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蛇口工业区级别(消失的蛇口工业区——城邦文明下的公民社会)

Posted 2023-06-01

篇首语：夫学须志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深圳蛇口工业区级别(消失的蛇口工业区——城邦文明下的公民社会)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深圳蛇口工业区级别(消失的蛇口工业区——城邦文明下的公民社会)

作者 | 贺沛
首发 | PPP产业大讲堂

芒福德的《城市史》说“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腐朽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化有机的生命繁衍为社会创新。这都是城市能够发挥的积极功效”，这句话尽管非常经典，但是重点却在接下来的这一句：“然而，若没有制度创新，若不能首先有效支配现代人类掌握的巨大能量，这些积极功能就无从发挥。历史上，同样是先有制度创新，然后，一些发展过渡的大型村落、碉垒、营寨，才靠这些制度安排逐步转化为环绕一个核心、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文明构造，让城市诞生于世。如今我们急需的，同样也是这种强大的制度安排。”

在这种制度安排和模式下，蛇口曾经有过很多的创举。比如蛇口率先尝试了让3家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公司和南山港务开发公司脱离公有制，成为全国最早的三家股份制企业。

“蛇口模式”下，很多政商管理的理念与实践至今仍有价值：实行严格的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干部不划级别，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各级干部每年接受一次群众信任投票，票数不够者，自然淘汰；允许员工和人才合理流动，工厂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辞职。此外，在工资、住房制度等方面，蛇口的改革也颇为前卫和成功。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是从蛇口工业区开始的。1979年，改革开放第一炮在蛇口工业区打响。这一炮撼动的不仅是土地，还有板结的体制、僵化的思想，同时，也让蛇口成为旧体制下第一批创业者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蛇口精神，创造了“蛇口模式”的经济奇迹。

蛇口工业区是以特殊方式开辟的“政策试验田”，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为整个中国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可供复制的改革样本。由一个企业独立地开发、建设、经营、管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并在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上进行全方位配套改革，这就是著名的“蛇口模式”。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的思想精英都到蛇口做研讨，最前沿的思想在蛇口汇聚。可想而知，吸引思想精英们的少不了蛇口自由的空气。

一个伟大的城市究竟是因为人，还是因为制度？通常讲，一个城市往往与一个人联系在一起：伯里克利的雅典、美第奇家族的佛罗伦萨、张骞的南通、卢作孚的北碚、袁庚的蛇口、马志民的华侨城……但是人都是在制度的运动场上竞技的。据说袁庚晚年说到遗憾的事情，并不是蛇口当年划地太小，而是没有将创新所形成的制度通过立法确定下来，也就是我最近做开发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时，用了一个章节来谈的“制度性安排”。

回首40年的历程，蛇口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试管，更是现代经济的一个超级孵化器——新观念、新思想、新模具、新产业、新人物的诞生之地。招商、平安、华为、招行、中集……无数巨头从蛇口走出，最终走向世界。腾讯、恒大、大疆、顺丰等本土知名企业扎堆，苹果、思科、微软等世界500强的研发总部，以及百度、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大鳄”都早已抢滩入驻。

首先发展国内外横向经济联系，成立数百家外引内联合作、合资、合营企业，这些企业在资金来源、法人地位、股东意志、遵守市场经济规则方面，均冲破了大陆传统纵向组织结构——部门和区域所有制的束缚，在蛇口打造了一个新型的、真正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企业群。

比招商银行晚些时候成立的平安保险公司，起家于蛇口的退休基金。1988年3月，平安保险公司成立，现在它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三大保险公司。第三个成果是1982年成立的南山港务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辖赤湾港和赤湾港石油基地两大上市公司，总资产42.8亿元人民币，净资产24.7亿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金蝶软件是从蛇口工业区孕育起来的；中国电信市场“五霸”之一的中国联通，起步之初招商局(实为蛇口工业区)为其发起人之一；TCL、华为、中兴、科健等等现活跃于中国经济界企业的当年发展，都或多或少与蛇口工业区有关。

