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国参加一战与日本的关系

Posted 2022-05-19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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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加一战与日本的关系

　　作者：吴　彤

　　日本在１９１７年２月前一直坚决反对中国参战；１９１７年２月起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参战；１９１７年５月起态度有所反复，一度对中国参战持消极态度；１９１７年７月以后则再次积极支持中国参战。日本态度变化的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在不断变化，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态度对日本更为有利。日本对中国参战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推动了参战的实现，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参战的进程。中国参战对日本在华势力和权益的扩张也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为日本进一步对华扩张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日本对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的侵占。

　　关键词：北京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日本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１９１４年８月，北京政府曾提出参战计划，但未能实行。１９１５年１１月，英、法、俄等国提出中国参战的建议，仍没有实行。１９１７年２月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同月，北京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３月，与德国绝交。此后，各方人士就参战问题展开争论，总理段祺瑞等人极力主张参战，总统黎元洪等人则坚决反对参战。５月，在国会开会讨论参战案时，段祺瑞的亲信雇人组成“公民团”包围国会，对国会施加压力。因此国会不但没有通过参战案，反而为此抨击段祺瑞内阁，社会舆论也纷纷指责段祺瑞内阁，内阁陷入危机。黎元洪乘此机会下令免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支持段祺瑞的各省军阀于是为向黎元洪施加压力而宣布独立，张勋则乘机解散国会并拥戴溥仪复辟。段祺瑞组织军队打败张勋，并重新担任总理，掌握大权。由于参战的最大障碍国会已经被解散，参战成为容易实现的事情。在段祺瑞主持下，北京政府于１９１７年８月正式对德宣战。

　　在此过程中，日本的态度对中国参战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参战对日本在华势力和权益的扩张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分析中国参战与日本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这段历史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目前学术界尚无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现有的几篇关于中国参战的论文分别探讨了参战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政府参战思想的演变、某一历史人物与参战的关系、中国参战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均未涉及参战与日本的关系这一课题。另外，现有的一些中日关系史的论著曾谈到一战时期的中日关系，但只是简略地概述，对参战与日本的关系这一问题并没有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将对中国参战与日本的关系作一分析。

　　一、日本对中国参战的态度

　　在中国参战的过程中，日本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变化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９１４年８月北京政府首次提出参战计划，到１９１７年２月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日本在这一阶段坚决反对并极力阻挠中国参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宣战，并以对德国作战为由，派军队夺取了原为德国占有的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在此之前，北京政府就预计到日本可能借大战之机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并为避免这一结果而提出中国参加对德国作战的计划。总统袁世凯向各协约国提出，中国愿意参战，并可以派五万军队与日本共同进攻胶州湾。北京政府企图以此加入协约国，从而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日本为了达到占据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的目的，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并向中国发出警告，要求中国继续恪守中立，不要参战。由于担心得罪日本，北京政府没有继续推行这一计划。

　　随着战争的进行，英、法、俄等国越来越希望中国参战，从而为它们提供人力和物力支援，于是在１９１５年１１月向中国提出参战的建议。日本对此坚决反对。当英、法、俄三国驻日使节拜访日本外相石井，要求日本与他们联合行动，一起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时，石井明确拒绝了三国的建议。同时，日本向袁世凯表示，中国既然已经宣布中立，自然就没有对德国绝交和宣战的必要，日本还向英、俄、法三国政府声明，日本在中国处于特殊地位，关于中国问题，西方三国必须取得日本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在日本的反对下，各协约国及中国都没有坚持推行中国参战的计划。

　　第二阶段从１９１７年２月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到１９１７年５月段祺瑞内阁因“公民团”事件陷入危机。在这一阶段，日本的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但同意中国参战，而且坚决支持并极力动员中国参战：

　　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在许多场合都曾表明支持中国参战的态度。２月初，日本公使林权助对中方表示，“颇希望中国与联合国一致”。２月７日，驻日公使章宗祥询问日本对美国建议的意见时，日方称“照现在情形，美既劝告，自以与美取同一态度为宜”。当北京政府提出希望中国参战后能够获得增加关税和延缓支付庚子赔款的回报时，日本立即表示赞成。２月到５月间，日本外相本野一郎在各种场合多次声称，日本真诚地希望中国与德国绝交并早日进一步参战。

