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成为法国总统后为何首先选择访问中国

Posted 2023-06-01

篇首语：宁可身骨苦，不叫面皮羞。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戴高乐成为法国总统后为何首先选择访问中国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早年戴高乐带着重振家族的愿望参与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凡尔登战役期间，戴高乐负伤被俘，在战俘营里呆了3年3个月，而这也正式戴高乐的“空闲期”，让他深刻的认识到了武器革新对战争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思考军队的建设方向，并且著作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

当然，“不安分”的戴高乐谋划了7次“越狱”。虽然均以失败告终，但绝不屈服的精神让他不仅拥有了众多的“粉丝”，也成为他日后抵制传统军事理论和权威的精神动力。尤其是经历了两年的俄波战争，让他对法国军队的体制深恶痛绝。

当军校教员，对传统教学进行大胆改革。

两年援助波兰的经历，戴高乐运用精明有效的战术，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特别是其丰富的军事理论，让波兰和法国军方均认为，这是一个当军事教员的“好材料”。不久，戴高乐被调派到法国圣西尔军校当军事历史副教授。

毕业8年后，能再次回到母校并成为教员，让戴高乐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更让他高兴的是，其小家与“忘年交”——贝当元帅的家很近，俩人经常探论军事变革的问题，这让戴高乐对教学工作充满了信心，对旧军队的改革先从授课开始。

尽管戴高乐在德国战俘营，经常给各国军官战俘讲述历史课，也曾承担着波兰军队基层军官的战术理论课，有着丰富的授课经验，但近2米的身高、怪异的举止和“公鸭子”一般的嗓音，让初次听课的学员们极不适应，并以此为乐。

俗话说得好，“瑕不掩瑜”。很快，学员们从他激昂、感性的授课方式中，领略出一个演说家的风采，过去呆板的历史课居然生动了起来。常常是下课铃响了，学员们才将思绪从历史的长河中拉回到现实。戴高乐富有感染力的课深受欢迎。

闲暇之余，戴高乐开始系统地对传统军事理论进行大胆的改革，并对坦克在未来战场上的运用进行预见性的设想。他的意见得到贝当元帅的认可和支持，“志同道合”让二人的关系更加紧密。为表示敬意，其儿子的名字也取自贝当名字的一部分。

军校的教学活动，让戴高乐更加重视知识的重要性。为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他选择到军事学院深造。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贝当元帅的鼓励，在他看来，这是一所培养高一级别指挥官的高校，他希望戴高乐将来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出版《敌人内部的倾轧》，抨击法国军队旧有传统和诟病。

初到军事学院的戴高乐，很快发现这里的学术氛围十分“迂腐”。课堂上依然在传授着阵地战的战术理论，完全忽略了坦克运动战的作用。让他略感欣慰的是，他的《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出版了，其中涵盖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军事思想。

首先，强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不可取代的历史。通过对德国日耳曼民族特点的分析和梳理，并结合一战期间欧洲各国“争权夺利”的过程。他认为，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应该尊重各国的文化和传统，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是无法改变各国特有的历史。

也就是说，强调国家独立，各国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干涉他国内政。也正是基于对其影响极深的观点，1964年，戴高乐宣布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是西方社会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次，一战德国的失败，源自军队的独裁。当时的法国军队十分推崇德军的管理体制，而这正是戴高乐要批判的。他认为，德国军事当局以军事独裁的形式，剥夺民众权益，军官们横行霸道，不尊重政治制度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戴高乐更加强调的是，军队凌驾于国家之上是十分危险的。他认为，只有国家才能代表民族利益，军事行动应服从国家的需要。他指出，一战期间，法国的议会、公务员、司法部门都服从以霞飞的总参谋部，明显得与德国的军事独裁类似。

在当时，这本书所倡导的军事思想，与法军上层的想法是完全对立的。说白了，戴高乐就是在利用德国问题，“指桑骂槐”式的抨击法军上层。这也是他对法军体制改革的思考和开始，但随之而来的“打击报复”让他怒不可遏。

临近毕业，遭到战术教研室主任的报复。

戴高乐在军事学院与守旧的“学究们”进行着抗争。尤其是战术教研室主任，一个教条主义战术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戴高乐却是坦克战、运动战的倡导者，强调灵活战术的运用。俩人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互不妥协。

然而，“以下犯上”的结果，“倒霉的”只能是戴高乐。临近毕业，学院以学员参加实战演习的效果，作为毕业成绩的等级划分。这让戴高乐暗自高兴，在他看来，这是展示自己战术素养，证明自己理论正确的大好机会。

在指挥室里，戴高乐指挥一个军作战，极力避开阵地战，运用长途奔袭的战术，不仅扭转战局，而且将战术教研室主任扮演的“对手”分割、包围、歼灭。可是，在评定等级时，主任坚持给他“及格”成绩。这让戴高乐愤怒不已，破口大骂。

首先，及格的成绩让他感到无比的羞辱。在平时的学习中，戴高乐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最后演习也是完胜对手，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得到优秀，结果却事与愿违。这样的成绩让他无法接受，这不仅是对个人学习能力的抹杀，也是对其新理论的否定。

其次，“学究们”的公报私仇。凭借超人的记忆力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各科笔试中，戴高乐的成绩都是优秀。但其所表露出的“反叛”态度，让“学究们”对他早就“怀恨在心”。在关键的毕业考试上，故意“下绊、使坏”，让其难堪。

更让他愤怒的是，尽管贝当元帅听说此事后进行“干预”，但也只是给了一个“良好”成绩，这意味着他将失去到总参第三局的工作，那可是戴高乐梦寐以求，更好发挥他战术特长的地方。这样的成绩，他只能去做管理后勤的工作。

这是戴高乐自一战中被俘后，人生中的第二次沉重打击。他怀着委屈和愤恨的心情向贝当元帅辞行，贝当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答应设法为其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并愤恨地表示，总有一天要和军事学院的“学究们”算账!

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体验?当一个好的想法得不到领导的认可，你会十分的沮丧和无奈;当一篇好的建设性论文遭到周围人的抨击，你会愤怒的据理力争，但又往往无功而返。看来，戴高乐对法国军队的改革之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