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泰东炉子(一个真正的文人——三叔达夫)

Posted 202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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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泰东炉子(一个真正的文人——三叔达夫)

一个真正的文人——三叔达夫

郁风

记忆的负荷已经过重的人，必然有某些记忆逐渐“淡出”而终于消失的。据许多上年纪的人说，越是昨天的近事越容易忘记，而童年的旧事或早年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却顽固到存在着。但是在我来说，经过了那十年不正常的生活之后，连本来是鲜明的、活跃的、深刻的记忆也模糊了。听别人谈起自己的往事，就像是第一次听到新奇的故事一样，其遗忘的惊人处，经常成为朋友们取笑的题目。

对于三叔达夫的记忆就像一幅非常熟悉的亲切的画，却是只有色彩没有线条，只有光影没有具像了。加以抗日战争以来，就没有和他在一起，下面所写的多数是根据我幼年时从长辈所了解的和他自己的文字材料以及有关的记忆，按照我对他的理解，描出三叔一生中各个阶段一鳞半爪的片段，以砖引玉，希望引起同时代的许多前辈和同辈对达夫的更真切的回忆，为研究工作提供史料。

对于达夫悲剧性的一生及其贡献，还没有全面的定论。在读者的印象中，无论是迷恋他的或唾骂他的，三十年来“颓废作家”这顶帽子看来是戴上了的。似乎从《沉沦》到《日记九种》到《毁家诗纪》就是他的全部，最多再加上名士派的游记和旧诗。特别是对于他晚期去海外以后七年的作品和作为，国内介绍得很少；即使是国内过去出版的作品，解放以来也好像只印过一本选集。最近有机会看到一些海外包括台湾出版的他的文集和别人纪念他的文集，不能不联想到许多往事和对于一个作家盖棺论定最重要的晚节，想到像他那样一个赤裸裸来去的率真的作家，如果不能以他全部的本来面目留存在人们心中，留存在文学史上，再过百年之后，就将是不可挽回的遗憾了。

一九七九年十月

少年时期

我们郁家祖上世时代代就住在富阳县城靠富春江变的一条小石板路上的一所破旧的木结构房子里。我记得小时侯，无论晴天和雨天，那条小石板路上总是湿的泥泞，因为大家都从江边挑水上来走过这里，满满两桶水就要洒剩七八分。路口上是一排茅厕，搭着草棚，一根长的粗毛竹横架着被人坐得精亮，下面是一排几口粪缸。

三叔和我父亲一样，从来都把家乡看作是最美的地方，如三叔在他写的《还乡后记》中引用六朝人吴均的名句来形容富春江：“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里许，奇山异水，天下独绝。”但是在他们出生的清末，正是连年乱战，地脊民贫，而且由于富春江从历史上以产鲥鱼和茶著名，被指定为皇室贡品，就更成为人民的灾难。有一首明代人传下来的民谣，小时侯父亲曾教我背诵，它唱得如此沉痛：

富春江之鱼，富春江之茶，

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

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

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产别都？

富春山、何时摧，富春江、何日枯？

山摧茶亦死，江枯鱼乃无。

呜呼！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郁家祖先是以教书行医相传的。我的祖父郁士贤幼年失父，家境贫困，曾祖母戴氏我叫她阿太的，勉强把独子抚养成人，设塾授课附带行医。也曾短期在富阳县衙门户房当司事（即文书）。祖母陆氏生下我父亲连生、二叔浩生和三叔荫生，这是他们三兄弟的小名，我小时侯经常听到家乡的老人都是这么叫他们的。三叔生于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七日，和我父亲同属猴。父亲比他大十二岁，二叔比他大五岁。有过一位姑母叫阿凤，从小就给了人家当童养媳，后来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就死去了，我始终没见过。

三叔生下来第三年，祖父就和曾祖父一样早早去世了。祖上留下的薄田六亩也因无力耕种卖掉了，就剩下那三间破房子。两代寡妇祖孙五口全靠祖母缝补洗衣勤俭度日。父亲和三叔、二叔后来还常爱说起童年时吃的下饭菜就是“卤苋菜管”，这是捡人家不吃丢掉的老菜根，泡在盐水里淹过，祖母为了让他们吃得香，每次吃饭都要赞美：“透鲜啊！”这句家乡话我小时侯也听见祖母吃东西时总爱说的。

