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球粘合剂(长沙盗墓人（吴铭生）)

Posted 2023-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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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球粘合剂(长沙盗墓人（吴铭生）)

长沙人称盗墓人叫“土夫子”。

“土夫子”本来是长沙对卖黄泥为生者的俗称,后来以此戏称盗墓者。

盗掘古墓的历史,始于何时,文献似难以查考,以长沙而言,汉代就有之。笔者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所发掘的战国墓葬多有盗坑,在盗坑内往往发现汉代的陶质生活用器残片,显然是盗墓者当时所遗弃下来的。民国时期长沙盗墓之风尤盛,并形成了一批以盗墓为职业的“土夫子”。这些人在建国后被省文物工作队采用为发掘工人,我与他们同事多年,对他们过去的盗墓生涯了解甚多,兹略述之。

一、土夫子”的由来

长沙的“土夫子”人数不多,50年代初集中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做临时工的约20余人。他们出身贫贱,没有文化,平日靠卖黄泥为生,每天拖着一部破旧的铁轮板车,带着一把短锄头和一只篾畚箕,到附近的山上去挖黄泥,卖给居民或酒楼作为煤块、煤球的粘合剂。和煤用的黄泥要求粘性强、泥质纯净(此种黄泥俗称糯米泥),一般的红土(俗称老土、朱甲土)不适用。这种糯米泥往往是长沙唐宋土坑墓葬里的回填土,而唐宋墓葬大都葬在山的下坡。最初由于偶然的机会,在山的下坡挖取黄泥,无意挖到一些唐宋墓葬随葬的黄釉碗、罐或青白瓷碗、碟等,用它们到收荒货、古董者那里换得几升米钱。挖到一只古器就能赚几块光洋,真是费力不赚钱,赚钱不费力。此后,他们便不以卖黄泥来谋生,而以盗掘古墓的文物为职业。这样就在长沙出现了批全国闻名的“土夫子”,并且在东、南、北区形成了盗墓团伙。

由于“土夫子”经常盗掘古墓,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墓葬封土和填土结构的特征,逐渐有了很强的识别能力。他们只要用锄头透过地表浮土取出样土来观察,就能识别是否古墓,并能鉴别是哪个时代的墓葬,然后开口挖成竖井式盗洞,从墓中取出一些值钱的文物,百挖百中,从不落空。此时,不仅是收古玩珠宝的小商贩与他们常来常往,就是一些有名的古董商,也成了“土夫子”的大主顾,生意越做越大,成交一次,少则光洋几十,多则数百元。由于古董商大肆收买文物,并对他们传授一些古文物的知识,更加助长了盗掘古墓之歪风。两者相互勾结方面。

“土夫子”有利可图,另方面,古董商就地低价收进,在上海高价卖给洋人,致使建国前长沙的古墓遭受严重盗掘破坏,所流失的文物也不知多少。其中一件国宝—战国帛书,就是“土夫子”在长沙市南区一座楚墓中所盗,为古董商所得,后被原雅礼中学的美籍教师柯克斯骗走,现仍流落在美国。

