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轉載]20世紀的藏傳佛教歷史研究綜述

Posted 2022-10-17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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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藏傳佛教歷史研究綜述索南才讓一、歷史的回顧藏傳佛教是藏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比較一致的觀點，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歷代高僧大德致力於佛教史的研究從未綴止，撰寫了一批至今仍被學術界廣泛引用的宏篇巨著。如《嘛呢寶訓集》、《五部遺教》、《巴協》、《娘氏教法源流》、《弟吳宗教源流》、《布頓佛教史--大寶藏論》、《紅史》、《青史》、《雅隆覺沃教法史》、《西藏王統記》、《隆慶教史》、《主巴教史》、《西藏王臣記》、《奈巴教法史》、《薩迦世系史》、《寧瑪教法源流》、《洛絨教史》、《噶當教史》、《印度佛教史》、《格魯派教史--黃琉璃》、《土觀佛教史--宗教流派鏡史》、《松巴佛教史--如意寶樹史》、《漢藏史集》、《智者喜宴》、《宗派建立論》、《覺囊派教法史》等，其中有的已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受到國際藏學界的廣泛重視。長期以來，藏傳佛教以其所具有的文化特性和神秘性，深深地吸引著國內外人士。從17世紀起，歐洲的探險家和傳教士歷經艱辛，涉足西藏高原，一睹雪域風彩，探究神秘文化。有的人深入寺院、廟堂，訪師學法，親自實踐密法，開始了藏傳佛教研究工作。幾百年來，湧現出了許多國際知名的藏學專家，像匈牙利的喬瑪、意大利的圖齊、德國的霍夫曼等人的研究成果，如《對甘珠爾的分析和丹珠爾內容要略》、《西藏畫卷》、《西藏的宗教》等學術專著受到藏學界的高度重視。迄今國外藏傳佛教研究日新月異，歐、美、亞許多國家相繼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國內，藏傳佛教早在1000多年前就與中原發生了聯繫。7世紀，文成公主進藏帶入釋迦牟尼佛像，從此漢僧不斷進入西藏，從事譯經弘法活動。8世紀，吐蕃派往唐朝取經求法者將大量漢文佛經帶到西藏譯成藏文，禪宗僧人摩訶衍那在西藏宣傳「頓悟成佛」思想，極短時間內吸引了不少王室成員，勢力發展迅猛，並且對西藏的親印派構成了威脅。為了緩和佛教內部激化的矛盾，樹立中觀正統思想，贊普主持召開頓漸辯論會，以此方式迫使漢僧退回中原。13世紀起，藏傳佛教開始了大規模的東傳，歷經元、明、清三朝，在內地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僅限於統治階層，可以說是統治階級很大程度上處於政治考慮，根本談不上從學術角度對藏傳佛教加以研究。從本世紀初開始，隨著藏族高僧到內地弘法，藏傳佛教逐漸被人們瞭解。二、三十年代，大勇法師的赴藏學法團和西康藏族高僧到中原傳教，逐漸開始了對藏傳佛教的介紹和研究活動。重慶漢藏教理院的成立，既造就了一批藏學研究人才，也把這一研究推向了高潮，《菩提道次第廣論》等一批藏傳佛教的佛學名著被譯成漢文，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新的成果不斷問世。40年代後，法尊、呂澂等人撰寫了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專著，在學界反響很大。60年代，王森先生撰的《關於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奠定了現代藏傳佛教史研究的基礎，深受藏學界重視。張建木、郭和卿等人也譯出了一批藏文史學名著。這一時期，在港台地區從事藏傳佛教史研究的人較多，出了不少成果。慧吉祥的《西藏佛教概要》，王仲厚的《西藏遠期政教史略》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林傳芳研究《紅史》、《青史》、《布頓佛教史》、《西藏王臣記》的系列論文陸續刊登在《內明》等刊物上。嚴格說來，從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30年間，中国藏傳佛教研究的重點是佛教史，現代藏傳佛教史研究的大部分經典著作都是形成於這一時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貫徹落實，藏傳佛教研究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在很短的時間內，一些高等院校和地方社會科學院都成立了藏傳佛教研究機構。從已發表的藏學論文數量上看，有關藏傳佛教方面的比重較大，而且藏傳佛教史方面的成果突出。但到了90年代，這一特徵逐漸減少，有關教義、人物、制度、文化研究方面的論文則急劇增加。總之，總括一個世紀以來的藏傳佛教研究，可以說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側重於對藏文典籍的翻譯和介紹；第二個階段加強了對教派史的研究，成果之豐，受到關注；第三個階段是重點整理翻譯藏文歷史名著，向深度和廣度發展。二、學術觀點綜述 1吐蕃佛教的傳入吐蕃佛教，又稱前弘期佛教，從佛教傳入西藏到朗達瑪滅佛時為止。關於吐蕃佛教的起始年代，即佛法何時傳入西藏問題，是吐蕃佛教研究的重點。