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黑蚂蚁最佳办法(老韩讲了一个故事:蚁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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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黑蚂蚁最佳办法(老韩讲了一个故事:蚁灾)
一
我们早已考证出,在罗岭村广袤的土地上,至少生活着三种蚂蚁,一种是碎米般大小的黄蚁,一种是头大身长的黑蚁,还有一种体型介乎两者之间,却长着翅膀,经常在空中偷袭,我们叫它“飞蚂蚁”。
此前,我们一直以为白蚁也是蚂蚁中的一种,但四十出头就长着一头白发的肖老师说,白蚁不属于蚂蚁。我有些不服气,问肖老师,那为什么要叫白蚁呢,白蚁不就是指白色的蚂蚁吗?肖老师语调不高,语气却是硬邦邦的:
“它长得白,和蚂蚁相像,所以取名‘白蚁’,但它和蚂蚁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虫字边的‘蚂’和女字边的‘妈’也长得像,它们是同一个字吗?”
我们谁都不敢吱声了,倒不是因为肖老师有多凶,而是他不知有意还是巧合地,竟然将“蚂”和“妈”这两个字相提并论,连班长匹超那样的大脑袋都接不上茬,我们只好尴尬地笑几声,一哄而散。
其实,我们内心里也不愿意将白蚁归于蚂蚁一类。白蚁是让人谈之而色变的害虫,而蚂蚁大多数时候是我们的玩伴和玩具,危害大不到哪儿去。放学后,我和匹超、宋武、范小军、杨立生他们一起,坐在罗岭山的坡地上,用吵架的声气,辨析蚂蚁与白蚁的区别。他们几个玩得好,本来比较排斥我,大概是看在我敢于质问肖老师这一点上,他们觉得这个讨论会我不应该缺席。
“白蚁是白的,蚂蚁没有白的。”宋武抢先发言。
“白蚁当然是白的,不然怎么会叫白蚁呢,你这说了等于没说!”匹超对他翻了一个白眼,还狠狠抢白了他一顿。我看着宋武,觉得黑不溜秋的他也全身泛白了。
“蚂蚁的头顶长着一对触角,可白蚁头上有对钳子,那是它最厉害的武器,连铁都可以钳碎……”
杨立生话还没说完,宋武就插嘴了:“不可能吧,一把肉钳子钳得碎铁?莫把水桶当喇叭吹咯。”
“我二伯说的。哪回闹白蚁灾,不请我二伯去!”这个回答理直气壮。杨立生的二伯抗美援朝回来,在村里当过民兵营长,对付白蚁很有一套。
匹超朝范小军努努嘴,意思是要他发表意见。范小军头一甩,差点把一梭子鼻涕龙甩到匹超裤腿上,吓得匹超后退两步。
“我抓过白蚁,它全身软乎乎的,更像蛆婆子,跟蚂蚁肯定不是一类。”
“嘚瑟啊,谁没抓过!你吃过才算你狠,没吃过就先管住你的鼻涕龙,好呗?”
范小军用袖子抹了一把鼻子,嘴里嘟囔了一句。正好刮来一阵风,我没听清,估计匹超也没听清,他把眼睛望向我。
我有点心虚。我从没抓过白蚁,而且只看见过一次,就是前年秋天,五保户汪三娭毑家闹白蚁,我们一起去看的热闹。
二
汪三娭毑独自住在山冲里,周围都没人家。她老公汪三爹去世好多年了,在汪三爹去世前好多年,他们仅有的一对儿女,儿子溺死在罗岭河,女儿暴病身亡。拿宋武的伯伯宋大伯的话来说,“上帝收人就像我们踩死蚂蚁一样简单”。我对这句话很不理解,死一个人是多大的事啊!看得出汪三娭毑至今都没能从丧子(女)、丧夫的悲痛中走出来,她几乎足不出户。或许,真正压倒她的还不是失去亲人的悲痛,而是灾难集中发生在她身上,让她深感屈辱——命不好——村里人都这么说。她所遭逢的命运,让她抬不起头来,让她没脸和其他命好的人站在一起,她甚至连说话都低声细气,不撮起耳朵很难听清。
宋大伯是个大好人,他自称和汪三娭毑家沾点远亲,时不时去她家看看,帮她做点事,解决她的实际困难。那次,他去给汪三娭毑劈木柴,以防变天降温,发现她家的门槛、门框上生着密密麻麻的“虫眼”,那些“虫眼”里还嵌着形同粉末的泥巴。他举起柴刀,劈开一道口子,看到里面已经空了,白蚁惊慌逃窜,赶紧通知杨立生的二伯。
消息很快传遍全村。第二天下午,肖老师特意早点放学,我们一窝蜂跑去汪三娭毑家看捉白蚁。到了那里,大人们早已在汪三娭毑家周围画上了石灰线,我们只能站在石灰线之外。宋大伯、杨二伯、宋武和杨立生的爸爸都在里面忙活,杨二伯显然是总指挥,其他人都听他的调遣。
