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壁画(石钊钊：宋代复兴礼制下的御容肖像画服饰——以故宫南薰殿奉藏画像为例)

图 4 ˉ《女孝经图》卷“贤明章” ˉ 宋人 ˉ 故宫博物院藏

南薰殿画像中保存最完备的是宋代帝后像，其中宋代帝后挂轴共29幅，自宣祖起至度宗，共16帝的图像全部齐全，一幅不缺。这其中仅宋太祖画像就有3轴之多，所以宋代帝王像共有18幅立轴。宋代皇后图像只有11轴，其中太祖后、太宗后、孝宗后及度宗后的画像已经不存。除帝后像大轴外，南薰殿画像中另存有帝后半身像册各1册。这其中宋代皇后半身像册内收12位皇后的半身画像，比起大轴多留存1幅，正是大轴中不存的孝宗皇后像。

宋代帝王御容中除前文所述宣祖皇帝大轴与半身像册外，其他帝王皆头戴展脚幞头。此类幞头始于晚唐，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载“唐末丧乱,自乾符后，宫娥宦官皆用木围头，以纸绢为衬，用铜铁为骨就其上制成而戴之,取其缓急之便,不暇如平时对镜系裹也。僖宗爱之，遂制成而进御”。河北曲阳后梁王处直墓东耳室东壁壁画中曾出土起居图壁画[4]（图5），画中背衬一架山水图屏风，前景桌案之上绘有墓主生前使用的帽架、奁盒等陈设。帽架底座三足，上有圆撑撑起一顶硬裹展脚幞头即是南薰殿宋代帝王御容中展脚幞头的早期样式。墓主王处直，字允明，生前官拜义武军节度使，治所定州，节制易、定、祁三州，为河北地区的重要藩镇将领。死于后梁龙德三年（923，即天祐二十年），后唐同光二年（924）下葬。其墓葬壁画中所存留的幞头形象，也是研究宋代首服的珍贵图像资料。

图 5 ˉ 起居图壁画 ˉ 五代后唐同光元年（923）ˉ 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出土

至北宋时期“幞头……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为表，而涂以漆。后惟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南薰殿奉藏画像中最早的展脚幞头，出自《宋太祖坐像》轴（图6），此轴尺幅硕大，画宋太祖赵匡胤头戴展脚幞头、身穿鹅黄袍服安坐于宝座之上。宋太祖赵匡胤（960-976在位），北宋开国皇帝，涿郡人。生性孝友，有谋略。本幅画宋太祖御容，面容写实，相貌颇具“帝相”。宋人言“太祖天表神伟，紫王（旺）而丰颐，见者不敢正视。李煜据江南，有写御容至伪国者，煜见之，日益忧惧，知真人之在御也”。此轴《宋太祖坐像》画家即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太祖皇帝面色紫金的特征。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三曾记载“今定力院太祖御容梁祖真像，皆霭笔也”，可见当时的京师人物画名家王霭曾奉命绘制太祖御容，不知本轴是否出于其手笔。

图 6 ˉ《宋太祖坐像》轴 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自北宋伊始，太祖御容即被安奉于多处神御殿中，《宋史·礼志》曾记载当时安奉御容的盛况，“神御殿古原庙也，以奉安先朝之御容……太祖神御之殿七，太平兴国寺开先殿、景灵宫、应天禅院西院、南京鸿庆宫、永安县会圣宫、扬州建隆寺章武殿，滁州天庆寺端命殿”。因此可知，当时用于神御殿安奉太祖的御容应有多件。宋马端临（1254—1340）《文献通考》（1307）中曾详细记述了宋仁宗时期对于太祖御容的安奉情况，时间跨度从仁宗天圣元年（1023）一直延续至至和二年（1055），“天圣初，知制诰张师德奉安太祖御容于鸿庆宫，八年（1030）迎天章阁太祖御容，奉安于太平兴国寺开先殿，景祐四年（1037)奉安太祖御容于扬州建隆寺。庆历六年（1046）重修开先殿，迎天章阁太祖御容奉安。八年（1048）自万寿观奉太祖御容于睦亲宅。皇祐五年（1053）奉太祖于滁州天庆观端命殿。至和二年（1055）迎太祖御容奉安开先殿”。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宰相马廷鸾仲子，咸淳年间中漕试第一，以父荫补承事郎，元初为柯山书院山长，终为台州州学教授。所著《文献通考》去宋不远，材料可信，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宋仁宗在位共计42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一生共使用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九个年号，而《文献通考》中详细记录了天圣、景祐、皇祐、至和四个年号，时长跨度32年之久，可谓涵盖了仁宗时期大部分的太祖御容安奉史料。这其中屡有记载太祖御容迎来安奉的事例，如太平兴国寺开先殿迎请的太祖御容多来自天章阁，而睦亲宅迎请的太祖御容则来自万寿观。综上两则史料所记，北宋时期安奉太祖御容的场所有南京鸿庆宫、太平兴国寺开先殿、扬州建隆寺章武殿、睦亲宅、滁州天庆寺（观）端命殿、景灵宫、应天禅院西院、永安县会圣宫，加之原本安奉太祖御容的天章阁与万寿观，共计有10处神御殿安放过太祖御容。如此可见，北宋时期安奉太祖御容的需求巨大，描绘御容也成为这一时期宫廷画家最为重要的礼制性人物绘画创作之一。