藏文史籍記載，拉脫脫日年贊在位時，天降聖物，佛法開始傳入西藏，是年為猴年，拉脫脫日年贊60歲。已故藏族知名學者木雅貢布在《中國藏學》上撰文贊成這種觀點。談延祚在《西藏密宗編年》說，晉孝武帝寧康三年(374)，拉脫脫日年贊誕生，宋文帝元嘉十年(433)，雍布拉崗宮上降下密乘經續，為佛法來藏之始。但「天降聖物」，學者還有幾種解釋。一是天降的佛經聖物，實為印度僧人帶入，只因苯教好天，所以視為自天而降。二是天降的佛經，是由印度班智達羅森楚與譯師悌列攜來，呈獻藏王。第三說天降的佛經，是由漢僧帶入西藏，因為當時西藏無文字，無人誦讀，漢僧只好留下佛經而回。王堯先生的《吐蕃佛教述略》(載《青海民學院學報》1980年，第4期)說：「在拉脫脫日年贊時，由於偶然的因素，有人把梵文佛經帶到西藏，無人認得，被秘密收藏起來，未發生過任何影響。」另一些人通過對藏、漢文史料認真分析，認為松贊干布時期，文成公主與赤尊公主帶入佛像佛經，佛法正式傳入，但由於當時苯教思想占統治地位，並未發生多大作用。持這種觀點的人，主要是漢族的藏學家。早在40年代，張達愚撰文《佛教輸入西藏考》( 載《學術界》1944.2)，從學術角度對藏史提出的佛法傳入西藏的年代做了詳細考證，得出了松贊干布時佛法正式傳入西藏的結論。法尊法師在《西藏前弘期佛教》(載《現代佛學》、《中國佛教》)一文中指出：「因此，可以認為『前弘期』約始於七世紀中葉至九世紀的前半，前後約二百年」。確定佛法始傳於松贊干布時期。王森先生的《關於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原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於1965年鉛印，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更名為《西藏佛教發展史略》)一書，被學術界譽為藏傳佛教歷史研究的權威著作。作者強調：「到松贊干布時，藏族文化才有顯著的發展。佛教也從這時候開始進入西藏。」總之，有關這方面的論文還有很多。一些著名的藏學家如李翊灼、任乃強、妙舟法師、觀空等人都贊成此說。但大多數藏族學者認為，赤松德贊時期，佛教在西藏才真正開始有了活動。 2藏傳佛教的分期百年來，從整體上研究吐蕃佛教史的論文發表頗多。法尊的《西藏前弘期佛教》就把吐蕃佛教劃分成三個時期進行論述。他說松贊干布時期為初興佛教時期，初創文字，始譯佛典，以佛教十善戒制定法律，教育民眾。墀松德贊時期為建樹佛教，西藏始有僧人，建立僧伽制度，「佛教的真正規模，此時才算完備」。墀熱巴巾時期為發揚佛教，規範了譯經制度，編集佛經目錄，制定僧人贍養制，「下至通用的度量衡器，都依照經論改制」。他列舉出了教典文獻，總結了見修行的特點，勾勒出了吐蕃佛教的輪廓。70年代，談延祚在《菩提樹》上連載了《西藏古代佛教史提要》(1970年，第3-5期)，對吐蕃佛教做了全面系統的論述，總結了吐蕃佛教的基本特點，尤其對寧瑪派敘述頗詳。進入80年代以後，吐蕃佛教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王堯先生的《吐蕃佛教述略》一文利用藏文資料，從佛教的傳入、佛教的建立、興建桑耶寺、「七覺士」僧團的出現、佛經翻譯及三大目錄形成、佛苯鬥爭、頓漸之爭等七個方面論述了吐蕃佛教，提出了許多新的看法，既全面又系統，可謂是一部吐蕃佛教史專著。阿旺的《西藏佛教的基本特點及其主要影響》(載《藏族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文依照傳統說法，認為佛教自拉脫脫日年贊之世傳入西藏，迄至松贊干布時迎娶崇佛的尼泊爾公主和唐文成公主，建立了一批佛寺，雖有僧人傳經說法，舉行佛教儀式等活動，但尚未形成自己的體系即教派。許得存的《佛教在西藏的三個發展階段及其特點》(載《西藏研究》1984年，第4期)一文把藏傳佛教分為初傳時期的佛教(吐蕃佛教)、半獨立時期的佛教(10-15世紀)和完全獨立後的佛教(15世紀以後)三個時期。認為吐蕃佛教是自然宗教與人為宗教結合的產物，它取代了苯教的地位而獨立於藏族社會，「首先是因為它適應了吐蕃奴隸制社會發展的需要」，具有解決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的複雜矛盾的特點。半獨立時期佛教，初步形成了莊園式的寺院經濟，和大小地方勢力結成「施主」關係，聯合經營教派，即以家族為主的集團經濟和分割治制。學術上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喜人景象，氣氛十分活躍，但各項制度尚不健全。完全獨立後的佛教，實行以僧人為主的政教合一統治，建立了獨立的寺院經濟體系和制度。雖然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理論體系，但弊端也不少。李尚全的《吐蕃佛教史論》(載《西藏研究》1993年第3期)從佛教傳播的歷史根源、松贊干布所信仰的佛教的特色、佛教與吐蕃王權的結合與分裂及吐蕃佛教的基本教義等四個方面進行論述。認為王權與神權之間矛盾鬥爭的激化是佛教在吐蕃得以傳播的歷史根源，而引進和完成此項工作的關鍵人物是松贊干布。墀松德贊時，佛教扎根於西藏，「以大乘佛教的中觀正見為建樹，發揚密教的『大圓滿法』。其特點是佛教從印度移植到西藏高原，基本上為全盤接受」。尕藏加的《吐蕃佛教與西域》(《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論述了吐蕃佛教與西域的關係。認為佛教於433年傳入西藏，吐蕃佛教的形成與發展受了內地、西域、克什米爾、尼泊爾等四鄰佛教的影響，在自身得到空前發展的同時，對周邊四鄰也產生了巨大影響。陳楠在《吐蕃時期佛教發展與傳播問題考論》(載《中國藏學》1994年，第1期)一文中把吐蕃佛教分為初期、早期、中期和盛期四個階段。