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明了是什么意思(互联网的真实、自由和认知平等)

Posted 202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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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明了是什么意思(互联网的真实、自由和认知平等)

徐贲

倘若我们不会质疑，虚假便有机可乘，随之登堂入室。迈克尔·林奇的《失控的真相》是一本关于互联网时代许多人不会质疑，因而让虚假大行其道的书。他关注的首先不是经济欺诈、身份盗用、不实广告、诈骗电话、征婚交友、兜售假药这样的事情，而是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被人们在不加警觉和验证的情况下，轻易成了可靠的知识。互联网是一个有用的信息来源，但它只是一个工具，它所提供的不一定是具有真实价值的知识。因此，我们在使用这个工具时需要保持怀疑和警觉。许多人都太容易被近在手指尖下的信息所诱惑和迷惑。他们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才是可靠的知识和如何寻找真相。这种趋向对个人思考能力、公共生活秩序和政治品质都可能造成长久的危害。

一　新型社会传媒与虚假信息

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是可以通过人们共同认可的规则来得到验证的可靠信息。林奇本人是一位哲学教授，但他并不把信息和知识的区别只是当作一个哲学认识论的问题。他是从民主公共生活离不开真实可靠的知识这个角度来讨论网络信息不可靠和不真实问题的。他要强调的是理性、真实和思想自主（人的最基本的自由）这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虚假成为对自由的威胁和侵害。当然，其他形式的公共传媒也存在虚假信息，这并不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才有的问题，但互联网让这个问题前所未有地暴露出来，变得更复杂，也更不容回避。

互联网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传媒，如林奇所说，它可以帮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寻找真相，而不是由政府、科研机构或自己的目的来主导真相”。互联网可以让真实的信息传播出去，但是，互联网也是控制和扭曲真相最强大的工具。谁控制了信息或知识，谁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和利益来左右局面。这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但互联网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互联网是一个真相论争的战场，血腥而又混乱。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知道何为真相”。[1]

我们无法防止别人控制和扭曲真相，也无法阻挡他们说谎欺骗，但我们自己可以变得更为警觉，更加努力地不上当受骗，或者至少不那么轻信易骗。为此，我们需要特别重视互联网信息传播中虚假和谬误信息是怎么产生和传播的，也就是互联网的谬误信息效应，如“回音室”和“信息流瀑”效应。这些都是因互联网而加剧了的效应，但并不是互联网创造的。谬误信息是通过人的轻信和不思考而起作用的，网上网下都一样。轻信和易骗的根子不在互联网，而在于人自身的认知缺陷，认知心理学经常称之为“捷径思维”和“认知偏误”。

人是因为粗糙、肤浅，没有经过批判思考的捷径思维才容易轻信和上当受骗。捷径思维（捷思）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认知心理学家阿摩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提出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这个概念后来在经济、法律、医学、政治科学等领域中都产生了影响，对我们思考互联网上的轻信和上当受骗也特别有启发作用，而互联网上常见的轻信和受骗则更让我们认识到避免捷径思维的重要性。

特沃斯基和卡内曼提出，人有两套推论和判断思维系统，一套是分析和批判的，另一套是经验和直觉的。人在信息不充分、不确定的情况下，或是由于没有时间细思慢想而必须快速决断。这时候，人经常只是运用经验和直觉的捷径思维。特沃斯基和卡内曼开始的时候提出了三种基本的捷径思维：可用性捷思（availability）、代表性捷思（representative）与锚定和调整性捷思（anchoring and adjustment）。每一种捷思都可能造成一些认知偏误。

可用性捷思指的是，评估一件事情是否常见，全凭是否容易从记忆中回想。容易回想的就以为常见，不容易的就以为不常见。这样的捷思引导人们高估熟悉事物的意义和价值。例如，媒体常报道的事情会让人以为这样的事情真的是经常发生的。互联网上熟人圈或朋友圈里大家都在说的事情或想法就是真实的或正确的，这就是“回音室”效应。“信息流瀑”也是在朋友圈里最容易发生，那就是，一个人做决定或做选择不是根据自己所知道的，而是听众人说的，朋友圈最能产生这样的影响。

代表性捷思指的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评估一件事情的或然性，依赖头脑里有代表性的事例。其实，人们心中有代表性的不见得就更有可能发生，更不见得就真实。代表性捷思高估了个别事例的代表性，是一种经验性直觉，看似准确，其实不能用它来准确认识事物或预测未来的类似事件。偶尔碰到一个好人或坏人，就以为社会里好人多或坏人多。这是一种很容易让人上当受骗的捷思，网下如此，网上也是如此。