在原来蛇口工业区基础上成立的南山区，成立短短30年，GDP增长78倍，2019年GDP达到6103.69亿元，以1/10左右的人口和土地产出了超深圳市1/5的GDP，上市企业达174家，总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二。追根溯源，这一奇迹发端于“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蛇口精神。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看，产业的集聚和发展有客观的规律。蛇口工业区早期的建设，无论是园区规划，还是招商引资的标准，乃至民生事项，起点都比较高。随着“五通一平”尘埃落地，招商引资伊始，蛇口工业区就明确提出吸收外资“三个为主”“五不引进”的方针，坚持引进高科技和先进管理水平的工业企业，不引进来料加工的企业，不引进污染环境的项目，让蛇口成为外资、港资先进企业的集聚地，三洋等一大批知名企业落地蛇口。

众多外企牵引着蛇口建立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则，蛇口采用工程招标制度，改革了工资制度、劳工制度等。事后证明：蛇口一开始着手削弱行政干预，变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为间接控制，才能在一片荒滩上创造了令人瞠目的经济奇迹。

以工业为主、外资企业为主、出口为主的招商和发展思路，为蛇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此后，大量“三资”企业涌入。1984年的1月到10月，蛇口工业区接待了超过20000人，其中有 4690 人来自国外。从蛇口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宏气体建成投产，之后三洋电机、凯达玩具、广东浮法玻璃等外资企业陆续落户，蛇口工业区逐步形成。

此后，蛇口的部分发展经验，被引入到深圳全市、珠三角乃至全国其他首批开放的沿海城市（如东莞）。尤其在吸引外资企业以及“三来一补”的借鉴演变中，成为一些地方的最初快速发展的经典模式。

蛇口率先尝试了让3家企业脱离公有制，成为中国最早的真正的股份制企业，这就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公司和南山港务开发公司。现在招商银行被列为世界前500家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世界排名第13位。美国《环球金融》杂志称，招商银行是2000年度中国本土最佳银行。“蛇口之父”袁庚曾经说过，“蛇口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是蛇口人与蛇口企业的共同基因”，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蛇口精神，突破桎梏，对板结的体制、僵化的思想进行冲击，是蛇口业精神的精髓所在：

——崇尚规则。蛇口建设初期，制定和发布了大量规则文件，只有当年上海租界设置初期那些外国人是这样做的，当时一个上海法商电车公司的规章可以多达200多条；有什么事情在做之前先说明白，这是蛇口的做派，后来在全国广泛兴起的开发区好像都没有这么办的，很多都是领导口头说的，换个领导完全可以不认账的。

——崇尚创新。对现存的规则和做法普遍提出质疑，从当前的实践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方案，不拘泥、不固守、不唯上。当然，这样的做法受到很多批评，甚至为此引来了一些“工作组”或“调查组”，蛇口人为此很纠结。后来听到一句口号大家都释然了，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崇尚民主。因为创新是一定要先有想法的，压制想法，甚至以“思想”定罪，就一定没有后面的创新。想法是需要冲撞的，而冲撞一定是以言论方式实现的，堵塞言路，甚至以言定罪，就一定不会产生好的新想法。蛇口自称“这是个使人免于恐惧的自由环境”，而袁庚则明确提出“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蛇口巨变

正如人类的自由是非常偶然的一样，一个国家能产生一个伟大的城市也非常偶然。芒福德写了整部的城市史，所推祟的不过雅典，佛罗伦萨。我现在不再为蛇口之后未能出现好城市而郁闷，反而感到能够与蛇口同处一个时代、同处一方水土的幸运。不知为什么，我所心仪的这个小城偏偏叫“蛇口”，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基督教义中，蛇都是不祥之物。但唯独在古代希腊，在人类城邦文明的青春年华里，蛇是吉详、灵性和健康的象征。

