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俄国自由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

Posted 2022-05-18 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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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国自由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

　　自由主义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就传入俄国，５０年代齐切林、赫尔岑等西方派人物在俄国公开宣扬自由主义。此后，“自由主义”一词虽得到广泛传播，但在俄国主要是作为贬义词来使用。俄国自由主义缺乏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基础，只有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和官僚作为它的社会载体，俄国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家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始终不敢以“自由主义者”自称，俄国自由主义终究未能成为俄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比，俄国自由主义是一种“不充分的自由主义”。

　　关键词：俄国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历史考察

　　概念的界定和逻辑论证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当我们发现历史上出现的概念所反映出的社会涵义不够准确时，难题便出现了。对俄国自由主义的研究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由于俄国自由主义的概念含糊不清，许多学者都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同样的困境，就是难以用一个大家广泛认同的专业术语来囊括俄国各色各样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因为俄国自由主义尽管与西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但与西欧自由主义相比，俄国自由主义与西班牙、希腊１９世纪２０年代的自由主义或当代亚洲、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具有更多的相似性，乔治·费舍把其称为“落后国家”的自由主义。［１］但什么是“落后国家”的自由主义，它的外延在哪里，它是否有确定的内涵，却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

　　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梳理剖析俄国自由主义的文章已经不少，本文只想通过对自由主义在俄国历史中的演变过程来对它加以考察，从而加深对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对于一种政治理念来说，抽象地进行讨论容易从概念到概念，从而引发出更抽象难解的疑问，但如果将它与形成它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对其进行历史地考察，也许反倒能接近这一理念的真实情形。

　　一

　　自由主义发轫于１９世纪初的西欧，用来描绘西欧的一种社会和政治学说、思潮及其运动。第一次从政治意义的角度使用“自由主义思想”这个术语的是法国的拿破仑，时间是１７９９年。第一个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的团体大概是１８１２年西班牙国会中的自由党。在那之后，英国的托利党就把辉格党中最为激进的成员称之为不列颠自由主义者，１８１６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在“自由主义者”条目中便收录了这种用法。１８１７年，法国出版的一本政治小册子使用了自由主义者这个词作为标题。１８１９年，法国和英国几乎同时出现了“自由主义”这个词。［２］

　　虽然还没有人对这些术语到达俄国的具体途径进行过系统的追溯研究，但俄国人很有可能是从法国人那里获悉这些的。１８２６年，十二月党人П。彼斯捷尔在他的声明中引用了一位法国作家的话，自称深受“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３］但在这之后，直到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拟定大改革草案以前，还没有俄国人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和大改革草案的拟订让俄国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自由主义”这个词的内涵在俄国也随之逐渐丰富起来。１８５６年，К。Д。卡维林、Б。Н。齐切林和Н。А。米尔古诺夫形成了一个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小群体。［４］为解决俄国的国内问题，他们提出了７条政治纲领。同年，А。赫尔岑在他主编的移民刊物——伦敦的《俄罗斯之声》上发表了这份纲领。该纲领旗帜鲜明地指出，俄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自由主义！这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明智的俄国人的口号。这是能够把各行各业、各个阶级和各种倾向的人民团结在它周围的旗帜……俄罗斯的全部未来在于自由主义”。［５］纲领的内容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废除农奴制和政府管理公开化、透明化以及依法行政。之后，在赫尔岑主编的杂志《钟声》上就经常出现“自由主义”及相关词汇了。到６０年代中期以后，报刊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观念”、“我们的自由主义”这些词语逐渐被“贵族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类词汇所取代。［６］

　　尽管赫尔岑、齐切林等人不遗余力地指出自由主义能够在俄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遭到了来自俄国左右两翼的抨击。在屠格涅夫１８６２年发表的小说《父与子》中，它的主要人物巴扎罗夫曾说过，“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只要您想一想，这么一堆外国的……没用的字眼！对一个俄国人，它们一点儿用处也没有”。［７］这个虚无主义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对“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所表现出的轻蔑和鄙斥展露无遗。