无论生活怎样艰难，祖母坚持让孩子们读书，父亲十七岁就以府道试第一名入学，从此一直用的是官费直到去日本留学。这样他还能节省下来贴补弟弟读书。那时三叔只有五岁，聪明过人，在全家的爱护下，七岁入私塾启蒙，九岁时就能作诗，他后来的《自述诗》有“九岁题诗四座惊”之句。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诏令废止科举考试，并将各省原有书院一律改建新式学堂。一九六○年达夫十岁（按足龄）入了富阳县高等小学，翌年春以成绩优异而跳过二年级直接升入三年级。而家中祖上遗留的四史唐诗等旧书又成为他课余的辅助教材。他在一九二七年回顾童年时写道：“我在小学中学念书的时候，是一个品行方正的模范学生，学校的功课做得很勤，空下来的时候只读读四史和唐诗古文，当时正在流行的礼拜六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说，和林畏庐的翻译说部，一本也没有读过。只有那年正在小学毕业的暑假里，家里的一只禁阅书箱开放了，我从那只箱里，拿出了两本书来，一部是石头记，一部是六才子。”

在富阳高小三年级（实际只读了两年，十二岁）毕业后到杭州投考杭府中学，被录取了但因一时学费不够而改入用费较低的嘉兴府中学读了半年，才又回到杭府中学。这时候他的全部兴趣都在读“闲书”和游山逛水，仅有的零用钱都送进叫做梅花碑的旧书店里，据他自己在自传中说，当时买来的书使他狂喜的有三部：一部是《吴诗集览》（清代诗人吴梅村的集子），一部是《庚子拳匪始末记》“使我满肚子激起了义愤”，还有一部是“署名曲阜鲁阳生孔氏编订的《》普天忠愤集，甲午前后的章奏议论，诗词赋诵等慷慨激昂的文章，收集得很多，读了之后，觉得中国还有不少的人才在那里，亡国大约是不会亡的。”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这些前辈古人的民族正气文章，培育了他的爱国诗人的气质。稍后他又涉猎诗集词曲杂剧，他的《自传》中说：“真正指示我以做诗词的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山词谱》。……记得《桃花扇》和《燕子笺》是我当时最爱读的两部戏曲”。也可以说从这些作品的感染孕育了浪漫主义的萌芽。这时期的郁达夫已经像着迷似的作些诗词，并且私下里用笔名向报纸投稿，“第一次投稿被采用的，记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报纸是当时的《全浙公报》”其后便渐及于《之江日报》，和上海的《神州日报》。据他说直到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有七八成把握，才用真名发表。那时的真名可能用“郁文”。

读了两年中学，到了一九一○年十四岁，他认为学校里教的中文已没有什么好读的，科学在当时也不被重视，算来算去也只有英文是他所欠缺的，于是就转入了美国长老会办的育英书院。数月后由于参加了反对校长的学潮而被开除，又转入另一浸礼会办的教会中学，仍然看不惯那个教务长的奴颜婢膝，谀媚洋人，趾高气扬，压迫同学。他回忆说当时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夕，中国经过了洪杨起义，两湖山东捻子的运动，回民苗族的闹独立，以及徐锡麟、熊成基诸先烈的勇猛牺牲，丧权辱国的慈禧当权，“怨愤与被压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跃跃、山雨欲来的空气，实在还不止是一个教会学校里的舆情”。他说：“是在这一年的年假放学之前，我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实在是真的感到了绝望，于是就自己订下了一个计划，打算回家去做从心所欲的自修功夫”。他的计划就是：“订阅上海发行的进步报刊，读遍家里所藏的四部旧籍和在杭州买的许多新书，在已读完第三册文法的基础上自修英文。”若能刻苦用功，则比在这种教会学校里受奴隶教育，心里有气，进步又慢的半死状态，总要痛快一点。于是真的就住在富阳老屋里两年，忍受着亲友长辈的非难和邻人的讪笑，阿太和祖母管不了他，能管他的大哥——我的父亲又不在家，他是完全自由自在地读自己爱读的书，精读了《资治通鉴》和两部《唐宋诗文醇》和其他典籍，有时一个人到田野间去，接触到农民疾苦，再就是阅读上海寄来的报刊。他深有体会的说：“实际上这将近两年的独居苦学，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