锚定和调整性捷思的“锚定”指的是过度依赖得到的第一个信息（锚），把它当作出发点，并用与它的关系来调整对其他事物的判断或决定。锚的作用是形成偏见或刻板印象。美国的穷人和枪击事件经常成为这种性质的“锚”，用来衬托其他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富足幸福。在互联网上，锚定捷思还经常表现为“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也就是，当我们主观上已经有了某种看法或观点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寻找或直接接受那些能够支持自己原有看法的信息，而忽视那些可能推翻原有看法的证据。头脑里先有的想法成为“锚”，任何不符合这个想法的都偏离了正确，因此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在网上比网下更普遍，因为在网上搜索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看法或事实变得非常容易。

捷径思维加剧了网上意见同声相求、排斥异己的效应。网上不同看法会形成一些壁垒分明的圈子（不妨就称其为“回音室”）。传媒研究者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这样的圈子是有害的，另一种则认为未必有害，甚至还有好处。林奇在批评网上回音室时所持的是第一种观点。他在书中多次引用的美国宪法学者卡斯[2]

第二种看法认为，意见相同者形成的圈子未必不利于说理讨论，相反，圈子还可能为说理讨论提供“适度多样性”的必要范围。美国经济学家马修[3]

不同观点的道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那就是有宪法权利规定的自由言论，以及不同言论都必须遵守的规范和交往规则。自由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言论观点虽然不同，但都受宪法的保护。观点不同的网站是平等的，也是共存的，谁也不能消灭谁，谁也不想消灭谁。这是一个不能偏离的原则。有了这个，立场和观点的“同一”所起的不过是设置讨论外围边界的作用。奉行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网站形成了某种言论边界（因而也形成了一个回音室），只要观点相似的人们在这些言论边界之内能够以自由、理性的方式进行或推进其讨论的话题，那么，这个回音室也可以起到有效的和必要的言语情境作用，让他们因彼此有信任、有诚意而较少芥蒂地争论他们之间的分歧。

多元的民主社会需要避免用暴力去处理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对立。这就要求不同观点立场的人们遵守共同的认知规则。正如林奇所说，“公共空间需要有公共规则。如果我们要共同生活并且共享资源，那么就需要人人遵守道德规则，讲求理性。我们在分享信息时同样如此。要想取得效果，就需要人人遵守认知规则，做到理性反思——愿意以大多数人接受的规则展示和征询理由”。[4]这种理性类似于阿克顿勋爵对历史学家提出的要求：保持一种基督徒和异教徒皆能认可的公正，提供一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皆可理解的路德，以辉格党和托利党都能接受的语言去描述华盛顿，用法国和德国爱国者都能接受的标准去批判拿破仑。

二　共同认知规则的公共价值

共同认知规则体现了自由、平等和尊重他人的原则，辨别真伪和是否可靠的规则是公开的、平等的，适用于所有的人。共同认知规则“不是秘密，也不是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观察能力和逻辑能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运用于社交网络，并且经过训练后会有提升。像洛克这样拥护科学的人，同时也是人权的拥护者，这并非巧合。推行科学方法的过程带有一种解放精神，人们不再迷信权威，不再受当权者的思维牵引，而是对事实有着自己的判断”。遵守共同认知规则就是要讲理、说理、以理服人，“要想解决所有社会面临的信息协调问题，我们就需要交换理由，并以共同的认知规则行事。但康德曾提醒我们，以这种方式定义的理性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和民主价值”。[5]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要做到这个并不容易，因为存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障碍：理性的碎片化。对此，林奇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互联网使我们不那么理性了吗？”他忧虑的不只是个人理性，更是公共理性的丧失。公共理性和真相一直是林奇关注的问题，他在《理智赞：为什么理性对民主仍然重要》（In Praise of Reason：Why Rationality Matters for Democracy）和《真实地生活：真相为何重要》（True to Life：Why Truth Matters）这两本书里也讨论了在一个理性碎片化的时代，该如何锲而不舍地坚持理性和真相。他对网络信息的警示也是从这个一贯的问题意识出发的。

