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优质方管(孟彦弘：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

Posted 202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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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优质方管(孟彦弘：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

设立太子，是为了顺利地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在世袭的、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所能采取的最为“正常”、最为和平的权力交接方式。但往往也出现用“政变”这一极端形式来完成权力的交接；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无疑会具有超乎寻常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力。以这种极端形式交接权力，极可能会对以后的政局产生消极的影响，出现所谓“太子问题”。

在唐前期，政局最不稳定的就是唐初和神龙至开元初年这两个时段。玄武门之变是李唐在建国过程中埋伏下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可置不论；从神龙到开元初年的几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太子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玄宗秉政后，励精图治，出现了“开元盛世”，然而前一时期政变的消极影响到了玄宗晚年开始显现出来，天宝政治即可从这里得到解释。

一天宝政治与太子问题

玄宗晚年，政治上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格局，在内，李林甫、杨国忠长期秉政并成擅权之势；在外则久任安禄山，从而形成了由少数几个人长期把持国政大权的局面。太子废立、安史之乱等重大的政治事件都不过是这一格局的表现。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政治格局呢？以下我们就分别内、外两方面来加以探求。

（一）安史之乱

开元年间，玄宗完成了对兵制的调整，确立了以职业兵长期屯防边地的军事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安禄山一人而兼统幽州、平卢、河东三镇，并长期任职。我们知道，将帅长期控制某一支军队，就为他培植个人势力、拥兵自重甚至发动兵变提供了条件，宋代便是有惩于是而实行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制度。安禄山的久任、兼统为他发动叛乱提供了充分条件。久任、兼统在当时是普遍情况呢还是特例？换言之，安史之乱与开元年间调整后的兵制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是特例，为什么玄宗会对禄山如此信任？对他有无防范？这首先就涉及到了开元时期中央对边军的控制问题。

据《旧唐书·官志二》载“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知节度使正常的调动换防周期是四年，证以吴廷燮《唐方镇年表》[1]和王寿南《唐代藩镇总表》[2]，可知天宝十四载以前绝大多数节度使任期在四年以下，其次是4—5年，5年以上者极少；而5年以上的任期者中，又大多是在开元年间。[3]以上事实可说明二个问题，第一，“久任”并非当时的普遍情况；二，久任者多在开元年间，但开元中久任者多而未发生边兵失控之事，相反，天宝年间久任者减少却发生了安史之乱。所以从整个形势来考察，开元年间之“久任”并未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更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央对边兵的失控。

其次，关于兼统问题。在著镇形成过程中，就已因军事需要而出现节镇间的彼此配合问题。发布于开元三年四月的《命薛讷等讨吐蕃诏》[4]，就说明了在边地防御体系形成过程中，北方的河西、朔方、河东、幽州诸镇间的彼此配合的情况。此诏虽云“讨吐蕃诏”，但令薛讷住凉州、虔长住并州，可知这并非确指具体的某一次出击，而是针对吐著的威胁而对边地屯军进行的一次调整。在这次调整中，主要强调屯军之间的配合，也可以说是为加强屯军间的配合而作的一次军事调整。

节镇间这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在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开元八年十一月突厥寇边，在反击时就同时动用了朔方、河东、河西、北庭等数镇之兵。[5]②；开元九年，兰池州胡反叛，攻打夏州时，朝廷下诏令“陇右节度使、御林将军郭知运与（王）睃相知讨之，睃奏‘朔方军兵自有余力，其郭知运请还本军”’[6] 夏州属朔方管，王睃时任朔方节度使，故朝廷令陇有出兵而为王氏所拒。这一事例可说明，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中需要节镇间互相配合，另一方面这些节镇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时就直接命一人兼统数镇，如开元二十年正月，为出击契丹、奚而任命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以统一指挥河东、河北两军。[7] 所以在天宝元年确立边地防御体系、明确各节镇的主要防御对象的同时，也强调了各节镇间的主要的配合关系。如朔方节度使捍御突厥，河东节度使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河西节度使负责断隔吐著与突厥。[8] 此后，在军事行动中直接将各镇军力临时加以调配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如天宝四至五载，安禄山筑华武城时，即奏请河东王承嗣助役。[9] 天宝八载六月“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攻吐著石堡城”[10]。天宝十一载安禄山进讨契丹时，曾奏请朔方副使阿布思率众会之。[11]

天宝十四载以前的节镇兼统者共有十三人次。[12] 兼统朔方，河东者3人次：王睃1年（开元二年）、李祎5年（开元二十至二十四年）、王忠嗣1年左右（天宝四载至五载四月）；兼统河西、陇右者4人次：王君至多十个月（开元十五年）、盖嘉运1年左右（开元二十八年）、王忠嗣 11个月（天宝六载）、哥舒翰 3年（天宝十二至十四载十一月）；兼统幽州、平卢2人次：张守珪7年（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六月）、安禄山近12年（天宝三载至十四载十一月）；兼统朔方、幽州者1人次：王睃数月（开元八年）。另外，王忠嗣曾兼统四镇，史称其“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13]。但王忠嗣兼统四镇仅4个月左右（天宝五载正月至四月），四月他让出河东，年底朔方又别除他帅，到此仅剩陇右、河西，次年（六载）十一月回朝，故王忠嗣兼统四镇虽属前所未有，然其实际情形却不足以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从以上分析还可看出，一般所兼统者为：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幽州平卢、朔方河东。其中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本为同一节镇而后分置者，而且据《新唐书·方镇表》，它们时分时合，职权、辖区也时常混淆不分。所以兼统幽州平卢和兼统安西北庭是很正常的情况。陇右备御吐著，朔方捍御突厥，河西则处于其间，断隔吐蕃和突厥，[14] 但河西与陇右同在黄河以西，防御对象虽各有侧重却又密切相关，故其时或兼统，亦属正常。朔方河东的任务都是捍御突厥，虽其节度使治所隔于黄河，但朔方军之主力——三受降城却在黄河以北，与河东所领边兵无复黄河之隔，为此二镇在军事行动上的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时即由一人兼统。虽然从地理形势和军事形势上看，陇右与河西、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朔方与河东都可以合为一镇，但事实上都是离为二镇。虽然各自为镇，但在军事行动中又往往特令其彼此配合，甚至由一人兼统，特别是前三者，更时分时合。唐廷之所以要将其各自分作藩镇，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通过分散兵力而有效地控制藩镇。

