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冲床(淄博淄川 龙泉韩圣青龙山上有个大寨田)

韩圣青龙山上有个大寨田

淄川区龙泉镇韩圣村青龙山上有个“大寨田”，提起“大寨田”过去有位带领全村人民修“大寨田”的好书记——名字叫田来玉。现在的人们仍然想着他，提起他人们素然起敬，村里的人们对田来玉书记都竖大拇指称赞！

话说1974年,淄川区委、区革委表彰了五面红旗:“韩圣的路子、夏庄的步伐、窟空峪的精神、罗村的干劲、刘成悦的作风”,号召全区各行各业向他们学习。“韩圣的路子”位居五面红旗之首。

韩圣大队位于淄川区龙泉镇(原龙泉公社)中部,南面紧靠龙口(龙一、二、三、四),因此人们惯称为“龙口北庄”。1971年前,除官方称韩圣外,远近老百姓只知道有龙口北庄,多数不知道韩圣的名字。韩圣人外出办事,外人问及住址，只能回答龙口北庄;若说韩圣,知道的人甚少。那时全村共有382户1342口人。

设四个生产队,总耕地面积782亩,另有荒山一座——青龙山,面积约300亩。当时,该大队共有党员3名(其中2名系建国前的,1名系建国初期的)。因党员人数少,建不成党支部。1966年前一直与龙四大队、和庄大队共为一个党支部。龙四大队1名党员任支部书记,韩圣与和庄大队各有1名党员任支部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党支部独立,原来任支委的那名党员改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无其它支委),主持大队全面工作,行政上配一名大队长。由于党员人数少,领导能力弱,群心涣散,村风不正，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是龙泉地区出了名的靠救济、吃返销、老大难、落后队。

1971年春,全市搞整党建党运动。市、区从淄博矿务局系统抽调4名党员组成整党建党工作组,进驻韩圣大队。工作组进队后,经过走访、座谈、召开各种会议,深入、细致、全面地了解情况。广大群众较普遍反映,第三生产队在三年前全公社最差的生产队,自从1969年田来玉当了生产队长后,一年一大步,现在是全公社最有名的先进生产队。得知这一情况后,工作组经过认真讨论、分析、研究,并报请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决定解剖第三生产队,弄清楚这个生产队后进变先进的原因,总结他们的经验做法,以推动整党建党工作的进展。

韩圣大队第三生产队,1969年之前的状况是:凡年满18岁至60岁的男性社员,基本上都轮流当过生产队长,有的曾轮过三四次。可他们当生产队长,均以情绪为准—一高兴时就干一阵子,遇到困难就闹情绪,撂挑子。甚至一年中就换三四次生产队长。当队长的无责任心,群众自然散了心;队长为应付,群众以对付。多年来养成了一种坏习惯,每任生产队长到年终决算时,为提高工值,总是把圈里养的猪多估上几遍,对场里存放的柴草也多估几次,甚至连场里的碌碡也不放过。弄虚作假,已是司空见惯。这些年来,不论如何折腾,工值从未达到过六角钱,当然更谈不上兑现。每年年终,全队无一户分红找款,吃救济已成了传统习惯。社员群众对生产队已失去信心,各户有各户的想法,各人有各人的打算,情绪十分低落。自从1969年田来玉任生产队长后,一年一大步。1969年,粮食亩产过了黄河(亩产五百斤以上),工值达到了八角钱;1970年,粮食亩产过了长江(亩产八百斤以上),工值超了一元钱;1971年,粮食亩产超了千斤,工值达到了一元三角钱。从此,这个生产队实现了“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的梦想,彻底告别了“吃粮靠救济、花钱靠贷款“的历史。人心齐泰山移。社员群众主动为生产队出谋献策,生产队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每年公社召开表彰大会,总是安排韩圣第三生产队第一个发言,介绍经验。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韩圣第三生产队一跃成为全公社最先进的生产队。

田来玉是怎样的生产队长?这个生产队又是怎样由后进变先进的呢?带着这个问题,工作组进行了深入解剖,工作组走访了田来玉在校读书时的老师、时任韩圣小学校长司继印,召开了各个方面的群众代表座谈会。据他的老师和广大群众反映,田来玉从小就是一个好学上进、见贤思齐的人。从小学到初中肄业,一直是全级部第一名,品学兼优。1959年,任少先队大队长,作为市、区少先队员代表,出席了山东省首届少先队员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组织上安排他到各学校进行巡回报告。当时,影响颇大。1960年,因其母病故,为照顾年迈的父亲而初中肄业回队务农。这些年来,他亲历了全生产队的一切,他的两位兄长也都轮流当过生产队长,并且轮过几次,都没有干出成就;其他人也曾多次轮流干过生产队长,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桩桩、一件件,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此,他对农村失去了信心。所以每年群众选他当生产队长,他总是婉言拒绝;他的心思是离开农村,待机参军或干工。1965年他父亲病故,两位兄长也相继成家,他的心事没了。这一年他报名参军,政审、体检全部合格,一切顺利,只待入伍通知书的到来。可事与愿违,等来的是这一年韩圣大队免征。当兵的愿望破灭后,他又决心干工人。1968年队里照顾困难户,推荐他去淄博矿务局龙泉煤矿当采煤工。按照程序,全部合格,待入矿时,又被矿领导的关系户顶了。通过上述两次严重打击后,他认为这就是命。君子不与命争,他才下定决心要在农村干一辈子。1969年,三队全体社员再次全票选举他当生产队长时,这次他欣然接受了。但他深知这一工作的艰巨,他更明白“一个好汉三个帮、个篱笆三个桩”的道理,要想完成好任务,必须找好帮手。因此,他上任之后,将原来曾经任过队长的丁慎海、田法圣、丁昌奎三名同志,经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多次谈心、交心,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说服三人分别担任了副队长、会计、保管员,组成了新一任生产队领导班子。

