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帽机(京西山村有座姐弟俩建的“博物馆”留住几万件“田园记忆”)

Posted 2023-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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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帽机(京西山村有座姐弟俩建的“博物馆”留住几万件“田园记忆”)

秋风吹过古道，红的、黄的树叶铺满了山野。

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拐了几个弯，没入色彩浓郁的山中，再也看不见影子。

9月26日，京西潭王路边的山坡上，一个不起眼的院子里，60岁的祁淑芬坐在院子中间，玻璃圆桌上，放着一个上世纪的“老物件”茶壶。

大的瓦缸、小的瓦罐、完整的石磨、残缺的石槽，沿着墙根摆成长长一行，还有雕花的窗棂、量米的升、没有秤砣的秤杆……

“说不清有多少了，几万件总是有的。”祁淑芬说，收集这些东西，她和弟弟祁福兴用了二十年。

9月26日，祁淑芬姐弟坐在博物馆里复原的炕上，这个过去北方山村最常见的场景，如今渐渐消失了。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古道边上，姐弟自建的“乡村博物馆”

沿着潭王路穿过火红的大山，一路上车很少，节奏忽然就慢了下来。

山路的一侧，祁淑芬的院子很不起眼，小小的大门，很容易淹没在绚烂的秋色中，只有走进去才会发现里面的“奥妙”。

木格窗、方桌、太师椅、瓷瓶、瓷茶壶……祁淑芬的“博物馆”里，到处都是过去的老物件。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进入院里，沿着墙根摆着各种石磨，有的洗得干干净净，露出石头灰白的本色，有的积满了泥土，黑沉沉摞在地上。

另一侧凌乱地摞着一堆堆木窗户，大部分没做清理，黄色的泥土、黑色的油烟还留在木头上。

祁淑芬第一次见到这块雕花木刻的时候，它被放在一堆劈柴中，险些被烧掉。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这些传统乡村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如今已经很难在村里见到。石磨早就没人用了，断桥铝、铝合金的窗户，比雕花的木格窗更受村民欢迎；有自来水和现代厨卫的村民们，也不再用瓦缸了。

但这里，这些“老物件”成堆地出现。祁淑芬把清理后的老物件，用博物馆的模式，保存在两排连通的房子中，分门别类放在一起。一个个老旧的长条桌、八仙桌、木方桌，既是老物件，也是放其他物件的“展台”。

老式桌子和柜子收拾一下就是现成的展台。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数十座各不相同的座钟、一摞摞算盘、一面面帽儿镜，以及成堆的琉璃摆件、褪色的塑料花、生锈的铅笔盒……

祁淑芬来者不拒，似乎每收集一个，就留住了一份回忆。而这些记录着乡村生活的物件，在她看来都是独一无二的，“要是没有了，就再也找不到了。”

被遗弃的老座钟，仿佛被遗弃的旧时光。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他们向前看，我往后走”

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记忆仿佛是凝固的。一张桌子传承百年，一栋老屋祖孙相继，一条京西古道，人们走了千年。古道边的村庄里，一代代的人们，也遵循着古老的生活方式。

现代化改变了缓慢而幽静的农村生活，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数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

祁淑芬并不是一个生来怀旧的人。甚至在改革开放时，她还是开风气之先的一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村里开了美容美发店。

二十多年中，祁淑芬开过店，也办过企业，甚至接手了一家老字号的酱菜，把酱菜卖到东三省。

但慢慢地，她觉得有些跟不上时代了。新一代的年轻人，玩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她却连打字都不会。

剧烈的变迁发生在身边，甚至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曾经引领风尚的祁淑芬，忽然发现跟不上变化了。她总是在想，小时候的记忆哪去了，小时候的生活还有人怀念吗？

门框上的字，仍然留着时代的印记，祁淑芬还认识写字的人，在去年已经去世了。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从小生活的潭王路也在变。过去数百年来，原本一直人烟繁盛的古村，忽然间人去村空，只留下古道西风。秋风吹过，漫山尽红的时候，没有了鼎沸的人声，只有古老的城关默默矗立在山中。

祁淑芬觉得，在变化越来越快的时候，也不一定要追着赶着。她找到弟弟祁福兴，两个人在潭王古道边，王平村的山上，租了三十多亩地，一边种菜、栽树，一边收集那些小时候司空见惯、长大了却越来越少的老物件。

