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宋钘学术派别划分之我见

Posted 2022-05-19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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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钘学术派别划分之我见

　　关于先秦诸子所属派别的划分，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宋钘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他生活的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威王或齐宣王时代，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宋钘既吸收和发挥了墨家的思想，又接纳了道家的学说，这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思想博采众说的特征。

　　关键词：宋钘　学术派别　派别划分　墨家思想　道家学说

　　先秦诸子研究一直是古今中外学者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对诸子生卒年代、思想和派别划分的探讨。先秦诸子派别的划分首推刘歆《七略》中的《诸子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自此以后，学者思想的派别划分成为官修史书的惯例。这种做法有助于后人了解各个时期的不同思想体系和某一时期社会的主流思想，但是思想派别的划分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春秋战国时期宋钘及其思想的研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一、宋钘的生活年代

　　在先秦文献中，宋钘又被称作宋子、宋胫、宋荣等，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其生卒年代，其生活背景和思想只散见于诸子书中。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尹文与惠施、公孙龙并论为名家，将宋钘列为小说家，并说尹文“说齐宣王”，同时引刘向《别录》：“与宋钘俱游稷下”。因此一般认为宋钘和尹文是同时代的人，宋钘长于尹文，且是尹文的老师。钱穆考证：“《孟子》书中有秦楚将权兵，孟子遇宋胫于石丘一节。张宗泰《孟子诸国年表》记曰：‘当孟子时，齐秦所争惟魏。楚虽近秦，时方渐强盛，秦尚未敢与争，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与五国共击秦不胜之事，而独与秦战，则在怀王十七年。孟子是年因燕叛去齐。’《孟子》疏：‘石丘宋地’，则孟子去齐之宋而遇胫也。阎若璩云‘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稷下学士复盛，孟子当与宋胫有雅，故邂逅石丘，呼以先生。’焦氏《正义》则谓：‘胫盖年长于孟子，固孟子以先生称之，而自称名。’”郭沫若也认为“宋钘、尹文都是齐国稷下学士，以年辈而言，宋钘在先，宋钘在《孟子》书中作宋胫，孟子称之为‘先生’而自称本名为‘轲’，足见宋长于孟，至少亦必上下年纪……大率宋、尹是师弟关系。宋在齐当在威王与宣王时代，尹则当在宣王与滑王时代。”郭沫若根据孟子称宋胫为“先生”而认定宋胫长于孟子，其实不然。“先生自是稷下学士先辈之统称，孟子亦谦敬其人，故自称名为谦耳。”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荀子》《庄子》诸书中都提到过宋钘，我们只能姑且认定其生活年代当在齐威王与宣王之时，至于与尹文是什么关系，由于诸子书经常只提宋钘而少有尹文，笔者认为，宋钘的思想与尹文并没有什么师承关系，只是在班固对他们划分派别后，学者们便陷于班固的圈子而不能自拔。下面我们便从其思想特征人手进行分析。

　　二、宋钘的思想特征

　　宋钘是稷下学宫的学士，齐国威王和宣王二世，为振兴齐国，招揽天下人才，设立稷下学宫，一时间，齐国成为列国人才聚集的地方。稷下学宫成立之初，齐国便为居于学宫的学者们“设大夫之号”，即虽然没有大夫的正式职务，没有通常的政治权力，却给与他们相应的称号和地位，在经济上享有同等的优待。在这个学术的天堂，来自各地的学者可以自由著书立说，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反复争辩，出现了“各著书盲治乱”的氛围。各派学者之间，同一学派之内，先生与先生之间，先生与学生之间，都在不断进行论争，其结果便如《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所说“胜者不失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诞生了宋｛开的融合各家的学术思想。

　　宋研的思想与尹文称为“宋尹学派”，散见于《韩非子》、《荀子》、《庄子》、《吕氏春秋》当中。划分他们所属的学派，历来受到学者们的争论，基本上有三种看法：其一，名家和小说家。班固首开先河，在班固那里，名家和小说家的评议较为接近。《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名家为“名家者流，大率取譬相喻，务在众晓”。真正涉及名家的观点，由于其所存“宋子十七篇”皆散轶，学者对这种看法评论较少；其二，墨家说。《荀子》以墨翟宋钘并称，陶潜《圣贤群辅助录》认为宋钎尹文为“三墨”之一，俞正燮《癸巳类稿·墨学论》亦以宋钘为墨徒；其三，道家说。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学者大多持此观点。

　　历代学者根据先秦诸子书，把宋钘的思想划分为不同的学派，虽各有所本，但考察了相关的文献之后，我们发现，由于当时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得很多的思想家都兼具几种思想。作为当时重要的一支，宋钘的思想和著作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消亡了。目前了解宋钘的思想只能从《韩非子》、《庄子》、《荀子》及中国古代的其他文本中得知。宋钘的思想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吸收和发挥了墨家的思想。《荀子》将墨翟与宋钘并称。《庄子·天下》篇说：“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余人，不歧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日上下见厌而强见也。”宋钘认为，只有破除“见侮不辱”，以情为欲的偏见，才能认识事务的真相，并提出了“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的保持社会安定和提高内心修养的原则。“他们力图从主观上清楚荣辱、美惠的界线，要求做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虽然被辱，但不以为耻辱，这样就不会互相争斗，能够‘救民之斗’，便可以使天下安分了。宋尹学派‘以情欲寡为内’，当受到儒家安贫乐道和墨家功利刻苦精神的影响，而其‘以禁攻寝兵为外’则是明显对墨家‘非攻’的继承。”宋钘的这种反对战争的思想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仍，人们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状况引起思想家们的反思，各家提出各种政治主张时，都不忘把这个最需解决的问题放在首位。宋钘反对战争，不止一次提到。《孟子·告子下》载：宋胫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之何？”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所指。说之将如何？”曰：“我将言其不利也。”在这里，我们看到，宋钘的思想包含了墨家的反对战争，以天下为大利的思想，美国学者史华兹评论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墨家的思想，暗示了新型的激进行动主义的模式，连在《墨子》中也没有发现这种模式。宋钎准备绕过政治机构而直接诉诸‘心灵中拥有这些目标的人民，他们走遍了整个世界，试图说服那些处于上位的人，教育那些处于下位的人；并且，尽管这个世界拒绝倾听他们，他们也不会放弃行动，仍然强迫其他的人接近他们’（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日上下见厌而强见也）”。

