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到枣庄海运(韩江古港口在潮州贸易发展中的作用)

（来源：潮州日报，只做分享学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特此鸣谢，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宋时，潮州的海内外航运业已十分活跃。内外商船除来往于潮州城下及相关诸港口外，韩江出海口诸港渐次形成和繁荣，负担着重要的角色。

韩江流经潮州府城后，流分三派，称东、西、北溪，向南流入海。三流在入海过程中，又分成若干支流。这些支流有分有合，至20世纪50年代前，竟有17个出海口。这些出海口，多在今澄海之境，一属汕头。然饶平县乃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拆海阳八都所置；澄海县则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拆海阳三都、揭阳三都及饶平一都而置；此前，嘉靖五年(1526年)又曾拆饶平二都置大埔县。故而在成化十四年以前，无论现在的潮州城区(湘桥区)、还是潮安(海阳县于1914年改现名)、饶平、澄海、大埔等窑口，都在原海阳县范围内，这便是潮州窑的大格局。同理而言，上述诸港口，当时在地方归属上仍是海阳之地。明白这沿革史，更便于理解下面的叙述。

宋代以前，船舶除溯江而上，泊于郡(府)缄下外，韩江的最重要港口，便是程洋岗一带的凤岭(今属澄海)。清乾隆朝《潮州府志》已做了记载。此为韩江东溪出海必经之地，其左近管陇山，1958年曾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有绳纹陶片、石器、陶祭器座(内有燃烬)等物出土。而隔江(东溪)不远，便是龟山西汉建筑遗址，出土了大量且种类丰富的汉代建筑构件、铜铁兵器、渔具、五铢钱以及大量纹饰丰富的陶片，还有三足铁鼎等物。证明此处(两岸)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为潮州先民大型活动基址。凤岭古港周围的遗物和出土物十分丰富。山上，有凤岭宫残址；村内，有一条“永兴街”，现存有石刻匾名，下署“兴国丁丑”字样，似应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遗物，其丁丑即公元977年，时距北宋建国仅18年之久。程洋岗一带曾出土一批船板。发现古缆绳加工场遗址及大量缆绳，1946—1975年先后四次在其钟厝池、土库池及管陇村前出土了大船桅。1960年在路侧还出土了一个大铁锚。这里不但于水兴街口出土了宋碗，营盘山发现了宋窑遗址，近年来仍不断在沙滩等处发现宋笔架山窑器物及残片。可以想见，这里不但是宋代及以前潮州的主要港口，而且潮州瓷的大量外销，也刺激了当地陶瓷的产生和发展。正因为这一港口对于潮州航运业的重要性，宋元佑元年至元符三年(1086—1100年)，盐官李前才率众不辞辛苦辟山凿涧，开凿了一条长20里，河面宽540——1140尺的人工运河，以沟通韩江东溪与北溪的航运，这就是南溪。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转运使林安宅对潮州、惠州下路的交通加以改造，创铺驿、建津梁，植木治道，增加排水排涝设施，还迁民于路旁，更促使了闽南—潮惠一广州一线水陆运输的繁荣。因此，《永乐大典·潮州府》在记述宋时潮州的状况时写道：“舶通瓯吴及诸蕃国……以故殷甲邻郡。”

宋末元初的沿海虽经鏖战。但由于元朝定鼎之后，不但承袭了宋代设立市舶司继续对外贸易的制度，而且在管理条例包括税收等方面都有所改进；不但开办官本贸易，而且只要“照例抽解”(依法纳税)还鼓励私舶贸易等等，这些措施，无疑又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此一时期中国至印度的海上运输权，几乎全由中国人操纵。当时的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周伯琦描写潮州沿海经济状况的诗便有：“卤田宿麦翻秋浪，楼舶飞帆障暮云”之句。当然其时对外贸易之物仍以陶瓷、丝绸及地方特产为多。

而也正在南宋末至元初，由于韩江三角洲的发育、出海口南移，东北溪的沿海港口也逐渐南移至辟望和东陇了。这些沿江沿海的港口，由于航运发达，又大多发展成为大墟市，是故明嘉靖丁末郭春震《潮州府志》罗列除郡城外的海阳县六大市集为：云步、塘湖(今龙湖)、采塘(即彩塘)、冠陇、辟望、梅溪。它们就多数在韩江沿岸。辟望正因繁荣及居沿海各口之中，其后置澄海时，才能成为县城所在。入清，此处己不近海，海港之势遂失。而樟林却因天时地利而崛起。明清时期，占韩江出海航运之要的，便是东陇、樟林和庵埠。

东陇溯江可北达郡城，清乾隆版《潮州府志》(周志)已将它描述为：“商船停泊之处，为海船出入要隘，木筏、盐船货物总汇之地。”

