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蹦子是哪里的方言(《野狼disco》:中年rapper对抗说唱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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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蹦子是哪里的方言(《野狼disco》:中年rapper对抗说唱新世界)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每个人终有自己的流向,而《野狼disco》不过是潮水中激起的一朵浪花。
2019年,《中国新说唱》留下的传播范围最广的金曲当属《野狼Disco》。没看过这个节目也没关系,你不可避免地会在网易云音乐、QQ音乐、抖音和快手的热搜榜发现这首歌。土味歌名可能会让你摇摇头,但好奇心会驱使你听一听。听第一遍时你觉得像在喊麦,再听两遍,你或许会被歌词和旋律所营造的画面感打动,连不太标准的粤语都感觉正宗了。
《野狼disco》在网易云音乐的最高赞评论写道,这不是什么喜剧说唱,这就是艺术。不过,在今年夏天的《中国新说唱》上,这首歌没能让它的创作者免于淘汰。写下这首歌的是董宝石,来自吾人文化,一个成立于十年前的东北说唱厂牌。
东北不是只有喊麦,十年前,说唱已经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萌芽。在中国说唱的区域版图中,东北似乎并不起眼,但就像成都有CDC说唱会馆、重庆有GOSH,如果要找一个最能代表东北说唱的厂牌,吾人文化仍是那个绕不开的名字。
起初,我想做一个关于东北说唱往事的报道,还去了一趟长春,采访到了吾人文化主理人莲花。但我最终发现,宝石和莲花这对音乐知己的十年就像这个时代的切片。经历了行业的起落,他们的故事能让你一窥东北说唱的昨天,但更打动我的部分是,当《中国有嘻哈》用资本和流量撬动小众市场,宣告一个新世界的到来,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两个中年rapper如何以不同的姿态面对变化了的世界。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每个人终有自己的流向,而《野狼disco》不过是潮水中激起的一朵浪花。选择无所谓对错,对于创作者来说,唯一重要的是,不能停止表达。
董宝石
《野狼disco》火了之后,人们都喊董宝石“老舅”。
“你回去整理整理,我们这个对话可以体现一些深层的精神,那些话也是我想跟现在年轻人说的,就别写什么是蒸汽波了”,在酒店门口,老舅回头对我说,我说,好,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发现刚才的录音没保存。
上午10点,我在北京的机场见到了老舅。他穿了一身商务黑,顶着爆炸头,个头不高,看上去不苟言笑。那天他来北京参加娱乐媒体Variety策划的一个对谈,对谈嘉宾是喜剧演员沈腾,节目从中午一直录到晚上5点,后面还排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直播。在去往酒店的路上,他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不过听上去和他在之前的采访里说过的话也没什么太大不同。他一宿没睡,脸上带着倦意,有明显的黑眼圈,眼睛盯着你看的时候有些恍惚。
办理入住的间隙,老舅站在外面抽了一会儿烟。几分钟之后,他回到酒店,决定安慰一下面前坐着的这个记者。他走过来拍了一下我的头,说没事儿,你就凭你的记忆写,我给你说了那么多条,你记得住的就是重要的。
不能免俗地,我们从《你的老舅》谈起。做那张专辑前,他就已经想好要做一个有完整表达的音乐作品,他少年时喜欢文学,后来知道了人设这个词儿,就琢磨着自己有能力用音乐架构一个像长篇小说一样的东西。他先后写了《你的老舅》,《社会老舅摇》,《浪漫男银》,《同学聚会》和《夏日发廊》,他解释说,后两首歌看上去和前面的联系不是很紧密,但其实都是在通过各种关系和场景塑造一个立体的人,《野狼disco》是最后写的,还有一首叫《红红KTV》的歌没放进去,讲的是中年人在KTV唱歌时发生的事。
就像周星驰电影里的小人物,老舅哥里的老舅带着一身社会气息,买不起supreme,在推杯换盏的同学聚会上感受着人生不上不下的尴尬,但他并未失掉善良,对未来依旧怀着希望。《夏日发廊》讲述了一个南下广东打工仔的生活,流水线上日复一日,找洗头小妹、玩贪玩蓝月打发孤单,但那首歌并不是在书写生活的绝望,打工仔得闲“喝着冰冰凉的珠江”,老舅说,凉风一吹,你还是有小小的喜悦。《社会老舅摇》开头就是快手神曲《我们不一样》,歌词里提到的盖伦摇、马修啦都是东北社会摇的名字。老舅其实不爱看快手,他对别人展示出来的生活毫无兴趣,也不希望外人关心他的生活。
“那你为什么写这首歌?”