我们看了好一阵,也搞不懂他们在干啥。他们不停地进进出出,时而盯着门槛上的一线泥巴出神,时而围着屋外几棵大树的树干转圈,时而在屋里敲出“嘭咚嘭咚”的沉闷声响,好像在放皮影戏,我们却看不到。开始还很兴奋,慢慢地,缺乏信息刺激,就让一场漫长的等待变得越来越乏味。宋武和杨立生都扯起嗓子喊他们的爸爸,试图率先获取第一手情报。可那两个人像约好了似的,望都不朝这边望一眼,感觉石灰线里面根本就没宋武和杨立生的“爸爸”,而只是几个捉白蚁的人。
围观的人群渐渐散落开来,有的去摘猪草、捡柴去了,有的上山采毛栗子去了,有的回家做饭去了。到最后,我边上只剩下学习委员李燕子以及万小凤等几个女同学。匹超老是笑我喜欢跟女同学“泡”在一起,哪是我“喜欢”,明明是他们都跑了,才造成我“喜欢”的假象。不过,说老实话,我也没有不喜欢。即便我和李燕子之间隔着万小凤,我也感到十分愉悦,感到自己被学习委员的光辉照耀,心头的爽快足以驱除被嘲讽的阴霾。
宋大伯出来了。他一边弯着身子,盯着地面看,一边直往我们这边走来。当他靠近石灰线时,我压低嗓门喊他:“宋大伯,白蚁捉完了没?”宋大伯抬头看我一眼,悄声说:“必须找到白蚁巢,再等会,别着急。”说完,又急匆匆地回屋了。我斜过身子,骄傲地对着李燕子笑了笑,她恰好也撇过身子,回我以嫣然一笑,一副很是佩服的样子。
万小凤也走了。她喊李燕子一起走,李燕子说,她还想看一会儿。天啦,在无聊的等待中,我曾设想过这样的情景,当然不会奢望它成为现实。没想到,意念竟能生发这么大的力量,硬生生地把万小凤给“搬”走了!现在的难题是,我和李燕子之间有一个曾经站着万小凤的空当,我不知道要不要挪过去,用“自己”填补这个空当。我想了很久,脚却像生了根,一动也没动。我又想,李燕子会不会挪过来呢?又想了很久,她也没有挪过来。我只瞅见她的身体摇晃了两下,可能是站累了吧……
我正想问李燕子是不是站累了,突然,汪三娭毑屋场那头传来一阵响动。杨立生的二伯出来了!他身后,宋大伯提着一个木桶,看那姿势,至少有大半桶水,宋武和杨立生的爸爸,一个挑着一担石灰,一个拿着两把锄头。宋大伯把木桶放到屋前坪一棵高大的芭蕉树下,从一个纤维袋里掏出一个棕黄色纸袋,他拆开纸袋,将里面的粉末全部倒进桶里。他问正在盯着地面看的杨二伯,一袋够不?杨二伯像是对着地上的一只蚂蚁说话,两袋吧。宋大伯就又拆了一袋。那些粉末是灰白色的,有点像水泥,它们落进水桶之后,“咝咝”作响,不知是高兴得欢叫还是痛苦得呻吟。
杨二伯像先前宋大伯那样,哈着腰,盯着地面,慢慢地边看边走,像我们做作业时找一篇文章里的错别字。他的线路也和宋大伯一样,直往我们这边而来。我既紧张又开心:莫非我和李燕子的脚下也躲着白蚁?我低头一瞧,只见两粒黑头蚂蚁在一根稻草上互不相让,眼看要打起来……
要是平时,这样的场面够我看一两个时辰,今天我才懒得理它们!可等我抬起头来,杨二伯已经在芭蕉树那里拐弯,下到了屋前连接后山和田塍的一条水坝边。他沿着水坝往前走,坝与山的交会处有一株枯了半边的榆树。他拍了拍树干,树上有几片叶子像鸟一般惊得飞起,其中一片落到他头上,就赖在那里不肯下来。他戴着那片叶子盯着地上,又蹲下身子,抠起一块泥巴,掰碎了看,还凑到鼻子前嗅了嗅……终于,他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含进口里,打出一个响亮的唿哨。宋大伯三人提桶的提桶,担石灰的担石灰,拿锄头的拿锄头,快速到了那棵榆树下。
杨二伯从宋武的爸爸手里接过锄头,率先挖出一个窟窿。接着,他和杨立生的爸爸你一锄我一锄,没多时就挖出了一个大坑。我们首先是踮起脚尖,像鹅一样抻长脖子。我计算了一下,除非把脖子抻到芭蕉树那么高,否则什么都看不到。石灰线外仅剩下几个看客,大家实在忍不住,不知谁起的头,轰然向那个大坑跑去。我是每天练晨跑的,一启动便如离弦之箭,跑了几步,意识到李燕子还在后面,便硬生生地停下来。往后看,李燕子却不见了!我很奇怪,她跟我一起等那么久,临到可以去看白蚁,却没影儿了;匹超、范小军他们倒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都跑到我前面去了。我赶紧转身,向那个大坑跑去,坑边已围满了人。我个子瘦小,像錾子一样从大人的腿间嵌进去,终于看到了那满坑蠕动的白蚁。
三
