观人数不多。就这样此地还不断有人发出取消这一陵墓的言论。我们在小雪中排队，大家都很严肃，一次次反复进行安全检查，进入陵墓以后不得出声，不得交头接耳。五十余年前，有幸去瞻仰过列宁遗体的人都对我讲墓前的红军卫士如何如铜像般一动也不动。现在倒是也没有这样严格了。

　　墓中的水晶棺光照通明，列宁的面孔与衣装新鲜明丽，我恭恭敬敬地给遗体鞠了躬。想不到我瞻仰列宁墓瞻仰得这样迟。

　　如果是当年……而现在俄罗斯不乏对列宁的不敬的乃至亵渎的说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草率和随意呢？难道能够无视历史？难道历史就像打秋千一样地摇摆极端？

　　无言。无声胜有声。

　　我们也看到了红场检阅台背面的墓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柯希金、斯维尔德洛夫等等。铜牌与字迹依旧。

　　我们进入了克里姆林，里边有一个现代化的办公会议楼，是依据赫鲁晓夫的命令修建的，为此拆除了大量古迹，真是得不偿失。许多次苏共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这里开的。另一个简朴的楼挂着俄罗斯的三色国旗，是现任总统普京的办公地点。更多的是看了里面的东正教堂，古色古香，蜡烛点燃，教堂特有的气味浓烈。苏维埃时期这些教堂只能算是博物馆，现在香火旺了起来。我乘机学到了一点有关东正教的知识，东正教的十字架，除大十字外，上端有一小横，说明耶稣的头部也曾被钉住，下端一个斜横，高的一端是一位圣徒宁死不屈，至死承认耶稣是主的儿子，从此端升入天堂。低的一端是一位被吓倒了改了口的软骨头，便从低端堕入了地狱。二分法的传统，“零和”的模式是古老的。

　　俄罗斯正在努力回到古老的俄罗斯去。克里姆林正在脱掉意识形态的外衣。虽然大红星仍然闪烁。说是那红星的配置是斯大林的意思，耗资无数，用了不知多少昂贵的红宝石，使之昼夜闪光，明耀寰宇。现在也有激进人士不断要求拆星移星，当局以成本太高而财政困难不干。

　　我们也去了大百货公司。与１９８４年不同，现在柜台上摆着的多是西欧进口名牌货，应有尽有，规模与购物环境极佳。然后克里姆林宫的钟楼上大钟响了，正午十二时钟声“敲”出原苏联现俄罗斯的国歌的第一句的旋律：原词是“俄罗斯联合各自由盟员共和国，造成永远不可摧毁的联盟……”

　　在小风雪中我们到了苏联一本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中描写过的阿尔巴特街。一条漂亮得大大方方很有品味的旅游街，街中心有卖礼品的摊档，而不是贴着墙根儿。过去，这里住过一些苏联要人高干子弟。现在是富商居住的“高尚住宅区”和商业街。这里的俄式大餐实在味道好极。我们点牛肉，不是大块牛排而是罐焖，点鸡肉，上的也不是半只西装鸡而是基辅式的黄油鸡卷：把一片鸡肉卷成卷，内装洋葱、蘑菇、奶酪等馅子，外裹蛋汁淀粉，煎熟，使我想起当年莫斯科餐厅在北京开业时的盛况。不知是否俄罗斯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口味介于东西之间，我辈华人易于接受俄餐。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绿。所有的理念都应该通向生活。附丽于生活，就没有，至少有可能减少破灭和虚空。

　　四、莫斯科

　　莫斯科毕竟是一个大地方，大都会，大国首都。

　　与二十年前的造访时相比，莫斯科焕然一新，地面大大地扩大了。我们住的宇宙饭店，原来只是郊区的田野。虽然不乏高层楼厦，基本风格仍然是石块、砖木、水泥与钢筋结构，浮雕式的建筑，与纽约或者香港的玻璃钢梁摩天大厦风味不同。建筑并不林立，仍然是“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仍然是“能够自由呼吸”的足够空间。

　　妻一到莫斯科就说：莫斯科显得大气。我补充说，就像北京。人们常常批评北京已经失落了古城名城的韵味，很可能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而且我曾经设想，如果我们的申奥口号不是“新北京，新奥运”，而是“老北京，新奥运”该有多好。幸好，搞申奥翻译的人明了这一点，英语的译文就根本没有留下任何“新北京”的“新”字的痕迹。然而北京仍然是北京，不是南京，不是上海，不是广州也不是香港。巴黎高雅而伦敦矜持，罗马雍容而悉尼舒适，维也纳华美而柏林严整，阿姆斯特丹自在而纽约高耸。北京和莫斯科一样，大气，而莫斯科却显得比北京天真。

　　比如那种我们在北京展览馆、上海展览馆身上已经领略了造型的所谓斯大林式建筑，在莫斯科一共七个。底盘大，楼层越是往上越是减少面积，像摆放好了的积木。正中的塔楼好像竖着一根旗杆，顶着一颗红星。我在布达佩斯等东欧城市也看到过苏联援建的这种类型的建筑。

　　据说斯大林原来下令修建四十处这样的大楼，作为二战胜利的纪念与二战期间莫斯科建筑受到的破坏的补偿。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只修建了七处，斯大林逝世，于是此种楼不再。现在的七处中重要的有莫斯科大学和俄罗斯外交部，仍是莫斯科的庞然大物。靠近红场最近的一处这样的大楼现在只是普通的居民楼。

　　莫斯科河给莫斯科带来了好风水。到处看得见莫斯科河。来到麻雀山，在莫斯科大学正前方，一道平直的栏杆，下面就是莫斯科河，远处——其实不远，就是红场，克里姆林。麻雀山曾名列宁山，一首苏联歌曲《列宁山》是我们年轻时候最喜爱的歌曲。我甚至不想说“之一”。“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峻峭的山岭多么神往……当我们回忆少年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我的莫斯科！”

　　峻峭山岭云云恐是译者杜撰，因为列宁山名为山，实际只是一个大高地，整个高地归莫斯科大学所有，开阔平坦。歌词里还有一句“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与现代环保观念不甚吻合，回忆起来有点滑稽。事实确是如此，从麻雀山看下去烟囱不少。其实当年我们开始搞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的梦想也是到处架起烟囱，各种黑烟黄烟白烟红烟齐冒。

