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区域信仰的本土化与地方信仰的转型

Posted 2022-05-18 将军

篇首语：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区域信仰的本土化与地方信仰的转型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为区域性神的杨泗将军信仰，在清代中期由两湖移民带入陕南地区之后，又整合了宋代以来陕南原有地方性神杨从义，不仅完成了其本土化的进程，同时也使得本为庇佑地方农业生产的水利神杨从义崇拜发生转型，成为区域性信仰的组成部分。而这一民间信仰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清代中期以后陕南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直接将原居地区水神信仰带入，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明清时期陕南地方商品经济的勃兴，使得民间信仰体系从以地方诸神为主开始向地方诸神与区域性神相结合转变。

　　上世纪３０年代，以研究戏剧著名的学者黄芝岗先生曾写作了《中国的水神》［１］一书。在此书中，他利用民间传说、文人笔记、地方志等记载的水神材料，详细地考证了流行中国各地的水神传说，对各地水神传说的产生、流传及演变的状况进行了梳理，指出在全国各地分布着不同的水神神，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管辖区域。其中，黄芝岗先生对流传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神杨泗将军极为关注，甚至以这位灵异卓著的神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笔者在对西北地区民间信仰进行历史地理研究时，发现在西北地区也同样存在基于杨泗将军神话传说的信仰习俗［２］。但是随着地域的向西、向北推移，这一信仰习俗与黄芝岗先生在《中国的水神》一书中的描述不尽相同，故笔者不揣鄙陋，仔细考察西北地区杨泗将军信仰，分析西北地区这一信仰的来源、特征及其在明清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与意义，以就正于方家。　　一、陕南杨泗将军信仰的空间分布　　在对明清时期陕西、甘肃（包括今宁夏、青海）两省的地方志祠祀部分的资料进行详细梳理后，首先，将存在着对杨泗将军崇拜或者说信仰的地域用表列出（见下表），以便明晰这一信仰的流行地区。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西北地区杨泗将军信仰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陕西省南部地区，如果更具体一些，杨泗将军信仰大致有沿汉江、丹江分布的特征。此外，还有一个分布区是在黄土高原中部的甘肃隆德县境内（今属宁夏）。　　清代，陕南地区普遍存在对杨泗将军的崇拜。东部的兴安府各县多有杨泗将军信仰，如紫阳县的“杨泗将军庙，又称泗王庙”［３］卷２《祠祀》。位于上游的石泉县，虽不直接称为杨泗将军庙，但乾隆年间修建的汉江龙神庙又被指称为“四王庙”道光《石泉县志》卷１《祠祀志》载：“汉江龙神庙：在南门内，即四王庙。乾隆戊子年建，其女像，神无考，或以为火神云。”。显然，此处的四王是泗王音转。另外，砖坪、白河也有杨泗将军庙的分布。在西部的汉中府地区同样有大量杨泗将军庙宇的分布。如洋县“杨公祠，邑西池南寺前”；其县东８５里黄金峡上流的环珠庙，也同样是杨泗将军庙：“祀水神杨四将军，即开国候（侯）杨公也。”［４］卷３《祠祀志》沔县的王爷庙也是祭祀杨泗将军：“王爷庙，在县东十里菜园渡，祀杨泗将军。”［５］卷２《祠祀》清中期为安置移民而新设的定远厅也建有杨泗将军庙：“杨泗将军庙，在刘猛将军庙右。”［６］卷１３《祀典志二》不过，在汉中府，祭祀杨从义——杨泗将军的庙宇多称为杨将军庙，或杨公祠，如在嘉庆年间修撰的《汉南重修府志》中记载：城固县“ 杨将军庙，县北十五里，宋绍兴二十九年建。”康熙《城固县志》卷２《祀典》亦载：“杨四将军庙，县北一十五里，祀宋总管杨从义也。”　　（泗王庙）康熙四十五年民国《紫阳县志》卷２《祠祀》３定远杨泗将军庙道光十六年厅城内光绪《定远厅志》卷１３《祀典志二》４沔县王爷庙菜园渡光绪《沔县志》卷２《祠祀》５石泉汉江龙神庙乾隆年间道光《石泉县志》卷１《祠祀志》６砖坪泗王庙县西汉江旁民国《砖坪县志》卷１《山川》７洋县杨公祠、东泗　　王庙乾道五年邑西池南寺前、县东黄金峡上流嘉庆《汉南重修府志》卷１４《祠祀》；　　光绪《洋县志》卷３《祠祀志》８城固杨泗将军庙绍兴二十九年县北十五里康熙《城固县志》卷４《祀典》；　　嘉庆《汉南重修府志》卷１４《祠祀》９商南杨泗将军会普渡河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１９８《赛会》１０安康杨泗将军庙崇祯元年神滩南岸咸丰《安康县志》卷１０《建置考下》１１平利杨泗将军会西乡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１９８《赛会》１２洵阳杨泗将军会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１９８《赛会》１３佛坪杨泗将军庙都督镇民国《佛坪县志》卷上《建置志》１４隆德杨泗将军庙民国《隆德县志》卷１《建置》除修建杨泗将军庙用以祭祀外，陕南有些地区还会在一定的日期举行盛大的杨泗将军庙会或赛神活动。