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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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寸阳分阴须爱惜,休负春色与时光。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 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 时期,两朝都以今关中腹心地带的长安为都城,在此两朝强盛帝国的影响下,今陕西境内的 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克服了渭河 航运上的重重困难,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尤其是在特别时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上的大 规模航运,基本保证了都城长安的粮用所需,这对长安作为国都从经济供给方面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隋文帝统一了东汉以后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国,建立起隋朝。隋朝的统治虽然和秦始皇一样, 仅及二世就遭倾覆,但继之而起的唐朝却持续统治了将近300年。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 在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又都以关中腹心地带上的长安为都城,在这两个强盛帝 国都城的影响下,今陕西省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极为兴盛的时期。五代各国加在 一起,前后也只有50多年,其间战乱频仍,航运大多停废,少有兴作,现一并附在隋唐这 一时期之内来论述有关西汉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 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48页);又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 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 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 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 页)……  一、 自然航道状况与人工运渠的开凿  (一) 长安附近渭河河道的北移  在隋唐时期,长安城以北一段渭河河道向北发生了大幅度的摆动。唐代和西汉一样,在长安 城附近的渭河上架设了三座桥梁,沟通两岸的交通。这三座桥也分别按照其各自所处的方位 ,由东向西,依次被称为东渭桥、中渭桥和西渭桥。  唐代东渭桥的遗址,位于今高陵县耿镇白家嘴村西南,距今渭河河床有5里左右[1] 。杨思植、 杜甫亭根据卫星照片分析发现,有一条渭河古河道正通过这处遗址;从照片上看,这条河道 比汉代的渭河河道要偏北4里左右,显然就是唐代的渭河河道。整个这段河道比汉代的河道 都要偏北4—5里,大致与汉代河道和现代河道平行,处于二者之间[2]91——97。  (二) 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的变迁  在北周末、隋初有一段时间内,今山陕间禹门口以下一段黄河河道再度西徙,而且西徙的幅 度也比较大,很可能又袭夺了洛河的尾闾。因为隋文帝开皇四年重新开浚漕渠时,和汉代的 漕渠一样,东端也是终止于黄河[3]卷1《高祖纪》上,卷68《宇文恺传》,黄河若 不是西徙幅度很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北周武 帝保定二年,曾在河东蒲州开挖渠道浚引黄河水灌溉农田[4]卷5《武帝纪》上,这 很可能和西汉时的番系一样,是在黄河西徙后的河弃地上开田。不过黄河这次西徙,并 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隋朝末年 李渊自太原进军长安时所见到的洛河,已经是复归于渭河了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案此书 原文洛水之“洛”书作“”,应属异写……唐初颜师古注《汉书》,说流入渭河的漆沮水“即今冯翊之洛水也”据班固《汉书•地理志》卷28(中华书局1962年版),上引述《尚书•禹贡》雍州 下唐颜师古注。,说明当时洛河也是流入渭河,黄河河道则东归 到了原来的故道。在此之后,李泰等人撰著《括地志》,也是说漆沮即洛水,“至华阴北南 流入渭” 据王应麟《诗地理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末 毛氏汲古阁刊《津逮秘书》本)卷3“瞻彼洛矣”条引唐李泰《括地志》佚文……到开元年间张守节作《史记正义》的时候,仍然说“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 东北,南流入渭” 。再往后到元和年间,李吉甫撰著《元和郡县志》,更明确记载这一段 黄河是在华阴县东北35里处与渭水相汇,而洛水乃是在渭水与黄河相汇前流入渭河 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2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又卷 2“同州”……可 见,在整个唐代,洛河都是汇入渭河,今山陕间禹门口以下这段黄河河道一直处在与现在大 致相同的偏东位置据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13《记事》“河中府浮桥 ”条……  (三) 漕渠的重新疏浚  隋朝在长安建都后,最初没有大量从关东向都城漕运粮食,所以,没有感到运输过分困难。 文帝开皇三年,朝廷因京城仓廪空虚,开始从关东各地漕运粮食作为储备,以防水旱灾害发 生时供应不足。但是,渭河沙深水浅的问题,到了这时更为严重,渭河航运已相当艰难,常 常造成阻隔。为解决这一问题,又想到开浚漕渠[3]卷24《食货志》。  汉代的漕渠虽然久已废弃不用,可是,渠道毕竟还基本留存着,这时只需对原来的渠道再 加 开挖整治,工程量并不很大。这次工程由开皇四年六月动工,同年九月告成,前后只用3个 月时间[3]卷1《高祖纪》上。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恐怕不可能对汉代的漕渠线路 做出太大更改。  隋文帝开皇三年,都城由汉长安城旧址迁到了新建的都城大兴城。大兴城在汉长安城东南 ,今西安市区大部分都在隋大兴城城区之内,规模空前。据文献记载,隋代漕渠的渠首段 经由大兴城北[3]卷61《郭衍传》,其实隋大兴城北也就是汉长安城南,这与西汉漕渠的线路完全一致。另外 ,隋漕渠的线路总长300多里[3]卷24《食货志》,也和汉代一样;渠道的东端止于 黄河,这一点仍然与汉代相同[3]卷1《高祖纪》上;卷46《苏孝慈传》;卷68《宇文 恺传》。主持这次开浚渠道工程的有郭衍、苏孝慈和宇文恺[3]卷61《郭衍传》;卷46《苏孝慈传》;卷68《宇文恺传》,其中宇文恺是隋代 著名的土 木工程建筑专家,隋代的大兴城、洛阳城和其他一些重要土木工程都是出自他的具体规划, 这次开凿漕渠自然也应当是由他来负责具体技术施工问题。漕渠开成后,最初被命名为广通 渠,又名富民渠。