尽管如此，兼统者在全部节帅中所占比例甚微，而其中兼统时间在一年以下者又占大多数，而且兼统者对其所兼统之节镇的控制力也有限，而非“专制”。据《旧唐书·王忠嗣传》，当他兼统朔方、河东、陇右三镇时，曾“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案：指陇右）”，他虽兼统三镇，但调动其所兼统节镇之戎马时尚需奏请。安禄山深受玄宗宠信，身兼河东、幽州、平卢三镇时，《旧唐书》本传称其“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虽奏无不允，但按规定仍需“奏请”，禄山起兵时也是通过诈为敕书，以奉密旨讨国忠为名的，可见兼统者对所兼统诸镇的许多方面的处置皆需奏清而行。从整体上看，节镇兼统的情况是作为特例而存在的，这一情况并未成为唐玄宗时期严重的政治问题。

此外，在节度使的人选上，也体现出中央加强对边军进行控制的政策，这集中从“出将入相”上反映了出来。唐前期，节度使有出将入相背景者，其任期一般都不太长，任期一般都是从军将或地方低级官吏中擢至节帅者[15]。具体而言，天宝十四载以前，出将入相之中绝大多数是由将入相，即因战功而擢至相位，只有薛讷、张说、苏頲是由相出将。薛讷是由于力主盛夏出兵讨击而朝中众人咸以为不便，玄宗便“特令讷同紫微黄门三品，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16]。可见其以同三品出征是为了抬高其地位。张说因参与玄宗的政变而位至宰相，但由于他与岐王申款而外任相州，后历任并州、幽州。[17] 可知张说以相出将有贬黜之意。苏頲出任的具体情况不明。

从由将入相的时间分布情况来看，武后到玄宗开元年间的由将入相者较多，而天宝年间则很少，这种情况是否即为林甫之奏言所致呢？[18] 我以为未必尽然，虽然也不排除李林甫正是鉴于这种由将入相的情况、出于一已之私利才上奏的，但朝廷所以能采纳林甫这一奏言，必有更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一，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正是边地形势变化、战事剧增、兵制也因之而变化的时期。在这种战事纷繁之际，国家需要一批人从事边功，但当时朝廷官员大多重内轻外[19]。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为了鼓励军功，一方面将立下战功的许多军将或地方下层官吏擢至节帅，甚至致之相位，其中以牛仙客最为典型，于是普通民众也企图以此入仕、升迁；反映在文学上，即为此一时期产生的大量边塞诗。另一方面则鼓励朝官出任边地将帅，并使之出将入相以尊宠之。所以，这一时期出将入相人数较多的情况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所谓出将入相者，以朔方、河东人数最多，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平卢较少，甚至没有[20]。但这些较少甚至没有出将入相者的节镇中，由军将或下级官吏因军功而致位节帅者的比例反而较高。参以两唐书有关本传，可知由节帅而入相者，其仕宦大多曾历任朝官，而仅因军功而擢至节帅者，入相甚难。

这些曾在朝仕宦，而又出将入相者，在军队和政府中都具有相当势力。（林甫所谓“寒族即无党援”反映的正是这批人权势甚盛之情况。）在开元、天宝

初，随着边地形势的稳定和边防体系的形成，以及对外以防御为主的战略的确立，唐廷不再需要为鼓励边功、使边帅出将入相而使之拥有如此显赫之权势，于是，开始削弱其势力，一方面要杜绝其入相之途，同时就是更多地从蕃人、军将或下级官僚中提拔节帅。其实这两个方面同是一个问题，因为起用的这些人，既无入相之望，又因其无显赫仕宦、不易培植势力（所谓寒族即无党援）而易为中央所控制。天宝年间出将入相者很少以及大量任用蕃将为节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将朝廷这一具有战略性的转变仅归于林甫出于私利的一纸奏言所致，便把问题简单化了。——安禄山备受尊宠而不得入相，也正说明了这一情况。《旧唐书·吉温传》云：

（李）林甫虽倚以爪牙，温又见安禄山受主恩，……常谓禄山曰：“李右相虽观察人事，亲于三兄（案指禄山），必不以兄为宰相。温虽被驱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禄山悦之。

从天宝十载禄山兼河东节帅时，奏请吉温为副使，杨国忠以其与禄山结托，追入为御史中丞，充京畿内采访处置使，后终遭贬、死，“禄山起兵作乱，人谓与温报仇”。但史书把他们二人勾结归因于吉温要引禄山入相。以林甫之为人，荐之为节帅，禄山已惧之三分，[21] 引之入相，亦可制之，仙客即其先例，林甫不会因其难制而不引之入相，况且当时还是群相制，不引禄山也需引他人入相，何必要不引禄山呢？——其原因是他根本无入相之条件与可能。天宝十三载三月玄宗欲以宰相处之，杨国忠以其“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中国”为由谏止[22]。玄宗拜之为相，也不过为使相，[23] 然无实质之使相虚衔亦不轻意授之，更可证其无入相之可能。禄山自己对这点很清楚，所以才交通吉温，以图侥幸；否则，自当请求玄宗而入相了。吉温交结禄山不过是利用禄山受宠之机而使之荐己入相而已。如果安禄山有入相之可能，或曾历任朝中显宦，则绝不可能兼任数镇，或任帅长达十数年之久了。

