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国学大师钱穆是这样讲中国文学史的

Posted 2022-04-14 文学

篇首语：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传统文化国学大师钱穆是这样讲中国文学史的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学大师钱穆是这样讲中国文学史的！

　　用看惯了集中大批专家合编之文学史教材的眼光，来读钱穆先生（1895——1990）的讲课记录本《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一定会觉得有两大问题。

　　钱穆的讲课有何问题？

　　一是讲述太简单，从上古讲到清朝，一共只用了不到二十万字，涉及的作家作品不多；二是结构不匀称，全文凡三十一篇，长的甚长，短的很短，而且中间跳跃得很厉害。

　　举例来说吧！关于中古文学，第十七篇讲建安文学，接下有两篇是《文章的体类》和《昭明文选》，而到第二十篇就开始来讲唐诗，整个魏晋南北朝就那么一笔带过了。宋代只讲词不讲诗。小说戏剧都谈得非常简单，他自己就检讨说“讲诗、赋、散文较详细，讲词、曲、小说则时间较少”（第330页）。如此等等。当今的文学史教师恐怕无法接受这种安排。

　　但是我们要了解，旧时代的大学里没有严格的大纲，文科教师授课相当自由，所讲的内容无非是举例性质，这里有他自己的见解和心得，其余的内容，学生自会找书来看。一部中国文学史，内容太多太复杂，就是写成二百万字，二百五十万字，仍然不可能完备到毫发无遗。在有新意的地方多讲讲，其余一笔带过，其实倒也未尝不可。

　　钱穆讲课自由文史另含意义

　　我读大学虽已很晚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那时老先生们上课还是天马行空，专讲他的心得，还有各种书上没有的花絮，大家很爱听；至于那些按部就班的课，则开小差的比较多，反正书上都有，自己去看吧。

　　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是他在所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当院长的时候，一段在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段在1958至1959年间，那时新亚的学生无多，整个教学带有旧时书院的风格，外界总以为它是一间“野鸡大学”（详见本书刘悠扬《附记》引述叶龙的回忆，第355页），这里讲课尤其自由。

　　所以，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钱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则会觉得很有趣，别有洞天，且能得到不少启发。兹略举几点来简略一谈，与同好者商榷共赏。

　　注重文学特点见解深刻

　　首先，钱穆很注意论述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指点津梁，纲举目张。书中颇有深刻的见解，例如他讲《诗经》的赋、比、兴，其中发挥道：

　　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说赋、比、兴云：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记的是物，却是言情。所谓托情、起情、言情，就是融情入景，故《诗》三百者，实即写物抒情之小品。中国人的抒情方法是叙物、索物和触物，不但《诗经》，即屈原之《楚辞》及汉时邹阳之辞，比物连类，也都是用这比兴的方法。

　　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是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第14——15页）

　　这就讲到根本上来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正在于情与物的互动相生，情与物乃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个轮子。有人说中国文学的传统就是一个抒情性，这个提法恐怕未免失之于偏。独轮车不容易骑很远。写景叙事同样传统悠久。在散文里，除了情与物的相生互动以外，还有一个议论的传统，但诗里面不宜大发议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中国文学有两个半传统（详见顾农《从鲁迅杂文说到中国文学的两个半传统》，《文艺报》2012年10月19日第7版），就是说这样一层意思，那半个传统即指议论。

　　钱先生讲中国古代最重视《诗经》以及《昭明文选》，甚至说只要读这两部书就够了（详见第136、183页），其深意其在此乎。

　　文史乃具工具的实用性

　　中国文学的另外一大特色是它的工具性、实用性。钱先生在讲到《史记》时，指出司马迁“将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亦将文学与人生加以融合”，接下来又进一步提升到全域加以发挥道：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之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第81页）

　　其实传统的“文以载道”这一句话也就把文的应用性、实用性、工具性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怎样做价值判断则是另外一回事。

　　钱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他一向注意抓根本，讲大局。一般的文学史不大注意这个方面，这正是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请益的地方。

