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二佛烟灰缸(《尘封档案》系列——076蒸发密令)

一

这是一条位于上海闹市区中心地带的著名马路，早在1865年就已修筑，属于法租界范围，最初名叫公馆马路，1907年由法租界工部更名为巨籁达路，1913年又改为恺自尔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上海，遂改名为临安路。

临安路135弄，是一条长不过70米的小弄堂，弄底被一道高约两米的砖墙所拦断，这类格局的弄堂被上海人称为“断头浜”。135弄内皆是清一色的石库门房子，只有弄底靠近砖墙处，有一幢陈旧的三层小洋房，“军统‘密杀令’失窃案”就发生在这里。

这幢小洋房的产权，属于一个宁波商人，但此人早在20年前就已经离开了上海，把房子委托给在沪的一位亲戚代为出租，并收取若干房租。20年间，已经有十三位房客租住过这幢洋房，最后一次租住该房的房客，名叫姜惺真，是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男子，对外身份是瑞士在上海的“蒙特尔洋行”的买办，真实身份则为国民党军统局派驻上海区的译电员兼交通站长。

当时的上海，已经全部处于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工人员的活动完全处于地下秘密状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或者汪伪政府特工总部(即臭名昭著的“76号”)破获拿下。所以，由姜惺真领导的这个地下交通站，一向小心翼翼，不敢有任何非分之举。

1943年4月30日上午，姜惺真在洋行上班时接到一个暗语电话，告知当晚有一份特别重要的绝密电报送达他的住所，嘱其收到后立即翻译出来，然后根据再度接到的密令，转送至新址。姜惺真作为军统的地下工作人员，在上海已经待了两年有余，经手过数百份密件的翻译和转送，但从未接到过措辞如此严厉的指令。他意识到这份电报一定是非同小可地重要，因此他不敢生丝毫怠慢之心，向洋行老板回掉了当晚本已说好了的宴请，不到5分钟就回到家里，坐等交通员把密电送来。

巧的是，当天傍晚临安路一带同时发生了两名日本军官被杀的案件，据说这是活跃在上海郊区的游击队所为。日本宪兵队当即出动，将临安路等几条马路戒严，直到晚上10点以后才撤销戒严令。姜惺真为此急得坐立不安，深恐前来递交密电的交通员稀里糊涂地撞进日本人的戒严区，落网漏馅。直到听见外面传来了约定的叩门声，这才松了一口气。

姜惺真送走了交通员，顾不上吃晚饭，马上到三楼书房，拿出密写药水，把密藏于《日语会话300句》内的那份密电显示出来，抄于一张白纸上，然后开始翻译。作为一名称职的译电员，姜惺真早已把几套密码背得滚瓜烂熟，这也是对地下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免得密码本一旦落入他人手里后出现麻烦。姜惺真只用了20分钟就把这份密电翻译出来了，并用另一种密写药水写于一份新出版的《上海市区地图》上，然后销毁了原件，藏起了密写药水。

做完这一切，姜惺真这才觉得浑身疲软，腹中鼓鸣如雷。这时，他的“妻子”韩慧慧进来了，说：“好了吧？晚饭已经热过四次了，我也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下楼去吃吧，我烫了一壶‘绍兴花雕’呢。”

韩慧慧原是上海“百乐门舞厅”的一名舞女，后来被发展为军统局特工，属于送送情报传传话的小角色。当姜惺真奉命派赴上海后，韩慧慧便受命扔下自己的家庭，和姜惺真组成一个家庭。从那时起，她就不做舞女了，成为了买办夫人、家庭妇女。两人虽然都是有家室的人，但长时间同住一处，早已弄假成真，生米煮成熟饭了，那份野鸳鸯的情意竟比原配夫妻还要深浓。

姜惺真点点头，一边把《上海市区地图》折成长条状，放进了一个特制的黑色公文包的底部夹层，一边问道：“杨妈睡了？”

“嗯，8点半我就已经让她睡了。”

杨妈是他们雇用的娘姨，来自苏北乡下，她对姜惺真“夫妇”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

姜惺真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和韩慧慧一起喝了‘绍兴花雕’。然后，两人回到三楼卧室，解带宽衣，相拥而卧。

这时，是午夜零点十分。

江南地区，暮春夜短，早晨4点半许，已经是东方破晓，百鸟啁啾了。韩慧慧被鸟叫声吵醒，头脑里好像打翻了一盆浆糊，一片混沌。她在床上躺了几分钟，便翻身坐起，想上了卫生间后再睡个回笼觉。她拉开房间门，一阵轻风迎面拂来，带来的寒意使几近赤身裸体的韩慧慧连打数个寒战。这阵风也吹走了她头脑中的浆糊，她顿时清醒起来了。这一清醒，她马上觉得不对头：后面书房的窗户怎么开着？

在这个特工家庭中，生活中的每一件看似细小的事情，都是他们应当注意的地方。其中每天关窗睡觉便是其中一个内容，即使是盛夏酷暑天，他们也是关窗睡觉的。有时实在热得受不住了，又怕关窗会引起邻居的议论，两人就开着窗轮流睡觉。可是，现在这是怎么了，难道昨晚姜惺真收拾完东西后离开书房时忘记关窗了？

韩慧慧惊得连卫生间也不上了，径直去了书房。一看，果不其然，后面的窗户敞开着！她心里“咯噔”一下，暗叫不好，别是遭贼偷了？

她稍一定神，转头扭颈，四下顾盼，见书桌抽斗、橱柜均完好无损，这才松了一口气，动手关上了窗户。

韩慧慧重新躺到床上时，冰凉的身体惊醒了姜惺真。姜惺真睡眼惺忪地嘀咕了一句“你身上怎么这样凉”，就翻了个身又睡了。但韩慧慧的回答马上使他像触了电似的跳了起来，“我去书房关窗了。”

姜惺真毕竟是军统局特务训练班的高才生，马上清醒过来，甚至脸上的那层浓浓睡意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一双眼睛定定地盯着韩慧慧，急巴巴地问道：“你说什么？”

韩慧慧把话语重复了一遍。

姜惺真未及听完，便已跳到地上，鞋也顾不得穿，三步并作两步奔向书房。韩慧慧下意识地跟在假丈夫后面，还没挨近书房门，就听到书房里传出了姜惺真的那竭力压低的怪叫声，“啊——”

“发生了什么事？”韩慧慧感到自己的一颗心在胸腔里狂跳。她闯进了书房，只见姜惺真站在书桌前，双手抱着头，像是挨了唐三藏的“紧箍咒”的孙猴子那样痛苦地发出叫声。

直到此时，韩慧慧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下意识地挨近姜惺真，用舞女特有的职业动作轻轻地挽住了对方的腰，嘴唇微启，吐出了娇嗲的询问：“惺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说呀！”

姜惺真像患了严重的皮疼症似的哼哼着，“皮包……丢了！”

韩慧慧似乎松了一口气，“丢了就丢了，再……”

她本想说“再买一个就是了”，但骤然间砸过来的一个重巴掌把她后面的话语打回了肚子里。

姜惺真咆哮道：“你知道什么？皮包里装着昨晚的那份特别密令！”

“啊——”韩慧慧也愣住了，尽管口鼻在渗血，但她已经不觉得疼痛了。

叙述到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下这份密令的情况——

由于这份密杀令与大汉奸周佛海有着重要关系，所以这里先要从周佛海说起。

1938年12月，周佛海与汪精卫相互勾结，于19日登上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专机，逃往河内，走上了叛国之路。后来，周佛海在汪精卫为首的伪政府内掌握着财政、外交、特工、军事等大权，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被人称为“汪伪政府的实权派”。

1941年1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美国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帷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大大扩展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欧亚美的许多国家都对日本宣战，致使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处境更加孤立。周佛海对此深感不安，为了寻找自己的出路，他背着汪精卫，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始向重庆蒋介石执掌的国民政府“请求自首，以便自赎”。这个想法是由军统局在上海的潜伏特务、时任汪伪政府边疆委员会藏事处处长的程克祥秘密赴重庆时向戴笠提出的。戴笠得到这一消息，万分兴奋，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表示同意。

于是，戴笠写了致周佛海的亲笔信，并由蒋介石在信上标上一个“可”字，托程克祥带往南京交给周佛海。

从此，周佛海算是与重庆方面挂上了钩，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向重庆方面提供了伪“满洲国”方面和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物资供应，以及对付美国的作战计划、日军准备进攻贵州等方面的情报；此外，周佛海还根据重庆方面的指示，在上海、南京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并为重庆方面保释被捕人员，掩护他们在沦陷区开展活动。