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们身先士卒,带头实干,通过实践一项一项重新制定和修改了所有农活定额,生产队一切农活全部实行定额管理,彻底解决了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制定和了各种规章制度,依照规章制度解决了老实人吃亏、偷懒奷猾人赚便宜的问题。通过这些举措打击了歪风邪气,树立起了正气。然后,在生产管理上狠下功夫。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粮食单产逐年提高。粮食产量上去了,但只靠粮食生产群众是富裕不起来的,长期高产和稳产也没有保障。要想让社员群众富裕起来、要想继续高产稳产,必须要搞副业,实施以副养农。新的思路确定后,他们开始想法设法,托关系、找门路,千方百计寻求副业门路。经过多方努力,联系上给奎山煤矿职工食堂供应豆腐,办起豆腐作坊。俗话说得好“小买卖,出豆腐;大买卖,开当铺”。可豆腐坊每天必须用100斤大豆,若在当地解决,是一大难题。因大豆产量低,当地种得很少;在当地购买大豆,不仅价格贵,也不可能买得那么及时。针对这一现实,队长田来玉、副队长丁慎海、会计田法圣、保管丁昌奎经过商量,最后决定每人借一辆自行车,每五天一次去黄河北的北镇大集购买大豆。那时每天晚上都要组织全队社员进行政治学习。待学习结束后,已是晚上九点左右,四人骑上自行车,直奔黄河口岸。从韩圣到黄河岸边,单程210华里,骑自行车快速行驶也得七个小时。赶到黄河岸边已是翌日清晨五点左右,坐轮渡过河(当时黄河上没有大桥),购上大豆立刻乘轮渡返回,来回最快也需要两个小时,这就到了早七点左右。然后每人带150斤大豆往回返,一路上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因路上设卡,当地规定不允许大豆出界)。来回420华里,回到韩圣一般是下午两点。三年来,他们夏冒酷暑、冬战严寒,每五天一次,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这豆腐坊可帮了他们的大忙,一年下来,纯收入一万多元，当时的一万元钱,就是生产队的一半收入。

他们不仅用自行车带大豆,还用自行车带猪。当时生产队养猪,在当地买很贵。原因是当地猪源少,多数是从邹平、桓台贩来的。他们为了省钱,就骑自行车到邹平、桓台买猪。用自行车带猪与带粮不同,每人带两头猪,虽只有100斤重,但行走在公路上,一遇到点特殊声音,两头猪都拼命挣扎,拼命扑腾。两头猪一起扑腾,再好的车把式也必歪无疑。自行车倒后,一个人扶不起来,别的同志就得点下自行车来帮助他扶。经常是这辆车刚扶好,那辆车又歪了;歪了再扶起来,一路上总得扶十几次。他们不仅不觉得烦和累,反而感到与猪斗也是一种乐趣。就凭着年轻气盛不服输的精神，硬是创出一条农村脱贫致富的路子。

工作组通过对第三生产队的解剖,得出结论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工作组针对韩圣大队的实际情况,决心选出一名好的支部书记、组建一支三好的干部队伍。针对韩圣大队十几年未发展一名新党员,现有党员年龄偏大,暮气有余,朝气不足,整个党员队伍缺少新鲜血液的现实,经过群众推荐和组织考察,一次确定了三名新对象:第三生产队队长田来玉、大队团支部书记高鸿泽、退伍军人段连江。经过半年的组织考察,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于1971年7月1日,这三名同志成为中共正式党员。这样,韩圣大队的党员人数增至六人。不久,田来玉当选为党支部书记,司淑美、高鸿泽当选为党支部委员,从此结束了韩圣村无党支部的历史。

新的党支部成立后,支部书记田来玉按照治理第三生产队的经验做法,根据大队的实际情况,率领支部一班人,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首先,充实完善了大队领导班子,选举产生了大队长、会计、保管、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妇代会主任、贫协主任和调解主任等。新组建了副业队,选出了副业大队长,同时,对4个生产队的班子进行了改选,各生产队重新选出了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妇女队长等。组织健全后,又统一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例如学习制度:每周一晚为党员学习日,周二晚为团员学习,周三晚为大队干部学习,周四晚为生产队干部学习,周五晚召开民主理财会,周六晚为研讨会,周日晚为党支部学习日。全体民兵以排为单位和其他社员群众一起每天晚上都组织政治学习。学习内容以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五篇光辉著作为主。并分别提出要求,所有民兵(16岁至60岁)和广大社员群众主要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学习后必须背诵其中一篇。所有生产队干部必须全部学习以上五篇著作,学习后必须背诵前三篇。所有大队干部必须学五篇、背诵五篇并能做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党支部又有针对性地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提出了“三提倡、三反对”的要求。第一,提倡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扬正抑邪、敢于碰硬;反对私心严重、阳奉阴违、不分是非、欺软怕硬。第二，提倡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敢于吃亏、乐于奉献;反对言行不一、只说不做、怕苦怕累、专捞便宜。第三，提倡坚持原则主持正义、遵纪守法、顾全大局;反对看风使舵、同流合污、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并明确表态,凡做不到以上三条的,请立即退出干部队伍;凡做不好以上三条的,按照大队制定的规定制度,接受惩罚。党支部要求所有党员干部人人表态,个个立誓,并写出书面保证书,张贴在大队宣传栏内,让广大社员群众监督执行。从此,一支朝气蓬勃的党员干部队伍呈现在韩圣大队广大社员群众面前,是1971年的整党建党使韩圣大队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路。

学习大寨精神,治山造田、打井修渠、创高产、保稳产。整党建党验收后,市、区组织部分公社及个别大队的主要负责人去山西大寨参观学习,韩圣大队就在其列。田来玉与大家到大寨后,参观了虎头山上整齐的层层梯田和南垴在山顶建成的万方蓄水池,眼看着清水顺着盘山水渠缓缓地流进层层梯田,心里说不出多么高兴。听了讲解员的讲解后,更是彻夜难眠,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大寨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整、不敢干。农村缺什么?缺的是像陈永贵那样的带头人。参观结束归来,区里组织区直部门负责人、公社党委和全区大队党支部书记共1000多人,在区委大礼堂集中听取赴大寨参观团的汇报。汇报以后,安排韩圣大队党支部书记田来玉代表前去大寨参观的大队书记表态发言。田来玉在发言中讲道,我们与大寨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晒,为什么大寨人能办到的我们办不到。原因就像大寨人说的“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干部看党员,党员看支部”。我们与大寨相比,就缺敢整敢干、敢吃亏、乐奉献的党支部书记和一个坚强的支部领导班子。俗话说得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要想改变一个落后村的面貌,支部书记是关键。他最后表态:“学大寨见行动,不能只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必须落实在行动上。要以大寨为榜样,与天斗、与地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整、敢干、敢吃亏、乐奉献。一年见成败,二年见大效,三年摘掉落后帽。