如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中就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商南“南乡普渡河有杨泗将军会，人民拈香买物，往来甚众”；安康在“六月六日天贶节，有东、西泗王会” ；平利也同样，“六月初六日，西乡有泗王庙会”［７］卷１９８《赛会》。杨泗将军赛会多在六月六日举行，是因为相传这一天是杨泗将军的生辰。而据黄芝岗先生的观点，传统的阴阳五行认为六为阴数之最，而水为阴，故水神的诞辰日在民间就被附会为六月六日。［１］１８０——１８３不过也有地区不在六月六日，如洵阳就改为“二月初二日有杨泗将军会”［７］卷１９８《赛会》，然而寓意何在却难以稽考，或许我们从“二月二，龙抬头”的民谚中能得到一些启发！　　位于黄土高原内部的隆德县亦有杨泗将军庙的修建［８］卷１《建置》，但遍查周边地区均不见有杨泗将军崇拜的记载，仅此一例。而且民国《隆德县志》对于杨泗将军庙的设置情况语焉不详，故暂置勿论。　　二、陕南杨泗将军信仰的基本特征　　如上所述，杨泗将军信仰在陕南地区分布相当广泛，以清代县级政区为单位，则２２个县中有１２个县内有对杨泗将军崇拜的记载，这还不包括那些“以祠祀得名者，以及各村社庙所祀不同羌、无故实，兹并不录”［５］卷２《祠祀志》的情况。因此，我们进一步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这广布于陕南地区的杨泗将军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其神通表现在哪一方面？民国《紫阳县志》在叙述当地祠寺情况时，有曰：　　杨泗将军庙，又称泗王庙，旧以为祀宋统知（制）杨从义。考从义与子大勋同时尽节，何以庙貌为白皙少年？其为水神，亦无据。　　这段文字虽然只寥寥数语，且以怀疑的口吻讲述，不过仍给我们透露出当地对杨泗将军崇拜的主要特征有二：一、神主为一庙貌白皙之少年；二、神通与水有关，是为水神。那么，紫阳县的情况是否反映了陕南地区杨泗将军崇拜的普遍状况呢？　　兹先分析陕南地区杨泗将军的庙貌。前已述及位于汉中府中部的沔县境内的交通要道菜园渡有一处杨泗将军庙。据记载，庙内所供奉的神主“为少年将军像久矣”。另外，根据此神像在同治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７４）被知县改变为一老者形象后（详下），光绪《沔县志》补记此事时有“菜园渡之杨泗将军老于各处之由也”之句，故我们所做出的汉中其他地区杨泗将军大多为少年将军状貌的推论应为不妄。而我们从黄芝岗的著作中了解到，在长江中游地区（今两湖地区）所供奉的杨泗将军，大都是以白皙少年形象示人，如在长沙杨将军庙中供奉的就是一位少年将军，“状貌端整，像白面书生似的”［１］６。也就是说，这位受到陕南当地“操舟楫者击牲献醴，竭悃输忱，感王之庇佑”的水神，形象与其主要灵应地区有着共同的相貌特征。　　如果再具体一些，我们从下面这个例子中可以发现，这一杨泗将军的庙貌实际上仅与长江中游地区一致，而与下游地区的江南地区并不相同。同治六年（１８６７），时任沔县知县的莫增奎偶然因公进入当地菜园渡的王爷庙内瞻拜，发现庙内祭祀的杨泗将军竟为一少年将军形象，与家乡的杨泗将军状貌相异。故在祭拜之余，莫知县嘱咐庙祝为杨泗将军神像添加胡须，改为长者状貌，同时对杨泗将军的生平事迹做了如下注释：　　杨泗将军，会稽人，讳子槐，字梓仲，宋宁宗后叔也。封阳和郡王，奉命帅兵驻守曹江。元伯颜入都，王与甥赵遂良力战不利，共死。临命，诗云：“黑云万片压曹江，闻道君臣束手降，堪叹赵家宗社尽，老夫喷血殉孤幢”。……沔属菜园渡建有王爷庙，邑人祷祀最虔，询及王之事迹，无知之者。呜呼！王生于宋，居于越，沔人但知灵应而不知出处，于沔人何尤？……余籍隶山阴，忝摄沔邑，亟为敬述巅末，俾沔人咸知王忠贞义烈庙食千秋，实足以起懦感顽，维世道人心于不敝。岂徒拯危济险，利涉大川，征王之灵显哉？又岂徒操舟楫者，击牲献醴，竭悃输忱，感王之庇佑哉？此菜园渡之杨泗将军老于各处之由也。附记于此，庶后之览者无诧焉。［５］卷２《祠祀》　　抛开此段文字内杨泗将军传说中的具体故事情节以及莫知县的有感而发，我们发现这段记录实际上为我们指明了沔县乡人所祭拜的这位有着少年相貌的杨泗将军，并不是莫知县所熟知的江南地区杨泗将军的形象。　　陕南地区虽然流行着不同版本的杨泗将军传说，但在述其神通时却众口一词，即其神格定于一尊，为“拯危济险，利涉大川”的水神：“《郡志》谓（杨泗将军）神为杨业之四子，死于王事，因为水神。”甚至还更为具体地将他定义为汉水之神：“遂相沿以杨泗将军为汉水之神而祀之”。董诏“募修东四王庙疏”，载光绪《洋县志》卷６《艺文志》。正由于认定杨泗将军是为水神，所以陕南地区杨泗将军信仰的空间分布，就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把杨泗将军庙落实到清代的陕南地形图上，就会发现凡有杨泗将军崇拜的县几乎都坐落在汉水及丹水河畔。事实上，早在清代，洋县乡绅董诏就已将杨泗将军庙的空间分布与汉水河道联系在一起：“沿汉上下，祠宇相望，而奉俎豆者，皆以杨泗将军之神尸之 ”。［４］卷６《艺文志》　　杨泗将军庙宇所处的空间位置，更可以反映出这一信仰与水及水运之间的关系。如雍正《陕西通志》载：“白河县：杨泗将军庙，在县北三里汉江岸” 参见雍正《陕西通志》卷２９《祠祀二》；另外，光绪《白河县志》亦载：“杨泗将军庙：在县北三里汉江岸，祀宋总管杨从义，建置年代无考。