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牛胶(皮胶类药物在中医应用中的历史演变)

Posted 202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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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牛胶(皮胶类药物在中医应用中的历史演变)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医疗健康意识的日益增强，人们对于中医“膏方”的需求逐年剧增，其中“阿胶”作为中医临床应用最多的皮胶类药物，由于受到制作原料和产地的限制，价格也在逐年升高。本文从皮胶类药物的应用起源开始，通过系统梳理中医应用各种皮胶类药物的分类和功效，并重点考证“阿胶”名称的由来及其产地水质对制胶的作用，以及制作原料从牛皮到驴皮的历史演变过程。通过详尽的古代医学和社会科技文献资料，全面考证中医应用不同皮胶类药物入药的历史、功效、分类和制作关键，论证中医应用皮胶类药物的科学价值和临床功效，使人们能够科学地认识和制作皮胶类药物，为中医临床应用皮胶类药物提供更为丰富的药用资源。

皮胶类药物在古代医学中应用起源

出土简帛医学文献最早记载了胶类药物的应用起源，《神农本草经》明确记载了其分类和功效。

（一）“胶”在医学中的应用最早见于简帛医方

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医学帛书，其中《五十二病方》记载了治疗五十二种疾病的方药，该书据考证是秦汉时期的作品，也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方书。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应用“胶”的医方共有 6 处，其中外用的有 3 处，分别治疗“白处”（类似白癜风）、“大带”（即带状疱疹）和“阑”（烧伤）等疾病，内服的有 3 处，主要治疗“癃”（即小便不通的淋证）病。此外，甘肃出土的《居延汉简医药简》中也记载了“胶”用酒烊化内服的用法。
可见，早在秦汉时期，中医对于“胶”的药用价值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在治疗不同疾病的医方中“胶”的应用出现了外用和内服的不同用法。但上述简帛医书中所记载的“胶”，均未明确提及来源于何种动物及其确切功效。

（二）《神农本草经》最早明确记载了中医应用皮胶类药物的分类与功效

东汉时期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根据不同动物来源对中医药用的“胶”进行了分类，该书最早明确记载了“白胶”为鹿角胶、“阿胶”为牛皮胶，并详细描述了这两种胶的药用价值，包括各自的性味、毒性、功效和主治疾病等。

《神农本草经》卷二《上品药》载：“白胶，味甘，平、温，无毒。主治伤中，劳绝，腰痛，羸瘦。补中益气，妇人血闭无子，止痛，安胎。治吐血，下血，崩中不止，四肢酸疼，多汗，淋露，折跌伤损。久服轻身，延年。一名鹿角胶”。“阿胶，味甘，平、微温，无毒。主治心腹内崩，劳极洒洒如疟状，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血，安胎。丈夫少腹痛，虚劳羸瘦，阴气不足，脚酸不能久立，养肝气。久服轻身，益气。……生东平郡，煮牛皮作之。出东阿，故曰阿胶”。

图为阿胶，源自网络

“阿胶”产地煮胶的水质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在制胶的过程中，煮胶用水的水质会对最终成胶的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医药学家们通过长期的应用实践发现，采用东阿当地的深井水煮制的皮胶类药物质量最佳。因此，历代中医不仅强调“阿胶”的产地，而且对其制作的用水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规定。

（一）“阿井水”的采用

从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到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都明确记载了制作最好的“阿胶”必须用阿县城北的“阿井水”来煮制。由于其储量稀少，只能“岁尝煮胶，以贡天府”，所以“人间用者多非真也”。到了宋代由于人们对于煮胶用水需求的大幅增长，真正的“阿井”之水甚至受到了官府管制，苏颂在《本草图经》中将其描述为“其井官禁，真胶极难得”。历代古籍对于用“阿井水”煮制“阿胶”的记载。

（二）当地井水的独特水质

由于真正的“阿井水”只是指阿县北门深六七丈的深井之水，数量非常有限，且为官府所禁，仅用于进贡，所以中医临床普遍应用的“阿胶”是指产自东阿县所在的整个东平郡（相当今山东济宁市、汶上、东平等县地）地区的所有皮胶类药物。由于该地区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正好位于古代一条重要古河—“济水”在地下流经的区域。“济水”在中国古代地位非常煊赫，《尔雅》中提到的四渎：“江、河、淮、济”，其中的“济”指的就是济水。“济水”发源于今之河南，流经山东入渤海。现在黄河下游的河道就是原来济水的河道。今河南济源，山东济南、济阳、济宁，都是从“济水”得名。

