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大禹治水方法新探

Posted 2022-05-18 洪水

篇首语：世间事飘忽不定者多，万事随心，随不了心便随缘，随不了缘便随时势。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大禹治水方法新探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自汉以来的人们便把鲧禹父子治水一成功一失败归之于父子二人治水的方法不同，禹治水成功是因为采用疏导的方法，而鲧治水失败是因为用堵截的方法。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古文献的误读。在大洪水来临之初，不可能用疏导的方式去治理洪水，只能像鲧一样用修筑堤防的方式。禹治理洪水只能是在大洪水逐渐平息下来的后期，用疏导水道办法去治水。古史传说中说共工和鲧是修筑堤防堵截洪水，完全是因为地处黄河中游，而且共工、鲧皆为农业部族方国，实行定居的生活方式，在大洪水来临之际只有用建堤防拦截洪水，这样便给黄河下游的众多方国部族带来了大灾难，而共工、鲧遭到讨伐后被迫迁徙到边远地区。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战国之前的上古时期有一个重要现象：人们在大小江河之上并不建筑堤防。　　关键词：大禹；洪水治理；鲧；古史传说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ｉｓｎｏｔ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ｏｓｉｍｐｌｙｔｈｉｎｋｔｈａｔＹｕ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ｉｎｔａｍ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ｂｙ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ｗｈｉｌｅＧｕｎｆａｉｌｅｄｂｙ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ｕｐ。Ｉｎｆａｃｔ，ｉｔｗａｓ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ｔａｍｅ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ｂｙ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Ｆｌｏｏｄ。Ｔｈｅｏｎｌｙｗａｙ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ｈｅｎｗａｓｔｏｂｕｉｌｄｄａｍｓａｓＧｕｎｄｉｄｉｎｈｉｓｄａｙ。Ｉｔｗａｓ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ｄａｙ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ｌｏｏｄｂｅｇａｎｔｏｒｅｃｅｄｅｔｈａｔＹｕｗａｓａｂｌｅｔｏｔａｍｅ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ｂｙ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Ａｓ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ｅｇｅｎｄｈａｓｉｔ，ＧｕｎａｎｄＧｏｎｇｇｏｎｇｗｅｒｅｂｏｔｈ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ｒｉｂｅｓｗｈｉｃｈｓｅｔｔｌ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ｈｅＲｉｖ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ｆｌｏｏｄｃａｍｅ，ｔｈｅｙｃｏｕｌｄｏｎｌ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ｄａｍｓｔｏｄｅｆｅｎｄｔｈｅｉｒ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ｏｎｌｙｔｏｂｒｉｎｇｇｒｅａｔ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ｔｏｔｈｏｓｅｔｒｉｂ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Ａｓａ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ｙｈａｄｔｏｍｉｇｒａｔｅｔｏｂｏｒｄ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ａｔｔａｃｋｅｄ。Ａｌｌｔｈｉｓｒｅｖｅａｌ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ａｙ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ｄｉｄｎ＇ｔｂｕｉｌｄｄａｍｓｏｎｒｉｖ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ｕ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ｔａｍｉｎｇａｆｌｏｏｄ；Ｇｕｎ；ｌｅｇｅｎｄ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ａｙ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ａｍ　　从我国古代史的传统来看，早在春秋战国史学意识和史学论著开始产生的时期，人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之时，往往把历史人物的成功、失败或历史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衰落等等原因皆归之于社会和人事本身［１］。我国从２０世纪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学术界从气候环境方面探讨历史的变化与朝代更替的原因就越来越多了。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历史人物的成败、社会的兴衰、朝代的更替等现象，常常与气候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从先秦时代的学者开始，把许多人物的成败、朝代的更替等历史现象完全归之于某些历史人物是错误的，至少有许多解释是片面的。　　同样，尧舜时代遭遇到的那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当时夏代始祖禹治理这场大洪水成功了，而其父鲧治水却失败了。鲧因为治水失败而被流放到边远地区；但其子禹却因为治水成功而成为天下共主。