如果说他在日本高等学校时期继续不同程度的搞通了英、日、德、法、俄五国的文字，遍览世界名著，吸取了外国文学的成就，那么，在他去国以前的少年时期就已奠定了他的中国文学基础和养成了爱国诗人的气质。

一九一三年，三叔十七岁，结束了他的自学，跟随父亲到了日本，比三叔长三岁的母亲也同去。父亲是全靠奖学金读书的，是浙江省派遣留学生首批一百人中之一，在日本读法政大学，一九一○年回国，次年和母亲结婚，辛亥革命后在大理院任推事，这一次又去日本是奉派考察司法的。用他的奉薪，三个人租一间小房，母亲做饭，省吃俭用，供给三叔读书。三叔为了要考官费学校（当时规定有五所学校由中国政府给予官费，共收学生一百六十五人）白天在正则学校补习中学课程以外，晚上还到夜校学习日文。听母亲说那时的生活是很紧张的，一张矮矮的饭桌，两兄弟就在那里写的写，读的读，三叔温习日文，母亲也跟着学，父亲是补导老师。除了功课以外，兄弟间谈的最多的是文学、历史和诗。父亲是最爱三叔的，但也管教他最严。由于自幼失父，比他大十二岁的长兄自然就成为他的监护人，他的旧文学根底也得之于长兄的影响不少。一年以后，父亲和母亲先回国，三叔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在每一封家信里不是呈录他的诗作，就是发些议论，有时还自鸣得意。如有一封家信写道：“…弟诗虽尚无门径，然窃慕吴梅村诗格，有人赞‘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达夫句）如似梅村者，弟亦以此等句为得意作也。曼兄（父亲曼陀）再三戒弟勿骄，前年弟曾有百钱财主笑人之习，近且欲对黄狗亦低头矣。前次狂言，唯向我亲爱兄嫂言之，以示得意，决不至逢人乱道也”。

后来虽曾一度因“不服管教”而与长兄反目，甚至写信绝交，但是不久又恢复了。回国后在我父亲生前近二十年中，兄弟情谊始终是深厚而亲密的。作为监护人的父亲虽曾主张三叔学医，而且对于他写《沉沦》时的思想行径很不赞成，但却不能不夸耀三叔的才华，曾写过一首酬达夫原韵的诗：

莫从海外叹离群，奇字时还问子云，

几辈名流能抗手，一家年少最怜君。

懒眠每凭乌皮几，好句争题白练裙。

夺得诸兄新壁垒，骚坛此席要平分。

富阳老家

一九七七年夏天和一九七八年深秋我曾回到家乡两次，都是住在三婶家里，第一次三婶还健在，去年三月二十九日她已经去世了，享年八十二岁。她就是郁达夫的原配夫人孙荃。

三婶就住在郁家祖上遗留的老屋，父亲、二叔、三叔达夫都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他们的童年。小小的庭院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最诱人的是一棵柚子树，解放后一九五六年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换新栽的一棵枇杷树。一九一六年隔壁一家豆腐店锅炉爆炸，把老房子也炸塌了。一九六二年富阳县政府为了保留郁达夫烈士故居，在原址重建了三楼三底的新式砖房，仍由三婶和她的大儿子天民夫妇带着几个孩子住着。如今又过了二十年，那棵枇杷树也砍掉了，载上了许多花草，其中还有几棵藿香。那是五十年前就有的，自生自长的，它的叶子发出类似薄荷的清凉的香味，婶婶们常在夏天摘两片塞在发髻里，用它的香气驱除汗气。

