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试论贾谊关于礼与经济关系的思想

Posted 2022-05-18 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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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贾谊关于礼与经济关系的思想

　　贾谊认为。汉初由于采取“无为”政策使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例如富商大贾、诸侯王的僭越，社会风俗的败坏。处于社会底层农民的日益贫困等等，都将阻碍汉王朝的进一步发展。贾谊试图重定礼制，规范封建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封建统治处于一种可控的、良性的发展之中。

　　关键词：贾谊；文帝；富商大贾；礼；经济

　　贾谊，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他博通古今，十八岁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鉴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他认为汉初黄老的“清静无为”不适应“方今之势”，黄老之放任、不干涉主义导致国民严重两极分化：“封建王侯和权贵重臣”与“富商巨贾”互相勾结，兼并土地、追逐利禄，竞相奢华；而广大农民则陷于饥寒交迫、游离失所之中。贾谊认为，这一状况的改变有赖儒家礼教的“有为”措施的推行，“礼”在调节社会经济生活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制礼明分，遏制封建王侯经济势力的膨胀

　　荀子主张“制礼明分”，即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划分为若干等级，为不同的人规定占有财产和生活用度的不同的“分”，他所说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ｍ就是这个意思。

　　作为荀子的再传弟子，贾谊对荀子的这一论断推崇备至。贾谊说：“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而汉初社会的情形，行将打破这种君臣之位，因为那些依仗特权迅速崛起的诸侯王成了与朝廷对抗的“小王国”，对此，贾谊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恶病也。”

　　贾谊所言并非耸人听闻，汉初的诸侯国拥有超过全国一半的土地，全国人口约一千三百余万，诸侯王国即占了八百五十多万。诸侯国大多地处宜耕宜商，矿藏丰富，可以渔盐立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诸侯国权力很大，不仅可以支配王国内的一切税收，而且可以按中央政府的规定，在本封国内征发徭役兵役，开发山林资源，进行铸币、冶铁等经济活动，完全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上独立的封建王国。那些大的诸侯国往往“跨州兼郡，连城数十”、“钱布天下”、“富埒天子”。诸侯国社会经济的大幅发展使他们更有资本在礼制上僭越，他们的僭越行为表现在名号、车舆、衣服等各方面：“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丞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日乘舆，乘舆等也”；“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天子亲，号云太后；诸侯亲，号云太后……然则诸侯何损而天子何加焉？”贾谊对这种“君臣同伦，异等同服”的行径十分不满。

　　贾谊认为“主之与臣，若日之与星。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札乐”，严格礼的外在表现形式。贾谊相信贵贱没有天生之相，而是靠人为的外部标志来区分的：“人之情不异，面目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天根著于形容也，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这里所说的“等级、势力、衣服、号令”已经不是具体指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是成了一种抽象的封建礼制等级概念，它确定了人们社会政治地位的等级区别，并以此为准则来划定物质财富的分配度量，正所谓：“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诸侯王的僭越行为不单表现在名号、服饰等方面，更有甚者竟会觊觎天子之位。文帝时期，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相接叛乱便是实例，而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贾谊认真研究了异性王和同性王反叛的事例，得出“大抵强者先反”的结论。他说：“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先反……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他认为诸侯王对朝廷有无背叛之心，与各诸侯国的经济势力的强弱有着直接的联系。

　　为了削弱诸侯国的势力，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也就是说，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就这样，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最终达到“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的目的。贾谊所提这项措施的实质也就是制礼，也就是要遏制诸侯王经济势力的膨胀，巩固中央集权。整顿尊卑不分、上下逾等的“无礼”局面，突出皇帝与诸侯王的等级差别。

　　如果说“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是用行政手段来削弱诸侯王的政治经济势力的话，那么贾谊提出的货币政策，则是用具体的经济政策制裁封建王侯的非法敛财活动，从而为礼制建设铺垫道路。由于文帝制定“除盗铸钱令”，封建王侯，权贵重臣便得以公开自由采矿铸钱，文帝宠臣邓通在蜀郡的严道铜山铸钱、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邓、吴钱遍布天下，便是事实。由于开矿铸钱，可以从中谋取暴利，甚至操纵国家金融，因而导致了社会贫富悬殊日益拉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奸人并起，万人离叛”的地步。忧心忡忡的贾谊以捍卫封建国家的权益为己任，他向文帝建言：由封建政府垄断币材——铜，同时收回铸币权，限制封建王侯的非法赢利活动。他认为这样可以促进农业生产：“采铜作者反于耕田”；可以保持等级制的消费、维护贵贱关系：“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可以控制市场：“铜不布下，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则钱必治，货物必平矣”；可以掌握通货，平衡物价，调剂有无，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抵制打击封建王侯们：“挟铜之积，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倍羡，则官必富，而末民困矣。”从而使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操在中央王朝手里，封建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势力，反过来进一步抑制诸侯王的分裂势头。

　　二、定制度、张四维，打击富商大贾的出伦逾等行为

　　汉初统治者采取黄老元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为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文帝时期采取不少鼓励和支持私营商品经济的优惠政策，给予商人巨大的经济利益。据《汉书？文帝纪》载：“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通行证）”，给商人提供经商的便利。《盐铁论·错币》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可见汉朝把利润最丰厚的三项商品生产活动拱手让与私商，从而扶植了一批富商大贾。