国朝雍正二年重修。” 。砖坪县的泗王庙也设在汉江岸边：“（大道河）北接小道河下保，界街面临汉，帆樯上下，商务畅兴。街后有泗王庙，屋尚宽阔。”［９］卷１《山川》洋县的两座杨泗将军庙中，其中之一的环珠庙地处“ 县东八十五里黄金峡上流”［４］卷３《祠祀志》；沔县祭祀杨泗将军的王爷庙所在的菜园渡则地处汉江交通要道上［５］卷１《道里》。　　除在江边水畔修建杨泗将军庙用以祭祀外，陕南各地定期举行的杨泗将军赛神活动也多在与水运紧密相关的空间内举行，如商南“南乡普渡河有杨泗将军会，人民拈香买物，往来甚众 ”［７］卷１９８《赛会》。　　从黄芝岗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得知在湖南地区杨泗将军的神职为水神，其灵异卓著在于平息水上风浪，故有平浪王爷之称。［１］７８显然，陕南地区杨泗将军崇拜的基础，也就是杨泗将军的神通，同样表现为护佑水运或保佑沿岸百姓生命安全。比起庙貌特征来，神通更能反映出杨泗将军信仰的实质。论证至此，我们基本认定陕南地区杨泗将军崇拜在庙貌及神通方面与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两湖地区具有相同的信仰特征。　　三、地方特色：陕南地区的杨从义崇拜　　尽管通过上面的论证，陕南地区杨泗将军崇拜在庙貌和神通方面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基本一致已是毋庸置疑。然而，在上文引用的民国《紫阳县志》中有一句话，却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按杨泗将军庙，又称泗王庙，旧以为祀宋统知（制）杨从义。　　这里的“旧以为祀宋统知（制）杨从义”之句，不独民国《紫阳县志》中有，光绪《白河县志》中同样也有“杨泗将军庙：在县北三里汉江岸，祀宋总管杨从义”的表述。事实上，如果我们再仔细查阅陕南各地关于杨泗将军庙的记载，就会发现大多数地方都有类似的记载：城固县“杨泗将军庙，县北一十五里，祀宋总管杨从义也”［１０］卷４《祀典》；洋县“杨公祠，邑西池南寺前。祀宋知州杨从义”［４］卷３《祠祀志》。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们感到蹊跷，是因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杨泗将军传说中，并无祭祀杨从义之说。那么，陕南地区杨泗将军崇拜中的“祀宋统知（制）杨从义”到底是来自何处？为了解决这一疑问，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杨从义的来历。所幸这并非难事，以陕南地方志中的记载作为线索，我们在《宋史•杨政传》中发现了杨从义的名字：　　（绍兴）十年（杨政）徙利州，又徙兴元。会金人渝盟，（杨）政建迎敌之策，兼川陕宣抚副使司都统制。政偕统制杨从义，劫金人于凤翔府城南砦，败之，获战马数百。　　另外，我们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钦定续通志》中也同样翻检到杨从义，其中关于他的事迹，大致与《宋史》相同。绍兴年间，宋金西部的边界大致以秦岭为界。当时南宋驻扎在秦岭地区的是四川宣抚使吴的部队。［１１］卷３６６《吴传》上引文中的传主杨政是吴手下的一员大将，其时官拜熙河兰路经略安抚使，在抗金战争中屡立战功，声名卓著。而杨从义正是杨政的部下，骁勇善战，尤其是在绍兴十年（１１４０）金人越界入侵时，配合杨政的部署，在凤翔府城大败金人，并获战马数百匹，成为他一生中最具传奇的故事。而当年杨从义与金人交战的地方，明清时期就被陕南士人当作地方史上十分重要且值得纪念的场所记录下来：“黄牛塞山，在凤县东北百十里。《通志》：宋吴将杨从义与金萨里罕大战于此。”［１２］卷２０　　据称，在杨从义去世时，山南道从事郎袁渤曾撰写了《杨从义墓志》，并刻碑留存。碑文后收入光绪《洋县志》卷５《金石》与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卷１５７《金石》中。碑文冗长，从杨从义靖康中（１１２６—１１２７）应募从吴立功始，一直叙至其去世止，详细地列举了杨从义历次在与金人作战中所立的功勋。文中，袁渤给予杨从义高度评价，认为宋金自绍兴议和之后，因杨氏驻守凤州及退保仙人关，所以西部边界“垂二十年无所事者，皆公之力也”。　　袁渤的碑文尽管冗长，但所录皆为杨从义的战功，并无一句涉及杨氏的其余事迹。可是到了清代陕南地方史志中，却对杨从义在地方管理事务上着墨甚多，最典型的就是雍正《陕西通志》卷５２《名宦三》中的描写。现照录如下：　　杨从义，凤翔天兴人。初补进武校尉，权天兴县尉。初，吴檄从义领兵进复，凤翔悉降，其众不戮一人。得米二千余斛，军不乏食，士卒感悦。遂檄从义知天兴事。绍兴改元，转秉义郎，迁副将。初，凤翔有流民数万在境内，或疑其反侧，悉拘于山谷间。从义矜其无辜，皆纵之。后岐雍大歉，流民复入关就食，从义纳之，所活甚众。又创营田四十屯，以减馈运，军食充足。绍兴五年（１１３５）辟知洋州兼管内安抚司事，尤以爱民为本。州有杨填等八堰，久废不治。从义皆葺之，溉田五千余顷，复税五千余石。又增营田十四屯，公私以济。后隆兴三年（１１６５），复知洋州，兼职如故。洋人闻其来，相贺曰：复为吾邦旧使君矣。老稚欢迎不绝于路。后上疏请归，遂家于洋之崇道观下，封开国侯。城、洋两县民立祠世祀，祀名宦。　　