现在这所房子在富阳的民居中算是很不错的了，有着宽敞的走廊和明亮的玻璃窗。除了庭前的几块大石板以外，已经看不到原来老屋的痕迹。

三婶和三叔自从分居以后就吃长素，还念佛诵经。解放后虽已破除迷信，但她已习惯素食，不再开荤，身体也还好，还很健谈，只是腿关节有病，不大走动，每天下了楼就坐在那里剥笋剥豆，我和她谈起这老屋和阿太，她是比我更记忆深刻的。我们都记起阿太常说的我们家阁楼上住过一条一、二丈长的大蟒蛇的古诗，她是把它当作不可侵犯的家神看待的。可是三叔小的时候最顽皮，他属猴，阿太说他像个小猢狲，跳上跳下老想找出那条大蟒蛇来看个究竟，阿太说因此就冒犯了它，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了。

谈到三叔，虽然自从大革命时期他去广州以后就和三婶分居并在上海和王映霞结婚，但她已经没有过去对他的那种怨恨，而是饶有兴味的像谈起老朋友似的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里。

她对我说，那一年她和达夫带着刚两岁的龙儿（达夫第一个男孩，五岁时死去），从安庆法政专校谢了职回到上海，那时郭沫若也刚刚把日本夫人安娜接到上海住，还有成仿吾，都为达夫的失业担心。其实他们都没有职业收入，搞创造社靠泰东书局的赵老板支一点稿费，但是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谈得哈哈大笑穷开心。有一天在郭沫若的住所，哈同路民厚南里一间不大的前楼里挤了十来个人，要她帮忙弄饭吃，因为成仿吾从湖南带来一大块腊肉，日本夫人不会做，于是三婶就下了厨房，可是用油用盐和日本夫人讲不通，全靠郭沫若跑进跑出当翻译。三婶笑着说：“你知道他们吃的什么菜呀？什么也没有！买来几十个鸡蛋，叫我一个一个煎荷包蛋，那块腊肉蒸熟了，切开来就一人一块用手抓来吃！”她说她当时心里好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样请客的。她一面说一面笑得前仰后合，五十多年前的这一幕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她的清瘦苍白的脸也泛出红晕。

她还说就在他们住在马霍路时，奶奶（我的祖母）也从富阳来上海住了一晌，有一天郭沫若来看达夫，谈起四川家里汇过三百块钱给他叫他回去，可他犹豫不定。奶奶竟当面训斥他，说老母亲一定在天天盼望，不回去看看是不应该的。

最近我翻阅了郭老的《创造十年》，三婶所说正是一九二三年四月间的事，那时《创造季刊》已经出版了死期，刚满一周年，郭、郁、成三人第一次齐集上海，开始了创造社的全盛期。跟着出版了《创造周刊》和《中华新报》的副刊“创造日”。达夫就在马霍路的小楼上写上《茑萝行》，五月出版的《创造周刊》三期上，又发表了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郭老在《创造十年》中提到达夫这篇文章时说：“第一期上他便出马上阵。他的勇猛不亚于仿吾，最初在中国的文艺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这个名词的怕就是郁达夫。”

如今三婶家的堂屋里，仍挂着三叔的手书对联：

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

这是他在一九三三年移家杭州以后所写。这期间他主要是写散文、游记，把满腔忧愤寄托于山水间。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在福建，王映霞携带了他部分手稿从杭州到富阳来避难，在离县城百余里的环山亲戚家住了两个月，离去时，不知是由于不便携带还是匆忙间遗忘，把手稿丢在环山。日本投降以后，二叔的儿子仁民在环山亲戚家离发现了三叔的手稿，有的是乱丢在草纸堆中，有的硬纸封面的日记本就盖在咸菜缸上。他收集起来交给了天民保存，现在存在家里的还有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的全部手稿，有早期手抄诗稿，日记，还有写给三婶孙荃的信，那是三婶一直保存的。我看到过一章两三尺长的宣纸上写着一寸见方的工整的楷书，是他从日本寄来让三婶学写字的。她也读了一些诗词，是当时乡间少有的才女。去年浙江《东海》十月号发表的《郁达夫日记选》原稿本就是曾盖在咸菜缸上的，去年在三婶家我也见过，是一本十六开黑色硬纸封面的日记本，封面是除郁达夫签名外，还写着“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起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日止”，下面印着两行英文字：SPECIAI MADE FOR THE IMPERIAI UNIVERSITY，当是东京帝大专制的笔记本。