总之，安史之乱以前，边帅的久任、兼统、出将入相等问题在总体形势上，都未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至于“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情况，是当时边地形势的客观要求。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究其性质，也应当出现在边防前线，此本无可厚非。军队集中屯驻与叛乱之间本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精兵屯于北边并不会一定导致兵变。所谓屯兵要恪守内重外轻的原则是安史之乱以后人们的看法。

安禄山是在开元未至天宝年间，朝廷认为蕃将寒族无党援、易控制的背景下逐渐由蕃将而位至节帅，并得以兼统和久任的。在这一背景之下，以蕃人或寒族出任节帅的并非禄山一人，他们都在任期到一定年限后即予撤换，而禄山为何可以例外呢？旧史一般将此归于玄宗对禄山的过分宠信。为什么玄宗会对禄山如此宠信呢？陈寅恪先生对此曾有过分析，认为河朔地区在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已经胡化，居住于这一区域的是东北及西北的诸胡种，在这种情况下，“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羁縻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拓竭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玄宗以东北诸镇付之禄山，虽尚有他故，而禄山之种姓与河朔之情势要必为其主因。”[24]但据陈先生论述，河朔胡化的时间是在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之世，而据《王表》所列开元年间幽州的历任节帅中，除赵含章、王斛斯两任情况不明外，只有安禄山一人为胡人，其余均为汉人，任期仅次于安禄山的张守珪也是汉人，而且，张守珪任职期间，也正是幽州军事实力得到很大增强的时期。如果东北局面需要安禄山这样一个人任节帅，那么为何在这一地区胡化最关键的时期不用这样一个人物来羁縻统冶呢？我们不否认朝廷任用安禄山这样背景的人物与当时这一地区的情况密切相关，然而具有禄山这样背景的人物也绝非禄山一人，[25] 唐廷完全可以再拨擢一位以代之，然而玄宗却任之达数年，以致使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慢慢培养起了自己的势力而终致叛乱。所以，玄宗对他的过分宠信另有原因。

据《安禄山事迹》卷上所载，禄山本为一寒族朗人，因其战功而被节帅张守珪养为假子，后渐升至千卢将军。开元廿四年战败，几被处死，廿八年为平卢军兵马使，廿九年因曲事河北采访使张利贞、利贞归朝盛赞之而升任平卢节帅，至此，禄山之迁转尚属正常。天宝二年入朝“奏对称旨”后才得到不次拨擢：次年兼任范阳节帅，离京时玄宗命中书门下三品已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于鸿胪亭子祖饯。禄山首次觐见，就得到玄宗如此尊宠之礼待，推演史载，知此即由其“奏对称旨”所致。禄山以一蕃将奏对何事而使玄宗如此满意呢？《事迹》自注：

是时，禄山奏云，去年七月部内生紫方虫食木苗，臣焚香告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诚，其虫请便消化，启生必应。”时有群鸟食其虫，其鸟赤头而青色。伏请宣付史馆。

所谓“是时禄山奏云”即指禄山觐见时“奏对称旨”之奏对，姚汝能据当时档案以注出之。其所奏清称旨不过是向玄宗表了一番忠心而已，别无其它实质内容。此前禄山曾贿赂中央出使地方的官员以求其向玄宗美言，禄山任平卢节帅或许与此有关，但禄山得以兼统幽州则是这次“奏对称旨”以后的事。身兼幽州、平卢并不罕见，张守珪即曾兼统七年，禄山出镇而玄宗命三品以下官员祖饯，也并不是因其兼统二镇，而是欣赏他的“忠心”。同书天宝六载条载：

玄宗春秋渐高，托禄山心旅之任，禄山每探其旨，常因内宴承欢，奏云：“臣蕃戎残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玄宗不对，私甚怜之。因命皇太子见之。禄山见太子不拜。左右曰：“何以不拜？”禄山曰：“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禄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左右令拜，禄山乃拜，玄宗尤嘉其纯诚。

《新唐书·安禄山传》称其“晚益肥，腹缓及膝，……帝视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禄山反复向玄宗表明的是对玄宗的一片忠心。所谓“禄山每探其（指玄宗）旨”，“常因内宴承欢”、大献忠心而博取玄宗对他的“甚怜”，说明玄宗内心所要求的也是这种忠心。如果其忠心仅在口头上，也未必能深中玄宗之旨，当禄山向玄宗献忠心之后，玄宗令其拜见太子，而禄山却不拜。不拜太子既是禄山向玄宗献忠的表现，也是玄宗认为禄山忠于自己的有力证据，从此，玄宗对他更加宠信，不断给他加官晋爵，以至欲“托禄山心旅之任”。其时玄宗“春秋渐高”，按理他应当筹划其百年后传位太子之事。如此，则承“心旅之任”者应指顾命大臣或托孤之人，但他选中的人却是不拜太子之安禄山。可见，所谓的“心旅之任”并非指托孤或顾命大臣，而是只忠于自己而与太子相抗衡的握兵蕃将，这说明玄宗对太子是有猜忌之心的。正是这种猜忌之心和安禄山对玄宗与太子载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导致了禄山的久任。这从玄宗对禄山所采取的非常不力的防范措施中也可得到佐证。

禄山兼统的是河东、幽州、平卢三镇。在天宝十载二月他提出要兼统河东时，玄宗虽然同意，并应其要求任命其死党吉温为留后，但次年十一月杨国忠就将吉温召回京师任职[26]，此后之留后未见史载，[27]但禄山起兵反叛时，“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而未言及对河东节度副使之安排，相反却命别将高秀严守大同，其目的显然是防遏河东；同时他还派人以献射生手为名，乘驿至太原，乘北京（即太原）副留守杨光翽出迎之机，劫之而去，“太原具言其状”[28]，可知杨光翽并非禄山亲信，禄山也不能控制河东。参以杨国忠入相后对禄山的种种防范措施，[29] 可知吉温被召回京师，并非如史载所言因他与国忠相善之故，[30]而是朝廷不让禄山控制河东，故此后之河东留后并非禄山亲信。至于幽州、平卢，原本为一镇，后也经常兼统，甚至合并，禄山兼统亦属正常。在安禄山任幽州、平卢节帅时，朔方节帅任用的是与禄山有矛盾的安思顺、哥舒翰，陈寅恪已指出这是为牵制安禄山[31]。当时，防御北方的节镇中，朔方、河东、幽州平卢三道力量最大，与禄山毗邻的两镇都可牵制禄山，但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禄山。他长期控制一镇，就足以起兵作乱，但如果按期令禄山换防，就说明玄宗对禄山并无特别之处，就不足以体现玄宗对他要“托以心旅”之意了。