　　勿容置疑，富商大贾的崛起，给汉初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首先，富商大贾没有政治地位，却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为了寻求心理平衡，时有奢侈浪费、出伦逾等的行为：“民买产子，得为之绣衣编经履、偏诸缘，人之闲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所谓“产子”也就是指奴婢，富裕人家买回来的奴婢，都是穿着带有刺绣的衣服和精心编织的鞋，并且还绣上了花边，这些奴婢的服饰是古代帝王和皇后才穿的衣服；“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也就是古时拥有天下的皇帝、皇后尚且讲究节俭适度，现在富商巨贾的妻妾、倡优甚至奴婢都穿上了古代皇后的服饰；还有“今虽刑余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即使是受过刑戮的人和娼妓之类的下贱人，他们的服饰都能赶超诸侯，攀比天子，如此一来，使得普天下的人都敢公然冒犯主上。

　　其次，败坏了社会风俗，危害了社会的巩固与安定。贾谊痛心地指出：“今俗侈糜，以出伦逾等相骄，以富过其事相竞。”“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为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正是由于普天下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以追求奢华、富贵为能事。因此，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不良的习气：富裕人家不作违法犯奸而获利的事以致陷入贫穷的境地，就会被乡里人所讥笑谩骂；廉洁的官吏辞官归乡就会被乡邻耻笑；官吏敢于做奸邪之事而变富会被尊为好官吏，不做官的大户人家因为图财利而犯法会被奉为壮士。风俗败坏到了这种程度，而国家却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相反却是“弃礼义，捐廉丑，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㈣风俗败坏的恶性循环给封建统治秩序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不少豪猾之民完全不顾国家法律条文，横行霸道，从事非法活动，获取不义之财：“盗者到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书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馀万钱，乘传而行郡国。”

　　然而，富人的无“礼”僭越行为还远不止在生活作风上的奢侈腐化、社会风俗上的堕落败坏，它已经深入到政治领域。在古代中国，官商有着特殊的依存关系，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说：富商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贾谊忧愤地指出：“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政。”意思是说，时下的社会，家里富裕的，可以出钱买官；傲慢无廉耻的却能获得祭酒之类的尊位；那些被处肉刑的人捋起衣袖露出手臂而执掌权柄。官商相互勾结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非贵有戚，不与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财富与权势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完全没有了礼制社会的“尊尊亲亲”之义。

　　对于富商大贾的出伦逾等行为及其带来的种种危害，贾谊希望通过制定具体的礼制制度对他们有所约束：“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度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做淫侈不得生，知巧诈谋无为起，奸邪盗贼自为止，则民离罪远矣”㈣；同样，贾谊认为社会风俗的转变也有赖于君主的有所作为，他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贾谊在慨叹“秦灭四维而不张”的同时，忧心现实社会“四维犹未备”，吁请“定经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

　　三、以农为本，以民为本，体恤民众

　　文帝时期，封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商人兼并农人，农人背本趋末的严重社会后果，对封建的小农经济基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贾谊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出发不失时机地向文帝提出了重本抑末、以农致富的策略。而他这一良苦用心其实也正是从重建礼制制度的需要出发的，因为我们知道所谓儒家的重农思想其实是建立在“民本”思想之上的，是“仁政”思想的具体表现。对此，《吕氏·上农》有完整的叙述：“古者先王之所以理其民者，先务于农。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立，力专一。”贾谊说：“故礼者，自行之义，养民之道也。”目也就是说：礼是君主自我遵守的规章，蓄养百姓的措施。

　　拿什么来蓄养百姓呢？贾谊深谙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道理，他说：“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做到经济上要利民、富民。而具体的措施，他认为莫过于重本抑末。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驱民归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他还强调加强积贮：“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指出只有拥有足够的粮食积贮。老百姓才会“安性劝业，而无悬愆之心，无荀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反之，人民无积贮，一旦遇到“兵旱相乘”的紧急情况，则会铤而走险，也就是他所说的：“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他还把“富”民、“乐”民作为考察人臣的标准：“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

　　贾谊认为民众是物质生产的主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目没有民众的辛勤劳动，生存危机就随之而来。而以民为本，又应当落实到使民众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有效政策上：“墙薄咫亟坏，缯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蓄民施政教者，臣窃以为厚之而可耳。”

　　贾谊的民本思想究其实质是与其礼治等级思想相一致的，也就是要求统治者在维持其宗法等级制时，要注意人民的利益，不要把民逼到自己的对立面。贾谊说：“故礼者，所以恤下也。”也就是说：礼，就是君主要体恤老百姓。他劝戒统治者轻徭薄赋，爱惜民力。所谓“输将者不苦其劳，徭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是也。他还说：“故礼，国有饥人，人主不飧；国有冻人，人主不裘。”也就是说：国境中有饥饿的人，君主就不吃晚饭，国境内有挨冻之人，君主就不穿皮裘，这就是礼。

　　四、结语

　　贾谊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深刻地分析了汉初的社会形势，他清醒地认识到汉承秦制，风俗大坏、宗法失序，而黄老无为的统治政策又加剧了这一社会危机，汉初社会生活完全被物质利欲所驱使，物质利欲几乎代替了一切秩序和规范，俨然充当了一般的公正原则。因此他积极主张以礼治国，建立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以求平衡、规范各阶层的物质利益：对于经济势力日益膨胀的封建王侯、权贵重臣，他试图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来削弱他们的政治经济势力，而又重定货币政策制裁他们的违法获利行为；对于“出伦逾等”的富商巨贾，他主张用具体的礼制制度来约束、规范他们的消费需求，扭转已经败坏的社会风俗；对于广大的老百姓，他则寄希望于统治者，希望他们采取有利于民众的经济措施，尊重民众的经济地位，给民众带来看得见的实惠。

　　贾谊试图在礼与经济的关系中寻找一个平衡点，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做支撑。为此，他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考察与分析，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贾谊的礼与经济关系的思想基本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对有汉一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传统文化 试论贾谊关于礼与经济关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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