从家里走出弄口就是江边。向左沿江往东南走十分钟，经过一段小树林就到了鹳山。这鹳山就像一只翠绿的鹳鸟栖息在富春江转折处的石崖上。这是一座玲珑的长满茂密树林的小山，沿着青石板铺成的山路走到半山转角的处有一个平台，被一棵大樟树覆盖着，这是家乡的标志，坐船来时老远就看见鹳山上特别突出的这株姿态婆娑的大树。坐在树下石栏上可以向三面极目远眺，上下游的远山帆影像缓缓流动的画卷。回到家乡的时候我每天都要走到这儿来坐一会儿，父亲和叔叔们的童年时代也是每天在这儿嬉戏的吧，难怪他们对家乡爱恋之深。最近找到一幅珍贵的照片，是一九三五年初秋父亲和三叔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们和王映霞回到家乡，还从杭州约了几位朋友来富阳小游，有刘开渠、叶秋原（已故）、雷圭元夫妇等。这张照片就是在这平台的大樟树下拍的。

在北京的一年

一九二三年的秋后，达夫从上海到北京应北京大学之聘，每周教两小时的统计学。最初三婶没来，他就一个人住在我们家。那时，我父亲在大理院作推事，主在城西巡捕厅胡同一所四合院里。

算起来那时我只是七岁多的小女孩，梳着两条辫子，开始读小学三年级。我们对三叔的称呼很特别，竟然用中日文合起来叫“三 GIGIA”，也不知最初是父亲还是母亲教的，后来一直这样叫，但也只限于三叔和二叔“二 GIGIA”。

对“三 GIGIA”的印象是特别深的。因为他经常喜欢带我去沿河散散步。从巡捕厅胡同往西，从“追贼”胡同（这是传说当年李自成从这条胡同跑出城，清代相沿就叫“追贼”胡同，解放以后就自然改其他名称了。）穿出来就到了阜城门脸了。出阜城门经过两道城门就到了两岸垂杨的护城河边。北京当时除了东西民巷和少数大街有柏油路，所有胡同都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在我们家门口一带，来往车辆中最多的是嘎嘎作响的大木轮马车，吱扭扭的独轮水车，再就是黄包车，还有慢悠悠的骆驼队。那大车轮把路压成一道道很深的车辙，骆驼和马又把中间踩成一个个窝窝。小孩走在路上要很当心才不把脚陷下去拔不出来。我记得我是多么喜欢跟“三 GIGIA”出城遛弯儿，过了摆渡一走上河边那排杨柳堤岸的潮润的硬地上，我撒开他牵着的我的手就飞跑起来，觉得开心极了，自由极了。“三 GIGIA”呢，就喊着我的小名，咯咯的笑，跑来追我，我绕着树来回跑，跑下堤岸的青草斜坡，他嚷着当心掉下河去。被他追上了捉牢不放，按倒在草地上坐下来，有时还吓唬我要把我推下河去。然后他拿出在路上买的花生米来吃，有时袋里还带一小瓶白干儿酒。河边有附近的农民钓鱼，他就和他们聊起天来，谈今年的收成，问他们家的人口。我才知道他们钓鱼并不是自己吃的，而是去卖点钱换些油盐。有一回我们看见一个老头真的钓起一条鱼来，“三 GIGIA”问他要了带回家去，我不记得他给了多少钱，只记得回到家里，母亲一听说那数目就说：那么贵呀！

直到夕阳挂在柳树梢上，晚霞把喝水染红的时候，他才牵了我的手慢慢走回家去。有时他喝过两口酒，脸和眼睛都有些红，用沙哑的嗓子一路摇摆着唱起老生腔的京戏来，那声音凄怆哀痛，我害怕他像是要大哭出来。

