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一条无法终极的归隐之路

Posted 2022-05-18 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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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无法终极的归隐之路

　　阮籍诗文中多次用到首阳事典。阮籍对首阳事典的矛盾态度深隐着无望而望，望而无望的希望与绝望交叉的情绪结构。这种情绪结构也表现在“飞鸟”与“路”等意象乃至《咏怀诗》绝大部分篇目的整体结构里。这种情绪结构的形成缘于变态政治的压抑、缘于社会良知的要求，也因为普遍人性的冲动与受阻。

　　关键词：阮籍；《咏怀诗》；首阳情结；无路情绪

　　伯夷、叔齐隐居首阳，不食周粟是人所共知的典故，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有详细的记载，总其事迹，大略有三：一是让国；二是反对周武王以臣弑君，以暴制暴；三是义不食周粟，隐居饿死首阳山。由于夷、齐之举同儒家宣扬的仁义之道多所契合，尽管他们反对的是儒家推举的圣人周武王，仍得到了儒家代表人物的肯定。孔子认为夷、齐为“古之贤人”，其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称得上“求仁而得仁”。孟子虽认为夷、齐缺乏伊尹“将以此道觉其民”的拯世情怀，也没有柳下惠“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孟子·公孙丑上》）的仁善可亲，但也肯定他们是圣者。后代士人对夷、齐也是持肯定赞赏态度的。如阮籍之父，建安七子之一阮璃的《吊伯夷》云：“东海让国，西山食薇。重德轻身，隐景潜晖。求仁得仁，报之仲尼。殁而不朽，身沉名飞。”

　　一

　　阮籍诗文中也多处用到首阳事典，如《咏怀诗》第十三篇：“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此篇取首阳事典隐逸之义，在无望中表现出希望。又如第九篇：“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鸣雁飞南征，?鸟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这首诗说步出东门，北望首阳是因为首阳山上既有嘉树，又有伯夷、叔齐这样的采薇之士，可下面马上说，现在凝霜沾衣、寒风振冈、玄云重重、大雁南飞、?鸟哀鸣，实在不是去的好时节，所以在这肃杀的商声中，我只有独自凄怆伤感了。靳极苍先生说这首诗的内容是：“作者既欲学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去到首阳山去，而又追于形势离去不得，虚与委蛇地留着又对所闻感觉着万分痛苦，而又万无办法，仅作此诗，咏此怀而已。”除了耻于事晋的具体指向尚可商榷外，靳先生这一分析是切近本诗的情绪结构的。这首诗所表现的情感心态，已失却那种超然意味而显出一种深刻的痛苦，一种望而无望的痛苦。另如其三：“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这首诗则起于繁华易逝的无望，所以要驱马西山，可结尾又以岁暮为由，一笔抹倒。还有第二十六首：“朝登洪坡颠，日夕望西山。荆棘被原野，群鸟飞翩翩。鸾鹥时栖宿，性命有自然。建木谁能近，射干复婵娟。不见林中葛，延蔓相勾连。”这一首也是要望西山的，可西山没望到，只见荆棘遍地、群鸟翩翩而鸾鹥独栖，最后也只能以建木、射干的难来表达自己无望的情绪。第六十四篇中的首阳，更是凄然的首阳，值得同情的首阳，末一句追究夷、齐之祸实因商亡、实由妲己：“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松柏郁森沉，鹂黄相与嬉。逍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念我平居时，郁然思妖姬。” 借助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阮籍《咏怀诗》首阳事典的内在意蕴：虽不能至之而心向往之，虽向往之而又不愿苟同之——仕非已愿，隐亦不能——渴望自由而又不敢付诸行动以追寻自由。