回队后,大队一班人对治山造田、打井修渠进行了全面论证和规划。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将全村唯一的青龙山建成米粮川、花果山;同时计划打机井6眼(其中深井3眼),使全村所有旱田边变成水浇田。具体规划是:从青龙山山脚到山顶修一条4米宽的东西大路,将山南北一分为二,路的北面整成层层梯田,路的南面整成果园。在山顶建万方蓄水池,在蓄水池的南面也正是东西大路的中央,背东面西建一座肃穆庄亚的骨灰堂。规划方案征得大多数干部群众同意后,边施工边完善。大队组织了一支以精干民兵为主体的200人的治山造田专业队,于1972年的大年初一浩浩荡荡开进治山造田的现场,对沉睡千年的荒山正式宣战。山坡人头攒动,山顶红旗招展。面对冻僵的荒坡和顽石大喊:“韩圣大地无冬天,地冻三尺照样干!”这边点燃柴草把荒坡融化开,那边用铁锤钢钎在顽石上打炮眼，一场轰轰烈烈地治山造田运动在青龙山上全面展开。

治山造田,首先要把整个山坡进行规划。例如一层梯田长200米,宽30米,测量好后,用石灰粉把梯田的轮廓划出来,用各种工具把石缝里的土剔出来,统一堆放到一个地方,然后在裸露的石头上打炮眼,用炸药把石头炸开,再用手锤、铁钻在炸开的石头上打上楔窝,再在楔窝里放上木楔或铁楔(铁楔用的多),用木楔时把水灌入楔窝,使木楔膨胀,把石头撑开。在顽石上打炮眼,需用大铁锤与钢针,一人扶钎,一人抡锤(有的两人抡锤)。抡锤的人高声喊着号子,扶钎的人低声应着,必须配合默契,精力集中,直至将炮眼打到设计的深度为止。炮眼打好后,经过验收合格,再由放炮员装入炸药,点燃导火线。把炸开的石头凿打成方块,用人抬或用小车运至所需用的地方,按照测量标准和具体要求一块块把石头垒起来,坝成石堰。再把高处的顽石炸碎,把碎石运到堰边进行填充,按照低于石堰50公分的要求,一次性夯实填平,全部填平后,再将原来剔出的土进行回填,也就是把所欠的50公分填满整平。一层梯田剔出来的土不足十分之一，其余所用的土一律从山下大土场中运足填实填平。经验收合格,这层梯田宣告完成。当时,韩圣大队治山造田除自己的专业队外,还有每年秋收结束后公社统一组织的整地造田突击营。韩圣大队与龙三、龙四、和庄作为一个连。这种方式是采取工换工的办法,每年突击一个大队,由公社统一指挥。1972年冬天,从韩圣大队开始,全连共有400余人,再加上韩圣大队治山造田专业队的200余人,聚集在一个山头上,可谓人山人海;各排的红旗插在堰边上,可谓红旗招展;同一时间放炮,炮声可谓震天动地:炮响后碎石漫天飞扬,可谓石花怒放;突击队的队员们说笑声、歌声和钢钎打眼的号子声及铁锤猛击钢钎的响声连成一片,不断在山涧回荡,可谓此曲只有山上有,村中哪有几回闻。整个场面气势恢宏,蔚为壮观。凡参加治山造田的同志,一开始手脚都会磨起血泡;抬石头的同志肩上都会出现红肿。时间一长,血泡破了手脚都长出老茧,肩上的红肿消失了，肩上都会变成厚厚的膙子。夏天,男同志赤着上身,每年都会被太阳晒脱一层皮。冬天更难熬,手脚上的老茧都会被冻裂,时常流血,疼痛难忍。可尽管如此,也没一个人叫苦，没一个人退缩。

大寨田的南堰头,最醒目的地方立一石碑。碑的最上端刻着梯田的长与宽及亩数,中间刻“大寨田”3个大字,下端刻着各层大寨田建成的单位及时间。13层大寨田所用石料整齐划一,堰头一层更比一层高,全长800多米,站在迎面高处或山脚下侧面望去,就像800米长昂首欲腾的青龙,成了名副其实的青龙山。

路的南面,按照一米半宽、一米深的要求统一开沟。画出轮廓后,用炸药把顽石炸碎,将碎石全部清除,然后按一米半见方用石块砌成树穴,最后运土填穴,种上果树。三年多来,共造树穴12000多个。随造穴,随填土,随栽果树。所栽果树都是成果树,当年栽树当年见果。三年后,果树满山,春天看花,夏天观叶,秋天收果,冬天剪枝、施肥、刷干、防虫,一年四季景色各异。到山上观景、游玩的人络绎不绝,荒山坡变成了花果山。

万方蓄水池,建在高山顶。为建蓄水池,大队挑选身强力壮、会开石砌墙的能工巧匠组成一支专业队,共20人。山顶上建水池,在韩圣大队来讲是前无古人。要保证不渗漏,还要美观。按照这一要求,先将水池的轮廓挖好,堑出个深10米、直径40米的大坑。建蓄水池需要就地取料,同时还要备好大寨田最南面堰头的石料。这就给挖水池增大了工作量。料石必须四面见方,一面全平,因而挖坑就不能用炸药爆破,主要靠手工凿,每层石料的长、宽、平面必须完全一致。经过一年奋战，一个直径30米、深10米的万方蓄水池呈现在人们面前。整个水池藏在地下9米,露出地面一米。地面以上的部分除用料石砌好,又在上面建了一米高的花栏杆,既美观又安全。进入水池有层层台阶,水池的最下端有一出水口,用以放水浇田。蓄水池里的水除及时浇灌良田,还放养了各种鱼苗。有些鱼苗一年就能长三四斤,每逢年节,把养大的鱼捕捞上来分给大家。社员们奔走相告,青龙山顶能养鱼,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治山造田专业大队按照军事化管理,一年四季战斗在山坡上。夏天顶烈日、冒酷暑,冬天迎风雪、战严寒。中午吃饭半小时,上、下午中间休息10分钟。各项任务指标按定额管理,若个人完不成定额,整个班要受处罚;若一个班没完成定额,整个排要受处罚。当天的任务必须当天完成,完不成者不能收工。由于严格管理,人人都争先,个个都争先恐后,只有超额者,没有完不成者。当时工地上的顺口溜是:晴天一身土,雨雪一身泥;冬天手脚裂,夏日脱层皮。荒山变梯田,顽石产粮食,身手虽苦累,心中乐滋滋。这也是对治山造田专业队员的真实写照。在专业队,男同志人称铁罗汉,女同志人称铁姑娘。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硬是在顽石裸露的荒山上造出了13层共135亩大寨田。