在这之前，军统局已经通过住在香港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开始了对另一大汉奸、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进行“策反”活动。李士群表示“可以考虑”。这给了戴笠一个很大的希望，便于1941年8月30日派专人给李士群捎话，“你对李士群说，现在给他一个机会：或者把汪精卫杀了，我们将集中力量接应他安全撤退；或者趁汪到苏州时，将汪劫持，我保证向蒋委员长推荐，给他更好的地位；或者由他协助我们完成制裁汪的工作，我发给他奖金三百万元，参加行动的人员我保证以后可保送出国深造。”

但是，当时李士群在汪伪政府中的地位已经上升了，他担任了伪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主任，所以拒绝了戴笠的要求。

以戴笠的心思，李士群的拒绝还不至于激起他如何的愤恨。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令戴笠不得不对李士群恨得咬牙切齿了——1941年11月，由李士群主持的汪伪特工总部破获了军统局上海区的全部组织。戴笠闻讯后，气恼万分，指天发誓，“此仇非报不可！”

但是，戴笠考虑到当时的局面和被捕人员的安全，不得不强忍这口气，仍决定不中断与李士群的联系。

李士群知道自己与军统局的关系不深，就另外开辟了一条路，与国民党中统局拉关系。如此进行到1943年，他想想不妥，便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李士群这种首鼠两端、脚踏几条船的态度，当然逃不过军统的监视，戴笠每月一报，把李的情况当面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当时正准备迎接美国军队在东南沿海登陆，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因此急于利用汪伪这支力量消灭新四军，独吞胜利果实。李士群的这种态度，使得蒋介石担心他到时候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实权，从中掣肘，增加不必要的麻烦。于是，蒋介石在反复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将李士群除去。

诛除李士群的任务，蒋介石交给了戴笠，限期在秋天前必须解决。

戴笠接受任务后，经过一番考虑和与军统局特工专家的密议，最后决定把此事交给周佛海去完成。

姜惺真昨晚翻译出的那份密令，就是由戴笠亲自起草的给周佛海的密杀令。

可是，姜惺真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样的一份重要密件，竟然会在他手上丢失了！

当时的上海滩，已经完全是日本和汪伪政权的天下。而由李士群直接控制的“76号”的特务，日夜横行在街头巷尾。这份密电的丢失，即便不是日本人或者“76号”直接派人窃去的，现在一旦离开了这个交通站，也有可能落在“76号”手里，这等于是向李士群直接下达了一个通知。这样一来，不但形成了诛除李士群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将对周佛海构成了致命性威胁，影响蒋介石的整个计划。因此，这个祸闯得实在是太大了，大到简直难以想象。

这一点，姜惺真在最初发现密电失窃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意识到了。而韩慧慧，在明白发生什么事后也意识到了。此刻，这对假夫妻耳畔似乎已经敲响了丧钟。

姜惺真和韩慧慧双双瘫坐在书房的地板上，姜惺真沉重地喘着气，就像胸口压上了一块大石头。韩慧慧只是捂着脸哭，慌得已经六神无主了。

一会儿，韩慧慧抬起脸，涕泗横流地望着姜惺真，问道：“惺真，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姜惺真沉思良久，临末长叹了一口气，“坐等天明，然后向上报告。至于结果如何，那就听天由命吧！”

二

当时，军统局在上海的地下活动人员，出于防范，也采取“单纯联络”的方式取得联系。但姜惺真算是军统上海区的重要人物，所以他的上线直接是军统局上海区书记齐庆斌，他那里虽有一部电话，但是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能通过电话联系的。姜惺真到这时，也顾不得这事是否属于“万不得已”了，度日如年地等到上午7点，便给齐庆斌打了电话。

齐庆斌接到这个电话，比接到报丧电话还要吃惊，愣了好一会儿才以沉重无比的声调指令姜惺真“坐等派员上门”。

过了三刻钟，来了两个男子。其中一个姜惺真是认识的，姓钟名公君，原是军统特训班的行动术教官，挂上校军衔，是军统局的处级特务，此时不知在上海区担任着什么职务。另一个年轻些的瘦高个，对钟执礼甚恭，看样子多半是钟公君的助手。

姜惺真见来人是认识的，而且还是自己的教官，便也不顾脸面，和韩慧慧双双跪于地上，磕头如捣蒜，只求开脱罪名，愿意答应对方的任何条件。那韩慧慧自恃有着几分姿色，一边哀告，一边不住地朝对方抛媚眼。

钟公君好似冷面判官，没答理姜、韩两人的求告，甚至连茶也不喝一口，只是公事公办地让姜惺真说明丢失密电的经过。

姜惺真在叙述的时候，韩慧慧进了卧室，拿出了她和姜惺真的黄金戒指、项链和手表，要塞给钟公君，却遭到了拒绝。

钟公君听完姜惺真的叙述后，和助手去了书房，开始查勘现场。

书房大约14平方米面积，那排落地长窗外有一个3平方米大的阳台。站在阳台上往下看去，后面大约5米处就是弄堂尽头的那堵3米高的砖墙。阳台的铁栏杆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

钟公君以手拭了拭栏杆，“这是你们擦的？”

姜惺真回答，“是娘姨擦的。”指指韩慧慧，“她喜欢干净，每天督促着娘姨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擦得清清爽爽。”

钟公君的助手分析，“若窃贼是从后面爬上阳台进入屋里的，那么他必须借助于绳索或者勾子之类的作案工作，这就势必要在阳台栏杆上留下痕迹。可是，现在阳台栏杆上没有任何痕迹，这就说明窃贼并不是从后面爬上来的。”

钟公君点点头，稍停下又摇头，“可是，他如果是从后面进入现场的，离开前是可以把痕迹擦去的，他离开时可不必再爬阳台，而改走大门了。”

“经理的意思是倾向于窃贼是从后面爬上来的？”

钟公君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一个贸易公司的经理，所以助手有此称呼。

“不，我在想，窃贼若是从后面爬上去，他怎么爬法？你说用了绳索或者铁钩之类，我看可能性几近于无。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使用了这类作案工具，那么肯定会在这栏杆上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可是，现在这上面并没有这种痕迹，所以，我说他并没有使用绳索之类的作案工具。这样，他就只有一条途径能够进入现场，就是从墙头上直接跳过来。这就不可思议了——这墙头距阳台栏杆的高度少说也有3米，而宽度也有5米，一个人站在墙头上，没有助跑条件，也不借助于任何工具，你们说行吗？”

前面说过，钟公君原先担任过军统局特务训练班的行动术教官，是个国术行家，举凡杀人绑架、上墙攀物、纵火爆炸，都是他的拿手好戏。现在，以他的看法说窃贼无法从阳台直接进入现场，那就是给作案方式定了性。那么案犯进入现场的途径只有一条了——是从楼上下楼后进入的。

钟公君并不说出这一点，而是扫视着助手和姜惺真“夫妇”，眼光中兜着一个问号，你们明白了吗？

姜惺真两人不敢开口，助手问道：“经理的意思是指窃贼是从楼下进入的？”

“我寻思差不离。”

钟公君说完这句话，转身进入当会客室的卧室外面的那个房间，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望着跟过来的三人，眼光在姜惺真的脸上停留，“被窃的东西除了那个皮包，还有什么？”

姜惺真回答道：“我们还没有清点，因为怕破坏了现场。”

钟公君指指韩慧慧，对助手说：“你们两个去清点一下。”

韩慧慧两人去书房后，钟公君瞅着姜惺真道：“这个案件，看起来基本上是内贼下的手啊！”

姜惺真不敢吭声，想了想，点点头。

钟公君扳着手指头，“你这里一共三个人，你一个，韩慧慧一个，娘姨一个。你是可靠的，这点毫无问题。韩慧慧怎么样？”

“她是上峰物色后给我指派过来的，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我跟她相处了这么些时间，没发现有什么破绽。”

“娘姨呢？”

这个，姜惺真在目前情势下就不敢打保票了，他摇摇头，“对娘姨——杨妈，我不敢担保。”

“这个娘姨是谁给你介绍的？”

“是我供职的那家洋行的一个同事给我介绍的。”

钟公君的脸阴了下来，“报告过吗？”

“我向上峰报告过，齐先生也曾跟她接触过。估计上峰也派人对其背景调查过的。”

钟公君把抽了一半的香烟丢进了烟缸，“不管怎么说，这娘姨是个可疑分子！这个案件的调查要以她为主。”

这时，韩慧慧两人清点结束过来报告——除了那个装密件的皮包外，还被窃去工艺小钟一个、打簧表一块、现金230元，这是书房中的；会客室内失窃一幅古画和一个明代的摆饰件鎏金铜蛙。