这就是《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臼季胥臣所说的：“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为什么鲧惨重地失败了，而其子禹却成功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便把这种历史原因归之于鲧和禹治水方法的不同。以至于近现代学者和历史教材都一直认为，禹治水时采用疏导的方法，而鲧治水是用堵截的方法；因此禹成功了，而其父鲧失败了［２］。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古文献的误读。这种不分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说法表面上无大错，而且先秦古文献中也有这种说法；但从根本上说，忽视这场大洪水时间背景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可以想象：在鲧之时，当波涛汹涌的大洪水来临之际，不管是鲧抑或是禹，能率领人们用疏导的方法去治水吗？不要说尧舜时遇到了那场千年难遇的世界性大洪水，就是在当代科技条件优越的情况下，在１９９８年长江发生大洪水之时，人们能用疏导的方法去治理长江的洪水吗？　　鲧和禹治水的方法不同，完全是大洪水初期和晚期自然会采用的方法；而鲧在当时治水失败，遭到酋邦时代盟主的严重处罚，也是另有其因。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的。　　一、尧舜时大洪水及其涉及范围考辨　　从先秦古文献来看，尧舜时发生了一场历史千年难遇的大洪水。从《诗经》、《尚书》到战国秦汉文献，有不少史籍就追溯了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３］《诗经·商颂·长发》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３］《尚书·尧典》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氵巳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４］《孟子·滕文公上》　　当尧之时，水逆行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４］《孟子·滕文公下》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５］《庄子·天下》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６］《山海经·海内经》　　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７］《楚辞·天问》　　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８］《吕氏春秋·爱类》　　（舜之时）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氵幸，民皆上邱陵、赴树木。［９］《淮南子·本经训》　　望古之际，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炎而不灭，水泱泱而不息。［９］《淮南子。览冥训》　　《墨子·七患》引《夏书》云“禹七年水”，另外《书序》、《庄子·天下》、《吕氏春秋·古乐》、《论语·泰伯》、《史记·五帝本纪》等书皆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事迹。新近发现的燹公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有关事迹，其铭云：“天令禹敷土，堕山氵睿川，乃差地设征”。这与《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致相近，也与《书序》、《尚书·益稷》、《诗经·商颂·长发》等篇的说法相似。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也记述了这场历史上的大洪水及其大禹治水的过程：　　……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居，水潦不氵皆，乃立禹以为司空。禹既已（第２４简）……面干腊［注：上两字原整理者未释读。“干”字本从“”、“旱”声，应是旗杆之“杆”的本字，此可读为“干”；“腊”本从“鱼”、“昔”声，此可读为“腊”，“腊”本为干肉，此句“面干腊”是指面部干燥皱裂。］，胫［注： “胫”原整理者未释。此字从“”从“”声，可读为“胫”。］不生之毛，□□氵皆流，禹亲执木分（畚）耜，以陂明（孟）诸之泽，决九河（第２５简）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居。禹通淮、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居也。禹乃通蒌与易，东注之（第２６简）海，于是乎（？）州始可居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居也。禹乃通伊、洛，并里［廛］（）、干（涧），东（第２７简）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居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雍州始可居也。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第２８简）汉以北为名谷五百。［１０］　　可见尧舜时代的大洪水，从西周时代的文献《诗经》、《尚书》开始，到战国秦汉时期的古文献和古文字资料都有大致相似的说法。不过２０世纪前半世纪徐旭生在仔细考察这场大洪水时，作结论说：“洪水的发生区域主要的在兖州，次要的在豫州、徐州境内。余州无洪水。禹平水土遍及九州的说法是后人把实在的历史逐渐扩大而成的。”［１１］１８７对此说笔者是不赞同的。　　首先此说与古文献及古文字资料的记述是不相符的。《尚书·禹贡》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都提到了“九州”，尽管称谓不尽相同，但都认为是九个不同的州。有的学者结合考古发现所见龙山时期的文化区系，以为《禹贡》所说九州既不是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１２］。其实在后代不同地域不同方国的人们都承认禹治理洪水的情况。《商颂·殷武》云“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商颂》是西周时殷后裔宋国人的作品［１３］，说明商遗民承认禹治水并扩大疆土的情况；齐叔夷钟铭云：“（）成唐（汤），又（有）敢（严）才（在）帝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１４］《殷周金文集成》２７２——２７８春秋时居于东方的叔夷也称自己的先祖成汤统一天下，也居住在禹平水土之上；春秋时秦公簋铭云：“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宅禹责（迹）。”