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门区优质售卖车(《金瓶梅》、《红楼梦》中吃的“瓜子”到底是什么瓜的子？)

►林黛玉嗑瓜子儿。来源：电视剧《红楼梦》

导言：

张箭先生在《<金瓶梅>、<红楼梦>之瓜子考》[1]一文中，经考证认为明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中多次提到“瓜子”，是向日葵的子（葵花子），但是葵花子广泛应用于食用和榨油最早是在晚清。实际上该瓜子应该是西瓜的变种，子用西瓜所产瓜子在元明清流行程度很高，子用西瓜一般被称为打瓜或子瓜，该瓜子今天又被称为黑瓜子。

撰文 | 李昕升（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讲师）

责编 | 艾维、邓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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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嗑瓜子儿。来源：民国时期《金瓶梅》连环画

明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中多次提到瓜子一词，瓜子却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指“瓜的种子，特指炒熟做食品的西瓜子、南瓜子等”[2]，也就是今天日常所说的瓜子；第二层含义是“人身体的块状肌肉”[3]，“瓜子”的“子”一般读作轻声，这个词一般不单独使用，《金瓶梅》、《红楼梦》均有“打瓜子”“赢瓜子”的说法，红学研究学者已经将这个含义理解的非常透彻【1】，笔者不再赘述。笔者这里考证的是《金瓶梅》、《红楼梦》中作零食食用的瓜子到底是什么瓜的子？

《金瓶梅》中作为零食用的“瓜子”出现次数较多，如第一回“那妇人每日打发武大出门，只在帘子下磕瓜子儿”；第十五回“（潘金莲）口中磕瓜子儿，把磕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几个穿褴缕衣者——谓之架儿，进来跪下，手里拿着三四升瓜子儿……西门庆分付收了他瓜子儿”；此外，还有第十六回、第二十回、第二十一回、第二十三回、第二十四回、第四十六回、第五十一回、第七十八回、第九十回。

《红楼梦》中则一共出现了三次，第八回“黛玉磕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儿笑”，第十九回“却说宝玉自出了门，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索性恣意的玩笑，也有赶围棋的，也有掷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儿”，第六十六回“三姐见有兴儿，不便说话，只低了头磕瓜子儿”。

两部小说中，皆未说明瓜子是什么瓜的子，相关的《金瓶梅》、《红楼梦》研究工具书也均未解答或只是含糊的说明【2】，目前只有张箭先生从各方面分析辨别，这些瓜子不是西瓜子、南瓜子或别的什么瓜子，而是葵花子（向日葵子）。

事实上，瓜类的瓜子有很多，如葵花子、南瓜子、西瓜子、丝瓜子、冬瓜子、苦瓜子、甜瓜子等，但是，根据植物特性与现实流行状况，炒熟做零食的瓜子只有葵花子、南瓜子与西瓜子，其它类瓜子或者主要用于药用，或者不适合炒熟作零食食用，或者无法批量生产。显然，葵花子是目前最流行的瓜子，但是《金瓶梅》、《红楼梦》中提到的瓜子却不可能是葵花子。

一、葵花子广泛应用于食用和榨油最早是在晚清

►向日葵丰收。来源：新浪博客，摄影：移民

我国古籍中记载葵较多，但大多数“葵”并非是“向日葵”，多指锦葵科的冬觅菜古名，历史上是原产我国的主要栽培蔬菜之一，先秦时期已有记载，元代王祯《农书》将其列为“百菜之主”，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古者葵为五菜【3】之主，今不复食之，故移入此（草部）……葵菜古人种为常食，今之种者颇鲜”[4]，可见到了明代葵菜的地位就已经下降了，后被白菜所取代。当然“葵”也不但指葵菜，正如《图经本草》所说“葵有蜀葵、锦葵、黄葵、终葵、菟葵”，但是这些葵都不是向日葵。