然而，理性、公开的说理规则并不符合某些人的利益需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故意利用互联网的庞杂信息把水搅浑，以便浑水摸鱼，从中得利。他们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法蓄意破坏理性公共说理规则，互联网也确实为这种恶劣行为提供了其他传媒不可能提供的方便和可乘之机。例如，有的“网评”人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使用多个不同网名，变换文字风格，与“托”一起制造辩论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证据，把公众舆论朝第三方观点引导。又例如，先是制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吸引网民的视线，然后很快澄清该消息纯属谣言，让人们在敏感问题上无所适从，乃至兴趣索然，不再关注。又例如，在一些声誉好的网站上制造混乱：以似是而非的文章或跟帖进行干扰，故意曲解、断章取义、胡搅蛮缠，令版面充斥无意义的胡言乱语，使读者对网站上的严肃问题和讨论不再有兴趣。这是一种“红鲱鱼”（red herring）或“烟幕弹”（smoke screen）搅局手法，红鲱鱼是刻意引入一个无关的议题以转移注意力；烟幕弹则是将主题搞得异常混乱而丧失焦点，这两种破坏公共理性的手法在网络上都特别有效。

公共理性是个人在参与公共事务时运用于商讨和决策的说理方式和规范，它要求排除那些虽适用于个人决定，但不适合公共对话或群体决策的动机或行为。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就曾对私人理性和公共理性做了区分，罗尔斯后来进一步将这一区分确定为多元民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共理性要求，在公共言论和事务辩论中，每个人都不应该自说自话，而是必须提供不同道德和政治背景的人们都能接受的可靠而充分的理由。公共理性是一种特别与公共说理有关的理性。

公共理性的丧失与社会的碎片化和自由的衰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碎片化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处于与他人隔绝和脱离的状态之中，因而无法与他人进行有关公共事务的交流以及共同行动。哲学家卡尔[6]人们互相隔绝，构成了一个没有共同诉求和共同行动的空壳社会，在这样的空壳社会里，孤独的个人无力争取自由，而分崩离析的群体也不可能保卫自由。杰出的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7]和波普尔一样，希尔斯也是因为群众和法西斯运动的关联，才特别关注他们的原子化和自由意志的丧失。

忧虑群众社会里自由意志的丧失，其实就是忧虑群众社会中个人与“权力”的关系。这样的忧虑包含着一种对特定权力的戒备，那就是为权力而权力的权力。约翰[8]

为了防止这样的权力给人类一次又一次带来不幸，维护自由也就成为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这种自由意识变得非常淡薄，因为他们感觉在网上已经享受到了自由，那就是发泄情绪和消费的自由。林奇指出，这样理解自由是有害的，因为随着这种自由的扩展，“人与人之间可能会越发疏离”。这种疏离不是人与他人不再往来，而是只与同类的他人往来，造成了社会的“部落化”和分裂。林奇对此批评道，“如今，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分裂现象。这一点反映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和Facebook 上的其他自由主义者交朋友，而Twitter的页面上每天都充斥着令人激愤的消息，这些最新报道会使你和你的朋友们感到愤慨，从而增强群聚效应。大多数的极端话题都涉及道德和政治价值观的分裂问题。……宗教、道德和政治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是我们如何辨识队友，是否各自为政的标准”。[9]

这样的群聚效应是信息传播“部落化”的主要原因，它会对人们接受信息知识的方式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让人们能够在自我限制的范围内，只选择与自己相同，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以别人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这阻碍他们克服自己的轻信和盲从，使他们无法具备有效民主公民所需要的那种公共理性。

一个人轻信或不加思考地接受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是由于他缺乏思想自主的能力。康德倡导“启蒙”，正是为了提升人的思想自主能力，“康德说，启蒙意味着你有勇气去自我思考。这就是康德的口号：敢于认知”。而且，康德还强调，我们有能力自己思考，作为公民，我们也有义务就事论事地彼此给出理由，“这是因为当我给出理由的时候，我就是把你看成了一个思想自由、值得尊重的成年人。因此，即使你真的知道真相，即使你是一位全知的圣人或者像柏拉图一样是哲人王，你也不应该在公众辩论中以此为据。我们应该向对方提供那些诉诸共通人性的理由——人人都能理解的理由”。[10]

当我们接触互联网上的信息，或者来自任何其他渠道的信息时，在相信它之前，首先要问自己的就是，我有相信它的理由吗？这就要求运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林奇指出，这并不是新问题，“我们不能说是互联网本身消磨了我们的理性，这种说法有些欠妥。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在互联网的辅助下自己变得不那么理性了。或者更加精确地说，互联网放大了这些问题，使解决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11]正因为这个问题正在变得更加紧迫，所以今天美国学校里比在有互联网之前更加强调批判性思维教育。这同样是中国学校教育也正在开始重视的一个原因。