　　如果说在《咏怀诗》中，阮籍对首阳二老本身的态度大体来说尚未表现出与传统观念二致的话，其《首阳山赋》则一反前人之见，对伯夷、叔齐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批评。赋云：“在兹年之末岁兮，端旬首而重阴，风飘回而曲至兮，雨旋转而纤襟。蟋蟀鸣乎东房兮，?鸟乎西林。时将暮而无俦兮，虑凄怆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门兮，缨委绝而靡寻。步徙倚以遥思兮，喟叹息而微吟。”在一个风狂雨急的年终傍晚，作者披衣出户，喟叹微吟。赋一开始就写出了一个悲苦难耐的孤独者的形象。再看此时的首阳山：“树丛茂以倾倚兮，纷萧爽而扬音。下崎岖而无薄兮，上洞彻而无依。凤翔过而不集兮，鸣枭群而并栖。”全然不是诗中所写的“上有嘉树林”的情景，而是寒风呼啸、万木倾斜，上下崎岖不可迫近，凤凰过而不集，枭鸟却群而并栖。再往后面，更说伯夷、叔齐投奔西伯姬昌与隐居首阳是“囚轧而处斯”，是迫不得已，而且“焉暇豫而敢非”，有怨言而不敢诉说：“飏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来归。——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更有甚者，阮籍说：“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在阮籍看来，伯夷、叔齐兄弟的行为是“肆寿天”、“竞毁誉”，不得“称乎仁义”的。显然，阮籍在这里对夷、齐的指责同史籍所载夷、齐之行不合。

　　二

　　其实我们不必孤立地看待阮籍在首阳事典上的这种矛盾态度，事实上在阮籍的诗文中随处都可见到这种现象，如同其言行中至狂与至慎常常交织在一起一样。这种矛盾的行迹内在地蕴含着情感的冲突、人格的裂变与理想的破灭。阮籍一生，总是纠缠于情与礼的对立与冲突当中，他可以不拘常人之礼乃至母子之礼。白眼待人。居丧如常，但他却又固守着君臣之道，不敢公然反抗。这种既循礼又违礼，既讲真情也不乏虚礼的对立的情感结构反映出其人格的裂变：既狂放又至慎，既向往自然，又无法真正超越名教。而更深一层，便是其理想的破灭：由出处、仕隐、居游、飘泊与固守的矛盾，演绎出没有归宿的求索之道、无法终极的归隐之路。说到底，在人生的大道上，阮籍是一个徘徊傍徨的歧路者。

　　在《咏怀诗》中，阮籍常常通过很多路意象和远游举动的描写来表达其无望的情绪。“路”与“飞鸟”一样，是《咏怀诗》中的代表性意象，也象征着阮籍对人生之路的探索与追求。这些路既有世俗之“世路”、“时路”、“势路”、“捷径”、“狭路”，也有理想之“天路”、“天途”、“天津”、“天阶路”。作者一方面鄙弃“势路”，认为“势路有穷达，咨嗟安可长”（其二十五），“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其三十五），所以不愿作“路上童”（其二十八）、不愿作“当路子”（其八）与路端的“便娟子”（其七十五），而要“飘飘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其四十一）；但另一方面又自知天路难通：“天阶路殊绝”，“云汉邈无梁”（三十五），所以只好在“歧路”（其二十）、“衢路”（其五十九）和路端为“失路”（其五）而痛哭。这些路意象与飞鸟意象一样形象地再现了阮籍无望而望、望而无望的情绪。这两种意象在第八篇中同时出现：“灼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馨折忘所归。岂为夸与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安将归？”

　　与路意象相联系的是，《咏怀诗》中还有不少登临与远游的描写。或为消忧，如：“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其十七）；或为思乡，如：“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其五），“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其十六）；或为远行，如：“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其三十），“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其三十九）。实际上这组出门独行、登高远眺的意象，都是有所期盼的表现，都表现了阮籍无法言说、无处可说的幽愤之情。这种情绪在《晋书·阮籍传》中所描写的阮籍“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的异常举动中得到了更为集中的体现。而这种走投无路、回车痛哭的背后，也正饱含着阮籍对自由人生、完美人性的执着追求。

　　三

　　阮籍诗文中的无路情绪源于变态政治的压抑、源于社会良知的要求，也因为普遍人性的冲动与受阻。

　　阮籍前无去路的痛苦，是王朝更替时士人所共有的情绪。理解因政治而产生的压抑关键在于弄清作者本人对政治的态度。关于阮籍的政治态度，前人多以为阮籍是忠于魏室，反对司马氏篡逆的不贰忠臣，因此强调阮诗中流露的情绪是思魏之苦与事晋之痛。如陈沆《诗比兴笺》卷二云：“其诗愤怀禅代，吊古凭今，盖仁人志士之发愤焉。”也有相反的观点，如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写道：阮籍“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后卒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又说“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宴必与，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谲，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是，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现。”叶氏以阮籍为“小人”，并宜“杖死”，态度不可谓不偏激。今天有不少观点是缘此而来的，如顾农《阮籍的政治态度及其作品》一文认为“高平陵之变（２４９）以后，司马氏掌握了实权，魏晋禅代的机运已在酝酿之中，从此阮籍与司马氏合作，长期担任要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的四言《咏怀诗》是写来歌颂司马氏的。司马昭对阮籍非常之照顾宽容，允许他保持嗜酒荒放的名士作风。”又如韩理洲《“不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咏怀）诗的总根源》结合史实对传统的阮籍是曹魏不贰忠臣的观点进行具体的批驳。笔者更倾向于孙明君的观点：“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对于阮籍而言，不能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方法来划清他的内心深处的政治界线，跳出一层来看，阮籍对整个的既包括曹魏集团也包括司马氏集团的现实政治都是深怀不满的。因此他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既有源于两大集团的压力，也有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压力。

