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灰缸印图机(谢谢你，中国控烟协会｜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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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条新闻，使我关注到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下称“控烟协会”）。它是上世纪80代初由吴英恺、叶恭绍、翁心植等9位医学专家发起，1990年2月正式成立的；是民政部批准、卫健委主管、全国最大最早的控烟公益性社会组织。成员由全国各地、不同领域、不同专业学科的志愿者和专家组成。第一任会长是吴阶平，现任会长是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

11月9日，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在北京召开11月份生产经营调度会，会议表示确保年销售4750万箱的目标任务。控烟协会副会长、著名胸外科专家支修益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对这样一个销售目标，控烟协会的态度是明确的，年度目标有悖于《国际烟草框架公约》中的相关条款，也违背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中的降低我国吸烟人群的目标。

中国是世界最大烟草消费和生产国，每年烟草消费量相当于排名第2-29位的国家的烟草消费量总和。全世界每年超过1/3的烟草是中国人消费的。

2003年5月21日，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呼吁所有国家开展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合作，控制烟草的广泛流行。该公约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推动签订的全球性控烟协议，具有国际法效力。2003年11月10日，中国政府签署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在2005年8月28日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006年1月9日，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2016年10月25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的。其中关于“开展控烟限酒”的要求是：全面推进控烟履约，加大控烟力度，运用价格、税收、法律等手段提高控烟成效。……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加强限酒健康教育，控制酒精过度使用，减少酗酒。加强有害使用酒精监测。

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目标计划，今年比去年要增加12.2万箱，相当于增加61亿根烟，等于中国3亿多烟民每人每年多吸20根。如果现有烟民吸烟量不变，12.2万箱则意味着增加83.6万烟民。

支修益副会长强调：“在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的情况下，在作出控烟履约的承诺后，还要继续提高烟草销量，扩大吸烟人群，不利于《健康中国2030规划》目标的实现。”

北京控烟协会秘书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崔小波说：“4750万箱烟，平均到中国的14亿人，相当于让每人每年吸84包烟。现在中国的吸烟率在全球最高，全球吸烟率都在持续下降，中国还要加大烟草销量，令人不解。”

| 中国控烟协会：反对国家烟草专卖局4750万箱售烟目标

其实不难理解。

2012年发布的《中国烟草业经济和财政效益再评估》指出，烟草行业中央税收占中央税总额的8.32%。报告起草人余晖说，虽然烟草业对中国GDP的贡献不足2%，但对财政税收的贡献在8%以上。因此早在中国参加世卫组织控烟公约谈判时，烟草专卖局的某官员就指责卫生部的官员，“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是公务员，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

公约的精神是减少烟草供求，而中国烟草业希望扩大产能，这注定是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会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控烟专家应邀到地方做控烟讲座，主办方请吃饭，二话不说掏出一包中华；东部沿海一家疾控中心迎来一个美国专家团，单位领导很重视，一迎专家进门就一人一包中华，结果被美国专家拍了照，问中国是怎么宣传控烟的。

国家烟草专卖局不是没有意识到控烟履约的严峻挑战。局长张建民在接受《中国烟草》专访时说，“随着行业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控烟履约的深入推进，全行业必须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好以下一些突出问题：烟叶库存依然过高，卷烟市场回升势头仍不稳定，重点品牌增长仍显乏力，市场秩序环境仍未根本好转，传统产能过剩和创新能力不足等”。在其位谋其政，显然，他更为关注的还是市场问题，是发展问题。

尽管《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具有国际法效力，但只是原则性约定，较为空泛，所以公约缔约方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完善具体实施准则，例如“防止烟草行业干预控烟公共卫生政策”、“应在香烟包装上印制醒目的警示图标”、“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由缔约国以此为依据在本国付诸实施。在讨论通过这些实施准则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经常扮演反对角色，主要理由是，中国烟草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实施准则不符合中国国情。只是由于遭到其他缔约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反对，代表团才不得不放弃。

站在烟草行业立场，他们认为，中国控烟履约应根据中国的发展阶段和人均GDP，一步一步来，否则很多企业就死了。但在控烟人士和公共卫生专家看来，这是宁要GDP，不要人民健康，而且中国早已不是原来的发展阶段，不能一直拿“阶段论”说事。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在中国正式生效，国家为此成立了由八部委共同组成的控烟履约领导小组，其职能是“履约工作规划、研究烟草产业替代、履约报告和信息交换”。以前，控烟履约领导小组组长单位是工信部。2018年政府机构改革，国家控烟履约的职责重新划分，由国家卫健委担任控烟履约组长单位。

我在控烟协会网站上看到，早在2012年，它就曾质询工信部部长控烟履约不作为。控烟协会的质询指出：“工信部作为控烟履约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在《公约》生效六年多来，基本不作为。”具体包括：一是至今未牵头主持制定烟草控制战略、计划和规划，更谈不上具体实施和行动；二是至今未提出我国控烟立法计划和时间表，致使国务院法制办至今没有将控烟列入立法工作计划；三是按其职能，应研究烟草产业调整政策，减少烟草种植和销量。但控烟履约6年来，烟草产量不降反升，在全球“一枝独秀”；四是工信部作为烟草专卖局主管单位，烟草专卖局在两次修订烟盒包装时，均拒绝使用健康警示图片，工信部难辞其咎。

