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上翻门(豪情筑梦剑琴人生——一个公安老兵的豪迈人生)

我的大学梦（作者金小明）

——献给恢复高考四十年的一段心灵史

今天上午，当我在写这篇回忆性文字的时候，2018年的高考已拉开了大幕，全国975万名考生正在聚精会神地答着语文试卷，而我的思绪则被拉回到了四十年前所经历的二次高考以及随之而来的求学之路。

1959年9月，我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汤庄乡一个叫沟北村的农民家庭。我们这个村仅有姓金和姓何两个家族的20多户人家，这两个家族都是由我的曾祖父那一辈从苏北的泰兴毗卢寺西六圩逃难过（长）江落脚于此，经过约一个世纪的繁衍生息而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我的祖籍在泰兴，武进是我的出生地，沟北村则是我们家歌哭生聚了五代人的地方。

当年的汤庄乡，在武进县是出了名的穷地方，素有"汤庄乡，锅底塘"之称。所谓"锅底塘"，就是指最荒僻、贫瘠、落后的地方。我父亲的堂兄弟较多，有的因家里养不起而送人了，有的在当地娶不到老婆，只能娶路过的叫花子为妻。我出生在这么一个穷地方也就算了，还生于1959年，也就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那一年。我儿时印象最深的就是"饿"和"冷"两个字。儿时的我饿得皮包骨头，冷得手脚生疮。

大约5岁的时候，有天一大早，母亲带我到离家约3公里路远的奔牛镇上去卖韭菜，一位算命的老者打量了我几下就走过来对我母亲说："这个小鬼肯定长不大，你不如早点送人算了。"我母亲当即瞪了他一眼，头也不回拉着我就走。当时的我，也许是懵懂，也许是无知，对此并不感到特别的恐惧或难过。因为自我一岁多的时候起，父母去田间劳动，就把我带着放在凸起于地面的坟墩头上一个人玩耍，我从小就知道坟墓下掩埋着尸体，而坟头上却开放着鲜花，对小孩子而言，人死了就如同一个玩具找不到了一样，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1966年，我7岁了，该上小学了，却偏偏又碰上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从1966年上小学，到1976年高中毕业，刚好是唱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嘹亮歌声度过的。在此期间，曾经游斗过地主富农和其他"牛鬼蛇神"，接受过忆苦思甜教育，参加过学工学农劳动，特别是经历了1973年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黄帅事件、1975年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事件，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及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毛主席三位伟人相继逝世以及一举粉碎"四人帮"等重大事件。说实话，这十年，作为一个中小学生的我就经历了这么多重大历史事件，这也许是今后没有哪一代人能与之相比的；但在文化知识的学习上，1966年就停止了高考，随后受到停课闹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的干扰，我们这些农村的野孩子到底能学到多少知识就可想而知了。

1976年高中毕业后，我这个地道的农家之子，理所当然地回家当了农民，以"修地球"为业，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从"鸡叫做到鬼叫"。常言道："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我除了打铁只是看过没有做过外（我读小学的那个村上有我一个同班同学，他家开了打铁铺），另外两种"苦"及其他农活我几乎都做过。由于儿时家里穷，吃不饱，营养匮乏，发育不良，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到高中毕业，体重还不到一百斤，在生产队每天劳动所挣的工分，连一个正常的妇女都不如。我母亲经常"恨铁不成钢"地对我抱怨说："你天生就不是个干活的料，照这样下去，只能喝西北风去。"为此，我自卑、苦闷而又迷茫，常常默念普希金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纠结（"纠结"这个词是我翻译的，原译是"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可是，当我默念这首诗的时候，又有谁知道，又有谁能理解我呢？邻村有一位比我大几岁的恶少，不光看不起我，而且经常羞辱我，有次他拦住我，指着旁边的一条河恶狠狠地对我说："河里没有盖子，有种你跳下去淹死算了"。我怀着韩信当年"胯下之辱"般的悲愤，逐渐领悟到了生活的无奈与艰辛。可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离我们村约四公里远的地方，就是罗墅湾军用机场，也就是现在的军民两用常州机场。每天，银燕似的飞机都会拖着白亮亮的气流轰隆隆地在我家的屋顶上飞过；一到晚上，机场探照灯射出的巨大光束会把我家这个小村子照得黑白分明。遥望着机场，凝视着飞机，我多少次暗暗地发誓：要像飞机那样，远走高飞；也要像探照灯那样，穿越黑暗；要有理想，要寻找出路，要奔向远方。"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的这句话，形容当时的我，该是多么的贴切啊！

