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蛋卷机(寻遍海南，只为那一杯最平民自在的南洋咖啡)

Posted 202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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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筒蛋卷机(寻遍海南，只为那一杯最平民自在的南洋咖啡)

中国咖啡之父和他的四儿媳

米黄色地中海式风格的福山咖啡文化馆大厅入口处，八十多岁的香港人蔡桂花穿着一件玫瑰花图案的绸衫，神采奕奕地坐在轮椅里。离她大概四五米开外，是一座被红色栏杆拦起来的铜质头像——陈显彰，一个中文输入法暂时还没收入的名字，却是同盟会早期会员、印尼华侨企业家。现在，他是整个福山咖啡风情小镇的灵魂人物，早在 1937 年，为“实业报国”，舍弃海外产业，以一人之力带动福山大规模的咖啡种植，而被誉为中国咖啡之父。

“那是我的公公哦，我是他的四儿媳。”蔡妈妈对我说，一口浓重的广东腔。文化馆介绍陈氏家族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蔡妈妈和陈家在福民农场的黑白合影照，拍摄于 1953 年，那年她刚嫁到陈家。来到大户人家，又是华侨，蔡妈妈的神态多少显得有些拘谨。

“家公后来很宠爱我，很多事情都要让我去做。”那时候，蔡妈妈常做的一项工作，是拿草木灰去擦做种用的咖啡豆。作为新儿媳，闲下来也帮着做家务。陈显彰想念一种用豆角、芋头梗、咖喱等五种原料煮起来的印尼炖菜，就让桂花去学，做给他吃。至于咖啡，他反倒并不十分讲究。“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让她煮一大壶，倒在一个大茶缸里，一天喝到晚，凉了也可以喝。”蔡妈妈回忆起年轻时的事情，眼神里都是光芒。

蔡桂花——中国咖啡之父陈显彰的四儿媳。

1953 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那一年，陈显彰的儿子陈茂修去了两趟万宁兴隆镇，送去蔡妈妈和姐妹们料理的咖啡种子。为此，福山文化馆郑重其事地把当年兴隆华侨农场为陈茂修开具的、让路上军警放行的介绍信放大装裱，以兹证明两地的关系。

福山镇位于澄迈县西北部，距离海口市只有 49 公里，海南岛西线高速贯穿其中。建于 2010 年的福山咖啡小镇就位于高速入口处，说是小镇，其实就是由几十家咖啡店聚集成的一个小村落。五一假期刚过，除了像“守艺人”“那年”等几家有特色的生意还比较好，其余都比较冷清。倒是挨着福湖的几家咖啡厅，现在生意依然红火。夜幕降临，鞭炮四起，跑进一家餐馆吃饭，却被莫名其妙地拉入酒席吃了顿白食。后来才得知，侯臣咖啡文化村正在庆祝海南特有的公期，祭拜神祖，挨家巡游，餐厅老板大宴宾客，大家吃饱喝足后，再跑去看插科打诨的琼剧。

兴隆镇，老迎宾馆里的一棵古榕树

何师傅坐在一棵木姜子树下啃文昌鸡，凳子上立着一个大手电，状如香槟瓶子。他是看车的，见过最远的车来自北京，四川广东常见，春节那阵子，他会忙得人仰马翻。斜对面，一个男人正在关一个院子的门，木门上画着两个大肚子红绿天官门神，手捧咖啡和茶果。几年前，这里是福山咖啡馆创始人徐守义的旧馆址，如今漂亮的新馆开到了湖边，这里就沦为员工宿舍了。

我坐在湖边，点了一杯福山咖啡欧，外加一块绿缘糕。虽然写明了现磨，但还没听闻磨豆的声音，服务员就已经把咖啡端了过来。旁桌两个从海口来的女孩在聊天，她们一直在跺脚，驱赶湖面飞过来的蚊子。远处，我听到一个服务员说，她喜欢现在的福湖，月光洒在水面上，打出一条路来。