北宋时期的中国著名科学家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中明确记载：“古说济水伏流地中，今历下凡发地皆是流水，世传济水经过其下。东阿亦济水所经，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该书从水文地理的角度对“阿胶”的制作用水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一方面印证了从汉代开始中医历来强调皮胶类药物产地“出东阿”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为扩大煮胶所用“阿井水”的地域范围提供了科学依据，凡隶属于“济水”水系暗流其下的整个山东东平区域，因其地下水的水质基本相同，都可以用当地井水来煮制“阿胶”。

图为《梦溪笔谈》，源自网络

（三）后世制胶非独“济水”

清代王秉衡在《重庆堂随笔》中关于“济水伏流”在煮胶中所起功用提出了他个人的猜想：“胶煎以伏流之阿水，则名阿胶，亦为其功在水耳。……驴皮煎胶而用阿井水者，取济水之伏流也。其不名驴皮胶而名阿胶，乃功归至静之水，……以此推之，则驴皮胶不必定以阿水煎也，伏流之泉无不可用。”
他推断非独“济水”，只要深埋于地下的“至静之水”或“伏流之泉”或许也都能用来制胶。清代《本草经解》明确记载了无论是以牛皮还是乌驴皮为原料，只要汲取“咸苦井水”熬煮，都可以制作“阿胶”：“本经阿胶，煮牛皮为之；今世惟重乌驴皮，……然真者难得，或依法汲咸苦井水，自造用可也。”
清代《本草纲目拾遗》对江浙一带以矿物含量较高的泉水来熬制“浙驴皮胶”做了详细的记载，并指出其功效与产自东阿的“阿胶”并无差异：“近日浙人所造黑驴皮胶，其法一如造阿胶式，用临平宝庄水煎熬而成，亦黑色、带绿、顶有猪鬃纹，与东阿所造无二，入药亦颇有效。……宝庄在临平湖西岸，有宝庄泉，土人名为大力水，云食之多力；向闻虎跑泉水注大缸中平口，投钱于中，能吞一百六十青钱，而水不溢；他水至八十，已浸漫于外矣，故虎跑泉食之益气力。宝庄水能吞二百青钱不溢，其力更可知，以此水作胶，自可敌伏流之济水。”可见江浙一带生产的“驴皮胶”无论是药材质量还是临床疗效都与山东产的“阿胶”一样，这主要是由于浙江煮胶的用水是采用“宝庄泉”等泉水，这些泉水的矿物含量高、表面张力大、其水质重，“能吞二百青钱不溢”，名为“大力水”，故“以此水作胶，自可敌伏流之济水”。
北魏年间中国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一部记述农业知识和生产技术的综合性百科全书，书中关于介绍农业用胶的熬制方法中也明确指出：“凡水皆得煮，然咸苦之水胶乃更胜。”说明中国古代早在北魏时期就认识到凡制胶用水以咸苦为佳的技术要点，而且到清代已被中医制作药用“阿胶”而普遍推广和接受。
现代研究认为，济水暗河流经地下渗过岩石和沙砾层，不仅可以净化水质，更可以增加水中钙、钾、镁、钠等矿物质的含量，故其水质较重，据测每担“阿井水”比一般的河水重 1.5 ～ 2 千克，用此水熬胶，水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起到协同作用，既有利于成胶，又使得杂质及漂浮物便于分开，故所熬制出的胶质量最佳。1979 年据青岛商检局化验发现：井水中的钙、镁、钾、钠等矿物质高于一般水。后经其试验证实：分别用蒸馏水、当地烧开的凉井水、当地的生井水煮胶，提杂效果最好的为生井水。因为生井水硬度高、水质重，其所含矿物质更利于提杂。由此可见，如果现代制胶药企能够根据“阿井水”的水质对于煮胶的用水进行适当矿化改良，就可以不受地域限制，生产出更多质量高、疗效好的医用皮胶类药物。

皮胶类药物的临床应用与历史演变

不同种类动物皮胶的药用功效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各自特点，且其临床应用发生了历史演变。