搪瓷茶盘、瓷茶壶、印花镜子、双卡录音机，每一个老物件，都是一段生活的记录。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别人往前看，我觉得，我可以往后走，为过去的生活，留下点儿东西。”她说。

老物件不值钱，但值得保护

一张自家的老木桌，是祁淑芬的第一件收藏品。

那是一张长条桌，厚重、结实，在祁淑芬家代代相传，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祁淑芬家拆迁的时候，婆婆曾想把它卖掉。

老式的长条桌并不是文物，只是山村里最普通的家具，长时间使用后，慢慢变得破旧。婆婆打算卖掉桌子的想法，让祁淑芬忽然明白，这张桌子，原来是她最喜欢的家具。

桌子留下来了，收藏老物件的大门也打开了。

一个北方山村里，有多少东西凝聚着古老的生活痕迹？一个石磨，一口水缸，一扇木格窗，一个针线笸箩，一根扁担，一对箩筐……

这些老旧的刨子，不知道曾为多少人家打过家具。如今连乡村里的木工都快消失了，无人使用的工具被祁淑芬收集回来，寂寞地躺在橱柜里。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许许多多原本就不起眼的东西，又在不起眼的时候，消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祁淑芬说不清这样的东西有多少，但她知道，在到处大拆大建的山村里，其实很容易找到它们藏身的角落。

甚至就在全长只有20多公里的潭王路旁，就有很多。几十年中，潭王路边的老村越来越少了，十字道村、赵家台村、南岭村……这些村庄陆续搬迁，把整个村子留在原地，那些断壁残垣之间，就有许多被人们遗弃的老物件。

她和弟弟两个人，几乎翻遍了每一个村子。她知道，坍塌的墙角下面，往往有被扔掉的小石磨，搬开石头就能找到。水井上的辘轳，大瓦缸多在屋里，残缺的多，完好的少，还有些曾经补过的，这样的最有价值，因为它可能被几代人使用过，是一个家庭艰难而勤俭的见证者。

如果有村子拆迁，祁淑芬姐弟总会开车去“寻宝”，施工现场通常不允许陌生人进入，他们就假装拾荒的人，在即将推倒的房屋和村庄里，寻找一切记录着旧时光的物件。

这些老物件，其实大多不值什么钱。有人看过他们所有的藏品，估价最贵的一件，不过几千元，大多数藏品，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价值。但祁淑芬来者不拒，她觉得，这些东西，现在不收，以后恐怕再也不会有了。

走遍村庄，搜集被遗弃的物件

祁淑芬和祁福兴的院子门口，挂着一面“村史馆”的木牌子，是2021年村里刚为他们挂上的。姐弟俩更习惯把这里称作“博物馆”，一座没有名字，没有招牌的“乡村博物馆”。

“博物馆”就在院子里两排打通的房子里，入口是一扇村庄里最常见的门，门口甚至也没有任何标识，让人误以为这可能是一间客厅或者卧室。

进门的第一件藏品，是一架播种的木耧车。耧车很小，有些残破，这是祁淑芬用一台小型旋耕机换的。这架耧车是别人打电话告诉她的，她在电话中答应用旋耕机换。到了现场才发现耧车太小了，有些不划算，但她仍旧换了回来，放在距离门口最近的地方，一进门就能看到。

播种的耧车，是祁淑芬用一台小型旋耕机换来的。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耧车的旁边，是一方土炕，炕上有蒲团、炕桌，桌上还有个针线笸箩，靠墙的地方，立着一个棕红色的炕柜，柜子上有两个木头箱子。

这是北方山村标准的炕上陈设，这些物件，来自很多地方。

“博物馆”里最特殊的是天花板，几间房子的天花板，都是祁福兴设计的，用收来的木格窗做材料，在天花板拼出图案。其中一间，一层层的木窗户，从周边到中间，从低到高，围成一个方形的“藻井”样式。

天花板是许多木格窗组成的，创意和制作都是由弟弟祁福兴一手包办。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这是建造时最难的一处，想法来自祁福兴，动手制作的也是他。他曾经找人来做，但找了很多人，都做不出来他想要的效果，最终自己动手，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