冬天来了，西北风吹得窗纸嗖嗖作响。“硬面——饽——饽”的叫卖声像是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悲凉，成为那个年月的北京的标志，即使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也永不消逝。“三 GIGIA”仍然带我到河边去，已经用不着摆渡，我们就在冰上走，看着岸上的枯树在冷风里摇晃，看着工人们凿出四方的大冰块，用力猛推一下，冰块滑到岸边，再把它运进冰窖储藏起来。我最喜欢的是坐上冰船儿，其实是一个大木床，下面有两根铁条，人拉着跑几步就坐上来，冰船就飞快的在冰上滑行，这样可以走得好远，直到西直门。坐上冰船，“三 GIGIA”总是把他的大围巾拿下来遮在我的大腿上。

关于围巾还有一段故事，那是沈从文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讲过的。就是这一年的冬天，他住在北京的南胡会馆里，没有棉衣，没有火炉，就用被子裹着身体坐在桌旁写作。但是他写出来投稿，没有一家刊物肯登，他后来知道有一位当时的名家，当众说着刻薄讽刺话把署名沈从文的一叠文稿塞进纸篓里去。他常常是饿着肚子，有时去亲戚家混一顿饭吃，几个表兄弟打着牌，叫他代他们把学校作业的作文做好，因此他也不愿多去。有一推天，下着大雪，正当他坐在桌旁冷得发抖的时候，推门进来一个人，那人自己报名，啊，竟是郁达夫！是接到了他这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的信，就亲自跑来看他了。看到他在冰冷的屋子里发抖，一时说不出话来，就把包得紧紧的毛围巾摘下，拍掉雪花披在他身上。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的时候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是他的眼睛湿润了，又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侯的五块钱啊！”他还告诉我，当时达夫在北大名义好听，在三百块钱薪水，可是教育部欠薪，每月只拿一成。

一九二四年初达夫写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说的沈从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变，达夫正在新加坡，英军撤守时，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顾南下宣传抗日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侨领的安全，甚至对某些文化人不发护照，达夫和胡愈之先生等只好雇船撤往苏门答腊隐蔽，达夫把孩子郁飞托友人带到重庆。据郁飞的回忆，他父亲首先考虑在国内可以托孤的就是沈从文，他当时在西南联大教书。但是达夫又考虑到当时公教人员的清贫，怕他自己的接济中断时给他造成困难，才又将郁飞托给别人。如果沈从文知道此事，一定又为之唏嘘不已。

一九二四年的春天，三婶带着龙儿也从南方来到北京，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后就搬到什刹海北岸一所小房去住了。院里有两棵枣树，一架葡萄。三叔搬走以后，我只有礼拜天要求父亲带我去三叔家。夏天我们和他们全家常常穿过门前柳荫去什刹海，当年那儿是个游乐场，有各种北京传统的吃食：洒白糖的莲藕，荷叶粥，冰冻的柿子酪、凉粉，还有各种江湖艺人在那里卖艺。晚上常常是在三叔家吃过晚饭搬出凳子坐在葡萄架下喝茶，父亲和三叔谈诗论画，我哄着龙儿弟弟捉萤火虫。后来达夫在《一个人在途上》中写道：“这一年的暑假，总算过得最快乐，最闲适。”

一九二六年端午的前后，五岁的龙儿患脑膜炎，达夫从广州赶回北京，孩子已经死去五天了。他在《一个人在途上》中写道：“去年摘取葡萄枣子的时候，他《龙儿》站在树下，兜起了大褂，仰头看树上的我，我摘取一颗，丢入了他的大褂兜里，他的哄笑声，继续到三五分钟。今年这两棵枣树，结满了青青的枣子，风起的半夜里，老有熟极的枣子辞枝自落。……最怕的就是这滴落的坠枣之声。 ”