　　在此期间，日本还展开了动员中国绝交和参战的活动。受寺内首相的派遣，寺内的亲信西原龟三亲自前往中国动员中国参战。日本还邀请其他协约国与日本共同动员中国参战。２月１７日，本野对英国驻日大使格林表示希望中国与德国绝交，并提出请担任总统府政治顾问的英国人莫里循动员中国与德国绝交的想法。３月１日，本野向英、法、俄驻日大使建议，为促使中国参战，应对中国政府施加一些压力，同时向中国承诺在对德行动中援助中国，并同意中国增加关税和缓付庚子赔款。

　　第三阶段从１９１７年５月段祺瑞内阁陷入危机，到１９１７年７月段祺瑞重新担任总理并掌握大权。在这一阶段，日本态度有所反复，对中国参战表现出比较消极的态度。当英国向日本提出，协约国应发表声明，同意中国增加关税和缓付庚子赔款时，日本以委婉的口气进行敷衍，实际是拒绝了这一建议。几天之后英国再次向日本提出这一建议时，日本甚至直接予以否定。可见，日本在这一阶段对中国参战暂时采取了观望态度，而不是积极地支持参战。

　　第四阶段从１９１７年７月段祺瑞重新担任总理并掌握大权到１９１７年８月北京政府正式对德宣战。在这＿一阶段，日本又一次改变态度。７月１７日，本野表示“其第一希望，为（中国）速行对德宣战，并与奥（地利）绝”。７月２０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对段内阁给予相当友好的援助”。７月２７日，日本政府作出决定，同意将中国的关税提高４０％或５０％！并同意庚子赔款无利息延长５年。可见，日本在此期间重新恢复了对中国参战坚决支持的态度，并采取了切实行动来动员中国参战。

　　二、日本态度变化的原因

　　在中国参战过程中，日本对中国参战的态度几度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在不断变化。在不同形势下采取不同态度，有利于日本巩固和扩大在华权益，符合日本的利益。

　　１９１７年２月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以前，日本之所以坚决反对中国参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参战不利于日本争夺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日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战争之外，日本才能以对德作战为由顺利地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如果中国参战，战后就会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平会议，有资格与日本争夺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从而增加日本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难度。因此，日本不希望中国参战并在战后参加和会。１９１４年１１月中旬，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的谈话就表现出这一想法：“至于和平会议，中国非交战国，无列席之资格。”当时的日本当局和报纸也都宣传说中国没有参加大会的资格。第二个原因是当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亲近英美而排斥日本。袁世凯对日本比较反感，所以他领导下的北京政府倾向于走英美路线，不愿听从日本的摆布。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参战，参战以后北京政府不会谋求日本的经济援助，在与参战有关的各项事务上也不会听从日本的意见。这样日本就不能借中国参战之机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和扩大在华利益，反而会有利于英美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和扩大在华利益。

　　１９１７年２月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以后，日本的态度发生变化，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参战，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这时日本已经不再担心中国参战会对妨碍日本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１９１７年２月，日本与各协约国进行交涉，要求各国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占据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由于英、法等协约国迫切需要日本的军事援助以对付德国，因而它们完全答应了日本的这一要求。１９１７年２月到３月，日本先后与英、法、俄、意四国达成协议，四国均承诺在战后支持日本占有胶州湾和胶济铁路。１９１７年２月初美国建议中国与德国绝交时，日本尚未与四国正式达成协议，但已经在交涉中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日本已经在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问题上得到了四大国的保证。所以，美国提出建议之后，日本立即表现出积极支持中国参战的态度。

　　第二，到１９１７年初的时候，由于大战形势的发展，中国参战对协约国来说已经十分必要，中国参战的趋势已经不易阻挡，日本已经很难再阻止中国参战。日本政府清楚地看到，如果日本仍然坚持反对态度，那么不但不能阻止中国参战，反而会使中国在美国的动员下参战，使美国在推动中国参战方面起主导作用。这样一来，中国参战以后，美国对华影响及在华权益将会大大增强，而日本对华影响及在华权益必然会因此削弱。寺内首相的亲信西原龟三曾这样评论当时的形势：“欧战渐渐发展成为世界大战，中国尚在犹豫观望，若想保持目前的现状直到战争结束，已经不可能了。若任其站到德国方面去，当然是一件很坏的事；但若坐视其被美国拉进协约国方面来，也会使好容易打下的一点点日中亲善的基础发生裂痕。”既然中国的参战已经不可避免，对日本来说，只有改变反对态度，转而积极地支持中国参战，力争在中国参战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才能有力地抵制美国在华势力和权益的扩张，更好地维护并扩大日本的在华势力和权益。

