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百科苏轼、王安石、司马光之间的君子之交

Posted 2022-05-18 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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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是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有名的改革家和思想家。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市）人，史称：“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即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其文章受到当时人们的赏识，他的朋友曾巩把他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把他擢为进士上第，宰相文彦博推荐他，欧阳修荐他为谏官，富弼与韩琦都是北宋的贤相，推荐王安石为侍从，司马光与范缜都与他相友善，熙宁元年（公元一Ο六八年）宋神宗即位以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样他可以直接与那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宋神宗直接交谈时政了，宋神宗接受了他改革也就是变法的建议，次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也就是宰相，在他的建议下，设置三司条例司，他变法的中心议题是理财、包括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市易、保马、方田诸事，也就是王安石所谓的“变风俗、立法度”，举两个例子，所谓“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倡议青苗法的目的是避免农户在青黄不接之际，受高利贷者的盘剥，又如“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实施免役法的目的是减少徭役扰农，这些变法的立意不能说错吧。但付之实施的过程，往往问题来了，结果往往与王安石当初的立意相反，因为从决策到实施的过程，在层级结构下，这些变革往往成为各级官员扰民谋利的一种手段，因而王安石的变法受到当初推荐他的君子们的反对。

　　神宗即位时，司马光也是翰林学士，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当时的御史中丞吕诲论王安石的改革有十大过失，韩琦也上疏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司马光在神宗当面非议王安石新法，他反对设置三司各例司，反对青苗法，逼得王安石归家求退，宋神宗让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负责军事方面的事务，司马光拒绝了，认为神宗不用他的话，他宁可不做官，如果“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三司条例司是改革的设计机构，执行者是派往各地的提举官和各级地方机构，各地情况不同，执行的官员队伍情况参差不齐，兴一事，必然添不少问题，所以司马光宁可不当枢密副使，带了一帮子助手去修《资治通鉴》了。尽管有许多元老及官员们的反对，宋神宗仍然坚持放手让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即苏东坡，他是中间派，对新法也是抱反对的态度，他在神宗召对时，对神宗说：“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宋史·卷三百三十八》他向神宗建议撤销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他说陛下：“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对于青苗法，苏轼弟弟苏辙在与王安石对话时，也说了一大堆话，他说：“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可见决策时一厢情愿地想好事，到执行时，在科层结构这个体系下，小人掌权，便发生问题了。故苏轼和苏辙这些话确有道理，既然君子们都不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主张，王安石要推行变法只能依靠吕惠卿之类六、七人了，改革过程中，许多好的设计，没有训练有素大公无私的执行队伍，往往适得其反，这个问题上的教训古今是相同的。所以产生这个弊端，往往与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有关，这个宝塔式的科层结构的体制，上下之间信息不对称，在这个体制内总会有相当一部分人靠溜须拍马，拨弄是非，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来升官发财的。上有政策，他有对策来为自己谋利，好事到他们手里便变成坏事了，而且他们可以依靠官位把持一方，为所欲为，所以毛泽东一生对科层结构的官僚体制特别不满意，这是他要自下而上发动文革运动来整一下以地方当权派为代表的党政系统的官僚队伍，但打击面宽了，好的干部也受委屈了，而且派仗不断，所以这次运动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却惹来了官僚体系大部分成员的反感。整顿好我们的干部队伍，反腐倡廉，既要有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整治，也要有自下而上地让群众来监督，许多大案要案不正是由小偷与情妇来揭开盖子的，其实这就是自下而上的一种表现。现在有了互联网，就提供了自下而上监督我们干部队伍的办法，它可以使我们党更加兴旺，更加多地取得人民的支持。　　再说王安石使用吕惠卿这帮子小人的结果，也正是吕惠卿他们排斥王安石，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给父亲帮了倒忙，王雱通过御史中丞邓绾弹劾吕惠卿，王安石不知情，这个状子到了神宗那里，而且说此事“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有一次王安石与程颢谈话时，“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雱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遽曰：‘儿误矣。’卒时才三十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儿子掺父辈的事，往往不知轻重，周围自有一批攀龙附凤之小人，帮着衙内，出坏点子，这件事应是王雱负责。他做事出言不知轻重，其实林彪最终还不是坏在他儿子林立果手上吗？毛泽东怎么要求毛岸英才是我们家庭教育的榜样，王安石因邓绾那件事最终罢为知江宁府，终老在今天的南京。朱刚当然不是什么衙内，我现在无权无势，相反他因为我的事，受牵连，考大学时到了分数线而故意不被录取，结果苦了他一辈子。他的同学，大都已飞黄腾达了，就他的处境还是如他所言“贫病交加”。依我为生。贫是他因病退职，没有固定收入，病是患肺部疾病而不能正常上班劳动，在家里帮我料理这个博客，故有时会有一些愤激之言，我则一笑了之。反正，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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