三叔家虽然搬到什刹海，但是我家西厢房地上仍然堆满他存放的书，大批的是创造社运来北京销行的新书。他走后我有好时间我还爱一个人钻进那间没人住的西屋看书看个饱。记得有达夫的《沉沦》、《茑萝集》，郭沫若的《女神》，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张资平的什么书。此外属于他自己的外文书、中文旧书都搬到什刹海去了，记得母亲找了木匠量好他的房间尺寸，替他做了六个大书架，分成许多层搁板，上了黑色油漆，贴墙立起来，将近有顶棚那么高。他从日本就运回来许多书，回国在上海、北京到处买书，几乎每天从外面回来都看见他夹着几本书。除大批的著名小说诗集之外，也有历史、哲学、政论的书。他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到在日本高等学校的四年中，除了应付功课外，光是读小说：“从杜儿葛纳夫（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斯托以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真不知他是怎样读这么多书的，在他后来的日记中也几乎每天记载着买来的外文和中文书名。

在北京安居了一年，又到武昌、上海、广州。一九二六年端午节后，为了龙儿之死他曾匆匆从广州回北京一次。一九二七年他在上海和王映霞同居，才把北京的家结束，三婶带着龙儿的弟弟妹妹回到富阳1 ，而那六大书架的书又只好由母亲安排搬回我们家的西厢房来。直到达夫从上海移家杭州，而我们全家也跟着父亲移居上海时，才又把三叔的两三万册书装箱运到杭州去。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杭州沦陷期间，“风雨茅庐”的书全部失散了，传说有的被日寇运走，有的被盗卖了。日本投降后，还有文艺界朋友在旧书店里买到达夫的藏书，有他的亲笔签名，还写着“达夫爱读之书”。

在上海的回忆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叔为龙儿之死从广州赶回北京，十月在再到广州时，郭老已随大军北伐，原来由创造社人员几乎包办了文科的广东大学也改组为中山大学，领导人员几乎都换了国民党中人，如戴季陶、顾孟余、丁惟汾、朱家骅等，文科由傅斯年主持。达夫无可作为了，便于十一月底辞职，仍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并主编《洪水》和《创造月刊》。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的《洪水》上，达夫发表了他写的暴露广州政府中黑暗的《广州事情》，引起很大震动，跟着发表了一些对达夫的批评，成仿吾写了《读‘广州事情’》在《洪水》上发表，郭沫若也对他很不满意，认为不管怎样，与北洋政府相对来说，暴露黑暗总是往革命政府脸上抹黑，于革命不利。后来也到了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读了《洪水》，却曾著文替达夫辩解，认为他说的是大实话。

一九二七年初春的政治气候正是乌云翻滚，非常险恶，影响到革命阵营内部的人反应也不一致。三叔这时一个人住在闸北创造社的编辑部，情绪消沉。恰好就在他的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里遇见了王映霞。后来他曾对孙百刚吐露过他当时的心情：“进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黄沙，风尘蔽日，前无去路，后无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当时的中国，哪里是绿洲呢？于是三十一岁的三叔第一次性命交关的掉在爱情的“绿洲”上了。

单凭他的满腔热情，在当时的环境下，要以行动闯出一条革命道路来虽然不足，但对于排除爱情的障碍，战胜宗法社会的种种非议却是有余的。他和王映霞终于结婚了，在赫德路嘉禾里安了家。熟人、朋友、两方面的家人自然都不赞同。听母亲说，父亲在北京知道后非常生气，不知写过多少信去告戒三叔，作为法官的父亲首先就指出，这是要犯重婚罪的，然而既成事实终究是既成事实。

在新旧交替的婚姻问题上，这样的事在当时毫不稀奇。在受害者的旧式妇女方面，已经承受惯了千百种封建压迫，与其再遭受“离婚”更受歧视的打击，毋宁接受生活的一定保障来抚儿育女更来得现实些。三叔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经常汇钱回富阳去给三婶。

这一年他开始雄心勃勃的编辑出版《达夫全集》，第一卷《寒灰集》出版了，接着《文学概论》、《日记九种》出版了。之后到一九三三年移家杭州以前，陆续出版了全集二卷《鸡肋集》、三卷《过去集》四卷《奇零集》、五卷《敝帚集》、六卷《薇蕨集》和不列全集卷数的《忏余集》，以及《小说论》、长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篇《迟桂花》、翻译集《小家之伍》等等。一九二七年八月退出创造社后，他支持几个青年人创办《民众旬刊》，他写《发刊词》和评论，出了五期停刊。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到一九二九年八月和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被迫停刊后，又与陶晶孙合编《大众文艺》月刊，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不久又被南京国民党中央部禁刊。一九三三年四月达夫和王映霞移家杭州，但是他为了收稿费，买书，还是经常来上海。