窗户可能是他们最多的收藏品，祁淑芬觉得，可能有几千件，有些是收来的，有些是在荒村里拆回来的，还有些是有人拆迁时，主动找他们去拆的。

最初，祁淑芬和祁福兴准备了三间房子，陈设他们的藏品，但后来发现远远不够，三间变成了五间，还有很多没地方摆，堆在一个个没有装修和整理过的房间里。

老物件里，留着旧时间的片段

1958年生产的搪瓷茶盘、1975年的报纸、装宝塔糖的铁盒子、有吸铁石的塑料铅笔盒，还有印着北京十大建筑的镜子、亚运会的先进工作者奖品……

房子里陈设的大多数收藏品，祁淑芬都能说出来历。

帽儿镜、塑料花、饼干盒，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都是乡村人家值得炫耀的摆设。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一个量粮食的竹升，是从一个拆迁的村子里捡来的，捡到的时候，里面还有一张奖状。一个木头风箱是从崇礼收来的，祁淑芬当初开车去收的，也是唯一一个外地藏品。

量米的升，现在认识它的人已经不多了。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一个紫檀木的秤杆，收到的时候，称星磨得几乎看不见了，配套的秤砣也没了，她自己配了秤砣。一个半米见方的石头水槽，找到时，被一棵倒下的大树砸坏了一角。

紫檀的秤杆，虽然没有成套的秤砣，依然还是祁淑芬最喜欢的藏品。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在祁淑芬收藏之前，这些东西不知道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尘封了多久，捡回来后，都要下功夫清理。

一把印着“五福”的茶壶，捡回来时完全是黑的，看不出上面画的什么，洗了十几遍，才洗出本来的模样。

五福茶壶，捡回来时壶身脏得看不出图案，洗了好多遍才洗干净。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一张方桌上放着一个机油桶，机油渗进了木头，祁淑芬用火烤了很久，把机油烤出来，再反复擦洗干净。

祁淑芬喜欢干这些活儿，这些东西，每一件几乎都曾经出现在她的生活里，锈迹斑斑的铁皮铅笔盒，也曾出现在她童年的课桌上。印着“长城”“灯塔”的肥皂，曾经让她的衣服洁净如新；开口处塞着玉米芯子的陶制水壶，她小时候下地时，用过一模一样的；万福纹的木格窗前，仿佛能听到儿时窗外的蝉鸣……

时间变成了熟悉的片段，以为早就遗忘的回忆，重新凝聚在一个个老物件中。祁淑芬觉得，这种感觉让她停不下来，每次听到哪里有拆迁，哪里有个老物件，总是忍不住带回来，哪怕家里已经有很多同样的东西。

木格窗是祁淑芬藏品中最多的，大概有几千件。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最终，几千个木格窗堆在一间房子里，几十个座钟摆满了半面墙壁，摞成一摞的算盘旁边，放着几个双卡录音机……

身边的田园，藏起来的乡村

时间慢慢推移，院子里的老物件越来越多。祁淑芬总想着，找个时间，找些专业的人，好好设计一下。把那些该保护起来的，都整理出来，用最合适的方式，展示给人们。

但她总是很忙，总有想要去捡、去收集的东西。于是，收来的东西越来越多，堆不下了，就找个新的房间放起来。

祁淑芬越来越多地住在这个租来的院子里，忙于打理三十多亩的园子。种菜，摘果子，尤其是秋天，黄的南瓜、绿的葫芦、红的苹果，还有小葱、白菜、老品种的西红柿，都要收获。祁福兴在路边摆了个摊，把园子里的瓜菜水果卖出去，卖剩下的，他们会酿成酒或醋，不浪费，保存的时间也更久。

山里信号时断时续，没有玩手机的条件，也没有电视。几万件老物件，就是他们农闲时的消遣。

有时候，有路过的人发现这里，也会进来看看。大门总是敞开，来去自由，不收费，谁看都可以。不忙的时候，祁淑芬也会讲讲这些老物件的故事和来历。

有些收来的老物件，祁淑芬自己也会用，只是太好的不舍得用。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只是，喜欢的年轻人不多，年轻人大多看个新鲜，对那些几十年前，北京山村的生活也不太感兴趣，匆匆一瞥后，就再也不来了。

留下来的，多是老年人。老年人大多喜欢怀旧，有的来过一次，没多久还会再来，慢慢变成熟人。有时候会因为想起某段曾经的记忆，特意回来找那个记忆中的物件，有时候则漫无目的，看完了坐在院子里聊一会儿。

“那些老人，和我一样，在山里过了一辈子，许多东西都变了，想留住点儿什么，但能留住的，越来越少了。”祁淑芬说。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

编辑张树婧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