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登基就皇帝位,为回避他的名讳,诏令更 改所有带“广”字的地名,广通渠便在仁寿四年改名为永通渠据宋敏求《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 校勘本)卷12长安县“永通渠”条……  “永通渠”这个名字当然寓有企望漕运永久畅通的涵义,可是,它既然与汉代的漕渠同样, 是以渭河作为主要水源,就也同样难以解决终南山流下的一系列河流与渠道交汇时对渠道的 冲淤问题;因此,也就同样难以维持长久通航,需要不断重新疏浚。  唐天宝元年,再度开浚漕渠。这次工程是由陕郡太守韦坚主持,前后用时不到两年,在天宝 二年三月完工据刘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9《玄宗纪》下;王溥《唐会要》(商 务印书馆1936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87《漕运》。,定名为兴成渠[5]卷172《李石传》。兴成渠的渠首和隋代的永通渠位置一样,沿用未改。渠 首处筑堰引渭水,名为兴成堰[5]卷105《韦坚传》。其他整个渠道线路也基本上是 袭用汉、隋旧 道 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影印明刻本)卷497《邦计部•河 渠》二……只是在穿过灞河前后对原来的渠路做了一些更改。  汉代和隋代的漕渠,都是在灞、二水合流处以下绝 灞而过,可是,兴成渠却是在灞水和水两条河流的 交汇处以上横截二水。在通过水之前,韦坚在开凿 兴成渠的同时,分引水,在水西岸禁苑苑墙上的望春楼(又作望春亭、北望春宫)下, 又疏凿了一个大水潭,兴成渠从潭中穿过,以此作为漕船的停泊港湾和码头。唐玄宗为这个 水潭御赐名称“广运潭”据刘等《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105《韦坚传》; 王溥《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中华书局1990年版);欧阳修等《新唐书》 (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37《地理志一》京兆府万年县……今西安市北面的滹沱寨西北有一洼地,长约1 200米,宽约300米,东距河不远, 从位置和地形上看,应当就是唐代广运潭的旧址。从现在的地形状况来分析,唐代的渠道应 当在滹沱寨西的白花村一带离开汉、唐渠道,东入广运潭,再由今滹沱寨北的低地,经今赵 围附近,东过河。过灞河的地点,大致在原郊区农业大学西侧一带。  渠道过了灞河之后,又趋向东北方,重沿汉渠路线东去。在1975年拍摄的卫星照片上,还可 以大致看出这条渠道的影像。前面已经论述过,唐代黄河大荔以东一段河道位置偏东,与现 在大致相似,因此,唐兴成渠的渠尾也与隋代不同,它是东止于华阴县东北35里的渭河 口附近,而不是黄河据刘等《旧唐书》卷105《韦坚传》;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华州华阴县 “永丰仓”条;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韦坚这次开浚的漕渠也没有维持多久。唐文宗开成元年,在废弃了很久之后,咸阳县令韩辽 又提出重新疏凿通航。当时,宰相李固言以为时机不太适宜,不同意动工。但是,由于当时 渭河航运已经更加艰难,以至停止水运,改用牛车陆运。这样做不仅耗费很多人力,增大劳 动量,而且占用耕牛,影响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所以,唐文宗没有 听从李固言的意见,最终还是决定动工开渠。渠道修成后,一时航运也很便利,省却了大批 耕牛,对关中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助益。  此外,唐玄宗开元二年,姜师度在华阴以西24里的地方,还开凿了一条敷水渠,用来宣 泄水害。可是,开元五年刺史樊忱又重加开凿之后,这条渠道就用于沟通渭河漕路了[6]卷37《地理志》。估计这条渠道是用来漕运渠道邻近地区的粮食入渭河以西运长安。  (四) 升原渠的开凿  升原渠是唐代初年开挖的一条运输渠道,这条渠道并不完全是新开的,它主要是修复、利用 了汉魏时期的成国渠旧渠道。  成国渠是汉武帝时为灌溉农田而开挖的一条水渠。渠道在眉县引渭水,在渭河北岸与渭河相 并东行;到了灞河和渭河两河口间,又重新流回渭河据班固《汉书》卷29《沟洫志》,卷28《地理志》上,右扶风眉县;据北魏郦道 元《 水经•渭水注》,此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中华书局民国聚珍版印《四部备要》线装 本)卷19……三国时期又重新疏浚这条渠道,并把渠道引长,改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以东的水(今千河)上分引水流。  三国修成国渠,历史记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此渠系魏明帝太和二年卫臻征蜀时所开, 见于《水经•渭水注》;一说此渠系魏明帝青龙元年司马懿所开,见于《晋书•宣帝纪》 以及《晋书•食货志》。现在一般都遵从前一种说法如李健超《成国渠及沿线历史地理初探》,原刊《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977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第16页)。,也有人两从其说,谓司马懿是在卫臻所开渠道的基础上“重开”如黄盛璋《关中农田水利的发展及其成就》,原刊《农业遗产研究集刊》1958年 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虽然也有个别人主张依从后一种说法,但也仅仅止于 一般性推测,没有做出仔细考辨[7]113。  今案从太和二年到青龙二年期间只有7年,成国渠不应该刚刚开挖随后就被湮废,以至需要 重新疏浚。所谓卫臻征蜀,是指太和二年诸葛亮率兵伐魏,而曹魏派军入关中拒战一事。当 蜀军初来之时,朝臣上下莫知计之所出,明帝只好派遣大将军曹真及张等率军先行入关据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3《魏书•明帝纪》并刘宋裴松之 注引《魏书》;卷9《魏书•曹真传》……卫臻参与此役,是因为他后来又奏上计策,以为“宜遣奇兵入散关,绝其粱道”,这一计 策为正一筹莫展的魏明帝所赏识,所以,又委派他为“征蜀将军”,入关参战[8]卷2 2《魏书•卫臻传》。卫臻到长 安时,蜀军已被曹真、张击退,卫臻计无所施, 只好东还洛阳,官复旧职。因此,卫臻 恐怕不大可能为征蜀而在关中专门开挖渠道。再退一步讲,蜀军出兵是在太和二年正月之后 ,到二月丁未,明帝西镇长安,这时诸葛亮已经败走,这期间最多不过一个多月时间 据陈寿《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参据方诗铭等《中国史历日和中 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即 使是曹真,也根本无暇临战掘渠;至于在戎事匆匆之际来引水灌溉关中农田,就更不可想象 了。因此,《水经注》的说法,实在不足为信,曹魏重开成国渠的时间,应当以《晋书》的 记载为准。  根据《晋书》的记载,这次司马懿开渠,也是为了灌溉农田,而不是用作运输通道。西魏大 统十三年,又在成国渠上设置六门堰,以节制水量,显然还是用为农田水利设施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4武功县“六门堰”条引《十道志》……直到唐代 以前,成国渠一直只是一项农田水利工程,从来没有进行过航运。  