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试论贾谊关于礼与经济关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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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贾谊关于礼与经济关系的思想

  贾谊认为。汉初由于采取“无为”政策使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例如富商大贾、诸侯王的僭越,社会风俗的败坏。处于社会底层农民的日益贫困等等,都将阻碍汉王朝的进一步发展。贾谊试图重定礼制,规范封建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封建统治处于一种可控的、良性的发展之中。

  关键词:贾谊;文帝;富商大贾;礼;经济

  贾谊,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他博通古今,十八岁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鉴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他认为汉初黄老的“清静无为”不适应“方今之势”,黄老之放任、不干涉主义导致国民严重两极分化:“封建王侯和权贵重臣”与“富商巨贾”互相勾结,兼并土地、追逐利禄,竞相奢华;而广大农民则陷于饥寒交迫、游离失所之中。贾谊认为,这一状况的改变有赖儒家礼教的“有为”措施的推行,“礼”在调节社会经济生活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制礼明分,遏制封建王侯经济势力的膨胀

  荀子主张“制礼明分”,即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划分为若干等级,为不同的人规定占有财产和生活用度的不同的“分”,他所说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m就是这个意思。

  作为荀子的再传弟子,贾谊对荀子的这一论断推崇备至。贾谊说:“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而汉初社会的情形,行将打破这种君臣之位,因为那些依仗特权迅速崛起的诸侯王成了与朝廷对抗的“小王国”,对此,贾谊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恶病也。”

  贾谊所言并非耸人听闻,汉初的诸侯国拥有超过全国一半的土地,全国人口约一千三百余万,诸侯王国即占了八百五十多万。诸侯国大多地处宜耕宜商,矿藏丰富,可以渔盐立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诸侯国权力很大,不仅可以支配王国内的一切税收,而且可以按中央政府的规定,在本封国内征发徭役兵役,开发山林资源,进行铸币、冶铁等经济活动,完全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上独立的封建王国。那些大的诸侯国往往“跨州兼郡,连城数十”、“钱布天下”、“富埒天子”。诸侯国社会经济的大幅发展使他们更有资本在礼制上僭越,他们的僭越行为表现在名号、车舆、衣服等各方面:“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丞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日乘舆,乘舆等也”;“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天子亲,号云太后;诸侯亲,号云太后……然则诸侯何损而天子何加焉?”贾谊对这种“君臣同伦,异等同服”的行径十分不满。

  贾谊认为“主之与臣,若日之与星。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札乐”,严格礼的外在表现形式。贾谊相信贵贱没有天生之相,而是靠人为的外部标志来区分的:“人之情不异,面目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天根著于形容也,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这里所说的“等级、势力、衣服、号令”已经不是具体指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是成了一种抽象的封建礼制等级概念,它确定了人们社会政治地位的等级区别,并以此为准则来划定物质财富的分配度量,正所谓:“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诸侯王的僭越行为不单表现在名号、服饰等方面,更有甚者竟会觊觎天子之位。文帝时期,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相接叛乱便是实例,而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贾谊认真研究了异性王和同性王反叛的事例,得出“大抵强者先反”的结论。他说:“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先反……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他认为诸侯王对朝廷有无背叛之心,与各诸侯国的经济势力的强弱有着直接的联系。

  为了削弱诸侯国的势力,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也就是说,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就这样,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最终达到“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的目的。贾谊所提这项措施的实质也就是制礼,也就是要遏制诸侯王经济势力的膨胀,巩固中央集权。整顿尊卑不分、上下逾等的“无礼”局面,突出皇帝与诸侯王的等级差别。

  如果说“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是用行政手段来削弱诸侯王的政治经济势力的话,那么贾谊提出的货币政策,则是用具体的经济政策制裁封建王侯的非法敛财活动,从而为礼制建设铺垫道路。由于文帝制定“除盗铸钱令”,封建王侯,权贵重臣便得以公开自由采矿铸钱,文帝宠臣邓通在蜀郡的严道铜山铸钱、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邓、吴钱遍布天下,便是事实。由于开矿铸钱,可以从中谋取暴利,甚至操纵国家金融,因而导致了社会贫富悬殊日益拉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奸人并起,万人离叛”的地步。忧心忡忡的贾谊以捍卫封建国家的权益为己任,他向文帝建言:由封建政府垄断币材——铜,同时收回铸币权,限制封建王侯的非法赢利活动。他认为这样可以促进农业生产:“采铜作者反于耕田”;可以保持等级制的消费、维护贵贱关系:“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可以控制市场:“铜不布下,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则钱必治,货物必平矣”;可以掌握通货,平衡物价,调剂有无,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抵制打击封建王侯们:“挟铜之积,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倍羡,则官必富,而末民困矣。”从而使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操在中央王朝手里,封建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势力,反过来进一步抑制诸侯王的分裂势头。

  二、定制度、张四维,打击富商大贾的出伦逾等行为

  汉初统治者采取黄老元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为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文帝时期采取不少鼓励和支持私营商品经济的优惠政策,给予商人巨大的经济利益。据《汉书?文帝纪》载:“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通行证)”,给商人提供经商的便利。《盐铁论·错币》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可见汉朝把利润最丰厚的三项商品生产活动拱手让与私商,从而扶植了一批富商大贾。