钟公君想起进门时姜、韩想献送的黄金首饰和手表，“你们刚才拿出来的那些值钱玩意儿倒没让窃贼看上？”

姜惺真说：“那些我们都放在房间里的，我们睡觉时房门是上锁的。”

钟公君起身去看了看房间门上的“司必灵锁”，动手试了试，问：“你们扣上了保险？”

“没有。我们从来不扣的。”姜惺真老老实实地回答。

查到这里，钟公君感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查的了，于是便说：“娘姨呢，我跟她见见面。”

韩慧慧说：“在楼下，我去叫她上来。”

“不用。这事不管是不是她做的，现在我们先别惊动她。这样吧，我们一起到楼下去，要她弄早点给我们吃，顺便跟她接触接触。”

于是，四人下了楼，韩慧慧竭力装出与平时一样若无其事，吩咐杨妈给每人下一碗面条。

钟公君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样子打量着杨妈。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乡下女子，矮矮胖胖，肤色很白净，人收拾得很清爽，很喜欢说话，说的是苏北话，大概是受了风寒，说话时不时还咳几声。钟公君和她聊了几句，没发现有什么破绽。

钟公君和助手离开姜惺真的住所后，随即把情况向军统上海区书记齐庆斌作了汇报。齐庆斌指令：一、命令姜惺真向洋行请假，待在住所留守；二、即刻开展对娘姨杨妈的秘密调查；三、命令打入在“76号”的军统特务密切注视李士群的动向。

齐庆斌决定此时先将此事压一压，如果找回密电，那就把此事就地化解；找不回，再作计议。

钟公君负责对杨妈进行秘密调查。他真可算得上“神通广大”，只用了半天，就查明了杨妈的情况：出生于江苏泰州乡下，丈夫曾吃过国军行伍饭，后来受伤退伍，双双来到上海，丈夫做小生意，她就给人帮佣。生有两子一女，均在乡下。未发现与各种政治派系人员有过接触来往，丈夫也未参加任何帮会组织。

当天晚上，钟公君就向齐庆斌汇报了调查结果。

齐庆斌问钟公君，“你看杨妈是否有作案嫌疑？”

“我看她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

钟公君说出的理由很简单，但却很难驳倒，“我和她接触过，发现她患着‘百日咳’。为此我特地还向韩慧慧了解过，她说，杨妈晚上咳得特别厉害，她前两天还给杨妈吃过药片。因此，如果是杨妈作案的话，那抑制不住的咳嗽声音肯定会把姜惺真、韩慧慧惊醒。”

以齐庆斌执掌军统上海区的水平，这番分析自是能够接受的。于是，杨妈的嫌疑被排除了。

这样，这起案件就成了一起稀奇古怪的疑案。分析下来，疑是外贼以撬锁或者用万能钥匙打开门锁后登堂入室作的案。于是，当天晚上齐庆斌派钟公君冒险去了姜惺真的住所，再次对现场进行勘查。勘查结果是：未在门锁的锁舌上发现撬痕，而杨妈称她每天临睡前都是把底楼的门锁扣上保险的。

最后一点疑虑也排除了，齐庆斌终于意识到：靠军统上海区的力量已经无法侦破这个案件了。

怎么办？

齐庆斌决定向周佛海通报情况，请周佛海解决此案。

三

当时，周佛海在上海、南京都有住所，上海的住所位于愚园路1136弄。那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幽静而隐蔽。这条弄堂内原有十余座独立的花园洋房。1939年夏，汪精卫、周佛海等巨奸从香港到上海后，根据日本方面的安排，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罗君强、陈春圃、汤良礼等人分宅而居，由“76号”的特务以及日本宪兵队便衣昼夜提供严密的保护。

不言而喻，齐庆斌这时候去周佛海上海的住所是不方便的。于是，他就通知周佛海：有要事约见，最好不在上海见面。

周佛海马上答复：那就改去南京他的住所。

1943年5月2日，齐庆斌单独赴南京，直奔周佛海在南京的住所。

周佛海在南京的住所，位于西流湾8号，那是置于一条幽深的小巷中的两幢松柏掩映着的西式洋楼，当时伪政府的汉奸们称此住所为“周公馆”。据资料记载，“周公馆”于1932年4月初开始动工营造，当年11月底竣工，12月周佛海全家迁入。公馆三面绕塘，翠竹垂柳，映着春水绿波；院内有花园，花木丛簇，奇石嶙峋，曲径通幽。公馆共有楼房两幢计22间，西式平房6进28间，另有地下室2间。抗战初期，日本久攻上海不下时，时常派飞机轰炸南京，当时南京国民党显贵公馆内修地下室的极少，一些显贵如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李明扬、胡适等便常去那里躲避空袭，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去过几次。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回到已经离开三年的公馆，已是“断壁颓垣，荒烟茅草”，整修了三四个月方才重新入住。但是，1943年1月11日，“周公馆”突然发生火灾，损失严重。周佛海在大火被扑灭后，“巡视焚毁情形，颇觉凄凉”。汪精卫为安慰他，下令准予周佛海一家搬至汪伪政府设在中山北路的“迎宾馆”。“迎宾馆”原为孙科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时所建，房屋也很精巧雅致。

齐庆斌与周佛海见面的地点，就是在周佛海暂住的“迎宾馆”。

齐、周见面后，周佛海首先问如此紧急是为哪桩紧要事情。齐庆斌向先周佛海转达了军统密杀令的内容，说这是为了接下去说明事情的需要，并非正式的传达命令。军统密杀令文，他本人也没过目，只是听姜惺真说了个大概，应当以密杀令电文译件为准。周佛海听军统让他解决李士群，心中已经大感震惊，待到听齐庆斌接着一说密电失窃之事，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倒抽一口冷气道：“有这等事？这……齐先生，恕我直言，贵方这样做不是拿周某的性命开玩笑吗？须知那李士群手握特工大权，‘76号’的耳目遍布整个上海滩！这份密电一旦落入他的手里，不单是我的性命休矣，连我全家人的性命都难保呀！”

齐庆斌只好向周佛海表示歉意，说事已如此，此刻说什么都是无用的了，还是双方携手共同秘密调查此事，尽最大的可能将事故苗子扼杀。

这样一说，周佛海的头脑也清醒了，寻思看来只有如此才算上策了。于是，他便问齐庆斌打算怎么办。齐庆斌向周佛海介绍了昨天案件发生后所采取的措施，说仅凭军统上海区现时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这件事了，所以要请周先生出面了。

周佛海问：“我出面能做什么事情呢？”

“先生出面做的事情，是动用您的关系，包括日本人方面的关系，尽快弄清此事是否与日本宪兵队或者‘76号’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我们照有关系的去考虑对策；反之，则就另外设法把失窃的密电找回来。这是我们的考虑，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周佛海仔细想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点头道：“好吧！我马上去上海。”

“对，此事必须由先生坐镇上海了。万一事情不妥，必须撤离的话，从上海走也方便些。”

周佛海问：“此事是否已经报告雨农先生了？”

“我们还没有向戴局长报告此事，主要是出于对秘密电台的保护。我们不清楚此事究竟是不是日本宪兵队或者‘76号’的行为，为防万一，我已经下令停止使用电台。”

齐庆斌这样说，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借口。他之所以隐瞒不报，主要是为防止戴笠乃至蒋介石对此事严加追究。眼下还有机会迅速追回密电，所以暂时先瞒一下再说。当然，这层意思是不能对周佛海说的。

其时，周佛海正着手准备搬回已经修复的“周公馆”，但发生了这样大的事，他什么都得放下，于当天下午就赶回了上海。

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称得上是“树大根深”，他有着许多在紧急中可以动用的关系。当下一回到上海就开始运转，先是派他在税警总团的副手熊剑东，指使其去打听日本宪兵队方面的消息。然后，又指令他在“76号”中的心腹，秘密了解情况。

熊剑东是留日派，当时担任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的冈村中佐，是他的同学。熊剑东凭借这层关系，与冈村勾得很紧，当下很快就摸清了情况：日本宪兵队方面并不知晓这起案件。

接着，“76号”那边也送来了同样的消息。

这样，周佛海总算基本上定下心来了。接下来的事，就是如何追回失窃的密电了。这时，周佛海已经冷静下来了，考虑到要让戴笠知晓此事，否则，蒋介石今后也许会指责他对“密杀令”阳奉阴违，脚踩两只船。于是，周佛海就在1943年5月3日晚上约见齐庆斌时提及此事。齐庆斌答应立即向重庆方面报告，并请示处置方略。