唐代改造利用成国渠的工程,是在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由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请施行的。 姜行本在源县(今甘肃陇县)境的水(今千河)上修筑五节堰,引水东流,以通水 运,名为升原渠据王溥《唐会要》卷87《漕运》;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陇州 ……这个渠首的位置,比魏晋时期在陈仓东面的渠口向上游移动了许多。渠口 向上游移动,很可能于水河床的下切有关。由于水水量较小,高宗咸亨三年,又在陈仓 县东南引渭水入升原渠 据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10《食货十》中 对此有详细记述……由升原渠向东,可以一直航行到灞、泾两河口间的渭河上,再 沿渭河溯流而上,就可以驶抵汉长安旧城北,也就是隋唐长安城的禁苑外面据郦道元《水经•渭水注》;又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19;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五) 其他运输渠道  除了漕渠和升原渠外,唐代还开凿了其他一些运输渠道。这些渠道基本都是为运输木材而开 凿的。  就在韦坚开凿漕渠的唐玄宗天宝元年,京兆尹韩朝宗也开凿了一条分引渭河水的渠道,用以 运输木材。这条渠道从唐长安城西面中间一门金光门进入长安城,在西市西街开挖水潭,用 以存放通过漕渠运来的木材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旧唐书》卷9《 玄宗纪》下……这条渠道的引渭地点缺乏记载,具体路线也已难以复原。 从现在的地势来分析,很可能是在今周至县渭河南岸引水,经昆明池南侧转入金光门。唐代开挖的另一条运输木材的渠道,是代宗永泰二年京兆尹黎斡奏请自南山谷口引水穿 过长 安城进入禁苑,用以漕运终南山上的薪炭。终南山是长安城薪炭的主要供给区,白居易《卖 炭翁》诗里描写的卖炭翁就是用牛车来拉运终南山里的木炭到城里去卖。木炭质重,运输不 便,长安城中的木炭因此价格昂贵,供应匮乏,“苦樵乏薪”。假如能够凿通水路,自然要 方便很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黎斡并没有开成这条渠道,只是在皇城外边安排倡优表演了 一些名之曰“水戏”的小把戏,哄弄皇帝高兴了一下,根本没有凿通这条渠道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45 《黎斡传》。,更丝毫谈不上起到什么运输作用了。  黎斡运送木炭的渠道虽然没有凿通,不过,唐朝在长安城西面有一条叫做“漕河”或是“漕 水”的水道,乃是在城西南从现在的氵皂河上分 出,沿唐长安城西垣北流,再进入禁 苑,缘汉长安城南垣和东垣,流入 渭河 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1万年县“漕水”条,卷12长安县“漕河”条;又据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原刊《 地理学报》1958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这个漕河显然也是一条人工渠道。只是文献失于记载, 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条渠道开凿的具体过程了。从“漕河”这一名称来看,这条渠道也显然 与运输有关,至少不是主要用于灌溉农田。结合黎斡在终南山开渠的意图,可以看出这条“ 漕河”的主要运输职能似乎也应该是终南山上的薪炭。  (六) 沟通丹江和灞河水道的尝试  在韦坚开浚漕渠以前,为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在唐中宗景龙年间,襄州刺史崔提出了一 个新的运输方案。崔的基本想法同汉武帝时沟通 褒斜道的构想大体相同,就是尽量避开不 用三门峡黄河险段以及流浅沙深、水力无常的渭河水道,而设法沟通汉江与关中的联系。不 过,崔选用的路线不是当年的褒斜线,而是试图 先把粮食货物由汉江溯源而上,转入汉江 支流丹江,水运到商州后,再改陆运,越过秦岭,在秦岭北坡的蓝田南面,出石门谷,至蓝 田,再沿灞河水运到长安附近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99《崔传》;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 •酷虐》……  过去有人认为崔所说的石门是指蓝田西南的石门谷,即今汤峪河据黄盛璋《历史上黄渭与江淮间水陆联系的沟通及其贡献》,原刊《地理学报》1 962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3页);严耕 望《唐代交通图考》第3卷《秦岭仇池地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 985年版)篇拾陆《蓝田武关驿道》,第660——661页……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 误的。蓝田西南的石门谷水,乃是北流汇入河 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1万年县 “石门谷水”条。,它与灞河东岸的蓝田牵扯不上任何关系 ,从这个石门谷出来北去长安城,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都不会经行蓝田。今蓝田东南的道沟 峪,唐宋时期一般叫做倒回谷,而它还另有一个名称即是称之为“石门谷”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刘谷水”与“铜谷水条”条引北魏郦道元《水 经注》佚文……这个石门谷的南面,与丹江隔岭相对,谷内本来就有道路东通洛南据宋敏求《长安志》卷16蓝田县“倒回谷”条。参见拙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 附近的陆路交通》,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第96——97页……从商州商洛凿山筑路,沟通 丹、 灞两条河谷,也远比向西到今汤峪河那里要方便得多。在唐代,本来就是以这个石门谷作为 灞河的正源。北出石门谷,就是宽阔的灞河谷地,便于通行往来。所以,崔沟通丹、灞二 河的交通线路就应当是选在这里。  崔督役数万人,开通了这条新路。新路开通后, 封锢了原来的蓝田关旧路,强令行人一律 取道新路。由于行用时间过于短促,文献记载有限,这条新路上水路地段的效用如何,还有 待更进一步探索,但是穿越秦岭一段陆路却是艰难备至,远不如旧路通畅,“每经夏潦,摧 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甚而至于“数摧压不通”据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酷虐》;欧阳修等《新唐书》卷99《崔 传》。,实际上并没有怎样很好地利用。崔主持开路时身为襄州刺史,而他出守襄州是因过被贬 流放,时为唐中宗景龙三年五月,至同年十一月,大赦天下,所有流人一律放还,崔也重归长安 据刘等《旧唐书》卷7《中宗纪》;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 局1956年版)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因此,这条石门新 道应当开凿于景龙三年五月至十一月之间。