三　互联网时代的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考被归纳为这样六个方面的能力。这六个方面都可以用作互联网时代检验信息真伪或可靠性的工具，也可以使共同认知规则变得更具体，更有操作性。

第一是解释：理解和表达多样化的经验、情景、数据、事件、观点、习俗、信念、规则、程序或规范的含义或意义。

第二是分析：识别意图和陈述之间的实际推论关系、问题、概念、描述或其他意在表达的信念、看法、经验、理由、信息或意见。

第三是评估：评价陈述的可信性或其他关于个人的感知、经验、境遇、信念或意见的描述；评价陈述、描述、问题或其他表征形式之间实际的或意欲的推论关系的逻辑力量。

第四是推论：识别和维护得出合理结论所需要的因素；形成猜想和假说；考虑相关信息并根据数据、陈述、原则、证据、信念、意见、概念、描述、问题或其他表征形式得出结果。

第五是说明：能够陈述推论的结果；应用证据的、概念的、方法论的、规范的和语境的术语说明推论是正当的；以强有力的论证形式表达论证。

第六是自我校准：监控认知行为的自我意识、应用于这些行为中的因素，特别在分析和评估一个人自己的推论性判断中应用技能导出的结果，勇于质疑、确证、确认或改正一个人的推论或结果。

批判性思维不只关乎个人的认知和思考能力，而且关乎维护公民社会的自由机制和防止社会分裂，“批判性思维（包括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以及网络和媒体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政治论证）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就会分裂开来”。哲学家理查德[12]

早在批判性思维成为今天的通行说法之前，就已经有了另一个与它内涵颇为一致的说法，那就是杜威所说的反省性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杜威在《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一书中说，反省性思维需要“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洞悉支持它的理由以及它所进一步指向的结论”。反省性思维要求训练和耐力，“（一个人）可能还没有细加思虑便匆促结论；可能疏忽或减缩了求问和求知的过程；可能因为思想懒惰、反应迟钝或没有耐心而一有‘答案’便以为解决了问题。一个人只有在愿意暂时不下结论，不怕麻烦继续研究的情况下，才能有所反省性思维”。

在《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里，杜威还指出反省性思维在群体交流中的另一层含义：只是思考，但不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不是充分的思考行为。我们需要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让别人充分了解。这时候，思想的力量和缺陷才会显露出来。为了交流，思想必须有所规范，“规范要求我们以别人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想法。……一个孤独存在的人很难或不能对自己的经验进行反省，也不可能从中总结出清楚明了的意义来”。

这一层意思的反省性思维突出了思想的社会作用和公民行动意义。反省性的批判思维既是针对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也是针对我们自己轻信和盲从的熟视无睹，以及在是非、真假问题上的沉默和袖手旁观。作为反省思维的批判性思考，它的“批判”不是吹毛求疵地挑错，也不是上纲上线地指责他人，更不是给别人戴帽子、打棍子。它是一种自觉严谨、审辩思考和慎思明辨，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理性思考”。理性是一种怀疑精神，包括怀疑理性本身，理性不一定把我们引向确实的真理，但能帮助我们抵制虚假信息、宣传、洗脑和自我欺骗。

真实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批判性思维体现的是人的自主性，而欺骗和洗脑则是对个人自主权的侵犯。当我们说一个人具有自主性时，首先指的是他应该具有一个独立的自我，所以他的行动能够有所归属；然后还要求一个能够有意识依理性行动的自我，且这个自我的行为能够解释其行动的目标。另一种关于自主性的概念则是要求免于外在约束的自由，一个自主的人不是被其他人操纵的人，或是被强迫去做符合其他人意志的人。他有自己的意志，且能够追求自己所选择的目标。

美国哲学家[13]加拿大[14]

从自主性会被侵犯来理解自主性，这是一种对政治自主性的理解。林奇指出，“有两种方式会侵犯个人的决策自主权。最公然的做法是通过直接强迫（拿枪指着你的头）或间接控制你的价值观和信念（例如洗脑）来推翻你的决定。而另外一种侵犯自主权的微妙方式是去削弱你的自主权。比如医生在未经你许可的情况下就给你开药，没有人让你决定做什么事情，但是你的自主权被剥夺了，原因很明显：你已经丧失决定权。你无法做出决定，只能接受决定”。独立和批判地思考，抵御虚假和欺骗，珍爱和保卫你被欺骗和误导所侵犯的自主性，也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紧迫。[15]