齐庆斌料想此事到这时已经无法隐瞒了，便于当晚立即向重庆发出紧急密电，报告了案件发生经过和处置情况。

戴笠闻讯后，大为震惊，半小时后就发来了回电。戴笠的回电是一份措辞严厉的命令，内容如下：一、立即将姜惺真、韩慧慧置于临安路135弄住所内就地圈禁，找人秘密看守，如敢撤离，就地处决！二、由周佛海出面雇请私人侦探侦办此案，费用由军统负责；军统上海区同时派人员全力协助私人侦探查办该案。

戴笠的命令正与周佛海的想法一拍即合，周佛海原本就想雇请私人侦探悄悄调查此案，现在有了重庆方面的电令，正好实施。齐庆斌的电话一挂断，他就一名原是黄金荣门徒、对上海滩的三教九流相当熟悉的心腹阿青，佯称受人之托，要雇请一名高明的私人侦探，费用不讲，由对方开口就是了，办下了案件，还可以加倍奖赏。

阿青领命后，立即去找了一个名叫邵怀谷的老头。邵怀谷是广东汕头人氏，年过六旬，又矮又瘦，其貌不扬。别看他这副尊容，却是侦查刑事案件的一把好手。邵怀谷早年曾是香港警务处刑事部的刑警，当时在香港小有名气。大约在1927年前后，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为加强上海英租界的警务力量，从香港调来几名刑警，邵怀谷即是其中一位。那年他正好四十五岁。1936年英国伦敦苏格兰场的刑警小组来上海英租界访问时，邵怀谷被英捕房作为优秀巡捕代表与他们进行过技术交流。1940年，邵怀谷满六十岁时，根据英国的规定，办理了退休手续。本来他想在家颐养天年的，但是，英捕房刑事部有时碰上办不下的案件时，还是要去找他，所以，他处于半退休的状态。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英租界，邵怀谷才正式歇手。

当时上海滩的巡捕房警员，想把这碗饭稳稳吃下去的，必须与帮会人士有来往。邵怀谷自然也不例外，他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上海滩三大亨混得很熟，跟周佛海的那个心腹阿青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本来邵怀谷已经闭门不出了，但是看在阿青的面上，还是答应帮周佛海出出场。

阿青也不知道周佛海要邵怀谷去办什么案子，当下就给了周佛海回音。周佛海便在当晚约请邵怀谷到“梅龙镇”吃饭，席间，谈了谈案件情况，当然不会说到军统密杀令，只说是一位朋友与外国人生意方面的契约文件，重要程度与身家性命相连云云。直到此时，周佛海还是守口如瓶，只称是受人之托而已。但邵怀谷是何许人物，寻思着倘若是别人的事，有你周佛海的一个三指宽的条子已经了不得了，还要亲自请我这么一个糟老头吃饭？但邵怀谷也不点穿，只是喝酒、点头，并不开口。

谈到最后，周佛海摊出了报酬问题，“邵先生，我知道你是名探，又已经退休，办这种案件，自然要付以重酬。这样吧，这起案件的酬金是黄金300两，先付100两，事成之后，给付余额。另外，给邵怀谷先生5000元现金作为活动经费。”

邵怀谷听说有如此丰厚的报酬，更加断定这起案件是与周佛海本人相关的了，但他装作不悟，点头答应。

当晚，周佛海就派人把100两黄金和5000元现金送到了邵怀谷的家里。

次日，邵怀谷在阿青和钟公君的陪同下，去临安路135弄姜惺真的住所查看现场。

姜惺真和韩慧慧被戴笠下令软禁在那里，白日提心，晨昏吊胆，寝食不安，只两天已经形貌迥异。此时见钟公君陪来了一个老头，寻思必是戴笠请来的高手，当下又要下跪，被钟公君阻住了。

邵怀谷对姜惺真两人很是客气，就像学生请教老师那样问了许多关于案情方面的问题。

问罢，邵怀谷让其他人待在屋里，他自己出去绕着洋房转了几圈，没看出什么名堂。回到洋房，在楼上书房凭栏朝外面看了一会儿，再度下楼，这回他去了弄堂外的围墙下。

弄堂外是一块很大的空地，原先据说是被一个英国人买下准备造花园洋房的，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人逃走了，于是地就空着。这么长时间下来，杂草丛生，坑洼遍布，一下雨就积水，隔个十天半月方才干涸。案发前的两三天，上海正好下过两天雨，邵怀谷站在围墙下，举目望去，满地泥泞。

邵怀谷站了片刻，把目光移向围墙。围墙是用青砖砌就的，外面刷了一层薄薄的灰浆(即水泥、石灰、黄沙的混合物)，表面呈灰白色。邵怀谷那双眼睛平时看上去老是眯缝着，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但是此刻却是目光烔烔、神采四溢，只略略一扫就定格在墙面的一个痕迹上。

这个痕迹，是大半个脚印，高0.5米左右。邵怀谷走到脚印前，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一边看一边露出了微笑。他看了一会儿，掏出一张绵纸，把脚印拓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夹在笔记本里。然后，用小指尖端那长长的指甲刮下了一条泥巴，看了片刻。最后，招呼待在墙内洋房三楼书房阳台上朝他看着的姜惺真、钟公君下来。

姜惺真、钟公君料想必是好事，飞快地奔下楼来。邵怀谷指着脚印，“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脚印！”

“对，脚印。再看看，是什么脚印？”

钟公君看了看，用不肯定的语气说：“好像是‘三环牌’跑鞋的脚印。”

邵怀谷说：“我指的不是什么牌号的脚印，而是说这个脚印说明了什么？”

姜惺真、钟公君干特工活虽精，但毕竟不是吃刑警饭的，一时想不出个结果来。邵怀谷于是说：“这个脚印的泥巴内部还没完全干透，因此可以认定就是窃贼作案时留下的，他是从这块空地的那边走过来的；他穿的那双‘三环牌’跑鞋的底部在空地粘上了烂泥，爬墙时把痕迹留在了墙上。不过，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么一点：他是怎么爬墙的？”

姜惺真说：“他走到墙下，双手上举，一跃，搭住墙沿口，然后脚下一蹬，在墙上借一把力，就这样上了墙头。”

邵怀谷笑道：“你说得很详细，就像是亲眼看见的一样。你照所说的试试看。”

姜惺真先把鞋底粘上了烂泥巴，试了一下，大半个身子真的上了墙头，还要往上爬时，被邵怀谷叫住了，让他下来。

邵怀谷指着墙上的脚印说：“这是你留下的，看看跟这个脚印有什么不同。”

两种脚印的不同处是显而易见的：姜惺真的脚印是左、右脚两个，小半个，呈蹭拭性形状，不甚清晰，高约0.8米；而窃贼的脚印是右脚一个，大半个，清晰度很高，高度比姜惺真的低。

邵怀谷说：“你们看看，如果窃贼是像刚才所说的那样上墙的话，会留下这样的脚印吗？”

姜惺真、钟公君均觉迷惑，互相看了看，不吭声。

稍停，钟公君朝邵怀谷拱拱手，“我等见识肤浅，还望前辈指点。”

姜惺真也连连作揖，一脸哀求之情。

邵怀谷说：“窃贼是这样上的墙……”他边说边用手比画着，“走到墙前，右脚这么一抬，往墙上秀着实地踩了一下，身体往上一蹿，手在墙的顶部搭一下，就上去了。”

姜惺真、钟公君的脸上露出了惊奇的神情：“啊？”

邵怀谷继续往下说：“他上到围墙上头后，站在上面，然后腾身一跃，就‘飞’到了阳台那里，脚站在阳台栏杆底部的外侧，双手扶住阳台栏杆，就进了三楼了。”

“啊？”姜惺真、钟公君半张着嘴，那缝隙间似乎噙着一个大大的问号。稍停，姜惺真问道：“这……这不是飞檐走壁吗？”

“对！他就是一个飞贼！不信，你们可以上到墙头上去看看，那里有三个脚印。其中两个是他上墙后站在那里准备发力飞跃时踩的，另一个是他作案后离开现场时‘飞’出来在墙头上点一下缓缓冲势而留下的。他离开现场时没有在墙头上停留，就点了一下，然后直接落在围墙外面了。”

钟公君让姜惺真爬到墙头一看，果然在上面发现了如邵怀谷所说的三个脚印。

姜惺真下来后，邵怀谷又说：“我们已经证实了窃贼入室的途径。这里还有一个猜测：记得姜惺真先生向我介绍案情时，说到过案发后检查阳台时，窃贼并未在栏杆上留下任何痕迹，这说明他是戴着手套作案的。按照窃贼的心理，通常在作案后就会随手把手套之类的作案工作扔掉，因为他们惧怕在逃离现场的途中被巡捕拦下后抄身而露馅。因此，我想这个窃贼也是会这样做的，我们现在不妨就在这里找找看，有没有这么一副手套。”三人找了一会儿，果然在空地的一块石头下面发现了一副白纱手套！