到玄宗先天二年七月,崔又因谋乱被配流岭南,商州奏请复依旧路通行据刘等《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 酷虐》……这样,石门道从开凿到废弃,总计不超过4年,其间又“数 摧压不通”,就连陆路交通都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更不用说连接丹江河灞河的水运了。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秦岭高峻起伏的山峰,对交通运输的阻碍作用是相当巨大的,不 管人们怎样努力,沟通两坡的水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像汉唐先后沟通褒、斜和丹、灞这 样,以陆运越岭来连接两坡的水路运输,也由于越岭陆运的艰险,失去了在正常社会状况下 的开发价值。崔沟通丹、灞水路的设想,乃是必然要以失败而告终。  (七) 嘉陵江航道的疏凿  唐代后期,吐蕃在西边经常侵扰唐朝的边境,今陕西南部的略阳县一带,属唐兴州辖境,也 邻近与吐蕃的边地。为防范吐蕃的袭扰,唐朝在边境地区驻扎了很多兵力。兴州西面的成州 ,就是一处戍守要地。成州戍军的粮食,需要经由兴州长举县运去。长举县治所在今甘肃省 徽县东南的嘉陵江北岸,距嘉陵江大约有10里左右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2兴州长举县“嘉陵水”条;又参阅谭其骧主编《中 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册“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图……经陆路由长举向西北到成州,路途十 分艰难,在县西北50多里的地方,要翻越著名的青泥岭,这座山“悬崖万仞,山多云雨, 行者屡逢泥淖”。整个300里行程,也大多都是“崖谷峻隘,十里百折”,加之“盛秋水 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在这样的道路上运送粮食物资,极为艰难,“负重 而上,若蹈利刃”,运夫甚至常常会“颠踣腾藉,血流栈道”,在路上失去性命[9]卷26《兴州江运记》。  鉴于陆运这种艰难局面,德宗贞元末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决定疏凿嘉陵江航道,用水运 来代替陆运[9]卷26《兴州江运记》。严砺的疏凿措施,包括清除水道上的石块, 砍除影响通航的树木,对河床中 基底与河岸联结在一起的影响航运的岩石,则用火烧醋激的办法粉碎后,再将其清除下去。 航道经过这样一番清理之后,江涛负载漕船“雷腾运奔,百里一瞬”,免除了陆运的艰险, 也缩短了整个运输路程。原来走陆路需要300多里,现在走水路却只有200里。百姓大为便 利,为此专门请文章高手柳宗元撰文刻石,以作纪念[9]卷26《兴州江运记》。  严砺疏凿的嘉陵江水道究竟是哪一地段,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还需要进行研究分析。 疏凿这段水道,是为给成州的戍卒漕运粮食等军需物资。成州的治所本来是在上禄县,位于 西汉水的上游,在今甘肃礼县南面,可是,肃宗宝应元年以后,这里已经陷没于吐蕃仞之手 。贞元五年,成州内徙,权治于同谷县西境的泥公山(一作“泥功山”)上[6]卷40《地理志》。严砺疏凿嘉 陵江航道时,成州的治所就设在泥公山上。唐同谷县治即今甘肃成县,也就是东汉武都郡的 治所下辨据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77《阶州直隶州•古迹》 “同谷故城”条;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58《虞诩传》唐李贤注。,泥公山在县西20里。今成县距离嘉陵江甚远,而在嘉陵江支流青源河岸边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严砺疏凿江道,是自长举而西疏凿嘉陵江200里[6]卷40《 地理志》。从长举县到青源河口有一段嘉陵江水道,但只有几十里,远不及200里之数; 若是从长举县循嘉陵江西 南行,到青源河口,再循青源河而上到同谷县西的泥公山下,倒是有100多里,与《新唐书 •地理志》记载的里程相近。严砺既然是为漕运过去由长举陆路运往成州的戍粮而疏凿江道 ,那么,他所疏凿的也只能是这样一条由嘉陵江联通青源河的航道,而主要的工程是在青源 河段,而不可能如文献记载的那样,只是嘉陵江主干道。我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 运之地理研究》一文中已经论述说,青源河航道在东汉时期曾经由虞诩做过疏凿参见拙稿《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 境与经 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 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因此,严砺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修复前人旧路。严砺疏凿的这段水道,大部分都在今甘 肃省境内,只有一小部分在今陕西略阳境内。  二、 航运状况及相关设施  (一) 渭河下游与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隋代初年,朝廷内外各方面的用度都相对比较节俭,因此,没有从广东各地漕运粮食到京城 。到了开皇三年的时候,由于京师仓廪储备已经逐渐空虚,不敷这个庞大王朝都城的支用, 若是京城周围的关中地区再遇到水旱灾害,京城的用粮也就无法保障了。为此,隋文帝杨坚 始颁下诏书,责令在关东一些河流沿岸的州内,募集人丁运米,同时在黄河岸边的“卫州置 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通过这些粮仓存贮附近地区的粮 食,然后一级一级“转相灌注”,次第西运,把关东地区的粮食运往京师大兴城。这是隋代 首次启动渭河航运来运输漕粮[3]卷24《食货志》。  隋文帝时在华州设置的广通仓,位于渭河口附近的渭河南岸。这个广通仓同广通渠一样,也 是冲犯隋炀帝杨广的名讳,所以,在杨广登基后被改名为永丰仓[10]卷2《华州华阴 县》。渭河上的漕船自然要在这里停泊,因此,这里也是渭河上重要的漕运码头。  渭河漕运启用了仅仅一年,就发现存在有严重的航运障碍。这主要是渭河河床淤积泥沙过多 ,“流乍深乍浅”,致使航道许多地段已经淤浅阻碍航行,“漕运者苦之”。在这种情况下 ,隋文帝只好又施用汉朝旧策,于开皇三年,下令开挖漕渠[3]卷24《食货志》。  开皇四年九月,漕渠通水。隋文帝亲临灞河岸边,观看通水的情况。开挖漕渠的紧迫性 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隋代使用漕渠运输关东的漕粮,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维持漕 渠通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业二年以后,隋炀帝移都洛阳,已经没有多大必要再多向关中 漕运粮食,因而,便不必在漕渠上花费大多的力气,估计最迟至大业二年,漕渠就已经不再 通漕。这样计算,隋代漕渠的整个使用期限,不会超过22年。  唐朝初年和隋朝初年一样,也没有从关东各地大量漕运粮食。在高祖武德和高宗永徽年间, 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等人曾先后上言,建议在不同地区开挖渠道,水运物资,可是,却一 直没有利用渭河水道向关中大规模输送粮食等物资。