向日葵原产于美洲，明代中期才传入我国。河南新安荆紫山发现向日葵图案琉璃瓦[5]，该瓦为明正德14年（1519）当地重修的玄天上帝殿遗物，但是河南方志记载向日葵最早见于万历36年（1608）《汝南志》，而且只有向日葵这一名称，无性状描写等，说明尚在引种初期，与琉璃瓦时间相距89年，所以该瓦片的确切时间与图案所指尚有待考证。

而且，即使向日葵在16世纪上半叶就传入我国，传入时间早，并不代表它能得到大范围推广（尤其在两部小说主要背景地华北地区），更不用说它的子能够像小说中描写的如此普及了，虽然“一般说来，一种作物传入中国进入大田由农民栽种后，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被文人注意到并记录下来”[1]，“然物有同进一时者，各囿于其方，此方兴而彼方竟不知种，苜蓿入中国垂二千年，北方多而南方未有种之。”[6]不少作物在历史上经过多次的引种才会在某一地区扎根落脚，期间由于多种原因会造成栽培中断。如果仅凭传入时间早被文人注意并记录下来就作为向日葵逐步传开的依据，西瓜五代就引种到中国，《群芳谱》也载“今北方处处有之”，又怎么会“可见西瓜和西瓜子当时（明后期）在故事的发生地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亦不多见。”[1]

因此，要证明《金瓶梅》、《红楼梦》中提到的瓜子是葵花子，必须要找到向日葵在山东、直隶，至少同一时期在全国其它地方有大范围栽培的记载，而不能仅凭传入时间早于《金瓶梅》、《红楼梦》的成书时间，就作为该瓜子是葵花子的重要依据。

嘉靖43年（1564）浙江《临山卫志》卷四《物产》是向日葵在我国的最早记载，虽然仅有“向日葵”这一名称记载。而对向日葵最早的性状描写是万历47年（1619）姚旅的《露书》：“万历丙午年（1606）忽有向日葵自外域传至。其树直耸无枝，一如蜀锦开花，一树一朵或傍有一两小朵，其大如盘，朝暮向日，结子在花面，一如蜂窝”[7]。稍后成书于1621年《群芳谱》“葵”篇记载：“西番葵，茎如竹，高丈余。叶似蜀葵而大，花托圆二、三尺，如莲房而扁，花黄色，子如草麻子而扁。”[8]但是《群芳谱》在“菊”篇的附录又记载了一次“丈菊，一名西番菊，一名迎阳花。茎长丈余，干粗如竹。叶类麻，多直生。虽有旁枝，只生一花，大如盘盂，单瓣色黄，心皆作案如蜂房状，至秋渐黑紫而坚。取其子种之，甚易生。”[8]显然还是向日葵的性状描写，同是向日葵为什么记载了两次？叶静渊先生认为“王氏在《群芳谱》自序中称是书乃‘取平日涉历咨询者，类而著之于编’，可见《群芳谱》中著录的向日葵乃来自‘咨询’，作者并未亲眼目睹。将来自不同咨询对象和渠道的以不同名称命名的向日葵‘类而著之于编’是顺理成章，不足为怪的；而且恰恰表明当时向日葵在我国栽培的时间还不长，人们对它不甚熟悉，明清时期引种的植物的命名往往带有‘番’字，向日葵被命名为‘西番葵’，‘西番菊’是从国外引种的明证。”[9]。姚旅《露书》中的记载也是“忽有”向日葵自外域传至，两书的记载都表明直到17世纪上半叶，向日葵在中国依然是陌生的作物，根本不可能得到大面积的引种和推广。张箭先生也曾撰文认为：“虽然明后期向日葵便已传入，但明末两部农学植物学巨著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尚未提到向日葵，所以可推那时它的栽培还不普遍。据《群芳谱》的记载，估计主要同作观赏植物和药用作物。”[10]笔者是比较认同的。