　　而这种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与不安又源于其固有的社会良知与个体生命意识之间的冲突。就文化心态而言，阮籍既反叛传统，又依恋传统。就个体意识而言，阮籍既心忧自己，也关怀社会。在阮籍的意识领域中，既存在自我与超我、本我的矛盾，也存在超我之间与本我之间各要素的矛盾。超我的矛盾是道统、学统与政统之间的矛盾。在传统知识分子（尤其儒家知识分子）看来。道统重于学统，学统重于政统，当现实政治有悖于道统与学统时，知识分子便会被良知唤醒并与之争斗。曹魏虽不是理想的君主与社会，而司马氏篡权的虚伪与屠杀的残暴却更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不耻。因此嵇康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司马氏集团公然决裂，三千送行的太学生无疑也在心底里向往着伟人嵇康的批判事业，但现实的政治毕竟太无情意，在一时之间名士减半的政治恐怖里，生存的本能不断地撞击着士人们颤抖的心灵，冲击着自我意识的防线。古往今来，自愿走上刑场的人毕竟不多，便是嵇康自己平日里也非常羡慕阮籍的不露喜愠，他服药的嗜好原本也寄遇着长生的厚望，只是良知的力量与果决的性格将其求生的本能撞了回去，但清醒的自我意识还是让他告诫儿子不必象自己那样为人处事。阮籍也与嵇康一样在很多文章中倡导针对司马氏的“超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与“无君”的思想，而且在行动上落实了“任自然”的主张——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放达。他其实是要用放达而又率真的行为来嘲弄这是非颠倒的社会，但他这些行为所要表达的思想又是极为深隐的，更何况在言语表达上他又表现出与行为的放达相反的极至一至慎。因为言语表达能更加直接地显露内心的感情，所以他每每“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有时干脆以喝酒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免使自己因言语而闯祸，从为了拒绝司马氏的求婚与应对钟会试探的六十天的大醉中，我们看到的实在不是什么风流倜傥、自由快活的阮籍，而是苦闷悲愁、履冰心焦的阮籍。穷途痛哭的举动更是这种心境的表征。原因就在于伴随着汉末儒学的衰微，庄老抬头，士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一方面对苦乐哀愁等情感的感受更加敏锐，另一方面求生的本能日益被激活，而阮籍相对优柔的性格与忍耐的气质又让他成为了时代转变、思想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心灵冲突最为厉害并因此备受煎熬的典型。他在其诗赋中屡屡提到首阳二老，是因为他也想避乱隐居，但现实政治又不容他隐居，他也想象伯夷一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孟子·公孙丑上》），但求生的本能又使他不敢奢求伯夷的气节。所以他把自己日夜向往的偶像也批评了一通。就这样，社会现实与社会良知与个体生命意识之间的矛盾造成了阮籍无望而望，望而无望的无路隋绪与至慎而又放达的行为矛盾。

　　阮籍的无望不是毫无意义的纯粹彻底的绝望，至少他本人意识到了生命的悲剧性。对生命悲剧性的深切体察需要强大的理性精神，也需要惊人的忍辱能力。阮籍的忍辱而生尽管不及嵇康慷慨赴死震憾人心，但阮籍也要因此人背上沉重的良知、人性与情感的重担，在心灵的煎熬中阮籍追寻着超越困窘现实的胜境，尽管这种追寻最终没有结果，他却以刻下他追寻足迹的诗歌向后来者如陶渊明等指明了方向。而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本身也以其光芒烛照了那个黑暗阴冷的时代。这正是我们能够在阮诗沉重的哀感中所能读到的快感。

传统文化 一条无法终极的归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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