在蓄水池的南面,正当新修大路之中央,背东面西建起了一座肃穆庄严的二层楼是骨灰堂,火化后的骨灰盒就摆放在骨灰堂内。骨灰堂的周围打起花园式的院墙。院墙外种上苍松翠柏,形成一个新的景点。1975年,又在山的最高处打了一口深井,利用山高的自然压力,对所有大寨田实施了灌溉。灌溉时喷头自动转动,水花四溅:一会儿喷云,一会儿吐雾;一会儿像大鹏展翅呈祥,一会儿像麒麟张口吐瑞,十分壮观。每次灌溉时总会招引很多人前来观览。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共用人工20多万个,炸药400多吨,钢钎近100吨,大锤、小锤、手锤、锤钻库、镢、锨、镐、筐、担、小车、护肩、手套等不计其数,使千年沉睡的高山彻底改变了模样。为了不让牛、羊和闲人随便进入山内,用青石绕山一圈建起两米高的院墙。人们高兴地夸赞:东西大道通山巅,青石围墙绕山转。路北层大寨田,路南片片花果园。山顶建起万方池,骨灰堂处最显眼。山顶不断冒清泉,喷灌靓丽风景线。昔日荒山人人厌，今朝咋看咋喜欢。

韩圣大队十年九早,1971年前,全村没有半亩水浇田。每逢枯水季节，人畜用水也要靠大人挑、小孩抬、用驴驮、用车拉,四处讨水,时常因争水发生纠纷。

1971年,新支部成立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人畜用水问题。经过论证,决定将村东的一眼半干枯的老吃水井加大加深,由原来半米见方扩为一米见方,把原有不足10米深加深到30米。解决了水源以后,在井的北边建起一座高10米、容水30立方米的蓄水塔,铺设了管道,让群众吃上了自来水。这是龙泉公社第一个整建制吃上自来水的大队。解决了人畜用水后,又考虑如何解决水浇田的问题。他们下决心打大井打机并,充分利用地下水源,实现旱田变水田。三年来,共打三眼大井、三眼深井。除一眼保证人畜用水外,其余五眼全部用于灌溉农田。水井打成后,紧接着要搞设施配套。配电室由原来一处增为六处,电容量由原来50千瓦增为300千瓦。同时新建了水泵房、扬水站、倒虹吸,铺设了管道,修筑了明渠,确保所有农田每10天就能轮浇一遍。在其它地方打大井、打深井时,干群意见比较一致,基本上没有大的争论。1975年支部决定借力在青龙山顶打深井时,干群意见发生了分歧。赞同的人少,不赞成的人多。党支部一班人反复论证,最后决定在山顶的最高处打深井。其理由是:一是因为这个深井孔是省地质勘探队在龙泉地区打的一个试验孔,试验孔是不收费的，大队只负责给钻井队全体职工解决食宿即可，大队负担不重。二是韩圣大队己实现了农田水利化,试验孔打不出水来也不影响农田正常浇灌;同样也不影响钻井队的成果,因为打的是试验孔,打出水打不出水都是可能的。三是如果能打出水来,韩圣大队的农田浇灌期会相应缩短,还可以利用高山流水的自然压力通过明渠自然浇灌,能大大节省资金更可贵的是大寨田可实施喷灌。当然,不赞成在山顶打井的人也都是好心,因为他们认为在青石山顶上是打不出水来的,干了白干,劳民伤财。针对这一分歧,支部一班人展开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告诉大家地上本来没有路,后来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世界上如果没有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到现在人们还可能认为螃蟹不能吃。在边做工作,边争论的同时,钻机开钻了。100米不见水,200米不见水,300米还是没有水。这时,反对的呼声越来越高,说风凉话的人越来越多;自以为是的人更是理直气壮,逢人就讲,咱说不能在山顶上打井,有些人就是不听,结果怎么样,就是打不出水来。在这种情况下,钻井队领导也认为已经完成了实验任务,与支部领导人商量停钻。在这关键时刻,支部一班人坚持继续加深,恳求钻井队领导再加深50米,如果仍不见水,就停钻。钻井队领导看到支部一班人的诚意,只好勉强答应下来。谁料时来运转,结果钻了不到10米就见水了。一见到水,钻井队的同志来了劲头,一气钻到360米,这时的水就顺着钻孔流了出来,又加深了5米,水冒出钻孔5米多高。到山顶上看水的人络绎不绝,见到此景后,再也无人说山顶上打不出水来了。从此,结束了从山下机井抽水灌蓄水池浇大寨田的历史,大寨田增强了抗御旱灾的能力,全大队所有农田确保了高产稳产。学习大寨精神,治山造田、打井修渠、创高产、保稳产,使韩圣大队走上了社会主义幸福路。

以副养农,科学种田,让群众过上富裕的日子,韩圣大队在粮食单产过黄河(亩产500斤)、跨长江(亩产800斤),超千斤关以后,他们明白无工不富的道理,单抓农业生产,粮食产量再高,群众也富裕不起来。并且农业生产要想进一步发展,没有钱也是不可能的。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等,如果没有钱,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口号一声,官话一句。为了让群众早日富裕,他们组建了副业队,配备了专门班子,专门研究副业生产,以确保农业长足发展。当时,他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农忙农为首,农闲副为头;以农促副,以副养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开源节流;奋战三年,争当一流。”大队决定,除了生产队的豆腐作坊外,其余副业全部由大队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统一结算、统一分配,实行产、供、销条龙作业。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思路,首先组建了运输队,有手推车30余辆,地排车40余辆,驴车20余辆,专门为供销社、采购站、砖窑厂、大缸厂运输货物。运大缸是当时最苦最累的活,每辆手推车要装4个大缸,每辆地排车要装6个大缸,然后要在大缸内套上中缸和小缸。装卸车是个复杂繁琐的活,开始大家互相帮助,熟练之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操作,必须聚精会神,稍有失手,就有伤缸的可能;如果伤了缸,这天的活就等于白干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每天夜里三点钟就要赶到大缸厂选缸,若去晚了就选不上较轻的缸。因为大缸的外形虽然相似,实际重量却悬殊很大—有时一个同样大的缸,重量能相差80斤。一车缸的轻重能差一二百斤。地排车悬殊更大。当时运大缸的人很多,有龙泉公社的,还有张庄公社的。若去得太晚了,连重缸也运不上,行话叫作放了空,这一天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所有运大缸的人都起五更去大缸厂抢缸,经常因为抢缸打得头破血流。