没想到它们有那么白,那是一种乡下极为罕见的纯白,我只在枝上的棉球、新买的搪瓷缸、空中飞舞的雪花等少数事物上领略过。至少,我从没见过这么白的“动物”,而且像涨水时的波浪般拥挤着,涌动着,纠缠着。看看还行,真要去抓,我肯定吓得脔心都会冲出来,我宁愿去捉蛆婆子。范小军说,白蚁像蛆,似乎很对,但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差异是,蛆让人恶心,白蚁却令人恐惧。蚂蚁则更非此类,连“飞蚂蚁”都只是讨人嫌,不会叫你恶心,其他蚂蚁我们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哪怕被它咬上一口,也不过痒刺刺的,增添一些趣味而已。
我本来准备把这个区别讲给他们听的,话到嘴边,觉得这可能会暴露我的胆小,被他们讥笑,便换了一种说法:
“白蚁之所以白,因为它们不是藏在地下,就是躲在什么东西里面,不见天日,不出汗;而蚂蚁呢,它们总是在外面晒太阳,运食物,搬家,不是黄焦焦的就是黑漆漆的。”
“你捡了我的讲!”宋武大声抗议。
“没有。他说出了一个道理,一看就知道比你有学问得多。”匹超夹带着阴阳怪气,然后偏着头问我,“可是,难道你看到过蚂蚁出汗吗?”
范小军、宋武、杨立生他们哈哈大笑起来。范小军笑得鼻涕龙乱甩,宋武则口水直淌,杨立生的头皮屑活像一拨拨刚出窝的飞蚂蚁……
不管怎么说,肖老师把白蚁从蚂蚁的种群中剔除出去,至少让我们和蚂蚁玩得更加心安理得。虽然我们在罗岭村发现的蚂蚁有三种,但究其实,真正玩得起来的只有大头黑蚂蚁。
黄蚂蚁不好玩主要是因为它体型太小,略大于灰尘,一粒米上可以趴三只,捉起来太费事。我和宋武玩过一次黄蚂蚁,是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他在放学回来的路上,看到一队黄蚂蚁正在进行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中间,它们还搬运着一条已经干硬的蚯蚓。宋武将那根蚯蚓拈起来,放进旁边一个小水坑里,粘在蚯蚓身上的黄蚂蚁反应不一:极少数往蚯蚓背上爬,守住制高点;大多数采取游水逃命的方式,但没有谁能游上岸,游得最远的距离也不过一两只黑蚂蚁那么长。
“好蠢!”宋武骂了一声,没等我反应过来,他捡起一块泥巴对着那条干蚯蚓掷去,那些蚂蚁就全军覆没了。我好长时间还想起那些爬到蚯蚓背上的蚂蚁,要不是宋武捣蛋,它们是有可能获救的,风迟早会将那条蚯蚓吹到岸边来。
飞蚂蚁大多是褐色,比黄蚂蚁更不好玩。首先,它有翅膀,能飞来飞去,我们无法控制它;另外,它像蚊子一样咬人,轻则红痒,重则肿痛,虽然抹些口水就没事了,到底让人不爽。所以,和飞蚂蚁没啥好玩的,它叮到你身上,一巴掌过去,打到了算你报了仇,没打到算它走运气。只要不是太笨,基本上都打得到,因为飞蚂蚁咬人比黑蚂蚁要狠得多,口器扎进去一下子出不来。我唯一一次没打到,是手掌扑过去的时候,手指没来得及合拢,狡猾的它从指间溜走了。那应该是我遇到过的智商最高的一只飞蚂蚁。
啰啰唆唆说到这里,原来“蚂蚁是我们的玩伴”这个命题其实单指大头、长身、长着三对脚和一对触角的黑蚂蚁。
四
从肖老师那里得到“白蚁不属于蚂蚁”这一知识之后一个星期,范小军神秘兮兮地带了一只火柴盒到学校,壳面钻了密密麻麻一板小孔。他得意地打开盒子,原来里面藏着一只超级大的黑蚂蚁。这只蚂蚁在范小军信得过的男生们手上巡展,自然没到过我手上。不过没关系,我见缝插针也睃了它不少次。它站在我们惊讶而艳羡的目光中,简直像一匹马。匹超问他从哪里搞到的。他说,昨天下午,他在他家菜园里玩水枪,正要擤鼻涕的时候,眼睛余光瞅到一棵茄子下的这只黑色珍宝……
班上于是掀起了一股热潮。
肖老师上课非常严肃。那些天,我们上课看上去出奇地认真。肖老师刚开始还以为到底是高年级学生了,学习态度大有改观,可他一提问,女生都答得不错,男生包括班长匹超在内,要不答非所问,要不撬口不开—我们的脑袋里都只有一个念头,如何找到超大黑蚂蚁?回想已经找过的地方,搜寻被遗漏的可能藏匿之处;还有,臆想自己已经找到了……肖老师气不打一处来,手上的教鞭嗞嗞冒烟,也没能扑灭我们的蚂蚁梦。
先后有杨立生、匹超、宋武,甚至万小凤都带过一只自以为可超过范小军那只的大黑蚂蚁到学校来,可范小军掏出火柴盒一比,还是他的最大!