　　我在二十年前《访苏心潮》中写过莫斯科大学给我以傻气的印象，奇怪的是，这一次，在俄国人不乏对于斯大林式建筑的嘲笑抨击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莫大”这种大楼也挺气魄。是不是我的审美也受国家关系的影响呢？是不是因了苏联的变成“前”我反而遗老起来了呢？反正你不把它当成美梦看也不把它当成敌人看，你反而与之容易交往与沟通。这一回我两次造访莫大，一次在白天，一次在雪夜。白天有许多游人，包括冻得发抖的穿着婚纱拍结婚照的少男少女。苏维埃时期则是结婚者必在这里照相。雪夜中的莫斯科大学，灯火璀璨，光明令人仰视。雪花轻落，别来无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历史怒吼长啸，铁血生死，狂舞疾转，然后山河依然，城市依然，大学依然，生活依旧。现在有几百名中国留学生在此就学。

　　然而这么伟大的苏联，伟大的俄国，伟大的莫斯科，怎么连一条一截高速公路都没有呢？尤其是雪后，莫斯科的堵车甚至超过了我所体验过的以交通堵塞闻名于世的墨西哥城。雪后，我在莫斯科每天用在路上的时间五六个小时，而参加活动的时间只有路上时间的一半。说是没有钱，说是莫斯科人不能想象过路收费，所以也就无法进行良性循环，也就没有人投资修路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与一位匈牙利外交官的谈话，他说，中国匈牙利现在经济改革还来得及，因为革命前的商人企业家还都活着，而苏联十月革命已经六十余年，懂商品经济的人已经死光了，再想搞什么商品经济，只怕后继无人了呢。当时我还以为他是说笑话。

　　俄国朋友说我们是幸运的，抵达莫斯科的时候是深秋，桦树上的叶子还没有落尽，柳条还是绿的，十月阳春，信然。几天后大雪飘飞，寒风怒吼，冬天来了。

　　五、莫斯科与北京

　　不，莫斯科与北京还是不同。莫斯科没有那么多铺面、摊贩、商店。看来，莫斯科的改革虽然激进，却没有像北京那样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是不是这样反而多了些“人文精神”，少了些铜臭呢？至少表面看是如此。中国的不少人文知识分子大概喜欢这样。

　　何况莫斯科比北京有更多的空地，更多的即使白雪覆盖下仍然保持碧绿的草坪，尤其是丛丛树林，树远比人多得多。而莫斯科的四周，干脆被森林所包围。伟大的俄罗斯呀，得天独厚的俄罗斯呀，这里有更多的被有心人们苦苦守护了半天仍然守不住的大自然。

　　但不论是入境、住店……办手续都相当慢，住酒店还动辄扣住你的护照，过数小时至一两天才还给你。这些事上，前苏联并没有怎么“前”，前起来也并非易事。有人说，中国规定，边防办入境手续正常情况下不得超过四十秒钟，而俄国规定不得少于四分钟。反正我觉得他们的认真管理精神大大超过了方便服务精神。

　　莫斯科有北京想象不到的高质量街头雕塑。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罗蒙诺索夫，包括马克思。我们在街旁的树林中看到一位老人家的慈祥的塑像，我们问这是谁，答：马克思。多么惭愧，竟然认不出马克思来了，在莫斯科。用文化人物名字命名了许多大街与广场，你觉得这确是一个重视文化尊崇艺术的国家。苏维埃时期被贬斥过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坐式雕像也于近年落成。我想起了《白夜》《白痴》《卡拉玛佐夫兄弟》《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想起陀氏的癫痫病，想起他的陪绑绞刑，想起他的酷爱轮盘赌，想起他的落笔万言泥沙俱下拷问灵魂扭住脖项的文风，悲悯无限的陀氏终于坐到了莫斯科的街头，这使我感从中来，不胜唏嘘。

　　我忽发怪想，俄罗斯的文学太沉重太悲哀太激情也太伟大太发达了，这是不是造就她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的因素之一呢？

　　彼得大帝的雕像就矗立在从莫大回红场的路上，底座是一艘巨大的帆船，身高二米多的彼得一世手持双筒望远镜向远处（应该是向西方吧）眺望，气魄宏伟异常。而一想到北京近年来勉勉强强弄起的城市雕塑，实在牛不起来。

　　说是人们不一定愿意多提前苏联的话题。说是苏联七十年，农业产量始终没有达到过沙皇时期的最高水平。而现在俄国人的收入也低于前苏联的水平……上苍保佑吧。然而，莫斯科人穿戴打扮仍然美好，莫斯科的姑娘的美丽度远远超过其他访问过的数十个国家和数百个城市，莫斯科的餐馆仍然颇有情调品位。

　　你到莫斯科大剧院看戏，你觉得这里的人的文化素质很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版的《天鹅湖》，白天鹅最后没有得救，而是死在了魔鬼手里。当黑天鹅搅得王子迷失本性的时候，背景上出现了一个小景框，小框里是白天鹅的悲戚与挣扎，音乐也变得急促不安，惊慌乃至于恐怖，令人神移。去掉了大团圆的结局，留下了沉重的困惑与遗憾，留下了沉重的悲剧感。

　　剧场的秩序与氛围极佳，比北京的剧场文化强。

　　苏联说没有就没有了，苏共说解散就解散了，卢布说贬值就土崩瓦解，一塌糊涂，而莫斯科居然基本平静有序，至少不像南斯拉夫也不像乌克兰。再想想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乱局……这在使你叹息的同时却也使你赞叹。

　　六、动荡年代的爱情

　　为了发行新版的拙作中短篇小说集俄文版，我们在“找到你自己”书店举行与读者见面会。

　　这个集子由托洛普采夫翻译编辑，他的眼光比较艺术。他选的是《夜的眼》《杂色》《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深的湖》《失去又找到了的月光园的故事》《焰火》《他来》等。

　　（俄女学者兼我们的导游阿克桑娜博士表达了对于“紫绸花服”的理解与欣赏。而在我们后来访问阿拉木图的时候，哈萨克斯坦斯坦国家图书馆馆长穆拉特先生引用“月光园”的故事评述世界与两国关系的失而复得，这都应该感谢这个译本。）

　　书店的楼下是礼品店，其中也有不少中国礼品，包括佛像、吉祥物、灯笼、刺绣等，快到圣诞节了，各种商品密密麻麻，碰头撞脸挡胳臂绊腿，使我想起儿时旧北京街上开的文具店。

　　三十多个读者等候因为塞车而迟到一个多小时的我们，气氛比我想象的热烈。我的印象是他们对于中国的事情都很有兴趣，但又都不甚了解，特别是近年来的发展，他们想象不出来。

　　有一个中年男子提出与我共唱苏联歌曲。我们一起唱了一些比较流行的，诸如《喀秋莎》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后来我唱起《五一检阅歌》：“柔和晨光／在照耀着／克里姆林古城墙／无边无际苏维埃联邦／正在黎明中苏醒……”他和了几句后拍着脑袋表示已记不起歌词。我又唱了地下时候学会的第二首苏联歌“我们的将军就是伏罗希洛夫／从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员……”（第一首是《喀秋莎》，当然。）和另一首歌颂苏联名将肖尔斯的歌：“队伍沿着河岸……在那红旗下面／躺着一位游击队长……”他唱不出来了。