显而易见,这时各地的经济还没有从隋 末战乱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既不宜过多征收粮食,也不便征发太多劳役。当时每年只是 从关东陆运20万石上下的粮食,数额很小,微不足道。高宗咸亨三年,关中遭遇饥馑,粮 食严重匮乏,这才按照监察御史王师顺的建议,通过渭河,漕运河东绛州的粮食入京,并在 东渭桥头设置渭桥仓,存储通过渭河运来的粮食据王溥《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卷87《漕运》;欧阳修等《新唐书》 卷53《食货志》三……  东渭桥仓也是个重要的运输码头。在漕运旺季,东渭桥头舟航聚集,甚至略有几份江南水乡 的景象,唐德宗贞元人李观,尝谓桥下“舟者如徼”[11]卷1《东渭桥铭》;大中 、咸通间人李频亦曾描述云: “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12]96除了东渭桥仓以外,唐代还沿用了隋代的永 丰仓,作为渭河口上的码头和仓库。  过了东渭桥仓再向西,在禁苑内汉长安城的西北角,也就是中渭桥的南头岸边,还设有一个 粮仓,这个粮仓也叫太仓据宋敏求《长安志》卷6,《宫室》四《唐•禁苑内苑章》;又据司马光《资治通 鉴 》卷229,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马燧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屯中渭桥”条,元胡三省注……由于唐代的太仓本来设在宫城掖庭宫的北面,所以,对这两 处太仓的关系,从很早就引起过争议据李好文《长安志图》(中华书局1990年版,《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校勘宋 敏求《长安志》附刊本)卷中,《图志杂说》第220页,即尝依据宋敏求《长安志》没有 记述掖庭宫中的太仓,否定这一太仓的存在……其实,长安城附近的几个仓储,都可以冠以太仓 之 名。例如东渭桥仓有时就又被称为“东渭桥太仓”[6]卷53《食货志三》,而长安 城禁苑西北的这座太仓,为了 与宫城中的太仓相区别,另外又有一个名称,是被称作“北太仓”[13]71。北太仓 的渭河运输码 头当然就在中渭桥边。《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元年间韩、杜亚运送江南粮米至“东、 西渭桥仓”[6]卷53《食货志三》,西渭桥有仓未见到其他文献记载,所以,这里 的“西渭桥仓”很有可能就是 “中渭桥仓”的错讹,指的就是这个北太仓。北太仓的地位和作用似乎远远不能与东渭桥仓 相比,大多数漕船应该还是停泊在东渭桥仓下。  唐高宗开通渭河漕运以后,运送到关中的粮食,比以前有所增多。然而,朝廷的财政开支和 粮食需求这时也在大幅度增长。由于三门峡险段河道对黄河水运的阻碍,以及渭河水运的艰 难,还是供不应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采取过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皇帝率领百官诸臣 一起跑到洛阳渠“就食”,也就是到那里去吃住花用,以减少一些长安城的开销。据有人统 计,高宗朝总共去过洛阳6次,玄宗也去过5次,唐中宗李显对此颇感愤怒,径称皇帝就食东 都乃是沦落成为“逐粮天子”。另一种办法是在遭到严重饥馑的时候,陆运粮食入京,以解 决普通百姓的生计。但这样做代价也很高,陆运急迫时甚至会把拉车的耕牛累死十之 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1《市籴考•常平义仓租税》;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又参见黄盛璋《历史上的渭河水运》,原刊《 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第154——155页 ……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来京师,唐玄宗向他征询解决漕运的办法。裴耀卿提出在整个 漕路上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水道各自的特点,令当地水工,分段转运,在各转运地点,沿水路 设置码头和粮仓,河道水量丰盛时则行舟启运,水浅受阻时则藏粮于仓。他提出的这个办法 ,实际上在隋文帝时已经实行过,并没有什么特别独到的地方,而且他在沿河各地设仓的想 法,也就是想要沿用隋代旧址重建新仓。当时唐玄宗没有重视裴耀卿的意见。三年之后,裴 耀卿升任京兆尹,正遇到京师附近遭受水灾,谷价腾升,唐玄宗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又一 次到京都洛阳去“就食”。这时,实在被漕运不济而困扰不堪的唐玄宗才又想到了裴耀卿 提出的建议。于是,裴耀卿得到机会又一次向唐玄宗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设想。这次玄宗皇 帝龙颜大悦,当即擢拔裴耀卿为宰相,并兼任“江淮都转运使”,统筹实施他的漕运方案。  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办法,简单地说,就是节级转运。渭河口上的永丰仓,本来也就是隋代节 级转运的产物,再向远追溯,西汉设在这里的京师仓,起的也是同样的作用。因此,若是仅 仅对于渭河水运来说,裴耀卿的方案,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改良作用。裴耀卿的漕运方案中 意义最大、最为关键的地方,是在三门峡附近开辟了18里山路,并在这条道路的东、西 两端,沿河设置粮仓,使河运避开动辄覆舟的三门峡险段,改用陆运转输。裴耀卿这一方案 ,施行三年,共漕运到关中700万石粮食,即平均每年漕运230多万石,主要也是因为 较好地解决了河运中的这个卡脖子地段的问题。至于由渭河口到京师东渭桥仓的运输,并没 有改善任何航运条件,只不过是让船工们再多付出一些苦力和朝廷多付出一些代价而已。人 们当时用“斗钱运斗米”来形容运输的巨大耗费和艰难情形[6]卷53《食货志三》 。  裴耀卿罢任之后,每年漕运到京城的粮食,仍维持在100万至180万石之间,比起唐初20 万石的数额来说,已经增加了许多[6]卷53《食货志三》。对于这样的高额运输量 ,渭河航运是很难长久承负的。于是,天宝元年,唐玄宗又任用韦坚开挖漕渠,试图用漕渠 替代渭河水运,以缓解粮食运输的困难局面。  韦坚开挖的漕渠,大部分地段仍沿用隋代漕渠的旧道,东端渠道尾闾汇入渭河的地方,仍然 可以和隋代一样,在永丰仓下设置码头,以便转输漕粮。河西岸的广运潭,是漕渠最大的 码头,在漕渠开通的庆典上,一次便有二三百只船舶停泊在这里[5]卷105《韦坚传》 。接近广运潭的苑墙光泰 门外,唐代有一个村庄叫米仓村[13]77。按照它的相对位置关系,这个村庄就应当 在广运潭边。 顾名思义,应当是漕渠畅通时在广运潭边设置了粮仓,才会产生米仓村这个名字。此外,禁 苑西北角的北太仓,仍然可以通过漕渠运输去粮食。这一般应当是从广运潭启航,沿漕渠西 行,穿行禁苑当中,到汉长安城边时再沿南山漕河向北,运送到禁苑西北边的北太仓[ 13]102。漕渠开通之后,一时也曾产生过较大效益。天宝二年当年,漕运关东粟米400多万石,开创 了隋唐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但是,这个数字里面肯定也包含很多其他人为的因素,韦坚为 了取悦于玄宗以邀功,必然会采取其他手段促使漕额暂时增长起来。以后天宝年间的正常运 额是250万石,而且这并不是完全依靠漕渠运输,其中还有部分陆运的份额[10]卷2《 华州华阴县》。