我虽然生不逢时，学又不逢时，但我的"命"似乎并不错，这也许就是"天意怜幽草"吧。

多灾多难的1976年很快就过去了。1977年的9月，社会上就风闻要恢复高考了，我将信将疑，直到10月21日《人民日报》为恢复高考专门发表了社论后，才深信不疑。但我当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兴。因为对我而言，考大学，是梦想，但更是"活做梦"。高中毕业一年多来，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我看不到报纸，听不到新闻，接触不到外界，仅凭十年"文革"期间读到的那点东西，能去考大学吗？自感多少有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般的痴心妄想。正在犹豫彷徨的时候，我的中学老师托人带来口信，叮嘱我一定要抓紧复习，不管成不成，都要去报考，因为这是唯一能圆大学梦的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就这样，在老师和父母亲友的鼓励和鞭策下，我放下手中的农活，集中时间和精力复习了个把月。时间太紧了，只能争分夺秒，多次熬过通宵。实在太疲倦了，就合衣在床上靠一会儿，真的是夜以继日，手不释卷，就这样参加了77年的首次高考，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江苏省77级有2轮考试，11月28日初试，我通过了。12月23日至25日去县城复试，自我感觉考得还可以。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省内某高校通知我被录取了，让我在家等《录取通知书》，用村民的话说是"痴汉等爬头"，一直等到过完了春节，听说凡被录取的考生早就开学了，我才确信这次录取泡汤了。但我对这两轮考试各考了多少分至今也不知道，因为当时规定分数是保密的，不许查，不让考生知道。对此，当时的我，根本想不到会有什么猫腻，也没有为此而多么伤心。在我看来，这就如同天上掉馅饼，大家都去抢，我是肯定抢不到的。我反倒认为，首次仓促上阵，就初见实力，并不怎么丢脸。

紧接着便是备战1978年的高考了。复习迎考时我听老师说：今年的高考会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当邓小平得知77年高考不让考生知道分数，成绩好的有可能被"走后门"挤掉的情况后，他当机立断，于3月8日明确指示："以后要公布高考成绩，这是堵后门的最好办法"。高考更加公正透明了，我的信心也更足了。77年我考的是理科，数学失分很多，78年我就改考文科。记得江苏省的考试时间是7月7日至7月9日，那年天气特别热，热到40℃以上，语文、历史、地理、政治、数学、外语（不算分，仅作参考）6门功课连续3天考下来，把人考得头昏脑胀，疲惫不堪。考试一结束，回家躺下便睡觉，恨不得一把火把所有复习资料全部烧掉。至于成绩是多少，能不能录取，想与不想一个样，还是听天由命吧！

大约9月份的一天，乡里的公安特派员来通知我，江苏公安学校准备录取我，已在搞政审，并通知我去武进县城接受校方的面试。凭我的出身、家庭情况及本人的现实表现，我自信政审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没有多大顾虑。记得那天步行去奔牛镇再坐长途公交车，到位于常州市里的武进招待所面试。对我面试的陈老师个子高大，皮肤白皙，戴了副眼镜，操一口普通话，温文尔雅。他早已为我凉了开水，剖了西瓜，非常和蔼可亲，我一到就示意我坐下，叫我边吃边聊。他先问了我一些我本人及我家庭的基本情况，再问我有什么特长和兴趣爱好，然后便直截了当问我：你愿不愿上公安学校的大专班，毕业后当职业警察。我当即表示："有学上就行，非常愿意，坚决服从分配。"陈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显得更加开朗爽气。不知不觉中，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陈老师执意留我在招待所和他一起吃了顿午饭，然后把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写给了我，最后把我送到招待所门口，与我握手告别，并关照我在家等《录取通知书》。