有天早晨,我跑完步去学校,稍晚了点。急急地走到通往罗岭山的第四条岔道时,闪出一个穿着粉红色的确良衬衣的窈窕身影。她平时很早就到学校的,今天这么磨蹭,好像在等什么人。正要跟她打招呼,她先开口了:
“你想不想要一只比范小军那只还大的蚂蚁?”
我正琢磨着该如何回答,她从书包里拈出一个火柴盒塞到我手上,便蹦跶蹦跶跳着去学校了。她今天连脸上都是粉红的,真好看。
站在原地,我打开那只壳面钻满小孔的火柴盒——竟是一只超大蚂蚁!从我的目测看,应该比范小军那只更大。我兴奋得像全身鼓满了风,走进教室时差点迟到了。我跟在肖老师后面进了教室,另一个突如其来的发现给我泼了一瓢冷水——肖老师背后的裤子空荡荡的,我敢打赌肖老师没有屁股!
肖老师一直喜欢坐着讲课,看到我们调皮捣蛋才会站起来呵斥,可这堂课他自始至终站着,还把两只手撑在讲台上,明显看得出没有屁股让他多难受。我有些可怜他,这个连宋大伯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来到罗岭村的外乡人,晚上一个人睡在半山腰上的学校里,除了讲课和呵斥学生几乎不再出声,他的屁股放哪儿了呢?还有更加可怜的宋大伯,我早几天听妈妈说,他得了绝症。镇卫生院治不了,他在县政府当秘书的侄儿把他送到县医院。县医院一检查就对他侄儿说,花钱治病,还不如回家给他弄点好吃的,顶多能熬三个月。怎么可能呢?宋大伯得绝症和肖老师没屁股,在我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下课了,男生们一齐往范小军那里跑,用他们捉到的蚂蚁去比大小,他们纷纷垂头丧气时,我回过神来,从课桌里拿出李燕子塞给我的那个火柴盒,向范小军走去。
我把盒子打开,连范小军都吓了一跳:我的咯乖乖!不过,他不承认我盒里的那只比他的大。我当然认定比他的大,虽然不算很明显。杨立生左看右看,得出的结论是:我那只头略大,范小军的身子稍长。宋武的说法又不一样:我那只脚粗些,范小军的触须长些。最后由匹超来裁决。匹超这回倒是没偏袒范小军,他说,看来看去差不多,这样吧,放学后我们找个地方,让它们打一架,谁赢了谁就是蚁王。
杨立生家离学校最近,旁边是一片稀疏的竹林。我们几个围着一个土墩,匹超说他来当裁判。我和范小军都把火柴盒交给他。他要我和范小军石头剪刀布,范小军的剪刀剪了我的布,匹超便把我盒里的蚂蚁拈出来放进范小军的盒里。我们紧张极了,眼睛圆瞪,嘴巴微张,大气不敢出。两只如此壮硕、威猛的蚂蚁想必有一场恶战。它们互相瞅着对方,都斜移两步,几乎同时伸了伸触角,然后一动也不动。宋武看得口水差点掉进了盒里,被匹超推到一边。宋武涎着脸再回来的时候,两只蚂蚁已各自挪开,分别缩到火柴盒的一个角上。匹超气得把两只蚂蚁搬到我的盒里,它们又互相瞅着对方,好像才第一次见面,都斜移两步,伸了伸触角,就一动也不动了。它们正要抬起脚,再往火柴盒的角上挪动时,恼怒不已的匹超一掌拍下去,李燕子送给我的那只火柴盒瞬间成了一块纸片。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匹超突然捂着脸号啕大哭,而且有血像小蛇一样从他捂着的指间溜出来,直往下淌。杨立生的父亲闻声而出,他掰开匹超的手,只见一枚蚂蚁那般长的生锈的钉子扎进了他的手板心!他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撮烟丝敷在伤口上,扯着匹超就往村部卫生室跑。匹超一边跑一边哭,血一边从他的指间淌下来。他们跟着去了,我留在最后,慢慢打开那只被一掌拍扁的火柴盒,里面什么都没有,既没有活蚂蚁,也没有死蚂蚁,干净得仿佛里面从没装过东西。我在四周找了半天,也没见到那两只超大蚂蚁。我将两个空火柴盒都捡起来,放进书包里,正待离开,发现有很多普通大小的黑蚂蚁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围着匹超掉在地上的血迹打转转。每滴血边上都围了不少,而且越聚越多,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两只“蚁王”。