由天宝 年间水陆并用这一情况推测,开元年间裴耀卿运入关中以及继此之后由关东西运入关的粮 食当中,很可能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陆运。  韦坚开凿的漕渠,与汉代和隋代的漕渠相比,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因此,它也不能避免汉、 隋漕渠很快就被湮塞废弃的命运。灞水和水等河流的冲激填淤,对韦坚的漕渠构成了很大威胁。每当夏季大雨之时,灞水、水等与漕渠相交叉穿越的渭河支流暴涨,漕渠必然要受 到洪水严重冲激,水退以后则又要淤下许多泥沙,航运便不能不受到阻滞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王钦若等《册府元龟 》卷498《邦计部•漕运》等记述……因此,也就必须辅以陆运相济。  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河淮地区都受到乱军的占据或是冲荡,关东的漕粮已经无 法西运,江淮的贡赋租粟都改由汉江西运,漕渠的航运亦随之陷入停顿。战乱平定之后,代 宗广德二年,刘晏着手整顿漕运。这时,他重又采取裴耀卿的节级转运办法,规定“江船不 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令“河船之运积渭口,渭口之运入太仓”,此时已经不 再使用漕渠,而是改为利用渭河航路[6]卷53《食货志三》。显然,自然的淤积冲 激再加上战乱的荒废破坏,漕渠已经不再能够负载装运粟米的重船了。不过,这时漕渠还没 有彻底湮塞,可能有时还能够通行一些装载轻货的小船。到了大历年间以后,才最终废弃这 条水渠,不再用作航运通道[10]卷2《华州华阴县》 。  广德二年以后,重又启用渭河水道,漕运关东江淮等地的租粟等物资,这也是漕渠湮塞废毁 后而采取的不得已办法,渭河水运仍然十分艰难。虽然在刘晏整顿漕运的当时,每年漕运至 京城的粮食达到了110万石[6]卷53《食货志三》,可是,在这以后,每年运输到京 城的粮食只有40万石,而且在这其中也还含有一部分陆运的份额[6]卷53《食货志三 》,渭河的航运能力已经不能全部负担,京城的粮食供应显得十分紧张。  德宗贞元初,京城周围的关辅地区驻扎有大量军队,需要耗费很多军粮。由于粮食供应不足 ,米价暴涨,以至每斗米价高达千钱,太仓中留供皇宫食用的粮食已经不敷支用10天,宫禁 中不敢再用粮食酿酒。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紧急陆运永丰仓米进京。结果由于运输程限过 于急迫,驾车的牛大部分都被累死。面对这样的局面,德宗皇帝只好又一次安排人来整顿漕 运。  这次漕运整顿工作,是由浙江东西节度使韩和淮南节度使杜亚负责。韩和杜亚两人不 仅 在三门峡附近重又花费一番功夫,疏通了这处卡脖子的隘口,而且还针对渭河航运的困难, 改进了渭河运粮的船只,以使其更加适宜在水浅沙深的渭河里航行。改进渭河运粮船只的具 体工作,是由陕虢观察使李泌主持。经过李泌的这一番技术改良和其他人为努力,使得运输 到东渭桥仓的粮食数额竟然又达到了130万石,一时明显提高了渭河的航运能力[6]卷53《食货志三》。只 是好景不长,这样好的运输效益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以后最好的时候,漕运到京的粮食一 般也只有40万石[6]卷53《食货志三》。  贞元年间整顿漕运以后,由于渭河航运艰难,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粮食要通过陆运入京,这说 明从长时段来观察,李泌改进船只的效果也并不十分明显。文宗开成元年,李石奏请重修开 凿疏浚漕渠时曾经讲述说,漕渠修复通航之后,可以使从渭河口的永丰仓到长安城这300里 之间再无车挽之劳,辕下之牛悉数归耕于农田[5]卷172《李石传》。可见,以陆运辅助水上漕运,不仅早已成为一种定制,而且越来越占有重要比重。  占用大量耕牛来驾车转运粮食,要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这些用来运输的耕牛, 一般也都只能从关中就地征集,而关中的农业生产受到损害,更不利于京城长安的粮食供 应。为此,唐文宗开成元年,又一次动工开挖疏浚遭遇湮塞废弃了的漕渠,试图采用天宝时 期的老办法,用漕渠来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然而,这次开浚漕渠的效果也不比天宝年间更 好。在大中五年,裴休出任盐铁转运使,翌年八月改革漕运,这时已经不再 使用漕渠,重又改从渭河运输漕粮[5]卷49《食货志下》。  唐代以后的五代战乱时期,没有再见到利用渭河或漕渠运输粮食以及其他物资的记载,渭河 航运,应当已经陷于停顿。  除了粮食运输以外,其他由关东运入长安城的货物,大多采用陆运,一般不利用渭河或是漕 渠。例如,隋开皇年间关东诸州调物均由潼关和蒲津关两关陆运入京,“每岁河南自潼关、 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3]卷24《食货志》。所谓 “调物”以布帛为主,这是 除了粮食之外的另一大宗重要生活物资。唐代的情况依然与隋代相同,布帛运输也是依赖陆 运。如开元初年张说在幽州做官时,每年都要用许多车辆陆运河间、蓟州一带的庸调缯布到 京城[14]卷485《东城老父传》。其他调物如麻等也是陆运入京[15]卷6《王 无得》。  需要指出的是,天宝二年广运潭开成庆贺典礼时,韦坚曾在潭内陈列二三百只运船,每条船 上立牌标明郡名,船上则堆积各郡特产,包括广陵郡的锦、铜器,南海郡的玳瑁、珍珠、象 牙、沉香,豫章郡的瓷器、酒器,宣城郡的纸墨等等,各种生活物资,几乎应有尽有。然 而,这只不过是韦坚为邀取玄宗皇帝宠幸而有意摆布的场面,并不能说明这些各种各样的物 资都要通过漕渠或者渭河来运输。  从总体来看,隋唐时期渭河和漕渠上以粮食运输为主体的运输活动,虽然在整个渭河航运史 上也称得上是盛极一时,形成了一个航运高峰,可是,却不宜因此而过高估价当时的航运发 达程度。在韦坚开凿漕渠之前的开元年间,每年从关东运送粮食120万石到京城,这应该 是渭河航运在唐代相对比较兴盛的时期。可是,当韦坚凿成广运潭后从关东取来二三百艘船 只陈列在水潭当中时,关中父老竟然会因为“不识连樯挟橹,观者骇异”,视之以为奇观 [6]卷134《韦坚传》。由此可见,平常渭河水面上并没有太多船只,开元年间的漕额 之中很可能也含有陆运的成分在内。  (二) 黄河航运  隋唐五代时期陕西境内黄河上的航运,仍主要限于今大荔以东一段河道,而且是以漕运河东 的粮食为主。  隋开皇三年初兴漕运,就在河东的蒲州置有募集来的“运米丁”,这应当是为漕运河东以及 太原一带的粮食到京城[3]卷24《食货志》。唐高宗咸亨三年始行关中漕运的时候,更是专为运输河东及太原 一带的粮食。当时,这些地区的粮食在河东黄河上装船以后,再顺流南下至渭河口,转从渭 河溯流而上,西运长安城,“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一直运送到东渭桥仓[16]卷87《漕运》。河东一带 的漕船究竟都在哪些地方泊靠,现在已经无法考索,不过,当时汾水可以直接与黄河通航[6]卷154《李宪传》,所以,这一段的通航河道,起码可以包括汾河口以下的全部河段。  除了粮食运输以外,唐代黄河河道上还有木材运输。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附近由于缺乏 建筑用木材,派人到岚州和胜州一带去采伐购买。岚州在今山西岚县、合河、岢岚一带, 位于吕梁山区,西临黄河;胜州在今陕北神木、府谷一带,东隔黄河与岚州相邻。在这里采 伐木材运到长安城,只能利用黄河顺水放漂,到渭河口后,再溯渭河向上游漂运。当时朝廷 在胜州设有120名“转运水手”,应当就是负责漂运木材[13]103 。  岚州和胜州这两个州,除了向长安漂运木材之外,每年还要向黄河上的大阳桥和蒲津桥两所 浮桥漂送一定数额的木材,用于修护更换浮桥的“脚船”。