　　次年，一位激进的俄国学者在他所写的《政治辞典》中对“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作了如下界定：“自由主义者是喜欢自由的人，一般而言是贵族，例如地主，拥有土地的贵族。这些人无所事事，喜欢随时自由地看看窗外的风景，然后走出去闲逛，上剧院听戏或去舞池跳舞。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８］１８６８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里也对俄国自由主义者的轮廓进行了勾画，把他们称为“颓废的和堕落的渣滓……所谓传统的‘有教养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并不了解俄国，把它自己与俄国隔离开来和已经被法国化了的小丑集团。这就是俄国自由主义者的形象，这也是为什么说他们是反动分子的原因所在”。［９］

　　从上述关于俄国自由主义的引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如下几点事实。首先，它们表明，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俄国就已经广泛使用自由主义及相关词汇了。虽然研究俄国自由主义的学者可能对俄国人使用这些词汇的语气深感惋惜，但这却是俄国自由主义词语广泛出现的实在方式。更重要的是，上述引语表明，人们通常是带着嘲谑与轻蔑的语气来使用这些词语的，使得这些词语打上了浓厚的贬义色彩。虽然使用这些术语的俄国人认为他们自己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们也从来没有明确地指出到底哪些俄国人是自由主义者。这些引语所刻画的自由主义者仅仅是依据传统观点所揭示的一些贵族地主形象，这些人盲目地模仿欧洲文化风情，却对同时代的俄国现实缺乏了解。事实上，这样的描述并没有勾勒出俄国自由主义者的本质特征，只是把其作为一些在思想和作风上相近的群体，而没有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

　　如果要从这一时期对自由主义的解释中获取信息，学者们不会有多大收获，因为所获信息基本上都来自于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事实上，在齐切林、赫尔岑等人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也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明晰而系统地表达出一整套可以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在法国和英国，刚开始使用“自由主义”时也是带有贬义色彩的，但是很快那些被贴上自由主义标签的团体就接受了这个词，他们认为这个词准确地刻画出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但在俄国，没有一个团体愿意接纳这个标签，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即使他们持有与西方自由主义基本相同的理念。那些在１９世纪给立宪民主党的先驱们贴上自由主义标签的往往是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和外国人。有几个立宪民主党人后来公开承认，在其所亲身参与的俄国政治实践过程中，他们其实一直赞成西欧自由主义的主要信仰，但是一直到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并在他们移居西欧后，才坦然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显而易见的是，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俄国已经出现了自由主义者，当时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已能够确认他们，但问题是当时的俄国自由主义者们为什么不接受这个称谓呢？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两点。

　　第一，这个词语是舶来词，所以不为普通的俄国公民所理解。自由主义的先驱们为了使普通人民对自己有些许理解，只好与所谓的“异域思想”保持适当距离。到了１９０５年，由于“立宪”和“民主”这两个词对俄国人来说也过于陌生，以至于立宪民主党精心挑选了“人民自由党”作为它的正式名称，而把立宪民主党放在后面的括号里。

　　第二，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末，“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在俄国被赋予了太多的负面内涵，容易惹出麻烦。俄国的君主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者是经过伪装了的激进主义分子，而革命者却认为他们是狭隘的阶级利益的产物，就像术语“贵族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字面含义所暗示的那样。这些负面内涵四处泛滥，使得有些俄国人虽已自觉接受了西欧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仍不敢使用自由主义者这个称号。取而代之的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宁愿把他们自己称作社会，把他们的运动称作社会运动。这些有意模糊不清的术语不仅避免了自由主义这个词所带来的尴尬，而且也暗示了这种运动所依靠的基础远比单一的贵族或资产阶级宽泛得多。