（二）太子废立与李、杨秉政

李林甫从开元廿二年入相，直到天宝十一载死，任相达十九年之久，而且其时虽为群相制，但在张九龄罢后，无人可与之抗衡。玄宗对他信任有加，甚至要“将天下事付林甫”[32]，逐渐形成一人把持朝政的局面，而这种情况在唐前期实属仅有。究其原因，与安禄山久任一样，它与太子问题密切相关。

唐玄宗在开元三年正月即立赵丽妃之瑛为太子，开元十二年废王皇后以后，武惠妃渐承恩庞，“宫中礼秩，一同皇后”[33]。武惠妃欲以其所生寿王代瑛为太子，时任吏部侍郎的李林甫乘机通过宦官向惠妃表示“愿尽心保护寿王。惠妃德之，阴为之助”[34]，使林甫得以入相。其时惠妃婿杨洄也“日求其（太子）短，谮于惠妃。妃泣诉于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35]。玄宗为此而谋于宰相，欲以废立，但遭到张九龄的反对，同年（廿四年），玄宗与九龄发生了关于牛仙客是否可入相的争论，九龄因此罢相。次年四月，杨洄上奏，说太子瑛、鄂王瑶、光王倨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潜构异谋。玄宗召见宰相，李林甫以“此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作答，玄宗听后决定废太子瑛为庶人，不久三子赐死”[36]。当年十二月武惠妃死，李林甫劝玄宗立惠妃子寿王瑁，为玄宗所拒绝。次年（廿六年）六月立忠王玙为太子，这就是日后的肃宗。

从表面上看，太子瑛的被废是由于玄宗宠爱武惠妃，而惠妃为立自己的儿子、多方构谄太子瑛所致。但太子瑛被废后，并没有马上立太子。太子被废在四月，武惠妃死在十二月，其间有近八个月的时间可供考虑，况且当朝宰相李林甫也支持寿王。联系到当初玄宗废太子瑛时，因遭到宰相张九龄的反对而未能立刻实施，直到罢九龄相后才废之，为何此时在宰相李林甫的支持下反而犹豫不决了呢？[37] 可见，太子瑛之废不是因为惠妃的受宠；寿王瑁未能取代瑛而为太子，也不是因为惠妃已死。究其原因，当是李瑛作太子已廿余年，为时已久，很可能玄宗认为他已形成了一种势力，而当时宰相张九龄的力保太子，更使玄宗感到不安，终于以牛仙客入相等藉口，罢免了九龄；武惠妃谮毁太子的理由和根据也正是“太子结党”、“构异谋”。从玄宗对李瑛兄弟的处置——均予处死——来看，玄宗对此是相信的，而且也是不能容忍的！李瑛等废死后，似乎应立寿王，但其时惠妃方承恩幸，权势炙手可热，若立寿王，不久就会在惠妃及杨洄等人的支持下形成一种势力。惠妃为谋废立，派人拉拢张九龄的往事犹在目前[38]，在更何况因武惠妃之助而入相的李林甫一直就站在惠妃一边，并力主立寿王，这岂不是对自己造成的威胁更大吗？！如果立其他皇子，则武惠妃会怎样呢？她毕竟在正承恩遇！——这恐怕就是玄宗迟迟不立太子（甚至是有意在拖）的原因。不久，惠妃死后，玄宗果然立了忠王为太子。

由于林甫主张立寿王，忠王被立为太子后，林甫惧不利于己，曾几次挑起事端，以巅覆太子。天宝五载，起韦坚、皇甫惟明、柳勣之狱。韦坚是忠王妃之兄，因其与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交游，“为林甫所发，以坚戚里，不合与节将狎暱”，于是上奏，云韦坚与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玄宗为此而贬黜韦坚及其弟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以及相关人士数十人，太子也不得不请与妃离婚。[39] 十一月，柳勣诬告太子良娣父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与此相关者皆被杖杀，太子也出良娣为庶人。天宝六载十月，林甫指使济阳别驾魏林告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尝自言我幼养宫中，与忠王相狎爱，欲拥兵以尊奉太子”，玄宗以“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而贬黜忠嗣。明年，忠嗣暴死。[40]

玄宗对这些事虽然不信，但对与事者处置极重，一般均予处死，就是要从根本上杜绝朝臣与太子的结托之望。[41] 玄宗所以不信，主要是忠王为太子之日尚短，没有形成一股势力；而宰相林甫对太子倾覆的不遗余力，反而使玄宗猜忌太子与朝廷重臣结党之心稍有缓解。旧史多言林甫倾覆太子时，玄宗破其言而庇护太子。若果如此，则玄宗可以象罢免九龄那样罢免林甫，何必要如此煞费苦心以保护太子！林甫所以能屡兴大狱，并广为株连，予以重处，都是得到了玄宗的默许，甚至支持他要以此来威慑太子、威慑朝臣，而玄宗在天宝年间专任李林甫也正是由于他对太子的这种态度。值得一提的是，这几次大案都与边将有关，因为当时只有边将才具有拥立太子的军事实力，所以林甫才会不遗余力在太子与边将关系上大作文章。出于同样的认识，玄宗也更加着意于拔擢既忠于自己、又排斥太子的握兵边将以托心旅之任。于是，对握兵已至数年却忠于自己的安禄山，便令其继续留任而不再按制度予以罢免或换防。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入相，史称其“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指肃宗）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42]。国忠与太子并无利害冲突，为何也要潜谋不利于太子呢？所谓“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显系托辞，宋儒朱熹即尝言“唐渊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43]，参以高宗娶武后、玄宗纳杨氏等事，皆信而有征。[44]与此相较，国忠所为就只能算是些末微事了。国忠对太子的这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十分明白林甫为玄宗所宠信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也要摆出这种态度以博取玄宗的宠信。换言之，国忠之任相秉权，也是由于他对太子的“潜谋不利”。但在客观上，林甫、国忠的这一态度，却又保护了太子。