　　正式会见开始前一位年长的、身材仍然不错的女士来找我，向我介绍，她是一位诗人，我国苏联文学翻译家与研究家老Ｇ的当年的恋人。Ｇ只是代号，不是高或者甘。我与老Ｇ是友人。女士把一本电视系列剧给我看，老Ｇ当年在莫斯科留学时候与她同班同学，那时他竟是这样潇洒英俊。内中有不少他们二人的合影，可以想象二人的感情的火热。电视系列剧中也包括了老Ｇ后来的照片，有他后来在国内结婚后的全家福。最后一张是老Ｇ前几年不幸猝逝后的灵堂，黑幔上写着老Ｇ的名字，悬挂着的是女诗人的青年时代的恋人的遗像，叫做天人相隔。

　　我惊讶震动，不仅在于她与老Ｇ的早年恋情，而在于老Ｇ从来没有、国内也从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这段故事。而当年的苏联姑娘，却坦白自然得很，这也是文化的差异么？

　　更令人震憾的是时间，时间比你想象得有力得多，无情得多，时间主宰着我们，像暴君。一位研究者曾经评论我的作品常常以空间的转移来写时间。是的，到日本使我想起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度过的。到新疆使我想起中年与壮年。而俄罗斯呢，一到俄罗斯青年时代的记忆就纷至沓来，浑若不胜。

　　朋友告诉我，老Ｇ与这位俄罗斯女诗人的爱情是不可能实现的，双方政府都有禁令，后来，两国关系又敌对成了那个样子。所以，虽然八十年代初期老Ｇ曾经供职于我驻莫斯科大使馆，也不可能与之见面，直到１９９１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老Ｇ费了老大的劲终于找到了女诗人。

　　还说什么呢？恩怨情仇，藕断丝连。又是近邻，又是第三国际，又是共同的理念，牢不可破、万古长青……本是同根生，这是历史？这是命运？这是天意？你永远不可能非常理智非常冷静非常旁观地谈这个“外国”，看这个国家。你为她付出了太多的爱与不爱，希望与失望，梦迷与梦醒，欢乐、悲哀与恐惧……这占据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上一代人特别是革命的老知识分子的一生。而后，错错错，莫莫莫；长已已，永恻恻。你老了，去了，她也老了。

　　七、波罗的海的夕阳

　　这次还去了圣彼得堡。这是这个城市的古老名称，源于耶稣的十二个圣徒之一的圣彼得。后来改成彼得格勒，是为了纪念彼得一世即力行新政的彼得大帝。十月革命后定名为列宁格勒，当然是为了永忆列宁。现在又改了回去。城市的名字改了，但是城市所处的州的名称没有改，仍是列宁格勒州。而莫斯科的通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名为列宁格勒火车站。想洗净一段重要的，震动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震动了本国也改变了本国的历史谈何容易？价值选择的变易不能代替历史的书写，而书写历史不等于历史本身。当我与该城的汉学家们座谈时，一位女学者问我：“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改革得太慢了？”我说：“没有啊，你们连城市的名字都改了呀……”有同行者以为我语带嘲讽，实无此意！我怎么会觉得他们慢呢？

　　我不想再写这里的涅瓦河、冬宫、阿芙乐尔巡洋舰、购自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也不再写这里的大街了，有一首民歌叫做《沿着彼得大街》，抒发一个喝醉了酒的马车夫赶车的情景，歌曲里有车夫吆喝马的叫声。是我记错了吗？当我问导游哪里是彼得大街时，导游表示不知道。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曾经在与列宁格勒红霞工厂结成姊妹关系的北京有线电厂做共青团的工作，我在彼得堡，竟忘记了问这家工厂的情况了。一位中国人告诉我，即使还有，也早已面目全非喽。

　　感谢导游带我们去“木木餐厅”用饭，餐厅门口有屠格涅夫的小说中的狗“木木”的雕像，饭后老板送给我第一版“木木”的复制本。后来我们又到柴可夫斯基与科学院餐馆用餐。就冲这些餐馆名称也令人钦佩。彼得堡全城就是博物馆，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屠格涅夫的坟墓都在这里。

　　１１月２１日我们碰到了风雪，可能没有普希金小说里描写的“暴风雪”那样激烈，但已经可观。风是白色的，雪是散漫无形的，风成了雪的力量，雪成了风的形体。街道与巨石建筑也在瞬间出现了白色，剩下的河流显得格外黝黑。我在风雪中踉踉跄跄地奔向也是普希金描写过的“青铜骑士”——彼得大帝铜像前留影纪念。那里有交通警察，近处不得停车。咯哒一声，摄影完毕，胶片也没有了。

　　由于当天夜间还要乘车返莫斯科，我们回旅馆休息。天昏地暗，疲劳的我们迅即躺下，合上眼睛。突然，一片火光使我惊醒，满室通红。睁开眼，得知红光来自窗户。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才知道天空忽然局部放晴，看整个天幕，远看仍是乌云，看海洋，似乎也阴沉得很。只有海平线上，留出了窄窄的却是明亮的长长的光带，红色，金色，橙色，玫瑰色，紫色，蓝色，褐色……光芒四射，仪态万方，霞光千里，为宇宙扎上彩带。夕阳就停泊在波罗的海海面上，夕阳傲视着我们，满目风光，满身骄傲。

　　我与妻都惊呆了。我们被一种狂喜的心情攫住。这像是沉郁中一次欢乐的爆炸，像是神圣的显示，像是波罗的海与圣彼得堡再次举行了开光典礼，像盘古开天的巨斧劈出了六合的辉煌，像是寂默之中突然铙钹齐鸣，响起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大合唱——《光明颂》。谁都知道彼得堡的阴沉的寒冷的冬天，知道彼得堡一年只有六十个好天，却不知道暴风雪后突然展示的波罗的海夕阳的美轮美奂。

　　我们住在波罗的海宫，隔窗望去就是波罗的海，芬兰湾。而过去，芬兰湾的风光只在列宾的油画里见过。现在看出去，已经没有当年的野生水生植物，却多了一个灯光昼夜眨眼的海滨夜总会。远处也有灯火，我开始以为是芬兰，后来导游告诉我那边是喀琅施塔得岛。这个岛的名称我也不陌生，因为苏联七彩电影（那时叫七彩以示比五彩更多彩）《难忘的一九一九》中有这个岛的水兵叛变的故事，有一个镜头是斯大林乘着摩托快艇破浪前行，前来解决水兵叛变问题，像圣者下凡一样，一时全电影院的观众欢声雷动。