四

邵怀谷接受了周佛海的金钱，自然要对周佛海绝对负责，他在临安路135弄现场勘查过后，马上给阿青打电话，要求面见周佛海，说有话要讲。周佛海那天正好要跟汪伪政权的另一特工头目丁默村见面谈事情，接到阿青的报告，当即回掉了与丁默村的约见，派一辆轿车即刻把邵怀谷接到他在上海市区的另一处秘宅。

邵怀谷向周佛海汇报了勘查现场的全过程。周佛海听得瞠目结舌，好一阵才回过神来，盯着邵怀谷问道：“如此说来，这个案子是飞贼作的？”

“是的。”邵怀谷肯定地点头。

“唉——”周佛海喟然长叹，然后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半晌也不吭声。直到邵怀谷起身想告辞时，他才说：“别……别走，我还有话要向先生请教的。”

周佛海从外间唤进阿青，要他陪着邵怀谷。然后，自己进了书房，关上门跟齐庆斌通电话。周佛海最主要是担心那个飞贼是受人指派而专门冲姜惺真下手的，那指派人可能是“76号”方面的，也可能是日本宪兵队的。但不管是哪一方的，都没有他周佛海的好果子吃。所以，他要向钟公君问个明白，看对方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渡过这个难关。

齐庆斌自然已经从钟公君那里得知情况了，也对此作了分析，已是胸有成竹，当下便给周佛海打保票，先说军统上海区特工自从上次遭受“76号”的打击全军覆没后，已经提高了警惕，非常注意隐蔽自己，所以不可能给“76号”或者日本人察觉什么的，因此那两方面雇用了飞贼来作案盗取机密的假设也就无从谈起了；又说密杀令是用密写药水抄的，通常绝不可能暴露；再退一万步说，即使暴露出来，周佛海也可以一口咬定那是重庆方面的“反间计”，以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并不是凭哪个人几句话就可以动得了的。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把案子破掉，将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周佛海给齐庆斌如此这般一说，稍稍定下心来，于是便重新跟邵怀谷谈话，要求他尽快破案。周佛海不放心地问：“邵怀谷对侦破这个案子心里有把握吗？”

“要说把握，那是有几分的，因为我手里已经有线索了——就是那副手套。”

说到这里，周佛海突然接到电话，说汪精卫要到上海来，专车已经经过苏州了，要他去出火车站迎接。于是就谈到这里，拜托邵怀谷要尽心尽力破案。

邵怀谷返回阿青给他找的、临时充作侦查办公室的华懋饭店内的一个套房，与钟公君分析案情。邵怀谷所说的“手里有线索”倒也不是哄哄周佛海的，而是真有其事。这线索就是那副白纱手套，这副手套初看也没有什么异样之处，崭新的，上面有几处粘着泥土，那是在现场粘上的。看来，窃贼为了这次作案，特地弄了这么一副手套。但是，到了邵怀谷这样的侦探手里，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把手套翻过来，用放大镜检查了许久，又以鼻子嗅闻。这一嗅，发现了情况：上面有一股淡淡的鞋油气味！

邵怀谷和钟公君分析下来，认为这窃贼冲临安路现场下手多半是因为看中那儿是这条弄堂中唯一的一座洋房，这样，他就有个事先踩点的过程。由于最近一段时间马路上警察、特务横行，估计他也不敢公然走来走去地“相脚头”，一定是化了装的。化了什么装？联系这手套上的鞋油看，会不会化装成“皮匠”了？(上海话中的“皮匠”，即鞋匠。)再则，如果上述其作案动机成立，那他肯定还要继续在上海滩下手，还要化装成“皮匠”到处游荡。

所以，接下来只要派人四处查访当地居民觉得是陌生面孔的“皮匠”，就有可能找到嫌疑人了。

军统上海区立刻下达了一道秘密命令：抽调二十名特务，分头在全市范围内查访“面孔陌生的皮匠”。

邵怀谷也向他那些留在伪汪警察局中搞刑事侦查的巡捕朋友暗中发出求助信息。

阿青则利用其帮会关系展开了调查。

这样，三条渠道加在一起，总共动员了大约百来人进行这种查访。查访一连进行了两天，并没有找到被邵怀谷认为合适的“皮匠”。

周佛海忐忑不安，度日如年，一日三催。军统上海区那边也是如热锅上的蚂蚁，钟公君被齐庆斌逼着盯在邵怀谷后面不敢离开半步。那邵怀谷倒不着急，他待在华懋饭店的套房里，悠闲地喝酒抽烟、听收音机。到了第三天，邵怀谷见钟公君那副焦灼的样子，还劝他喝几杯，然后好好睡上一觉。

钟公君哭笑不得，“我哪有心思喝酒？这件事办不好，我会倒霉的！”

“你别着急，这个案子肯定办得下。”

“为什么？不是查了两天也没查到‘皮匠’吗？今天我估计也难。”

“查‘皮匠’不过是我走的一步路，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待在这里喝酒是为了等待。等待什么？就是等那小子自己冒出来。”

“自己冒出来？”

“对！他会自己冒出来的。因为他如果是为了钱财而作案，那么在临安路135弄现场的收获是太小了，他还要物色其他目标下手。我估计，他就在这两天内要冒出来了。”

“是吗？”

“不会错。我吃了那么多年的刑侦饭，对这些人的心理活动把得很准的。我已经向一些警察朋友打过招呼了，让他们一有消息马上给我来电话。所以，我这几天一步也不敢离开房间。”

邵怀谷估计得竟是那样准确，当天傍晚，就在距临安路不过千米之遥的高佐路，飞贼又一次下手作案了——

高佑路那一带的住户中颇有一些是中等偏上的资本家，住房比较整齐，都是二十年代建筑的新式石库门房子，一式的宁波红石门框，黑漆带铜钉的橡木门。平时前后门户都紧闭着，只在有人出入时才打开，靠着这种防范措施，那里的住户有效地维持了治安的稳定，从来没有盗贼光顾过那里。但是，到了1943年5月7日，这种太平日子的记录被飞贼打破了。

那天傍晚时分，高佑路一个名叫顾桂生的资本家的家中，正为他的父亲举行逝世一周年的祭悼仪式。全家人集中在前客堂里，面对着挂在满满一桌酒菜上方的老主人遗像焚香磕头，哭哭啼啼。正鼓捣间，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后面似刮风般地传来，一个声音随着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一齐进入客堂，“不好了……”

顾桂生正跪在桌前烧纸锭，闻声抬头喝道：“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竟想叫就叫，想嚷就嚷了？”

那女人是顾家的苏州娘姨，平时风风火火惯了，此刻还是不买主人的账，犹然调门不减，“先生，勿好哉！后客堂楼上有脚步声，阿会得是贼骨头进门哉？”

后客堂楼上是主人的卧室，顾桂生的贵重细软全藏在那里，当下一听便着急了，也顾不得烧纸锭了，嘴里叫着“不好”，拔腿就往后面奔。到后面，果然听见楼上主卧室里有声音，不过已经不是脚步声了，而是在撬箱子的声音。顾桂生这一急非同小可，箱子里放着他的现金、黄金和债券、房契、地契，还有太太的首饰盒，若是给盗去了，这一家子就完了。他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梯，看看房门紧闭，便一边敲门一边向紧跟着他赶过来的太太等家人吩咐道：“快往巡捕房打电话！”

太太虽是妇道人家，倒是很有见识，让大儿子去打电话，然后说：“不要敲门，贼骨头也不会开门。你把门锁起来，不让他出来，等巡捕来了把他捉牢！”

顾桂生想想倒也是，于是便把门上的搭扣搭上了。这时，苏州娘姨早已跑出门去叫嚷起来，前后弄堂的人都出来了，听说已经把贼骨头关在房间里了，都松了一口气，说这下笃定了，就等巡捕房来人瓮中捉鳖了。

正议论间，忽然有人惊叫起来：“不好，贼骨头上屋顶了！”

众人仰脸看去，只见沉沉暮色中一个蒙脸黑影出现在顾家房顶上，背上拴着一个包裹，似趟平地般轻松地往另一侧房顶快速运行。走到后弄堂，在众人如雷一般的叫声中腾身一跃，跳过后弄堂，落在对面的屋顶上，转眼就消失了！