除了装缸是技术,撵缸也是技术。才开始学着撵缸的人,经常把缸撵倒摔碎。

大缸的边缘特别粗糙,才开始接缸，手都会磨出血泡,必须坚持一段时间，血泡逐渐变成老茧。夏天日子比较好过，可到了冬天,手上的老茧常常会被冻裂,手指十分疼痛,不仅手脚不舒服 ，身上穿着棉衣,经常会被汗水浸湿:待尽汗之后,浑身冰凉。这种滋味一天不知道多少次,体质较差的同志感冒不断,还有,运大缸的时间特别长,早晨三点到下午六点多,一天须十五六个小时。每天从大缸厂先往昆仑火车站送一趟,再往洪山火车站运一趟,往返100多里路。除了装卸车,还要爬崖头,手推车三人一伙,地排车五人一伙,从渭头河窑厂装上缸,一直盘到大岭顶上,然后再下崖。下崖虽然省劲,却非常危险,稍有不慎就会车翻人伤。天睛路干还好些,遇到雨雪天气,行走十分艰难。大、小队干部多数都运过大缸,深知其苦,所以每逢雨雪天气,大、小队干部全靠到运输第一线。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干群拧成了一股绳,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密切了干群之间的关系。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干群打成了一片,大家相互排忧解难，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就如手足,密若战友,再苦再累均无怨言。这就是“说得好,不如干好”,“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发表一打声明,不如一个实际行动”。当时,整个运输队的收入占全大队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接着,他们又考虑建窑厂。建窑厂首先要建隧道窑。当时龙泉地区只有淄川陶瓷厂有条隧道窑。他们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与陶瓷厂联系,借出图纸,再结合自己的实际调整改动,随改随建。建窑用砖,他们用土办法烧砖。窑内需要耐火砖,他们就自己动手制造模具,自已砸耐火砖。建隧道窑最关键的是要建一根32米高的大烟囱。这是当时最大的难题,因为大队无一名建筑工,甭说建32米高的烟囱,就是建平房,本村人也建不起来。他们请了一名建筑师,从大队选了5名有上进心、有责任感、头脑灵活、善于钻研、勇于创新、敢于开拓的年轻人组成建窑小组。在师傅的指挥下,32米高的大烟囱矗立在人们面前。通过建砖窑,建烟囱,学了艺,练了兵。5名瓦工技艺大增,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韩圣大队建筑队,结束了韩圣大队无建筑队的历史。后来,这5名同志还成了龙泉公社建筑公司的骨干。

隧道窑建成后,烧成人员又无着落。他们凭着不服输的精神,摸索着一次又一次地试验,也不知试验了多少最后烧出了合格的砖。

这条隧道窑每天需吞吐上万块砖,必须解决压砖机、切割机,这又是一难题,因为当时本村连一名铁匠都没有,老百姓的锄镰锨镢等农具正常维修都要到附近大队求人解决。这次要制造机器,谈何容易!通过关系,他们与龙泉矿机厂联系,利用人家下班后的时间帮助制造压砖机、切割机。所需材料,就从采购站里所收的废铁里捡。师傅带徒弟,从本大队选了3名小伙子,给师傅当小工,拜师学艺。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试验了几十次,出砖正常,机械成功。这3名同志也学到了技艺,抽两名同志组建了锻工房,留一名同志当了维修工。从此,韩圣人再也不用到外村维修农具了。隧道窑的建成,不仅促成了建筑队和锻工房的诞生,后来韩圣大队的建筑队、锻工房还带来了建筑、锻压事业的发展,在龙泉地区发展成小有名气的建筑、锻压骨干行业。这条隧道窑根据需要及时改造,不仅能烧建筑砖,还能烧铺地砖,装饰砖,成了韩圣的骨干企业。后来,又建了大型隧道窑、滚道窑成为龙泉地区的首创。

上述副业都是粗劳笨重的体力活,有部分人不适应干这种活。这部分劳动资源也不能浪费,他们根据市场需求和本大队的实际需要,大胆构思创建了标准件厂。因为队里的机械越来越多拖拉机,扶脊器,播种机、收割机、脱粒机、扬场机、配电室、电机、水泵、管道工艺配件、粉碎机、压砖机、切割机等,随时随地都需要维修,需要大批的标准件。当时从市场上购买不仅价格贵,而且不能及时买到。有些机械因缺乏配件被闲置报废,有些机械因购配件缺乏不能及时维修,误了农时,耽搁了生产。可在那时,一缺人员,二缺技术,三缺资金,想开一个标准件厂,决非易事。首先要解决30吨和50吨的压力机。他们又开始托关系、投门子、请师傅、绘图纸。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成功制造出第一批标准件。生产标准件,各种模具最重要;造模具不仅需要锻工,更需要木工。利用这一机会,他们又办起了木工房。

各行各业的就业人员,每逢“三夏”、“三秋”大忙季节,一律回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待秋、夏大忙季节结束,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从而确保了农副两不误,达到了以农促副、以副养农的目的。

有志者事竟成。韩圣大队经过几年的奋斗,自力更生组建了运输队、建筑队、木工房、锻工房、砖窑厂、标准件厂等项目,收入由1971年不足10万元,1975年增加到近40万元;人均占有由原来不足百元增加到三百元。1973年,他们购买了全公社首台12马力拖拉机;1974年,又购进全区首批50马力的拖拉机。用拖拉机搞运输，可谓鸟枪换炮。

有了拖拉机,又配备了扶脊器、播种机、收割机、脱粒机、扬场机、粉碎机等,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韩圣队成了小有名气的富裕村。