  勿容置疑,富商大贾的崛起,给汉初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首先,富商大贾没有政治地位,却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为了寻求心理平衡,时有奢侈浪费、出伦逾等的行为:“民买产子,得为之绣衣编经履、偏诸缘,人之闲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所谓“产子”也就是指奴婢,富裕人家买回来的奴婢,都是穿着带有刺绣的衣服和精心编织的鞋,并且还绣上了花边,这些奴婢的服饰是古代帝王和皇后才穿的衣服;“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也就是古时拥有天下的皇帝、皇后尚且讲究节俭适度,现在富商巨贾的妻妾、倡优甚至奴婢都穿上了古代皇后的服饰;还有“今虽刑余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即使是受过刑戮的人和娼妓之类的下贱人,他们的服饰都能赶超诸侯,攀比天子,如此一来,使得普天下的人都敢公然冒犯主上。

  其次,败坏了社会风俗,危害了社会的巩固与安定。贾谊痛心地指出:“今俗侈糜,以出伦逾等相骄,以富过其事相竞。”“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为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正是由于普天下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以追求奢华、富贵为能事。因此,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不良的习气:富裕人家不作违法犯奸而获利的事以致陷入贫穷的境地,就会被乡里人所讥笑谩骂;廉洁的官吏辞官归乡就会被乡邻耻笑;官吏敢于做奸邪之事而变富会被尊为好官吏,不做官的大户人家因为图财利而犯法会被奉为壮士。风俗败坏到了这种程度,而国家却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相反却是“弃礼义,捐廉丑,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㈣风俗败坏的恶性循环给封建统治秩序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不少豪猾之民完全不顾国家法律条文,横行霸道,从事非法活动,获取不义之财:“盗者到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书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馀万钱,乘传而行郡国。”

  然而,富人的无“礼”僭越行为还远不止在生活作风上的奢侈腐化、社会风俗上的堕落败坏,它已经深入到政治领域。在古代中国,官商有着特殊的依存关系,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说:富商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贾谊忧愤地指出:“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政。”意思是说,时下的社会,家里富裕的,可以出钱买官;傲慢无廉耻的却能获得祭酒之类的尊位;那些被处肉刑的人捋起衣袖露出手臂而执掌权柄。官商相互勾结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非贵有戚,不与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财富与权势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完全没有了礼制社会的“尊尊亲亲”之义。

  对于富商大贾的出伦逾等行为及其带来的种种危害,贾谊希望通过制定具体的礼制制度对他们有所约束:“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度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做淫侈不得生,知巧诈谋无为起,奸邪盗贼自为止,则民离罪远矣”㈣;同样,贾谊认为社会风俗的转变也有赖于君主的有所作为,他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贾谊在慨叹“秦灭四维而不张”的同时,忧心现实社会“四维犹未备”,吁请“定经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

  三、以农为本,以民为本,体恤民众

  文帝时期,封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商人兼并农人,农人背本趋末的严重社会后果,对封建的小农经济基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贾谊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出发不失时机地向文帝提出了重本抑末、以农致富的策略。而他这一良苦用心其实也正是从重建礼制制度的需要出发的,因为我们知道所谓儒家的重农思想其实是建立在“民本”思想之上的,是“仁政”思想的具体表现。对此,《吕氏·上农》有完整的叙述:“古者先王之所以理其民者,先务于农。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立,力专一。”贾谊说:“故礼者,自行之义,养民之道也。”目也就是说:礼是君主自我遵守的规章,蓄养百姓的措施。

  拿什么来蓄养百姓呢?贾谊深谙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道理,他说:“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做到经济上要利民、富民。而具体的措施,他认为莫过于重本抑末。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驱民归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他还强调加强积贮:“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指出只有拥有足够的粮食积贮。老百姓才会“安性劝业,而无悬愆之心,无荀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反之,人民无积贮,一旦遇到“兵旱相乘”的紧急情况,则会铤而走险,也就是他所说的:“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他还把“富”民、“乐”民作为考察人臣的标准:“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

  贾谊认为民众是物质生产的主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目没有民众的辛勤劳动,生存危机就随之而来。而以民为本,又应当落实到使民众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有效政策上:“墙薄咫亟坏,缯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蓄民施政教者,臣窃以为厚之而可耳。”

  贾谊的民本思想究其实质是与其礼治等级思想相一致的,也就是要求统治者在维持其宗法等级制时,要注意人民的利益,不要把民逼到自己的对立面。贾谊说:“故礼者,所以恤下也。”也就是说:礼,就是君主要体恤老百姓。他劝戒统治者轻徭薄赋,爱惜民力。所谓“输将者不苦其劳,徭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是也。他还说:“故礼,国有饥人,人主不飧;国有冻人,人主不裘。”也就是说:国境中有饥饿的人,君主就不吃晚饭,国境内有挨冻之人,君主就不穿皮裘,这就是礼。

  四、结语

  贾谊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深刻地分析了汉初的社会形势,他清醒地认识到汉承秦制,风俗大坏、宗法失序,而黄老无为的统治政策又加剧了这一社会危机,汉初社会生活完全被物质利欲所驱使,物质利欲几乎代替了一切秩序和规范,俨然充当了一般的公正原则。因此他积极主张以礼治国,建立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以求平衡、规范各阶层的物质利益:对于经济势力日益膨胀的封建王侯、权贵重臣,他试图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来削弱他们的政治经济势力,而又重定货币政策制裁他们的违法获利行为;对于“出伦逾等”的富商巨贾,他主张用具体的礼制制度来约束、规范他们的消费需求,扭转已经败坏的社会风俗;对于广大的老百姓,他则寄希望于统治者,希望他们采取有利于民众的经济措施,尊重民众的经济地位,给民众带来看得见的实惠。

 

  贾谊试图在礼与经济的关系中寻找一个平衡点,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做支撑。为此,他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考察与分析,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贾谊的礼与经济关系的思想基本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对有汉一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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