貢卻澤登的《關於佛教傳入藏區的時代問題》、朱普選的《佛教入藏及其演變的環境考察》等論文從吐蕃社會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等方面做了論述。班班多傑的《論藏傳佛教前弘期》(《法音》1987年，第1期)，則從整體上進行論述。 3藏傳佛教的形成關於藏傳佛教的形成問題，歷來有不同的看法，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對此問題的討論越來越激烈。王堯在《西藏喇嘛教的形成》(《中國哲學》1980年，第二輯)中認為桑耶寺的建立，僧伽組織的成立，佛經目錄的編纂，佛苯和佛教內部鬥爭的結束，確立了西藏佛教的思想內容，標誌著西藏佛教的形成。李冀誠基本上同意這種看法，他在《對西藏佛教的形成及其稱謂上的一些淺見》(載《世界宗教研究》)中指出：西藏佛教形成於 8世紀後半葉。理由是；1正規寺院桑耶寺建成；2以「七覺士」為首的西藏僧人出現，建立了僧伽組織；3教法傳承建立；4譯經齊全；5苯教影響加深。王輔仁則認為，吐蕃佛教並非西藏佛教，而是經過與苯教長期鬥爭、吸收、接近、融洽以後的佛教，它形成於10世紀後半期。在宗教形式上，「是佛教吸收不少本教的色彩後才形成為西藏佛教的。」在經濟上，「西藏佛教和它所控制的經濟的關係是『二位一體』的」，具有自己的特點。石碩的《藏傳佛教與藏民族的形成》(《四川大學學報》1997年，第3 期)一文從文化角度探討藏傳佛教的形成。阿旺強調，8至9世紀赤松德贊、赤德松贊、赤祖德贊祖孫三代期間，西藏佛教才真正形成和興起。 4後弘期的起始時間一般認為，841年朗達瑪滅佛，前弘期結束。但是後弘期何時開始?卻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爭論的熱點。古代藏文佛教史籍對此記載不同。《布頓佛教史》說，衛藏佛教毀滅經典70年，到911年時有魯梅等十人重建佛教。《青史》則說901年滅法，78年後佛法復興，因此推斷後弘期始於978年。《奈巴佛教史》認為，841年朗達瑪滅法，經109年，至 949年才有佛法。還有一種觀點說841年滅佛，經77年，918年後弘期開始。學術界圍繞這些記載，展開了長時間討論。法尊的《西藏後弘期佛教》一文指出：841年朗達瑪滅法以後，經一百多年，衛藏等地無僧伽。到宋代初年魯梅等往青海學法，回藏重集僧伽，弘揚佛教。此後直到現在，佛法興盛不絕，故對前弘期而言，應名為「西藏後弘期佛教」。所以841年滅法，978年佛法復興，是最合理的。吳均在《關於藏區宗教一些問題的辨析》一文中，進一步確證前弘期佛教，以赤松德贊下詔定佛教為國教起，至朗達瑪滅法止，僅一個世紀，取得了很大成就。一是佛教與王室結合，確定為國教地位；二是靜命和蓮花生分別在教義和巫術上戰勝苯教，奪取苯教師獨攬宗教事務的特權；三是建立宗教思想體系；四是將苯教神祉作為佛教護法神；五是建立了桑耶寺；六是統一對佛教教義的師承及認識。他總結了後弘期佛教的基本特點。房建昌的《也談藏傳佛教後弘期》(《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一文，認為隨著吐蕃王朝的崩潰，西藏文化進入衰微與分化時期，開始與苯教巫術、密宗坦特羅融為一體。褚俊傑的《阿底夏與十一世紀西藏西部的佛教》(《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論述了阿底峽對阿里佛教的巨大貢獻，總結了阿里佛教的特點以及對後弘期佛教的影響。持這種觀點的還有蒲文成的《關於西藏佛教前後弘期歷史年代分歧》(《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謝佐的《佛教在西藏的「前弘期」和「後弘期」》(《青海民院學報》1986年，第3期)等文。978 年為後弘期開始的觀點，已為學術界絕大多數人接受。 5通史研究從整體上把握和研究藏傳佛教史歷來是學術界的「強項」，碩果纍纍，影響深遠。30年代，張辛南在《西北研究》上發表了《西藏之喇嘛教》(1931年，第2期)，簡述藏傳佛教歷史及各教派的特點，文字簡練，條理清晰。林有志的《喇嘛教之研究》刊載於1917 年的《地學雜誌》上，他對喇嘛教(即藏傳佛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芝峰發表了《西藏佛教》(載《海潮音》1933年，第5期)。學孝的《西藏佛教》刊載於《覺訊》第89期上。妙舟法師的《蒙藏佛教史》(上海佛學書局，1934年)四冊本是本世紀以來第一部全面論述藏傳佛教史的專著，對藏傳佛教的形成、發展和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及其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做了深刻探討，其中有些觀點為後人所遵循，在學術界反響良好。然而，作者因受信仰的影響，在對待人物、事件的評價和年代分析上，缺乏更細密考證和分析。 1933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李翊灼的《西藏佛教史》。任乃強翻譯了沈朗絳村的《西藏政教史鑒》，在《康導月刊》(19407-194310)上連載。這些成果從不同角度介紹藏傳佛教，梳理了藏傳佛教歷史，在當時起了很好的啟蒙宣傳作用，為進一步研究藏傳佛教史奠定了基礎。五、六十年代，又有滿月的《漢藏佛教之光》(載《海潮音》1950年，第6期)、呂澂的《漢藏佛學溝通的第一步》(載《現代佛學》1953年，第8期)、歐陽無畏的《喇嘛教》(《西藏研究》台北，1960年，第8期)等，分別從漢藏佛教關係、佛教經典翻譯等方面介紹藏傳佛教歷史。