在这段描述中，杨从义的军功反而退居次要地位，而他在地方管理事务上的卓越表现则成为叙述的主要内容，并且暗示正是后者才使杨从义在陕南地方信仰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不过，雍正《陕西通志》中所提到的杨从义与南宋时期洋州地区杨填等八堰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宋史•吴传》所透露出的消息也间接地得到了印证：　　（吴）与敌对垒且十年，常苦远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益治屯田，岁收至十万斛。又调戍兵，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民知灌溉可恃，愿归业者数万家。　　文中所描述的时期正是杨从义为洋州知府之际。如此看来，杨从义受吴之命修治汉魏以来汉中废堰之举应该是可能的。但不管事实如何，人们已将修治杨填堰与杨从义联系在一起，并在汉中地区留下了关于杨从义修筑杨填堰的传说：　　杨填堰在城固东北十五里、洋县西五十里，截水河中流累石为堰。相传亦 赞阝候（侯）、平阳候（侯）所创。至宋知洋州开国候（侯）杨从义大加修浚，民赖其利。［４］卷四《水利》　　甚至还有人将修筑杨填堰的功劳直接记在了杨从义的名下，如《关中胜迹图志》即声称：“ 又南为杨填堰。谨按宋杨从义于河内填成此堰，因名”。［１２］卷２１《大川附水利》根据以往对宋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我们知道致力于地方公共事务正是宋代以降地方士人进入地方祭祀体系的一种常见方式，即所谓的“有功于民，庇佑一方”。［１３］７在陕南地区，由于人们认为杨从义曾致力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关系到当地农业生产的渠堰进行过修葺，扩大了灌溉面积，使百姓受益非浅，因此当地人民对他感戴至虔，建祠纪念也就属自然之举，不足为奇。　　陕南地方史志记载，最早祭祀杨从义的杨将军祠，是在南宋绍兴二十九年（１１６０）兴建的雍正《陕西通志》卷２９《祠祀二》载：“城固县：杨将军祠，在县北一十五里。宋绍兴二十九年建，祀总管杨从义。”。而从袁渤的《杨从义墓志》中杨从义逝于乾道五年（１１６９）二月来看，这时的杨将军祠应该是一座生祠。这一推测从其他史料中也得到了证实：清代洋县士绅陈鼎在《重修开国侯庙碑》中称杨从义于乾道五年二月十八日以安康侯终于所居之正寝后，“葬于城固县安东乡水北村生祠之侧”［４］卷５《金石志》。生祠的设立，显然是用以褒扬杨从义将军在汉中地方事务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杨从义真正进入陕南地方信仰体系中，却是在他逝后 “朝廷雅闻候（侯）德，命立祠崇祀，以迄于今”［４］卷５《金石志》。　　无论当时宋廷寓意如何，陕南民众对杨从义的祭祀主要是因为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做过贡献。对此，雍正《陕西通志》中表达得十分清楚：“杨公祠，在（洋）县城西。宋知洋州事、安康郡侯杨从义筑水为堰，至今名杨填堰，灌洋、城二邑田，故祀。”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地方民众祭祀杨从义，并不是因为他的赫赫战功，而是由于他对地方水利工程的兴修与维护。事实上，进入陕南地方信仰体系后的杨从义，也确实在维护水利、保障地方安全方面灵应如响：　　池南村旧有（杨从义）行祠，经年血食，惠及于民。日久殿宇摧残，砌垒倾毁。（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近年以来是处水利灌溉不周，民扰税租，艰于贡赋。然此何莫非神祠所以宁也？适有堰长刘洪、庙祝封有才等，与众议曰：“水之源脉根于杨候（侯），行祠敝坏实负于河，可不修饰以答神休。欲为之，不得踌蹰。”间蒙邑候（侯）崔公抱经济之材、备不世之惩来宰是邑，首以敬神恤民为本，兴利除害为念。洪等赴告其详，公就委洪鸠工聚材、命匠经营。广其基址、大其规模，既勤于朴斩，复绘于丹青。工未已，水利大通。民被其泽，靡不欢心。非神不言而善应，有感而遂通陈鼎“重建开国侯庙碑”，载光绪《洋县志》卷５《金石志》……　　虽然故事中并未直接展开讲述杨将军如何使得当地“水利大通”，但其中的意思却有了：民众通过修建庙宇来酬答神，而神随后以某种方式回应民众的祈求。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出陕南地区的杨从义崇拜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神杨泗将军之间有何瓜葛。那么，这位因在对金作战中屡建功勋，并在水利灌溉中卓有功绩而成为地方神的杨从义将军，在陕南地区是从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转变为受“操舟楫者击牲献醴，竭悃输忱，感王之庇”的水神杨泗将军的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让我们再回到杨泗将军信仰本身，试图从那里找到突破口。四、耦合：杨从义崇拜与杨泗将军信仰　　在清及民国时期修撰的一些陕南地方志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版本的杨泗将军传说，这就是杨泗将军为杨家将中的杨四郎的故事。如光绪《白河县志》中所云：　　按《续府志》云：四将军姓杨讳辉，宋令公杨继宗第四子，七月七日诞辰。太祖初下河东收归入汴，阵前蒙萧太后之难，精忠烈烈。迨明文皇时，敕灵河上，褒封大将军，实为都水使者。