顾家撬开房门进去，清点下来，发现“贵重细软、房田契证”真的全部被窃！顾桂生大叫一声，当场昏厥！

直到这时，警察局的刑警才过来。听说窃贼已经逃窜，竟也就乐得省事，只问了问就走了。为首的那位姓林，原是英捕房刑事部的探员，当初是跟邵怀谷的刑事侦查。这次邵怀谷查访“皮匠”的事也托了他，他返回警察局后便给邵怀谷打了个电话，把飞贼光顾高佑路顾宅的事说了一下。这样，邵怀谷就又重新获得了线索。

林某在电话中问邵怀谷，“这个案子是不是由先生去查？我把您介绍给失主？”

当时上海滩警方碰到案子时，由于案情中有许多扯不清的关系，青帮、洪帮、黄道会、日本宪兵队、日军特高课、“76号”等，所以警察局也有点慌，只恐一不留神就“太岁头上动土”，于是就把侦查事宜推给某个可以摆平各方的角色，请其破案追赃。受害人则要付给此人一笔酬金。林某知道邵怀谷对这个案件感兴趣，于是就先问一问。

邵怀谷自然是求之不得，当下便让林某去失主那里说一说。

失主顾桂生正为警察局的冷淡而担心，寻思要找一位与警察局说得上话的朋友去警察局通通路子，把案子破掉，不敢指望把赃物全部追回，只要能追回部分就算是好的了。当晚一宿未睡，次日上午忽见林某出现，不禁又惊又喜，又听林某说愿给他介绍老侦探邵怀谷接手本案，更是喜出望外。

一小时后，邵怀谷与钟公君去了顾宅。顾家像接待皇帝一样接待这两位，时近中午，马上去附近的饭店叫了一桌丰盛酒席，顾桂生抱病作陪。顾太太与大小姐待立一侧，斟酒递烟奉毛巾。席间，邵怀谷向顾桂生详细了解了飞贼作案的情况和失窃的钱财、物品。

顾桂生哭丧着脸说完，稍停又道：“被窃的现金、首饰什么的，我想是不大可能追得回的了。不过，那些房契、地契、债券什么的，倒是可以追回的，因为那上面都是记名的，窃贼拿去如同废纸一张，毫无价值。但是，对于我而言，那真是太重要了！”

原来，这顾桂生是宁波人，祖上便是当地的殷实大户，他在宁波有数量不菲的房屋与田产，被飞贼窃去的那些房地契证就是这些房地产权的凭证。本来，在当地官府中是留有这些契证的副本的，失之不慌，只要花费若干费用就可补领。但是，前几年日本军队进攻宁波时，官府遭受了轰炸，那些副本早已付之一炬。这样，他回去办理补领手续就没了凭证，反倒正好通知了当地的恶霸之流他手中已经没了这些房地产的凭证，提醒他们可以下手霸占了。所以，顾桂生寄希望于邵怀谷，要求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些契证追回。他向邵怀谷提出，如果追回契证，他愿以现时这些房地产价值的10%的比例作为酬金。

邵怀谷边听边喝着酒，笑而不语。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道：“我想，要把契证追回，不是一桩十分犯难的事，我的意思时最好还要把大部分财物也一并追回哩。”

顾桂生喜出望外，“啊！那真是太感谢您二位了！”

旁边的顾太太和大小姐也感激地迎以笑脸，殷勤斟酒。

邵怀谷又说：“顾先生说这些契约都是记名的，那就好办了。这对于他是没用的，但是，看样子那主儿是个心狠手辣、贪得无厌的家伙，估计他不肯白白放弃这些对于他看来是无用的契证的。他极有可能会给你捎信，让你出钱把契证赎回来。到时候，不管他出口索要多少，你都先答应下来，然后通知我。我自有法子理会他的。”

顾桂生连连点头，道：“是！是！我遵照您老说的办。”

情况竟然又一次给邵怀谷估料到了：这顿酒席还没结束时，邮差就送来了飞贼的一封信，要他当晚7时去“大鸿运饭店”赎回房地产契证。

顾桂生一边看信，一边惊喜交加地摇头，“这贼骨头，真是黑心，竟开价10根条子！”

10根条子就是100两黄金。顾桂生的这些房地产，按照当时的市价，大约在1000两黄金以内。飞贼的要价正好是实际价值的10%，由此可见他是知晓房地产行情的。

邵怀谷说：“好事一桩！顾先生，今晚你就去‘大鸿运’！”

顾桂生有点忐忑，“那家伙会不会另有花头？”

“没事。你去就是了，我自有安排。”

五

邵怀谷离开顾宅后，马上通知阿青报周佛海：飞贼露脸了，今晚准备行动，一举将其拿下。

周佛海大喜，传过话来：要抓活的，有话问他。

与此同时，钟公君也向军统上海区报告了情况。上海区书记齐庆斌自是大喜，当即要钟公君与邵怀谷商议伏捕方案，以便调动特务抓人。

邵怀谷和钟公君到“大鸿运饭店”去实地观察了地形，决定就在饭店里下手擒拿飞贼。两人制订了一套计划，由钟公君出面向军统上海区要了十五名特务。

邵怀谷安排妥当后，便往警察局打电话，说他今晚要在“大鸿运饭店”办点事情，可能会闹出点动静来，届时说不定会有好事之徒往警察局打电话报案告警什么的，让值班警官不必在意，用不着派人过去的。凭着邵怀谷的老面子，警察局自是一口答应。

当天傍晚，邵怀谷、钟公君坐了黄包车前往“大鸿运饭店”。那是一家三开间二层楼饭店，烧的是徽帮菜，在上海滩颇有些名气。二三十年代时，著名传奇人物、斧头帮首领，人称“暗杀大王”的王亚樵经常光顾此地，由他所主持的几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暗杀行动如“北站刺宋”(宋子文)、“庐山刺蒋”(蒋介石)、“虹口公园爆炸案”(暗杀日本白川大将)，据说就是在这家饭店中策划的。邵怀谷两人过去时，预先安排的十五名军统特务已经化装成顾客分散进入饭店了，三三两两地散布于门口、楼梯口、楼上的座位上，点了些酒菜在吃喝闲聊。邵怀谷、钟公君在底楼选了座位，点了几个菜，要了一瓶酒，像是生意场上的朋友那样边吃边低声谈着什么。

6点半，顾桂生拎着一个看上去沉甸甸的皮包慢慢地走进了饭店，根据预先的约定，他在面对楼梯口的那个座位上坐了下来，四下一看，目光与邵怀谷对视片刻后，招呼跑堂送上两副餐具，先要了一壶茶喝着。

这时，从外面进来三个男子，长衫礼帽，看气派似是有点帮会背景的角色。其中一个看来与饭店账房很熟，老远就打招呼，然后看中了顾桂生待的那个座位，走上前去要顾让出来。顾桂生原本也不是个好脾气的人，再说也没有吃饭让位置一说，但他此刻根本没心思与对方争吵，也就息事宁人算了，便换了个座位，也在邵怀谷所据一桌的侧边。那三个男子点了许多菜，又要了两瓶烧酒，开怀畅饮起来。

大约十分钟后，“大鸿运”门口来了一辆三轮车，下来了一个打扮得妖形怪状的年轻女子：身穿浅红色旗袍，下摆叉口开得很高，露出两条被肉色“玻璃丝袜”包裹着的白白的大腿；脚上的那双高跟皮鞋擦得晶光锃亮，与大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引得众多目光朝那里注视；一张被白色化妆品与鲜红的唇膏装扮得庸俗不堪的脸蛋上映现着一看便知是新近才阔起来的豪气，配着黄金项链、耳环，活脱是一个低级窑姐的模样。她用两枚银毫子把三轮车夫打发走后，一摇一扭地进了店堂，站在门内三尺处，转头扭颈地往店堂里顾盼，似是在寻找熟人。

这时，先前那三个男子中的与饭店账房熟识的那位，突然发现了这个女子，马上站起来招呼了一声，朝她招手，要她过去。但那女子笑了笑，摇了摇头，然后径直上楼去了。

此刻，无论是邵怀谷还是钟公君，都没有把这个窑姐似的女人跟这个案子联系起来。

此时，最着急的人就是失主顾桂生。他坐在那里，表面上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貌似悠闲地端杯呷一口茶，脸上还挂着淡淡的微笑。但是，心里却如同打翻了一个烈火盆，早已烧得焦灼难熬。他担心飞贼临时改变主意，不来赴约了，那他那些价值千两黄金的房地产就面临着泡汤的危险。所以，他再怎么保持表面上的镇静，也不得不一次次地把目光投向店堂墙上的那口挂钟，然后又迅速朝门口一瞥。