“先生，咖啡要续杯吗？免费的。”她走了过来。

咖啡树砍伐后修建的康乐园酒店，花瓶栏杆和西式小洋楼依然典雅宜人。

一起去打锅B针？

续杯问题，被兴隆香料研究所的陈鹏拿来揶揄福山和兴隆两地咖啡文化的不同。“在福山，咖啡可以续杯。在兴隆，咖啡卖一杯是一杯，而茶水免费，鹧鸪茶。”我和陈鹏约在兴隆老咖街上的瓦西里咖啡厅见面，一起的还有兴隆巴厘村讲解员柏云。我没有见到瓦西里的吴老板，据说他长得很像《列宁在 1918》里的卫兵瓦西里，镇里人都这么称呼他，后来干脆就当了店名。瓦西里位于老咖街路口的把手位置，街对面是兄弟开的瓦东里，哥儿俩还当真成了这条街的哨兵。我望了望四周，气氛特别混搭，一群身着兴隆篮球队队服的年轻人正围着桌子埋头吃海南米粉，每人边上配一杯咖啡。离他们不远，一群中老年人在下象棋，棋盘边上，也放着几杯咖啡。

兴隆茶铺里，一壶茶、一杯咖啡、一盘棋便能消磨一整个下午。

陈鹏原籍海南儋州，苏东坡被发配的地方。前几年调来兴隆，在热带农科院做了 20 多年的咖啡种植研究。几年前，他跑去云南普洱学习美国精品咖啡协会的烘焙认证，后来创立阳光咖啡工作室，从事咖啡文化的推广工作。认识他，正是通过在普洱一家专业从事咖啡种植、生产和认证培训的 Torch 公司。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了国内两大咖啡产地的力量对比。

一把传统的南洋咖啡壶。

在阳光咖啡工作室，当一杯杯通过虹吸和手冲等不同萃取方法的罗布斯塔咖啡喝进嘴里，32 岁的柏云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味道很纯正啊。

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一个年长的闯入者，用手肘碰了碰，叫醒了一个沉睡的年轻人。论喝咖啡的年龄，作为印尼华侨后代的柏云，比大他十几岁的陈鹏还要长。每天早上起来，总有朋友在微信里给他打招呼：在哪里啊，要不要一起去打锅 B 针？锅 B，是海南人对咖啡的口头称呼，马来语和闽南语的杂交，英文里写成 Kopi。

在兴隆的早茶店，如果你说来一杯兴隆咖啡，那就是默认的咖啡加炼乳。如果只加糖，那叫咖啡欧。如果什么都不加，你得提前说。新加坡 Kopidiam（咖啡店），甚至根据炼乳、奶度、糖度以及咖啡浓度的不同，已经发展出一套比星巴克还要复杂的咖啡行话，差不多有二十来种点法。如果你不懂这些，进去肯定会懵。

兴隆乡下的咖啡馆，柜台上残留着过去的饮料广告招贴。

发源于琼中斩岭的太阳河自西南流向东北，穿过兴隆镇，注入万宁水库，最后汇集于中国南海。兴隆华侨农场就位于风情摇曳的太阳河畔，如今的兴隆人，大多是华侨农场的后代。而在更久远的清朝乾隆年间一个小集市，这些人带回来了南洋的建筑风情、饮食文化。咖啡和九层糕，仅仅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部分。普通兴隆人喝的咖啡味道重，炒制的时候已经加了糖，喝的时候，还会加点炼乳。“所以一般兴隆人喝过我做的纯手工咖啡，会觉得我是骗人的，因为口味太淡，一定是掺了水了。”陈鹏笑道。