“这就是这个时代发生的事。”他不觉得快手上的那个世界有什么问题,“对着镜头啃大肘子怎么了,很可笑吗?”说这话时,他变得严肃起来。
写《野狼disco》时,他最初的想法是想要在表演现场增加一些互动,所以在歌词里设计了很多动作。90年代,《野狼王的士高》是东北歌厅里最流行的曲子。在这首歌里,他描摹了自己记忆中的迪厅印象,年轻人喝酒、蹦迪,粤语歌勾起回忆。乐评人耳帝说,《野狼disco》“用强烈的对某个时代的追忆与回味,以最真挚的时代情怀与世情乡俗,描画出一幅昔日图景失落的消亡”。我问老舅,人们对这首歌的评价是不是过度解读,他说那些是他潜意识里的东西,“老舅就是东北,东北就是老舅”。
《野狼disco》火了之后,他做过一段精辟的总结:“这个时代音乐需要的就是有氛围,一旦这歌有氛围,这个歌就成了;一旦你人活的跟你这个歌是一个氛围,你也成了。”
老舅见证了东北的衰退,他看到经济上的疲弱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人们从相信自己在这片土地上能功成名就到变得颓靡,年轻人走出去再回来,看到的只有家乡和外界日益拉大的差距。父母做的都是小本儿生意,大环境不好,没活儿干时,父亲只能终日在家拉着窗帘抽烟,一家人有时一周吃的都是土豆白菜。到高中毕业,他决定离开长春,“那种生活索然无味”,老舅低着头说。他甚至对目的地没有要求,只要不在家乡,哪里他都愿意去。2005年,他去了西安一所大学学市场营销。
那些悲喜交织的情绪里也有他自身经历的投射。《你的老舅》里,他写道,“嗨我的老妹儿我给你讲讲我的经历,我曾经就是东北饶舌第一”。至少这句并非虚言。老舅是说唱圈的OG,2003年开始玩儿说唱,最早和朋友莲花组了一个说唱组合,后来又一起创立了厂牌吾人文化,2007年,他拿下了长春第一届唇枪舌剑freestylebattle比赛的冠军,一年后,他作为东北说唱的代表参加了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五大城市说唱少年”特辑。
吾人文化是那个时代东北最有影响力的说唱厂牌,但市场还在孕育之中,像大多数无法靠音乐谋生的人一样,老舅也在音乐之外的生活里做着平淡无奇的工作。离开长春前,他在一个商场里做楼层经理,人们喊他董主任,有牌面儿,可他赚不到多少钱。2014年,他做了爸爸,决定离开长春,到一个更有前途的城市生活。
他去了妻子的故乡成都,随即迎来生活的巨大改变。成都气候宜人,特别是冬天,不像东北,把人冻得愁眉苦脸,但老舅的境遇并未好转。那时成都说唱会馆正蓬勃发展,来到成都后,老舅本想加入他们,但最终他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局外人,很难被那个圈子容纳。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为此而想不开,最近他才想明白,“人家那时候发展得不错,每天也有很多事儿要忙,根本顾不上一个外人”。
他在成都做过很多份工作,卖过自来水管,批发过手机,做过Uber司机,开了几天就不干了,因为他总是找不到APP上约定的地点。他给别人开了一年车,这份工作让他难以忍受的地方在于,他永远扮演一个等待别人办事的角色。在那些一个人在车里等待的时刻,他感到生命被浪费掉了。“我是个创作型的人,那种工作对我就是一种折磨。”他常常是凌晨3、4点多回家,太太和孩子都睡了,他喝着啤酒,想要听点儿音乐,说唱太躁,他已经听不下去了。那时,他听到了蒸汽波,那种简单的旋律里流淌着怀旧的情绪,成为他漫长黑夜里的慰藉。
蒸汽波像是一根救命稻草,老舅重新开始写歌,尝试把蒸汽波和说唱结合在一起,他每天坐在房间里一写就是五六个小时。当年和他一起玩说唱的那群朋友大都已经远离了音乐行业。人到中年,重新开始音乐生涯需要勇气。老舅的幸运在于有一个支持自己的媳妇——她能忍受他待在家里做着不怎么赚钱的音乐,愿意分出自己的一半工资给他,还帮他上了保险。他的音乐生涯在痛苦中重启,但还需要等待一个出头的机会。