到底能不能录取呢？在没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始终是个谜。转眼到了一年一度的秋季招兵时节，既然抱定了远走高飞的念头，10月份我就报名去当兵。这年在我们家乡招海军。我去参加体检时别的不担心，最担心的是嗅觉过不了关。因为我从小"好吃懒做"（这是事实。"好吃"是因为从小挨饿，饿狠了，直到现在还特别"好吃"；"懒做"是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实在做不动），还不乖巧，家境又不好，父母本来就心烦，在姐姐、哥哥、我和妹妹四个孩子中，我最不讨喜，所以经常挨打。我母亲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加上她脾气暴躁，下手打的总是她。打我的时候，大多是一家人在家吃晚饭的时候，我手端着碗，她斥责我的不是，别人不敢吱声，她越骂越来气，然后一巴掌朝我脸上扇过来，我的碗被打掉在地上，两个鼻孔鲜血直流，大多流在上衣的衣襟上，偶尔也会滴到地上（我现在常常怀念那时的碗，特别结实经用，打掉在地上并不破，每只大约8分钱，要是打破了，累积起来经济损失惨重，我会更加痛苦）。如此经常被打，打得我渐渐嗅觉失灵（由于这个难言之隐，我小小年纪就担心长大了找对象有可能吃哑巴亏。但人有善心，天必佑之。所幸事实上并非如此）。还记得有一年夏天，天下大雨，我在外面玩得一身是泥刚到家，我母亲就拿了一根竹竿向我劈来，我撒腿就往外面跑，她举了竹竿在后面追。当我跑到一座小桥时，一条大鲤鱼从湍急的洪水中一下蹿到了桥面上，我不管母亲的追打，全身扑在鱼身上，当它动弹不了时，再腾出双手抠住鱼的腮，把它提回家，鱼的头挨着我的脖子，尾巴碰到我的膝盖，气喘吁吁追了上来的母亲看到后急忙丢下竹竿赶紧帮我把鱼接了过去，由此我也逃过了一顿恶打（鲤鱼真是吉祥物，我长大后从来不吃鲤鱼）。话说回来，因为我从小就知道自己鼻子有缺陷，当体检员拿了酱油、醋和料酒来让我闻时，我凭从小就知道的这三种液体的颜色深浅与清浊不同，就准确无误地说出了它们各是什么，所以我体检就侥幸通过了。因为我是当地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又是去年参加过两轮高考，今年还有望录取者，在当年的兵源中属佼佼者，带兵的连长一直追到我家里，一心要把我带走。我母亲是家里的实际当家人（我们这个家族有女人当家的传统，直到现在，在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上似乎还处于母系社会），她一言九鼎："如果我儿子今年能去上大学，就不去当兵；如果去不了，就跟你走，你带他去哪儿都行。"那位连长也很善解人意，爽快地说道："那好，一言为定。"（二十三年后，当我有次带着一批全省公安隐蔽战线上的精英去无锡参观某著名的军事设施时，我们竟意外地相见了，他已当了这个正师级单位的主官，我们单独聊了好长时间，真是人生似梦亦非梦）

这年的10月下旬，冬季挖河开始了，我和村上的男劳力一样，打了铺盖到汤庄乡所在地开挖"团结河"，吃住在当地一户农家。开河是按土立方计工分的，刚开始几天挖得不深，挑泥的坡度小，我还行，但半个月下来，坡度有5米多深了，我人还不到一百斤，一担泥要一步一挺地从这么陡的河底向上挑，一天下来累得骨头像散了架，晚上躺在地铺上翻不动身子，有死过去的感觉。但十几里路长的挖河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高音喇叭里歌声嘹亮，一派战天斗地的繁忙景象。我心里想，再脱一层皮，吃得了眼下这场苦，往后的日子就会好对付一些了。我的父辈讲，不脱三层皮，哪知米饭香。在我们那里，不讲你在哪里劳动，而讲你在哪里吃苦。吃苦就是劳动的代名词，农民怕吃苦还叫什么农民呢？

就在挖河快要进入收尾阶段的一天上午，正在播放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唱的一段歌曲时，歌声突然停了下来，开河指挥部的广播员在高音喇叭里高声喊道："请沟北村的金小明社员立即到指挥部里来，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快来领取。"我连听了二遍，肩上还挑着泥，呆立在那儿，感到不可思议。旁边的人催我说，还楞着干什么，快去指挥部领你的《录取通知书》呀！这时，我才将信将疑，放下担子，环顾了一下热火朝天的挖河工地，在众人的笑闹声中去领那张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录取通知书》。按照当地风俗，我领着送信的中年男子走了约一个小时的土路，把他领到我家坐下后，我到地里去把母亲叫了回来，母亲喜出望外，赶紧到村上人家去借了5个鸡蛋回家烧了一大碗，并辅以麻油与白糖，亲手端给送信的同志吃。我则揣着那个薄薄的印有"江苏公安学校"红色字样的信件，陪侍在他的旁边。在母亲的催促下，他吃掉了3个，剩下2个，就急忙告辞了。余下的2个，母亲催我赶快吃掉，我对母亲说："妈，我吃不下，还是你吃吧。"至此，我才像获救后的难民一样缓过神来，面对这家徒四壁，一阵心酸猛然袭来，两行滚烫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地夺眶而出。因为我知道，我就要离开这个家了，我就要去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圆我的大学梦了，我那百感交集而又终身受益的乡村少年时代就将结束了！