　　很快，夕阳落入波罗的海，天立刻黑下来，阴云重新弥漫，风雪再次接续。我相信２００４年彼得堡的寒冬自今夜开始。

　　谢谢你，波罗的海的夕阳，我相信你是特意冲破乌云，一显灵验，一展风采，向我们说一声“你好”的。波罗的海的夕阳是太阳、海、芬兰湾和城市的精魂，是两个彼得和一个列宁的精魂，是俄罗斯、苏联和俄罗斯的精魂，是卫国战争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英勇牺牲了的百万列宁格勒人的精魂！法西斯硬是拿不下这个光明的城市，历史早已证明了。

　　八、俄罗斯永在

　　这次去俄罗斯是应俄罗斯总统驻西伯利亚联邦区全权代表、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德列切夫斯基先生的邀请进行友好访问而进行的。而首先倡议这一安排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他们要利用此行我在莫斯科之际举行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仪式。

　　仪式上，依例所长季塔连柯院士有两个提问，一个是：“您是否准备继续致力于我们的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友好？”一个是“……致力于科学的发展繁荣？”我都回答了“是的”，然后将博士证书交到我手里。

　　这让我想起了基督教的婚姻仪式与法庭上作证前的宣誓，还有来自苏联，而中国的规矩一样的少先队的誓言：“时刻准备着”。人们是需要许诺的，中国古人称之为“然诺”，李白的“古风”里盛赞鲁仲连的一诺千金的精神。我也应当记住这两项肯定的答复。

　　仪式后是我的讲演与学者们的发言。其中索罗金先生主要讲了我的《季节》系列，华克生讲了《活动变人形》，而托洛普采夫讲了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他们甚至谈到了近两年堪称畅销的《我的人生哲学》与《青狐》。他们还是真的了解情况啊。我想起１９８９年春陪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同志宴请其时的苏联外长谢瓦尔泽纳德时的一件事，“谢”外长提到了我的《活动变人形》在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的事，此书的俄语版一次印了十万册，一抢而光，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文版平装第一次印刷二万九千册，加精装不过三万余册。我向客人介绍了这一情况，并且说我正在考虑今后是不是主要应为俄罗斯读者写作。于是引起了大笑。

　　前些时候读报看到，“谢”先生由于格鲁吉亚的“天鹅绒革命”已经被迫提前退休，也是命吧。我想起了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最后的台词，由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路曦扮演的索尼娅，抚摸着由金山扮演的、狂暴之后陷于极度颓丧的万尼亚舅舅的头，她说：“我们会有休息的，我们会有休息的，休息啊……”

　　话剧由苏联专家列斯里导演。

　　然后是午宴。在主人们轮流进行的热情洋溢几乎是溢美有加的祝酒词后面，我致了答词。我说：“苏联，俄罗斯，莫斯科是我青年时代的梦。现在，苏联没有了，我的梦想已经比青年时期发展成熟了很多，但是，俄罗斯还在，莫斯科还在，中俄人民的友谊还在，而且一切会更加繁荣和美丽。”

　　我相信我的话打动了俄罗斯朋友，这从他们的目光的突然闪亮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熟语叫做为之动容，我知道什么叫为之动容了。

　　一、索科洛夫部长

　　写完２００４的俄国之行，似乎意犹未尽。我首先想到了与俄罗斯文化部长索科洛夫先生的会见。索科洛夫是一个音乐家，曾任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院长，潇洒英俊，文质彬彬。我们谈到了在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的今天，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与民族文化的性格的必要性，中俄文化交流对于世界文化发展格局的健康化的重大意义。谈到俄罗斯音乐对于中国的影响，我提到了强力集团，莫索尔斯基、鲍罗金、李姆斯基柯萨阔夫直到苏联时期的萧斯塔柯维奇、哈恰图良、杜那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谢多依。不待翻译，他们已经听懂了我的汉语发音的俄罗斯音乐家的一系列名字，并且发出啧啧赞叹的声音。我后悔的是忘记了讲格林卡，其实格林卡的《卢斯兰与柳得米拉》《伊凡苏萨宁》都是我熟悉的，而格林卡的歌曲《北方的星》更是我所爱唱的。

　　当我谈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我个人近年提倡的进行文化大国建设的想法时，索科洛夫部长说：“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中国的军事力量对我们有什么威胁，现在中国威胁我们的主要是在体育领域……”一时宾主哈哈大笑，我不能不佩服部长先生的幽默风趣，寓友好的乃至带有赞赏性的话语于玩笑——谑而不虐之中。而且，他说的恐怕是事实：奥运会上中国新增的金牌，好多是原来苏联的拿手项目。

　　二、火车旅行与其他

　　我们往返莫斯科与彼得堡，都是坐的夜间行驶的火车。软卧车厢是两个人的包间，还是比较舒服的。我们就没话找话地“研究”起来，如果恰恰是一男一女会不会感到尴尬。我记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日丹诺夫痛批了一通的电影《列车东去》中似乎就有同坐火车发生爱情的情节。中国的软包设计则是四人一“房”，除了节约资源以外，不知是否有避免尴尬的动机。回程时恰恰是崔建飞先生与一位女士搭伴，于是大家大笑。后来到了莫斯科，陪同兼导游阿克桑娜博士说起她一次陪台湾一些客人坐火车旅行，台湾一对伉俪宁愿分开入“卧”，太太愿与阿博士一道，先生则自告奋勇去与一位车票号应与阿博士相处的男士为伴。阿博士对中华绅士的保护非常感激，同时告诉我们，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乘火车法，没有任何其他感觉。阿博士与精通华语的彼得堡的导游玛丽亚娜还讲到一些她陪华人旅行的经验。东北人喜欢找ＣＡＳＩＮＯ（赌博），新加坡人喜欢找咖啡馆，台湾同胞到了什么地方很注意先寻找卫生间——也许是他们饮茶太多的缘故吧。是我敏感吗？从她们的介绍中听出了一点微词，有些华人游客不怎么有耐心参观文化遗迹。

　　玛丽亚娜学了一些中国的——我以为是糟粕——俚语时尚语，如把撒尿说成“唱歌”，把“找小姐”说得带有某种不良意味之类，使我为同胞游客的教养与水平而歉然。

　　三、姑妄听之

　　科学院远东所长季塔连柯院士原在苏共中央机关供职，他的学术与社会地位都很高。他对于中俄边界的完全划定十分兴奋，而且他含蓄地表示，俄政府是事先咨询了他的研究所的意见的。可以估摸，季院士对于边界事宜的圆满结果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他还多次提到中国的投资者到俄国来的太少了这样一个——用他的话来说——与两国友好关系不相称的问题。