二太子在唐前期政变中的作用

要理解玄宗晚年对太子的猜忌，不得不追溯他所亲身经历过的几次重大政变。

除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外，唐前期为权力交接而频频发生的政变都集中在神龙至开元初年，其原因非本文所欲详论，此处所要指出的是，在影响较大的政变中，拥立太子都是政变的政治目的；太子成了他们的政治领袖，每次政变都须得到太子的同意，并在关键时刻让太子出面，稳定局面，直至拥立为帝。有时，太子甚至就是政变的直接主谋者和策划者。

武则天建周后，她在立武氏子弟还是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后终于在圣历元年立自己的儿子李显为太子。[45] 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乘武则天生病之机，发动改变，拥太子即位，即中宗。史载桓彦范等人在密谋后才向太子报告，太子从之。[46] 似乎太子并未参与最初的谋划。《资治通鉴》神龙元年五月《考异》引《纪统》称中宗复辟后，曾看望武则天，“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但高宗时，即在武后主持下屡易太子。高宗死，李显即位，不久即被废为王，立李旦为帝，后又自己称帝。这些情况中宗并非不知，他怎么敢坚信此次升储贰，终会以天下授之呢？！若中宗未预其谋，彦范等谋定而告中宗，一旦中宗不从．岂不有杀身之祸！而这点从政变当天的情况即可证实。政变前夕，张柬之等派人先迎太子，然后要冲进玄武门．拥之即位。但“太子疑，不出”，这使迎立太子者异常紧张，纷纷劝说，其中李湛说：“诸将相不顾家族以循社稷，殿下奈何欲纳之鼎镬乎！请陛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王同皎抱扶太子上马，从玄武门斩关而入，可见太子一直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者，而政变当天的经过，更可说明太子的作用。如果太子不行，他们就失去了用以号召的旗帜，失去政变的“合法性”，性质就会因之而变为叛乱。这种性质绝非后代研究者给他们贴的标签，而是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性质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兵变的成功与否，甚至会直接导致失败。这些原本可作佐命元勋的人便可能会随之而变为叛逆之徒。当他们拥太子冲进宫，迫使则天退位时，由于他们打的旗号是要诛则天面首张昌宗兄弟，所以则天对太子说“小子既诛，可还东宫”，桓彦范说“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47] 更可见太子这一政治砝码之重要。

合法的政治旗帜或政治领袖在政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宗太子重俊起兵之失败可作为反证。

中宗有四子，[48] 长子重润在大足元年被武则天杖杀；二子重福在神龙元年为韦后所谮，被贬于滁州，后徙均州；三子重俊在神龙二年秋被立为太子。安乐公主以太子非韦后所生，常凌辱之，并欲废之而立自己为皇太女，于是重俊在神龙三年七月与禁军将领李多祚、李思冲、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人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攻杀武氏兄弟，并攻打宫城。韦后与安乐公主立刻拥中宗上玄武门楼，对李多祚所将之千骑喊话，致使千骑倒戈，杀李多诈等。禁兵所以倒戈，是由于在皇帝面前，太子还不能拥有超出皇帝的政治号召力。尽管如此，重俊之所以能发动禁兵，攻杀武氏兄弟，围攻宫城，也正是由于他所具有的太子的身份，其政治号召力仅次于皇帝。另外，重俊之所以要起事，是由于受到了安乐公主的逼迫，安乐公主要取代他而当皇太子，换言之，双方是为了争夺太子之位才成水火的。

景云元年，中宗暴崩，韦后立中宗第四子重茂为帝，是为少帝，自己临朝称制，控制了朝政，又出现了高宗死后武后专政的局面。韦后下一步的举措便是不言自明。在这种情况下，宗室相王旦及其子李隆基、太平公主联络禁军将帅，预先埋伏于禁苑中，天黑后突然发动了政变。攻入宫中后，“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诸韦在宫中及守诸门并素为韦后所亲信者，皆斩之，比晓，内外皆定。…… 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门，慰谕百姓”[49]。从刘幽求的话中，可知此次政变的目的是要拥立相王，但与前几次的政变不同，在政变当天，发动者的政治领袖——相王——非但没有直接出面，而且在攻入宫中、少帝被捕，刘幽求提出马上拥立相王时，还遭到了李隆基的反对。在捕杀韦后及其亲信、大局已定后，相王奉少帝“慰谕百姓”，后来他才以禅让的方式取代少帝而即位。政变的主谋者所以要用这种方式交换权力，是因为中宗死，少帝已合法即位，虽然执政者是韦后。这就使此次政变没有一个合法的政治领袖，换言之，相王并不具有合法的政治号召力，也不能够在关键时刻起到稳定局面的作用，所以控制政权后，仍然要利用少帝合法的政治身分来稳定局面，并用禅让的方式来取得法统。这从政变当天的经过也可以得到位证。