四　互联网的认知平等原则

互联网是一个权力争夺的地带，与任何权力一样，互联网权力关乎谁是信息的掌控者，以及谁的信息被人掌控。互联网权力“可以影响立法议程，操纵公众情绪，教育几代民众，引导阅读习惯，使本可以循规蹈矩的人变得离经叛道”。[16]

互联网权力表现为互联网的话语控制和自由程度的对比，历史上每一次发生重大的传媒技术变革，都会引发新的限制。中世纪的教会、18世纪专制的王权都依靠严厉的审查制度来控制异端思想在新媒体中的传播。然而，媒体的力量似乎难以阻挡，“自18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当代自由主义社会在逐步（也出现过倒退）削减国家的审查权，让思想得以更加自由地传播。当然，虽然它们的大门更容易进入了，但门口依然设有守门人：图书馆、大学、出版商、媒体。不过，关注这些趋势的人会知道，这些大门也已经颓然将倾了”。[17]

数码时代的互联网与印刷时代的书籍一样成为知识传播的载体，知识既是有用的信息，也是一种真实的价值：知识因为真实而有用，因为真实而值得信任，因为真实而必须破除一切障碍，自由地传播。互联网正在使这样的知识信念更加深入人心。互联网改变，并将继续改变知识的产生、传播方式，如林奇所说，“这些改变在许多方面是良性的”。[18]

在互联网饱受批评的今天，更需要看到和肯定互联网的良性知识作用。许多西方思想和学术界人士都表达过于负面的看法。尼古拉斯·卡尔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谷歌正在把我们变愚蠢吗？》和《浅薄》中抨击互联网，引用了一些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似乎有相当的科学说服力。但是，他对互联网的整体负面看法却遭到了许多批评和反驳。许多参与争论者虽然同意卡尔对一些互联网负面现象的批评，但并不同意他对互联网的整体否定。

英国著名神经生物学家科林·布莱克莫（Colin Blakemore）觉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互联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们——他们预言互联网会造就一代又一代头脑麻木的沙发马铃薯（如电视迷）——正是那些从美好的互联网得益最多的人们”。互联网开阔和解放了人的头脑。这些持批评者害怕的是，“他们每天离不开的这件出色工具会对不善思考者造成危害”。布莱克莫认为，“他们低估了人类头脑的能力——或者说那种让大脑成为大脑的能力，那种储存和传递信息的能力”。他上学时熟记了许多诗歌和大段大段的《圣经》，还有许许多多教科书里的东西，直到后来才明白，“我浪费了多少脑细胞啊！为的是在头脑里塞满现在用鼠标轻轻一点就能获得的知识和规则”。

布莱克莫的体会是，技术在发展，人的头脑也一直在表现出适应发展变化的神奇能力，“我毫不怀疑印刷术改变了人类运用记忆的方式，成千上万在口语传统里讲述历史或故事的人失业了。但我们的大脑适应得很好，大脑把无用的神经元和[19]

我们也许会因为互联网失去一些印刷文化培养的沉思和专注能力，但是，我们也正在获得另外一些新的智识能力。这就像文字的发明让人类失去了一些口语文化孕育的个人记忆能力，但人类也因为运用文字而获得了抽象思维、概念思考、推理论证的新智识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已经成为今天人类的新认知资源。就像读写文字的认知资源一样，运用互联网应该成为由人类共同拥有的认知平等资源。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这种资源的分配还远远不是平等的。有多少人可以自由访问互联网呢？维基百科和日内瓦国际电信联盟的调查发现，约有94％的瑞典人和84％的美国人可以访问互联网，不过在非洲的乍得，只有2.1％的人可以上网。[20]然而，即使在一些上网便利的国家里，获取知识的自由度仍然受到限制。

联合国把教育视为一种必须受到保护的认知资源，互联网认知资源也是一样。林奇指出，“Web 2.0的兴起使互联网类似于一种认知资源。因此，联合国最近声明，禁止使用互联网就是对基本权利的侵犯。联合国的一份特别报告称，社会有义务承认‘互联网的独特性和变革性，不仅让个人能够行使其发表见解和言论的自由权利，而且要促进一系列其他人权，并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林奇解释道，“阻止访问互联网的做法是有害处的，我们可以用认知平等的概念来直接诠释这种危害。互联网是一种基本的认知资源——基本上等同于书本。禁止访问互联网……是错误的做法，因为它是对认知平等的侵犯”。[21]