法尊法師畢生致力於藏傳佛教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作出了巨大貢獻。40年代，他出版了《西藏民族政教史》。以後又在《現代佛學》上先後發表了系列論文，包括《西藏前弘期佛教》、《西藏後弘期佛教》、《西藏佛教的響巴迦舉派》、《西藏佛教的薩嘉派》、《西藏佛教的寧瑪派》、《西藏佛教的迦當派》和《西藏佛教的迦舉派》，充分利用藏文第一手資料，用現代研究方法，詳細論述藏傳佛教史，深刻分析各教派的教理特點和傳承關係，對有些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分期提出了新的看法，條分縷析，客觀求實，全面系統，建立了自己的體系和學術思想，影響之大，實無可比。書中的有些資料和觀點，今日仍被廣泛引用。王森先生是藏學界的一位資深學者，他精通漢、藏、梵、英幾種文字，佛學知識淵博，在藏傳因明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績。1965年，他的《關於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鉛印成冊，流行於學術界。此書系王先生數十年刻苦研究的心血結晶，雖然在體例上與法尊之作相似，但所用方法不同，在許多方面有新的突破。王堯和李冀誠曾撰文做了高度評價。王堯認為，此書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一、廣搜博覽，追求真實，特重證據，重視史源，追求歷史客觀真像；二、梳理史料，探幽據微。能於細處洞察真實，將若干歷史現象作為導引，尋求其內在的、本質上的原因；三、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統馭真實史料，以科學的方法作了歷史性的回顧和深刻性描述，解決了許多歷史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看法，是本世紀以來藏傳佛教史方面少有的學術專著，最富權威性，一直被作為研究藏傳佛教史的範本而引用。1987年，此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命名為《西藏佛教發展史略》。 1982年，王輔仁先生出版了《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一書，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方法深刻論述了藏傳佛教發展歷史，正如作者自己所說：「試圖從歷史的角度，以簡明通俗的文字把西藏佛教的發展過程勾勒出一個輪廓」。分析了藏傳佛教的基本思想和制度。但是書中有些觀點還可以再商榷。如果說上述幾部佛教史專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方法論客觀系統地論述了藏傳佛教的發展歷史，解決了許多遺留的問題。那麼，1989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李安宅先生的遺著《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則是用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方法，以大量實地考察所得的資料寫成的一部藏傳佛教史專著。此書雖然寫於半個世紀以前，但它畢竟是拓荒者「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辛勞動成果，填補了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藏傳佛教史的空白。 1991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丁漢儒、溫華、唐景福、孫爾康四人合著的《藏傳佛教源流及社會影響》。此書原名題為《西藏佛教述略》，1978年以「未定稿」的名義排印，在內部徵求意見。此次出版在原稿的基礎上做了很大修改和補充，概述了藏傳佛教的歷史發展及其本質和歷史作用，對寺院經濟、寺院教育、解放後的藏傳佛教也有所涉及。已故西藏民族學院教授彭英全編著的《西藏宗教概述》一書也是用馬列主義研究藏傳佛教的專著，多年來在學術界和宗教界廣泛引用，曾作為一些大學的教材使用。 1991年，新華出版社出版了李冀誠先生的《藏傳佛教》一書，概述了藏傳佛教的歷史、教義、組織、制度和在藏、蒙、土、裕固族等少數民族中的傳播，以及傳播地區的各種情況。1985年，今日中國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冀誠、許得存編著的《西藏佛教諸派宗義》一書，分述藏傳佛教宗派史，頗具特色。199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劉立千撰寫的《藏傳佛教各派教義及密宗漫談》，既談歷史又談思想，頗受學界所重。在藏傳佛教史研究隊伍中，學術界、藏學界和佛教界人士三支隊伍已組成了一個多結構、多層次的梯隊，正在日益發展壯大。他們繼續進行傳統項目的研究，開展了一系列的專題研究，不僅領域日益拓寬，而且方法不斷更新，成果逐年增多。特別是藏族學者表現突出，撰寫了有特色的著作，如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平措次仁的《西藏佛教史》藏文版。1987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白瑪根桑的藏文版《教派源流綜述》等。近年來，研究論文發表的也很多。