地方志关于向日葵的记载更加有说服力。明代方志中关于向日葵记载较少，除了嘉靖浙江《临山卫志》，还有明天启7年（1627）浙江《平湖县志》等（见表1），均只载有名称，只字未提向日葵的性状、栽培、加工利用等，因此向日葵在明代也就是在个别省份有栽培记录而已，根本不可能大面积的推广，葵花子又何以成为家喻户晓的零食以致被《金瓶梅》多次提到？

清末《抚郡农产考略》在“葵”篇中记载了向日葵，“墙边田畔随地可种”，说明直到晚清向日葵都没有形成规模栽培，没有出现在大田，只是作为副产品零星种植，其中“瓜子炒熟味甘香，每斤值三四十钱，子可榨油”[11]，是葵花子可榨油的首次记载，可见向日葵榨油同样较晚；民国4年（1915）贵州《瓮安县志》载“葵花，其子香可食，又可榨油但不佳”，可见葵花子油根本没有普遍流行。成书于康熙27年（1688）《花镜》载：“向日葵……只堪备员，无大意味，但取其随日之异耳”[12]，意思是说向日葵在花中也就是充充数的，没什么意思，只是它随着太阳而动比较特殊而已，这一记载也能说明向日葵在清代中期也只是观赏用。

各省方志中向日葵的最早记载大部分都发生在清代，浙江、河南、山东、山西、河北五省在明代已有向日葵记载，而黑龙江、青海、西藏三省民国时期始有向日葵记载。具体情况可见表1。

向日葵总体记载较晚，在清代也只是零星种植。表1中只有吉林、黑龙江两省记载向日葵子可食的情况，绝大部分省份都只是在花类（属）记载“向日葵”三字而已，全无性状、利用等描述，可见清代中期以前向日葵还是主要作为观赏植物；方志中也无大面积栽培记载，直到民国19年（1930）黑龙江《呼兰县志》卷六《物产志》载：“葵花，子可食，有论亩种之者”，这是向日葵大面积记载的最早记录。各地的地方志也都将向日葵列于“物产·花类（属）”中也能说明，向日葵在清代主要还是作为观赏用植物，道光25年（1845）贵州《黎平府志》卷十二《物产》首次将向日葵同时列于“果之属”与“花之属”中。

表1：全国各省方志最早记载向日葵情况

（点击可看大图）

《金瓶梅》全书的完成在万历34年（1606）前后，而作者或写定者应是明万历年间较长时期生活在运河临清一带的一位普通文人。[13]根据笔者前面分析，结合《金瓶梅》中记述瓜子的流行程度可判断其绝对不可能是葵瓜子，本书的作者以及临清人民是否见过向日葵尚且是不确定的事情。《红楼梦》创作于18世纪中叶，到甲戌（1754）本第一回之前《凡例》的末尾，说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可知本书大概初创于1742-1743年，当然时间也有可能更早一点。这个时期向日葵无论在江苏还是在直隶、盛京都已经引种了一段时间，但是如前所述直到康熙中叶才有子可食的记载，民国时期始有大面积种植的记载，因此也不能说明《红楼梦》中的瓜子就是葵花子。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相信《金瓶梅》与《红楼梦》所述瓜子为同一物，在万历年间如此盛行瓜子不可能在乾隆年间就突然消失，而且根据小说描述手法也可肯定二者为同一物，因此可以排除是葵花子的可能。