一颗剖开的海南槟榔果。

开着电瓶导览车，陈鹏带我们去看兴隆热带植物园里的罗布斯塔咖啡种植园，见血封喉、香草兰、可可，一路上他指指点点，对各种植物如数家珍。“我的太太比我强多啦，她是国内糯米草的研究专家。记得我们两地分居的时候，经常通信，她每次都会在信里夹上几束糯米草，那信纸，可香了！”夫妻俩现在终于团聚，就住在植物园里，可以看到咖啡树开花结果。岛上的空气本来就好得令人艳羡，园里更是绿野仙踪，万宁最近几年被评为世界长寿之乡，不是没有道理。

还是炭火来得香

“我父亲炒咖啡的时候都要加牛油，喝的时候也会加一点点啊。后来回国在合作社炒豆找不到牛油，父亲还郁闷了一阵子。”

71 岁的“南洋风味”餐厅老板能叔刚从热带风情园钓鱼回来。他坐在自家店门外，边桌上摆着一碗清补凉。几年前他开始和亲家在街头卖南洋小吃，发展到现在餐厅已经极具规模。他给我讲小时候自家在印尼开咖啡店的故事，满足了我对南洋咖啡文化的好奇心。

能叔的父亲叫黄兴义，小时候跟随父亲坐“猪仔船”到印尼讨生活。能叔开始记事的时候，家里已经在苏门答腊岛的亚沙汗市临近港口的地方置下一处咖啡馆。由于地处十字路口，咖啡馆生意兴隆，早上五点不到，父亲就要起来烧水，到了六点，就要开门迎客。和兴隆如今菜市场的早茶店一样，这家黄记咖啡店也是当地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很多顾客早上都会过来，点上一杯咖啡，外加一份七层糕和炸香蕉，这些常客中，能叔一直记得一个绰号叫 693（当时流行的一种抗生素药）的印尼警察署署长。这位警长为人正直，从来不吃霸王餐。有一次，一伙拿着长枪的印尼士兵在黄记咖啡吃完饭后想赖账，正好被警长碰到。他站在咖啡厅里大喝一声，掏出短枪，一群小流氓乖乖付钱，立即作鸟兽散。

兴隆太阳河。

父亲宠着能叔不让他干活，但四个姐姐却忙得不亦乐乎。每天甫一放学，四朵金花就从马路对面的华侨学校跑步回家，帮父亲打理生意，招徕顾客。“相比苏门答腊，海南还算有个冬天，天亮得没那么早。”能叔说。

天亮得晚，也抵不住人勤快。1979 年，陈鹏的好友黄来乡师傅在兴隆镇桥下早茶店炒咖啡，也是五点就得起床烧水。为了多睡一会儿，他干脆就住在桥下。一杯咖啡卖一毛二分，五个大桶，轮流烧水，而且也是六点开门。想象一下，当大半个中国还只知道豆浆配油条的时候，兴隆人已经大口大口地喝上咖啡了。我依稀记得，当我在 1990 年代初在北京喝到雀巢咖啡时，曾经像对待圣物一样用纸包着一撮咖啡粉，坐火车从北京带回给浙江乡下的弟弟。

兴隆街头即景。

如果说黄兴义是兴隆华侨里第一代炒咖啡的，黄来乡应该算是第二代。在他的院子里，至今还摆放着几台 1980到1990 年代自己使用过的炒咖啡机，搅拌式的、滚筒式的，整日风吹雨打，这些老家伙都已锈迹斑斑。院子里堆积如山的小木块是燃料，当陈鹏开始用土耳其进口的 Toper 烘焙机烘豆时，黄师傅依然按照传统习惯使用炭火。按他的说法，南洋炒咖啡的工艺，还是炭火来得香。

挂果期过后，咖啡果依然长势喜人。

满口黄牙的老咖啡客

民国时期，鲁迅写过一篇《革命咖啡店》，列出他几条不去咖啡店的理由，第一，他是不喝咖啡的，他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不喜欢，还是绿茶好；第二，他还要抄旧闻小说等，没有余暇；第三，嘲讽在咖啡店里的那些长相俊美的革命文学家，自己“满口黄牙”，还是不去亵渎了。