约定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墙上的挂钟敲响了七下。从那个女人进店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只来过一个驼背老头。暮春时节了，他还穿着厚夹袄，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瓜皮帽，后脑勺垂下一条狗尾巴似的枯黄辫子，一看就是个前清遗老。年岁已是不小，手里拿着的那根手杖也颤颤抖抖地不住晃动。老头在店堂角落里随便找了个座位，只点了两个菜、一壶黄酒，自斟自饮。

钟声一响，顾桂生就坐不住了。几次想站起来，但都被邻桌的邵怀谷以果断的眼神阻止住了。他想起邵怀谷事先“没有我的暗号，绝不准离开饭店”的叮嘱，只好坚持坐下去。

一会儿，先前那个女人从楼上下来了。她站在楼梯的第三级上，仍然左顾右盼了一阵，最后把目光投向那个老头坐的角落，嫣然一笑，然后转身上楼去了。

邵怀谷作为一个老侦探，观察事物自是有他的独到之处，当那女人下楼驻步于第三级时，他就意识到这里面可能有戏唱了。当那女人嫣然一笑后又上楼时，他马上意识到那个角落里有问题。由于他是背对着角落的，生怕打草惊蛇并没有转脸去看，于是就低声对钟公君说：“注意，那个角落里有花头。”

面对着角落方向的钟公君还没来得及开口，已经不无惊奇地看到那个驼背老头站起来了，离开桌子往顾桂生那个座位走去。他迅速朝邵怀谷使了个眼色，两人心里一松：目标终于上钩了！

那顾桂生还担心飞贼失约不来时，驼背老头已经来到他的旁边，“你好啊！”

顾桂生恢复了大老板派头，斜眼望着对方，“我不认识你。”

“可是我认识你啊！”话音刚落，对方已经拿起了皮包，“哦，顾先生把东西带来了。”

直到这时，顾桂生才意识到飞贼来了。一时间，他呆呆地望着飞贼，不知是惊喜还是害怕，竟然说不出话来。

飞贼显得非常自然，笑容不褪，“嘿嘿，顾先生，咱们已经将近十年没见面了，这回得好好唠一唠了。”他说一口带山东口音的北方话。

顾桂生回过神来，点了点头，“是，是的。先生请坐，我叫跑堂来，咱们点菜。”

“咱上楼去喝酒吧，这一顿该由我请客。楼上清静些，咱们可以喝着酒唠几句。”

顾桂生此刻已经身不由已，不得不点头，“这个……楼上去也好，也好。”

这样，飞贼和顾桂生就移步上楼去了。

邵怀谷与钟公君对视一眼，微微一笑，做了个手势。钟公君咳嗽一声，早有三个特务跟着上楼去了。

楼上，那个妖娆的女人见飞贼上来，突然起身下楼，转眼就出门而去。邵怀谷正动着下手的脑筋，也不曾特别留意。飞贼和顾桂生上楼后，招来跑堂，正点菜时，忽然似乎觉得不对头，举目四顾，身边已经围上了几个大汉！

飞贼脸色倏变，一双眼睛骤然喷火似的望着顾桂生，冷冷笑道：“哼哼，顾先生倒是很有办法呀！”顾桂生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又惊又怕，一张脸涨得像猪肝，嚅动着嘴唇却说不出半个字来。这时，钟公君已经出现在楼梯口，目睹此情状，喝道：“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拿下！”

几个大汉亮出了手枪，一齐对准了飞贼。为首一个络腮胡子道：“老兄，是朋友的就别给咱制造麻烦，乖乖地跟咱走！”

飞贼笑道：“哈哈，兄弟我走遍天下，为的就是广交朋友，送到跟前来的朋友哪有不交之理？诸位，容我喝一杯酒再走吧。”

这时，楼上的食客见这边势头不对，识相点的便起身往楼下开溜了。但到了楼下都被特务堵住了不让出门。楼上，飞贼招呼跑堂拿过一瓶酒来，倒了一杯，把手一抬，围住他的特务以为他要一饮而尽了，殊不料只听得“呼”的一声响，一阵辛辣之气扑面而袭，跟着眼睛就睁不开了！

飞贼在泼出烈酒的同时，把手中的那个瓶子冲早已看准了的钟公君劈面掷来。钟公君绝对没料到这家伙竟还有这么一招，仓促间把头往旁边一偏，让过瓶子。就在这一眨眼间，飞贼已经跃上了桌子，大喝一声，接连跳过几张桌子，来到右侧位于老虎窗(上海建筑物的一种建于房顶的大天窗，有窗子可以开启)下的那张，双手上举，脚下一抬，身子已上了老虎窗！

钟公君见状不妙，撩手对准飞贼的下肢就是一枪，但还是迟了一拍，飞贼已经穿窗而逃了！

六

十五个人竟没抓住一个窃贼，这在邵怀谷几十年的刑侦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老头子在对飞贼的本领不得不佩服的同时，也对钟公君叫来的那些军统特务的本领大有怀疑。当时，他虽然还不清楚这些人是军统方面的，包括对钟公君的身份也不甚清楚，但他凭着多年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经验，还是察觉到这些家伙有别于地痞流氓的。不过邵怀谷也不吭声，当晚就把情况向阿青说了。

飞贼出现了而又让其逃走，这对于周佛海来说，不啻是一个警报，提醒他：飞贼不可能第二次上当出现了，这样，军统密杀令就弄不回来了！

周佛海大恼之下，连夜召来邵怀谷，言语间自是大有责怪之意。但他也知道此时不能对邵怀谷怎么样，说了几句后，就询问是否有补救的方略。邵怀谷一时自然说不出什么来，答应回去考虑老虎再说。

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原本睡眠就不大好，给这事如此一折腾，邵怀谷当晚一宿未曾入睡，躺在床上反复思考如何重新续上已经断了的线索。想到东方露出鱼肚色还没想出个结果来，肚子倒是饿了，于是干脆起来，开了瓶“女儿红”喝早酒。

这一喝，竟让邵怀谷想出了一个补救措施来了。邵怀谷想起飞贼现身前，那个比他先进入饭店的妖艳的女人曾经从楼上下来过，站在楼梯上对着飞贼待的那个角落注视过，估计那是给飞贼发信号。她是先来饭店检查安全的，确信没有危险，于是就示意飞贼现身了。这样看来，那个女人就是飞贼的同伙。再往下想，那个女人在进饭店时曾与一个男子打过招呼，而那个男子则是跟饭店账房先生相识的。这样，只要去找账房先生，大概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那个与本案有着重大关联的女人了。

邵怀谷当下酒也不喝了，立刻叫了辆黄包车前往“大鸿运”。找到那个账房先生，对方听说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糟老头就是上海滩英捕房的邵怀谷，不禁肃然起敬，问什么答什么。这样，邵怀谷轻而易举就弄清了那个与“窑姐”女人打招呼的男子的姓名住址。

那个男子名叫沈高，就住在距“大鸿运”一条横马路的“明远坊”，是“大鸿运”的常客。听说是黄道会的一个什么堂的小头目，与江湖各方都很熟，是这一带的一个恶棍。

邵怀谷按照当时巡捕房对于上海滩有点权势的人的调查的规矩，备了一份礼物，附上一张名片，登门求见沈高。但他吃了个闭门羹，沈高让家人把礼物原封不动退了出来，捎上一句话：拿沈高爷当哪号人了？

这就是说，沈高嫌礼物太轻了。

这种情况，邵怀谷以前也碰到过。一般说来，为了达到目的，他们都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重新备一份礼物送去的。这次，邵怀谷也是如法炮制，他在原先礼物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价值的东西。

可是，再次送去时，沈高又一次退了出来，在原先的那句话上，还添了一句，“别像狗吃屎似的缠着沈爷！”

这下子，老头子火了，冷笑道：“好，你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也可以啊！”

那天，钟公君因为行动失利而去向上司汇报，弄得晚了未回华懋饭店过夜，邵怀谷返回饭店时他才到达。听邵怀谷如此这般一说，笑道：“老爷子辛苦了，你先休息，这事交给我去办就是了。”

邵怀谷因为昨晚行动失利而挨了上司的一顿恶训，正窝着一腔无名火，此刻算是找到了发泄的渠道。当下，立刻给手下的特务打了电话，吩咐他们如此这般去行事。

却说那个恶棍两次回绝了邵怀谷，根本没把这当一回事，正准备出门去会朋友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邮差，在门外大声叫着他的名字让签收电报。沈高长这么大还从未收到过电报，不知是怎么回事，便去门口看个究竟。他刚出门，就被几个汉子揪住，塞进一辆汽车，绝尘而去。

沈高被送到军统上海区在枫林桥那里的一个点。那是一幢带有前后院落的中式建筑，后院有几棵大树，沈高到了那里后，就被绑在其中一棵树上，先劈头盖脑一顿狠揍，打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然后，再由一个特务询问情况。