　　尽管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拒绝接受这个称号，但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一些非自由主义者仍在继续使用自由主义者这个词。７０年代末，一些民粹主义者专门讨论过与自由主义者结盟的可能性。在１８７８年１２月，一些民粹主义者曾与切尔尼戈夫省地方自治局的自由主义者И。И。彼得伦科维奇和А。Ф。林德福尔斯在基辅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谈。事实上，民粹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如此接近，以至于民粹主义者常常感到有必要就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做出解释。如果差异太大的话，频繁的解释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后来成为民意党成员的Д·莫克里耶维奇回忆说，恐怖主义者与地方自治局成员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一点，即在某一特定时期，如果恐怖主义者暂停使用暴力，那么帝国政府是否能颁布一部宪法呢？［１０］７可以说，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区别自由主义者和与民粹主义者的主要标志就在于是否赞成用恐怖手段来获得自治。

　　１８８２年，作家И。卡布利茨在他的书中基于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对自由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做了一番比较。对此，В。А。戈列采夫进行了还击。在一篇题为《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文章中，戈列采夫指出，自由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在很多目标上都是相同的，“自由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的不同可能仅仅在于：为取得梦寐以求的独立自主，他们所优先选择的手段有所不同而已”［１０］８。所谓手段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大多数民粹主义者热衷于使用暴力。戈列采夫为自由主义者进行了辩护，但他并没有说自己是一名自由主义者，虽然他属于地方自治和自由职业者集团的一员，而正是在这个集团的基础上才成立了后来的立宪民主党。

　　二

　　１８８１年，弗拉基米尔·达尔的《俄语详解大词典》收录了“自由主义者”和它的五个衍生词。在词典中，这些词语都是作为独立的实词出现的。达尔把自由主义者定义为“政治上自由地思考或行动的自由思想家；一般而言，他希望人民得到广泛的自由和自治”。除了形容词либеральный（仅仅被定义为“与名词相关的”）之外，词典还收录了两个抽象术语：либеральность（被定义为“自由主义者的属性或特征”）和либеральничество（被定义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抽象性”）。此外，该词典还列出了动词либеральничать（被定义为“政治上的自由思想家特征的展现；自由地思考”），这意味着一个（些）人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正是基于这个动词，俄国人衍生出了名词либеральничание，它的意思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主张。［１０］８不过，在这部词典里并没有出现“自由主义”这个词。

　　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党派”这两个词已经在外省广为流传了。人们之所以欣然使用这些称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县和省地方自治会议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早在１８７７年，针对切尔尼戈夫省地方自治会议上形成的不同派别，许多与会者就使用了“左”和“右”这样的称谓来对它们加以区分。１８８２年，库尔斯克省苏赞县的地方自治会议的一些成员开始把他们地方自治局里出现的派别称之为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１０］３３——３４《苏赞县地方自治局周刊》的编辑在一篇社论“我们地方自治局里的党派”中悲叹道，在１８８２年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即将来临之际，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彼此之间相互争斗，不可开交。社论指出，地方自治局里出现党派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同时义正辞严地谴责了当时的贵族，因为正是贵族从西欧引入了党派的观念，从而在贵族会议里把他们自己划分为不同派别。社论认为，无论是自由主义党派，还是保守主义党派，它们在西欧的出现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在俄国，它们却没有这样的合理性。［１０］９社论声称，尽管俄国形成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党派，但俄国的这些派党与它们对应的西欧政党相比，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预期目标都相差甚远。西欧的保守主义党派致力于维持现状，而俄国的保守主义者并不希望继续维持大改革之后的现存秩序，也许除了不会重建农奴制之外，他们宁愿恢复到大改革前的状态。社论认为，俄国“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除了对当前的改革及其所确立起来的新制度赞不绝口之外，更渴求进一步地持续发展。这样一来，我们的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可能更接近于西方保守主义者的观点，但他们为什么被称之为自由主义者，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１０］９。