（一）三种皮胶类药物的临床应用

牛、驴和猪三种动物的皮胶在中医临床应用最为常见，历代中医对其做了详细记载。总体来说，中医认为这三种皮胶类药物在功效和用法方面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通性，又有各自的特殊性。

1．三种皮胶类药物临床应用的相似性这三种皮胶类药物的相似性表现为：药性五味皆有“味甘”；药物归经皆入“足少阴肾经”；药用功效皆能“补阴”；药物用法皆可“内服”。这与“胶”最早的医用记载，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以“胶” 内服治癃病（即淋或小便不通）的三处记述一致。
2．牛皮胶和驴皮胶临床应用的相通性牛皮胶与驴皮胶的相通性表现为：两者都是因其产地“出东阿”，而得名“阿胶”；历代中医对于两者功效的记载都与《神农本草经》中“阿胶”的功效大致相近“凡胶俱能疗风、止泄、补虚”；历史上，最早的“阿胶”是牛皮胶，唐代开始，牛皮胶和驴皮胶都被称为“阿胶”，宋代至明清时期，虽然“阿胶”仅限定用驴皮胶，但因“牛胶功与阿胶相似”，故当“阿胶难得”时“真牛皮胶亦可权用”。可见牛皮胶与驴皮胶在中医临床实际应用中确有相通之处。
3．三种皮胶类药物各自的特殊性牛皮胶的特殊性表现为：功专补阴，可升可降，属金属土，补肺气，实大肠，壮胃止泄。牛皮胶又名“黄明胶”，内服可治一切血证，疗诸般痈肿、打扑伤损、风湿走痛，痈疽初起等外科疾病；外用可散痈肿、调脓止痛、护膜生肌、治汤火伤灼等。
驴皮胶的特殊性表现为：主风为最，浮而升，专入肝经养血，擅长治瘫缓风及诸风手脚不遂、腰腿无力，又可滑利水道，除风化痰。
猪皮胶的特殊性表现为：猪肤者体轻、味咸、微寒，主少阴客热燥气。因轻则能散，咸则入肾，故可治少阴病，下痢，咽痛，胸满心烦等。

（二）三种皮胶类药物的历史演变

通过对于历代中医文献的系统性梳理，可以把中医应用牛皮、驴皮和猪皮做胶的历史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秦汉至唐代以前，中医应用以牛皮胶为主，猪皮胶也有少量使用。最早关于中医应用牛皮胶的记载见于东汉时期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最早关于猪皮入药的记载见于东汉时期的医学著作《伤寒论》。这一时期的“阿胶”全部都是牛皮胶，主要用于内服，治疗虚劳、腹痛、阴虚、腰腿酸痛等内科病证，也用于养生保健，即所谓“久服轻身，益气”。
唐代开始出现了驴皮胶，并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阿胶”原料既可用牛皮又可用驴皮的“二皮通用” 局面。唐代的《食疗本草》最早记载了驴皮胶的药用价值为治“一切风毒骨节痛”。这一时期，虽然中医临床应用牛皮或驴皮所制成的“阿胶”都用于内服，且皆具“疗风、止泄、补虚”之功，但以驴皮胶“主风为最”，而牛皮胶则开始出现了另一个药用名称“黄明胶”。
从宋代至明清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驴皮制成的胶称为“阿胶”，主要用以内服；而用牛皮制成的胶称为“真牛皮胶”“青胶”“牛胶”“水胶”“海犀膏”或“黄明胶”，主要偏于外用或内服治疗外科疾病。
在中医应用皮胶类药物的历史演变的这三个阶段中，唐末至宋代是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驴皮逐渐替代牛皮成为制作“阿胶”的主要原料。虽然后世一些文献中强调宜选用颜色纯黑的“乌驴皮”制作阿胶，因为“用乌者，取乌色属水，以制热则生风之义”，意思是黑色在五行中属“水”，根据五行理论“水”能克“火”，所以认为驴皮色纯黑者治疗虚热生风的效果更好。但是从唐代才开始被中医应用的驴皮胶，竟然能在“唐末至宋代”的两三百年中完全替代牛皮胶成为制作“阿胶”的唯一原料，难道真的是因为其“乌色属水”的原因吗？中医认为“猪为水畜”，在应用猪皮胶时也强调“择健猪中，遍身纯黑色者才妙”。但是为什么没有用同样色黑的猪皮胶替代牛皮胶来制作“阿胶”呢？
其实，直到明清时期，仍有不少医家在临床应用中发现：牛皮胶与驴皮胶功效相近，且各有所长。如汪昂在《本草备要》记载：“陈自明曰：‘补虚用牛皮胶，去风用驴皮胶’”；又如倪朱谟在《本草汇言》中载：“牛皮胶：……治吐血，衄血，崩淋，痢血，于久患不愈之疾，与阿胶仿佛通用。但其性味平补，宜于虚热者也。如散痈肿，调脓止痛，护膜生肌，则黄明胶又迈于阿胶一筹也。善是业者，当留意于斯焉”。由此可见，“阿胶”作为中医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皮胶类药物，从汉代最早“煮牛皮作之”到“今世惟重乌驴皮”的历史演变，并非主要是牛皮胶与驴皮胶临床功效差异的原因。