恢复高考不仅影响和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同时也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们又幸运地成为步入新时代的第一届大学生。

江苏公安学校新生入学的报到时间是1978年的12月27日。在此前的一小段时间里，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准备入学所需的个人生活及学习用品；二是向给予我关心帮助的老师和亲友登门致谢与告别。27日离家的那一天，天已经很冷了，父母亲一早就起床为我忙早饭，父亲烧火，母亲做我喜欢吃的"千层饼"。行李母亲几天前就为我收拾好了，一件是当年她出嫁时作为嫁妆的漆了凤凰图案的樟木箱子，里面存放我的衣服及学习用品；还有一件是一个又大又结实的蛇皮袋子，里面装了一条棉被及其他生活用品。吃了早饭，我们全家和左邻右舍都兴高采烈地把我送到村口。临别时，母亲抹着眼泪对我说："去了好好读书，经常写信回来，不要记挂家里。"父亲则用一根小扁担挑着樟木箱子和蛇皮袋子送我去奔牛火车站。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远行，坐的是价格最便宜的绿皮慢车，奔牛、吕城、丹阳……，每个小站都停靠，上午8点多钟上的车，到中午近十二点才到南京站。当我挑着行李过了检票口走到出站处，就看到很多院校举着牌子在迎接新生，我径直朝一眼就看到了的"江苏公安学校"的牌子走过去，接站的同志帮我把扁担先收起来，再把两件行李抬到不远处的一辆中型面包车上，这辆车上的新生大约有五六名，当我落坐后，车子就由东向西穿越南京城，把我们送到位于雨花台附近的安德门21号的省公安学校，办理完入学登记手续后，我就住进了学生宿舍，别上了校徽，色彩斑斓的大学生活从此开始了。

当年的江苏公安学校是一座规模不大且尚在建设中的新校。校门朝南，造得高大气派而又庄重典雅。白底黑字竖写的"江苏公安学校"匾额由著名书法家武中奇所书，格外引人注目、令人自豪。不大的校院内一条水泥路贯通南北，最北端还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小荒丘。马路的东边从南到北依次是行政楼；一、二、三幢学生宿舍楼；操场；一、二幢教职工宿舍楼。马路的西边由南向北则是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兼大礼堂、澡堂、警体馆。我是第一次到南京，第一次进大学，对大学该有多"大"一点概念也没有，更没有比较，反正眼下的这一切就是"我的大学"了。而且，对这一切，我都感到既陌生又新奇。记得刚来报到的那几天，在这个仅有几十亩地大的校园里，我还会辨错方向，不知身在何处。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复可叹。

江苏公安学校78级共招中专生150名，大专生300名。1978年12月27日入学报到后，经过几天的休整，于1979年1月2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然后组织开展了为期一周的集中教育活动，主要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纪律作风教育和安全保密教育。尽管已进入冬季，但每天清晨6点钟就要起床，6：30统一出操，点名喊口令，一个都不能少，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与公安学校一墙之隔的西南侧，是南京警犬研究所。每天天蒙蒙亮，东边是学生喊口令，西边是警犬在狂吠，彼此遥相呼应，构成一首嘹亮而独特的"黎明协奏曲"。至今想来，也很可笑复可叹。

为尽快适应受"文革"冲击，各级公安机关警力青黄不接，急需各类专业人才的实际需要，78级公安学校的300名大专生先分文科和理科两大类，但一个多月后，为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急需外语人才的需要，学校领导高瞻远瞩，本着"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选调"的原则，于1979年2月份在大专生中选调51名同学组建了一个外语（英语）班。这样大专生中有3个文科班，一个物理班，一个化学班，一个外语班，构成了一所综合性院校的雏形，从一开始就为2002年3月的"专升本"并更名为"江苏警官学院"奠定了基础。但初创时期的母校毕竟规模小、人数少，设施简陋、师资不足、资金短缺……，各班的公共课及各类讲授，还有校方组织的大型活动都合在一起上，这种一个校门进出、一个口令起床、一个食堂吃饭、一个礼堂上大课或开会、一个澡堂洗澡……的教学及生活模式，极大地方便了各班学生之间的接触与交流、融合与互助。3年下来，300名大专生不论是哪个班的，彼此都能"混个脸熟"，大体上都能互知姓名，有的则成为亲密的兄弟或姐妹。这样的同学关系，也为大家工作以后的联系与交往打下了扎实的感情基础。现在想来，倍感可亲复可爱。