二、南瓜子在清代才成为流行零食

►南瓜子

一般称南瓜子为白瓜子，白瓜子是葫芦科蔬菜作物南瓜和西葫芦的子的统称，南瓜与向日葵一样同样是美洲作物，嘉靖浙江《临山卫志》同样有南瓜记载，是南瓜在我国较早的记载。但是因为南瓜是菜粮兼用型的作物，各省的引种时间要比向日葵早的多，推广范围亦是比向日葵大。各省关于白瓜子可食用的记录比比皆是，如同治2年（1863）《邳志补》卷二十四《物产》：“（南瓜）子可炒食运售亦广”，是南瓜子作零食的较早记载；同治13年（1874）《湖州府志》卷三十三《物产上》：“（南瓜）子亦可炒作果”；光绪11年（1885）《顺天府志》卷五十《物产》：“其子可作果，土人名倭瓜子”；以及咸丰4年（1854）《兴义府志》、光绪12年（1886）《遵化通志》、宣统元年（1909）《文水县乡土志》、民国17年（1928）《房山县志》、民国18年（1929）《开原县志》、民国20年（1931）《成安县志》、民国24年（1935）《德县志》、民国25年（1936）《馆陶县志》、民国30年（1941）《黑山县志》等均有白瓜子可食用的记载。可见南瓜子在清后期已非常流行。《植物名实图考》关于向日葵的记载：“（向日葵）其子可炒食，微香，多食头晕，滇、黔与南瓜子、西瓜子同售于市。”[14]反映南瓜子和西瓜子早已在滇、黔作为零食流行的事实。

尤其是民国20年（1931）《桦甸县志》卷六《物产》载：“搅瓜，又名西葫芦，形类倭瓜而小内生筋丝作羹酱腌蜜饯皆宜食，其子甚繁，可炒食，田家多种之，隙地距县山远之田冀获瓜子种者甚多，每岁产量约在二三万之觔之谱”，不单能说明搅瓜在吉林种者甚多，而且说明白瓜子成为了重要的农副产品，而且产量很高。但是即使能够判断白瓜子在清代后期流行起来，但是依然不能证明就是《金瓶梅》、《红楼梦》中的瓜子。据《金瓶梅》第二十三回“甚至瓜子儿四五升里进去，分与各房丫鬟并众人吃”，第五十一回“卖瓜子儿打开箱子打嚏喷——琐碎一大堆”，第七十八回“你买一钱银子果馅蒸酥、一盒好大壮瓜子送进去达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礼去，梯己再送一盒瓜子与俺五娘”等，可见该瓜子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大量作为零食食用与贩卖，白瓜子即使在晚清达到这样的流行程度，但是也不可能在万历年间就如此流行。因此也可以排除白瓜子。

三、子用西瓜所产瓜子在元明清流行程度首屈一指

►西瓜子

乾隆16年（1751）山海关监督的奏报：“锦州海口税务情形每年全以瓜子为要，系海船载往江浙、福建各省发卖，其税银每年约有一万两或一万数千两，或竟至二万两不等，惟视其收成之丰歉以定税银之多寡。但此项瓜子却不产在内地，俱产于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各口外地方，系蒙古所种。伊等于秋收后，用车辆载往锦州、易州地方发卖，而客商或自口外，或自锦、易二州俱买运至天桥厂、蚂蚁屯海口上船，每至丰收之年瓜子车辆竟至有数千辆或盈万辆之多，自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处络绎进口，沿途接踵而行，不可胜数。”[15]反映了“瓜子”产销的盛况。

锦州是清代中期之前东北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其腹地范围主要包括辽西走廊、直隶承德府的东北部地区，以杂粮、瓜子等为重要输出农副产品，特别是瓜子是输出的大宗。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是锦州府、直隶交界的柳条边的边门。奏报中所述“口外地区”原为漠南蒙古卓所图盟的喀喇沁左旗、土默特左旗属地，入清以来大量关内移民陆续迁入，乾隆年间分置八沟、三座塔、塔子沟等直隶厅，归热河都统所辖，隶属于直隶承德府。从奏报中我们可以看出瓜子产量之高，而且远销南方各省。其它文献记载也可相互印证，《历代宝案》第二集第三十一卷记载，乾隆14年（1749）福建闽县蒋长兴商船从上海装载茶叶到锦州发卖，在锦州购买瓜子、黄豆等货返航。《同文汇考》第七十三卷记载，乾隆42年（1777）福建海澄县静字1320号商船从厦门贩糖北上，在锦州装载黄豆262石、瓜子71袋等货返航。福建海船也常赴关东贸易“贩卖乌茶、黄茶、绸锻、布匹、碗、纸、糖、曲、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干”[16]。