政策限制是驴皮替代牛皮的主要原因

驴皮逐渐替代牛皮成为制作“阿胶”原料的主要原因是从唐代后期开始实行的一系列限制政策，使得民间对优质牛皮原料的获取变得极其困难。

（一）最早采用牛皮制胶

中华民族拥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牛是中国最古老的家养动物之一。中国牛种的驯化和演进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表现为南方以水牛为主，北方以黄牛为主。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家养水牛，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层出土的牛骨是家养黄牛最早的考古遗存。所以在唐代之前，中医临床最早应用的“阿胶”都是用牛皮熬制而成的。

（二）唐代兴起驴皮制胶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俭优、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佗、驴、骡、駃騠。”此时驴还是“奇畜”，但到《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中描述为“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可知到东汉时期，驴在中国已相当普及，甚至是贫困家庭也有乘驴车的机会。
驴的饲养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到了唐朝，我国驴业的发展更是呈现出了直线上升的趋势。清末时期，全国驴的饲养数量已经仅次于牛，成为我国第二大家畜。因此，伴随着这一时期我国驴业的迅速发展，唐代最早出现了中医对于驴皮胶的应用记载，并且在“阿胶”的制作中出现了“二皮通用”的局面。

（三）唐末之后的政策限制

虽然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开始，牛皮作为最早制作“阿胶”的原料发展到唐代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而驴皮胶的药用价值直到唐代《食疗本草》才最早出现记载，但是为什么驴皮竟然能在“唐末至宋代”的两三百年中完全替代牛皮成为制作“阿胶”的唯一原料呢？纵观历史，主要是由于唐末至宋时期，政府实行“断屠钓”的限制和开征牛皮相关的税种等政策，直接导致了牛皮变得极其难得，最终促成了驴皮替代牛皮成为制作“阿胶”主要原料的历史演变。

1．唐代后期的“断屠钓”政策，强调了对“牛”屠宰的严格限制

“断屠钓”是指由统治阶级推行的在某一特定时段内禁止屠宰渔猎等活动的政策。早在夏朝，为了保护生态就有“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的规定，这是“断屠钓”制度的萌芽。

从唐代开始，由于受到佛教、道教禁止杀生的教义影响，“断屠钓”制度的实行越来越严格且越来越频繁。据《唐会要》记载：武德二年（619）正月二十四日诏：“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钓。”；如意元年（692）五月“禁天下屠杀”；圣历三年（700）“断屠杀”；景龙二年（708）九月八日勅“鸟雀昆虫之属，不得擒捕”；先天元年（712）十二月勅“禁人屠杀鸡犬”；先天二年（713）六月勅“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贞元六年（790）正月二十八日勅“每年中和节及九月九日，自今以后，逼节放三日开屠”；开成二年（837）八月勅“庆成节，宜令內外司及天下州府，但以素食，不用屠杀，永为常式”；会昌四年（844）四月“中书门下奏，正月、五月、九月断屠，伏以斋月断屠，……请起元日断三日，每遇列圣忌日，断一日，……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各断屠三日，余望并停。续断屠日数既少。法令所宜书一”。由此可见，虽然唐代初期的“断屠钓”禁令只限于每年特定的“宗教斋日”，但是经过历代皇帝的不断颁诏后，到了唐代后期已经发展为每年 1 月、5 月和 9 月三个整月，以及“佛道两教的节日”“历代帝后的诞忌日”“春秋二社日”和各种节日等。更为极端的是，在唐代中期的几代帝王还把禁止屠宰渔猎的范围扩大至“牛马骡”“鸡犬”甚至“鸟雀昆虫之属”等所有生命。