　　从这篇社论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术语“自由主义党派”中的“党派”这个词语对俄国人来说，就像“自由主义”这个词语一样，是个舶来词。一个自称为“米努斯”的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这篇社论，在文章中，他既对党派这个单词进行了界定，又对俄国１８８２年党派出现的重要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所谓党派，就是“一个若干人的集合体，这些人出于一种自觉的精神上的联合而聚集到了一起，而这种精神上的联合与人类社会的团结并行不悖”。作者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党派的存在是必然的，它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１０］１０他说，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些小规模的派系而没有形成泾渭分明的利益集团，那么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发展不充分，而这些小派系就是这个社会发展极度不充分的表现形式。“如果一个人随着其社会观点的发展变化，从一个党转向另一党，这不但不能看作是背叛或开小差那样的罪恶，相反，它是一个发展着的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和真正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１０］１０所以，在他看来，苏赞县地方自治局及其他地方自治局里党派的出现，标志着俄国是一个健康发展着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受到羁绊的落后社会。

　　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的地方自治局里，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持有类似上述观点的成员组成的派系，但他们总是克制住自己，从不自称是自由主义者。只有当他们在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他们才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习惯于在他们的出版物中把地方自治活动家和一些自由职业者中的同盟者看作是自由主义者。

　　И。И。彼得伦科维奇，这位地方自治活动家和未来的立宪民主党人在与美国新闻记者乔治·凯南的通信中称自己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这也许是第一个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的实例。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凯南获得了一份致内务大臣洛里斯——梅利科夫的请愿书的副本，这份请愿书是由莫斯科的一个社团组织起草的，这个社团由律师、医生、教授和其他那些要求准许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参与国家立法的人士组成。凯南给这份文件加了一个标题：“俄国自由主义者的最后诉求”。１８８６年，为了把这份文件翻译成英语以便在美国的一个杂志上发表，凯南写信给彼得伦科维奇，希望获得这份请愿书的相关信息。

　　在给凯南的回信中，彼得伦科维奇使用了“自由主义党派”这个术语，他把他的那个小团体即１８７８年与革命派在基辅会谈的人员称之为自由主义党派的代表。和戈列采夫一样，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有着许多的相似性，“我们的团体——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分子和民粹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个国家推翻绝对专制主义，建立起一个立宪政府”。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分子和革命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已，而非政治目标上的差异”。但是，他又警告说，俄国仍不具备形成一个真正政党的“基础和足够的追随者”。［１０］１１在这之前，彼得伦科维奇从来没有把自己称作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而这之后他也再没有这样称呼过自己。

　　立宪民主党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在国外往往自我标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但在国内却矢口否认自己的这种身份，著名的政治家、自由主义思想家和历史学家П。Н。米留科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作为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米留科夫在国内无论是写作还是演讲，都很少以自由主义者自居，而他用“自由主义”这个词语来描述俄国的社会现象更是少见，只是在１９０２年，他曾提到过“民粹主义取代斯拉夫主义，最新型的民主自由主义取代西方主义”。［１１］但是在他为芝加哥大学教学所写的讲义中，却明确地称当时俄国主张改革的两大主流思潮为“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就两者的社会主张而言，前者“温和”后者“激进”。其中，温和派“政党的名称在俄国总是被称为西欧‘自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就是“主张在俄国实行自治的代表，……自由职业者甚至……政府官员；对大多数政党来说，所有这些人都属于传统的俄国贵族”。［１２］对于自己的自由主义信念，米留科夫从未有所怀疑；但是，他只有在国外或面对外国人的时候才公开承认自己的自由主义者身份。

　　无独有偶，著名的自由主义活动家Ф。罗季切夫在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期间，也从不愿自称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是到了１９２３年，作为瑞士移民的他却用英语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就是《俄国自由主义运动，１８５５—１９０５》，该文以１８９１年作为分水岭，把俄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分成前后两个阶段。接着在１９２９年，他又写了一篇关于他最亲密的朋友彼得伦科维奇的文章，在标题中他称彼得伦科维奇是“俄国自由主义的老战士”。后来П。司徒卢威在一篇文章中依葫芦画瓢，称罗季切夫是一位自由主义者。［１３］