为了确保粮食高产稳产,必须实行科学种田;要在农村实施科学种。首先要扫除文盲,提高文化水平。从1971年下半年开始,作为淄博市扫除文盲试点大队,开展扫除文盲工作。市、区派出工作人员在韩圣大队蹲点,将全大队162名文盲组织起来,组成扫文盲识字班。识字班人员除晚上分班上课外,分成了20个小组,每组由两名辅导员专门进行辅导,还挑选了162名有文化的同志(主要是学生)“一对一”保教保学。

经过二年的努力,经市、区扫盲工作组分期分批考试、验收,全大队162名同志全部脱盲,成为全市第一个无盲大队。

市、区领导多次在该队召开现场会,让大队负责人介绍经验,让脱盲代表介绍学习体会;并严格按照脱盲标准,抽查脱盲人员,让脱盲人员当面读报纸、写凭据、写书信等。参加现场会议的同志都口服心服。

在扫除文盲的同时,还办了业余教育班。业教班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行业,只要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同志都要参加。主要教材为法制教育、农田管理、农业机槭、科学种田等,旨在提高文化水平,提高个人素质,活学活用、学以致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例如:妇女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为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他们培养出了全区首批女拖拉机手、女木匠、女石匠、女瓦工等。有了文化后,学什么都快:除了直接跟师傅学,还可以从书本上学习。这样以来,实施科学种田就容易多了,按照“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八字方针逐一进行落实,全面实施科学种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971年前,韩圣是个缺水村,不仅没有半点水浇田,就是人畜用水逢缺水季节,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四处讨水吃。自从打了机井后,不但成了龙泉地区第一个吃上自来水的大队,而且成了全公社第一个由旱田变水田的大队,还是全公社第一个对大寨田实施喷灌的大队。有了水,就要研究如何科学用水、节约用水。根据农田土质、坡度、畦垅宽度、长度、农作物品种、农时季节不同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挖水、节水、科学用水方案。例如青龙山新造的大寨田,如果采用传统的浇灌方法,用水量特别大,还浇灌不均匀。因为这些梯田除地面50公分土层外,下面全是碎石块,浇灌时水透过土层,渗入石渣,还不知从何处流出,同样的亩数要比山下大田多用十倍的水,浇灌的时间长,还浇不均匀。

为了节水,他们利用山顶机井的自然压力,配备了喷灌设施,实施了喷灌,做到了节水、节电、节时,还能防止水土流失。

肥是庄稼的食粮。俗话说得好:“庄稼好比一枝花,好坏全靠肥当家”。为能做到科学施肥,他们把全大队所有土地进行了采样化验,根据不同土地所含氮、磷、钾等物质元素的不同,按照科学配方,逐田进行落实,确保肥料充足,使用科学土是农业的根本。对土地实施科学改造,比较复杂。土地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有长有短、有斜有正、有厚有薄、有肥有瘠,土地的分类有沙质土、粘质土、酸性土、碱性土等不同类别。为达到科学种田之目的,必须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实地改造。他们先把小田整合为大田,再把高低不平、长短不齐斜正不一的各种异型田整合为平正、整齐的标准田。对那些沙土地加粘土,粘土地加沙土,酸性士质的加碱性,碱性土质的加酸性,使之平衡科学。特别是对那些贫瘠的土地,一种是有地病地下有石棚,另一种是自从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以来一直耕地深不过六寸,季复一季、年复一年,六寸以下的土地便成了石质土,庄稼扎不下根,既怕旱,又怕涝。针对这一实际,他们利用调茬和“三夏”、“三秋”大会战的时机,把全大队所有的农田一律深翻到50公分以下,在深翻土地的同时将地下的石棚进行了整治,把不平的土地全部整平,使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地。

从此,浇灌节水、耕播省机、管理省力,确保继续创高产,保稳产。种子是高产的关键。1971年前,韩圣大队使用老化的小麦品种,小麦单产最好年景也不过100斤左右。使用优良品种后,小麦单产超过了500斤。玉米也是如此,用传统品种,最多200斤左右,用良种后亩产达到600斤以上。这些优良品种还能抗旱、抗涝、抗倒伏、抗各种病虫害。他们成立了科学种田育种专业队,对小麦优良品种采取了片选和整选的方法,对玉米良种实施自己培育的方法。对于玉米良种的培育,首先要预留育种田,留有一定的隔离带;再在育种田内种植杂交品种,按照生长期按时浇水、施肥、除草、灭虫,特别重要的是对不育系及时精确地进行人工授粉,准时收割,另选场地,确保种子优质纯净。每年培育的优质品种,除本大队用外,还能供给兄弟单位使用。通过种子的传递,密切了与兄弟大队的关系。合理密植是粮食增产的秘诀。旱田变水田后,小麦种植由原来的大爬垅改为畦田,畦田又由四垅改为六垅,六垅改八垅、九垅、十垅、十二垅,肥沃平坦的好地段还在畦脊上也撒上麦种小麦吐穗后,整个地块变成了碧绿色的海洋;成熟时又变成金黄色的海洋,阳光一照,金光闪闪,丰收的喜悦沁透心田。玉米、地瓜也是这样—玉米由原来的每亩2500株增加到5000株左右,地瓜由原来每亩3000苗增加到5000苗,并在地瓜沟内种上春玉米。由此,小麦、玉米、地瓜的产量都比原来翻了一番,全大队粮食单产超了千斤。