我回家跟妈妈说起这事。妈妈对蚂蚁一点也不关心,只是问起匹超的伤势。她说,必须打破伤风针,否则连命都会丢掉。我想,问题应该没那么严重,大人就是喜欢吓唬人。
五
第二天,匹超没来学校,他果然被送到镇卫生院去打破伤风针了。肖老师依然站着讲课,他转过身去在黑板上板书的时候,讲台遮住了他“屁股”的位置。我看他的身体像片竹叶那样,没有风也摇晃个不停,估摸着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屁股。他的外乡话就像从竹叶里发出的哨音,凌厉而无所依傍。
杨立生到学校跟我们说,他家里全是蚂蚁。我们跑到他家,真是傻眼了。从他家屋后那条小路开始,密密匝匝,层层叠叠,全是米粒长的黑头蚂蚁。小路直通竹林,我先到我们昨天玩“蚂蚁打架”的地方,那里蚂蚁更多,放火柴盒的土墩子几乎被“染”成黑色,路上、草丛中匹超昨天淌的血已不见丝毫痕迹。
我发现,这么多蚂蚁,它们却不往竹子和树上爬,各色花草、树叶,都干干净净,索索利利。我又发现,麋集于地上的蚂蚁,看个体,杂乱无章,东西南北各行其是,整体上却有着一致的方向,那就是杨立生家里——不仅其前坪和阶基上蚂蚁成堆,窗户、门槛、灶台、碗柜……全是黑压压一片。杨立生妈妈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抡着一块长条形抹布,对着灶台上的蚂蚁使劲抽打,因为有不少已经逼近铁锅边缘,它们似乎嗅到了锅里两个剩菜的味道。
从杨立生家出来,让我吃惊的是,蚂蚁的“洪流”已经翻过山坳,离我家顶多还有三四百米。我跑回家,妈妈不在屋里,我又跑到妈妈出工的田头,对着她喊道:“不好啦,蚂蚁占领了杨立生家,马上要侵略我们家了,怎么办?”
妈妈从田里直起身子,甩了甩手上的泥水,故作认真地回应道:“你立功的时候到了,这批入侵者就交给你了!”
我返身回家,再去察看“军情”,更是毛骨悚然,这蚂蚁大军也太快了吧,离我家只有四五十米远啦!它们从各个方向冒出来,先是粗略地聚合在一起,然后潮水般向前翻滚,涌动。我跑到屋里,举出一把最大的竹扫把,对着它们的先锋部队一顿猛扑。开始还很过瘾,受到强力阻击的黑色“洪流”被我天兵天将般的神力威慑,一时丢盔弃甲,死伤无数。我奋力扑打着,渐渐将阵线前移,不多时就扫荡了十多米。蚂蚁们闻风而逃。
我觉得已取得绝对优势,再碾压它们一阵后,实在有些累了,便暂停下来,拄着扫把,踌躇四顾地观赏胜利成果。前头的蚂蚁数量的确大大减少,但回头一看,我不禁大惊失色,差点像宋武那样,连口水都掉下来了——我刚刚扫荡过的地方,早已重新集结了更多的蚂蚁,而且更加浩浩荡荡地向前奔涌,最前面的爬上了我家阶基……我狂叫着往回跑,不停地挥舞竹扫把,拼命保护着阶基——这是我们家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个时候,我才深切体会到什么叫绝望。我的扫把明明所向披靡,一扫一个准,一扫一大把,但蚁群像水一样向四周渗透开来。扫把莫与争锋,蚂蚁不可阻挡,失败者只有我一个。大汗淋漓的我,精疲力竭的我,从威风八面急坠至无可奈何的我。眼看一道道黑色“洪流”从门口、窗台,甚至墙壁的罅隙,涌进了屋里,我气馁地扔掉扫把,站在阶基上泪水直流。
妈妈回来吓一大跳,她说,难怪路上尽是蚂蚁,还以为要落大雨了呢。她烧了一大锅开水,舀了往蚂蚁堆里泼,蚂蚁自然又是大面积死伤,但就整体而言,几乎没有作用。地上的水一凉,马上就会被蚂蚁填满,好像一个打不死的巨人,即使剜掉它一团肉,伤口也会立即愈合。
宋武和他妹妹宋霞在隔壁大喊大叫。我过去一看,他们正和满桌蚂蚁共进晚餐。宋霞双手把饭碗护在胸口,宋武则从桌上捉了蚂蚁来吓唬她。她妈妈在灶台边上,用帚子将灶上的蚂蚁扫进锅里,准备煮猪潲。她爸爸宋天奇在猪栏房里点燃了好几根艾条,他对栏里的猪说:
“我爷爷讲,满清倒台那年,罗岭村突然爆发蚁灾,把一头老牛活活吃得只剩下一根骨架子。后来有过蝗灾,蚁灾再没来过,这回怕是来了。”
宋武扒光碗里的饭,邀我跟他去匹超家。宋霞也要去,被她哥哥强行按住。她不服气地嘟囔着,你们出去玩,让我在家里陪蚂蚁。宋武则理直气壮,你陪蚂蚁,我们是去打蚂蚁呢,现在全罗岭村都是蚂蚁,我们不去打,你会被蚂蚁给吃掉。她妈妈在里屋吼道:
“野猫子一样,只晓得往外面跑,还去打蚂蚁,巴不得你被蚂蚁吃了才好!”