2017年夏天,《中国有嘻哈》开播,老舅迎来音乐生命的转折。第一季的《中国有嘻哈》,老舅没赶上报名时间,只去了总决赛投票环节。在决赛现场,他看到数不清的年轻人,感到自己被埋在人海里。看到曾经的朋友,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后辈站在舞台上宛若巨星,他意识到,“你只要站在那儿,张开嘴,就是making money”。他下定决心要参加这个节目,他的目标务实而明确——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获得更多演出机会,有更好的物质生活。
带着对新生活的期待,老舅参加了2018年的《中国新说唱》,然后止步于海选阶段。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他至今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有问题我改还不行吗?”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这是一个综艺节目,不是音乐比赛。流行的风格也在变化,吾人文化崭露头角的那个年代,说唱像摇滚一样为了表达一种观点,没有爆炸式的语速,创作者更希望人们能听得懂自己在唱些什么。
年轻一代rapper流行的是trap,借由《中国有嘻哈》这档节目,这种快节奏带着迷幻色彩的说唱风格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在成都的时候,老舅也尝试做过一些成都方言的trap,但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第二年的《中国新说唱》,老舅顺利通过海选,就在60秒环节录制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北京的MIX第一次现场唱了《野狼disco》,唱到“来左边儿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儿画一道彩虹”,全场开始大合唱,他把嗓子都唱哑了。在节目里,他被淘汰又被复活,在微博上的复活加油站,他的人气排名第一。老舅发了一条微博表达了感谢,“我这个互联网狗蹦子实在是头一次经历这种感觉,谢谢各位一票一票的让我们知道啥叫牌面儿,有的时候我站着,大部分时候我跪着”。
他决定唱那首《野狼disco》。在上节目之前,这首歌已经在圈儿内收获了一些大V的好评,之所以没在60秒环节唱,是希望能在节目里完整呈现这首歌。《野狼disco》最终没能完整出现在《中国新说唱》正片,但节目还是引发了歌曲的第二轮传播,《野狼disco》开始在大众层面流行了起来。“左手画龙,右手画彩虹”在短视频平台上以各种方式被重新演绎,罗志祥用《野狼disco》做BGM的舞蹈视频在抖音的播放量超过了400万,关于这首歌和东北社会文化的讨论也开始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
那天,当谈起那档两次淘汰了他的节目时,老舅给出的都是正面评价。他很清楚节目的运作规则以及自己要从中获得什么,“那就是一扇门,你不能希望它打开市场又指望它能教育大众。”60秒环节被淘汰时,他摘下金链子,告诉现场的年轻人,“把它当成一份荣誉,它并不是你心中的枷锁”,还感谢了爱奇艺为中国说唱做出的贡献。复活赛离开舞台前,老舅再次发表了一番演说,他的风度太像主持人了,以至于导演车澈即兴让他主持了下一轮比赛。
老舅觉得,年轻一代rapper技术已经玩得很好了,但还是在照搬西方,那些歌里看不到太多精神性的东西。早年间,吾人兄弟也模仿过美国嘻哈歌手的生活方式,穿着特别宽大的牛仔裤,见面问一句,what's up ,man。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这套东西太流于表面。他提到成都的说唱团体Higher Brothers,将他们在国际上的成功归结于本土化,“他们音乐里那种欢乐闹腾的感觉和成都的氛围是很契合的”。
少年时代,当老舅还是董宝石时,他热爱摇滚乐,“魔岩三杰”影响了他的音乐价值观,他人生中第一次上台是初三毕业文艺汇演,翻唱了新裤子的《我们的时代》。他最喜欢的乐队是子曰。在参加今年《中国新说唱》海选时,他的词写的都是,“听过崔健所以我骨头硬,心就像最年轻的窦唯一样混不吝”。他喜欢摇滚乐里的那种自由,相信音乐应该关照人们的内心世界。