［１５］《殷周金文集成》４３１５春秋时居于西陲陕甘一带的秦人自称自己“受天命”的先祖居住在“禹迹”；《诗·大雅·韩奕》云“奕奕梁山，维禹甸之”，《韩奕》“梁山”盖即今陕西韩城市西北黄龙山，可见西周时韩国承认禹治水已到达梁山一带；《诗·大雅·文王有声》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此地今在西安市长安区一带；《诗·小雅·信南山》云“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南山”依朱熹集所说“终南山也”，说明西周时居住在关中终南山一带的周人也相信禹治水已到了这一带。《国语·鲁语下》述孔子之语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杀而戮之。”会稽山在今天浙江北部，说明禹的活动踪迹已到达浙北一带。上述古文献材料都是比较早的，可见西周春秋时的人们都相信禹治水的故事，其地域分布相当广泛，已基本接近《禹贡》与《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所说的“九州”地域。　　其次，这场大洪水不仅我国古文献记载是如此，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传说［注：《圣经·创世纪》第７章也有这样的记述：“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大地上。” 挪亚和他的妻子乘坐方舟，在大洪水中漂流４０天以后，搁浅在高山上。为探知大洪水是否退去，挪亚连续放了三次鸽子，等第三次鸽子衔回橄榄枝后，说明洪水已经退去。也说明挪亚时的大洪水也是一样凶猛（《新旧约全书》，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出版，第６页）。］，可见这应该是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从新近考古发掘所见的新石器晚期洪水遗迹情况来看，这些传说确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不管是在中原地区还是黄河上游下游，抑或是在长江下游，近来的考古发现都可为我们提供明确的证据。　　在相当于尧舜时期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遭受到大洪水袭击的有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王城岗有东西排列的两座城，其西城被来自西北部王尖岭下来的山洪冲毁，城内冲沟及城墙基槽被洪水冲毁的痕迹十分明显，而东城则是被五渡河河水暴涨冲毁的［１６］。　　同样，地处河南省北部、太行山南麓的辉县孟庄龙山城址，也是在龙山文化末期至二里头时期之前遭到明显的被毁的迹象。在龙山文化中晚期阶段龙山城内的低凹地开始出现比较厚的淤积层，城墙的坍塌与兴建与造成这些淤泥层的洪水有关。（１）孟庄龙山城址的城垣东西北三面都经过重新发掘，估计当时的城墙高度当在４米左右，但该墙在二里头时期东墙内侧保存的高度仅为１米左右，在西墙内侧仅有０。５米高，因为在这两墙内侧都发现有二里头夯土修补的痕迹，同时北墙外侧也有修补的夯土，这是二里头文化筑城之前受洪水或大量雨水冲刷的结果。（２）孟庄城垣内侧有宽６——８米的壕沟，深达３米左右。东、北、西三面墙发掘１０余个探方、探沟的资料表明，内侧壕沟中淤积厚１。５米含有龙山文化各时期陶片的淤土。此外，南、北面护城河的发掘表明，护城河与之同样的淤土有２——３米。这些淤土应是持续一定时间的雨水造成的。（３）孟庄龙山城被毁于洪水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当时西墙的中段，该墙中北部有一大的缺口，已经探出部分有１５米宽，从已经发掘的Τ１２８看，原有的龙山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走，且洪水在该探方内下切入生土达１。５米左右，由西向东伸去。冲沟内的淤土中包含有龙山文化各时期的陶片。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这说明该缺口是在二里头时期之前形成的。而且孟庄遗址的低洼处都是洪水淤积层，城垣坍塌，西墙中北部被洪水冲开一个１５米以上的大缺口［１７］。　　处于黄河上游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在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后的齐家文化时期这里发生的重大灾变现场，经地学考察，在地层堆积中发现了黄河大洪水的遗迹和沉淀物，且遗址内还找到多次地震遗迹。地层关系表明遗址内先遭地震，后有洪水，洪水形成的地层叠压在地震遗迹和地震塌毁的黄土堆积物之上［１８］。这为尧舜时大洪水的猛烈性、突然性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考古学上的证据。其范围是相当广泛，不仅发生于黄河下游，连上游的青海地区也遭受其害。　　良渚文化晚期的居民曾因遭到毁灭性水灾而迁徙中原，这时环太湖地区大片沼泽化，许多良渚文化的先民聚落被洪水淹没了。有些学者通过调查和整理的资料，表明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遗址的良渚文化层和马桥文化层之间有一层０。３米厚的淤泥或泥炭，吴江梅埝、团结村、胜墩、无锡许巷、昆山龙滩湖、正仪车站北、青浦果园村等许多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上都直接叠压着淤泥层或泥炭层，其厚度一般为几十厘米，最厚的可达１米以上。在芙蓉湖、氵鬲湖、昆成湖、阳澄湖、巴城湖、九里湖、淀山湖、澄湖、太史淀、陈墓荡等湖的湖底都出土过良渚文化的遗物，甚至从洞庭西山到石湖湖底都分布着良渚文化遗址［１９］。可见良渚文化地区出现文化断层的根本原因是遭到长期的水淹。　　特别是近来发掘的江海遗址中在良渚文化层面上大多有２—３层沉积状的淤土。出现这种淤土的地层，经测量同一土色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尤其是许多探坑中都有灰黄色土层，其厚度保持在十分一致的１０—１５厘米。而无淤土的探坑中，是因良渚文化层以上的堆积均是马桥文化或马桥文化之后的堆积，显然是后来马桥文化先民的生活层局部地毁坏了良渚文化层面上的淤土，并直达良渚文化层中。在江海遗址Ｔ２５（Ⅱ）东部南侧有马桥文化先民的生活层，则毁坏了良渚文化层面上的淤土，而北侧则仍然完整地保留着三层淤土［２０］。这些现象说明了良渚文化遭受到了史前大洪水毁灭性的破坏。正如俞伟超先生所分析的：“４０００多年以前我国曾经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害应该是历史事实。当洪水泛滥时，大河、大江流域所遭灾难，必以下游为重。可以估计到，在那个时期，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当是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是逃奔外地，原有的发达的龙山、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便被摧毁，而其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主了。”