据《资治通鉴》所载，当李隆基与刘幽求等人微服至禁中埋伏时，苑总监钟绍京虽已预谋，此时却又生犹豫，欲拒之，经其妻力劝方才同意。另，《旧唐书·钟绍京传》云：“玄宗之诛韦氏，绍京夜中帅户奴及丁夫以从。”说明此次政变缺乏一个合法的政治须袖，完全是一次阴谋夺权的行为，参与者也因此而格外冒险，故有主要与事者钟绍京犹疑之举。他们预先埋伏在禁苑中，并选择晚上发动，也是为了避免出现重俊因中宗出面而禁兵解散、倒戈的局面。

景云元年六月相王称帝，是为睿宗。七月中宗之子重福谋划起兵，八月公然攻打东都皇城。这可以说是相王发动政变的余波。

中宗复辟，“时流人皆放还，均州刺史谯王重福独不得归，乃上表自陈。……表奏，不报”[50]中宗死后，韦后派兵五百“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51]。睿宗即位后，重福受命转任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阳人张灵詧对他说：“大王地居嫡长，自当继为天子，相王虽有讨平韦氏功，宁可越次而居大位？”并劝他潜行至洛阳，以洛阳为据点，西攻关中，东占河北，向睿宗夺位。其时，参与谋划的还有郑愔，他在景龙三年由吏部侍郎外任江州司马时，曾“便道诣重福，阴相结托”。重福采取其建议，派家臣王道先赴东都，潜募勇敢之士。重福赶到东都后，“王道等率众随重福径取左右屯营兵作乱，将至天津桥，愿从者已数百人，皆执器仗，助其威势。”[52]虽然此次事变没有成功，但可看出，睿宗虽已即位，当时仍有人认为他不当继统。重福在神龙初即遭贬斥，但在中宗死韦后立重茂为帝时，就命人率兵“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而在贬斥期间，曾有朝臣与之结托。此次起事，也是以他身为中宗之子，理当继承法统为号召的。[53] 事实上，在他到东都后，愿从者颇众，当时身为侍御史的李邕在主持抵挡重福时，对守城禁军说：“重福虽先帝之子，已得罪于先帝，今者无故入城，必是作乱，君等皆委质圣朝，宜尽臣节，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旨在说明重福因得罪于中宗，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政治身份了。言外之意则说明重福才是合法的继统者。所谓“委质圣朝，宜尽臣节”云云，更暗示出睿宗即位的非法性。由此事更可看到可以继承法统的太子或皇子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

事变失败后，重福自杀。重茂作为中宗唯一尚存之子，在第二年正月被软禁于集州，三、四年后死于房州，年仅十七岁。至此，中宗合法的继统者便遭灭绝了。睿宗、玄宗这一支再也不用担心合法者的危胁了，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以此为号召进行政变的可能性。

睿宗即位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共同执政，他们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尖锐起来，这首先就又从立太子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旧唐书·玄宗本纪上》景云元年六月载：“睿宗即位，与侍臣议立皇太子。”但在诛韦氏的当天，已封隆基为平王，并命他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癸卯（廿三）日，又命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甲辰（廿四）日，相王即帝位。[54] 这就是说，睿宗即位前夕，李隆基已位至宰相，兼统禁军，加之平韦氏之功，似乎不应出现睿宗即位后再议立太子之事，隆基当然应是太子，况且此前唐朝历代并不恪守嫡长子继承制。所谓睿宗在立太子上“疑不能决”而问侍臣云云，不过是太平公主想要通过立长子承器为太子以削弱隆基的权势。此后，隆基虽被立为太子，但他与太平公主仍在明争暗斗。睿宗依违其间，起初颇欲倚太平公主之力以限制隆基，立太子之犹豫、闻朝廷倾心东宫而欲使安石察之、听信术者之言而使侍臣守备、围绕墨敕斜封官的争论以及对有关人士的贬黔等等都可说明。[55] 但从立太子、太子监国、传帝位等情况来看，[56] 太子势力已大，羽翼已成，虽然“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控制着朝政，[57]但太子却牢牢掌握着禁军，若再进一步限制，势必会再次激成事变。睿宗目睹了武则天对高宗诸子诛杀的惨剧，经历过武周以来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此时面对自己子女间的倾扎，他或者倚太平公主，以武力整掉太子，或者向太子交权让位。他选择了后者，这既是他对政治斗争的厌倦，也是对当时政局失控的无奈。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开元元年七月，玄宗起兵诛杀太平公主，完全控制了朝政。

这一时期的第一起政变就是神龙元年的桓彦范等人拥中宗复辟。政变时，玄宗之父相王李旦任右羽林卫大将军。[58] 政变的主谋者之一袁恕己正兼知相王府司马事，并在政变中“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以备非常”[59]。中宗复辟后，拜相王为太尉，同凤阁鸾前三品。[60]《旧唐书·睿宗纪》则明确说：“神龙元年，以诛张易之昆弟功，进号安国相王。”可见相王（即睿宗）是此次政变的参与者。其时李隆基年已二十，为卫尉少卿，对此事绝不会无所耳闻，相反，从他以后“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勾结禁军将帅等行为来看，[61] 中宗统治年间他就常想起事。景龙二年外任潞州也非偶然，而他回京后，望气者说他宅外水池有龙气，中宗幸其第，游其池，结彩为楼船，令巨象踏之云云也都有其现实的政治背景；这就是因为相王父子在当时一直是颇有政治实力的人物。中宗死后，皇后临朝摄政，“进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礼为豳王，（李旦之子）寿春王成器为宋王，以从人望”[62]。同时封父子二人为王“以从人望”，可见李旦的政治影响。证以诛韦后之事更可说明。景云元年六月壬午（初二）日中宗崩，丁亥（初七）日殇帝即位，庚子（二十）日隆基等就发动了政变。由此可知，说隆基在中宗统治时期一直在准备着起事确不过分，否则就不可能在不足两旬之内便顺利发动政变并获成功。况且韦后在中宗死后秘不发丧，正从各地调集兵马以加紧防范呢！[63]

