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石笔(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

二〇一七年岁末、二〇一八年岁初，“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展”在嘉德艺术中心及恭王府博物馆两地展出，得到了广大书法爱好者的支持与关心。很多友人都跟我说，希望能将先生的碑帖藏品结集出版。由于当时时间紧，至今一年有余，才将这些先生的旧藏整理如前。

先生这些藏品，有当时场地所限，未能展出者；有展出之后，陆续找出者；总之，这一集当是先生较为全面的碑帖藏品。其中有不少带有先生的题签、题封、批校、题跋。这些拓本，先生题跋之时，不涉及经济价值，皆为先生心得体会，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先生对于碑帖的认知。先生多作一番考证，涉及文意、史实、典故、用语、修辞、音韵、释文，校订版本，评说前人得失，阐述自己观点，内容广泛，读来有如坐春风之感。关于碑帖的年代审定，我们综合了编写组成员的所有意见，凡年代不统一者，皆以下限为准，力求真实反映版本的价值，不妄充善本。启功先生从来将书法看作末技，对先生来说，碑帖之学更不足为谈。在我辈看来，却是极深奥难解的。我们能在整理的过程中感受到先生学养深厚。如世人所称“唐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先生题为“唐柳公权书僧端甫塔铭”，点题更为准确扼要，充分体现启功先生对于碑帖的理解，题签之精准令人叹服。常常有碑帖同好求先生题签作跋，先生从来都是不假思索，提笔撰写，对善本的优劣、年代等一一说明，诚为一代大家，绝非虚名。

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王靖宪先生、王连起先生、仲威先生、宋皓女士、金运昌先生、孟宪钧先生、施安昌先生、刘石先生、苏士澍先生（排名以姓氏笔画为序）的无私帮助。以上诸位前辈皆为碑帖界的翘楚，亦是启功先生的门生或后学，大家本着对启功先生的崇敬，共同完成此书的编辑工作，在此特别感谢！也希望此书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对中国金石书法加深认知，也祝愿先生的艺术长存人间。

岁次二〇一九年夏月

章正记于浮光掠影楼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

前言

启功先生之名，可谓妇孺皆知。其在各个方面成就，早有定论，称之为“完人”。先生所藏金石碑帖拓本，有如一部详尽的中国书法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金石碑帖的收藏者，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为藏者，其或有慧眼鉴真去伪，或通过高人点拨，凭借财力雄厚，收得稀见珍品，多夸扬珍異，炫诩收藏；二为书者，其所得碑帖拓本，仅作临池之工具；三为学者，得之碑帖，一能考证史实，二能学书临池，三能通晓校碑字诀，可谓集大成者。自民国以来，金石学领域真正称之为学者之人，凤毛麟角，先生当在其列，与先贤并驾齐驱。启功先生对于碑帖的取舍，不同于一般碑帖收藏者，不单以校碑字诀为要务，不斤斤计较一笔一画之多寡。先生中青年即在大学任教，收入虽不富足，然亦高于常人，又能挂笔单，依先生之慧眼，本能收得藏家所言之善本，然先生不以所谓投资为要务。先生以为，碑帖首先要传拓精良，能较为清晰地看出笔画波折变化，从刻石中感受书写味道，再与同时代墨迹相印证。先生所藏，于碑刻、法帖皆有涉及，非时人所误言先生“轻碑重帖”。先生喜收集汉魏新出土、新发现之墓志碑刻，认为未经多次传拓，能较为真实地反映本来面貌。对于唐碑先生较为重视，反对“卑唐”之说，特别是一些不太知名的唐碑，或内容佳，或书写妙，都购归加以研究。今将启功先生的碑帖收藏分为三类，择选较佳者数种，略加版本说明。先生关于碑帖之见解，皆在图版按语中注释，互为补充。

一 极为稀见之本，传拓年代早且精良，公藏亦无出其右。

《吴皇象书急就章（明松江本）》，此册传世所见最旧本，未见越于此者。先生珍视，未题跋语，仅题一签，并请当时名家题咏。马叔平先生跋语中据“礜”字，定此本为初拓，极为中肯。

《明真赏斋帖（火前本）》，此册与日本孔固亭影珂罗版本同，皆为上虞罗氏旧藏。火前本传世者有故宫博物院本、上海图书馆本等，论传拓，此册称甲。

《魏张猛龙碑并额并阴》，先生一生得力于此，题跋时另纸精楷誊写，装于册尾。此碑传世明拓本，所谓“盖魏”二字之间不连者，皆为浓墨，掩其笔画，难见波折变化。今原碑“盖魏”之间，石花渐凸，知此碑几经剜磨，遂失原貌。此册蝉翼淡墨，字口分明，又贵在传拓年代早，堪称最为精善者。