　　第二，接纳了道家的学说。《荀子》诸篇中载：“子宋子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子宋子曰：明见侮不辱，使人不斗”，“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在《韩非子·显学篇》中韩非子说：“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囫，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另外在《庄子·天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各篇中论及的宋钘的思想与道家《老子》中的“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小则得，多则损”、“为道日损”等思想接近。宋钘主张以“宽”“恕”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原则，“设不争斗，取不随仇”。为了达到利天下的目的，在内心修养方面，他提倡“以情欲寡浅为内”，认为人类的本性就是欲寡而不欲多，“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五升之饭足矣”。《荀子》批评他是“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并说“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即知道人应该少私寡欲，但不知满足人的合理欲求。《荀子》中提到的关于宋钘的一些言论，一直是学者们研究宋钘的重要文本，我们可以看出，宋钘思想中诸多的道家思想成分。本杰明·史华兹评论到：“他们包含着这个世界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侮辱和谩骂，因为他们心里知道，这些侮辱并不能玷污他们真正的尊严，儒家式的君子就不能获得这种程度的宁静，因为他们必须为他的人格尊严所受到的冒犯而焦虑，这是由于‘礼’的整个结构取决于对君子人格的保持。孔子也许会对人们并不理解他这一事实保持满不在乎的态度。然而，作为一位君子，他不能对他的人格受到侮辱无动于衷。然而，宋钘却能避免一切愤怒与好战之心。因而，在他内在的对于世界的冷漠无情中，他的确和老子及庄子一样具有深刻的精神独立性。”

　　综合《荀子》、《庄子》、《韩非子》诸书，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宋钘言论的评论和引用，既包含了墨家的思想，又包含了道家的思想甚至还有儒家的思想，这给后人透露了一个信息，在“百家争鸣”时代，各种思想之间是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钱穆在《宋钘考》一文中曾说：“余尝谓黄老起于晚周，兴于齐，又谓道源于墨。若宋子，宗墨氏之风，设教稷下，其殆黄老道德之开先耶？”另外，郭沫若把《管子》中的《心术》、《内业》、《白心》和《枢言》归于宋钘和尹文的遗著，并说明其中包含的道家思想。我们知道，《管子》一书是杂糅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的思想，在这本兼收并蓄的书中，“我感觉着我是把先秦诸子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派发现了，有了这一发现，就如像重新找到了一节脱了节的连环扣一样，道家本身的发展，以及它和儒墨两间的相互关系，才容易求得出他们的条贯，宋钘这一派，无疑是战国时代得道家学派的前驱，而它的主要动向是调和儒墨。”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确认了宋钘生活的大约年代，从他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即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和某些变化特征。第一，对诸子各学派思想划分的反思。宋钘的思想既包含了墨家的“非攻”“利天下”的反对战争、救民于水火的思想，又包含了道家“少私寡欲”、注重内心修养的思想模式，甚至调和儒墨两家。因此，简单的把他和尹文划分为一个学派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在探讨先秦诸子思想时，只能就事论事，就人论人。根据时代背景对他们的言行和思想进行全盘的考虑。第二，先秦诸子思想是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Ａｘ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的理论，他认为在公元前８００年至２００年的精神过程中，“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学术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这个时代，这一时期，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他总结“轴心时代”的特征之一便是“相互交流”，“孔子、墨子和其它的中国哲学家们，游历中原到处赢得促进精神生活的佳誉，并奠立了汉学家所说的学派……人类的存在作为历史而成为反思的对象，人们感知到某种非凡之举已经在自己的现存开始……人们明白自己面临灾难，并感到要以改革、教育和洞察力来进行挽救。他们制定计划，努力控制事件和过程，并第一次要恢复或创建良好的环境。”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指出：“不知什么原因，人类历史到达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时，某些个人能够突然利用其心态能力获得真理或者至少获得了‘保票’（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ａｓｃｅ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而这种心态能力在过去只能简单的反映思想家所处的有限的社会文化环境或时代特征（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ｏｃｕｓ）。”齐国稷下学宫的设立，主观上是为壮大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并称霸群雄而招贤纳士，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传播和思想的“多元化”进程，把“百家争鸣”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战争，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灾难。但是，正如秦彦士指出的，它引发了两个相应的学术成果：“一方面，随着人们战争实践的思考，原来零散的个别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科学的高度，因而形成古代博大精深的军事学；另一方面，战争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的灾难，又引发了学术界普遍的反战思潮，最后便产生了儒、道、墨诸家的和平主义。”战争给当时的学者带来了深入思考的社会问题；同时，当时的学术脱离政治，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学术氛围，学者们可以不依附于政治而各抒己见，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充分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为理想的社会设计蓝图，为社会秩序和人的行为制定准则。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宋钘思想的复杂性和博采众说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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