樟林位于东陇之东，韩江支流一侧，上溯可达郡城及程乡，下临深阔港湾，前有南澳峙护，出则柘林大湾。清顺治间成书的《潮州府志》(吴志)已指出，南澳的深澳也是“番舶多泊之地”；加之闽粤官道途经其地，占水陆之利。故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航海业便迅速发展起来。至乾隆年间，已成中外闻名之粤东港口。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诏关闭宁波、厦门对外贸易口岸后，仅保留广州操此，时非但沿(韩)江府县，连闽南一带人员过洋及外贸之物，也必经此而再西行或南去。利之所趋，拉动闽浙商客，使之航运业更旺，成为“通洋总汇”［《澄海县志》］（旧志）之地。这方面，从当时的建置配备，又可看出：康熙八年(1669年)，在樟林以石筑一小城。守备署、东陇河泊所大使署。樟林母汛等“官派机构”设于城内。时仍在海禁之期，但于此可看出樟林的重要性。至雍正七年(1729年)设樟林镇巡司加强了管理的力度。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建天后庙，此虽非官方建筑，但在沿海沿江地区，天后庙(宫)实在又是航运业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樟林的天后庙规模又居全潮同类建筑之首，则可际其盛了。

早在雍正年间，沿海各省对外贸易皆十分活跃，于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下令有关省份的船只，皆于船首以油漆涂上不同颜色，以利海监，规定福建(船)用绿、广东用红、浙江用白等。潮州出海船只依规定染红色，潮人便把这些船只称为“红头船”。一些人总笼统称樟林为“红头船的故乡”，实有误，应为“潮州(府)红头船的故乡”方确。

红头船分大小二类，大船行远洋，小船走近海。早前，《明史》已载：“广船视福船尤大，其坚致也远过之。”这是广船用料和制造技术较之为高的原因。这方面，1971、1972先后在樟林附近韩江河床出土的二艘双桅红头船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二船皆为楠木制成，其中一艘长达39米、宽13米，船的舱房竟有五层之分。

韩江西溪下游之庵埠，辖内梅林湖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之发现，说明此处早在5000多年前便有人类的活动，而从地理环境看，当年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梅林湖一带的古海湾，是理想的人类活动区和泊区。只是韩江溪流定型之后，不少先民及迁民择滨海、滨江高地(埠)聚族而居而成现貌。另据《庵埠志》所载，其地不少村落，乃宋至元初创建，证明庵埠作为韩江西溪古港口的兴起，与前述东陇与辟望相同，只是辟望港先衰落(指作为港口的衰落而非集镇)而庵埠乃据韩西要隘，优势一直保持到晚清。

窃以为，此后的庵埠(时称龙溪等)港，应在梅溪至官路一带。因为滨江带海的集市，往往与航运业的繁荣有关。而梅溪正是东南临江，韩江至其下，主流蜿蜒成一自然港湾，前述至明嘉靖间为海阳县一大集，决非偶然。且至清末，还在此设庵埠海关分口及厘金局，也为一例。至于湖头至水吼桥一带的码头：应是庵埠集镇初具规模，代替了梅溪集后的事。志载南宋嘉定十四年(1220年)潮州水军移驻鸵浦场“以扼海道”，则是为了加强对沿海地区和航运业的保卫之举。

明代，我国的造船业更是高度发展，其规模和技术仍居世界前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地区广东，有高州、阳江、海口、潮州、广州、东莞、新会等著名的造船业中心。而广州和潮州又是官府的主要造船业基地。故传明代湖头附近有为官府制造兵船的造船厂，是十分可信的。一则庵埠作为潮州重要港口的位置，二则水军基地就在附近，便于管理、使用及外调。

正因为庵埠在当时潮州诸港所处的重要位置，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宣布解除“海禁”，翌年(1685年)在下令“开海贸易”时，开放4个通商口岸并分别设立粤、闽、浙、江4个海关。而粤海关除了广州大总口外，加设6个总口(合称7总口)，潮州的海关总口便设在庵埠，称庵埠总口，并下设各小口。原立于庵埠万和桥侧连杉街头的“庵埠海关地界”碑，便是当时划定海关用地的界石。所有这些，绝非偶然。特别是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十一月，清政府关闭闽、浙、江三海关，粤海关成为清王朝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后，各口航运业更为旺盛，潮州本身的海运业也得到大大激活。时《潮州府志》称“庵埠集百货之舟，如蜂屯蚁聚”。这方面证之庵埠民间保存的宗谱、契约，也得到证明：宝陇林氏族谱载：其祖辈林期协于乾隆年间靠航海业经商发财。而仙溪的王捷亭也操此业，“往南达北，亿则屡中……”。

上述至清代仍在运作之韩江古港口，清咸丰后，为韩江另一出口港汕头所取代。其原因是韩江出海口的继续前移及原有河道的瘀积；二为汕头开埠后，远洋航运以为外国公司垄断。这方面，除不平等条件强加在国人头上外，蒸汽机发明后，外国的机器船大量用于远洋，而我国的造船业此期间还没多大的改进。此为后话。从本文述及的韩江古港口，可见潮州自宋代以来便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