　　他对于当年的中苏关系有一个说法，是我闻所未闻的。他说毛主席从中国的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出发，早就想与美国建立一点关系，这在延安时期已经有所尝试。但美方未有正面的回应。后来被迫，只能讲一边倒了。但一边倒后，毛主席等对苏联又实在不满意。建国后中国的党内斗争有一个不好讲的背景，就是要战胜那些真正一边倒的亲苏分子……即使如此，有三个非常显赫的政治家（其中一个是非中共人士）从来没有讲过苏联不好，苏联方面对此看得是很清楚的。

　　我听着他的对于我来说相当别致的此种说法，想起了改革开放以后，中苏关系略略缓和时原先的苏联援华组长阿尔希波夫访华的一个场面，中国一位领导人与他见面，两人热烈拥抱，老泪纵横。电视台播出了这一镜头。就算院士讲的我们认为是无稽之谈也罢，中苏关系……如李清照的词：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或别的什么字）了得！

　　我想，中国党内的知识分子成分恐怕受苏联影响比较深，农民成分则更多地是由于打土豪、分田地的现实考虑投入革命，他们考虑问题当然更实际得多。而改变了一边倒的政策，这毕竟是毛主席的一个贡献。

　　季院士还给我讲到斯大林喜欢音乐，喜欢古典文学，每天自己弹着钢琴唱歌，这也是我未曾与闻的。

　　四、往事依依

　　回到北京，我给老Ｇ的妻子Ｘ老师打电话。Ｘ老师来到我家，我把女诗人那里的老Ｇ的青年时代的英俊照片给了Ｘ，Ｘ告诉了我更多的细节。

　　老Ｇ那时在莫斯科留学，院夕到了，只有少数幸运儿有机会到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组织的迎新年晚会，老Ｇ与那位拉脱维亚裔的女诗人——当时是女学生有幸被选。他们在克宫翩翩起舞，互为舞伴，成为当天晚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对。那天晚上，拉脱维亚的女生身穿一身白色衣裙，漂亮极了。

　　然而，他们的感情没有前途，等到老Ｇ留学的后期，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

　　现在，拉脱维亚已经与俄罗斯分道扬镳，中俄关系倒是愈来愈好，而老Ｇ，女诗人，天人相隔，何堪回首？

　　我两次访问过美国，访问过联邦德国和墨西哥。我曾经写下了一些出访见闻，写下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别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目瞪口呆或者哭笑不得的那些感受。

　　这些感受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关于美国的），可以用一个通俗的字眼来表示：“开眼。”你不去西方，你看得到那上百层的摩天大楼吗？你看得到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流吗？你看得到那灯红酒绿、奢侈丰盛的花花世界吗？

　　而到苏联的访问完全不同。我无法用一种好奇的、幽默的、热烈而又清醒的旅人的旁观态度来环顾周围的一切。

　　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我是在四十五岁以后才考虑并实现访问美国的。访问美国对于一个作家的心灵来说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它好也罢，赖也罢，你有时候嗤之以鼻、有时候五体投地也罢，它是它，你是你。

　　只要你有足够的幽默感，你就会有足够的胃液去消化你的访美经验，既能消化，也能吸收。

　　但是苏联不行。我向往苏联，远远在具备足够的幽默感之前。

　　在苏联，我觉得光靠幽默是不够的。虽然我曾经自我欣赏、自我标榜过我的幽默。

　　访苏二十二天，我感到的是幽默的困惑。

　　我大概从十五岁起就梦想过去苏联，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那时候苏联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梦，而且是我为之不惜牺牲生命去追求的一个理想。

　　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悉、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帜、标语口号，它的小说、诗、戏剧、电影、绘画、歌曲和舞蹈。

　　到了莫斯科，一切都给我以似曾相识、似曾相逢的感觉：莫斯科河畔钓鱼的老人，列宁墓前的铜像般一动不动地肃立着的两个哨兵的蓝眼睛，克里姆林宫钟楼上报时的钟声，用花岗岩铺地的红场与红场上的野鸽子，列宁山上的气魄雄伟却又显得有点傻气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地下铁路革命广场上成群的铜像，包括街道的名称——普希金大街（静悄悄的）、高尔基大街（两边都是商店）、赫尔岑大街（通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别林斯基大街（大概面貌与革命前没有区别）……这种似曾相识感甚至是令人战栗的。

　　我真的来到了列宁和斯大林、普希金和高尔基的故乡，我听到许多歌儿歌唱过、我自己也动情地唱过许多歌唱它的歌儿的莫斯科了吗？

　　当然是初次邂逅。怎么又像是旧地重游？

　　我倒没有幽默它一下，干脆用好莱坞电影的那个中文名字，叫做“鸳梦重温”。梦早已被当时是冰冷的现实、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变成历史的铁一样的严峻所打破。

　　游历苏联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外国像这个国家那样在我少年时代引起过那么多爱、迷恋、向往，后来提起它来又那么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好也罢，坏也罢，它和我们的关系是太深、太息息相关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感到一种少有的关切，都纳闷，都急于多得到一点有关它的信息。

　　游历苏联是一次充盈的内心体验，不仅仅是、远不只是一次“开眼”的旅游。

　　它的一切美丽都使我忧伤而又欣慰，它的一切不美丽都使我欣慰而又忧伤。

　　这是一次重温旧梦的旅行。当我看到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当我听到那报时的钟声，当我听到在苏联已经唱了二十多年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时候，我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

　　这又是一次告别旧梦旅行。我不是鲁迅的秋夜的细小的粉红花梦中的瘦诗人，我并无兴味把眼泪擦在粉红花的最末的花瓣上。

　　重温旧梦带来忧伤的甜蜜和甜蜜的忧伤。告别旧梦带来希望的坚强和坚强的希望。

　　这是我们的近邻。

　　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以后便离开了我国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再大约一个小时，便来到了贝加尔湖上空。

　　地理书上讲过，贝加尔湖是最深的湖。

　　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我和我的同伴都爱唱一支歌：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为争取自由而受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中国的革命浪潮，苏联所影响的世界的革命浪潮，使贝加尔湖变成了一个亲切的湖。当我们少年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都有为革命而到类似贝加尔湖地方去受难的准备。

　　天气晴朗，但是我没能看见贝加尔湖，只是在事后才听人们说起，贝加尔湖已经过去了。

　　原来这么快就进入了苏联上空，就掠过了贝加尔湖。原来是这么近！

　　我俯瞰苏联的广袤的国土：灰褐色的土色，绿色的植被，稀稀落落偶尔一见的小房子。一路上没有看到任何城市。

　　这就是苏联？

　　莫斯科国际机场庄严典雅。候机大厅的天花板上装饰着紫色的铜环，这确是一个盛产有色金属的国家。但天花板因此而显得低矮了，也影响了光照。

　　入境手续办理得缓慢而且仔细。边境警察的面孔没有表情，他仔细地审视着你的面孔，对照着你的护照上的照片，并把你的护照上的有关部分复印下来。一位等待入境的人被要求摘下眼镜，以便更好地观察他的脸部（我的眼镜一直安然地戴在我的脸上，虽然我的护照照片上的眼镜的镜框是另一种式样）。