次仁央宗發表在《西藏民族宗教》上的《西藏宗教歷史發展概述》(1994年冬季號-1995年春、夏、秋季號)，就用現代研究方法簡述了西藏宗教(包括苯教和佛教)的產生、形成、發展過程，淺顯易懂。有關論文，茲不一一列舉。 6教派史的研究教派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豐厚，參與研究的藏漢族學者較多。在早期研究中，成績最突出者當推法尊法師的系列論文。觀空法師的《西藏佛教的格魯派》一文深入淺出地論述了格魯派的歷史和戒、定、慧三學並重、止觀雙運的修持特點和教理特點。從50年代起，港台地區開展了對各教派的研究，逐漸向縱深發展，特別是對關鍵人物、教義教法和各種制度研究深入，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對噶舉派和寧瑪派的研究比較多，部分成果收集在張曼濤編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裡。近年陸續出版的《西藏學研究文集》等，則收錄了最新研究成果，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 70年代以來，噶舉派因以分佈廣、勢力大、派系多、教法獨特而聞名，一直受學術界和佛教界的重視。劉立千撰寫的《藏傳佛教噶舉派》一文引用多種藏文資料，簡明扼要地論述了噶舉派歷史，以因、道、果概括該派教義，總結出它所獨有的特點。劉銳之、談錫永、談延祚等人對噶舉派的教法傳承關係頗有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看法。唐景福在《西北史地》上發表了《略論喇嘛教噶舉派的歷史作用》(1985年，第2期)。房建昌先後發表了《藏傳佛教噶舉派形成史》(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2期)、《止貢噶舉派在西藏的興起與發展》(《西藏研究》1988年，第2期)、《噶瑪噶舉派的司徒活佛世系與八蚌寺》(《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等。他的特點是吸取國外最新研究成果，探討噶舉派遙遠歷史及其有關問題。張天鎖發表了《噶瑪巴·推松欽巴傳略》( 載《西藏民院學報》1990年，第2期)；張松操譯有《香巴噶舉派傳承概述》(載《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石世梁撰寫了《瑪爾巴與噶舉派》(載《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3期)和《簡論止貢噶舉的興衰》(西藏研究)1995年，第4期)。在後一篇論文中，石世梁認為止貢派的興衰歷史，實際上是西藏中世紀史的一部縮影。吳俊榮的《噶瑪巴源流及其歷史地位》(載《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一文從噶瑪巴源流及其與中央政府的密切關係、噶瑪巴首創活佛轉世制、噶瑪巴的領袖地位的確立、噶瑪政權和噶瑪巴遺囑等五個方面將噶瑪噶舉派近八百年的歷史作了概述。並介紹了部分噶瑪巴遺囑和第16世與第17世噶瑪巴活佛。在藏族學者中也出現了一批噶舉派研究專家，像措如次朗、次旦格列、丹貝仲美等人著文論述噶舉派教史。特別是措如次朗先生具有淵博的佛學造詣，1989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專著《噶舉派史略》一書，這是利用藏文史籍和資料，全面論述噶舉派的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著作，可以作為噶舉派通史看待。寧瑪派是藏傳佛教各教派中歷史比較悠久的一個宗派，關於它的形成，學術界一直有爭議。法尊法師認為，寧瑪派是指前弘期所傳的密教。應該指出，這個定義是僅從佛教的一般而言。作為一個宗派，必須具備獨特的教義、教規、組織和寺院經濟基礎，這是最基本的條件，寧瑪派也不例外。雖然寧瑪派基本教義已經在吐蕃時期初現，但其他幾個條件直到十一、二世紀才形成。所以，真正成為一個教派也是在這個時期。本世紀初，諾那、貢噶等上師在內地弘法，宣傳寧瑪派教法，培養人才，開展對寧瑪派的研究。當時研究的重點在大圓滿法上，涉及教派史的論文並不多。1993年《中國藏學》第1期上發表了劉立千先生的早年論文《藏傳佛教的寧瑪派》一文，專門從體、相、用三個方面分析大圓滿法。通真的《寧瑪派簡介》(載《西藏民族宗教》1993年，第1期)，力圖從整體上把握，簡明扼要地論述寧瑪派的形成，考證分析了其代表人物、教理特點，介紹主要寺院。1989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措如次朗撰寫的《寧瑪教派史略》一書，作為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的教材使用。此書是本世紀以來，由藏族學者用藏文撰寫的寧瑪派教史專著，梳理了寧瑪派的歷史，對學術界關注的一些重大問題作了透徹分析，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是研究寧瑪派不可多得的參考書。薩迦派是比較重要的教派。13世紀元朝在統一中國過程中，該派高僧薩班、八思巴等人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他們代表元朝管理西藏，設立本欽負責制，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關於薩迦派研究，一直是熱門課題，除了在《西藏民族政教史》、《西藏佛教發展史略》、《西藏佛教史略》、《西藏佛教史》等史著中介紹外，專題性研究論文也較多。