匹超的爸爸和他哥哥匹勇被蚂蚁缠得团团转。这边喊,快来,快来!那边喊,这里好多!里边喊,都往床上跑了!外边喊,要把它们的线路截断!他们家里有石灰,匹超的爸爸带着匹勇把石灰围着屋撒了一圈,效果不错。那些东西闻到石灰的气味就往回撤,他们得以集中精力消灭进入室内的蚂蚁。匹超手心的伤口结了一个小痂,酷似一只正在爬动的蚂蚁。
一只永远在原处爬动的蚂蚁。我脑子里冷不丁蹦出这句话,我觉得很有味,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只“蚂蚁”了。
六
一旦“抗蚁”变成一场波及全村的大战,那就是大人们的事了。孩子们反而将当初的惊慌转化为兴奋,每天走门串户,视察各家“抗蚁”成果;更重要的,还是想从蚁群中,寻找到至少能媲美范小军和我当初那两只的超大蚂蚁。
却一无所获。
遍布罗岭村,悉数占据路面地坪、房前屋后,在各家各户横冲直撞的蚂蚁,其大小、个头、颜色、触须长短、爬行姿势等,几乎一模一样。没事的时候,或者即使有事也可以当作没事的时候,包括听课、做作业,我都会就地取材,随意抓取一把蚂蚁进行甄别。我发现,每一只都没有不同,每一只都是同一只。所以,和匹超他们不一样的是,我不再纠结于蚂蚁的大小,而是把找出两只不同的黑蚂蚁作为自己的目标。
在我自己家里、隔壁宋武家里、学校里,都找不到。那个星期天,我决定去李燕子家附近转悠。李燕子告诉我,她送给我的那只超大蚂蚁是她二哥在屋后柴堆里看到的,他去搬柴,以为是一只蜈蚣,大叫道:“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蚂蚁!”李燕子丢下作业跑出来,特意腾空一只火柴盒,要二哥捉给她。她二哥问,你要这个干吗?她说,我们上自然课,肖老师交代每人要带一只蚂蚁去学校。李燕子还是蛮聪明的,不愧是学习委员。我正准备从她家后山溜下去,被她二哥逮着了,这个人仿佛一直站在那里,就等着我来似的。
“嗨,你,鬼鬼祟祟地在那里干什么?”
“捡柴。”我随口说道。
“跑到我家后院来捡柴?”
这时,李燕子挺身而出:“哥,是我约了他来帮我做一道题的,我做了两天都没做出来。”
“做题你请匹超呀,我只听说过匹超会做题。”
“这道题连匹超都做不出,班上只有他做出来了。你让他进来呀!”