　　海关要求一位等待入境者打开他的装有印刷品的纸箱子，纸箱子用短刀划开了，拿出一包又一包的印刷品，接受海关的检验。

　　包括持有苏联本国护照的苏联公民，也同样地履行着一切接受检验的手续。这是严肃的。

　　只有一点，莫斯科国际机场与西方国家的国际机场没有什么两样。我是说机场候机大厅的广播，先“嗡”那么一响，好像是敲响了一个音叉，然后是细声细气的温柔的女声广播，广播里可以听到“气声”。

　　其他一切都不同，尤其是气氛。

　　西方国家的机场商业气氛很浓。橱窗和橱窗里的灯光，装潢精美、反射着各色霓虹灯光的商品，各色各式但常常免不了有女人的大腿、腰身、金发的广告牌、酒吧、快餐部、咖啡馆、涩情画报……从你登上它的土地的第一秒钟便向你招手、向你媚笑：购买吧，花钱吧，消费吧——好像它们一齐拥上来这样说。

　　当然，例如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航空港，也不乏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腰里别着盒子枪、手里拿着报话机，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但他们的脸上似乎仍然隐含着一种嘲弄的笑容，他们的身后与四周是威士忌酒与长筒丝袜。

　　这就是苏联，这就是莫斯科。

　　红场、列宁墓、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巨大的红星、晋谒列宁墓的人的长龙、列宁雕像、庄严巨大的政治标语、宣传画、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东正教堂的鎏金圆顶、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前奏与广播员的雄辩声调、进行曲风格的领唱与合唱、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庄严持重、自信自豪、自成体系而又充满警惕。

　　不错，这就是在电影《宣誓》《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里早被我们这一代人熟悉了的莫斯科——俄罗斯——苏联。

　　当然有许多方面已经变了，例如，众多的列宁像代替了斯大林像。但也确实有一些方面，六十余年如一日，真是惊人。

　　从莫斯科国际机场向市区行驶，阔大的绿地之中一个黑色的雕塑给我以强烈的印象。

　　像是搭在一起的黑色长方木条，令人联想到铁丝网和堑壕，联想到战争和墓地上的十字架。

　　人们说，这个雕塑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牺牲者的。

　　在塔什干，我们瞻仰了同样是纪念卫国战争中牺牲了的烈士的无名英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从它落成以来，这团“圣火”便昼夜点燃，从不停熄。在圣火旁边，一位年老的妇女指挥着几列身着黑衣的女孩子唱着无言的“啊……”歌，调子非常熟悉，却原来是舒曼的梦幻曲。

　　我不知道梦幻曲是不是安魂曲，反正那气氛不是浪漫的而是肃穆的。据说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我曾在电视屏幕上两次看到这样一部片子，以一位戴满勋章的老年人向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始，以圣火的熊熊燃烧终，中间回顾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全过程：希特勒匪帮的突袭，斯大林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节在红场列宁墓上发表演说，大轰炸，苏联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苏联妇女在工厂加班生产、擦拭着炮弹头，坦克与大炮的轰鸣，直到胜利，苏联红军的检阅部队把缴获的希特勒军队的各种军旗踩到了脚下。

　　我不知道这部电视片是苏联的电视台公开播放以反复向居民进行传统教育的，还是专门的闭路电视，给外国客人们看的。

　　但这电视片的内容与精神深入人心。所有我见过的苏联人，男和女、老和少都喜欢讲这个话题：“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了一千二百万人，差不多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自己的成员或亲戚牺牲。我们容易吗？”

　　接着的一句话便自然是：“我们要和平。不要打仗，不要战争。”

　　差不多人人都这样说，说的时候神态十分严肃。

　　在苏联，在莫斯科，在塔什干，在撒马尔罕，在第比利斯，我参加了具有官方色彩（即不包括在私人家里举行的）的宴会八次。每一次主人都要祝酒“为世界和平干杯”，然后是“为了妇女”，特别是“为了在座的美丽的女人们”而干杯。这时候主人往往要挤挤眼睛，开几个幽默而又富于人情味的玩笑，有时候玩笑甚至开得有点荤。第三巡就该是“为了儿童，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让孩子们生活在晴朗的天空下面”了。

　　为和平、为妇女、为儿童，关键还是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几十年来，苏联朝野，总是讲和平，坚决把和平的旗帜抓在手里。

　　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个晚上，晚饭后我们在俄罗斯饭店周围散步。那是一个星期天，红场上、莫斯科河畔，到处是度假的苏联人。一些老人胸前满满当当地挂着勋章，悠闲而威严地踱着步子，有的是全家出游，不少人嘴里吐着伏特加的气味。相对来说，这种假日踱步的人流中年轻人比较少。一位和老伴挽着手、酒气很重、勋章有两三个的老人主动与我们攀谈。他先猜我们是日本人，又猜我们是来自东南亚，等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之后，他略略一顿，然后紧接着的一句话是：“我们要和平，我们不要战争。”

　　六月二日，我们到达塔什干的第一天。啊，那真是疲惫不堪的一天。起飞前等待办各种手续用了四个小时，飞机上飞了四个半小时，降落后又等了三个多小时来办理“报到”和“注册””的手续，然后才进入自己的房间。谢天谢地，总算是能洗一把脸，能喘一口气了。晚饭以后，我们外出散步，看到一位夜班看守私人汽车存车处的小伙子。小伙子是鞑靼人，精力充沛，热情而又饶舌，见到我们便攀谈，接着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对各项国际问题的看法来。当然他的看法都是《真理报》和《消息报》上登载过的，究其精髓仍然是同一句话：“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与塔什干亚非拉电影节的正式影展同时举办的还有一个电影市场。在电影市场上我们看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与西柏林一个电影机构合拍的影片《岸》。《岸》是根据尤利邦达列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在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五七干校”就读期间，就拜读过这篇小说。对这篇小说的回忆与写实的交织的写法、特别是其中关于主人公第一篇作品发表时的种种趣事与蠢事的回顾，我都很欣赏。小说的那种对于生活、历史、现实进行宏观思索的气派，也很触动我。改编成宽银幕彩色上下集故事片，拍得也算得上一丝不苟，但我所激赏的主人公回忆青年时代处女作的发表的情节全部删去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在德苏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位苏军下级军官摇着白绸子企图与据守一幢楼房的法西斯残余分子谈判，说服他们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毫无希望的抵抗。正当他像天使一样地摇着白绸去拯救那些已经注定要毁灭的可怜虫的时候，来自法西斯顽固分子的枪口的一粒罪恶的子弹，打死了这位苏联军官。天使中弹牺牲的场面用慢动作重复了好几次，像一只白色的和平鸽在飞翔，像一只仙鹤的最后的展翅，悲而美的画面渲染着苏联是拯救人类、拯救世界的和平天使的主题思想。