［２１］　　从上面所列举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在龙山文化时期距今４０００年左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确有一个气候异常的大洪水时期。这也与今天气象学研究成果一致，距今５０００——４０００年之间的龙山文化时期正是降雨量最多的时期［２２］。这场大洪水的涉及面相当广泛，和古文献所说尧舜时期的大洪水及其禹治理洪水所涉及的区域几乎差不多。可见过去徐旭生先生所说洪水的发生区域主要在兖州，次要的在豫州、徐州的说法是不对的。　　二、上古不修堤防论与鲧禹治水方法异同辨　　在谈鲧、禹治水成败之因时，说鲧堙塞洪水而禹疏通水流是古文献中常见的。有的学者否定此说的真实性，认为此说“非原始之传说”，“此则战国时水利工程兴盛，水利经验渐富之结果”，是增益的传说［２３］。从上一节我们结合古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分析的结果来看，此说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姑且不论此说，与之相反，另一种说法就是完全相信此说，这以徐旭生先生为代表。　　徐旭生先生曾依据《国语·周语下》、《墨子·兼爱中》及《孟子·滕文公上》等书篇，论证了鲧和其子禹治水成败的原因，是治水方法的不同：即修筑堤防与疏导河流。他说：　　《尚书·洪范》说：“鲧洪水。”与堙同，是窒塞的意思。可是他怎样去堙塞，也不详悉。《国语·周语》上（按：应为“下”之误）说得更详悉一点：“有崇伯鲧……称遂共工之过。”这就是说他所用的不适当的办法是沿用共工氏的旧法子，共工氏却是“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这就是说他想防治水流，就把高地方铲平，把低地方填高。这样的工作后人解释为筑堤防是对的。不过现在人一谈及堤防就会想到“千里金堤”一类的建筑，绵亘几百里，夹河两岸。其实这也像“万里长城”，是古代所不能有的东西。……在各氏族的疆域里面兴师动众，建筑沿河的长堤，在当日的环境中是不可能的。……共工氏所发明，鲧所沿用的堤防（也就是鲧所作的城或城郭）大约就像今日北方乡间所筑的土寨子或叫做护庄堤。　　共工氏同鲧虽说失败了，可是他们却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成了治水的世家。不想治水则已，想治水就不得不往治水世家里面找人才。大禹同四岳被举治水，利用他们家世的失败的经验，觉悟到从前所用枝枝节节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大规模疏道。使水畅流，才有办法。［１１］１６８——１６９　　徐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专辟一章《洪水解》来讨论大禹治水的问题［１１］１２８——１８７。上面所引是他对鲧和其子禹治水方法的分析。另外他还作结论说：“鲧所筑的堤防不过是围绕村落，像现在护庄堤一类的东西，以后就进步为城，不是像后世沿河修筑的‘千里金堤’”；“大禹治水的主要方法为疏导，它又包括两方面：其一，把散漫的水中的主流加宽加深，使水有所归；其二，沮洳的地方疏引使干，还不能使干的就开辟它为泽薮，整理它们以丰财用”［１１］１８７。另外，王玉哲先生也说：“最后，他（指禹）领导民众用疏导的方法，终于把洪水治平，立了大功。”［２］１４２其实，像徐先生、王先生这样继承古人之说并以堙塞和疏导来总结鲧禹父子二人治水方法之别，在近现代学人论文论著中甚多；而且现代大中学校教材使用这种说法更常见。　　笔者认为不讲具体地域、时间，简单地搬用古人所说鲧用堙塞治水而禹用疏导治水是不对的。我认为，从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来看父子二人采用不同的治水方法，问题才能豁然而开朗。首先，从情理上说，共工氏、鲧用堙塞的治水方式再差也不至于被流放，被治罪。其次，从地域范围上说，共工氏、鲧用堙塞的治水方式所涉及的范围不是整个“天下”，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部族，这就等同于“以邻为壑”，保护了自己，却危害了别的黄河下流的部族，这是共工氏、鲧因治水方式犯怒天下的原因；而禹率领众多的部族治理所谓的九州洪水，所取得了天下众多部族的拥戴。再次，从时间上说，过去研究鲧禹父子治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二人治理洪水的时间问题。我们现在先讨论这场大洪水的来临时间问题，其他两个问题下面再说。　　实际上，鲧治水之际，正是大洪水来临之初，除了堵塞拦截并无它法可施；而大洪水过后，只需要疏通各条河水，使人们安居乐业即可。而且大禹即就是再厉害，治水方法再好，也不可能在大洪水来临的初期把洪水治理好；鲧就是治水方法再不行，也不会在大洪水平息之后把洪水治理不好。这才是二人一个把洪水彻底治理好了，而另一个却惨遭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一情况在古文献中是有记载的。　　《国语·周语下》云：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阝奥，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火单，神无闲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周语下》这段文字谓共工的从孙四岳曾辅佐禹治理洪水有功，天赐姓为姜，氏曰吕，封国有申、吕、齐、许。但大禹的父亲鲧以及四岳的先祖都犯过“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的错误。但这种“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治水工作肯定会给某些河流下游的部族带来很大的危害，以至于遭到众多部族同仇敌忾，并被视为共同的敌人以至于共工部族被消灭，鲧也被打败而流放。但共工和鲧为什么要治水？而且以大家都反对的方式来治理洪水？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传说时代共工和鲧是从事农业的部族，且居住在黄河中游一带［注：共工和鲧夹河而位于黄河的一北一南，详见下文。］。居于黄土高原的黄河中游一带，且从事农业的共工和鲧部族，在大洪水到来必须做的工作就是用修理堤防来保护住宅和农田。大禹的治水也并非大洪水初期所能进行的工作，只是到了大洪水后期才能进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阝奥，合通四海”的疏通水流的工作。不要说尧舜时期的大洪水，就是１９９８年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大洪水，以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条件尚且无法治理那样的洪水；远在４０００多年前的那场世界性的大洪水，以当时的条件，大禹能率领众人用疏通的方法治理洪水吗？