常考渎神有四：一灵源、一清源、一广源、一长源，各有专司。将军独兼四渎而总之，与《旧志》不同，附载于此。　　光绪《洋县志》中的记载大略相同：“《郡志》谓神为杨业之四子，死于王事，因为水神。 ”［４］卷６《艺文志》前面我们引用过的民国《紫阳县志》中也提到了这一传说：“ 按杨泗将军庙，又称泗王庙，……甚至以泗为四，如明徐云达《神滩庙记》谓为杨继业第四子，名辉文。”［３］卷２《祠祀》　　不过，修志者们普遍对这一传说取不信任态度，认为“事迹本诸村伶杂剧，尤为荒谬” ［３］卷２《祠祀》。这也难怪，杨家将为抗辽英雄，他们的活动地域远离陕南，与水更是毫无干系。将其中的杨四郎认定为水神杨泗将军，除了姓氏与排行之外，提不出任何有质量的证据。可是，尽管修志者们认为杨四郎即杨泗将军荒诞不经，却又无法给出被乡民们“祷之甚虔 ”的杨泗将军一个恰当的来源或出身。象沔县知县莫增奎那样径自将家乡的传说强加于当地的事件，毕竟属于特例。显然，对于陕南士人来讲，要想解决杨泗将军的身世问题，只能另辟蹊径。　　在光绪《洋县志》中，我们发现了一篇洋县乡绅董诏撰写的“募修东四王庙疏”。文中反映了这位陕南士人煞费苦心为本地杨泗将军庙寻找神主的故事。全文大略如下：　　顾沿汉上下，祠宇相望，而奉俎豆者，皆以杨四将军之神尸之。《郡志》谓神为杨业之四子，死于王事，因为水神。其说殊为无稽。及余旁搜古迹，参订金石，然后知将军盖宋总管知洋州、封安康郡开国侯杨公，讳从义者也。……后遂相沿以杨四将军为汉水之神而祀之，意者英爽余烈克戢泛滥，蒿昭明如或见之而致然与？抑又闻俗祀神必以六月六日，谓将军疏导水以灌城、洋二邑之田，迄今洋县西郊犹庙祀之。然后知泗将军之即公无疑也。兴安既公旧封，兼复舟楫之利，咸蒙灵佑，其祀公固宜。……余谓先王之制祀典也，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杨四将军忠于所事，惠及无穷，生而封侯，没而庙食，二者盖兼之矣。且堤以卫民，神以护堤，内安千室之封，外靖万里之浪。所谓以妥以侑，而后神降之祥。理固有不爽者，非其他淫祀无福之所可比也。［４］卷６《艺文志》　　中略者为讲述杨从义生平事迹，与前引其他史志无大异。在这段文字中，尽管董诏言之凿凿地认为“然后知四将军之即公（杨从义）无疑也”，但实际上他手上并没有过硬的证据。不过，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面他提到了两点：一是“谓将军疏导水以灌城、洋二邑之田，迄今洋县西郊犹庙祀之”；二是“兴安既公旧封，兼复舟楫之利，感蒙灵佑，其祀公固宜”。而这两点可谓正中杨从义崇拜与杨泗将军信仰之间关系的要害。　　按照祀典，生前对地方事务有过贡献的人士，死后方可进入地方信仰体系。因而，在地方传说中为当地水利兴修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杨从义将军，在其殁后受到地方祭祀时理所当然地成为与水利有关的神，灵应也就主要表现在水利方面。随着明清时期陕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运在经济中地位凸显，杨从义的身份很容易从水利神转变为兼及航运的水神。更为重要的是，陕南是杨从义建功封侯之地，在此处受到祭祀符合中国士人的传统观念。当然，最后一个纯属巧合但也是很关键的因素，即当地乡民所祀的水神名为杨泗将军，不仅与杨从义同姓，而且灵应同样表现在与水有关的方面。因此，杨泗将军必然就是杨从义，杨从义当然也就是杨泗将军——这正是董诏将杨泗将军附会为杨从义的逻辑所在。在这里，董诏显然有意识忽略了杨从义的灵应在于水利、杨泗将军的神通表现为庇护水运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只是强调他们都与水相关这一共同点。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文中董诏特别强调了“俗祀神必以六月六日，谓将军疏导水以灌城、洋二邑之田”。也就是说，在这里董诏将陕南当地以大阴之日六月六日祀神，拿来作为支撑杨泗将军就是杨从义的论断的重要证据，而且还言之凿凿：人们之所以在这一日祭祀杨泗将军，就是因为杨从义曾经疏导水灌溉城固、洋县等地的田地。这样的解说似乎让董诏以为杨从义是杨泗将军的论断无懈可击。　　然而，董诏的附会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从陕南各地地方志中普遍记载着“旧祀宋总管杨从义 ”之说中，就可理会其中暗含的信息。事实上，不少修志者都认同这一说法，如雍正《陕西通志》中就十分明确的记载着：“白河县：杨泗将军庙，在县北三里汉江岸，祀宋总管杨从义”。但是，毕竟杨泗将军信仰与杨从义崇拜原本是两种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的信仰习俗，故将杨从义等同于杨泗将军的附会必然会有疏漏之处，就像民国《紫阳县志》中所质疑的那样：　　杨泗将军庙，又称泗王庙，旧以为祀宋统知（制）杨从义。考从义与子大勋同时尽节，何以庙貌为白皙少年？其为水神，亦无据。　　显然，无论肯定此说者如何强调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但其间的差异是无法回避的。这里的庙貌只是其中最表层的区别。可是，令人尴尬的是，提出疑问者也无法给出杨泗将军的确切来历，所以最终质疑者只能以模棱两可的态度，轻描淡写地补一句“旧以为祀宋总管杨从义 ”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却为我们留下了陕南地区水神杨泗将军信仰中的地方特色——杨从义崇拜的痕迹。