　　随着１８９６年３４卷本《百科全书》的出版，俄国读者从此可以方便地找到比达尔词典更为完整的自由主义界定。在自由主义词条下，В。В。瓦多沃佐夫写道：“在国家结构方面，自由主义提倡宪政秩序反对绝对专制主义；提倡地方自治反对中央集权；提倡个人自由反对警察监视；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取消阶级特权；普通民众参与的依法行政；平等分配赋税；……和直接的收入税。”［１０］１２在“自由主义政党”这个词条下，瓦多沃佐夫写道：“严格来讲，俄国还不存在一个自由主义政党”，仅仅只有一个“倾向自由主义的群体”。正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代表推动了大改革的到来，后来又“针对保守派和反动人物的攻击为大改革进行了辩护”。在１９０６年修订版的《百科全书》中，瓦多沃佐夫结合当时的事件，对自由主义政党这个条目做了修正。他说，他在早些时间提到的在俄国出现的倾向自由主义的群体长期以来一直“染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在俄国，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没有清晰的分界线。瓦多沃佐夫的认识，同彼得伦科维奇在给凯南的信中的说法如出一辙，他说：“差异更多地体现在方式上而不是世界观领域”。他把自由主义者界定为“是一群致力于通过合法手段进行活动而坚持不运用革命的斗争方法的人”。［１０］１３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在俄国一直很脆弱，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趋向”。在１９０６年之前俄国存在的政党中，“从一开始，立宪民主党就是惟一一个能够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政党”，虽然在他看来民主改革党也应算是自由主义政党，但是该党直到１９０６年２月末才成立。［１０］１３

　　随着立宪民主党的成立及其党纲的宣布，俄国终于有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自由主义组织，之后俄国人和外国人在讨论俄国自由主义者的时候，他们的指向才有可能一致。那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和那些在地方自治会议上彼此之间很少联系或每年仅仅见一次面的人，现在终于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欧洲和美国政党那样的一个组织了。自此以后，在研究俄国自由主义者时，学者们就可以直接比照立宪民主党人，而不用再看原先那些定义模糊的团体了。

　　三

　　通过以上对俄国自由主义及相关概念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虽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就传入俄国，但此后几十年间没有俄国人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直到在准备大改革的５０年代后半期，西方派的齐切林、赫尔岑等人才在俄国公开宣扬自由主义；在６０年代，“自由主义”在俄国主要作为贬义词来使用，遭到社会舆论的轻蔑与嘲谑；在８０年代，“自由主义”一词虽在俄国被广泛使用，但俄国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家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只是在面对西方人的时候才肯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在国内始终拒绝以“自由主义者”自称；到１９０５年，随着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成立及其党纲的宣布，俄国才终于有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自由主义组织。自此，俄国自由主义的外延与内涵才真正廓清烟云，变得明朗起来。

　　第二，由于自由主义在俄国是一个舶来词，俄国又主要是一个农民国家，自由主义在俄国缺乏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基础，只有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和官僚在作为它的社会载体。对于俄国自由主义，下层民众认为它不可理解，专制政权认为它过于激进，革命者则认为它在为统治阶级利益立言；而俄国自由主义运动也终究只是一种“少数人的运动”，“最终也没有成为人民运动”。［１４］这样，由于俄国自由主义与俄国本土文化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它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就相当有限，所以，专制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自由主义却不可能成为俄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自由主义思想在俄罗斯是薄弱的，我们俄国从来没有获得过在道德上有威望和鼓舞人心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１５］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比，俄国自由主义是一种“不充分的自由主义”。

传统文化 对“俄国自由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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