蛇口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卓越的城市：她拥有超强的创新能力，从这块仅有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出了中国最优秀的银行、保险公司、高技术企业；蛇口拥有最为紧凑的步行街区，这块土地是华南地区最宜人居的国际化社区、是公认的最为“小资”的地方；蛇口又是改革的先锋，这里所进行的一系列市场取向的改革——工资奖金制度、保障性住房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等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的蓝本；而从城市的规划管理与公共治理来看，说她是当代中国最富魅力的小城也不会有异议。蛇口，为什么创造了如此多的第一呢？

目前全国共有各类国家级开发区628家，省级开发区2053家，各类产业园区15000多个，对整个中国经济的贡献达到30%以上。尽管它们都为30年来的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一座城市的标准来看，没有一个开发区追得上蛇口。

为什么第一个开发区，同时也是中国最优秀的城市，而成千上万的后继者却望尘莫及呢？在蛇口之后，三十年里中国以特殊政策建立的各类经济功能区——特区、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等，虽经数次清理整顿，其数量逾万，但没有一座园区可以在改革创新上、在乐业宜居上、在公民社会的建设上能够望蛇口之项背。

苏格拉底和菲德拉斯会在一个炎热夏日漫步到城外，在树荫下慢慢地走，领略农村的宁静与和平。埃米尔. 库恩在《古代城市》中说：“城市和乡村构成了古希腊人的一种和谐一致，它们并不是生活中两个对立的方面。”

在蛇口漫步有一种特殊的舒适之感，假如乘船从蛇口港出发，船开不久，回首相望，你会发现在蛇口港码头周边步行距离之内，紧凑地布局着一个“城市之心”：港口码头、五星级酒店、别墅、微波通讯站、临港的工厂、货物的堆场。而位于港区中心那座小山脚下，则是那幅著名的标语，它是这个港口城市的意志和信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1年底起矗立在蛇口工业区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江式高摄

萌生于海港的蛇口，由此与大陆城市拉开了距离。中国大陆的城市，自周代始便是统治者居住的地方，秦汉以降，中国实行了两千年的郡县制，所有城市都成了集中统一的帝国行政系统中的一个结点，每个城市都有其上级，有其下级。上下级之间以财政和人事的链条逐级管制。城市的空间形态也是行政规制的一部分，容不得有个性。

隋朝的大兴城，也就是唐朝的长安，规模大到80多平方公里，直到唐朝垮台也没有把城墙内填满。进入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量化的可能，庞大的国家机器便有可能发育出一系列技术官僚机构，制定从道路的宽度到大学兴办程序的各项标准，自上而下代表中央来管辖所有的城市。“千城一面”的结果必然难免。而像蛇口这样的紧凑型、人性化、步行距离内拥有混合功能的小城，在中国廖若晨星，恰恰是必然的。

蛇口之后所涌现在中国各地的逾万个工业园区，是中国经济40年来强大的发动机，但由于不再以一个港口开始，因此都不具有紧凑的“城市之心”。几乎所有的园区，都是先规划出一大片土地，给出相当的用地指标，然后像隋朝大兴城那样，以横平竖直的路网，切出大而无当的地块，然后开山填谷，七通一平，以近乎零地价来招商引资，从中西部地带招来大量的流水线工人，转眼之间成为世界工厂的新车间。这样的地方要想让人留连忘返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道路上散步是受罪。到了晚上，这些园区往往就是一座死城。与入夜时分浸润在乐音与花香中的蛇口，恍如隔世。

