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隋末“黎阳兵变”的实质

Posted 2022-05-18 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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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黎阳兵变”的实质

　　杨玄感的黎阳兵变是隋末较大的一次军事政变，是隋末统治阶级内部的第一次重要分裂。本文比较了杨广与杨素父子的出身、对文中子王通和智顗的不同态度、杨广与杨素的文学创作与交游情况以及“华阴诸杨”对他们的不同态度后发现：他们家族文化的不同是杨玄感黎阳兵变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杨素；杨广；黎阳兵变；家族文化

　　隋大业九年（６１３），炀帝伐高丽。同年，礼部尚书杨玄感反于黎阳。黎阳兵变是隋末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其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其时，“济阴孟海公起为盗”，时所在盗起，齐郡王薄、盂让、北海郭方预、清河张金称、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勃海孙宣雅，各聚众攻剽，多则十余万，少则数万人，山东苦之。翻然而，这些农民起义都不能阻止炀帝出征高丽。可就在辽东城即将攻破之时，“会杨玄感反书至，帝大惧，引纳言苏威人帐中，谓曰：‘此儿聪明，得无为患？’”口隧解高丽之围而还，军资器械皆弃之不要。

　　为什么隋炀帝不惧怕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而惧怕杨玄感呢？因为这是隋末统治阶级内部第一次重要分裂，对隋代政权的打击是致命的。杨玄感发动兵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起事时讲：“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耳！”杨玄感世受国恩，却冒着破家灭族之险，难道真是欲救黎民于水火吗？对于黎阳兵变的原因。一向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隋炀帝多年来压抑权贵的政策是黎阳兵变的主要原因；有人认为隋炀帝继位后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杨玄感起兵的主要原因；甚至有人认为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才是黎阳兵变的主要原因。

　　然而，向来论者都没有注意到杨素父子与杨坚、杨广父子不同的家族文化背景，因而没能把握住杨玄感黎阳兵变的实质。家族文化的不同是黎阳兵变的根本原因。

　　一

　　一般认为，杨坚父子和杨素父子郡望都是弘农杨氏，视杨素为隋宗室，因此以为他们的家学传统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细细考察其身世，就会发现问题。

　　弘农杨氏是北朝显赫大族，因其主要房支在华阴，故唐人柳芳《氏族志》将他们列入关中郡姓。杨素的确是汉弘农公杨播的后代，北齐名相杨情的族孙。从《元和姓纂》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可发现杨素的家世传承体系十分清晰。另外，据陈寅恪先生说：“吾国中古士人，其祖坟住宅及田产皆有连带关系……故其家非万不得已，决无舍弃其祖茔旧宅并与茔宅有关之田产，而他徙之理。”田产之记载已然失传，坟茔所在地则成为现在研究某家族重心的重要证据。杨玄感兵变后，“文升至华阴，掘杨素冢。”可见，杨素的祖坟在华阴，杨素死后也葬于华阴，我们可由此得出，他出自弘农杨氏无疑，且其家族重心亦在华阴。杨素家族属于北方世家大族，继承了北方大族好儒术的传统，他们“通经律，重礼法，不常属文，及不好老庄之书等，皆东汉儒家大族之家世传统也”。弘农杨氏家传儒学，杨情“六岁学史书，十一受《诗》《易》，好《左氏春秋》”，“（杨）情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家传儒学”、“族居”正是北方世家大族的特点。杨素和他的弟弟杨约也很有经术，史载“约有学术，兼达时务”，而杨素则受命于朝廷参与修“五礼”。

　　杨坚父子也号称弘农华阴人。中古时期自称出自高门的寒庶之士比比皆是，这是治中古史的常识。弘农华阴杨氏是世代簪缨之族，属于北朝显赫大姓，杨坚这一脉自称弘农杨氏自然也可抬高自己的身价。当然，即使真是弘农杨氏，到杨坚时胡化已很深。《隋书·高祖纪》载：“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祯，祯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可见，早在北魏时期，杨坚祖先已居于北魏之武川。武川乃北魏对付北方柔然的六镇之一，六镇民风骁勇，胡汉杂居，东、西魏政权赖以建国，北周、隋、唐三朝统治者都出自武川镇。杨坚的先人们已居于武川数代，杨坚的父亲杨忠为宇文泰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已被赐姓为普六茹氏。即使他们真是弘农杨氏之子孙，亦早胡化，与北方汉姓世族风俗、信仰迥异了。