　　研究重宏观不乏微观

　　第二，钱先生研究学问包括文学史，主张兼顾宏观与微观，尤重宏观，他说：

　　几十年来，有要做专门学问的偏见，只重钻牛角尖的小功夫，却忽略了大的。

　　观看手有两种方法，一是仔细的看手指纹，但另一种是看整个手。不能说只能由小处着手，当然用细功夫也是可以，但大功夫也是值得，今日中国最缺乏。（第333——334页）

　　这个看手的比方打得亲切。文学史研究现在是越做越细微了，培养学生也往往以“细功夫”为主，这当然也是必要的，而“大功夫”甚少有人着手，未免失之于偏，弄不好很可能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甚至只见叶脉而不见其树——只见到文学史上的某一小片段，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研究一个很小的小问题，而完全不管那周围的大问题。

　　讲解文学儒家观念为依据

　　在讲到汉赋时，钱先生就中国文学的全域发挥道：

　　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司马相如作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与屈原的赋成为相对的两大派，这正如唐代杜甫（入世的诗圣）与李白（出世的诗仙）一样。文学可分为超世的与入世的两派，而以入世的和人生实用的为佳。

　　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第66——67页）

　　这样的估价自有其深刻的依据，其背后则是儒家的传统在起作用。

　　共相与别相宏观论文学

　　在分析过《古诗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那一首以后，钱先生发挥说：

　　文学有其共相与别相，诗是文学，《古诗十九首》当然亦是。“共相”是共同性的。西方的戏剧有其特定的时空，是逼真的，悲剧是其最高境界。此特定之时空，可一而不可再；但最真实的却常是不可靠而有幻想性的。中国的戏剧则是脱离时空的，正与西方的相反，它是群性的，空灵的，中国的文学亦然。中国的道德与人生是在文学的共相中常在的，且有长远的价值；西方的则是暂时的，无价值的。（第108页）

　　这里的价值判断儒家色彩甚浓，或可存而不论，而作为一个事实判断，是大有道理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一般不大强调具体的时空，往往多写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景和感慨。

　　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随宜地发抒诸如此类的宏观高论，是钱先生著作中常常会有的情形，也是他的著作总是能引人入胜之所在。

　　个案见解精辟与鲁迅意见相合

　　第三，本书中多有关于文学史若干个案的精辟见解，足以发人深省。这样的碎金片段很多，例如书中说起曹操的文章道——

　　曹操写诏令文，挥洒自如，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其作《求贤令》不足二百字，而写《让县自明本志令》却长达一千三百字，为要抒发激越悲壮的直率情怀。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第89页）

　　这里所说的“有人”是指鲁迅，“祖师”的提法见于他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此前在讲起贾谊文章的时候，钱先生曾指名道姓地具体引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意见（“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详见第85页）；此后讲《史记》时又一次征引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详见第148页）。钱先生很少征引当代学者的看法，鲁迅是一个例外。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两位的思想、立场、文风都大不相同，而在某些文学史问题上却英雄所见略同如此。

　　高论有理纯文学、文学觉醒

　　钱先生的精辟见解甚多，再略钞两则以便共赏——

　　到了《古诗十九首》仍是诗言志，但此时总算已由政治性转变而为社会性的日常生活了，但并不求人了解，也没有希望“立言立德”的意思。不过，我们可以说，《古诗十九首》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也就是说，东汉末年已达到文学成熟期，即从此有了纯文学，也有了纯文学家。

　　自建安时期起，就有曹丕等人出现，彼等欲以文学传后世以“立言”，可说是中国文学开始觉醒的时代。（第119页）

　　文学贵能自觉独立，其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技巧，此即始于建安文学，特别是曹丕发表《典论･论文》以后。魏后有两晋，再下去是宋、齐、梁、陈，此时期之政治虽黑暗，文学却极昌盛，此时期之宗教、艺术、音乐均达到极伟大之成就。（第131页）

　　钱穆先生六十年前的见解，很足以供我们学习和思考。

传统文化 国学大师钱穆是这样讲中国文学史的

传统文化国学大师钱穆是这样讲中国文学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