与亚洲大陆城市最大的不同，古希腊的城邦没有“上级”，它们可以自行决定宣战与媾和这样的大事，更惶论城市规划建设。一个自治的城邦拥有多大的权力？在古代希腊，每一个城邦甚至都有自己的历法，因而都各有自己的新年。这个城市所具有的权力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组织可能拥有的全部权力，相当于一个国家，可以说，一个城邦就是一个拥有国家权力的城市。因此城市没有“上级”，办事不需要报批，这就要发展出一种决策的机制，而全体市民选举“市长”的民主制也就由此产生，执政者的权力来源于民主选举。伯里克利时代，为庆祝希波战争的胜利而建设卫城和帕特农神庙，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是经过了公民大会投票表决的。希罗多德写道：“当雅典人在独裁统治之下的时候，他们宁愿做一个胆小鬼。但当他们被解放之后，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为自己做事情了”。

从卫城北望，古市场的东侧有一座小山岗，或者说是一块巨大的石头。那就是古希腊的最高法院。据说古希腊时代，法官站在巨石的中央宣读判决，所有的人只能背对着他一圈圈坐在周围聆听判词。也就是在这小山岗上，曾经召开了公民大会，因此它又是古希腊民主的发源地。尽管，雄伟的卫城打上了伯里克利的意志，但是没有全城公民的支持，“一个人”还是建不起“一座城”的。而伯里克利执政的合法性在于全城公民的选举。这样，全体市民选择了执政者，执政者以他的远见带领城市前进。这就是城邦文明下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有什么不同？首先是人活得有尊严。因为是城市的主人，因此城市的各项事务与我有关。我有选举权与我有信誉是互为因果的。

在商业上的体现就是，古代希腊以贸易立国，听说过有海盗，却未听说因三聚腈胺或者瘦肉精让商品下架；再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一个人可以是合唱队员，同时参加广场上的哲学辩论，在神庙中主持祭祀，在战争中拿起武器成为战士。也就是说，每个人不仅要谋生，而且会将时间大量地用地那些超越功利的事情上，成为这个城邦的主人。正是这样一些活得堂堂正正的人们，将行政权力授予执政官。

古代中国大陆的城市，是不同等级行政区域的治所。因此城市是有“上级”的、受管制的，而不是自治的。《左传》说：“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三十雉，候伯方五里，长三百雉，子男城方三里，长一百八十雉。”这是规定了不同级别的城市的面积与城墙长度。诸候在城内建自己居住的宫殿，如同明清两朝皇帝在北京城内建皇城一样，也是有规距的：“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就是说皇城的面积不能超过规定的比例。

今天中国的城市，被数不清的上级主管部门以红头文件管制着，你要引进一所国外优秀的大学，教育部门按有关规定不批准，你要引进一家优秀的医院，卫生部门横加干涉，更不用说办报纸杂志，或者引进公共管理了。

蛇口遇到了中国当代一个特定的历史窗口期，阴差阳错地在最初几年里成了一个在广东省和深圳市都没有“上级”的城市，这使当时的蛇口更像一个自治的城邦。她的奖金如何发放可以请示到中央最高领导，她的行政权力来自于北京交通部的授权，这使得她有着更多因地制宜，临机处置的自由度。

这种没有上级跟在身边的环境原也可以造就强权的暴君，但偏偏是刚刚经历了囹圄之灾的袁庚主政蛇口。这个怀着原教旨共产主义理想的人，经过了香港市场经济的洗礼，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蛇口开展政治民主的试验，由职工民主选举管委会的领导。袁庚把自己和整个领导班子置于全体职工的监督之下。对工业区管委会成员投信任票和民主选举的做法，恰恰是一种城邦文明之下公民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

蛇口之后，只有经济特区曾经具有类似于蛇口的环境，直接受国务院特区办节制。其他数以千计的开发区都是各级政府就近设置。其管委会，都是各个位于行政层级中城市的“派出机构”。尽管不乏可歌可泣的开拓者，他们在选址的时候试图尽量远地逃离母城，以逃离那些束缚发展的条条框框以及种种的“潜规则”，如天津开发区和广州开发区，尽管他们努力争取一个“封闭式管理”的行政环境，但最终都难逃旧体制的法网。这些开发区可以不设人大政协，但党工委书记一定是母城所派，方方面面要接受“上级”的考核管理和监督，在这种大陆城市的架构之下，哪里还会有民主选举这样的公民社会？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在蛇口工业区沙盘前向小平汇报