假如鲁迅住在兴隆，他的这段“革命 Kopidiam”可能会这么写。第一，他是要去喝咖啡的，他不觉得这是洋人喝的东西，因为这里的人从小就喝，而且蘸着油条喝，很市井；第二，他不用抄旧闻小说了，这里的人有余暇，生活就应该这么过；第三，这里咖啡店里的人真是三教九流，既有长相俊美的文学家，但更多的是像自己一样“满口黄牙”的街坊、戴礼帽算彩票的爷们儿，能够听到许多社会的琐事和下层职业的情况。

一个周末的下午，兴隆老菜市场对面的咖啡馆生意兴隆。

在新菜市场的一号茶店遇到的冯中华，就是这么一个满口黄牙的老咖啡客。进入这家咖啡店，时间一下子穿梭回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简易的灶台上，一把铝制茶壶里挂着发黄的法兰绒咖啡漏网，旁边立着一个红色的保温瓶和一瓶国鹰牌炼乳。穿着竖条衬衣的冯中华把一只腿挂到边上粉色的塑料椅子上，边嘬着三块钱一杯的咖啡，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被卷成蛋卷形状的红白相间的纸条，那是他刚刚买的彩票。在他边上，坐着几个他的老友，他们每天都约在这里喝咖啡、吃早点、聊天。和他们不一样的是，冯中华经常送进嘴的两样东西，都是他流着汗水看着长大的：咖啡豆和槟榔。这位老咖啡客还告诉我，他自己最喜欢的咖啡喝法，是光煮不过滤，喝完了还要把咖啡沫掏出来，放进嘴里嚼。这种几近失传的喝法，我在云南朱谷拉村和开罗亚历山大街头还能见到，应该是人类发现咖啡后最原始的萃取方法了。

我决定跟着去看看他的咖啡园，在附近的沙田村，24 队。当初为了安置华侨，兴隆被整编成 60 个队，现在这个叫法还保留着。比如周恩来去过的古村，就叫 20 队。

咖啡种植户冯中华在他的咖啡种植园里。

1970 年代，冯中华随父母从越南广陵来到兴隆落脚，那年他 19 岁。四亩地的罗布斯塔挨着太阳河的一条支流，长得郁郁葱葱，差不多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比他们来兴隆的历史还要久。咖啡园中间有个巨大的树桩子，那是被队里前几年砍掉卖木材的一棵台湾相思树留下的。在咖啡园里种相思树是特别常见的做法，可以给咖啡遮阴。

“那棵相思树好可惜啊！” 我感慨道。

“那些整片的咖啡树才可惜呢。你不知道，当年我

们兴隆到处都是咖啡树，后来因为种橡胶，都被砍掉了。我们队就我这里还有一点。”

巴厘村，工人在林子里烧荒。

二十块一杯太贵了

坐落在兴隆国家森林公园里的咖啡谷，似乎让人看到了兴隆咖啡的未来。九点刚过，四月的太阳就已经很放肆了，四十多岁的刘振邦置身于一片密密麻麻的咖啡林中，头戴暗绿色木髓太阳头盔，一双长长的薄碎花护手套，把双臂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采摘用的指尖。他的脖子上，用绳子挂着一个沉甸甸的果箱，是用某优酸乳品牌的洋铁皮自行改制的，虽然已经过了挂果最多的季节，农场里还是有需要采摘的咖啡果。

在谷底的一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种满了咖啡苗，等它们开花结果，还需要三年时间。嚼完槟榔微醉的我，跑进谷底的水上咖啡馆喘口气，服务员小蔡在户外巨大的梵天四面佛的注视下，与我分享小时候第一次拿油条蘸咖啡的故事。恍然间，山上刘师傅的抱怨又在耳边响起：“相比早茶店里三块钱一杯的咖啡，我当然更爱喝纯的咖啡啊，但是我喝不起，二十块一杯太贵了。”