南薰殿奉藏画像中，自太祖起至度宗15帝画像中的宋代帝王皆头戴两脚长而平顺的“展脚幞头”，按《宋史·舆服志》记载：“幞头……五代渐变平直。国朝之制，君臣通服平脚，乘舆或服上曲焉。”可见直脚幞头两脚越到后期越发加长，即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左军球头苏述”所戴之“长脚幞头”。1999年于江苏省泰州宋蒋师益墓中出土的漆制展脚幞头[5]（图7）即为这种两脚平直通长的样式，而且此时的展脚幞头亦多采用髹漆工艺制。宋人记“幞头……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为表，而涂以漆。后惟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即是制作漆纱的工艺。

图 7 ˉ 漆制展脚幞头 ˉ 宋宣和五年（1123）ˉ 江苏省泰州宋蒋师益墓出土

南薰殿奉藏画像中宋代帝王所穿的多为盘领敞袖襕袍。其中盘领袍服最早来自唐人服饰，但唐代大多承袭北朝“胡服”的形象，为了方便鞍马出行多采用窄袖的样式。而随着五代北宋时期中原文化的复兴，原本为了胡服骑射而创制的盘领窄袖袍服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使用功能，对礼制的需要导致此时的盘领袍服需要向华丽、正式的形象变化，因此盘领袍的袖筒越发宽大，可以遮蔽前身，形成宋代帝王服饰中的盘领敞襕。此类袍服在北宋则因功能不同而分为襕袍、缺胯袍两种样式。《大云山房杂记》曾载“缺襟袄子，即窄袖紫衫，古以为军中之服”，可见缺胯袍最早见于戎服。而襕袍在北宋时期则演进为圆领敞袖的常服与大袖公服。南薰殿奉藏宋代帝王坐像中常见淡黄色与红色的常服，淡黄色常服者袍色淡黄、腰系红带、膝下有横襕接片，如太宗坐像、太宗立像与英宗坐像等；其余宋帝坐像除宣祖外皆着红色大袖圆领常服（图8）。《宋史·舆服志》载“赭黄、淡黄袍衫，玉装红束带，皂文靴，大宴则服之；赭黄、淡黄?袍，红衫袍，常朝则服之”，可见赭黄、淡黄色位高贵，多用于正式场合，而红色则为日常穿用。常服除皇帝穿着的赭黄、淡黄与红色外，亦有官员所穿用的大袖公服。宋代帝王所穿服的大袖圆领常服（襕袍）并未有实物传世，但与之形象相似却等级较低的大袖公服则有科学考古出土遗物。