　　第三，这时北京政府中的当权者是亲日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在他的领导下，北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与袁世凯时期相反，走的是亲日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参战以后，北京政府会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接受日本的经济援助，并在外交事务上听从日本的意见，而与英美保持距离。这样日本就可以获得加强对中国的影响和扩大在华利益的机会，而不会使英美等国获得这样的机会。

　　总之，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日本来说，即使中国参战，也不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反而有利于其对华扩张。因此，日本态度发生根本变化。

　　１９１７年５月段祺瑞内阁陷入危机以后，日本态度发生反复，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复杂，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能否继续控制北京政府尚不确定。如果中国在亲日派不能掌握大权的情况下参战，将对日本非常不利。对日本来说，这时最重要的并不是中国能否参战，而是段祺瑞能否保住总理职位继续掌握大权了。正如寺内首相所说：“大局全赖段总理主持，参战后一切事业，必总理地位巩固，始克进行。”直到１９１７年７月，段祺瑞战胜张勋并重新掌权以后，日本才再次恢复积极支持中国参战的态度。

　　三、日本对中国参战进程的影响

　　在不同的时期，日本对中国参战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需要分两个时期进行分析。

　　第一个时期，即１９１７年２月之前，日本对中国参战的实现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日本的反对成为中国未能实现参战的决定性因素。１９１４年，中国提出参战计划时，由于日本的援助比中国的援助对各个协约国的对德作战更重要，各国不愿意得罪日本，所以在日本的反对下没有积极支持中国参战。而北京政府更是鉴于日本势力的强大而不敢违背日本的意见，只是软弱地表示希望日本在将来能够“主持公道，诚表友谊”，把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正是由于日本的阻挠，中国的参战计划未能实现。

　　英、法、俄于１９１５年再次提出中国参战的建议后，北京政府鉴于日本的反对，仍然未敢接受三国的这一提议。当日本向北京政府发出质询时，北京政府否认了与三国的来往，以“毫未接洽，三国并未来商，政府更未尝提议”相答复。由于担心得罪丑本，英、法、俄等国也没有坚持邀请中国参战。英国政府还向日本表示，“非得日本协力，英决不为”。在日本的反对下，中国与英、法、俄等国再次中止了中国参战的计划。

　　可见，参战的计划两次被提出而未能实施，都是由于日本的阻挠。正因如此，北京政府在战后向巴黎和会提交的文件中说：“苟无日本之态度，则中国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间或最迟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间，早已与协约诸国联合向中欧各国作战矣。”

　　第二个时期，即１９１７年２月以后，日本对中国参战的实现则产生了比较复杂的影响。

　　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参战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动员促进了参战的实现。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中国参战，并在推动参战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他们之所以力主参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的影响。早在美国向中国绝交建议以前，段祺瑞为首的内阁就已经确立“中日亲善”的外交政策，各项外交事务上尽量听从日本的意见，以保持与日本的良好关系。在对德外交问题上，段祺瑞内阁也极为重视日本的意见，力求按照日本的意图采取行动，以图密切与日本的关系并在日后得到日本的借款和军火等援助。２月１１日段祺瑞发给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报中曾说明了这一政策：“此后一切进行，非诚意接洽不能收互相联络之效。”也正是在经过日本的一系列动员之后，段祺瑞才决心“与日本推诚合作”，“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正因如此，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最初向段祺瑞提出中国与德国绝交的建议时，段祺瑞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还在国务会议上力主“稳慎”，“不主张目下有所举动”。但当日本表示出支持参战的态度并动员中国参战以后，在日本的影响下，他又立即“弃其固有之主张”，转而力主参战。日本的怂恿和支持，是促使段祺瑞下决心参战的重要因素。可见，日本通过影响以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势力，间接地对中国的参战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日本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以及日本明显的对华扩张的企图，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参战的实现。１９１７年２月以后，国内各方人士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纷纷反对参战，并运用各种方式阻止参战的实现，这使得参战并没有顺利进行，而是一波三折，直到１９１７年８月才最终实现。而其中很多反对者之所以反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参战会为日本侵略中国创造便利条件。当时国内舆论普遍认为，日本将会利用中国参战之机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参战后必然会失去自主权。还有人提出，中国参战以后，就与日本等国同处协约国集团，日本就有理由要求代替中国管理军队、兵工厂和开采矿产，而中国对此没有抵抗能力。对参战进程产生重大阻碍作用的黎元洪反对参战的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协约国中在东方，日本有是力者，参加协约，偶一不慎，即倒在日本方面”。不赞成参战的副总统冯国璋也提出，如果参加大战，则征收军费、派遣军队，都会受到日本的支配，“恐不待欧战告终，一国主权已不知属诸谁何之手？”对日本侵略的担忧导致许多人反对参战，从而延缓了参战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又对中国参战的进程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当然，从总体上来看，日本对中国参战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促进作用大于阻碍作用。