《野狼disco》用更为大众接受的方式描绘了旧时代风情,让人们记住了“老舅”,十年前的董宝石唱着诗与远方,最有代表性的歌是《浪子》。
那时他在西安上大学,他的好友莲花建议他写一首以漂泊为主题的歌。大学最后一年有很多空闲,他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那些文字里,他看到了人生的残酷质地,也想在自己的作品里缔造一些宏大的命题。他想着自己从长春到西安上大学,“从黑土地走到了黄土地,转眼又要从黄土地走回到黑土地”,联想到人类就是这么不断迁徙、流浪,一直走啊走的状态。那首歌他写了三年,从大学写到工作,干了三两白酒录下了副歌“喝下那妹子给我端上的酒啊,哥哥我大胆的沿河里走啊”。
莲花
听到《野狼disco》时,莲花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流淌的悲伤,那源自东北孩子心里普遍存在的江湖情结。莲花觉得,一个人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和童年经历有关,比如一个人潜意识里觉得蝙蝠侠比超人牛逼,那是因为他小时候看过《佐罗》,所以认为戴面具的牛逼。他们那一代东北孩子就认为歌里那样算得上牛逼,90年代的东北是最后的江湖,即便是个社会人,也要遵守规矩和道义。
莲花就是《你的老舅》那张专辑里提到的高叔。莲花觉得,人终其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跟他相似的人。创作音乐、写小说、绘画……这些都是在向外界发射信号。他很幸运在小的时候就找到了宝石。
莲花和宝石是高中同学,最早是在学校组乐队,莲花是主唱兼吉他手,开始做说唱是2003年,他们听打口带,接触到很多国外的音乐,觉得说唱这东西很新颖,国内还没太有人做,就决定一起弄说唱。他俩成立了组合,摸索着做本土化的说唱,慢慢地,他们看到这个城市也有其他人在做这种音乐,这群人开始在论坛、BBS上交流。那是中国说唱的萌芽期,虽然厂牌的模式、歌曲的制作等方面还不成熟,却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不同地方的说唱团体已经有意识地要和其他团体区分开,都宣称要代表自己所在的那片土地。
2005年,在网上相识的这批长春说唱爱好者准备做一张本地的说唱合辑,孙铭、董宝石、李寰宇、高煜然(莲花)、李萌五人参与,录制过程中他们觉得聊的来,音乐理念也差不多,就成立了组合“吾人族”。
早年间玩儿说唱的年轻人都免不了模仿美国嘻哈歌手,美国人做匪帮说唱,他们也学着做匪帮说唱,吾人族成立后,他们开始问自己,你代表的是谁?你唱的是不是自己的生活?他们做了一些立足于东北的歌,包括《出师表》《冲破》《我的家在东北》。莲花中学时爱听摇滚,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崔健,“因为崔健能把摇滚这种西方的音乐形式完全本土化,《一无所有》可以在美国的榜单挤进前十”。做中国本土的说唱也是受到崔健的启发。到《吾人归来》那张专辑时,莲花已经明确要做中国风的说唱,所有编曲都由他完成,录《桃花扇》时还请了吉林省京剧院的名角来唱副歌。
在学校时,莲花接到过来自唱片公司的合同,眼瞅着那几张纸就像是卖身契,有点“抓猪崽挖金矿”的感觉,到了2008年大学毕业,他想效仿国外的说唱歌手,成立自己的厂牌,想试试看能不能自己对自己的音乐负责。他们想的很简单,做音乐能赚到钱更好,赚不到就想别的招。吾人文化就这样在吾人族的基础上成立了,他们一边创作,一边办活动,组织过高校巡演,办了中国第一场不插电的说唱专场演出,发了一张专辑《吾人归来》。
但最好的时候尚未到来,说唱仍在地下缓慢生长,他们在夹缝中艰难地推广说唱文化,虽不至于赔钱,得到的也远远抵不过付出的精力和时间。
一直看不到起色,过了几年,大家就都坚持不住了。几个年轻人一晃到了三十郎当岁,有了各自的生活,二十几岁的时候还没有考虑怎么糊口的问题,就想要寻个爱好,年龄大了,都得求生存。除了莲花,吾人其他成员都陆续结婚生子。宝石也有了自己的家庭,2014年,他决定定居成都,那是他妻子的故乡。离开长春前,莲花提议再做最后一首歌。