我们这批78级的同学，有工人、农民、复转军人、民办或代课教师、上山下乡知青，还有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有家长是师长、局长、处长、教授的；有擅长唱歌的、跳舞的、朗诵的、弹奏乐器的、书画的、打球下棋的。虽然年龄相距很大、家庭背景各异、城乡差别明显、学业水平参差、个人爱好多样、生活经历悬殊，但不管是谁，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个个意气风发，求知若渴，大家互助友爱，刻苦学习蔚然成风。上课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按时完成作业自不必说，特别是晚上10点钟学校规定教室和宿舍必须统一熄灯后（每晚都有值班纠察人员巡查），有的同学就到走道上或路灯下，甚至躲到澡堂里去看书；每天早晨6:30统一出操前，好多同学起来晨读已有个把小时了。当时的校园里，没有舞会，没有卡拉OK，更没有互相吃请，真正是争分夺秒，手不释卷，人人朝气蓬勃，精神饱满，"腹有诗书气自华"，所谓"朝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的自满与自负，在我们这一代学子身上找不到任何印记。现在想想，依然觉得可敬复可爱。

现在想想，依然觉得可敬复可爱。

1978年我报考的是文科，总分是329.5分（学校录取线为320分），所以我一开始就名正言顺地分在文科类。开学一个多月后，得知要在大专生中选调50名同学组建一个外语（英语）班，我积极报名参加了选拔考试，但未被录取。为此，我心犹不甘，找校领导死缠硬泡，非要上外语班。我的理由是：一、我是农村孩子，虽然外语底子薄，但我能吃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定能赶上；二、我才19岁，年纪轻，记忆力强，学外语有优势；三、我有坚定的信心与决心，一定能把外语学好（这一点与25年后温家宝总理每次亲临重大灾区时的讲话精神不谋而合）。在我几次三番的真诚恳求下（不知当时我确实是胸怀大志，还是无知者无畏，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弄明白我当时为何如此执着非要学外语），经逐级请示，校领导最终同意我去外语班。所以外语班正式开班时实有51人，我就是那个"1"。为照顾我的面子，学校对外没有张扬，但我自己心里明白，我是"挤进来"的，内心有怕遭人歧视的隐忧。我们外语班有几个特点，一是51名学生中，女生有11人，男生40人，女生占1/5强，在全校各个班级中，女生占比恐怕是最高的。二是年龄差距大，最大的一位复转军人有30多岁，最小的一位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16岁，几乎差了一倍；三是城镇学生多，农村学生少。就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当时没有想到的弱点，就是我从小没有学过汉语拼音，不会讲普通话，而且常州乡音特重，这对学语言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硬伤。连普通话都讲不好，英语发音哪能标准呢？因而严重影响到了我的英语口语及听力能力的提高。但既然是自己选定了非要学外语，就只能咬紧牙关下死功夫挺过去。为此，我买了一面小镜子，白天一个人躲到学校最北端的那片杂树林子里去对着镜子练发音，练口语；同时我还买了一把手电筒，晚上10点熄灯后躲在被窝里背英语单词。我把一本英语小词典背一张撕一张，直到把4千多个单词全部背完。每天早晨我是全校最早起床晨读的学生之一（直到现在还是保持每天凌晨5点前起床的习惯）。就这样，近三年下来，我的口语与听力虽不敢恭维，但我的阅读和笔译能力显著增强。记得那位从南大聘请来教我们的英语老师鼓励我说："你对英文的理解能力和中文翻译能力很不错，尤其是你的译笔准确而流畅，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听了他这句话，我窃喜了好长时间，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倍感亲切与温暖。