五、转型：移民信仰与土著信仰　　尽管通过上面的论证，我们已基本弄清楚了陕南杨泗将军信仰的基本特征：与两湖地区共同的少年庙貌与水神神通，独具陕南地方特色的杨从义崇拜。也就是说，陕南杨泗将军信仰是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民间信仰。可是问题也随之出现：陕南杨泗将军信仰是在何时以及什么样的情况下形成的？这一信仰的形成与陕南地方社会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指示意义？　　如上所述，自南宋始陕南地区就开始有杨从义崇拜的出现，但毫无疑问当时只是对“以劳定国则祀之”原则的实施而已。历经元明，杨从义信仰史志无载，我们不能清晰地把握其中的变化，而从地方志中的记载来看，杨从义转变为“能捍大患则祀之”的水神杨泗将军大致是在清代中期。这一点可以杨泗将军庙的修建为证。除洋县、城固和安康等少数地方的杨泗将军庙直接承自杨从义庙之外，陕南各地杨泗将军庙的修建时间，几无例外都是在清代康熙之后。如光绪《定远厅志》载：“杨泗将军庙：在刘猛将军庙右。共六间，前为官厅，道光十六年同知谢长年建。”而石泉更明确称是在乾隆年间道光《石泉县志》卷１《祠祀志》载：“汉江龙神庙：在南门内，即四王庙。乾隆戊子年建，其女像，神无考，或以为火神云。”。雍正《陕西通志》中也有关于杨泗将军庙修建时间的记载：　　紫阳县：杨泗将军庙在县治东南一里，康熙四十五年修。　　白河县：杨泗将军庙，在县北三里汉江岸，祀宋总管杨从义。雍正二年重修。　　白河县杨泗将军庙最初修建的时间虽不明确，但雍正二年（１７２４）的重修或许是将原有的杨从义庙改建为杨泗将军庙。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应该证明了这一时期当地杨泗将军崇拜较为兴盛的事实。　　熟悉陕南地方史的学者们都知道，清代康熙、雍正与乾隆年间正是移民大量拥入陕南的时期。这一时期陕南的移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尤其是以两湖地区的移民最为集中［１４］。大量且集中进入的移民，使当地“风俗丕变”，以致“四方商旅聚而成俗，其间冠婚丧祭之仪，有沿客习而变者”［１５］。陕南杨泗将军信仰的形成应恰在其时，这不仅可以从陕南地区杨泗将军信仰的基本特征与两湖地区相似得到证明，而且陕南杨泗将军信仰分布区域与移民分布区域一致的状况，也表明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非同一般：前述商南县普渡河一带每年定期举行盛大的杨泗将军庙会，而王昶乾隆年间巡视商州地区时，曾称商州普谷（渡）河一带，“河崖二百余家，多楚豫及皖人”［１６］。可见，移民与陕南杨泗将军信仰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密切：移民使陕南与长江中游地区建立起了联系，成为区域神杨泗将军信仰分布区的一个部分。　　美国学者韩森在对南宋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中指出，南宋时期中国的民间信仰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即从十二世纪初由本地人氏组成的地方诸神体系，向十三世纪末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神 与地方诸神相结合转变［１３］７。对于何为地方神与区域性神，她还给出了一些基本的特征：地方神是那些或生前为本地人氏，或到过受奉祀的地区的神，而区域性神则是灵应区域不再局限于本地的神。她进一步指出，南宋时期民间信仰发生变化的区域，基本上控制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并且即使在这一地区，整个十二、十三世纪离弃仕途的精英家族与未受到商业革命影响的农夫中，地方神仍然受到崇拜。但是，对于那些未受到商业革命深刻影响的内地区域情况如何，韩森却没有给出答案。另外，如果像她一开始指出的那样，民间信仰的转型是因为受到区域经济变迁的刺激，那么，直到近世仍长期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汉江上游地区，民间信仰如果发生类似的转型，是否也与地方经济的变迁有关？对于这些疑问，以往的研究都没有进行相关的思考。显然，我们要想得到答案，必须要进行一番认真的考量。　　套用韩森氏的观点，在未与杨泗将军信仰整合前的杨从义崇拜，显然应该属于地方神。原因十分简单，杨从义曾经是受奉祀地区的地方官员，并在未受到商业革命影响的陕南地区长期作为水利神而受到供奉与崇拜，其灵应如响也表现在与商业社会无关的农业方面。然而，这一状况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契机就是移民将杨泗将军信仰带入陕南。从陕南地区的自然条件来看，杨泗将军信仰的进入应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件。陕南地区地处秦巴山地内部，对外交通主要依赖汉江与丹江的水道运输。但是受到地形的限制，陕南地区虽然地处北亚热带湿润地区，河道众多，但大多水流湍急、滩多，于航行极为不利。如王昶曾以诗文的形式，对白河境内的一段汉江水道状况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　　津吏忽来言，浊流涨清汉。