法尊的《西藏佛教的薩嘉派》簡述了薩迦派的歷史淵源和教法傳承關係，以及道果法的特點，是五、六十年代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80年代以後，薩迦派研究越來越向縱深發展。1980年上官劍壁在《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上發表了《略論喇嘛教薩迦派的歷史地位》；張敦安發表了《試論薩迦派》(《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1 年，第1期)；唐景福和溫華發表了《試論西藏佛教薩迦派的歷史及其作用》。這些論文對薩迦派的創立、教法核心、傳承關係和特殊歷史作用都作了詳細論述。認為薩迦派協助元朝中央政府完成了祖國統一西藏的大業，推動了西藏封建社會的向前發展。在藏族學者中，近年也湧現出了一批薩迦派研究專家，如達瓦次仁、赤列加措、單增卓瑪、通真等人，他們紛紛撰文論述薩迦派的歷史沿革和在實現元朝統一大業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貝瓦爾·確列多傑的《薩迦派史略》(民族出版社，1989年)是用藏文撰寫的薩迦派專著。作者站在佛教正統立場上，全面敘述了薩迦派的形成與發展史，深刻分析了道果教授理論，對龐雜的教義體系進行了梳理，被作為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教材使用，學術界對此書也十分重視，引用較多。覺囊派是一個特殊宗派，由於其所堅持的中觀「他空」見，曾受到藏傳佛教其他宗派的有力批駁，斥它繼承了古印度外道學說，否定其作為佛教支派的地位，因此影響遠不如其他宗派。17世紀，格魯派取得西藏地方的絕對統治權以後，迫使覺囊派寺院改宗，致使覺囊派幾乎絕傳。學術界因此而認為覺囊派絕傳於五世達賴喇嘛時期，甚至不少人根本不承認覺囊派是一個獨立的教派，認為它已經從歷史上消失了，這是一種非常片面的看法。實際上，14世紀覺囊派已傳播到四川阿壩地區，勢力日盛。17世紀，覺囊派受到五世達賴喇嘛的打擊後，把中心從它的發祥地西藏轉移到阿壩，形成了一個以中壤塘寺為中心，輻射青海果洛地區的勢力集團。對於這樣一個教派，本世紀80年代以前，僅有郭元興居士曾對「他空」見做過概略介紹。近年來，隨著思想解放和學術自由，學術界開展了對覺囊派寺院的調查，陸續發表了一些重要成果。許得存利用藏文第一手資料和實地考察所得的材料，先後發表了《川青兩省藏區覺囊派寺院調查》(載(世界宗教研究 )1991年，第3期)、《多布巴及其〈山法了義海論〉》(載《中國藏學》1992年，第2期) 、《覺囊派他空思想淺論》(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覺囊派思想淺析》(載《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2期)、《藏傳佛教「自空」「他空」思想評析》(載《佛學研究》1994年)等數篇論文，翻譯出版了《覺囊派教法史》、《中觀他空思想述略》等，對覺囊派進行全面客觀的論述，重新確立了覺囊派的佛教地位。他的有些成果被學術界廣泛引用，是近年來湧現出來的覺囊派研究方面成績較突出的藏族年青學者。佘萬治先生也在此項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績，獨立發表了《他空見-藏傳佛教覺囊派的佛性論》( 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又與劉俊治合撰了《藏傳佛教覺囊派的佛性論》，還與阿旺、石碩等人合寫了有關中壤塘寺和炎布底寺的調查報告。199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四川阿壩州中壤塘寺高僧雲登桑布撰寫的《覺囊派史略》(藏文)一書，作為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的教材。該書重點介紹了覺囊派的思想傳承。蒲文成和拉毛扎西合著的《覺囊派通論》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覺囊派的研究目前正處在高潮，在整個藏傳佛教研究中已爭得了一席之地。格魯派是藏傳佛教諸派中最晚形成的一個宗派，勢力之大是其他宗派無法相比的。17世紀以後，西藏基本上納入其管轄範圍，政教合一集權統治是其特點。一個世紀以來，格魯派的研究，成果之豐，引人注目；範圍之廣，他派難比。許多研究解決了一系列重大的歷史問題，值得重視。本世紀早期，大勇、法尊、劉家駒、觀空、林志鈞、任乃強等人對格魯派的歷史沿革、教義教規、寺院組織和重要人物等作了論述，條理清晰，重點突出，為學界所重。40年代，周興勳在《康藏文化》上發表了《黃教的起源與發展》( 1944年，第1期)，專門探討格魯派產生的社會背景和歷史原因，及其發展傳播史。觀空發表了《西藏佛教格魯派概況》(載《現代佛學》1957年，第12期)。以後，發表的有關論文沒有太大的突破。近年來研究格魯派寺院經濟、制度、高僧的論文越來越多，相比之下，涉及格魯派歷史的論文顯得稀少。198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賽倉·羅藏華丹撰寫的《格魯派史略》(藏文)，此書用藏族傳統的研究方法，探究格魯派的歷史淵源，分析其教理思想，介紹其歷史作用，闡述其宗派地位，是80年代以來出版的格魯派專題研究的藏文著作中較佳的一部。與同類著作相比，本書全面系統，重點突出歷史，兼述教法。此外，在對歷史人物布頓、達巴桑結、瑪久拉仲等人的研究中，開展了對與他們關係比較密切的夏魯派、息結派和覺域派的研究，雖然成果不多，但也解決了一些問題。 