图 8 ˉ《宋徽宗坐像》轴 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早年出土的宋式公服有1975年江苏镇江金坛周瑀墓[6]与1985年湖南沅陵双桥黄澄存夫妇合葬墓，其中湖南沅陵双桥二号墓出土褐色罗地团花圆领大袖袍[7]是墓主黄澄存穿用官服，其大袖圆领的形制与南薰殿宋代诸帝像所绘常服一致。此墓服饰保存完整，根据出土木制灵牌记载墓主黄澄存官至知州，生于南宋绍定元年（1228），卒于元大德九年（1305），距离南宋灭亡最为接近，故其墓葬出土服饰较为忠实地保留南宋时期的遗风。直至2016年，浙江黄岩南宋嘉定九年（1216）赵伯澐墓发掘整理，出土形制更为完整的全套宋式大袖公服[8]（图9）。“曲领大袖、下施横襕”的圆领大袖公服不仅被完整保存，在其内部更是存有依次穿着的七层装殓服饰，亦悉数被科学考古记录下来。

图 9 ˉ 圆领大袖袍 ˉ 宋嘉定九年（1216）ˉ 浙江黄岩赵伯澐墓出土

南薰殿奉藏宋代皇后坐像中最为独特的即是《宋宣祖后坐像》（图10），昭宪太后杜氏，太师杜爽长女，宋宣祖赵弘殷正室、宋太祖赵匡胤生母，北宋建隆二年（961）崩逝。其生活的时代正是由晚唐五代服饰向宋式发展演变的关键时期。《宋宣祖后坐像》较为忠实地保留了晚唐五代时期女性大袖襦裙的服饰遗风。按大袖襦裙又被称为“大袖大衣”，《朱子语类》中沈涧曾问朱子：“女子不着褙子则着何服？”朱子答曰：“大袖大衣。”“非命妇可着大衣否？”答曰：“可以，唐为礼衣。”由此可知大袖襦裙在当时是上下通行的服装形式，在唐代更是具有礼仪性的服饰功能。辽宁省博物馆现藏唐周昉《簪花仕女图》[9]中的女性形象，即是头绾抱面高髻身穿大袖襦裙的服饰样式。而南京南唐二陵李升墓出土高髻舞蹈女俑[10]，福州市郊五代刘华墓出土仕女俑[11]以及河北曲阳王处直墓浮雕中的乐部仕女皆着大袖大衣，也证明《宋宣祖后坐像》颇具五代风情。

图 10 ˉ《宋宣祖后坐像》轴 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相较于传世陶俑的形制特征，现藏大英博物馆的两件敦煌藏经洞出土《引路菩萨像》[12]（图11）中的女子大袖襦裙形象则更为典型，这些画作中的女性供养人，由执着佛幡的菩萨一路引导，穿过虚空的云雾向天宫而去。画中的女性供养人发髻高耸，两鬓抱面，正是高髻。宋陆游《南唐书·卷十三后妃诸王列传》曾记载南唐后主昭惠国后周氏所创制的高髻：“创为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可见此发髻正是五代时期流行的样式。《宋宣祖后坐像》的杜太后虽年事已高，头发稀疏，仍然在其头顶作此发髻。而《引路菩萨像》中女性供养人所穿着的大袖大衣与曳地长裙亦如《宋宣祖后坐像》所绘一般，大袖大衣的两袖宽大遮蔽前身，而曳地的长裙则倾垂而下。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宣祖后坐像》中，不仅大袖襦衫内有抹胸，更在高腰长裙外加罩盘长纹、卍字纹素色花罗罩裙，分外优雅。

图 11 ˉ《引路菩萨像》轴（局部）ˉ 晚唐五代 ˉ 大英博物馆藏

早期中原服饰崇尚宽博，至南北朝时期来自西域的便于骑马的“胡风”开始流行，窄袖紧身的服饰在大唐时期异彩纷呈。而“胡服”最初因其功用性而常见于兵士戎服，《梦溪笔谈》载“中国衣冠，自北朝以来全用胡服……唐武德，贞观犹尔”，可见唐代胡服风潮尤胜。五代时期的服饰形制亦逐渐向宽大的样式回归，南朝时期中原服饰“褒衣博带”式的飘逸与此时追求“复兴”的服饰文化礼制需求颇为相合，如何在功能轻便的前提下着重发挥中国服饰传统的礼仪，正是南薰殿画像中北宋时期人物服饰所表现的趋向。