　　我们从双方的婚姻关系也可以看出二者区别。杨坚的父亲杨忠娶妻吕氏出生于济南贫家，“高祖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之后，求访不知所在”。杨广的母亲独孤氏是鲜卑人（《氏族略》第一），本大柱国独孤信的女儿，因此，杨坚、杨广父子出身本不高贵，胡化又很深。杨索家族则不然，杨素妻郑氏，为山东五姓之一，杨素为其子玄纵所娶清河崔氏，乃崔德之女。清河崔氏是山东一等高门，崔镳“清河武城人也……世为著姓”。像其他北方士族一样，杨素十分重视婚姻的门第。当萧琮嫁从父妹于外族人钳耳氏时。时为尚书令的杨素对萧琮说：“公帝王之族，何乃适妹钳耳氏？”对粱武帝子孙萧琮（兰陵萧氏）的“婚宦失类”很是可惜。

　　二

　　隋代最著名的思想家莫过于文中子王通，他们是隋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前者是儒学大师，后者是佛学大师。王通的“河汾学派”被后人认为“开贞观之治”；智顗则创立了汉传佛教第—个宗派“天台宗”。

　　然而同是大思想家的王通和智顗入隋后命运却迥异。智顗在隋代受到高度重视。隋文帝下敕书劝他“奖进增伍，固守禁戒……以同朕心”杨广于开皇十年（５９０）末至扬州，前任秦孝王杨俊（杨广的弟弟）已与智顗有过交往，杨俊“遣信延屈。（智龋）对使者曰‘虽欲相见，终恐缘差”一。杨俊联系天台宗没有成功便离开扬州。佛教是隋文帝和他的皇后独孤氏共同推崇的宗教。隋文帝生于佛寺之中。长于释尼之手；独孤氏则被王劭称做“妙善菩萨”。杨广在江都时多次去请智顗出山，赐号“智者大师”，执弟子之礼，以国师相待。（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杨广“受菩萨戒疏”云：“弟子即日种罗睺业，生生世世还生佛家。”嗍罗喉罗是释迦牟尼在俗时与耶输陀罗所生之子，后成阿罗汉果。杨广自比罗喉罗，则把他的父母比做了释迦牟尼和耶输陀罗，这一切都反映了杨坚家庭属于典型的佛教徒世家。

　　文中子王通在整个隋代是不得志的，遭到隋朝两代帝王的冷遇，其复兴儒学的志向在隋代统治者面前化为泡影。仁寿三年（６０３），王通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结果未能见用。王通二入长安在大业初年，这次连炀帝面都没有见到，只得作《东征歌》而归。苏威在南方推行“五教”的失败和王通的遭遇足以证明在关陇贵族执政的隋代，儒学是没有多大市场的。

　　杨素是北方汉人世族的典型代表，由于“遗子黄金满篡，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传统，使其家传儒学得以保存。王通尽管得不到隋代二位君主和公卿大夫的赏识，却与杨紊、杨玄感父子过从甚密。《资治通鉴》载：“杨素甚重之（王通），劝之仕”，当有人在杨素面前讲王通坏话时，“（杨）素待之（王通）如初”。在王通的《中说》中也有很多地方提到杨素、杨玄感父子，《中说·周公第四》载：“杨玄感问孝。子曰：‘始于事亲，终于立身。’问忠，子曰：‘孝立则忠遂矣。’”《中说·王道第一》载：“越公（杨素）以《食经》遗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无所用也。’答之以《酒诰》及《洪范》三德。”甚至到了玄感起兵时，仍然欲召这个不得志的大儒，但这时的王通是清醒的，他很可能预见到这场兵变的失败，答书道：“为我谢楚公（玄感），天下崩乱，非至公血诚不能安，苟非其道，无为祸先。”（《中说·天地第二》）杨素父子与王通的交游表明他们有共同的文化信仰。

　　儒学在东汉以后，逐渐转为私学，变成北方汉人世族家传之学术。杨坚统一北方后，深知北方士族儒学及礼乐文化之深厚远胜关陇贵族。杨坚要以汉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必须重用北方士族。《隋书》载：“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诏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北史》载：“其年（仁寿二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等据齐礼参定。”《通鉴》载：“闰月（十月），甲申诏杨素、苏威与吏部尚书牛弘等侈定五礼。”对此陈寅恪先生说：“修撰五礼之薛道衡、王劭及与制礼有关之人如裴矩、刘焯、刘炫、李百药等，其本身或家世皆出自北齐，以广义言，俱可谓之齐人也。”北齐所辖地为山东诸境，尽管北齐亡于北周，其文化的发达却远非宇文氏的北周所能比拟。杨素与他们同修“五礼”。足见其并没有像杨坚家族那样胡化，仍能代表汉人世族，因而与胡汉杂糅的关陇贵族杨坚父子不同。《隋书》载杨素“后与安定牛弘同志好学，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及献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于素”，这也是杨素信儒之明证。