大阳桥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 )北侧,蒲津桥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侧。供应这两座桥木材的还不只岚、胜两州,在 黄河东岸,由岚州向南,依次有石州、隰州和慈州三个州,它们也要给大阳桥和蒲津桥漂送 木材[13]105。因此,在唐代,今陕西东部的黄河河道上从北向南,应该到处都有 木材漂流运输。  木材漂流可以单放,也可以组扎成木排漂放,估计朝廷组织的这种大规模木材运输,当时应 是采用后一种排筏式。北宋时由秦陇地区向开封城里运送木材,就是将原木联结成“巨筏 ”在渭河水面上漂放,似乎可以用来印证唐代的情况[17]卷276《张平传》。不管怎样,在河面上运送木材都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运输形式,与一般通过船只装载运输的货物大不相同,倾覆触礁等一系列 重大航运危险远不如普通船只严重,因此,能够漂运木材并不等于也能够通行一般的航船。山陕峡谷之间的黄河,水流湍急,航道十分危险,当时还不能通航。(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唐人陈鸿的《东城父老 传》中曾记载说,开元年间敦煌“岁屯田实边食,馀粟转输灵州。漕河下黄河,入太原仓, 备关中凶年”。过去许多人都根据这条材料,推论说当时是从灵州(今宁夏灵武)用船 装载粮食,在黄河上顺流而下,直到太原仓(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附近)。其实,这种 看法,并不符合《东城父老传》的原意。《东城父老传》原文中的“转输灵州”与“漕下黄 河”这两句话,讲得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漕河下黄河,入太原仓 ,备关中凶年”,讲的本是漕运江淮粟米入太原仓事详据周绍良《东城老父传笺证》,刊《文史》1982年第17辑,此据作者 文集《绍良丛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15页)……  (三) 关中的木材运输  隋唐时期为了在长安城及其周围地区修建各种宫殿寺观和宅院,利用一些渠道和河流,向长 安城运输了许多木材。此外,长安城内外的百官僚属,也需要定量配给木材,用作薪柴。这 些燃料用木材,有时可能也要利用水路运输。  升原渠是运输木材的一条主要渠道。历史文献在记述武德八年姜行本开浚这条渠道的时候, 只是记载为“通运”或“通漕”[16]卷87《漕运》,没有明确交代用来运输什么货物。岐州和陇州一带是 唐代关中地区重要的木材产区,所谓“陇坻之松”,作为优良建筑制作用材,备受当时人称 赞。唐高宗咸亨三年,在陈仓东南引渭水入升原渠后,文献记载渠道中有“船木伐”通行 ,由岐州直抵汉长安故城[18]卷497《邦计部•河渠》。“木伐”就是木筏,木筏和木排在形式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不 可能在这样长的距离内用木筏运送什么货物,这应当就是顺渠道向下流漂放木排。至武则天 垂拱初年,又有记载由升原渠运输岐陇木材到京城长安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凤翔府虢县下记作“运岐、陇水入京 城”,此据《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22《地理志• 河渠》“唐升原渠、高泉渠”条,“水”当为“木”字形讹……到了开元年间,京兆府和岐、陇二州每年固定征募役夫7 000人,每人各向京城输送木木童80根,于春、秋两季送到[19]31 。同时,在陈仓也设置了固定的采伐营造用木材的百工监[5]卷44《百官志》。升原渠这时依然完好使用,当然也仍在用于运输木材[13]102。  天宝元年韩朝宗分引渭水开挖的运输渠道,根据前文所做推测,其引水地点应当在今陕西周 至县终南镇一带,而这里正是唐朝将作监下设的主要木材采集机构就谷监的所在地,就谷应 当就是今终南镇西面的山谷山就峪据刘等《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记,就谷监“在王屋”,而《大唐六典》 卷23“将作监”条则记作“在周至”,当以《大唐六典》所记为是,《旧唐书•职官志》文 字有讹误……显而易见,通过这条渠道,可以直接把就谷监采伐 的木材运到长安城内的西市西街。只是这条渠道后来再未见到记载,可能使用期限很短,实 际没有发挥太大作用。  唐代长安城附近设置的采伐营造用材的机构,除了陈仓的百工监和周至的就谷监外,还有库 谷监和斜谷监,“皆在出材之所” 。唐代县有斜谷,在今陕西眉县境内,称作斜峪, 即秦汉以来褒斜道北段所经由之终南山北坡谷地。有斜水出斜峪,经今眉县北注渭河。 西汉试图沟通褒斜水道时,就是想开发斜水河道,从事航运。但是,当时经过一番整治,水 流还是太急,河床中又有岩石阻碍,没有能够如愿行船。不过,溜放木材却不大受河道限制 ,完全可以顺流而下,直入渭河。显而易见,唐斜谷监就应当设在斜谷口外的斜水岸边,利 用斜水、渭水水运通道漂运材木至京城。  《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都记载“库谷监在县”,但这种说法却应当存有讹 误。县有库谷不见于其他史籍记载,清人毛凤枝逐一考核陕西南山谷道古代的名称,也没 有能够找到这个“库谷”一丝一毫痕迹,只好以“未详所在”作罢[19]31。另一方 面,很多文献都记载在蓝田县东南有一库谷,即今陕西长安县东南界的库峪据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京兆府蓝田县所记;宋敏求《长安志 》卷16蓝田县“库谷水”条所记;又据毛凤枝《南山谷口考》(陕西通志馆1934年版)……因此,按照常理,库谷监就应当设在这里,与县没有任何关联。  那么,《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的记载又何以会出现这样荒唐的谬误呢?这两部 书的相关记载,都是先列举“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六监,然后逐一说明 上述诸监所在的地点,可是,《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在这些具体说明中,却都 缺失有关斜谷监所在地点的记述。清人刘毓崧早已发现《旧唐书》这一处文字有违其常例,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刘氏并未能识破问题所在,他只是很随意地推测说:“按自百工至伊阳 凡六监,注中备列五监所在之地,独不言斜谷监,《六典》亦然。疑此监即在斜谷,故耳。 ”据罗士琳、刘文淇等《旧唐书校勘记》(岳麓书社1994年版《二十五史三编》 影印清道光岑建功原刻本)卷26。斜谷监固然应当是设在斜谷,但正如刘毓崧对《旧唐书》这部分内容所做校勘显现 出 来的那样,该书说明百工等诸监所在,都只是注明其设在某县境内,因此,斜谷监也不应位 居斜谷便不再注明其地处何县;况且《旧唐书•职官志》下文记“伊阳监在伊阳”,也没有 因为监名与县名相同而省略不记,刘毓崧所说并不合乎情理。结合库谷监位置的明显讹误, 可知《大唐六典》与《旧唐书•职官志》对这两个监位置的记述,显然存在着文字脱佚和舛 误。  案《旧唐书•职官志》记述百工等六监位置全文为:“百工监在陈仓,就谷监在周至(原作 ‘王屋’,如前文所述,系据《大唐六典》订正),库谷监在县,太阴监在陆浑,伊阳监 在伊阳。”[5]卷44《职官志三》依据这一段话上下文的通例,和上文有关斜谷监 位置的论述,可以推测,《 旧唐书•职官志》原本应当是相继记述库谷监和斜谷监的位置,书作:“库谷监在蓝田,斜 谷监在县”。