南薰殿奉藏图像中除了正统御容的形式外，另有头巾绾结、身穿圆领袍服的《宋太祖半身像（二）》轴，以这件作品所表现的军戎服饰与宋太祖的政治轨迹相对比，历来被学界认为是赵匡胤任都点检时期的画像。赵匡胤曾投后汉、后周割据政权，历任东西班行首、滑州副指挥使、开封府马直军使，至后周显德元年（954）柴荣称帝，擢升殿前都虞侯，领严州刺史，后又升领永州防御使、殿前都指挥使，并加授定国军节度使、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领忠武军节度使等。后周显德六年（959），柴荣北伐契丹、平定关南，赵匡胤担任水陆都部署。柴荣卧病后命赵匡胤任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同年柴荣驾崩，年仅七岁的后周恭帝柴宗训继位，赵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

南薰殿旧藏《宋太祖半身像（二）》轴（图12），绢本设色，画芯本幅高51厘米、宽38.6厘米。画芯本幅于白色领口处贴一白纸题签，上楷书“宋太祖点检像”6字；画轴外侧包首上贴黄纸题签，上楷书“宋太祖像，乾隆戊辰年重装”11字。画中所绘赵匡胤面广宽阔、面色紫金，眉眼英武，须髯毕现，头戴绿色幅巾并于脑后绾成小髻。虽半身像仅绘胸部以上，仍可根据领口服饰结构判断此时赵匡胤身穿赤黄色圆领袍，内服白色中单，手执骨朵。画中人物眉眼描绘极精，尤其眼若丹凤，瞳仁以褐色染就，瞳孔施以墨彩，眼角内勾处细细点染鹅黄并在眼眶一周描绘根根睫毛，用笔细劲而富于变化。此像部分白粉施彩，现于袍服右肩、胸前等处还依稀可见成团的缠枝唐草纹样。这件作品与宋代帝后御容肖像的绘画手法近似，但人物形态与服饰则是典型的军戎肖像样式，《南薰殿图像考》著录“设色画，半身像，幞头，绯袍，执杖，此疑作都点检时像”，或为研究未称帝前的赵匡胤形象的重要资料。

图 12 ˉ《宋太祖半身像（二）》轴 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头巾通行于宋代，多见于皂隶仪卫使用。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载“宣政之间,人君始巾,在元祐间,独司马温公、伊川先生以孱弱恶风,始裁皂绸包首,当时只谓之温公帽、伊川帽,亦未有巾之名;至渡江方着紫衫,号为穿衫尽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巾之制,有圆顶、方顶、砖顶、琴顶。秦伯阳又以砖顶服去顶内之重纱，谓之四边净”，《宋太祖半身像（二）》轴中未称帝的赵匡胤所佩戴的即是此样式的头巾。