我是一九三三年七月到上海的，当时是十七岁，已经用假文凭考进了北京艺专学了三年西洋画。因为父亲已于一年前调到了上海租界法院里工作，这时全家都搬来了上海。我高兴极了，早已向往上海，进步文艺活动的中心。我渴望见到三叔，他会带我去看这大都市里的新鲜事物，去看有名的作家。可是他也许和七年前在北京是不一样了吧？他有了个王映霞，再到我们家来会不好意思吧？我很替三婶难过，可又很同情三叔勇敢地顶住了一切非议，获得了幸福。不久，他和王映霞到我们家来了，仍然穿着长衫，很随便、很快活的样子，爽朗的大笑，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而父亲呢，竟然也对他们很和蔼，很亲切，一点也不扳面孔。王映霞给我的印象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年轻，说一口杭州话，很会应酬，开起玩笑来也绝不会吃亏，衣着打扮在我这个女学生看来更接近于少奶奶型，穿一双绣花鞋。这最初的印象与我后来的了解还是相符的。达夫生过一场大病，她尽心护恃，病后她每天炖野鸭、甲鱼给他吃，她的确很会烧菜，也很会管家，三叔的收入全靠零星稿费，很不稳定。过去他向来是钱一到手，不是买书就是请朋友喝酒，很快就花光了，如今全由王映霞管起来，酒也不许喝过量。也是她的注意，重新把出过的书编全集由北新书局重排出版，每月抽一定的版税，保证了固定收入。父亲到上海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而母亲和北京的家还没有搬去，父亲一个人暂时住在吧办公室里，下班以后经常就到嘉禾里，谈天吃饭，有时打四圈小麻将，谁输了拿出钱来买菜请客。就在那儿父亲认识了田汉和阳翰笙同志。后来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桂林经常看到田汉同志，他多次和我谈起三叔、父亲在嘉禾里时的情谊，也一再谈起他被捕时父亲帮助他脱险。他说，那真是戏剧场面啦，几天以前还坐在一起打麻将的，忽然就在法庭上见面了，他一看是父亲坐在上面，一本正经的审问他，他差不多想笑出来。我也和他谈起，父亲对三叔犯“重婚”罪曾经很生气，怎么后来到上海又跟他们和好了呢？他说：“你不知道哇，在法租界重婚罪是要有当事人告状才成立的，没人告状就不论啦，哈哈哈！何况王映霞给大伯伯烧了一手好菜，你爸爸就爱吃她烧的鱼呃！”他一面说，一面哈哈大笑。

三叔第一次见我，非常惊讶说：“长得这样高，是大姑娘啦！”记得他跟我开过很多玩笑，用富阳家乡话说我是个“木都”，（就是傻瓜的意思）说要带我去见见世面，还说要给我找个好婆家。我很生气他还把我当小孩，而不是正经把我当个大学生那样谈话。但是我看出他很高兴我是学画的，他有了个搞文艺的后代，因为父亲叫我拿出习作来给“三 GIGIA”看，（我还是一直叫他“三 GIGIA”）他确实很高兴地夸奖了一番。

这之后他几乎每天都来带我出去玩，可惜我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除了坐电车之外，走路走得很多，而且他走得很快，在大街上我想看看橱窗都来不及，到了一处跟一些人说说笑笑，介绍我是他的侄女，又出来再到一处，就好象不是带我去见世面，而是带着我去给他的朋友们看。我现在能记得的就是去过菜市路上海美专，见过倪贻德和刘海粟；还去过霞飞路一个“按摩院”的楼上，那是漫画俱乐部，在那儿第一次认识了叶浅予、黄苗子、丁聪、梁白波、胡考、陆志庠、张乐平……等许多人。

（下篇明天发布）

选自《我的故乡》，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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