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定kxa有什么工程意义(科研警示:深圳母乳二恶英水平中国大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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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kxa有什么工程意义(科研警示:深圳母乳二恶英水平中国大陆最高)
2012年,来自深圳市疾控中心、川北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的Bo Deng等学者在学术杂志《环境国际》(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深圳市人群母乳二恶英负荷及由母乳喂养婴儿的二恶英暴露风险问题。
如作者所言,该项研究是首次关于深圳人群母乳二恶英水平的研究。它发现:无论是研究样本的人体二恶英毒性当量水平,还是据此计算出来的婴儿二恶英每日估计摄入量(EDI),都高于中国大陆其他有过类似调查的地区。尽管深圳样本的二恶英暴露水平低于不少发达国家,但却比一些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严重很多。
一、二恶英的危害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如PCDDs(多氯二苯并-对-二噁英)、PCDFs(多氯二苯并呋喃)、PCBs(多氯联苯),是一类具有亲脂性且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有机毒物。人类因位于食物链顶端,可能因食物摄入而暴露于更高浓度的POPs。由于POPs具有广泛存在、长距离迁移、生物积累、不易代谢等特性,以及可能产生致癌、致畸、生殖毒性、内分泌干扰等健康效应,已被列入需要被严格控制和彻底消除的化学物质名列。为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已禁止一些POPs,如PCBs的使用,并开始持续监测PCDD/Fs和PCBs在生物体和环境中的存在水平和变化趋势。
二、研究背景
人类母乳可以反映二恶英的机体负荷,它也是母亲向婴儿转移二恶英的主要途径。而且,母乳样品采集比较方便,无伤害性,容易重复。1987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已组织了4轮全球母乳POPs调查。中国于2007年参与了第4轮调查,选取大陆12个有代表性的区域,采集样品。可惜的是,深圳市并未在这次调查的范围中。
深圳是位于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个经济特区,临近香港,地理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1200万,大部分为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移民,饮食习惯因此非常多样。尽管深圳临近香港特别行政区,且后者在2000年参与了世卫组织的第3轮全球母乳POPs调查,但至今尚未有关于深圳人群母乳二恶英水平的科学数据报道。
此研究样品采自2007-2009年间,来自60位居住于深圳的妇女的母乳。研究者进而检测分析了样品的PCDD/Fs和PCBs水平,目的是调查评估深圳人群中有小孩妇女的人体二恶英负荷以及由母乳喂养婴儿的暴露风险。
三、研究结果
Bo Deng等研究所采集到的母乳样品平均脂含量为3.02%,脂肪中的总PCDD/Fs+PCBs的二恶英毒性当量范围为4.10-35.3 pg TEQ g−1lipid (中位数:10.6 pg TEQ g−1 lipid,平均数:11.9 pg TEQ g−1 lipid)。若仅计算PCDD/Fs,毒性当量范围为1.72–24.6 pg TEQ g−1 lipid(中位数:6.34 pg TEQ g−1 lipid,平均数:7.16 pg TEQ g−1 lipid);若仅计算类二恶英的PCBs,毒性当量范围为1.95–10.7 pg TEQ g−1 lipid(中位数:4.35 pg TEQ g−1 lipid,平均数:4.77 pg TEQ g−1 lipid)。检测结果还表明,样本之间的二恶英毒性负荷差异很大。
为评估由母乳喂养婴儿的二恶英暴露水平,研究者计算了婴儿每日PCDD/Fs和PCBs的估计摄入量(EDI),平均值为48.2 pg TEQ kg−1 bw/d(中位数:42.2 pg TEQ kg−1 bw/d,范围:5.60–161 pg TEQ kg−1 bw/d)。
1、国内外比较:母乳二恶英水平
出乎研究者意料的是,深圳母乳样品PCDDs、PCDFs以及CoPCBs(共平面多氯联苯,即类二恶英多氯联苯)毒性当量是中国大陆最高。经比较,深圳人群母乳二恶英(PCDD/Fs)水平中位数(6.34 pg/g lipid)明显高于中国12个有代表性区域的调查结果(3.73 pg/g lipid),以及另一些有过调查的区域,如河北(3.57 pg/g lipid)、烟台(3.37 pg/g lipid)、石家庄(4.11 pg/g lipid)、天津(5.03 pg/g lipid),也略高于上海的水平(农村地区5.82 pg/g lipid,城市地区5.68 pg/g lipid)。