因此古文献中如《墨子·兼爱中》、《墨子·兼爱下》、《左传·昭公元年》、《孟子·告子上》、《吕氏春秋·爱类》、《吕氏春秋·贵因》、《吕氏春秋·古乐》、《韩非子·五蠹》等篇所说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其实都是在大洪水后期从事的疏通水渠淤泥河流之类的工作，而绝非是大洪水前期从事的工作。从《汉书·沟洫志》所记汉代治理洪水前汉代朝廷的大讨论可见，当时人尚知大禹治水时候在当时黄河下游经过汉代平原郡、东郡一带是空出来的，“本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而且各国修治河流堤防是战国之后的事情，战国之前各国根本无河流堤防之说：“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频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这就是说，在战国之前，各国本不修河流的堤防，在洪水来之后，让河水任意流溢，但不致于使河流下游遭到洪水的危害。这就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所说“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的治水方式，实际上是说在大洪水来临之际，什么都不用做，让水自由慢慢任意流逸，这样才不致于在某一处大洪水聚积洪溢，造成人们和财产的流失。　　春秋时期周灵王二十二年发生谷、洛二水聚积冲毁当时首都洛阳一事就特别能说明这一问题。据《国语·周语下》记载，这一年谷水和洛水发大水迅速暴涨，将要冲毁建在洛阳的王宫，灵王打算加筑堤坝阻拦洪水，太子晋以古训阻止此事，说：　　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污庳，以钟其美。是故聚不阝也崩，而物有所归；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　　这就是春秋之前对待大洪水的态度，即使在大洪水要冲毁宫室建筑的危急关头，也不能建堤坝拦截阻防大洪水。太子晋还举共工、鲧治水时“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的过失来作为反面的教员。其实，在大水面前，如果真的像周灵王太子晋所说“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那就是什么都不用做，连禹都做不到。据《墨子·兼爱中》记道，因为禹当年还“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氵瓜，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这里所说“西为西河渔窦”、“凿为龙门”要“不堕山”则无法做到，“北为防原氵瓜”正是“防川”的工作，“呼池之窦”正是“窦泽”工作。不过我们要知道，这种情况在洪水过后去做是完全可以的，但若在周灵王二十二年发生谷、洛二水聚积将冲毁当时首都洛阳之际去做，或者在尧舜大洪水来临之际去做，势必会给水流下游的人们带来更大的灾害。太子晋所引用“古训”说“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反对“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是说洪水来临之初的禁令，应该是反映历史真实情况的。再结合《汉书·沟洫志》的记述，说明战国之前一般是不为河流筑建堤防的。　　因此笔者认为过去人们所说大禹治水是疏通河道，其父鲧治水是拦截洪水，这种理解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实际上这两种不同治水方式是两个不同时期的情况：在尧舜时期的大洪水初期，鲧面对洪水的来临，只能用建堤防的方式来阻拦洪水侵犯所居住之处，保护宫室建筑。《国语·周语上》记载说鲧治水“尧用殛之于羽山”，鲧被尧流放，说明鲧治水在尧舜大洪水前期。而其子禹治水之时，这时已经到了洪水后期，为了使人们安居生活，重返家园，于是疏通壅塞，开通淤积，疏导河流。《墨子·兼爱中》云：“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氵瓜，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注： “以楗东土之水”之“楗”可通“干”。］，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吕氏春秋·古乐》云：“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 以上所说大禹治水的过程中，不管是开凿龙门，挖通淤塞，还是疏通众多的河流，都应是大洪水过去之后进行的工作，决不可能是大洪水期间就能够进行的。实际上这时禹也有修治河湖堤防的情况，如《墨子·兼爱中》所说“北为防原、氵瓜”、“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这些文字中的“防”就是为原、氵瓜之水与孟诸之泽修治堤防。这些工作实际上与其父所作的工作差不多，只是一个在大洪水初期，用堵截洪水的办法，给下游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而在禹的时期便不同了，同样的方法便把洪水后期的后遗症治理好了，使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对大禹治水认识上的错误是从汉代开始的。东汉汉安帝延光二年（１２３）所立《开（启）母庙石阙铭》云：“昔者共工，范防百川。柏鲧称遂，□□其原。洪泉浩浩，下民震惊。禹□大功，疏河写（泻）玄。”［２４］从《开（启）母庙石阙铭》可见，东汉时人们已经认为大禹在“洪泉浩浩，下民震惊”情况下，“疏河写（泻）玄”的。这一种看似与先秦时期人们所说大禹疏河的方式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实际上由于治理洪水的时间上做了改动：禹治水不是在后期，而是与其父鲧一样，也是在大洪水浩浩汤汤情况下去治理洪水的，由此而造成千百年的一种错误认识，以至于今天学者也沿袭这种错误说法，这是值得今天认真加以辨析的。　　三、共工与鲧治水的地域及其历史背景　　１。鲧治水与共工一样是为自己部族而非为天下说　　《尚书·尧典》说：“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哉！方命圮族。’”按照《尧典》的说法，鲧是在尧时发生了大洪水而被四岳推荐去治理天下洪水的。但是按照《国语·周语下》的说法来看，鲧与共工氏具有同样的祸心，治水方法也相同，是危害天下人民的，并未得到天下人的拥护。《周语下》说：“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以此看，共工“虞于湛乐，淫失其身”，鲧也是“播其淫心”，显然这不是为了天下人民，而只是为了安宁淫逸。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庳”，《淮南子·本经训》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氵幸，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共工兴起了滔天洪水，危害天下人民。