当我问及哪一首歌的创作过程印象最深刻时,莲花想了一会儿,说起《We are the city》。在那首歌里,莲花和宝石用各自的语言表情达意。莲花写下的第一句是“有的人生来就注定孤独,只有他可以听到夜里城市在哭”。离别之际,他的情绪难以疏解,只感到世界那么大却与自己无关。冬天的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索性开车到南湖大桥边上,看着霓虹灯点缀下的夜,来来往往的车,在凛冽的风中,零星的行人手插裤兜,面无表情地往前走,那一刻他感觉这座熟悉的城市变得特别陌生。
他相信宝石去成都有自己的理由,也支持他的决定,可他仍然觉得心里有点空落落的。他们相识在青春期,在对世界、对爱情、对一切虚幻的东西建立构架、赋予意义的时候,不同于其他的玩伴或者是酒肉朋友,他们能聊一些更形而上的东西,有时甚至不需要说话也能明白彼此在想什么。
莲花眼中,宝石很聪明,擅于从外界吸收知识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在西安上学他很快学会了西安话,在成都生活很快又学会了成都话。莲花少年时喜欢摇滚乐和诗歌,就推荐给宝石,莲花最喜欢的诗人是顾城,宝石最爱的诗人是海子。两个人在性格上更多是互补,莲花年轻时脾气差,宝石人缘好,擅于化解矛盾和尴尬。
但人总归有自己的生活轨迹。分别之后,他们谈论的话题从音乐转向生活,莲花渐渐理解不了宝石的烦恼。
有一次宝石从成都回长春,跟他说,你永远不懂我,咱俩不一样。莲花说,咋不一样?宝石说,你没有孩子,你不知道孩子逛超市时说“爸爸我要奇趣蛋”可我兜里没钱的那个感觉,我必须要用说唱赚着钱,必须得让我儿子过上好生活。那个时候宝石说他要整快手说唱,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莲花觉得这也挺好。
宝石离开后,吾人文化接近停摆,莲花也几乎不怎么做音乐了,他在本地的电视台工作,接一些音乐制作的活儿,精力被琐碎的事情切割拉扯。这时,《中国有嘻哈》来了,trap这种音乐形式以其爆炸性快节奏和迷幻的旋律席卷大江南北。恍惚间,他开始怀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东西是不是错的——不止是他自己,他们这代说唱歌手,包括每一场演出去买票的这些粉丝们,大家以前认知的东西是不是错了?他不明白怎么事情忽然就变成这样了。
“我想坐在跑车里,我想要一台法拉利,这价值观太苍白了”“trap是hiphop的一个分支,但它不是全部,它不是全部。” 在刚建好的录音棚里,莲花重复着自己的观点,他高高瘦瘦,眉清目秀,窝在红色的皮质沙发里,抱着红色的抱枕。
后来莲花想通了。“这就是一个时代”,他用“存在即合理”解释这种变化。他理解,一种艺术形式无论是雅是俗,想活下去就要发生变化,trap会火是因为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他觉得宝石也想通了,“他做快手说唱写的那些歌,和我们以前的歌听上去完全不一样,他就是在用这个时代的语言进行表达”。
创作停滞的那段日子,宝石劝他说,你得写歌,你是有价值观输出的人,不写歌就内耗掉了,他从自己的阴霾中走出来后就开导莲花,鼓励他创作和表达。莲花想,那好,那我就表达吧,我就写自己喜欢的东西。《We are the city》之后,他想明白了自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扮演其他的角色,比如制作人,“你总要变化,不变就是死嘛,但我自己的歌我还要做,那我就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说唱歌手鱼头说的话带给他很大的触动。鱼头说,我们喜欢的那个hiphop还在,它一直就在,它原来是小众的,现在依旧是小众的,因为这种音乐的命运就是小众。“你可以选择走向大众,去那个游戏规则里玩,但那就别说那些什么追求热爱的屁话。”