蛇口的开拓者来自海上，袁庚最初是从香港乘船登上蛇口的。他来自香港，他和李先念用铅笔为未来蛇口“画圈”的地图是一张香港地图，彩色的香港越过蓝色的深圳湾，蛇口所在的宝安县是一片白色。在地图的制做规范中，白色意味着视野之外荒芜的地方。

从海上来到一片视野之外的地方，招商局是一群拓荒者。他们很像古代希腊的殖民队。当每一个城邦的人口也就是经济规模超过了步行距离的规模的时候，古希腊人的答案就是向外殖民。位于小亚细亚的古希腊城邦，那个诞生了欧洲第一个哲学学派的米利都，曾派出70支城市殖民队。他们将源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岛，又滥觞于希腊的文明传播到环地中海的欧亚非各地。到5世纪末，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从海上来的开拓者，必然在港口落脚。

“殖民”，在中文中是侵略、压迫的代名词。但是在古代希腊，则如同我们说“移民”一样，是表征一个族群向外拓荒的中性词汇。今天在雅典机场，一个展出古希腊的历史的展室门口，所摆放的沙盘就是早期一个希腊殖民地（SETELMENTE）的模型。希腊的历史就是不断殖民的历史。

招商局从香港来到蛇口，与一般城市组建的管委会进入一片开发区，除了落脚于港口之外，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那就是，招商局是从开放先进的高能态文明进入了封闭落后的低能态文明，势能变动能，所谓势如破竹。从现代企业制度到剩余收益率，从股份制银行到保险公司，所有的“改革创新”，其实都不过是香港早已成功成熟的市场规则的运用，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蛇口人心中有数，不用“摸石头”。而对于各地成千上万的开发区来说，是从旧营垒里杀出来的一支人马，要跳起来才能与国际接轨。从如何打领带、穿西装开始学习外事礼仪，每一次与外商的磨合都是“创新”。这是从低能态向高能态跃迁，劳神费力，艰苦异常，很难有蛇口那份自信和从容。

澳大利亚人盖尔•C•阿芙利所写过一本《莱茵模式——如何开创和谐的常青基业》，书中序一作者恰好是曾是招商局的掌门人秦晓，秦对于莱茵模式的解读从另一个角度感悟蛇口：“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根本甚至是唯一的商业原则就是维护资本的利益和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欧洲的莱茵模式的商业原则以社会公平的理念为基础，强调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依赖性，关注企业与所在社区的均衡发展，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和谐。莱茵模式强调商业机构在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维护历史、文化和传统，履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保证企业在财务绩效、社会责任和外部环境的和谐，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1992年，75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他管理了15年的蛇口，黯然谢幕引退前，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召开了“纪念招商局成立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二是主导在离蛇口七百多公里外的荒滩上再造一个蛇口。不过，他的立言与事功都以失败告终了。同样具有蛇口基因的招商局漳州开发区，是袁庚在退休前播下的一颗民主的种子。龙种虽已播下，二十多年来收获的却是跳蚤！

蛇口，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中国城市史上的一个偶然。但是，蛇口的偶然性背后，有着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曾经现身于雅典和佛罗伦萨，曾经现身于如珍珠般撒落在海琴海上的希腊城邦。她们，哪怕今天只剩下遗址和废墟，也彰显着人类社会的重力法则——那就是文明在开拓中复兴的规律，一种源于城邦文明下的公民社会。

作者简介
贺沛，招商局集团战略发展部研究员、中国财政学会PPP专委会委员。长期致力于大型央企的战略规划和海运史、企业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晚清海防格局中的轮船招商局与马尾船政局》《招商局在沪轮船考略》《轮船招商局早期经营中的商贸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