鲧也是效法于后，“称遂共工之过”，结果共工“以害天下”——也就是说危害了天下的人民，下场也有相似之处，共工因此灭亡了，鲧也因此被尧流放到了羽山。按照《逸周书·史记》篇的记述，共工氏是被“唐氏”消灭的［注：《逸周书·史记》云：“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这里所说共工是因“久空重位者”而灭亡的，与上面所引《国语·周语下》所说因为治水而引起天怒人怨的情况有些出入。但也可能两种情况都有，治水不当引起天下其他部族方国的不满而导致了战争；而国内又是长期高官重位空缺，内忧外患，便遭到了灭顶之灾。］。我们知道“唐氏”是尧的国族之号，这也就是说共工氏大约也是在尧时期因洪水问题而被灭亡的。而按照《淮南子·本经训》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似乎共工因筑堤防而振兴的滔滔洪水是在舜的时代。如果我们笼统地说，共工造成的洪水也是在尧舜时代，只不过时代稍微早于鲧罢了。　　如果说鲧和共工氏一样，都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治水方法，而且都“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播其淫心”，“以害天下”，那我们就不能认为鲧的治水是奉命为天下而行事的。因为，首先，若鲧是为天下治水，治水不成功也不至于被流放到羽山去。其次说鲧治水时“播其淫心”，“淫心”是指邪恶之心，治水过程中如同战争，大敌当前会有什么样的邪恶之心呢？从《周语下》说鲧“称遂共工之过”就可以知道，鲧也是“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用筑建河流堤坝的方式危害了天下人。而这里所说的“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也只能是为自己的部族方国，并非是为了天下之人。所以鲧和共工一样也被唐尧赶走到了羽山。因此笔者认为《国语·周语下》记载鲧治水有过错的情况，比《尚书·尧典》等文献说得更合理，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不管是共工还是鲧，他们都是在洪水到来之时，为了自己的部族国家，筑建大堤来堵截洪水，以免大水冲毁自己的家园田宅。但是这样做的同时，大洪水便有了集聚的条件，以更大的更集中的流量和更凶猛的水势向下游冲去，势必给下游人们带来更大的危害。于是在天下部落联盟首领的领导下，不但灭了共工氏，紧随其后的鲧也遭到了被流放的命运。　　如果说一般的部族能严守洪水来临时“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的“古训”，那么共工、鲧为什么不能遵守呢？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与这两个部族的地理位置和生产生活方式有关。　　２。共工、鲧两部族的地理位置考　　共工部族的地理位置有两说，一说在东汉时的弘农。另一说在今河南辉县。前说见之于《国语·鲁语上》韦昭注云：“共工氏，伯者，名戏，弘农之间有城。”依韦昭之说，共工在东汉弘农之境，应在今河南灵宝东北一带。而徐旭生先生认为共工在今天的河南辉县：“《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共县》，班固自注：‘古国。’这就是《庄子·让王》篇内的共首、《荀子·儒效》篇内的共头，为今河南的辉县。”笔者认为，后者徐先生的说法是对的。　　鲧的部族在何地呢？鲧之国名为“崇”，此名一直延续到禹承舜为天下共主称名为“夏”之前。《国语·周语上》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鲧”，韦昭注云“鲧，禹父。崇，鲧国。”《逸周书·世俘》篇云：“乙卯，人奏《崇禹生开（启）》三钟终，王定。”近人刘师培说：“案‘崇禹’即夏禹，犹鲧称‘崇伯’也。‘开’即夏启。”［２５］鲧和其子禹建夏之前的崇国在何地呢？我们知道，“崇”实际上就是嵩山之“嵩”的异体字，其字还可作“崧”，“崇”、“崧”，是形声字，而今天所习用的“嵩”是会意字，音义全同而形体结构不同罢了。　　崇（嵩、崧）国其实就是以嵩山为名命名的部族方国。其地域范围也应在今天嵩山周围一带，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在嵩山之南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晚期的登封王城岗城址［２６］，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在王城岗又发现了大城遗址［２７］，过去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其年代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应属于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城址［注：参见：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３期；京浦《禹居阳城与王城岗遗址》，《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２期；方酉生《田野考古学与夏代史研究》，《史学月刊》，１９９２年第３期；方燕明《登封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２００６年第９期。］。笔者基本赞成这些看法，但同时认为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小城与大城，应分别是鲧与禹早期的都城。《礼记·祭法》孔疏引古《世本·作篇》云：“鲧作城郭”。《续汉书·郡国志二》注引古本《竹书纪年》说：“禹居阳城。”王城岗城址为这些古文献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新证据。但是笔者同时认为后来在成为天下共主并成立夏朝之时，应迁徙到今禹州市的新砦文化遗址区域之中，也就是过去所说的“禹居阳翟”。这一点此不细说，详见他文。　　虽然鲧、禹所都为阳城，但其国称之为“崇国”，就是以崇山——也就是嵩山南北一带区域范围活动，夏太康之前在嵩山以南为政治中心区，太康之后以嵩山之北作为政治中心区，但其实都是围绕着嵩山活动。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十分明显而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国语·周语下》说崇伯鲧会“称遂共工之过”？为什么后来共工之后四岳又是辅佐禹治理洪水而获得成功？原来鲧、禹所居之国与共工及其后嗣四岳之国正好处于今河南境内的黄河两岸，共工、四岳之国的共国在黄河之北，鲧、禹之国崇国在黄河之南，两国夹河而立，也正好相互学习，相互协作。　　３。共工、四岳和鲧、禹皆为农业部族　　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我们也必须了解，这就是鲧、禹的崇国，还是共工氏、四岳之共国都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部族国家。