缘溪数尺高，洄流疾如箭。我时仍发船，滩滩闻 氵贲漩。逆上次蓝滩，悬涡益飚悍，殷空雷霆驱，触石冰雪溅。远疑鸥翔，近逼蛟蜃战。长年尽呼啸，小史剧奥页眩。出险乃斯须，安危竟一线。我生鹜远游，所适骇闻见。清浪暨江门，性命会梦幻。独怜挽船郎，百丈累鱼贯。冲雨午未餐，力尽泥没骨干王昶“自白河至蓝滩”，载嘉庆《续兴安府志》卷６《艺文志》。　　正是因为陕南地区的汉江水道运输较为险恶，所以两湖地区的移民进入陕南后，很自然地同时将他们原来居住地域内的能够“斩龙护国”，庇佑船民的水神杨泗将军一并带入陕南。当然，杨泗将军也不负众望，如前文所述，在陕南仍然可以与在家乡一样，在庇护航运方面灵应如响，因而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尊崇，“邑人祷祀最虔”。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历史上陕南地区本即为水灾频繁之地，加之康乾时期人口的大量迁入，秦巴山地原始老林的破坏，更加剧了当地水土流失，对当地的社会生活、经济生产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１７］。如道光《石泉县志》中称“近因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发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下流壅塞则上流迁徙，沿（汉）江居民沉灶产蛙，亦共常矣。” ［１８］卷１《地理志》更有甚者，水土流失造成了一些通航河道彻底失去了水运价值，如汉江支流乾河即是一例：“山间树木砍伐日甚，山坡垦地日益加多，于是崩沙走石，冲入河中，以至河道荒旋，不复通舟。”　　显然，明清时期陕南地区水灾的加剧，成就了地方民间信仰体系中对水神的广泛崇拜。但是，水神崇拜的凸显是否还表明这一时期陕南地方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好导致了水运在地方社会中占据了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呢？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正是陕南地区经济开始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多种经营方向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陕南地区商品生产逐渐兴盛，商业贸易获得了长足的进步。［１９］兴安府城安康凭借位于连接秦楚的交通要道上，加之汉中盆地腹地广阔的优势，其商业活动在陕南一带最为繁盛：“城外为水陆通衢，舟骑络绎，城内商贾辐凑，百货云屯”［２０］。商品经济的勃兴，刺激了陕南地区内河航运业的发展。每当有大宗商品粮远贩荆襄时，安康就会出现“帆樯蔽江江水急，西城万户余空鬲甫”的壮观景象。［２１］卷２０《艺文志》　　显然，在清代中期以后陕南经济转型之际，水路交通开始在地方经济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并直接导致了“拯危济险，利涉大川”的水神杨泗将军出现在地方民间信仰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本为移民信仰习俗的杨泗将军崇拜，为了适应陕南当地社会环境，吸纳了当地原有的杨从义崇拜，从而将一个原本与农业社会相关的土著地方神整合进庇佑航运的区域性水神信仰中。也就是说，陕南地方信仰——杨从义崇拜，不仅仅是给区域性神杨泗将军提供了一个高贵的出身，更重要的是他在杨泗将军信仰中的出现，使杨泗将军信仰完成了从移民信仰到地方信仰的本土化过程。　　现在，本节最初提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陕南杨泗将军崇拜的形成是与陕南清代中期两湖移民的进入同时发生的。而这一事件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一种信仰习俗的流转迁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由于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陕南地区民间信仰体系从以地方诸神为主开始向地方诸神与区域神相结合转变。六、讨论：政治在民间信仰中的作用与意义　　在此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首先，在对陕南地区水神杨泗将军信仰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民间信仰的神话传说的流传过程中，地方士人及地方官员起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由于中国文化与行政管理体制的缘故，地方士人与官员往往承担起民间传说记录者的职能。但是在完成这一任务时，他们经常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对民间信仰加以改造，从而使得当地民间信仰的神话传说中增添了许多外来成份，客观上对民间信仰的地域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沔县知县莫增奎对菜园渡王爷庙内的杨泗将军神像的改造及其说明，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另外，在紧邻湖北郧阳府的白河县关于杨泗将军的传说记载中也可以窥探到这一痕迹：　　按《续府志》云：泗将军姓杨讳辉，宋令公杨继宗第四子，七月七日诞辰。