二、盗墓生涯

盗墓首先要能够识别古墓。古墓一般以土葬为多,葬法先在老土(原生土)内挖成长方形墓坑,将葬具放进去,然后以土回填或夯筑,上面再筑封土堆。“土夫子”识别古墓就是根据古墓的封土和墓坑的回填土的成色、夯层、含水湿度来判断,概括来说是“一看二挖”。“看”就是看封土堆是人工堆积而成的或是自然堆积形成的,“挖”就是用锄头透过地表取出样土,用手捏碎来看,是否有夯筑层次现象或湿度。如果细致观察有把握,有经验的“土夫子”师傅就在古墓适当的部位开成竖井式的盗洞,为了节省工时,盗洞长宽大小以容纳两个畚箕为限,然后交徒弟去挖。他们一般在太阳西斜时,三五个人上山,背着锄头和畚箕,还带一副纸牌,找中了“洞子”(古墓),先由徒弟挖土,其他的人就在附近玩牌作掩护。他们挖洞子的功夫很不错,既挖得快又挖得笔直。当挖到一人高的深度,就在盗洞的两壁挖成两个马蹄形的足穴来踏足,双手将洞装土的畚箕举上来,再往下深挖时就搭人梯,不管古墓埋得多深都能挖到底。有些用木炭或白膏泥封闭的木椁墓(如马王堆西汉墓),就为盗墓增加一些难度。但他们并不知难而退,一定要挖到底,原因是这些被封闭的墓葬,墓主生前身份地位高,随葬的珍品较多,因此拼命也要搞到手。当盗坑挖到接近棺椁部位时,师傅就下去探索,如果棺椁还保全,就用斧头砍,凿子凿,爬进棺室去摸文物。由于他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墓葬随葬的文物类别及放置的部位,所以心中有数,那些值钱的铜兵器、铜镜及玉器、琉璃器等,每次都能搞到手。如果棺椁腐烂无遗的墓葬,师傅就用竹签子在泥土中去仔细探查,就是很小的印章也能找到。“竹签子”这个小巧的工具,很起作用,既坚韧又不易损伤文物,至今我们发掘古墓清理文物时,还沿用这个原始工具。据说有个别师傅下洞子取“货”(土夫子称文物为“货”)时,贪财忘义,见到值钱的小玉器,偷偷地埋在土里,等洞子清完之后,又下洞去取。有时见到零碎金箔(漆器上镶嵌的金箔),就冒着生命危险吞进肚里,第二天又从自己的大便里找出。他们盗墓每次虽说不是满载而归,但也不是空手而归,总能赚点钱。盗出的文物,一般质地差的或卖价不高的就卖给收古玩的小商贩或旧货店,好的就送古董商挑选。他们买卖的方式有时按件卖,有时按“洞子”全部的“货”一齐卖。最初“土夫子”没有经验,怕清洗铜器、漆器上的泥土会损坏原物,因此纹饰,铭文及制造工艺都看不明白,卖出的价钱吃了亏。后来,学会了古董商那套用棉花蘸水清洗泥土的办法,于是将盗出的文物在成交之前,逐件清洗干净,然后按“质”论价,这样价钱就大不相同。如楚镜的纹饰多种多样,有地纹和主纹,主纹就有龙纹、凤纹、龙凤纹、四山字纹、五山字纹等,不同的纹饰卖不同的价;汉镜有环行铭文,“土夫子”虽然不懂铭文的内容,无法以研究价值来论价,他们就以字的多少来出价,多一个字多一份价。陶瓷器卖价很低,尤其是无釉的陶器往往相送。丝织品对他们来说更是门外汉,都当作废品来处理。如著名的国宝—战国帛书就是“土夫子”当作废品送给古董商的。据“土夫子”说,卖出的“货”,按钱的多少彼此分成,当师傅的得大头,徒弟得小头。他们记不起卖了多少文物,得了多少钱,只晓得每次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块光洋。

土夫子的工具

长沙的“土夫子”在东、南、北三区各自形成团伙。他们虽然没有成文的帮规,但无形之间占有各自的地盘。具体来说,各自只能在本区挖“洞子”,不得在别人的区域内去盗宝,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否则就会伤和气。但一方在自己的地盘挖“洞子另一方偶然碰到,则客礼相待,装烟喝茶,如果卖“货”的钱较多的话,还给对方送点酒钱,但决不容许对方干扰,更不得在夜深人静时来偷挖。按“土夫子”的话来说,挖别人现成的“洞子”是很不道义的。

“土夫子”盗墓,一般人认为很不安全,一怕塌方,二怕中毒。其实不然,从来没压死人也没中过毒,原因是古墓的回填土都经过夯筑,而且夯得很结实,加以盗洞开口不大,不会引起崩塌。墓内的遗体因年代久远大都腐烂无遗,变成了泥土,不会产生致命的毒气。“土夫子”因盜墓被火烧伤的却确有其事。他们有次盗掘一座保存完好的木椁墓,由于葬具周围用白膏泥封闭严实,里面产生一种易燃气体——沼气(马王堆一号汉墓就是如此),当他们在盗洞内用火柴点灯照明时,引起大火,烧伤了两个师傅,后来用泥土扑灭。自此之后,“土夫子”就称这种保存完好的木椁墓为“火洞子”