　　《岸》的主题思想是鲜明突出而且堪称模范的。影片的故事、场面也都曲折动人，横跨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写法尤其非同寻常。影片中的联邦德国十分暗淡、潦倒，这与我亲眼看到过的联邦德国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影片（原小说亦如此）把联邦德国一些旅游者玩电子枪的游戏与“好战、复仇”联系起来，也未免牵强。再一点是这部电影的节奏实在太慢了。主题鲜明、一丝不苟、节奏慢，这正是我看到的相当一部分苏联电影的特色。

　　在塔什干电影节的后期，全苏与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电影家协会有关负责人宴请我们，饭吃得轻松融洽，这至少有一小部分要归功于那每人一小碗的拉面。拉面的做法与新疆全无二致，只是要精致些。而且在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语称呼拉面也是“拉（个）面”，与新疆的维吾尔语一样，显然是汉语借词。吃饭当中，东道主之一，全苏影协的外联处处长娜杰日达伏日柯娃感慨地说：“这是多么好啊！你们来了，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一起说说笑笑，我们互相微笑着。”

　　她的话使我感动。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开莫斯科。同机的有一批美国游客，他们是沿着奥斯陆—赫尔辛基—列宁格勒—莫斯科—北京—中国其他城市—香港—回国的顺序旅行的。一位三十多岁的保险公司职员对我发表感想说：“在苏联，我们实在受不了，那里的人没有微笑（ｎｏｓｍｉｌｅ）。”

　　是这样的么？我想不太清楚。反正有拉面吃的那次宴请上，娜杰日达伏日柯娃的脸上一直浮现着端庄的笑容。另一位“地主”，乌兹别克斯坦影协主席马立克克尤莫夫更是笑容可掬。但那位美国客人的说法也并非无端“攻击”。在苏联，陌生人之间是不大微笑也不问好的。当我按照在西方做客的习惯清晨起床之后向遇到的人道早安的时候，包括饭店的服务员也常常瞠目以对。

　　服务人员的笑容更是绝无仅有。在苏联的民航飞机上，基本上没有服务，当然更没有笑容。但是机票非常便宜，从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飞行三个半小时，只收三十七个卢布。而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场上，一公斤羊肉要十个卢布，当然，那是新宰杀的、品质极好的羊肉。商店服务员也是一副忙忙碌碌、公事公办的冷面孔，与塔什干、第比利斯相比较，莫斯科的店员的面孔显得更加严厉。当然，这种状况同样也值得我们中国的服务行业人员反省。

　　至于一些领导人员就更不用说了，官愈大面孔板得愈厉害，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则。例如在塔什干电影节开幕式上，开幕、讲话、升旗之后应该是文艺晚会。大家都坐好了，也早已过了预定时间，已经有性急的观众稀稀落落地鼓掌了，但舞台大幕就是不拉开，铃声就是不响。后来鼓起掌来了，原来是当地的领导人姗姗来迟，气宇轩昂、豪迈自得地大踏步入座。最好的座位是留给他们的。他们的面孔都很严肃，也很神气。

　　闭幕式也出现了类似场面。各国代表团团长和一些演员被邀上主席台就座。大家坐好了，开会时间也已过了十二分钟，但主席台正中前两排的座位仍然虚席以待。著名苏联电影导演、来自莫斯科的格拉西莫夫原来是坐在第三排中间的，后来来了一位工作人员，经过动员和谦让、谦让和动员，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坐到第二排正中去了。但刚坐下没有三分钟，他又被叫起来了，被引到侧幕边，加入领导人的行列，然后在大幕拉开以后，在掌声和铃声中与气宇轩昂的领导者们一起正式入座。

　　这种庄严郑重乃至缺乏笑容的印象也许来自一些城市的外观。莫斯科和塔什干都有许多庄重宏大的公共建筑，以列宁命名的博物馆、艺术宫、文化宫、电影之家等等。与美国的玻璃加钢梁的摩天大厦不同，当然也不同于中国的砖木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苏联的这些公共建筑大多使用大量的巨石——花岗岩、大理石等等，建筑内部使用大量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建筑内部和外部都有巨大的装饰图案附件，建筑占地面积很大，但一般都不太高。给人的印象是阔大、持重、庄严、坚固、充满自信。

　　美国的建筑则是另一种风格，不论形状上和材料上都显得峭拔、神奇、奔放，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那种玻璃材料的相互反光映射，更给人一种变幻莫测、光怪陆离的感觉。

　　而且所有的苏联城市街头都看不见任何商业广告，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里也没有广告。倒是常常看到庄严的集会与讲演。在莫斯科，商业网点似乎也不太多，有时汽车开了二十分钟，路两边看不到一个商店，只见一幢幢的大楼。比较起来，第比利斯的房屋、商店和街道似乎更轻松、更有人情味一些。

　　城市街头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标语与宣传画。标语最常见的有“光荣归于苏共”“光荣归于劳动（者）”“造福人民是苏共的最高目标”“苏共二十六大决议是我们的生命”等，红场附近的老发电厂厂房上悬挂着的标语则是“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也许更多的标语口号是“列宁主义万岁”和“在列宁的旗帜下战无不胜”，这些标语多半和列宁像在一道。当然，“给世界以和平”（ＭиｐＭиｐｙ）的标语也到处可见。由于俄文中世界与和平都是Ｍиｐ一词，这条标语极富文字与语言的精致性、严整性。

　　在塔什干，有两条标语很有特色。一条是“塔什干像鲜花一样盛开”，一条是“塔什干是和平与充满友谊的城市”。鲜花与友谊，在塔什干电影节期间，确实充盈洋溢，蔚为大观，献花、握手、碰杯……贯彻始终。

　　塔什干电影节还有自己的政治口号，叫做“为了和平、社会进步与各国人民的自由”。电影节期间，用各种语言写的这同一条标语，遍布塔什干的每一个角落。

　　而入夜以后，在塔什干街头，代替了商店的霓虹灯的是大同小异的棉桃图案霓虹灯。看来，生产棉花乃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首要任务。

　　一切庄严神圣之中的庄严神圣当然是列宁。苏共二十大以后，对斯大林有所批评，与此同时大大突出了列宁，这样就不致出现什么“真空”或者“危机”，人们把从前崇敬斯大林之情加倍地奉献给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伟人列宁。