由于到了唐朝后期“断屠钓”制度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所以从唐大中二年（848）开始，国家颁布的“断屠钓”禁令中只强调对于“牛”屠杀的限制。《唐会要》记载：“大中二年二月制，爰念农耕是资牛力，绝其屠宰。”唐大中五年（851）正月勅“……如郊庙飨祀，合用牛犊者，即以诸畜代之”。这说明了唐代后期由于认识到“牛”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因此在“断屠钓” 制度中严格禁止杀“牛”，即使在郊庙飨祀的大典中，也不能杀牛犊，而是以诸畜代之。既然在这一时期，祭祀用的牛可以用其他牲畜代替，那么用于制作“阿胶”的原料“牛皮”自然也要用“驴皮”替代了。况且唐代的《食疗本草》已经发现了驴皮胶具有与牛皮胶相近的功效，而且制作“阿胶”的原料本已出现了“二皮通用”的局面。

2．五代至宋时期将牛皮作为军用物资严加管制，并开征了“牛皮税”

五代时期不仅仍然延续了唐末的“断屠钓”禁令，而且还将牛皮作为军用物资严加管制。根据宋代王溥的《五代会要》记载：后梁乾化二年（912）四月敕“禁断屠宰”；后唐天成二年（927）三月敕“访闻京城坊市军营，有故犯条流，杀牛卖肉者，仰府县军廵严加纠察，如得所犯人，准条科断。如有死牛，即令货卖，每斤不得过五文。乡村死牛但报本村节级，然后准例纳皮，晓示天下，以此处分”。可见，五代时期因为牛皮作为制造衣甲的主要材料，所以全部为军营所垄断，严禁民间私自买卖，百姓即使有死牛也要上报，并将牛皮交纳官府。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为了筹措军饷还加征了“牛皮税”作为田赋附加税。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规定：牛皮税按田亩摊派，凡种庄稼之地，每十顷要交纳连牛角在内的牛皮一张。该税法一直延续至宋代，被称为“牛革筋角作税”。李剑农的《宋元明经济史稿》中记载：“牛革筋角税：五代时以牛羊筋角为制造衣甲军器所需要，皆严禁出境。农民牛死，非经官验视，不得解剥，其皮革筋角皆输于官。其初尚有官收买，后周广顺中途令以牛革筋角作税，随两税输纳，每田十顷纳牛革筋角一付（见《五代会要》）。宋初仍附于田亩沿纳，或折钱，或输本色，随政府需要之方便，至南宋不废（散见于《宋会要稿》）。”说明这一时期牛皮用于农民缴纳赋税，民间对于死去的牛也不能随便处置，所有的牛皮及其相关制品都必须如数上交。

由此可见，五代至宋时期，牛皮已经变得极为难得了，而且用于内服的“阿胶”对于原料的质量要求较高，所以民间根本不可能用牛皮来熬制“阿胶”。而这一时期驴皮相对易得，可以大量代替用于“阿胶”的生产，所以最终促成了后世的“阿胶”全部是以驴皮为原料的历史演变。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煮胶》载：“沙牛皮、水牛皮、猪皮为上，驴、马、驼、骡皮为次。其胶势力，虽复相似，但驴、马皮薄毛多胶少，倍费樵薪。”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改动了《齐民要术》说法，将猪皮和驴皮调换了位置：“凡造诸胶，自十月至二三月间，用沙牛、水牛、驴皮者为上，猪、马、骡、驼皮者次之，其旧皮、鞋、履等物者为下。”为什么在皮薄毛多胶少，倍费樵薪的驴皮的次品胶到了明朝却成了造胶的上品？李时珍简单解释为“大抵古方所用多是牛皮，后世乃贵驴皮”。其实正是由于唐末至宋代的社会历史原因使得牛皮极为难得，从而直接促成了驴皮替代牛皮成为制作“阿胶”的唯一原料，导致了次品驴皮的地位得到提升，也正好解释了驴皮的崛起。