　　四、中国参战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参战对日本在华势力和权益的扩张造成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中国参战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对华扩张的机会。日本以帮助中国对德作战为借口，与段祺瑞政府签订军事协定并采取一系列具体行动，从而扩大了在华势力和权益。

　　１９１８年２月，日本以德国可能从西伯利亚侵入东方以及在中国境内煽动内乱为由，向中国提出两国订立军事协定以共同对付德国的要求。５月１６日，两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５月１９日，在北京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两份协定给日本扩张在华势力和在华权益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如其中规定：“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军事机关彼此互相派遣职员，充当往来联络之任”，“陆、海运输通信诸事宜须彼此共谋利便”，“作战上必要之建设，例如行军铁路、电信、电话等项应如何设备，由两国总司令官临时协定之”，“互相交换军事所需要之地图及情报”等。这些规定为日本以后增强对中国军队的控制，以及在中国境内更多的地方驻扎军队提供了法律根据。此后不久，日本的军队就大量进入东北北部。８月１５日，日本发表出兵满洲里宣言。随后日本军队进入满洲里，并以中国军队兵力单薄、没有防卫能力为由，强迫中国军队撤出满洲里，由日本驻军驻守。日军还先后占领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强行接管了长春至哈尔滨之间的中东铁路。可见，正是由于中国参战给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机，才使日本的在华势力和权益得以迅速扩张。

　　另一方面，中国参战也破坏了日本占有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计划。日本以对德作战的名义出兵山东，一度在事实上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段祺瑞政府也曾表示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但由于参战使中国在战后成为战胜国，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对胶州湾和胶济铁路进行争夺，最终将其基本上从日本手中夺回。

　　作为战胜国，中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获得两个代表席位，而且可以在大会的最高决策会议“十人会”中列席和陈述意见，从而在远东问题上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中国代表充分利用这一权利，在和会上申诉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要求，并多方论证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应归还中国的观点。会议没有接受中国的要求，仍决定由日本占有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但中国代表的论述得到了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同。英、美、法等国代表因“中国所请理由极为充分”，都与中国代表握手表示赞同，“并于顾使陈述时，各强国屡有美意表示，现于颜色”。与会的英国首相曾表示：“吾可明告中国，世界各国多于中国较有感情，现为从前条件（指支持日本占有山东权益的协议）所拘束，无可如何。但使日本所求有逾于德国所得权利之外者，英国即无维持日本之义务。以后日本如再有欺侮中国之举，英国必为中国助力。”法国总理也表示：“惜前内阁曾与日有约，然我愿量力所能，以助中国。”法国总理还曾说：“倘无此约，我必赞成中国，反对日本”。日本还失去各国舆论的支持，各国纷纷同情中国，谴责日本。例如法国议会中有人提出，和约中把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给予日本是错误的，法国不应支持这一条款。天津的英国商会向英国外交部建议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完全交还中国。美国议会中甚至有人提出与日本进行战争的想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１９２１年由美国发起的华盛顿会议上，由于美英等国对中国抱有同情态度，因而支持中国的要求，对日本施加了压力。英美等国的压力，加上中国的积极争取，迫使日本作出让步，与中国签订了《关于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条约中规定：日本将原属德国的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中国为此支付日本相当于５３４０万金马克的国库券；日本将原属德国胶济铁路归还中国，中方选任日籍事务长和会计长各一人；日本军队撤出山东。在日本仍保留了一定权利的情况下，中国基本收回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得益于当初的参战，可见参战对日本的对华扩张也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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