还在上大学时,莲花偶然听到齐豫的《南无大悲观世音》。那时他发现自己想学的和学校教授的古典音乐理论体系相互冲突,感到很痛苦,听这首歌听到第二遍的时候他就开始没有办法控制地流眼泪,连听三遍之后他觉得特别好,流下的眼泪仿佛把所有压抑的东西都释放了出来。
在此之前,他从未意识到音乐还有这种能让人脱胎换骨的力量。2015、2016年,状态很差的那两年,他又在无意中听到那首歌,听完之后依然是当初那个感觉。他觉得这是个机缘,开始在音乐里融合佛经里的元素。这两年他写了一首歌叫《花花世界》,有人听了后在这首歌在评论区留言,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佛系说唱?莲花没那么在意这些评价,他倒是觉得这可以发展成一种说唱音乐的风格,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梵音说唱。他已经做了三首歌,可能会发张专辑。有一首歌的副歌用的是《往生咒》的文字,他试图在旋律里写出诵经的感觉。他知道,这种东西不会有太多人喜欢,“但它是有能量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惑。几个东北玩说唱的小孩儿前段时间找莲花聊天,他发现这批年轻rapper过得也不容易。“我们那代人是有过名没赚过钱,现在你知道的这些人是名和钱都有了,他们这代人是赶上市场起来了,但竞争太激烈,很难出位”。
莲花没打算离开东北。他大学考的是吉林师大的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读的是东北戏曲音乐研究。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东北,但仍然选择留下。他相信,一个人身体里的血液、性格和命运都跟他所生长的那片土地有关。东北人思维保守,现在经济形势又不好,成千上万年轻人流失,几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觉得应该要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他在长春的一个文创园区租了一个房间,花了五十多万搭建了一个录音棚,准备开个人音乐工作室。投入同样多的精力和金钱,在北京或者南方城市,他可能会赚到更多的钱。“但总要有人做嘛,你懂我意思吗?总要有人留在这儿。”
九月的长春白日依然很长,晚上5点仍然看得到蓝天白云,从录音棚出来的路上在施工,我们一路穿过巨大皮草招牌林立的上海路和北京大街,向渐渐亮起灯火的市中心驶去。我想起《We are the city》里的歌词,“他确定人生就是尝不完的苦,像这座城市修不好的路”。在车上,莲花谈到了孤独,他说,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知音能懂你,心理上会有慰藉,但有的人生下来就是孤独的,即使做了很多快乐的事,回到家还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他很喜欢常石磊的《我们都不应该孤单》,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放起这首歌,跟着轻声哼了起来。莲花觉得这个歌的MV拍的很有幸福感,MV里,常石磊和他的那些乐手们在一个排练室里面玩儿,所有人都在大笑,让他回想起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那时他和宝石还都是学生,没什么钱,一个开街舞工作室的朋友有一处租来的房子,五六点钟吃完饭,他们就在那儿集合录歌,录完歌半夜就去楼下吃串儿,freestyle,battle,很单纯,很快乐。
《中国新说唱》联系过莲花,但他拒绝了,他知道自己一定不适合这个节目。
来源: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
作者: 刘燕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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