咖啡谷，刚栽种完的咖啡苗圃。

转角咖啡店的老板娘沈红梅，卖的就是那种纯的咖啡。她的咖啡厅装潢考究，光线暗淡柔和，一个人在中间的一张长桌上看《荆棘鸟》。在她看来，华侨带给兴隆的，不仅仅是咖啡，而是一些有品质的生活习惯。她给我举例子，过去在华侨家里，房子地面是要打磨得发亮的，衣服都要浆洗，并用炭火烧的电烙铁熨烫，老人衣着讲究，出门要化淡妆。这些生活细节，在几十年前应该是让人震撼的，但现在人们依然需要。她说她没去过东南亚，但她母亲和姐姐刚从新加坡回来，她们很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咖啡店，和这里的一模一样，甚至说话也一样，好多字都发第四音。

巴厘村一景。

“这里的一切，气候、环境、风土人情，我都很适应，都和巴厘岛差不多啊，我很喜欢这里，除了有一点我还不太习惯，就是这里的饮食太清淡了。在我们巴厘岛，很多食物都是酸辣的。” 从印尼巴厘岛来的女雕塑家戴维小姐快人快语，在兴隆，她有时候能碰到一些像能叔这样的第一代华侨，可以亲切地用乡音（印尼话）和他们交流，甚至在他的店里跳个印尼舞。业余时间，她也被老板安排学习汉语。去年下半年，英航开通了伦敦-雅加达-海口的旅游航线，随着更多航线的增开，兴隆大街的旅游巴士上，会走出更多来自东南亚的客人。他们也许会和沈红梅的母亲一样，坐在新菜市场一号店的粉色塑料椅子里，对着兴隆咖啡发出由衷的感叹：真没想到，原来这里的 kopi，和新加坡一模一样啊！

兴隆咖啡谷，越南华侨后代刘振邦一身越南装束，在采摘挂果期过后的零星咖啡果。

能不一样吗。

早在 19 世纪50 年代，新加坡的咖啡店老板，就基本上是海南人的天下了，并形成了咖啡四大家族。关于为何是海南人经营咖啡馆，华东师大民俗学的研究员张海岚做过梳理：“相比福建帮、潮州帮、广府帮、客家帮，琼帮下南洋是最晚的，挣钱的行当早被同胞揽走。当时正好形成以英国人为中心的洋人生活圈，海南人因为眉清目秀、老实能干，就成了洋人厨师的帮手，学会了煮咖啡、制作糕点、西餐等工作。”等到英国人撤离，这些有一技之长的海南人，自然会开一个咖啡馆谋生。

海南咖啡常备的点心。

最后一天，我驱车去往兴隆国家森林的深处，发现每一处村子，都有一个兼具小卖部和喝咖啡功能的简易咖啡馆。虽然是中午，咖啡馆空无一人，椅子散落在各处，但依然能想象到人声鼎沸时的样子。这是当代中国大中城市十分缺失的公共市井话语空间，礼失求诸野。在充斥着星巴克和精品咖啡的中国，兴隆的咖啡馆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客人来了就先落座，先买单是失礼的，花钱坐得，不花钱也坐得。男的女的，熟悉的，陌生的，挣钱多的，挣钱少的，嘈杂的，安静的，话语真切有回声，眼波流转有真意，都在咖啡氤氲的空间里荡漾开来。如此草根与开放，或许只有开罗的街头咖啡馆，或者成都的茶馆可以与之媲美。

回想我在福山公期祭神中的礼遇，觉察出它与平民咖啡馆有相通之处：无论对熟人与陌生人，要持一视同仁的包容。不论贵贱，和主人是否相识，来了就是客。这样的咖啡，它就是一株普通的植物，人人得而采之喝之，最后留在老咖啡客的齿颊里。而这样的咖啡馆，就是供养众乐之乐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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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本文撰稿人&摄影师@朱英豪及《新视线》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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