2017年，控烟协会就“卷烟技术入围科技奖”一事致函科技部，认为此行为违反了国际公约和实施准则，建议科技部取消将此项目列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此前，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在科技部网站公示，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项目申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控烟协会认为，这一项目的本质在于通过加香、提高口感等方法构建所谓的“中式卷烟”，从而引诱更多国人吸烟，促进烟草消费。“科技部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如接受并授予‘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项目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将直接违反全国人大已批准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严重损害我国的国家信誉。”“另外，如授予烟草研究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也违反《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法》。该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家禁止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伦理道德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

控烟协会最新的举动是今年11月13日在京召开烟盒包装使用警示图形研讨会。目前，全球已有118个国家和地区的烟盒包装印制了警示图形，中国至今未能实施。

在研讨会上，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官员Kelvin表示，“在全球，没有比中国的烟草使用更为盛行的国家了”。在烟盒包装上印制大幅警示图形是有效的控烟方法，已被证实不仅可以增加吸烟者对吸烟危害健康的认知，同时可减少其吸烟的频次。“加强烟盒健康警示对于政府来说也十分节约开支，几乎不需要太多的财政投入。”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确规定，缔约方应在公约生效后3年内采取法律措施，在烟包上使用警示图片，且应轮换使用、大而明确、醒目和清晰，其面积至少占烟盒面积的50%以上，不应少于30%。

而中国迟迟迈不出这一步。国家烟草专卖局于2008年、2011年、2016年3次调整卷烟包装警语，但最后仅仅把文字警语面积增加到35%，至今拒绝使用警示图形。中国的卷烟不仅包装漂亮且极具诱惑性，有的卷烟包装竟印有“天天向上”等文字。中国烟草业因为漂亮烟盒包装在国际上引起诟病，2008年被全球公约联盟授予“脏烟灰缸奖”。

北京市疾控中心控烟办主任段佳丽说：“调查显示，青少年认为烟盒包装上印制大而清晰的警示图形，可有效降低烟草对他们的诱惑，降低尝试吸烟的欲望。强烈呼吁有关部门把烟盒作为控烟的宣传阵地，通过具有冲击力的警示性图片教育青少年吸烟有害健康，避免产生年轻的新烟民。”

研讨会上，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原主席左伟国教授介绍了中国香港的情况。2017年，香港立法会要求把警示图形的面积增加到85%，警示图形从6种增加至12种，轮流更新使用。香港居民吸烟率从1982年的23%下降到2017年的10%。

Kelvin说，中国周边国家中，泰国、缅甸、印度等国经济落后于中国，但烟包警示图形的面积已占85%。俄罗斯、韩国也使用了图形警示，面积占50%。

事实上，在中国使用烟包警示图形获得了绝大多数公众支持。2018年控烟协会在北京、天津、郑州和唐山4个城市对5230名公众的调查显示，77.2%的人支持烟盒包装使用警示图形。中国卷烟年产量约为2.3万亿支，如果在烟包的正反面印上不同的警示图形，等于印发了数万亿份免费的烟草危害告知书或健康教育宣传画。中国控烟专家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从2008年开始呼吁图形健康警示上烟包。但由于烟草部门长期抵制，我国烟盒包装至今未能印上警示图形。

中国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经15年，正式生效已经12年，中央多次强调绝不靠牺牲自然环境和人民健康换取经济增长，《“健康中国2030”规划》也提出要深入开展控烟宣传教育，积极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强化公共场所控烟监督执法，逐步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领导干部要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把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等等。但是，现实的情况实在差强人意。在GDP驱动下，国家的国际信用，面对人民群众的信誉，似乎都无足轻重。用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词，“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

但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科学家、医生和志愿者组成的控烟协会依然在努力，并且按着自己的初心一直在发声。他们的表现实在可圈可点。中国有很多协会，但往往都是在传播某个主管部门的声音。控烟协会代表的则是公共利益，它可能是中国最好的协会之一，常常无奈、无力，但一直坚持。他们用建设性的倡议以及建设性的批评证明，尽管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矛盾阻力，但永远不能放弃前行，因为这事关所有人的健康，所有人的明天。

控烟协会的成员，自己都是控烟行动者。会长胡大一是国内第一位在心血管领域引进“戒烟诊所”和“戒烟门诊服务”的医生。他说目前中国心肌梗死和心脏猝死（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吸烟排在危险因素第一位。他组织心脏病学医师积极创建“无烟科室”和“无烟医院”，倡导全国的心血管会议都要办成“无烟会议”，鼓励心脏病科主任带头开展控烟和戒烟活动，发展无烟心脏病学部。从2002年至今，中国大陆心脏病科主任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成功戒烟。2008年，胡大一组织中国心脏病学专家制定了《中国心血管医师戒烟共识》。2010年以来，他和其他控烟专家每年都向全国两会提交控烟提案和建议。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让烟草行业及其主管部门变成“众矢之的”。我甚至猜测，烟草专卖局局长本人也不是烟民，在家里也不抽烟。问题也许是在于，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没有做好准备，也许我们并不真的在意什么国际上的控烟公约。

只是幸好，中国还有另一种力量，也就是控烟协会的专家、医生、志愿者所代表的认真、负责、较劲的力量。用胡大一的话，“一个人需要有理想、激情和责任感，才能从事控烟工作。控烟做不好，健康中国就只是个梦”。

谢谢你，中国控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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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