三、土夫子”与古董商的关系。

民国年间,在长沙做古董生意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做“本庄”生意的,即本地买进,就地卖出,赚些转手钱。这些小古董商本钱少,赚钱也不多,他们大都在浏城桥、车站路、藩城堤一带摆摊设店。另一类是做“洋庄”生意的,即从长沙买进,去上海卖给巨商或洋人,获利丰厚。当时在长沙做“洋庄”生意而颇为有名的大古董商有蔡×X。蔡早年房产多,颇有钱财,酷爱文物,考古知识丰富。他善于与“土夫子”交往,当“土夫子”家里缺米少油时,他慷慨接济,借贷毋需归还,因此深得“土夫子”的好评。每当盗有珍贵文物时,他们会主动送给蔡Xx挑选。蔡做生意时,很有心计,首先不与“土夫子”谈价,先请他们到南门口的石三胜酒楼或东茅街的潇湘酒家大吃大喝,待如上宾,待酒醉饭饱时,再与“土夫子”讨价还价。由于这餐招待酒饭的作用,当卖五百元的“货”,三四百元就能得手。蔡还对“土夫子”的当家师傅背后给予好处钱,使他在成交时不从中抬价,这种做法很起作用。蔡善于仿造古董,而且可以乱真,难以识别。有次,“土夫子”将一件他仿制的战国铜器埋入盗洞内,次日约某大学著名教授上山看出“货”,某教授亲眼看到他们从盗坑内取出一件“精美”的铜器,其纹饰和铜锈都非常“逼真”。某教授因酷爱收藏文物,便花巨款收买。此事建国后在文博界传为趣闻。昔日做古董生意的人,一旦买进了赝品,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如果张扬出去,今后就会无人与你打交道,因为你不识“货”。某教授虽不是做古董买卖的,但吃了这次亏,以后不再提这件事了。

关于被美国柯克斯骗走战国帛书之事,其经过目前传说不多。笔者在60年代曾问过蔡,蔡将详情告我。具体情况是:这件帛书是由南门“土夫子”盗出来的,当作“破烂”送给古董商唐鉴泉(又称唐裁缝),后为他所得。蔡在家中细心整理拼接,意外地发现是一幅帛书,上面既有文字又有图象,由于丝织品变色,对文字和图象难以看得十分清楚。蔡想用先进的摄影技术来恢复“庐山真面目”。当时长沙缺乏这种设备,经雅礼中学语文教师钱无昝的介绍,于是认识了该校的美籍教师柯克斯。柯克斯答应可以满足蔡的愿望,提出带到美国驻沪领事馆拍照,保证文字与图像都清晰。蔡当时心里有些矛盾,一方面相信美国的先进摄影技术,另方面与柯交往不深,有些不放心。后来蔡亲自将帛书带到上海,找古董商金财记老板磋商,打定主意委托柯去照相,蔡就住在上海等待。最初柯谎称领事馆的摄影设备出了毛病,正在修理,后来又说设备无法修好,为了不使蔡先生失望,来不及通知就托好友乘飞机带去华盛顿拍照,等几天就可以带回来,不必担心。蔡听了这番话大吃一惊,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后悔莫及,与柯争吵不已。柯克斯为了缓和这个局面,提出拿几千美金作为抵押,蔡拒不同意,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最后柯逃往美国,帛书无法追回,使蔡财物两空。此件国宝就这样被柯骗走,至今仍存美国博物馆,使我国丧失了一幅研究古代宗教思想、天体意识、书画艺术等的珍贵实物史料。

建国初,蔡因盗卖国家文物罪被拘留。由于他认罪态度较好,并将所藏的文物全部交出,免予起诉。蔡所交出的文物不乏精品,如战国人物龙凤帛画、彩绘漆奁均属国家一级藏品。当时政府为了利用他一技之长,予以立功赎罪的机会,安排他在省文物委员会下属的文物工作队服务。蔡对古墓出土的漆木器保养有定经验,而且工作认真负责,抢救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如1953年在南大十字路附近左家公山基建工地发掘的一座战国楚墓,出土一支完好的兔毫毛笔,此笔在现场清理时并没有发现,而是他在室内整理出土文物时,在一根竹管内意外地发现。这支毛笔的研究价值很高,纠正了秦蒙恬开始造笔的记载。蔡工作细致,严于律己,与大家相处甚好,受到同事的尊重和好评。在他离开人世后,省博物馆举行了追悼会,对他在建国后的政治态度和工作业绩都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四、昔日的“土夫子”,今日的“士”专家

