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是一个国际社会，华洋人士之间虽然时有碰撞、冲突发生，但日常生活中，上海华人与外侨不可能时时剑拔弩张。上海中外居民平等相处、礼尚往来的事例不胜枚举。留存至今的诸多实物见证着近代以来中外居民在上海这方土地上友好交往的佳话。

1924年上海两商会赠送法国领事礼品

银器为何常被近代上海居民选作赠送外侨的礼物呢?笔者考察,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银器作为贵金属制品，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和保值、增值功能，历来被视为财富的象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自古以来就有拿银器作为社交礼品的习俗。西安法门寺发现的银器中，就有唐代地方官员进奉皇帝的银盘、银盒等礼物。唐代，吐蕃与唐朝交往中，也常常以金银器作为礼物上贡。唐开元年间，“吐蕃遣使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1908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曾向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赠送精美银质酒杯一件，以庆贺双方儿女婚礼，该酒杯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

1930年上海汉口东棉洋行同仁赠已裴银炉

其次，近代中国银器，尤其是上海所产银器，已将中西文化艺术元素融合为一体，既有浓郁的东方风情，又符合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容易被外国人接受，从而成为中西文化与情感交流的载体。器表铭刻中文吉语：“富贵寿考”。这一吉语所含美好祝福和友好情谊易被西方人理解、接受。

1936年谋得利洋行中外员工赠沃特森银盘

再次，不少外侨在华居住多年，如美国老资格的中国通“卡尔·克劳”那样，他们欣赏和尊敬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如今从外国回流中国的涉外银器，即为部分旅居上海的外侨家族保存至今的礼品。

当然，近代以来，上海经济发达，中外交流频繁，为银器作为社交礼物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

1939年花旗银行上海分行买办间职员赠牛惠尔银碗

近代上海社会中外之间银器赠、受者，涉及上海军、政、经、教等多个社会领域；从赠受双方的社会地位而言，银器主要是上海中、上层华人与相应层次的外侨之间互相赠送。中外之间赠受动机复杂多样，难以一言道之。但从华洋互赠银器看，近代上海中高层华人与外国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友好交往则是不争事实。

1940年代上海邮政管理局会计处同人赠格连维银爵杯

近代上海中外民间交往中常见的礼品银器背后，是近代上海中外交往的另一段历史。透过近代上海涉外银器，可看出近代上海中、外民间交往面之广、民间情谊之深。近代上海中外居民，虽然立场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在政治、经济上冲突时有发生。但在社会生活层面，他们对忠、正、善、美等精神追求存在共性。

1940年美国驻沪总领事署全体职员赠总领事高斯银盒

银器赠﹑受者维护上海社会稳定、促进上海社会发展的心愿是一致的。那些对上海治安、社会发展，尤其是协调中外关系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外侨，能得到华人社会认可与赞誉。

民国时期海道测量局中国人赠英国籍副局长米禄司银盾

近代上海社会，中外在政治上、经济激烈冲突、斗争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中外居民在生活中友好相处, 为社会发展共同努力，同样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和有机组成部分。近代上海银器中凝结的中外友好情谊，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近代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形成与发展的一种软实力。

原文作者：胡宝芳

文章来源：《收藏家》2018年2月刊《近代上海银器中的中外情谊》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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