李燕子患了眼病似的,对着我连使眼色。她二哥闪开身,满脸狐疑地看着我进了他家后门。还是读一年级时,妈妈带我来过李燕子家,来做什么我不记得了,印象深刻的是,李燕子被她一家人宠着,她爸爸、妈妈拿出她家庭作业之外的写字本和算术本给我们看,写得又多又好,让我无地自容。
她家和我上次来差不多,我也不觉得陌生,跟着她直接进了她专门搞学习的那间小屋子。我做作业都是吃过饭后在餐桌上完成的,远没有她这样的待遇。当不上学习委员不能怪我。我在心里为自己开脱。
李燕子确实有一道不会做的题。我们把肖老师在课堂上教的所有解题办法试了一遍,都不行,基本上要放弃了。
这时,有只蚂蚁爬上桌面,它和其他任何一只蚂蚁没有任何不同,但不知怎地,我在盯着它的时候,感觉它有点像肖老师,而且越看越像。它径直爬上李燕子的算术书,又往算术本上爬去。李燕子抬手要“消灭”它,我喝了一声,不要!李燕子望着我,把手轻轻放下来。我们一齐看着那只蚂蚁,它爬到算术本上,在刚才我们计算的那道题上停了下来——它的脚下正好是一个算式。我把那个算式看了半天,终于瞧出破绽,那道题不能简单地按肖老师教给我们的办法硬闯,而是要逆其道而行之。三下五除二就解出来了。李燕子高兴得跳了起来,连连问我,你是怎么想到的?我一激动,很想告诉她那个幻觉,又觉得何不趁此难得机会,好好显摆显摆,便模仿肖老师的口吻对李燕子说:
“比如,我们拿一枚硬币去买糖,那枚硬币先是被藏在口袋里,然后被我们攥在手心,然后递给营业员,这枚硬币我们看得很重,生怕它丢了,因为它能买到糖,但我们几乎不会去想,这枚硬币有正反两面,正面是这枚硬币,反面也是……”
我自己都不知所云,李燕子更是一头雾水。
李燕子送我出门。她爸爸和几个哥哥在屋周围灌石灰水。我忽然想起,应该把帮我解题的那只蚂蚁带走,回到李燕子的小房子里,却看不见那只蚂蚁了。屋子里到处爬着蚂蚁,但桌面上没有一只。李燕子问,落了东西吗?我摆摆手,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
我没有回家,而是不由自主地去了学校。
七
远看,罗岭学校像筑在罗岭山半腰的一个大鸟巢,其他时候都是村里最喧嚣的地方,一到星期天,则尘消声冷,门可罗雀。偌大一个土砖墙四合院里,只住着肖老师一个人。
来历不明的肖老师是罗岭村最大的谜,没有人能揭开这个谜底。有一天宋大伯来我家闲坐,我妈好奇地向他打探肖老师的事。在我眼里无所不知的宋大伯默然良久,说,听说他是从千里之外的某个城市过来的,因为犯了事,可能和古时候的发配差不多吧。我问宋大伯,发配是什么意思。宋大伯咧嘴笑了笑,你成绩不好,罚你去山上砍柴,就是这个意思。我还以为只有小孩子才受罚,可肖老师总不至于成绩不好吧,他是我们老师呢!这话我没说出口,因为我觉得宋大伯对自己的回答也不是那么有信心。
整个罗岭村,唯独学校没有发生蚁灾。校园内静得连一只麻雀飞过去都发出像是着了火的声音,翅膀扑腾得很是夸张。
我蹑手蹑脚,绕到肖老师住房的外面。他房间的窗户上糊满了旧报纸,但右下角有一块破了。我轻轻揭开,眯上左眼,把自己的右眼凑上去。我没有看到肖老师,左看没有,右看也没有。我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一会儿,再睁开,似乎亮堂了些。我突然惊诧得下巴都差点掉了:最远处墙角下的单人床上,躺着一只巨大的蚂蚁,比我和范小军的都大得多。它翻了个身,竟变成了肖老师!哦,原来我在课堂上看到的没有屁股的肖老师,是这么回事。我感到不解,又若有所悟。
进了校门,我快步走到肖老师的房门口,敲了敲门。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一分钟之后,门打开了,是肖老师,不是大蚂蚁。我试图绕到肖老师背后,去看他究竟有没有屁股。肖老师问道,今天不上课,你来学校干什么?我嘴不由心地说了三个字:大蚂蚁!
“大蚂蚁?这深山老林,出现大蚂蚁很正常呀。”
他那口歪歪扭扭的外地普通话,仿佛和那些到处乱爬的蚂蚁是一伙的。
“肖老师,村里遭了蚁灾,你不知道吗?每家撒石灰,泼开水,有的还烧火,可怎么也灭不完。”
“我听说最近蚂蚁很多,不晓得到了成灾的地步。这样吧,你带我到村里四处走走。但别人问起,你就说带肖老师去家访,千万不要说有关蚂蚁的事。一定要记住啊!”