《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还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这说明在夏代以前，人们尊奉的谷神后稷一直是姜姓的烈山氏后裔柱。共工，《山海经·海内经》谓之属姜姓为炎帝之后，《国语·周语下》韦昭注引贾逵之说亦为共工为炎帝之后。以此可见，共工氏、四岳本来就是炎帝姜姓之后，以擅长于农业生产而著称。　　而历史上的禹也是以擅长于农业生产著名的。《论语·宪问》载：“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明确说禹和后稷一样是因为亲自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使自己或后人获有天下的。《诗经·鲁颂·宫》：“宫有亻血，实实枚枚。赫赫姜女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禾直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禾巨。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宫》说从事农业生产的能手后稷弃是继承了夏禹的事业而成功的。　　其实，农业生产与平治水土是相依为命，密不可分的。擅长农业生产的部族方国，肯定擅长于平治水土。炎姜部落被称之为“神农氏”，是说此部落集团特擅长于农业生产；而到其后共工氏子孙已经因为擅长于平治水土而被天下之民奉为土神——“后土”，就说明了从事农业生产与平治水土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鲧、禹也是善于耕稼的部族，是从事农业的能手，要从事农业生产自然离不开平整土地，治理水土，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首要条件。于是，在尧舜大洪水来临之际，就先有鲧为了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土地辛辛苦苦耕种的庄稼，而“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却“以害天下”——大大地伤害了黄河下游地区人们的生命财产和安全。于是，众多的部族方国在酋邦联盟首领尧舜的率领下，一举把崇国首领鲧赶跑到了东方羽山一带，意思是让他好好品尝品尝处于黄河、淮水下游屡遭洪水灾难的日子吧！流放了鲧，但面临大洪水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于是酋邦联盟首领舜又请鲧的儿子及共工氏的后裔四岳来治理这场大洪水。有幸的是，禹已经处在洪水后期，大洪水已经平息，只剩下了疏通河道江湖，排除淤泥积水，让天下的人民安居乐业。所以他成功了，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千万不要以为他找到了一条比他父亲更好的治水方法才成功的。其实，是因为洪水平息后的善后工作尽管辛苦，但还是容易成功的。　　不过这当中自然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饱尝大洪水泛滥之苦的普天下之民看来，共工、鲧是人民的公敌，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田地庄稼和家园，“壅防百川”，把大量的洪水排到黄河下游才使下游的部族方国饱受其害的。现在居然仍然要把鲧的儿子禹和共工的后裔四岳推举出来去治理洪水，于情于理合适吗？古人常举此事作为“举贤不避仇”来解释［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似乎是古人的一种美德。笔者并不认为此说完全合理。我认为这还要从当时的职业习惯来分析。常常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方国崇禹国和四岳国，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平治水土的经验，而且也应该具有比其他部族先进的农业工具，所以在大洪水肆虐之后，也只有依靠禹、四岳率领天下之民去平治水土。这是当时的情势使然，并非其他原因。　　４。共工、鲧治水用壅土筑堤方式的原因　　《国语·周语下》太子晋在谏其父周灵王想筑堤防保卫周都洛邑时，曾举“古训”说“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这是春秋时期人们的说法，但这条“古训”应该是由来已久的，也应是酋邦联盟以至后来方国联盟时期的“习惯法”，在史前尧舜时期尤其应该如此。但为什么共工和鲧这样的部族首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什么他们公然“壅防百川”，违反这一“习惯法”呢？笔者的回答是，这也是情势使然，迫不得已。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鲧、禹的崇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共工及后裔四岳也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而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国家是完全需要定居的生活方式，常常迁徙就无法正常地从事农业生产。而在史前许多部族是半农半牧或半农半渔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与像共工、鲧、禹这样以农业为主要特色的农业部族就大不相同，他们可以更为频繁地迁徙，商代开国君主成汤时就有“前八后五”的迁徙之说。因此，共工和鲧面临大洪水的来临，尽管他们可能也知道有“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的“古训”，尽管可能也知道“壅防百川”，就会使大洪水更为积聚，河道水位也急剧升高，就意味着向河道下游排放大量的洪水，对河道下游周围部族方国的危害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田地，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城市，不得不筑建堤坝去防止洪水来破坏住宅，破坏庄稼田地。《淮南子·本经训》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江、淮通流，四海溟氵幸，民皆上丘陵，赴树木。”《淮南子·本经训》未言共工如何“振滔洪水”的，但结合前面所引用的《国语·周语下》在黄河等大河旁边用土建筑起了大坝大堤，这样黄河水流就不能自由流动，只有沿着河道飞速冲向下游，便兴起了滔天洪水，使黄河下游、淮河下游成为汪洋一片，人们爬上了丘陵高山，爬上了高树来保护自己的生命。　　《礼记·祭法》疏引《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我们今天从考古发现看，尽管城墙不大可能是从鲧的时代才开始产生的。但是可以说从鲧的时代，不仅有内城，而且修建了外城“郭”。