上述文献记载的瓜子应该是《金瓶梅》、《红楼梦》所说瓜子，只有产销如此兴盛才可能在民间非常流行，以致小说都记录其中。而且辽金之前，我国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农耕开发只局限于辽河平原，未能形成成片稳定的农业区域。辽金以降，东北地区的农业开垦不断向北推进，但规模也不大。进入清代，尤其是清初期招垦政策实施以来，由于移民的不断迁入，土地得到了大量的开垦，东北从一个粮食输入地变成了粮食输出地。乾隆时期，东北的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顺治康熙时期，东北粮食重要产区在柳条边以南的盛京地区，而在乾隆年间，由于移民大量进入热河蒙地，粮食主要产区除盛京外，还应该加上热河地区。[17]可以说，因为东北开发比较晚，所以瓜子兴盛的时间也相对较晚，而在其它省份瓜子应该早已经家喻户晓了。

向日葵和南瓜，很长时间在热河蒙地一带根本没有记载，乾隆38年（1773）《塔子沟纪略》也仅是提及了南瓜的名称而已，向日葵在该地区始终未见记载，它们的瓜子就更不可能流行了。但光绪32年（1906）《海城县乡土志》卷十五《物产》载：“打瓜，子可食，河西产者绝佳，大宗销场甚广”，如此，奏报中的瓜子应该就是打瓜子了。事实上今天此地依然是打瓜的主要产区，今天打瓜的主要产区就有蒙古东部地区（赤峰市敖汉旗、开鲁县、翁牛特旗大兴等）。

结合西瓜的栽培史更加确定。西瓜传入中国的历史比南瓜、向日葵要早的多。一般认为西瓜起源于非洲，传入中国内地的大概是在五代（907-960）时期，最早记载是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胡矫入契丹……隧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到了元代“北方种者甚多，以供岁记。今南方江淮闽浙亦效种，比北方差小，味颇减尔”[18]。西瓜引入后，经过数百年的栽培，品种日渐增多，据统计，从元代开始，各地方志所记载西瓜品种达50余种。[19]事实上，“中国栽培的西瓜包括实用和种子用两大类型。前者为普通类型，瓜形大，瓤味甜；后者为瓜子西瓜（通称打瓜），果小，皮厚，瓤味淡，种子大。”[20]子用西瓜，应该是逐渐培育产生的。《群芳谱》中不但记载了西瓜的很多品种“荐福瓜、蒋市瓜、牌楼市瓜皆美，出太仓州一种阳溪瓜……味最美”，而且较早的指出了西瓜子可食、可荐茶的事实，“子取仁后可荐茶……食瓜后食其子不噫瓜气”[8]，但是对西瓜子的记载却不是最早的。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河北道十八·幽州》第一次在土产部分记载出现“瓜子”，应该是西瓜的子，“可见西瓜引种至中国后，早期栽培的是种子比较发达的类型”[21]。王祯《农书》载：“（西瓜）其子爆干取仁，用荐茶易得”[18]；元末《饮食须知》载：“食瓜后，食其子，不噫瓜气”[22]；《本草纲目》也载：“其瓜子爆裂取仁，生食、炒熟俱佳”[4]，同时也记载了“瓜子仁”的气味与主治等。可见西瓜子至迟在元代就已经开始作零食食用了，甚至有可能追溯到北宋初年。

虽然山海关监督的奏报只能说明打瓜子在清代热河蒙地一带生产的盛况。但是该区域开发如此之晚都能在短时间使瓜子成为大宗物产。打瓜子在我国其它地区在明代就已经成为流行食品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我国现存8000多部方志，明代方志不多，但如果清代方志大量记载某一现实还是可以反映明代情况的。“西瓜的种仁是美味食品，尽管培育成多种优良的西瓜品种，瓜子较发达的类型各地仍有栽培，名为‘打瓜’或‘洗子瓜’，有些地方则盛行栽培，成为一种土特产，行销外地或者外国而获得厚利。”[21]具体可见表2中作者的不完全统计。