对于“保、管、工”字,三字之间相互依赖,密不可分。俗话说:“粮田管理如菜园,种地操作似绣花”。具体讲,就是精耕、细作、适时播种、合理密植、按时浇水、科学施肥,及时除草、灭虫,准时收割、入仓,确保丰产丰收。干部群众面对粮有余、钱有存的幸福时刻,忘记了疲劳和艰辛。以农促副、以副养农、以文促科、科学种田使韩圣大队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富裕路。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召开赛诗会、民主理财会、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用毛泽东思想占领社会主义农村阵地。为及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1973、1974连续两年组织全大队157名基干民兵(16-45岁)到马鞍山革命烈士展览馆瞻仰烈士遗迹,在马鞍山顶烈士碑前过春节。每年的除夕之夜零时,按照军事化要求,将参加活动的157名基干民兵统一组织到大队院内集合。每生产队作为一个民兵排,整队报数,检查人数。集合完毕,由民兵连指导员(支部书记)进行总动员,下令出发。命令下达后,旗手高擎“韩圣大队民兵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红旗走在队伍最前头,紧接着是鼓乐队和宣传队员,然后按照一、二、三、四排的顺序整队出发。全体基干民兵左手持小红旗,右手拿手电筒,随着领队的口令,迈着整齐的步伐,阔步前进,口中不停的随领队高喊“韩圣大地无冬天,冰冻三尺照样干。干到腊月二九十,吃了饺子再下手。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困难面前有英雄,英雄面前无困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等鼓舞人心、激发斗志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山路上。所到第一站,就是青龙山沿山造田现场,由放炮手把预先定好的开山炮点燃放响,炮声在宁静的除夕夜里显得格外响亮,这也就等于除夕夜里所放的爆竹。然后队伍沿边山的羊肠小道缓缓前行,整个队伍全长600多米,手电筒照就像一条银龙,逶迤而行,可谓壮观。路经苗峪口、梨峪口、田庄水库、张庄、孙家庄,沿太河水库西岸的环山路,再经过大口头,直奔马鞍山。徒步行军80华里,到达马鞍山顶已是大年初一早七时许。站在山顶,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又一年的新征程,马鞍山展馆迎来了春节后第一批客人在山顶吃过早饭(自带干粮)开馆的时间也就到了。开馆后,讲解员带领他们从头至尾进行瞻仰学习,边听讲解,边观展板,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的工夫。看完展馆后,全体整队集合在烈士碑前,肃立默哀。默哀毕,由指导员带领全体基干民兵表决心、立誓言。活动结束后自由活动半小时,十点钟准时集合,整队下山。下山的速度较快,大约四十分钟就到达大口头大队。略作准备后,上午十一点钟,韩圣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开始。演出大约一个半小时,演出结束后,就地午餐。午饭后整队集合,开始返回,路经岳阴、东坪、西河、劈山进入龙泉,回到韩圣大队时,已是初一晚上八点多钟。长达20多小时,徒步往返160多华里。通过革命传统教育,使广大基干民兵牢记革命烈士的功绩,时刻激励自己继承革命烈士的遗志,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任务,并使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永不变色。

为了更好地做好宣传工作,韩圣大队在整党建党的同时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除每年参加公社、区、市的演出外,还不定期地到兄弟大队参加联欢演出,也经常应邀到厂、矿、企事业单位进行演出,还能及时地把本大队的治山造田、打井修渠、业余教育扫除文盲、科学种田、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和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共青团员的后备军作用、基干民兵的主力军作用、广大妇女半边天的作用等编成一些小节目,随时随地宣传演出,见效快、效果好。

1974年,韩圣大队学习天津小靳庄的经验,召开赛诗会。实践证明这种形式更加适合农村,因为赛诗会更加直接、更加便捷、不用报名、不用道具、不用敲鼓、不用乐器、不用化妆、不用彩排、不分场合、不分对象、不分地点、不分时间、男女均宜、老幼皆宜。从幼儿园的娃娃到敬老院的老人都能参与,人人都是演员,人人都是观众。在大的场合能赛,在小的场合也可以。人多能赛,人少也行;在外可赛,在家也中。节财、节物、节人、节时。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就可通过赛诗会表达出来:甚至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能表现出来,更加及时有效。例如赞扬妇女:“妇女能顶半边天,不是只把口号喊。治山造田是主力,砖窑厂里当骨干;农田管理是行家,扬场上垛赛穆兰(穆桂英、花木兰);赡养老人照顾小,喂猪饲狗不得闲;烧水做饭一身包,你说哪点不如男?”又如宣传社会主义法制,杜绝了刑事犯罪:“社会主义法制好,逐条逐款要记牢。学法懂法更守法,全家幸福祸灾少。法律是条高压线,触线有力也难逃。遵纪守法讲文明,受人尊重威望高。”再如宣传伦理道德,家家户户争当“五好”家庭:“尊老爱幼是美德,公平诚心为准则。家庭和睦万事兴,夫妻恩爱家和谐。邻里团结是个宝,远亲不如近邻好。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帮助不可少。”还有宣传优生优育、计划生育,全大队无一人违反超生:“计划生育就是好,社会家庭负担少。老不受累少健康,一代更比一代高。计划生育措施多,根据需要安排好。科学安全有保障,不损身心半分毫。”等等。赛诗会参与面之影响面之大、宣传之及时、收效之都是其它形式不可替代的。通过赛会大力宣传各方面的典型,全大队形了党风正、社会清、民风纯、风清气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大队党支部意识到,在农村党群关系疏远、干群关系恶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务不公开,财务不透明。久而久之,群众怀疑干部,干部怀疑支部。群众总认为党员干部从中捞油水取外快、多吃多占、坑了群众、肥了自己。为消除群众的怀疑,韩圣大队采取召开民主理财会(政务公开)的方式,做到了大队里的大事小情,让群众知情、参与、做主。具体做法是:首先召开村民大会选出群众代表,再由群众代表选出民主理财小组成员,民主理财小组再选出小组长,由小组长主持民主理财会。大队规定每十天召开一次民主理财会,参加理财会的人员有:理财小组全体成员、部分群众代表、大队生产队全体干部。会议议程一般是:小组长宣布会议开始。首先让分管领导将这十天需要办的事情如实详细地一一向与会人员报告,报告后由群众代表和理财全体人员讨论审议,然后以无记名投票或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后,张榜公布;待公布有效期过后无反对意见,方可实施。在实施过程中,由理财小组派出人员全程监督,若有变动及时反馈。例如村中的自来水管需要维修改造,在民主理财会上分管领导必须把此项工程的总费用、资金来源(集体出七,个人出三)、施工单位、完成时间、挖沟总长度、宽度、深度、管道总长度、型号、质量、生产厂家、运输单位、配件材料、施工监督人、验收单位、甲乙双方所负责任、付款方式、保修期限、违约责任等,全面详细地逐项进行汇报。理财领导小组按照正常程序,通过审议、表决、张榜通过后,方可施工。施工必须严格按照合同执行若有变动,必须按规定及时向民主理财小组汇报,由理财小组按照程序解决,待整个工程全部竣工后,通过验收合格、无任何疑议,方可按照合同付款。每件事情均有始有终。大队、生产队的各项支出,同样由理财小组按照程序实施。例如接待支出,必须把因何事、请何人、在何处接待、何人作陪所需费用等事宜,预先向理财小组汇报,由理财小组召开相关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后,张榜公布,待群众认可后方可实施;待接待结束后,同样由理财小组如实张榜公布。大队、生产队所办事情,均公开透明,广大群众对大队、生产队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消除了隔阂和嫌疑。