“好。”我满口应承,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奇怪的是,才下午四点多,肖老师却回身从床头掏出一把手电筒,塞进他的裤兜里。
第一站是范小军家。肖老师说,在附近看看,不进屋。我告诉肖老师,蚁灾最初是从那片竹林开始的,我还跟他讲了我和范小军曾拥有两只超大蚂蚁,匹超为了让它们打架争出“蚁王”手掌受伤的故事。我讲得绘形绘色,他却没有回应,面无表情,只是盯着地上看,似乎在查明蚁群的迁徙线路。
随后,到了我家、宋武家,到了匹超家,从那里去了万小凤家和李燕子家……绕了大半个罗岭村,一直闷不吭声的肖老师忽然问我,村里有没有重病人?病得越重越好。我说,有呀,宋大伯就被医院请回来了,据说只有两三个月活……
快带我去他家!肖老师语气急促,好像我没早告诉他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宋大伯家在汪三娭毑家旁边的那个冲里,他的三个女儿都出嫁了,只有宋大婶每天愁眉苦脸地照顾着宋大伯。宋大婶把肖老师引到房里,我跟在后面。只见宋大伯躺在床上,瘦了一圈,他大约已得知自己的病情,灵魂像出窍了似的,我喊他他都不应。
肖老师对宋大婶说,我来给他治治病,您同意不。宋大婶听懂了他的外地口音,木然地点点头。肖老师随手在窗台上捉了一只蚂蚁,从裤兜里拿出手电筒照着,几秒钟后,他要宋大伯张开口,将那只蚂蚁放了进去。我低声说,那蚂蚁是活的呢!肖老师回道,就是要活的,别再作声。他继续捉了蚂蚁,用电筒照着,然后送进宋大伯口里。送了几十只之后,肖老师不再捉蚂蚁,而是用手电筒直接照蚂蚁,凡是照到的蚂蚁自动往床上,往宋大伯身上爬,一直爬进他张开的口里。不多时,爬往宋大伯口里的蚂蚁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络绎不绝。
傍晚,天迅速暗下来,手电筒照到的面积更宽,光线更强,蚂蚁来得越来越多。天断黑时,肖老师在宋大伯家前坪,分别对着四个方面,将摁开的手电筒高高举起,让光线照到尽可能远的地方。
宋大伯的肚子开始往上涨,就像有人在使劲吹一个新气球。夜深了,宋大伯的肚子长成一个半球。他显然很难受,在床上扭来扭去。宋大婶要给他喂点水,被肖老师制止了。别担心。他对她说,接过她手里的缸子自己喝了。她抱歉地笑了笑。从半球变成一个圆球要快很多,蚂蚁像流水一般越流越快,宋大伯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不久,呻吟变成沉吼,又变成干嚎。宋大伯时而曲起身子,时而又绷得直直的,虽然痛苦在加剧,但显而易见,这种痛苦也最大限度地迸发出他身上的力量。
蓦地,他在床上腾起身子。肖老师要宋大婶和我去拿几只空桶、空盆过来,放在床头。桶和盆刚刚放好,宋大伯猛然直起身,随即俯头呕吐,乌黑的秽物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吐一阵,歇一会;又吐,再歇会儿;又吐……一共搞了十多个回合,宋大伯肚子上的那个“球”消失了。他回到了那种枯瘦如柴、筋疲力尽的状态,瘫在床上,几乎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了,但目光中分明增添了神采,闪耀着生命的亮光。
肖老师对宋大婶和我说,大伯的病可能会好转,也不一定,但无论结果如何,希望都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别人。“这样的事情极具偶然性,可其一,不可其二。”这句话我大致能懂,但始终不知其所以然。只能说,生命和万物的奥秘实在是太多了。
第二天,罗岭村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害了好几天的蚁灾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二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病入膏肓的宋大伯奇迹般地能下床走动。宋大伯最终活到了八十岁,就是在那张起死回生的床上无疾而终的。
那天,我回去得很晚。妈妈狠狠骂了我一顿,严厉地责问我去哪儿了。我答非所问地说,你没发现家里的蚂蚁少多了吗。她四处看了看,说,是啊,难不成你一晚上都吃蚂蚁去了,连饭都不回来吃?
八
宋大伯、宋大婶和我,始终没有透露那次蚁灾无端消失的秘密。宋大伯的神奇康复,被村里人视为他一生积德的回报,只是回报得如此丰厚,让他们难以理解。
这年深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村子里来了两个外地人。刚刚下了一场秋天罕见的大雨,我百无聊赖地在罗岭河边的一条水沟里捉鱼。他们过来问我,罗岭学校在哪里。我用手朝山腰上指了指。他们一胖一瘦,步子却迈得又快又规整,像是训练过的。
我在水里摸了一阵,忽然意识到那两个人和肖老师有着同样的口音,撒腿就向学校跑去。我在学校操场碰到肖老师和那两个人——他们一左一右走在肖老师身后,肖老师背着一个包袱,气定神闲,好像是去哪里度假似的。
看到我,肖老师大步跨过来,那两个人却站在原地。肖老师取下自己的手表戴在我的腕子上,笑着对我说:
“我们要告别了。”
“您要去哪里,难道再也不回来了吗?”
“日后,等你努力学习,有能力走出这个山村,就会知道我去了哪里。”
他对我扬了扬手,又回到以前的队伍里,他们快速向河边的公路上走去。我愣了愣,也快步跟了上去。这时,对面山顶上升起了一道有如拱桥的彩虹,与平时能清晰看出不同颜色的彩虹相比,这一次彩虹大多是红色,像着了火一般。
走上公路,我才发现罗岭桥头停着一辆北京吉普。
那个瘦子打开了车门。肖老师站在车门前,转过身子,指着山顶的那道彩虹,像上课一样对我说:
“可以通过观察彩虹的颜色来估量雨滴的大小,红色越多,雨滴越大。记住啦!”
我用力点点头,目送着那辆吉普逆着罗岭河,向北驰去。
奇怪的是,肖老师送给我的那块表,再也没有走动过,表上的时间永远定格在他离开的那一瞬。
即便如此,我也一直珍藏着它,珍藏着那一瞬。(作者 吴昕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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