至于此后的一系列政变，玄宗大多都是参与者和谋划者。重福以太子身份攻打东都对当时睿宗、隆基等人的震动不会太小，所以在局势平稳后，年仅十七的中宗唯一所剩之子重茂便死了。太子或皇子在这些政变中的作用，玄宗也不可能没有意识，重茂之死可以为证，他即位后颁布的对诸王的防范之制也可以为证。[64] 所以当武惠妃以太子结党、指斥至尊诉于玄宗时，便为玄宗所不能容忍。我们不排除他有宠于惠妃才这样，但对其三子处置之酷、后也终未立惠妃之子寿王来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感于往昔之事。

但他在杀死自己的三个亲子后不久，武惠妃也病死了，其心情之伤感可以想见。后来，杨玉环进宫，歌舞升平，他在位已达三十余年，年纪也近古稀。他一方面倦于政事，想吐纳导行，学道修行，以求长生，[65] 但同时又怕太子结党或朝廷大臣依附太子而向他夺权，甚至发生二、三十年以前自己经历或目睹的那些为夺权而发动的血雨腥风的政变。年纪越大，往事似乎越近，有时竟宛如目前，疑心也就随之而越大，于是他就特别希望能有只忠于自己而反对任何对他构成威胁的人；在当时权力世袭的背景下，能取代自己者，除太子外还有谁呢？！在帝位终身制下，晚年的玄宗有这种惧怕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国家最高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作为当时最高权力的核心人物—一唐玄宗，从自己的心境出发而将国事付于自己所信任的少数几个人又怎么会做不到呢？！虽然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天宝年间的政治格局，然而这样的政治格局又怎能长久维持呢？终于在十数年之后爆发了安史之乱；它既是天宝格局的表现，又是这一格局的结束者！

三余论

从神龙至开元初，唐廷屡屡发生政变。政变与兵变不同，前者更要求“合法性”，一则可以起到号召作用，二则有利于政变后稳定局面。这也许就是政变中太子作用异常重要的原因。但政变又都是以掌握一定的军队，特别是最高权力者周围的近卫兵即禁军为基础的。政变是权力交接的一种极端形式，它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民众与权力完全分离的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

安史之乱是天宝政治格局的产物。没有安史之乱，也会有别的什么事件来结束这种格局，它与开元年间的军制变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把它放到唐代整个历史来看，它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唐高宗至玄宗开元年间的兵制调整的结果是出现了终身的职业士兵长期地屯驻于某一大致固定的地区，这就为军队的地方化提供了条件，安史之乱使它变成了现实。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唐廷也可能在它成为一个问题时逐步解决它，就象前期对以府兵制为主体兵制所进行的调整一样，那样也就不会出现唐后期以及五代藩镇林立的局面，也不会使宋代因惩于此便实行养兵之制而使其积贫积弱。这也许是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一个表现吧。安史之乱导致了唐代前后两期的不同的政治格局；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如果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并不是安史之乱导致的。有人把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分界线，但它不过是个标志，与差异的两边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1]见《二十五史补编》甘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后简称《吴表》。

[2]见其所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附录一》（台湾大化书局，1978年9月景印初版。）此表吸收了吴氏、岑钟勉的成果，对节帅系年多所辨正，且更为准确（已尽可能系于“月”）。后简称《王表》。

[3]只含实际至镇者，不含遥领和有命而未至者。明确在五年以上者，朔方1人次．幽州2人次．河东0人次，平卢2人次，陇右2人次，河西1人次，安西1人次，北庭1人次。除安禄山、哥舒翰、夫蒙灵詧外，其余均在开元年间。情况不明而可能在5年以上者，仅有4人在天宝年间（张嵩、王安见、程千里、张绍贞），其余均在开元年间。

[4]《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卷二六。参《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卷一一九，“选将”开元三年正月庚申条。

[5]《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二一二，开元八年十一月，6742—6743页。

[6]《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卷九三《王睃传》，2988页。

[7]《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二十年正月，6797页。

[8]《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正月，6847—6851页。参《通典》（十通本）卷一七二《州郡典二·序目》，《旧唐书·地理志一》。

[9]《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将此事系于天宝六载（6877页），但其时王忠嗣已任陇右河西，不可能越过河北而去助役，故此事可能发生在天宝四至五载王氏任朔方河东节帅期间。

[10]《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八载六月，6896页。参《旧唐书》卷一○四《哥舒翰传》。

[11]《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 1983年点校本）、《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三月（6910页）。

[12]据《吴表》和《王表》。

[13]《旧唐书》卷一○三《王忠嗣传》。

[14]《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正月，6847—6851页。参《通典》卷一七二《序目》，《旧唐书·地理志一》。

[15]据《吴表》和《王表》，天宝十四载以前，任期明确在5年以上者有：李祎（河东）、张守珪（幽州平卢）、安禄山（平卢幽州）、郭知运（陇右）、哥舒翰（陇右）、牛仙客（河西）、夫蒙灵詧（安西）、章仇兼琼（西川）共8任，其中只有牛仙客一人入相。（哥舒翰在拒守潼关时为使相，故《新唐书·宰相表》未予列入）。兼统者中除哥舒外，只有王睃一人曾为相，其他兼统者或任期5年以上者，大多是军将或下级官吏，后因军功而致位节帅。

[16]《旧唐书》卷九三《薛讷传》。

[17]《资治通鉴》卷二一○，开元元年十二月，6692页。《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仅言“为姚崇所构”。出任的具体情况不明。

[18]《旧唐书·李林甫传》：“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夫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

[19] 陈寅恪曾从俸料钱角度，指出前期官员之俸料是内官多于外官，后期则相反（见《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1982年版）。但当时官员重内官而轻外任是否即为俸料轻重所致，尚需作进一步研究。从倪若水饯班景，望其尘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来看，恐怕与内外官的政治地位不同有关。