　　三

　　杨素和杨广都是隋代极富盛名的文学家，二人文学作品的意趣却大为不同。杨广的文章大部分都与佛教有关，《全隋文》录他写给“天台宗”智顗的书信就有３５篇之多。其诗歌中的佛学思想比比皆是，如《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书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这正是“净土三经”之一《阿弥陀经》所载的西方极乐世界。再如《谒方山灵岩寺诗》：“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沈沈。平效送晚日，高峰落远阴。迥幡飞曙岭，疏钟响画林。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抗迹禅枝地，发念菩提心。”写的是去灵岩寺的途中，路上幽深的景色和安静祥和的气氛让他内心清静，发念菩提之心。

　　隋代儒学衰退，佛教盛行，隋代诗歌中的佛教思想比比皆是。但杨素与王通一样，以儒学的复兴者自居，其文章和诗歌中与佛教有关的一篇也没有，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大气候。《隋书·经籍志》记杨素集有十卷，今存诗六首，有三首十七章是赠于薛道衡的，如《赠薛播州诗》十四章，史称其“词气宏拔，风韵秀上，亦为一时盛作”，反映了北方士族良好的文化底蕴。杨素的诗歌中只有“麟伤世已季，龙战道将穷”（《赠薛播州诗》）这样道学气很浓的篇章，表达了与王通一样的忧世之心，担忧儒学的衰亡。

　　四

　　隋炀帝在江都时曾置王府学士，“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嗍《隋书·柳辩传》载：“（柳辩）转晋王咨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琨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辩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杨广热爱南方，所置王府学士也大多是南方人。

　　杨素与薛道衡友善，杨素死后，“道衡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岂若是乎。”薛道衡为北方士族，家学渊源，精于儒学，在北齐时就曾参与修过“五礼”，人仕后为北齐尚书令杨悟（杨素之叔祖）赏识。被时人誉为“郑公业不亡”、“关西孔子”（指杨素之先人后汉大儒杨震）再现于世。这说明，北齐上层人士把薛道衡看成一个儒者，薛道衡和弘农杨氏文化传统相同。

　　与杨素一同修“五礼”的薛道衡、王劭及与制礼有关的人如裴矩、刘焯、刘炫、李百药等皆出自北方士族。杨素的亲家崔德“少与范阳卢思道、陇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读书为务……寻与熊安生、马敬德等议‘五礼’。”杨素交往的人大多是北方士族。

　　杨素父子与杨坚父子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文化信仰上的巨大差异使杨素父子与杨坚父子间的关系难以调和，杨素集团一直遭到杨广的迫害。尽管杨素以其出色的才能赢得高官厚禄，“然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杨素病重时。杨广派人看望他，“赐以上药。然密问医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极，不肯服药，亦不将慎，每语弟约曰：‘我岂须更活耶？”杨素死后，“帝谓近臣曰：‘使素不死，终当族灭。’玄感颇知之。”杨素的弟弟杨约由于拜哭其兄之坟也遭免官，“后帝在东都，令（杨）约诣京师享庙，行至华阴，见其兄基，遂枉道拜哭，为宪司所劾。坐是免官”。嗍薛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颂》，炀帝看后不悦，“顾谓苏威日：‘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借故将他杀死。道衡重要的一条死因就是他与杨素等人由于文化上的趋同而过从甚密之故。他们对非北方士族的文人如杨广等心理上仍存有文化上的优越性，杨广对他们这些北方世族的行为是不满的。虞绰本为杨广晋王府学士，也是杨玄感拉拢的对象，“时礼部尚书杨玄感称为贵倨，虚襟礼之（虞绰），与结布衣之友。绰数从之游。其族人虞世南诫之日：‘上性猜忌，而君过厚玄感。若与绝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无咎；不然，终当见祸。’绰不从。寻有告绰以禁内兵书借玄感，帝甚衔之。”虞世南知道杨广打击北方世族的同时是不能容忍身边人才被对方挖走的。杨玄感还曾经拉拢晋府学士王胄，“礼部尚书杨玄感虚襟与（王胄）交，数游其第。”嗍结果，二人皆被炀帝诛杀。

　　杨广与杨素，一个是正宗的弘农杨氏，一个则是冒牌货。因而，弘农杨氏对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杨玄感准备解东都之围人关中时，“会华阴诸杨请为乡导。”胡三省注曰：“华阴诸杨，玄感之宗党也。”“华阴诸杨”在关键时刻支持杨玄感而反对杨广，这表明了他们对杨素家族的文化认同，也表明了北方士族对隋炀帝政权的反对。

　　以上分析就不难懂得杨玄感为什么冒破家灭族之危险，放弃上柱国的地位而起兵反隋了。杨素父子代表的是北方汉人的世家大族利益，他们更倾向于东汉以来的经学传统。杨坚父子代表了关陇贵族的利益，他们胡汉杂糅，对经学较为轻视，更倾向于佛教。文化传统的迥异是杨玄感发动黎阳兵变的根本原因。

传统文化 隋末“黎阳兵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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