太祖初下河东收归入汴，阵前蒙萧太后之难，精忠烈烈。迨明文皇时，敕灵河上，褒封大将军，实为都水使者。常考渎神有四：一灵源、一清源、一广源、一长源，各有专司。将军独兼四渎而总之，与《旧志》不同，附载于此。［２２］卷６《祠祀志》　　《续府志》是指嘉庆《续修兴安府志》。在这段文字中，虽然我们无法确知《旧志》的情况，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关于杨泗将军的传说，白河县的修志者径自采用了上一级官员所勘定的府志中的说法。那么，行政对民间信仰的干预在此暴露无遗。　　其次，就在沔县王爷庙这一个案中，如果我们不去纠缠具体的杨泗将军传说中的故事情节，而仅仅就里面那句“邑人祷祀最虔，询及王之事迹，无知之者”进行思考，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竟然会出现乡人对他们祈求最为虔诚的神灵的事迹茫然无知的情况？即使是莫知县没有告知当地百姓他的那个杨泗将军传说，仅凭上述我们所引地方志中关于城固、洋县两地杨泗将军祠的记载，相距不远且同属汉中府的沔县百姓不应该不知道在汉中府广为流传的杨从义传说。或许是当地百姓并非对他们崇拜的杨泗将军神话毫不知晓，而是他们的故事可能不仅与杨从义无关，更主要是被地方志编修者视作“事迹本诸村伶杂剧，尤为荒谬”而不录于志书之中？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陕南地区杨泗将军崇拜的真实情况，很有可能是另外一副面貌：官府及地方士绅认可的是“有功于民”的地方神杨从义，并将此记录在地方志中，而当地百姓崇拜的是区域神杨泗将军，其传说在官方的记录中被完全忽视。这就意味着在地方民间信仰传说中存在着地方官绅与当地百姓的阶层差异。果真如此的话，陕南地区民间信仰的转型就很有可能比我们从地方志中得出的结论要早很多。然而，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　　［参考文献］　　［１］黄芝岗。中国的水神［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２０——３２１。　　［３］民国紫阳县志［Ｍ］。民国十四年石印本。　　［４］光绪洋县志［Ｍ］。民国二十六年重修石印本。　　［５］光绪沔县志［Ｍ］。光绪九年刊本。　　［６］光绪定远厅志［Ｍ］。光绪五年刊本。　　［７］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Ｍ］。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８］民国隆德县志［Ｍ］。民国二十四年石印本。　　［９］民国砖坪县志［Ｍ］。民国铅印本。　　［１０］康熙城固县志［Ｍ］。光绪四年重刊本。　　［１１］脱脱，等。宋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１２］毕沅。关中胜迹图志［Ｍ］。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１３］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Ｍ］。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４］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的分布［Ｊ］。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２（３）：９４——１０５。　　［１５］张晓虹。清代移民与陕南汉水流域民间风俗的嬗递［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２，１７（３）：９１——１００。　　［１６］王昶。商洛行程记［Ｍ］∥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杭州：杭州古籍书店，１９８５。　　［１７］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Ｊ］。中国农史，１９８８（４）：６９——８４，１９８９（１）：７４——８２。　　［１８］道光石泉县志［Ｍ］。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１９］张晓虹，郑召利。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尚的嬗递［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９，７０（３）：３９——４３。　　［２０］卢坤。秦疆治略：安康县［Ｍ］。道光年间刊本。　　［２１］嘉庆安康县志［Ｍ］。嘉庆二十年刻本。　　［２２］光绪白河县志［Ｍ］。光绪十九年铅印本。

传统文化 区域信仰的本土化与地方信仰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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