[20] 据《王表》，天宝十四载以前，朔方节帅 17人次，为相者 10人次；河东 18人次，为相者7人次；河西18任，为相者4人次；西川21任，为相者4人次；幽州12任，为相者2人次；陇右12任，为相者2人次；北庭13任，为相者1人次；安西11人任，平卢 8任，均无相。

[21]《安禄山事迹》卷上，《旧唐书·安禄山传》。

[22]《安禄山事迹》卷中。

[23]《安禄山事迹》卷中载禄山将归范阳时，玄宗命力士送之，力士归，玄宗谓曰：“禄山喜乎？”对曰：“恨不得宰相，颇怏怏。”可知前此“以宰相处之”者，仅为使相之虚衔，而非真正入相。

[24]《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第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5]据《安禄山事迹》卷上（参《新唐书》卷二三五上、《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禄山原为营州之杂种胡，因其解九蕃语而为诸司互市牙郎，后因战功而为张守珪养为假子，升任平卢将军。陈寅恪先生将其视作寒族胡人，言其既无家世背景，又不统领部落（见《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但象这样普通的蕃人在营州这一地区一定不少。

[26]《安禄山事迹》卷上，《旧唐书·吉温传》、《新唐书·宰相表中》。

[27]以通例言之，各节镇节帅要兼任节度使治所的地方长官，故河东节帅也要兼任当地的地方长官。据郁贤皓《唐刺史考·河东道·并州》（江苏古籍出版社版）所载，此后历任者为王冀、杨光翽；王氏事迹不明，杨氏则非禄山亲信。

[28]以上数事详见《资治通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

[29]参《安禄山事迹》卷中，《旧唐书·杨国忠传》。

[30]《旧唐书·吉温传》、《安禄山事迹》卷中皆言国忠与吉温善，故追入京师任职。

[31]陈寅恪《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32]《新唐书·高力士传》。

[33]《旧唐书》卷五一《玄宗顺贞皇后武氏传》，参同卷《玄宗废后王氏传》。

[34]《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廿二年四月，6806页。参《旧唐书》卷一八四、《新唐书》卷二○七《李林甫传》。

[35]《旧唐书》卷一○七《庶人瑛传》。参《新唐书》卷八二《庶人瑛传》。

[36]以上数事详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十月、十一月（6822—6825页），二十五年四月（6828—6829页）。并参《新唐书》、《旧唐书》相关列传。

[37]犹豫不决之情况可以从玄宗与高力士的对话中看出，见《新唐书》卷二○七、《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廿六年六月，6832—6833页。

[38]《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廿四年十一月载惠妃派拉拢九龄，为九龄所叱，并上奏玄宗。6824页。

[39]《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杨慎矜传》，参《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五载正月（6870—6871页）、七月（6873—6874页）。

[40]《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六载十月（6879页）、十一月（6882页）。参《旧唐书》卷一○三《王忠嗣传》。参以韦坚、皇甫惟明在遭贬后又被赐死之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六载正月，6870—6871页），疑此处所谓“暴卒”乃赐死之讳言。

[41]前述韦坚之狱，《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五载正月云“上亦疑坚与惟明有谋而不显其罪，（癸西下制贬坚、惟明），仍别下制戒百官”（6870—6871页）。此制内容史无所载，但其主旨是“戒百官”，可推知是戒其不得与太子交通。

[42]《旧唐书》卷一○《肃宗本纪》。

[43]《朱子语类》卷一一六，“历代类三”。

[44] 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记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金明馆丛稿》）所及武后时亵秽之事、《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1982年）第一章有关杨玉环之考证及第二章关于唐宋礼法之异的论述。

[45]她称帝后，立“皇嗣”而不太子，并一度欲立武三思为太子．武承嗣也曾多方营求，欲为太子。见《旧唐书》卷一八三、《新唐书》卷二○六《武承嗣传》；《旧唐书》卷七○、《新唐书》卷一○二《岑长倩传》、《格辅元传》；《资治通鉴》卷二○四、天授二年九月（6474—6475页），卷二○六、圣历元年二月（6526页）；《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传》，《旧唐书》卷七《睿宗本纪》。另参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46]《旧唐书》卷九一《桓彦范传》。

[47]《资治通鉴》卷二○七，神龙元年正月，6578—6582页。

[48]以下参《旧唐书》卷八六《中宗诸子传》。

[49]《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2—6647页。

[50]《资治通鉴》卷二○九，景龙三年年十一月，6638页。

[51]《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2页。以上二事均见《旧唐书·李重福传》。

[52]以上事见《旧唐书·李重福传》。

[53]《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七月。

[54]《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旧唐书·玄宗本纪上》没有详记时日，只是在叙述政变后接着说“拜殿中监、中书门下三品，兼押左右万骑，进封平王”（167页）。

[55]诸事见《旧唐书》卷七七《韦安石传》、《姚崇宋璟传》、《张说传》；参《资治通鉴》卷二一○，景云元年十月、二年正月和二月。

[56]隆基在景云元年六月被立为太子，次年二月以太子身份监国，七月睿宗传位与太子。

[57]《资治通鉴》卷二一○，开元元年六月，6681页。同书景云元年十月载：“太子左右亦往往为公主耳目。”（6657页）

[58]《旧唐书·睿宗本纪》。

[59]《旧唐书·袁恕己传》。

[60]《资治通鉴》卷二○七，神龙元年正月，6581页。

[61]《旧唐书·玄宗纪上》，《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3—6644页。

[62]《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3页。

[63]《资治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2页。

[64]参《唐会要》卷五“诸王”，上册52页，中华书局，1955年；《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六月，6701页。

[65]《新唐书·高力士传》载，帝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旧唐书·高力士传》：“上在位多载，倦于万机。”按：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廿二年正月幸东都，甘四年十月还西京。“不出长安且十年”，则玄宗说此话时在天宝五年左右。另参闫守诚、吴宗国《唐玄宗》“纳妃、佞道、尊佛”，三秦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