而现今所见文本则是脱漏了库谷监的后半部分和斜谷监的前半部分;复又 因“”、“”二字形近,将“县”讹作“县”。于是,这两句话就被误连为一句, 成了“库谷监在县”这个样子。估计《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所依据的史料, 都已经同样存在上述舛误,所以,在这两部书中才会出现大致相同的问题。  蓝田县的库谷有溪水出山谷后下注河,库谷监采伐的木材,可以通过河向下游溜放,运 送到长安城附近。  其实,不仅是斜谷监和库谷监,百工监和就谷监的木材,也都可以利用渭河溜放漂运。直到 北宋时,还通过渭河向东都开封大量输送岐、陇一带的木材,“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 达河,历砥柱以集于京。期岁之间,良材山积”据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食货》第四十三之三;又据脱脱等 《宋史》卷276《张平传》……由此看来,唐代当然不会不利用渭河 漂运木材到长安城。由升原渠向东运来的木材,在升原渠下口进入渭河之后,也要再逆水向 上游运输一段路程,才能运到长安城北禁苑中的汉长安城故城处。从咸亨三年时船木伐由升原 渠运抵汉长安故城这一点来看,这些木排应当是运到了北太仓下的中渭桥码头附近。因而, 这里不仅仅是粮食运输的港口,还是木材运输的码头,而且作为木材码头的作用似乎还要更 大一些。  渭河上的木材运输,不仅限于长安城以西河段,在长安城以东的河段上,也有木材运输。前 面叙述的开元年间朝廷到岚、胜二州采伐的木材,在顺黄河运送到渭河口后,或许是改用陆 运,但也有一定可能是再转入渭河,使用拉纤式的方法,溯源而上,拖运到京城。唐末昭宗 天元年,朱全忠逼迫昭宗迁都到洛阳,拆毁长安城宫室百司以及大量民间庐舍,收取木材 ,“浮渭沿河而下”[20]卷264。这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材运输。唐长安 城范围广大,与 今西安市区相差不多,隋唐两代,经营多年,宫殿壮丽,寺观和达官贵人的宅邸也都很奢华 ,所使用的良材巨木,数额巨大。  关中运输木材的河流和渠道不止上述这些,只是文献记载有缺漏,有些已经不能清楚地复原 当时的状况。譬如前面讲过的长安城西的南山漕河,显然也是用于输送终南山的薪炭。另外 ,开元、天宝年间在蓝田县城附近也修过一条渠道,兼用于木材运输和灌溉农田[13] 13。长安城以西的渭河河道和升原渠,除了木材以外,一般很少运输其他物资;而且在渭河和升 原渠上,也只是漂运木排或是较为粗大一些适于溜放的木材,普通薪柴有时也不便漂运,只 能用车陆运。相传唐朝时就有人在凤翔给京城里的友人送去数车薪柴。薪柴这样的重物 还要用车来运,那么,其他一些轻货通常就更不会用船水运了。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 渭河和升原渠水量有限,只能在特定的季节漂放木材,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适宜船只航行 。  (四) 陕南的水上运输  汉江是陕南最大的河流,也是最重要的航运通道。唐代曾经几次启用这条水上通道,运送江 淮地区的物资。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很快河淮之间的广大地区为叛军占据,京师长安城随之 陷落。玄宗皇帝李隆基出逃到四川成都,宣布退位;他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在今宁夏银川平 原)继位,筹划收复京师。  当时肃宗仓促召集人马,财赋粮草都毫无准备,急需补给。可是,当时黄河、渭河这条运输 通道,已经被安禄山控制;东南的蓝田武关一道,也被叛军阻塞,很难把江淮地区的财赋物 资运送到灵武。正当这一困难时期,北海太守贺兰进明派遣手下的录事参军第五琦,在至德 元年八月,到四川去觐见已经退位成为太上皇的唐玄宗李隆基,第五琦向李隆基毛遂自荐, 出马为朝廷解决江淮财赋的运输问题。唐玄宗闻之龙颜大悦,马上给第五琦委派了个“江淮 租运使”的头衔,让他放手去搞运输。可是,玄宗本来就是在李亨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下帝位 的,唐肃宗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假若得不到肃宗的认可,玄宗给第五琦委 任的这个头衔不仅毫无意义,还会招惹来麻烦。于是,第五琦又在同年十月,特地赶到灵武 ,重新向肃宗兜售他的运输方案。肃宗对此,正是求之不得,随即便任命第五琦为“山南等 五道节度使”,让他赶快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实施。  第五琦的运输办法,是避开叛军控制的河渭通道和蓝田武关道,把江淮地区征收的租庸物资 一律折买为便于运输的轻货,溯长江入汉水,一直水运到洋川郡(洋州),也就是现在的陕 西西乡县附近;然后再改从陆运,越过秦岭,运送到扶风郡(岐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凤 翔;然后再转运到肃宗所在的灵武。第五琦这一转运方案,很快为唐肃宗解决了财政危机, 对最后击败叛军,收复都城长安,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20]卷218,卷219 。至德二年九月,肃宗收复长安城以后,这条运道也随之失去了继续使用的意义。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氵此在长安反叛,德宗仓惶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翌年,光启元年二月,德宗又再逃往汉中 。这时,江淮一带的贡赋,又一次源源不断地从荆襄地区运送到汉中据刘等《旧唐书》卷131《李皋传》;又据赵元一《奉天录》(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指海》本)卷2、卷3……这些贡赋也应当是利用汉江水道来运输。但是,这次德宗在兴元的时间,仍然很短 。 唐德宗二月到汉中,六月就启程返回长安了,前后只有4个多月时间。与此相应,这次朝 廷在汉江航道上大规模组织实施水运的时间,最多也只能有4个多月。  至唐末,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陷长安城,僖宗逃往到四川。中和元年春行至兴 元,七月抵达成都。直到光启元年正月才离开四川,返回长安。这次唐僖宗在成都滞留前后 将近4年。在这一期间,东部各地可以征收来的贡赋,都通过山南东道的均州向四川转运 [21]卷42《冯行袭传》。均州在今湖北,位于汉江边上,所以,这时也应当是通过汉 江转运物资到洋州、汉中,然后再陆运到四川。  汉江水运在唐朝对保障朝廷供给直接发挥作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特别时 期,因此,所具有的意义也显得尤为重大。从这几次朝廷组织的特别运输活动来看,隋唐五 代时期汉江的航运在民间应当具有很好的基础,不然的话,在朝廷紧急需要动用这条航线时 ,就不会如此顺利地迅速发挥效用。  汉江支流丹江,是隋唐五代时期陕南的另一条重要通航水道。唐中宗景龙年间,崔试图治 理航道,通过开辟新的陆路通道,来接续丹江与渭河支流灞河之间的航运联系,从而联通汉 江与渭河两大河流之间水运通道的间隔。崔的设想,是以丹江能够一直通航到商州(今陕 西商县)一带为基础的[6]卷99《崔传》。崔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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