7史籍整理翻譯研究學術界、佛教界對藏文佛教史籍的整理翻譯與研究向來比較重視，已經出版的原著、譯著數量相當可觀。大勇、法尊、能海、張澄基等佛界學人曾翻譯了一批藏文典籍，但其中有關佛教的史籍卻幾乎沒有。真正對藏文佛教史籍的整理和翻譯工作是從60年代開始的，中國佛教協會在這方面起到了組織的重大作用。1962年，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周叔迦召集張建木(張克強)、郭和卿、湯住心、胡繼歐等兼通漢藏兩種語言文字的藏學名家，研究翻譯之事，決定由張建木翻譯多羅那他的《印度佛教史》，湯住心翻譯布頓的《佛教史》，胡繼歐翻譯循努貝的《青史》，郭和卿翻譯五世達賴喇嘛洛桑嘉措的《西藏王臣記》。這次有組織有規模的翻譯活動，影響深遠。遺憾的是，後來胡譯和湯譯遺失，由郭和卿先生再補譯了《青史》和《布頓佛教史》，這些譯著先後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出版。《印度佛教史》先由中國佛教協會內部印行，不久重新修改，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文革」結束後，藏傳佛教史籍的整理翻譯工作有了很大進展，《紅史》、《新紅史》、《西藏王統記》、《漢藏史籍》、《薩迦世系史》、《覺囊派教法史》、《土觀宗派源流》、《止貢法嗣》、《雅隆覺沃教法史》、《弟吳宗教源流》、《奈巴教法史》、《安多政教史》、《如意寶樹史》等史學名著先後翻譯出版發行，受到學術界的歡迎。《智者喜宴》譯文在《西藏民族學院學報》上連載。《格魯派教法史--黃琉璃》已譯完待出版。這一時期，整理出版的藏文史籍原著還有《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記》、《達隆教史》、《寧瑪教派源流》、《娘氏教法源流》、《隆慶教史》、《主巴教史》、《蓮花遺教》、《五部遺教》、《土觀佛教史》、《章嘉宗派源流》、《知識總匯》、《洛絨教史》、《巴協》、《教派廣論》等，一些高僧的傳記和寺志也陸續整理出版，它們不僅為藏傳佛教史研究提供了資料，而且推動了藏傳佛教乃至整個藏學研究深入。隨著學術界對藏文史籍的更多瞭解，一批相關研究論文也陸續面世。林傳芳曾發表了研究《青史》、《紅史》、《西藏王臣記》方面的系列論文。近年來，關注《巴協》、《青史》、《布頓佛教史》的人越來越多，對書中所涉及的重要歷史事件、年代、人物等進行分析、考證、評論，成為熱潮。王堯先生在《藏文古代歷史文獻述略》一文中，對影響較大的幾部史籍作了全面介紹。巴桑旺堆的《藏族十大歷史名著概述》(載《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從歷史學角度對《娘氏教法源流》、《弟吳宗教源流》、《贊普寶訓》、《嘛呢全集》、《布頓佛教史》、《紅史》、《雅隆覺沃教法史》、《王統世系明鑒》、《漢藏史籍》、《青史》、《智者喜宴》作了介紹，總結了各書的特點，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郝蘇民、才讓也發表了介紹佛教史籍的論文，從學術角度對各部史籍作了客觀評論。 8傳播史與關係史研究在藏傳佛教傳播史研究方面，發表的成果較多，特別是近十幾年來所發表的成果，不論在深度上，還是廣度上都有進展。李冀誠的《藏傳佛教》一書，著重論述了藏傳佛教在藏、蒙、土、裕固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和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楊學政的《西藏佛教在雲南的傳播影響》(載《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認為，吐蕃佛教是伴隨著吐蕃勢力進入雲南地區的。13世紀，忽必烈用兵雲南，將滇西北納入元朝治下，受其獨尊的薩迦派率先傳入雲南，逐漸在浪渠、永寧等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區興盛起來，建立了不少寺院。隨後有噶舉派、格魯派傳入，明代以後格魯派勢力獨站鰲頭。作者在同年的《雲南社會科學》第1期上還發表了《略論西藏佛教在雲南的傳播及演變特徵》一文。陳世良、譚吳鐵、陳國光三人合撰《藏傳佛教(喇嘛教)在新疆的傳播和發展》(載《新疆社會科學》1982年，第1期)，也值得參考。王德恩發表了《綜述格魯派佛教傳入蒙古的社會歷史條件》(載《世界宗教研究》1987 年，第3期)一文，把學術界關於格魯派東傳蒙古方面的觀點加以綜述。指出：格魯派於明代阿勒坦汗時期傳入蒙古，取代了蒙古族傳統信奉的薩滿教。傳入的經濟條件--阿勒坦汗的新經濟道路與薩滿教文化的矛盾；政治條件--阿勒坦汗的現實地位與傳統「嫡長繼承權」的矛盾；思想條件--阿勒坦汗的政治目的與薩滿教「天命論」的矛盾；文字條件--蒙文的成熟與普遍應用，以及格魯派的文化特點與蒙古民族的傳統性格之條件。作者強調，格魯派傳入蒙古地區後，其「神權和神學理論(轉世論和眾生皆可成佛論)與宗教實踐在蒙古社會經濟、政治和思想諸矛盾的解決中發揮了作用」。薄音湖的《關於黃教傳入內蒙古的幾個問題》(載《蒙古史論文選集》第2輯)認為，格魯派傳入蒙古地區是蒙古族自身的文化需要。他通過考證，確立了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的信使阿興喇嘛非俘虜而是使臣的觀點，澄清了這一懸而未決的疑難。春蕾和邢法晨分別發表了《試論喇嘛教傳入蒙古地區的原因》(載《蒙古族哲學思想史研究》)和《論黃教傳入蒙古地區的原因》(載《內蒙古師大學報》1985年，第1期)。