若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比较,其水平大大高于巴西(3.90 pg/g lipid)、斐济(3.34 pg/g lipid)、菲律宾(3.94pg/g lipid),与澳大利亚(5.57 pg/g lipid)、保加利亚(6.14 pg/g lipid)、克罗地亚(6.4 pg/g lipid)、匈牙利(6.79 pg/g lipid)、新西兰(6.86 pg/g lipid)相近,略低于美国(7.18 pg/g lipid)、香港(8.69 pg/g lipid)、土耳其(7.50 pg/g lipid)、中台湾(7.4 pg/g lipid),大大低于俄罗斯的安加尔斯克(16.3 pg/g lipid)和乌索耶-西伯里亚斯克耶(28.5 pg/g lipid)、埃及(22.3 pg/g lipid)、荷兰(18.3 pg/g lipid)、比利时(16.9 pg/g lipid)、日本的琦玉(15.6 pg/g lipid)和东京(16.9 pg/g lipid)、卢森堡(15.0 pg/g lipid)、南台湾(14.7 pg/g lipid)、德国(12.5 pg/g lipid)、西班牙(11.6 pg/g lipid)、乌克兰(10.0 pg/g lipid)和俄罗斯(15.0 pg/g lipid)。
类二恶英多氯联苯(DL-PCBs)是一类与PCDD/Fs毒性相近的化合物。Bo Deng等的研究发现深圳人群母乳样品DL-PCBs中位数(4.35 pg/g lipid)高于中国其他地区水平(1.69–2.63 pg/g lipid),也高于澳大利亚、巴西、斐济、匈牙利、菲律宾的水平,但与保加利亚、香港、爱尔兰、新西兰、美国、土耳其水平相近。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人群母乳二恶英水平与上海和香港两地很接近,可能与三地相似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这些地方特殊的饮食习惯可能导致更高程度的暴露,而工业化的程度也会影响污染物的存在水平。
2、国内外比较:婴儿暴露风险
Bo Deng等研究计算所得的深圳人群由母乳喂养婴儿的二恶英(PCDD/Fs和PCBs)每日估计摄入量(EDI)为48.2 pg TEQ kg− 1 bw/d(PCDD/Fs和PCBs的EDI分别为28.9 pg TEQ kg− 1 bw/d 和19.3 pg TEQ kg− 1 bw/d),PCDD/Fs摄入占总EDI的60%。
这一结果表明,深圳EDI数值是此前中国12个代表性地区调查所得EDI的2倍(平均数:23.7 pg TEQ kg− 1bw/d,范围:11.8– 42.2 pg TEQ kg− 1 bw/d,中位数:22.6 pg TEQ kg− 1 bw/d),明显高于中台湾(PCDD/fs的EDI为10.5 pg TEQ kg− 1 bw/d)和南台湾的水平(PCDD/fs的EDI为13 pg TEQ kg− 1bw/d),与西班牙(PCDD/Fs的EDI为35.4 pg TEQ kg− 1bw/d,PCDD/fs+PCBs的总EDI为49.6 pg TEQ kg− 1bw/d)的情况相当,但大大低于比利时(PCDD/Fs 的EDI为76 pg TEQ kg− 1 bw/d,PCDD/Fs + PCBs的总EDI为103 pg TEQ kg− 1bw/d)和韩国(PCDD/Fs 的EDI为60 pg TEQ kg− 1bw/d)的水平。
四、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表明,深圳人群有小孩妇女体内的二恶英负荷与她们在深圳生活的时间长度及鱼类消费量呈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许多其他研究结论一致。在Bo Deng等的研究中,样本的人体DL-PCBs及PCDD/Fs + PCBs的负荷还和母亲年龄呈正相关关系,但对于PCDD/Fs,却没有观察到这样的相关性。这一结果与此前大多数其他研究结果不同,后者发现无论是PCDD/Fs还是PCBs,都与母亲的年龄呈正相关关系。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其居民,特别是处于工作年龄的年轻人大多从内陆城市迁移过来。又因为深圳是一座沿海城市,当地居民喜欢吃种类不同的水生食品,特别是鱼,且消耗量非常大。因此,Bo Deng等认为,对于深圳居民,PCDD/Fs和PCBs有着不同的来源:PCBs大多来自过去含PCB工业产品的释放,而城市生活垃圾和工业废弃物焚烧则是PCDD/Fs排放的主要源。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深圳样本人体二恶英负荷与居住时长和鱼类消费的相关性比母亲年龄这一因素更强,特别是对于PCDD/Fs而言。Bo Deng等研究中样本之间的人体二恶英负荷差异,可能和不同母乳贡献者她们在移民深圳之前,于不同内陆城市生活及暴露在环境污染中的程度的不同有关。这说明影响深圳样本人体二恶英负荷的因素是复合的,进一步的研究很有必要,而且需要扩大研究样本的数量。
文献来源:Bo Deng, JianQing Zhang, Lishi Zhang, YouSheng Jiang, Jian Zhou, Daokui Fang, Huiming Zhang, HaiYan Huang, “Levels and profiles of PCDD/Fs, PCBs in mothers\' milk in Shenzhen of China: Estimation of breast-fed infants’ intakes,”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42 (2012), pp. 47–52.
编译:毛达 时间:2015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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