到这当儿，沈高是虎得窝着，是龙得曲着，哪里还敢摆谱，老老实实，有问必答，乖乖提供了“窑姐”女人的情况——

那女人果然是个窑姐儿，名叫袁玉珍，今年二十六岁，已在四马路“艳莺院”待了十年。沈高是四年前去逛“艳莺院”时认识她的，因迷恋于她那过人的媚术，此后每每去“艳莺院”，必拜倒在其石榴裙下。

今年3月，沈高又一次去“艳莺院”时，却没见袁玉珍的影子。他向老鸨一打听，说袁玉珍已经拿出一笔钱，自赎脱身了。问去了哪里，答称不清楚，但据说没离开上海滩。这样，袁玉珍的去向对沈高而言就成了一个谜团。

昨天，沈高突然在“艳莺院”遇见袁玉珍，不禁喜出望外。原想把那两个一起喝酒的朋友打发走后就上楼去找袁玉珍的，不料突然间发生了飞贼一事，混乱中袁玉珍就不知去向了。

军统弄清情况后，便报给钟公君。那个沈高，则继续关押在那里，一直到案子破获后，才把他释放了。

当天下午，邵怀谷化装后，就去四马路“艳莺院”一趟。以前的巡捕房刑事部，在许多饭店、妓院、茶馆等多有“眼线”，“艳莺院”也有一个茶役是巡捕房的“眼线”，邵怀谷认识他的。当下悄悄一问，确有这么一个妓女，不久前自己出了80两黄金赎身而去了。

邵怀谷问：“她一个妓女，又不是什么名妓，哪来的这么多黄金？”

茶役摇摇头，“谁知道呢！”

邵怀谷又问：“她去了哪里？”

“我不清楚。不过，我可以给你打听的——她在赎身后曾经来过这里，请几个要好小姐妹吃过一顿饭。”

“你马上给我查清楚，我等着她的消息。”邵怀谷说着掏出十块钱塞在茶役手里。

茶役很快就报来了查询结果：袁玉珍赎身后，住在劳利育路118弄，据说准备嫁人。

邵怀谷叮嘱茶役守口如瓶，离开“艳莺院”后，径直去了新闸警察分局。劳利育路在太平洋战争前属于英租界，后来上海成为日本的一统天下后，划为由伪上海市警察局新闸分局之管辖范围。新闸分局的那些刑事警察，基本上就是原先英捕房刑事部的那些捕探，对邵怀谷都是执弟子之礼的。现在邵怀谷上门求助，那些人自是踊跃。他们请邵怀谷坐下喝茶，由几个人陪着聊天；同时派出探员前往劳利育路去密查了。

邵怀谷一壶茶还没喝干，探员已经查清了劳利育路11号的情况：那是一个老板出租给袁玉珍的，租期暂为半年。袁玉珍目前是无业妇女，但生活过得很好，穿着打扮、饮食开支都是上流人的。她特别舍得往皮鞋上花钱，现在脚下穿的那双高跟皮鞋据说是用人皮做的，来自非洲。每天要上三遍鞋油，都是那个和她同居的男子给她效劳的。

邵怀谷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马上想起临安路135弄现场发现的那副手套上的鞋油味：原来如此！我倒还把他当作“皮匠”去查呢，难怪查来查去查不到影踪！

邵怀谷问那两个探员，“那个跟袁玉珍同居的男子是怎么个模样？”

一个探员说：“我们向那里一个开香烛铺子的邻居打听过，老板说那个男子大约三十七八岁样子，瘦瘦的，中高个头，看上去很精神，就是不知道他是干什么营生的。”

邵怀谷当即扔下50元钱，给那几个刑警去外面吃顿饭，自己随即给阿青打电话，要求即刻面见周佛海。

当天傍晚，一辆轿车把邵怀谷接往国际饭店。周佛海已在13楼的一个包房里等着他了。

周佛海始终关心着这个案子，一见邵怀谷就问：“邵先生，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邵怀谷说：“正要向您报告呢，已经发现了那个飞贼的线索，他就住在劳利育路，目前跟一个刚赎了身的妓女同居着。”

周佛海睁大了眼睛，“那还不去抓他？”

“我正想跟钟公君先生商量一下处置方案呢。”

“你打算如何处置？”

邵怀谷便谈了自己的想法：派人化装前往劳利育路去秘密监视，看准那个男子确是飞贼后，采取行动将其拿下，然后追赃。

周佛海不以为然道：“为什么不先去搜查了再说呢？”

邵怀谷说：“据我几十年办案的经验，这种角色都是极其狡猾的。狡兔三窟，他作兴倒有五窟。在不清楚飞贼是否确实住在袁玉珍那里时就贸然采取行动，容易打草惊蛇，不但追不回赃物，而且有可能他就永远不在上海滩露面了。所以，还是稳妥行动为好。我受了周先生的惠，就应该时时处处为周先生着想才是。”

周佛海听着觉得不无道理，于是点了头。

邵怀谷于是便通知钟公君精选几个人员前往劳利育路秘密监视。钟公君点了几个那天晚上没在飞贼面前露过面的特务，让他们化装后前往袁玉珍的住所附近监视。

这类活儿是军统特工的拿手好戏，当天晚上9点钟，他们就报来了消息：飞贼在袁玉珍处，看样子是准备过夜的。

钟公君这边早已做好准备，当下马上作出决定：立即行动！

晚10时许，由钟公君率领的十二名特务悄然来到劳利育路，连同先前派来监视的那四名特务一共十六人。这回吸取了教训，先派了几个精悍之徒上到邻居的屋顶上守伏；又分派数人将118弄四下围住了。一切都安排妥当后，钟公君这才带着四名特务上前去敲门。

那袁玉珍已经睡下了，听见敲门声，隔着两道门问道：“谁呀？”

“警察局的，查户口！”

这样，袁玉珍就没有理由不开门了。但她磨磨蹭蹭了一阵才开的门，钟公君便估计这里面作兴有花头。不过飞贼还在里面，他就放心了。

袁玉珍见进来的几位都穿着便衣，不禁一愣，企图拦截，“你们是警察局的？‘派司’呢？你们……”

一个特务及时出手捂住了她的嘴，跟着顺带连脖颈都锁住了。钟公君等人持枪冲进里间，床上却是空的！

钟公君下令搜查赃物，又让包围房子的特务进来对院子进行搜查，看飞贼是否藏于堆放杂物的那间屋子里或者水井中。

搜查赃物竟是意想不到的容易，在袁玉珍房间的一口樟木箱中发现了飞贼两次作案的全部赃物。那本《日语会话三百句》也赫然混于其中，钟公君见之心中一阵狂喜，却佯装漫不经心的样子，拿起来翻了翻，随手揣进怀里。

由于这是瞒着警察局的非法行动，所以力求快速。赃物一到手，随即撤走，也没向袁玉珍追问飞贼的下落。

后来才知道，飞贼就躲在那张大床的床架顶上。由于那床架就那么几根薄薄的木框支撑着，上铺薄板，看上去根本不像是藏得起人的样子，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就这样被他逃过了一劫。

至于袁玉珍，后来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这个案子使戴笠失了面子，又挨了蒋介石的骂，所以他一直记在心里。两年后，抗战胜利军统那班人返回上海时，戴笠忽然想起了这个案子，便指示抓人。结果，袁玉珍终于落网，供称飞贼名叫冯闯，山东人，是在逛“艳莺院”时认识她并迷恋上的，就出金将她赎出来，准备作案弄些钱财后远走高飞的。没想到只作了两次案就败露了，冯闯连说上海的警察厉害，于是撇下她就不知去向了。

袁玉珍当时患有肺结核病，不久死于看守所。

周佛海接到追回密杀令的消息后，喜不自胜。不但按约定的给付了邵怀谷的赏金，还拿出100两黄金给了军统那班人。这起案件的结局竟是闹了个皆大欢喜。

周佛海接受军统密杀令后，想出一计：借日本人之手杀掉李士群。

于是，周佛海找了手下的得力干将、伪税警总团头目熊剑东密议此事，决定周佛海不出面，由熊负责操办此事。

熊剑东与日本上海宪兵队中佐冈村是日本军校的同学，关系甚笃。他利用这一点向冈村进行挑拨，说李士群看不起日本宪兵队，也瞧不起冈村。冈村一听，决定要把李干掉。

1943年9月6日，冈村借调解熊剑东与李士群的矛盾为名，将李请到外白渡桥百老汇大厦大楼谈话，给他吃了预先下毒的牛肉饼。李士群回家后36小时，毒药发作，于9月9日下午在苏州一命呜乎。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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