建国后,政府对“土夫子”采取了宽大和利用的政策,将部分人员收留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做临时工,有的安排在长沙市涂家冲、株洲市废铜仓库拣选文物,有的安排在河西天伦造纸厂协助回收旧书。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发掘古墓时,他们充当发掘工人,后来又参加了中南文化部组织的六省考古干部在长沙抢救清理古墓的工作。1953年省文物工作队成立后,部分人转为正式工。由于“土夫子”有辨认土质勘查古墓的特殊本领,对考古发掘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每到一处工地,只要他们用锄头透过地表浮土取出样土来看,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是否古墓,并能从填土的特征识别古墓的深浅及时代。这种预测令人难以置信,但古墓清理的结果,与他们事先所估计的情况没有多少出入,使围观者十分惊奇。群众对他们的评论纷纭:有的说他们的眼睛比“翻山镜”还灵,有的说他们的眼睛有“神”,能入土三尺,尊称为“土”专家。

古墓清理是一项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在清理墓坑回填土时,劳动强度大。但他们能吃大苦耐大劳,功效又高,挖土只要两三锄头就能装满一畚箕,在四米深的墓坑取土,无需用绳子拉,而是将装满土的畚箕往上一抛,站在墓坑上面的人双手接住,配合默契,操作熟练。在墓底清理随葬物时,他们非常细心,用竹签轻轻剔掉泥土,寻找细小的文物,哪怕是极小的琉璃珠,也会从泥土中剔出而不会遗失。他们熟悉“铜路”,所谓“铜路”就是由于墓坑内铜器氧化,使周围的土质形成松软的黑色。看到这种“铜路”及其位置,就能胸有成竹地找到某种铜器,并能成型地清理出来,使一些铜兵器如剑、矛、戈等出土后锋刃完好无损。他们还熟悉铜器氧化后的性能,那种“黑漆古”(氧化呈黑色)、西瓜绿”(氧化呈绿色)质地很好,可以用手托得,不会损坏;而那种氧化呈黄色或灰白色的铜器,质地最差,用手触之就会破碎。由于他们掌握了性能,在清理铜器时避免了损伤,保全了很多珍贵文物。

海昏侯黄金

“土”专家几十年的辛勤劳动,为文物考古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清理了数以千计的古墓,抢救了不少的珍贵文物。尤其是在发掘马王堆西汉软侯家族墓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在清理随葬物时,由于四个放置随葬物的“箱”太深,伸手拿不出,只好腰上系着绳带,上面用人拉住,侧着头从里面一件件谨慎地捧上来,弄得头昏腰胀,其艰苦可想而知。但他们从不叫苦,也从不额外索取报酬,这种工作态度令人敬佩。他们不仅能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还有些土办法解决清理工作中的难题。据说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女尸在棺内难以取出时,他们出主意用五夹板斜插进去,将内棺侧起谨慎地将女尸移出,因此得以完好地保存,这可说是一大功劳。在此次发掘过程中,他们充当了主力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博得国家文物局和地方领导的赞扬。据他们告知:当时的省军区负责同志还送给每人一瓶好酒和一条好烟,表示嘉奖。

发掘马王堆

几十年来,他们不仅为我省的文物考古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支援了湖北、贵州两省的古墓发掘和调查工作,兄弟省对他们发掘技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些同志有的多次被省博物馆评为先进工作者,有的荣获省文化厅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岁月催人老,而且不饶人,这些“土”专家大都先后离开了人间,健在的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家安度晚年。但他们那种看土质找古墓的本领,有的得到了继承,有的却没有,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徒弟”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与“土”专家共事多年,尤其是在错划为右派当作发掘工人被监督劳动时,他们对我不歧视,并传授看土质探古墓的技能,使我也略知。为了抢救他们这种特殊本领的知识,我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从地层学到考古学的角度加以阐述,题为《古墓勘查知识浅读(刊《四川文物)1984年3期)。该文问世之后,被认为填补了南方田野考古技术的缺环。其实,这应归功于那些“土”专家,因为这也是他们毕生经验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