江西赣州慈云寺塔始建于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为典型的九层楼阁式砖塔，原供奉佛骨舍利。2004年修缮时于第四层转角内发现一密藏天宫暗龛，共出土残破书画经卷4包，木雕残件13件，破损彩绘造像16件，青白瓷观音残像1身及400余件五代至北宋时期纸绢绘画残片，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科学考古发掘、整理的最大古代出土书画文物群。慈云寺塔天宫窖藏出土绘画绘于北宋初年，其中有明确的年代为宋太宗端拱元年（988）、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等年款的出土绘画。其中纸本设色《文官仪卫图》（GZ-24）（图13）[13]是一件保存极为完整的军戎题材服饰仪仗图，这件纸本绘画色彩艳丽，因常年密封于塔内暗龛，并未受到外界光照与氧化的过度影响，因此保留了北宋时期纸本绘画的原色。根据现存画面下部残存边栏，判断原为小型挂轴，或为大型成组绘画中的一件。画面中景五色麾旗两侧各有仪卫一人，左后方仪卫头戴褐色珠花头巾，上身穿橘色圆领窄袖袍，腰裹褐地白花绿沿抱肚；与之相对的右后仪卫则肩扛长戟，头戴褐色珠饰头巾，穿蓝色圆领袍，外围橘色绿沿抱肚，高腰处束白勒帛。宋代戎服外常作勒帛，《石林燕语》卷十载“勒帛，亦有垂绅之意，虽施之外不为简”即为此物。此二仪卫服饰，均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太祖半身像（二）》轴中所绘的服饰相同，但细审两作，则可发现《文官仪卫图》中的仪卫袍服与抱肚褶皱处均以深浅不同的同色系颜料绘制，正是模仿早期绘画技法中的“凹凸晕染法”塑造服饰褶皱肌理与光影的方式。除此之外，画面右前扛戟仪卫头戴华丽的珠饰高冠，着橘色圆领开衩及膝短袍，两侧开衩处可见外袍之中穿着的蓝色短衫，垂褐色腰带，袍外穿蓝色抱肚，束皂帛，下身白色窄腿裤，脚蹬线鞋，人物服饰亦采用凹凸晕染法表现褶皱。《文官仪卫图》中男子头戴朝天幞头，两侧帽翅略有上扬，正是五代时期朝天幞头形制。此时唐代时期流行的软脚形制已被硬裹硬翅的幞头形象取代，而其中的朝天幞头则可见王得臣《麈史》中的记载：“今谓之幞头小脚,其所垂两脚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可见纸本设色《文官仪卫图》中所见展翅上翘的幞头形制，应与典籍中记载的“朝天巾”相近。另据《云麓漫钞》载：“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而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伪孟蜀始以漆纱为之。湖南马希范二角左右长丈余，谓之龙角，人或误触之，则终日头痛，至刘汉高祖始仕晋为并州衙校，裹幞头左右长尺余，横直之，不复上翘，迄今不改。”此类幞头亦见于河北曲阳后梁龙德三年（923）王处直墓东耳室东壁[14]，其壁画所绘屏风前置一桌案，上有墓主生前所用梳洗之物，帽架上呈放一顶黑色漆纱硬脚幞头，两脚分展呈上翘之势，顶部前低后高，曲折分明。慈云寺塔出土绘画的男子服饰多为头戴朝天幞头，身着圆领袍，其中文官袍服开衩处可见内衫两侧襞积打褶结构。这种结构表现最夸张的实例是五代李茂贞夫妇合葬墓中的二人抬轿石雕[15]，其袍服两侧开衩处的襞积结构呈扇状散开并撑起袍服下摆，这种情况也见于北宋宣祖永安陵上宫东列控马官石雕[16]，但此件控马官两侧开衩的襞积并不如李茂贞石雕那般夸张，却与本文考论《宋太祖半身像（二）》轴时代相符[17]。

图 13 ˉ 文官仪卫图（GZ-24）ˉ 北宋 ˉ 江西赣州慈云寺塔出土 ˉ 赣州市博物馆藏

纵观南薰殿奉藏历代画像群，其所保存的形象容貌是研究古代肖像画的最佳模板；而其中展现的古代服饰形制等级高、样式全，则是研究古代服饰、织绣技术史与历代舆服志的绝佳材料；通过与典籍、实物的对照，画中陈设、仪仗亦多属古代工艺范畴，不失为一部立体全面的实像研究巨作。

注释：

[1]Roderick Whitfiel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5）, Volume 2，p.53.

[2]石钊钊：《南薰殿画像中的衣裳服制》，《故宫文物月刊》2021年第1期，第30-43页。

[3]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 第五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第186页。

[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编《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第103页。

[5]王为刚、潘耀：《泰州市北宋墓群清理》，《东南文化》2006年第5期，第31-36页。

[6]镇江博物馆：《金坛南宋周瑀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108-111页。

[7]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6》，文物出版社，1988，第182页。

[8]张良：《宋服之冠——黄岩南宋赵伯澐墓文物解读》，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第173页。

[9]谢稚柳：《唐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时代特征》，载《鉴余杂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第17-19页。

[10]南京博物院编《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第109页。

[11]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期，第62-73页。

[12]ロデリック?ウィットフィールド ：《西域美術〈第2巻〉―大英博物館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敦煌繪畫2》，東京講談社，1982，p69。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赣州市博物馆编《慈云祥光——赣州慈云寺塔发现北宋遗物》，文物出版社，2019，第143-144页。

[14]《五代王处直墓》，第103页。

[15]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编《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科学出版社，2008，第46-47页。

[1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第21-23页。

[17]石钊钊：《北宋赣州慈云寺塔出土绘画服饰小考》，载《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与继承》，万卷出版公司，2017，第118-126页。

石钊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2年第7期第62页~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