根据战国时期《孟子·公孙丑下》所谓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说法，可知“城”是保护城内居民和房屋住宅的，而“郭”则是保护城外郭内田地农作物的。《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就说明鲧不仅已经修筑了城墙来保护城内居民，还修筑了“郭”来保护郊区的庄稼，实际上是农业生产特色的体现。　　不过笔者不同意徐旭生先生把共工、鲧“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治水方式解释成修建“土围子”或“护庄堤”［１１］１６９。如果真是这种保护聚落的“土围子”，肯定不会对其他部族方国有多么大的伤害，大河小川在大洪水到来仍然会四处流溢，就不会对下游民众有多么大的危害；即便有，那也很难说是共工或鲧部族造成的。　　我认为，共工的共国和崇伯鲧不仅修建了内城外城来保护其民众、住宅和土地上的庄稼；而且在大洪水来临之际，距离黄河甚近的共国、崇国便在黄河边上挖高填低，拦阻堤坝，用来保护作为农业部族的庄稼和家园。因为这两个以农业为主的部族不像其他部族那样轻易地抛弃居地而迁徙，他们挖高填低、拦阻堤坝，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样的行为显然侵犯了其他部族的利益，发生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共工、鲧触犯众怒，一个惨遭灭亡；另一个也被流放到东方，都是利益冲突引起的。并不是过去所说的鲧仅仅因为治水方式不好或治水不成功而被流放到羽山了。　　［参考文献］　　［１］王晖。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经验总结的思潮与史书［Ｊ］。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８（４）：２６——３３。　　［２］王玉哲。中华远古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４２。　　［３］阮元。十三经注疏（上册）［Ｍ］。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８３。　　［４］焦循。孟子正义［Ｍ］∥诸子集成（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５］王先谦。庄子集解［Ｍ］∥诸子集成（３）。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６］郝懿行。山海经笺疏［Ｍ］。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５。　　［７］洪兴祖。楚辞补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　　［８］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下册）［Ｍ］。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５。　　［９］刘安。淮南子［Ｍ］∥诸子集成（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１０］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图版９１——１４６；释文２４９——２９３。　　［１１］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Ｍ］。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２］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Ｍ］∥苏秉琦。考古学文化论集（２）。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１——３０。　　［１３］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３。　　［１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１）［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１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８）［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１６］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７］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Ｊ］。考古，２０００（３）：３９——４４。　　［１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所。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Ｊ］。考古，２００２（７）：３——５。　　［１９］叶文宪。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探秘［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９——２０。　　［２０］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奉贤县江海遗址１９９６年发掘简报［Ｊ］。考古，２００２（１１）：２０——３０。　　［２１］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致纪念发掘“城子崖遗址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贺信［Ｊ］。文物天地，１９９２（３）：２７——２８。　　［２２］王，王松梅。近五千年来我国中原地区气候在年降水量方面的变迁［Ｊ］。中国科学，１９８７（１）：１０４——１１２。　　［２３］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７——１８。　　［２４］高文。汉碑集释［Ｍ］。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４９。　　［２５］黄怀信，张懋，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４５５。　　［２６］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Ｊ］。文物，１９８３（３）：８——２０。　　［２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发掘报告［Ｊ］。考古，２００６（９）：３——１５。

传统文化 大禹治水方法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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