《清八大山人法帖》，此册为传世孤本，公私所藏皆未见。

二 较为稀见之本，临池有益，考史有助，读者悦目愉心

《周散氏盘（存两种）》，其一清宣统甲子春月周希丁精拓本，钤“养心殿精鉴玺”“希丁手拓散盘”“金谿周康元所拓吉金文字印”三朱文印。此纸多为宣统帝赏臣之本，见王观堂、罗雪堂先生所藏皆为赐本。其二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周希丁精拓本，钤“故宫博物院古物馆传拓金石文字之记”朱文印。散盘传世全形拓者，仅此两种。后者较清宣统甲子拓本，周氏将器形、透视关系皆有改进，更为美观。启功先生在两种拓本器形不同之处鈐印，以作区别。

《汉司徒袁安碑》，此本右上鈐“偃师县立十三初小校”朱文印，为初发现拓本，笔画如新，线格明显。

《汉石门颂》，传世旧拓者有两类，其一浓墨重拓，字口不见锋芒；其二淡墨精拓，因摩崖为苔藓所封，一经洗石，字口清晰，可见碑刻之原貌，二者拓制时间皆当在明末清初之际，第一行“惟”字“隹”部第二横挑笔末端未与右石泐连，第二十一行“高”字下不见口。此册为后者，实较前者更不易得。

《汉杨淮表纪》，与《汉石门颂》同在汉中褒斜，此亦明末清初拓本，字口分明，传世鲜见。

《汉礼器碑》，此清初期拓本，或为郃阳车氏洗石精拓，碑阴见题名小字，晚本皆无。

《清乾隆内府摹刻落水兰亭并跋》，此乾隆时期内府拓本，原石今不知所在，或毁于圆明园战火。因石在皇家，又不为帝王赏赐之用，故仅有刻后初拓数纸。

《魏王远书石门铭》，此摩崖传世旧拓本，首行“此”字尚存，该淡墨本，虽无“此”字，然未见字口精彩越于此者。

《魏常季繁墓志》，志石民国时期流入日本，后毁于地震，碎为二十余石，故拓本至罕，民国时期即高价至白银百数十元。此志拓本最精者当为董康监拓本，用六吉绵连纸，松烟墨，此纸即是。

《隋龙藏寺碑》，碑传世明拓者，有徐森玉先生发现之上海图书馆藏本及汪大燮藏本，除此之外，此本最优，与略晚之明末清初拓本不可等观。

《唐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存西安本、城武本两种）》，此两册珍贵之处在于传拓时间基本等同，又为原装，未见有两册合装越于此者。

《唐颜真卿书朱巨川告身帖（存两种）》，卷内所收第二种与《清三希堂法帖》收录者同，原有墨迹照片存世，此卷依原式摹刻，为清乾隆时期内府单刻帖。

《唐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并额》，碑因过于名重，自明代中叶起，几经剜凿，故不以清晰为早晚依据。此为未剜本，虽字神略退，然为柳书本来面目风貌，远胜俗手剔刻以后之拓本。

《五代韩通夫妇墓志》，此二志民国时期出土，为张筱鲁访得，移置河南洛阳藏古阁，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韩通妻董夫人志》刻常熟曾炳章题记，此为未刻跋本。

《明思宗朱由检书赐曹化淳三碑》，碑原在北京鼓楼西大街大石碑胡同协和修道院，今三碑皆毁。

三 同一内容，先生藏多种或较优版本，为研究法书提供极好的佐证资料

《唐怀素书自叙帖》，先生藏清契兰堂帖本，又清兰州公署本。因兰州本与莲池书院本所用底本同，先生择一而藏，兰州本流传不广，且先于莲本传刻。

《唐钟绍京书灵飞经》，先生所藏有渤海藏真早本，又补所失四十三行本，二者合之遂为足本。

《宋蔡卞书达摩面壁之庵》，此刻传世有二，一在嵩山少林寺内，一在嵩山初祖庵内，前者藏半石，后者完整且刻工更为精良，先生所藏者为初祖庵本。

《宋王升书千字文》，先生藏两种，其一为《清海山仙馆藏真卷》一，其二为《清南雪斋藏真巳集》。两帖为同一底本上石，然印迹多有不同。《清御刻墨妙轩法帖》所收之《孙过庭千文》，割去王款，添“过庭”二字，然王升印章俱在，所刻底本与上述不同。

《清世祖顺治帝书敬佛》，此刻传世有二，其一在北京万安山西山第一大寺之北法海寺，其二在北京八大处第六处香界寺。先生所藏者为北法海寺之本。

除此之外，先生极为重视同一书家不同碑刻法帖的整理，如柳公权、宋四家等，先生皆有较为全面的集存。先生又藏大量珂罗版、石印影本，与拓本比较，多有心得，了然于胸。先生曾说过，先生是书法资料的收集者，其目的很简单，用于学问，用于研究，用于临习。今整理先生所藏碑帖三百余种，集得一编，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提供学习之参考。

本书采用特种纸四色印刷，八开，精装上下册，定价1500元。本书以《千字文》为序，朱砂墨手写编号，并得到启功先生家属授权，每册都加盖刘博琴先生为启功先生所制自用印一方。现在图书已经开始预售。

供稿：艺术图书中心

编辑：零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