人心都是肉长的,日久天长,人们不仅对党员干部不再怀疑,反而对干部产生了同情。通过召开民主理财会,广大群众对党员干部更加信任,干群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干群一条心,齐力能断金。从此,队里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

为长期占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就必须破除封建迷信等一切陋习,树立崇尚科学新风尚。整党建党前,全村的红白公事、婚丧嫁娶五花八门。人们受传统陋习的影响,爱面子、讲排场、摆阔气、盲目攀比,场面越办越大,花钱越来越多。有些本来就非常困难的家庭,摊上一桩公事,为迎合陋习,东借西挪,求亲告友,事后债台高筑,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压得喘不过气来。针对这种情况,大队成立了红白公事理事会,会长由支部书记兼任（因开始执行难度很大),并制订了系列规章制度。例如婚嫁不收彩礼、不摆酒席、不搞繁琐的迎送仪式,只由大队鼓乐队出面,女嫁送到村口,男娶从村口迎到家中,一切仪式均由理事会主持。在家仪式结束后,安排新郎、新娘一起到大寨田参加劳动,宣布整个仪式结束。至于丧事,只允许有关人员(包括亲属)佩戴黑袖章,不穿白、不披麻,不用麻杖、不戴白顶头布、不送浆水、不烧纸钱、不收祭品、不搞奠祭、不搞路祭等。大队用八号圆钢焊了一个大花圈,有较固定的塑料花,哪家用只需要更换一下挽联即可。大队还焊了一口铁棺材,全大队通用。整个丧事全由理事会负责。主持完追悼会后,大队出拖拉机将尸体运往火化厂,火化后由大队统一购置骨灰盒,最后把骨灰盒运到青龙山骨灰堂。全大队统一实行当天丧,一切费用均由大队承担。同时还改革了年节串门子、走亲访友等陋习。开始执行,人们是心服口不服。执行久了,形成了习惯,人们是心服口也服了。在一片赞扬声中,大队党支部借势将全大队的所有墓田的坟头进行了平整,把墓田的树木和杂物全部清除。可别小看这一举动,平整坟头后,不仅耕作管理方便,节省人力、物力资源,更可贵的是一次扩大土地面积近60亩。按照当时亩产1000计算,一年就能增产近6万斤粮食;按照当时人均定量,可养活近200口人。通过革命传统教育,宣传毛泽东思想,召开赛诗会、理财会,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等措施,牢固占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使韩圣大队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文明路。

整个“文革”期间,韩圣大队内部无派性组织,也没有人到社会上去参加派性活动。他们坚持学理论、抓路线、抓革命、促生产,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统一人们的行动。通过狠抓组织建设,扩大了党员队伍,由1971年的6名党员,1975年增加到21名(其中女党员5名)。他们注重发挥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团的锋模范作用,发扬民兵的主力军朋,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治山造田、打井修渠、以农促副,以副养农,办夜校、扫文盲、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实施科学种田,实现了农田浇灌水利化,农业生产机械化,农村电器化,圆了农民“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做饭不用柴,吃水不用辘轳头”的梦。通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赛诗会、民主理财会、忆苦思甜、瞻仰烈士遗迹等活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和理论道德教育,实现了“少有所教、壮有所为、老有所养、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社会和谐、党风正、社会清、民风纯”的社会主义农村新气象,彻底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成了全区乃至全市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市、区为总结、学习、推广韩圣大队的经验,时任市委副书记的曲相升,区委书记孙卓云、宋天林,亲自带领市、区有关部门、公社、厂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到韩圣大队现场参观学习,并多次参加他们的赛诗会、民主理财会。各公社、区直部门和部分厂企也组织自己的干部、职工多次到韩圣大队现场参观学习,参观他们治山造田、打井修渠、业余教育、扫除文盲、赛诗会、理财会和民兵、共青团、妇女、贫委所组织的各项活动。部分大队、生产队也组织人员到韩圣大队参观学习,参加他们的活动,听取他们的经验介绍。市、区妇联、贫委、团委、民兵、教育、文化、农委、计生委等部门纷纷抽调人员,轮流到韩圣大队蹲点,与社员群众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淄博四中牛国泰老师,带领七四、七五两届入校新生到韩圣大队学农,师生与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淄川陶瓷厂把韩圣大队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联络点,由厂级干部带队,前后组织二十多名知青在韩圣大队下乡锻炼,增强了师生、知识青年与社员群众的友谊,密切了农、工、学之间的关系。为更加广泛深入地宣传韩圣大队的先进事迹,市、区组织了“农业战线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市、区进行巡回报告。韩圣大队作为成员之一到有关会场、部门、厂企、学校、进行宣讲报告,每次报告都引起强烈的反响。

1974年,淄川区委、区革委决定将韩圣大队作为全区五面红旗之首“韩圣的路子”进行表彰,在全区大力宣传韩圣的经验,号召全区各行各业认真学习他们的做法,并把韩圣大队的经验做法制成图片、展板,长期摆放在区委招待所门前和路的两旁进行展览。每逢淄川大集,就把展板运到西关大桥前,摆放在桥头两旁,让赶大集的人们参观学习。经广泛、深入宣传,韩圣大队的经验做法在全区乃至全市家喻户晓、人人皆闻,推动了市、区各项工作的开展,收到了良好效果。1975年,大队党支部书记田来玉被选为淄博市贫协副主任。1976年调淄博市文委任副书记、副主任。相继,团支部书记丁乃河调任淄博市人事局副局长(正处级)。大队会计宋元忠后来任职市城市银行工会主席,民兵连长丁慎奎后来任淄川区社保中心主任,妇女主任郑怡后来任市童装厂党委书记。韩圣大队走出了一批党员干部韩圣大队走的是社会主义康庄路、社会主义幸福路、社会主义富裕路、社会主义文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