图为《齐民要术》，源自网络图为《齐民要术》，源自网络

选料和工艺的影响

宋代至明清以来，无论是以驴皮为主要原料的“阿胶”，还是以牛皮为主要原料的“黄明胶”，都对其制作的原料选用和工艺要求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如果用来制作中医胶类药物的原料用皮质量上乘，且严格按照制作要求取胶，则无论是驴皮胶还是牛皮胶都可以用于内服，且它们的功效确实有不少的相通之处。但是由于唐末的“断屠钓”和五代至宋时期的“牛皮税”政策，这一时期用来制作“阿胶”的驴皮质量较高，且制作要求严格，故临床主要用于内服；而用杂皮、劣质牛皮或陈旧的牛皮制品等为原料，熬制不分清浊的“青胶”“牛胶”“黄胶”“海犀膏”或“黄明胶”等所谓的“牛皮胶”，其质量不能与汉代《神农本草经》中所载“阿胶”同日而语，因此后世的牛皮胶都是主要偏于外用，临床功效与驴皮胶出现差异。
对于“阿胶”制作的严格要求早在南朝时期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就明确记载：“出东阿，故曰阿胶。今都下能作之，用皮亦有老少，胶则有清浊。凡三种：清薄者，书画用；浓而清者，名为盆覆胶，作药用之，用之皆火炙，丸散须极燥，入汤微炙尔；浊黑者，可胶物用，不入药也。”其中“用皮亦有老少，胶则有清浊”说明了制胶用皮原料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所制成胶质量高低；而且还强调清浊不同的三层胶中，只能严格地取中间“浓而清者”，用来作为药用的“阿胶”，并将其命名为“盆覆胶”，另外两层，不可以作为药用。可见，唐代之前用牛皮制作“阿胶”的原料选用和制作要求极为严格。
但是到了北宋，苏颂在《本草图经》（1020-1101）中记载：“《本经》阿胶亦用牛皮，是二皮亦通用。然今牛皮胶制作不甚精，但以胶物者，不堪药用之。”说明宋代的牛皮胶在制作要求上已经完全清浊不分，所以也根本不再具备数百年前“阿胶”的质量和药用功效了。到了南宋时期，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1237）中更是直接痛斥了当时用劣质原料皮来制作“伪胶”的情形：“东平皆京师伪胶，杂以马皮，并故鞍鞯鞋底之类，其恶为甚。”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1578）中直接表示“伪胶”不堪入药：“若伪者皆杂以马皮、旧革、鞍、靴之类，其气浊臭，不堪入药。”
由此可见，牛皮胶之所以从宋代以后在质量和疗效上越来越不如驴皮胶，主要是由于当时根本没有优质的牛皮原料，其制胶的原料皮质量实在太差，而且其制作要求也远不如临床用于内服的“阿胶”（驴皮胶）严格。

通过上述对于古代医学和科技文献资料的详尽考证，关于中医运用各种皮胶类药物的起源、分类、临床功效、制作关键和历史演变做了系统考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医最早的“阿胶”是牛皮胶，因其产地“东阿”而得名，且与当地煮胶的水质有关；第二，中医对于驴皮胶的使用最早见于唐代，由于唐末至宋代的社会历史原因使得牛皮极为难得，从而直接促成了驴皮替代牛皮成为制作“阿胶”的主要原料；第三，造成中医临床上“阿胶”与“黄明胶”两者在质量和功效上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黄明胶”的制胶原料用皮质量不高和制作要求不严；第四，历代中医应用皮胶类药物的种类丰富，然现今世人和医者唯识驴皮胶入药，实际上是没有完全了解皮胶类药物的历史沿革。
当下，膏方的使用量逐年增多，驴皮阿胶的价格也在逐年升高，通过本文的研究和论证，能够使人们科学地认识皮胶类药物在中医临床的应用价值，为人类健康提供更为丰富的药用资源。如果现代社会牛皮资源比驴皮丰富，只要选用优质的牛皮原料并配以严格的制作工艺要求和适合的水质，就可以生产出在质量和临床疗效上与驴皮胶完全相同甚至优于驴皮胶的真正“阿胶”。

编辑：皂角刺
图源：网络

摘自《中医药文化》2020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