周生文和蒲文成發表了《噶舉派在青海的傳播與現狀》(載《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1期)，追根尋源，介紹現狀。韋明的《12世紀末到14世紀中期藏傳佛教的東傳》(載《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一文簡述了薩迦、噶舉兩大教派在蒙漢、西夏地區的傳播。認為蒙元時期藏傳佛教東傳的歷史特點，一是依靠皇室支持，二是以密宗見長，它的東傳對漢地佛教的發展造成了影響，促進了蒙、藏、漢之間的文化交流。朱普選的《中國藏傳佛教傳播的文化生態學考察》(載《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從文化生態學角度考察了藏傳佛教的傳播，頗具特色。這方面的論文還有很多，在此從略。佛教關係史研究起步比較早，從已發表的著述看，側重於漢藏佛教關係，對藏印佛教關係，藏尼佛教關係以及藏傳佛教與其他地區佛教之間的關係研究涉及不多。妙舟的《蒙藏佛教史》對蒙藏佛教之間的關係作了探討。頗章喀等人曾在《海潮音》第9、10、11 期上連載《西藏教派與支那堪布的宗見》(1938年)，著力於吐蕃佛教與漢族禪宗思想的對比，提出了摩訶衍那的「頓悟成佛」對西藏佛教所產生的影響。呂澂的《漢藏佛學溝通的第一步》(載《現代佛學》1953年，第8期)和滿月的《漢藏佛教之光》(載《海潮音》1950年，第6期)對漢藏佛教文化交流論述精到。關於唐蕃佛教關係，學術界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大多認為吐蕃佛教乃至藏傳佛教受唐代禪宗思想的影響較深。甚至有學者提出，寧瑪派的大圓滿法是以禪宗理論為基礎而建立其思想體系的。郭元興的《蓮花生大師的生平及其學說與唐代真言宗的關係》通過對吐蕃密教和唐密的認真分析，提出了大圓滿法與漢文化易學、唐密之間的淵源關係。他說大圓滿法與易學的太極同義，大遷轉身與大易同義；藏傳的密教思想體系是以唐密理論為基礎而建立的。這些看法將大圓滿法源自唐代密宗或禪宗的說法又推進了一步。王堯先生認為，經過頓漸之爭，頓門派雖然失敗了，「但是禪門頓悟思想影響繼續在影響著吐蕃以至後來的佛教」。張廣達的《唐代禪宗的傳入吐蕃及其有關的敦煌文書》、陳慶英的《西藏佛教史上的漢印佛教辨說》、阿沛·晉美的《論赤松德贊時期漢傳佛教在吐蕃的傳播和影響》、黃顥的《敦煌吐蕃佛教的特點》等論文都是通過對敦煌文獻、吐蕃佛教頓漸之爭論述禪宗的「頓悟成佛」對西藏佛教的影響。黃顥認為「吐蕃在敦煌一帶的確受到漢地佛教的深刻影響，由於佛教的信仰加深，給吐蕃視為其轄地的敦煌及唐蕃關係帶來了很大變化」，而敦煌佛教的發展，對當時漢族佛教文化也產生了影響。這幾篇論文都認為，唐蕃(漢藏)佛教之間的影響不是單方面的，而是相互影響。尕藏加的《吐蕃佛教與西域》認為，吐蕃佛教的形成發展，受到內地、西域、克什米爾和尼泊爾佛教的影響，吸收了它們的教義精華。班班多傑在其《藏傳佛教思想史綱》一書中涉及了漢藏佛教關係，特別強調了禪宗思想對大圓滿法所產生的強大影響。和志武的《藏文化對納西文化的影響》和黃振華的《略述吐蕃文化對西夏的影響》從文化角度論述了藏傳佛教與納西、西夏文化的關係，列舉了實例，提出了新看法。另外，陳慶英的《章嘉·若必多傑與清朝皇室興建的喇嘛寺院》(載《青海社會科學》 1987年，第5期)，趙雲田的《章嘉和清朝的藏傳佛教的政策》(西藏研究)1987年，第2 期)，扎扎的《試述拉卜楞寺與清朝中央政府的關係》(《西藏研究》1981年，第4期)，王湘雲的《清朝皇帝、章嘉活佛與清代喇嘛寺廟》(載《中國西藏》1994年)等論文通過對章嘉活佛和部分高僧的研究，論述藏傳佛教與清朝中央的關係，具有一定的深度。總之，藏傳佛教史研究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走過了一個從二、三十年代的興起，到四、五、六十年的大發展，再到八、九十年代縱深發展的路程。特別是四、五、六十年代法尊的系列論文發表和王森先生著作出版，以及系列藏文史籍的翻譯出版奠定了此項研究的基礎。雖然後來也有不少專著、論文出版發表，但仍徘徊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很少有大的突破。從整體上說，藏傳佛教史的研究隊伍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但前景並不樂觀，面臨的問題還非常多。從近幾年的情況看，藏傳佛教史研究日受冷落，呈現下滑的趨勢。在一些學術會議和學術刊物上交流發表的有關論文逐年減少，不正確看待藏傳佛教的歷史文化現象的情況仍然時有發生，這應引起我們的重視。編後：藏傳佛教的研究，是這一百年來國際學術界的一個熱點，相比之下，我國的研究有後來之上的趨勢。百年的藏傳佛教研究涉及面廣，但佛教歷史的研究無疑應是這一學科的重中之重。面對已經到來的新世紀，梳理百年來的佛教史研究非常有必要，且也有意義。如果離開了這一點，去侈談什麼下一個世紀藏傳佛教研究的走向，確有無根之木，無水之源的感覺。我們一直主張搞學術研究要做細密的工作，要對所要研究的問題做一個全面的歷史考察，如此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作出正確地判斷和給未來的研究提供一個有力的參考和指南。遺憾的是至今我們仍然缺少這種學風，有的人在沒有瞭解這方面的情況，甚至連相關的論文和著作都沒有讀到就寫出一些不確實的文章，這種不嚴肅的態度是應該引以為戒的。我們希望有的人應該像本文作者這樣，對本學科的研究情況去努力梳理後，再開始下筆。編者閱讀此文的感覺是：下個世紀藏傳佛教史的研究雖然仍有發展，但還需繼續努力，有新的突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