　　我们在苏联旅行期间，到处都看到列宁的雕像。铜像、石像、站像、坐像、沉思像、读书像、行进像、演说像、手势像、全身像、半身像，有竖在街头、广场中央的，有竖在大厅、前廊里的，也有放在案头的，都做得充满激情，亲切、伟大、质朴、热烈如火焰、慈祥如父母、智慧如海洋，多姿多态，栩栩如生，登峰造极。

　　还有许多列宁的画像，大多是巨大的头像。这些头像使你觉得列宁就在你的近处、你的面前，用他洞察一切的眼睛观察着你。

　　凡此种种，甚至使我这个自幼敬仰列宁、读过列宁的一些著作、至今写文章仍然喜欢援引列宁的某些天才的思想论断的人，使我这个不会对列宁的形象感到任何陌生的人，也为之一震。

　　塔什干电影节开幕的那一天，第一项活动便是向列宁广场的列宁像献花圈。当地的苏联领导人、电影节组织者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浩浩荡荡地去给高高耸立着的列宁像献花圈。这给苏联人和外国人都留下了强烈的心理影响，并且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当巨大的、中间是红的与白的玫瑰、四周是一圈红的鲜花和绿叶的花圈抬到似乎正在向前行走并潇洒地摆动着手臂的“列宁”面前的时候，我看到一位黑人（他是一个非洲国家的政府部长）掏出手帕揩眼泪。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是假日——苏联实行的亦是周五日工作制。我们在塔什干街头亲眼看到一对对青年男女，穿着洋洋大观的礼服，从市苏维埃大厦登记结婚走出来。在亲友的追随陪同下，他们双手捧着鲜花，庄重诚挚地向列宁雕像走去。在苏联各地，新婚者都要向列宁像与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在莫斯科，便是直接向列宁墓献花了。

　　而列宁墓是全苏精神的聚焦点。列宁墓主要由赤色大理石垒成，中部有一圈蓝黑色的石头。墓门旁站着两个精选出来的卫兵，卫兵也像石头一样，一动也不动，无怪乎俄语中常用“坚如磐石”这个词。墓门两边摆放着用鲜花扎成的花圈。列宁墓位于红场西侧，旁边是克里姆林宫、红墙。南面是圣瓦西里东正教大教堂，教堂的穹顶类似中世纪武士的头盔，色彩艳丽。东面是巨大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内有五条大街，四层售货部。这个百货公司据说是革命前由一位法国人经营建造的。红场北面则是列宁博物馆。

　　每年五一劳动节与十月革命节，苏联领导人站在列宁墓上阅兵并检阅群众游行队伍，这已经坚持了六十多年了。

　　列宁墓并不经常开放，只要一开放，便排起长队，据说一般要排两个小时以上才得以瞻仰列宁的遗容。由于我们代表团在莫斯科只是途经中转，未能安排进去瞻仰，这是一个遗憾。听说遗体保存得极好，面容如生。

　　在一些正式场合，一些有地位的苏联人发言的时候常常要提到列宁。塔什干电影节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电影节的组织者都援引了列宁的话，说电影是一切文学样式中最重要的一种。在苏中友协组织的欢迎中国艺术家的小型集会上，发言者提到苏共的时候还要加上铿锵响亮的同位语——“列宁的党”。

　　而斯大林业已基本消失。据说斯大林的故乡哥里城有全苏唯一的斯大林雕像。我们虽然到了第比利斯，却没有到二十公里外的哥里城去，所以没有看到这个雕像。

　　第比利斯最高的峰峦上，那个美丽清凉的公园仍然被称作斯大林中央公园。听说格鲁吉亚的汽车司机都喜欢在驾驶室里悬挂一枚斯大林像。一位苏联朋友告诉我，斯大林似乎成了山径崎岖的格鲁吉亚汽车司机的守护神。

　　在莫斯科与塔什干也有马克思像，世界驰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前便是矗立着马克思像的马克思广场。与列宁像相比，马克思像就显得寂寞了。

　　我常常忘不掉一九五○年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学唱的一首由苏尔科夫作词的歌曲：

　　……阳光普照广大的苏维埃联邦，

　　联邦成为光明的地方，

　　斯大林灌溉着谷粮，

　　谷粮堆满在集体农庄。

　　斯大林是我们胜利的旗帜，

　　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

　　崇拜总是神圣的，没有神圣就没有崇拜，没有崇拜也就没有神圣。怀着至诚高唱这首歌曲的当时十六岁的共产党员的我，无法摆脱谐音所带来的某种幽默感。谷粮这个词的发音与“姑娘”实在是太接近了，唱起这个歌时我常常觉得似乎是在唱“姑娘堆满在集体农庄”，我同时也真诚地相信，在斯大林的关怀下，苏联集体农庄的姑娘们个个像鲜花一样盛开怒放。

　　天若有情天亦老！

　　但直到如今我有时候仍然唱起这首歌。不知道这算不算“为艺术而艺术”，反正并无他意。事物当然也会有另一面。

　　六月十日，我们离苏回国的前一天，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上散步。由于是星期天，商店都关着门。一位戴眼镜、略显驼背、脸上擦的胭脂极不均匀（稍微不敬一点，我要说她给我的印象像是抹上了红墨水）的女孩子主动用日语与我们攀谈，待我们声明我们并非来自日本之后她改用俄语。她说她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她会讲五种语言。她说你们来到莫斯科人生地不熟，如需要帮助，她愿效劳，并且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坐，说着便给我们写下她的住址与电话，我们表示感谢。她陪着我们走了六七分钟，闲谈了一会儿，终于转到了正题。她愿以大大高于官方规定的比价用卢布兑换我们手里的美元。

　　我们谢绝了她的好意之后，又碰到了一位女青年。这第二位比较干脆，开门见山，目的仍在于美元，五秒钟后便向我挥手道“多斯维达尼亚”——再见。

　　在俄罗斯饭店四周，有好几位“画家”在画莫斯科风光水彩画，他们大大方方地表示他们的画是为了卖美元。

　　在电视里我多次看到、同时在塔什干的几次盛大宴会上我也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些场面。三个长发女人，一两个脖子上挂着电吉他的头发也不短的男子，结合着当地的乌兹别克斯坦民歌旋律，用西方夜总会的发声方法、配器和节奏，唱着沙哑、热烈的歌，人们在这歌声中跳起扭摆舞。

　　扭摆舞在苏联（至少在城市）已经普及。据说当局最初想禁止，但是挡不住，便干脆予以引导，引导到与当地民歌相结合的轨道上去了。

　　歌手不断地做一些叉腰、前指、向上或向前、向侧把胳臂伸直、把手指张开的开放型大动作，这种动作出自女歌手，似乎缺了一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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