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床垫的危害新闻(“过罚不当”陷裁量争议细化裁量基准杜绝过度处罚现象)

Posted 2023-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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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床垫的危害新闻(“过罚不当”陷裁量争议细化裁量基准杜绝过度处罚现象)

武丹/制图

记者|马付才

责编|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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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榆林罗某夫妇卖5斤芹菜遭罚6.6万”案一度引发“过罚不当”热议。事情的起因是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组在陕西督查发现一些问题：售出4板过期4天的酸奶退货后被罚2万元，卖出5斤超标芹菜收入20元被罚6.6万元……

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处罚力度与业绩考核挂钩，个别行政处罚存在“过罚不当”“类案不同罚”等问题，影响小微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

一些专家学者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行政执法既要有力度又要有温度，坚持过罚相当、宽严相济，才能有效避免显失公平的情况出现；执法规范化程度越高，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会越强。

行政处罚应过罚相当

苏某是河南省濮阳县一家生活超市的法人代表，2019年10月27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超市所销售的豆芽抽样检验，结果为不合格。苏某陈述，该批次豆芽系从菜市场一个摊位购进，共2公斤，购进价每斤0.7元，销售价每斤0.89元，已全部售完。2020年11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该超市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苏某不服该处罚，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10万元的处罚是否符合过罚相当原则。该案中，苏某从菜市场购进2公斤豆芽并在超市内进行销售，采购数量较小，涉案货值仅3.56元，且超市进货查验时仅凭眼观无法知道所采购的豆芽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对此不应予以强求，因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判决撤销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

市场监管部门对此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行政处罚应当遵循过罚相当的原则。过罚相当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违法行为人适用行政处罚，所科罚种和处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既不轻过重罚，也不重过轻罚，避免畸轻畸重的不合理、不公正的情况。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市场监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背了行政处罚过罚相当原则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一审法院判决撤销涉案处罚决定并责令重新作出处理并无不当，维持原判。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记者以“过罚相当”和“过罚不当”为关键词搜索，发现涉及的行政案件有2000余起。

记者注意到，多地法院发布的行政审判典型案例中，均有涉及过罚相当的案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21年度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中，个体工商户黄某某租用某敬老院场地推销玉石床垫等产品，被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罚款30万元。二审法院判决行政机关未考虑违法行为的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作出处罚决定，明显违反过罚相当以及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依法应予撤销。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21年十大行政处罚典型案例中，青岛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因该公司电焊工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行车及开式双柱固定台压力机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等违法行为，对该公司作出罚款9万元的行政处罚。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变更行政处罚罚款9万元为罚款3万元。山东省高院认为，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在遵循合法性原则的同时还应当遵循合理性原则，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符合立法精神，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和适当。本案的裁判，提示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本意，综合考量过罚相当原则、比例原则、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等原则，审慎合理行使处罚权，以实现良法善治目的。

裁量争议背后存有多种因素

南京理工大学法学系副教授陈太清认为，过罚相当原则与民法中的全额赔偿原则、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一脉相承，而在行政法学中，过罚相当原则的地位却远不及后两者“显赫”，但这并未影响其在司法实践中常被援引为行政处罚审查的依据。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生效判决中，以行政机关违背“过罚相当”原则（比例原则）为由，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例明显增加。

行政诉讼是解决民事主体和行政主体之间纠纷的一种司法救济方式，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以往的思维定式，敢于、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行政判决书为“（2022）豫1681行初54号”的一份裁判文书显示，河南省项城市市民崔某玲的宠物犬因摆脱管控走失，被张某娜和张某平认为是流浪狗并抱走，后张某平的亲属在微信群中发现有人在寻找该宠物犬，就将该宠物犬送至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认为张某娜和张某平将宠物犬抱走后，未采取任何措施寻找狗的主人，遂作出对二人分别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因对这一行政处罚不服，张某娜和张某平分别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公安机关负责人告上法庭。

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琦表示，近年来，公民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在不断提高，不愿告、不敢告的现象得到改善，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法人已经习惯于运用诉讼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说明法律意识已渐入人心，行政审判的整体司法环境大为改观。

在个人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执法部门为何常因过罚不当陷入裁量争议？陈太清认为背后原因比较复杂，例如，有的规范仅仅规定由有执法权的机关予以“行政处罚”，至于处罚种类与幅度却没有明确说明；有的规范尽管规定了一系列的处罚种类，但这些处罚种类的选择权则完全交由执法机关；有的规范规定了处罚种类及相应幅度，但处罚幅度却过于宽泛；有的规范以“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作为细分处罚幅度的依据，但对于情节如何定性又缺乏必要的例示或指引。

另外，陈太清表示，以执法名义进行罚款、收费过多过滥的现象近年来在个别地区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地方更是将罚没收入与执法经费挂钩、设置罚没指标，导致执法机关与执法人员在裁量限度内予以顶格或接近顶格的处罚，处罚结果难免“明显不当”。

“把处罚过当装进制度的笼子”

张琦认为，过罚不当的背后，常常是行政处罚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就需要“把处罚过当装进制度的笼子”。

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也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7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对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作出专门规定，明确要推动行政处罚裁量适当。

张琦表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各级行政执法机关都可以制定行政裁量权基准，为了使行政执法机关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和要求行使这一权利，《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无法律、法规、规章依据，不得增加行政相对人的义务或者减损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政裁量权基准一律向社会公开，接受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监督。并要求行政机关要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防止过罚不相适应、重责轻罚、轻责重罚。

陈太清表示，2021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为应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作出不少制度上的规范，如第31条规定的“首违不罚”，第32条对应予处罚行为主观过错要件的强调，第67条对于罚款决定与收缴机构分离的重申等。基于某些“罚款冲动”的情况，陈太清建议，目前最紧迫的工作是抓紧制定适用频度高、与市场主体利益密切的行政处罚规范的裁量基准，将比例原则直接引入行政处罚法，并严厉惩戒设置罚没指标的行为。对于以创收为目的的处罚，不仅应当把不应收取或过高收取的罚没款退还相对人，而且应当对出台罚没指标的机关及其主要责任人严厉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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