表2：部分省份方志记载西瓜子情况

（点击查看大图）

表2，有的省份如山东、湖南、江苏、四川等记载西瓜子次数较为频繁，笔者抄录其时间早者。如光绪山东《博平县乡土志》：“西瓜有两种，一食瓤，一专取瓜子，为宗产”，就反映了西瓜子的大宗生产行为。另外笔者发现，北方各省多称子用西瓜为“打瓜”，南方则以“子瓜”命名，但无论是否同物异名，均为西瓜变种无疑。根据表2可见清代全国各省子用西瓜的广泛存在，西瓜子作为零食流行程度非常之高，至少在元明清三代没有其它瓜子能撼动西瓜子的地位。在明清如果我们说到嗑瓜子，一般都是指西瓜子，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对此深有感触：“中国人对西瓜子有着特殊的偏爱……嗑瓜子在18省中属于一种日常消费……假如有一群朋友聚在一起饮茶喝酒，桌上肯定会有西瓜子作伴……你就是到了最荒凉的地区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西瓜子”[23]。如此看来，《金瓶梅》、《红楼梦》中记述的瓜子确实就是西瓜的变种，子用西瓜的瓜子，今天我们又称之为黑瓜子。

本文原载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科学春秋》获授权刊载，略有修订；配图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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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瓜子”的第二层含义，可见相关红学研究论文，如白维国：《打瓜子》，《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2期；纪三：《这瓜子不是那瓜子》，《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2期；张勃：《明清文学中的打瓜子》，《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

2. 如张箭先生在《<金瓶梅>、<红楼梦>之瓜子考》一文中指出：白维国《金瓶梅词典》（中华书局1991年版)、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张惠英《金瓶梅俚语难词解》（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孙逊主编《金瓶梅鉴赏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均未收“瓜子”、“瓜仁”等词汇；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周定一等主编《红楼梦语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虽收“瓜子”一词，但释为西瓜子或南瓜子。

3. 西汉《灵枢经•五味》：“五菜：葵甘，韭酸，藿咸，薤苦，葱辛。”指的就是当时最常见的五种蔬菜葵、韭、藿、薤、葱，多半后来回归野生。

[参考文献]

[1] 张箭.《金瓶梅》、《红楼梦》之瓜子考[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3）.

[2]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57.

[3] 白维国.打瓜子[J].红楼梦学刊，1990（2）.

[4]（明）李时珍，李经纬、李振吉校注.本草纲目[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647，1145.

[5] 张宗子.河南新安荆紫山发现向日葵图案琉璃瓦[J].古今农业，1995（2）.

[6]（清）檀萃，宋文熙、李东平校注.滇海虞衡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289.

[7]（明）姚旅.露书.农史资料续编（植物编），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藏.

[8]（明）王象晋，伊钦恒诠释.群芳谱[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252，274，125.

[9] 叶静渊.“葵”辨——兼及向日葵引种栽培史略[J].中国农史，1999（2）.

[10] 张箭.论美洲花生、葵花的传播和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J].农业考古，2004（1）.

[11]（清）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光绪丁未年刻本.

[12]（清）陈淏子.花镜[M].北京：农业出版社，1962：336.

[13] 王平.《金瓶梅》的早期传播及其成书时间与作者问题[J].东岳论丛，2004（3）.

[14]（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696.

[15]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M].台北：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399.

[16]（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M].台北：大通书局，1984：48.

[17] 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411.

[18]（元）王祯，缪启愉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522.

[19] 彭世奖.中国作物栽培简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215.

[20] 中国大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1305.

[21]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336.

[22]（元）贾铭.饮食须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40.

[23] 俞为洁.中国食料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67-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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