在当今世界，导致互联网认知不平等的原因不止一种，经常是因为贫困和政治封闭或不开放。互联网认知不平等的首要原因是贫困。在世界的贫困地区，或者并不贫困国家里的贫困地区，享受互联网资源的物质条件受到许多限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上网的基本文化素养。改变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即使做到了，认知平等也可能因为其他现实原因而无法实现。认知不平等的第二个原因是政治封闭。林奇指出，“大致来说，一个‘开放’的政治社会要有多样化的独立媒体，以保护自由交流信息，而且这些媒体很少受到政府审查——相对于不开放的社会更加倾向于认知平等。一个社会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真正的开放？这个问题总是困扰着我们”。[22]认知不平等的第三个原因是上网成本的限制。即使在一个表达和交流的个人权利受到保护的“开放”社会里，即使人们有权访问互联网上的任何资源，“但如果访问成本无法承受，或者成本根据服务层次递增，那么访问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平等”。[23]

网络认知平等的条件是网络中立，“网络中立是指政府以及互联网服务的提供商应平等地对待流经网络的信息。尤其是，公司不能对某些类型的数据加收费用。另一方的观点涉及自由市场经济学。当人们对某种流量（如Netflix或美国付费电视台HBO的客户端HBO GO的视频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时，获得这些服务的成本就会更高。其中一个核心的论争点是我们如何看待互联网。一方把互联网定义为可以自己拥有并获利的东西，另一方则认为，互联网就是和教育或公共图书馆一样的认知资源”。[24]网络上的许多服务是商业行为，是一种生意，但是，如果只是作为商业和生意而存在，那么，认知不平等就一定会被制造出来。

互联网虽然对使用者的认知过程、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会产生影响，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工具。互联网不能代替人类来确定自己知识活动的目的和伦理原则。人必须自己决定如何使用互联网，决定实现怎样的智力目标。人必须为之确立相应的伦理原则。真实、自由、认知平等只是人类可能为自己设定的多种伦理原理中的几项，却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几项。

这些积极的价值原则应该指导我们在互联网上所有的公共行为，也应该让我们有信心，不管是互联网还是科学技术未来的其他新发展，都应该是以这些基本价值为导向的知识成果和精神成就。技术工具不管多么先进，多么智能化，毕竟有它们所不能改变的、不能代替的、只能属于人类的认知智能因素：理解、判断、好奇、想象、创造。学校教育利用互联网和其他科技手段，是为了帮助发展这些智能因素，而不是找到它们的替代品。这些是我们教育和培养一代又一代新人过程中最基本的东西，因为它们不仅关乎我们今天对科技提升人类素养的期待，也永远关乎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本质特征。

[1]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79、80页。

[2] Cass R．Sunstein，Republic.co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3] Matthew Gentzkow and Jesse M．Shapiro，“Ideological Segregation Online and Off-lin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6（2011）：1799-1839，p.1802.

[4]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46—47页。

[5]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71页。

[6]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51—52页。

[7] Edward Shils，“The Theory of Mass Society”，in Center and Periphery：Essays in Macrosociolog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5，pp.91-92，105．

[8] 约翰·密尔：《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胡勇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289—290页。译文有修订。

[9]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52、54页。

[10]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70—71页。译文有修订。

[11]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68—69页。

[12]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73—74页。

[13] Gerald Dworki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1988.

[14] Jane Dryden，“Autonomy”.

[15]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121—122页。

[16] Lawrence M．Sanger，“Who Says We Know：On the New Politics of Knowledge”.

[17]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160页。

[18]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164页。

[19] 转引自John Naughton，“The Internet：Is It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20]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161页。

[21]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170页。

[22]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171页。

[23]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172页。

[24]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172页。

清晰明了是什么意思(互联网的真实、自由和认知平等)

清晰明了是什么意思(互联网的真实、自由和认知平等)

一 新型社会传媒与虚假信息

二 共同认知规则的公共价值

三 互联网时代的批判性思维

四 互联网的认知平等原则

一　新型社会传媒与虚假信息

二　共同认知规则的公共价值

三　互联网时代的批判性思维

四　互联网的认知平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