在这三年的求学生活中，我最为感恩的是学校对我这样的贫困学生的关怀以及老师和同学对我的照顾。我永远不会忘记，学校给予我每月18.7元的一等助学金（二等14.7元，三等13.3元）以及每月发给我33斤粮票，加上住宿不收费，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三年读书期间生活无忧。三年中，我不仅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每年还能节省几十斤粮票带给家里，放寒、暑假回家时，还能从助学金中省出点钱给家人买点东西表示孝敬。凡是城里同学送给我的大白兔奶糖等我过去从未见过的东西，我一颗也舍不得吃，用塑料袋子扎紧了放在樟木箱子里，到回家时带给家人吃，家里则让我带些炒熟了的南瓜子、花生果及蚕豆等回敬城里的同学；三年中，我每次洗了被子，都是班上的学姐帮我缝好的。特别是有位学姐的男朋友从外地来看她，学姐拉着我和他俩一起去游公园，逛商店，他俩有工资，专门为我买好吃的，我开开心心地跟着他们，一点也没有当"电灯泡"的感觉（可见我当时还未"开窍"呢），至今想来仍心存感激。还有家在南京城里的同学，有的星期天拉我到家里去"撮一顿"，有的送我些粮票、布票、糖票之类的东西带给家里。我们当时的校规很严，读书期间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所以至少对我来说，不管是明里还是暗里，我没有涉足爱河，没有体会过初恋或是失恋的滋味，但男女同学之间，尤其是城里的男女同学不仅没有歧视我，而且给予了我许多真诚的关爱，这种赤子情怀我感到特别宝贵、终身难忘。如果没有学校的资助和同学的关爱，真不敢想象这三年的求学生活我该有多么艰难？再联想到现在高校的某些风气，我更是心潮难平，感恩不已。我并不美化苦难，但历史的、民族的、个人的苦难对人的历练及苦难中的抗争与友情确实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所谓"玉汝于成"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当然，我们三年的求学生活也并非都是"寒窗苦读"。我们毕竟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后的新一代，身处激情燃烧的青葱岁月，学校又位于城郊结合部，我们的课余生活就格外丰富多彩。

首先，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冲破禁区，一大批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重印，给读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气。我们捧读过去听说或没有听说过的各种名著，有的甚至反复品读。经典作品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书"，是一座座永难挖掘尽的精神文化矿藏，其历史深度和文化反思力度，特别是其精神底蕴，使我们在阅读中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张扬起一种人文情怀。我的一位文科班的老乡学长，认真研读了郦道元的《水经注》后，写了一篇赏析文章，竟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方明配乐朗诵，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成为震惊全校的一件喜事。诚然，文学艺术是最贴近人类灵魂的。从那时起，我们就把阅读看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因而阅读早就成了我们普遍的终身爱好。

其次，增加见闻，扩大阅历，知行合一，游遍南京所有的名胜古迹。每到星期天，只要不下雨，我和两位老乡学长（一位理科班的王兄，擅长照相；一位文科班的徐兄，擅长写作，就是在中央台发表郦道元《水经注》赏析文章的那位）就带上照相机心无旁骛地去尽情游赏南京的名胜古迹。南京不愧为六朝古都，是历朝人文荟萃之地，沉淀了无数历史遗迹和风景名胜，如中山陵、明孝陵和梅花山、雨花台和菊花台、玄武湖、南京长江大桥、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栖霞山、总统府、莫愁湖、中华门瓮城、灵谷寺、石头城和清凉山、鼓楼和大钟亭、台城、九华山、鸡鸣寺、燕子矶、汤山古猿人洞、胭脂河及天生桥、牛首山、中山植物园、南唐二陵、瞻园、明故宫遗址、梅园新村纪念馆、颐和路民国公馆区、南京博物院……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与思考。现在偶尔翻翻当年那一张张英姿勃发的老照片，顿生时光飞度，"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无限感慨。

再则，风云际会，童心未泯，率性而为，尽情舒展青春的激情与活力。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这代大学生大多倾心体验过三件事：一件是邓丽君的歌曲风靡大陆，她那深情温婉而又甜美动人的歌声犹如天籁，扣开了我们年轻的心扉，我们听得如痴如醉，有的甚至神魂颠倒。男生宿舍有位年龄较大的学长，下课后一回到宿舍总是喜欢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对着后排的女生宿舍狂放这一代歌后的《何日君再来》《但愿人长久》《恰是你的温柔》《月亮代表我的心》《美酒加咖啡》等经典歌曲，我不知道当年后排宿舍的女生们听了作何感想；第二件事是1980年电视剧《上海滩》播出，周润发把男主角许文强演得出神入化，使人不能不一集集往下看，直到看完为止还意犹未尽；第三件事是1981年郎平率中国女排夺得第三届世界杯冠军，那现场直播，看得我们既热血沸腾，又心惊肉跳。因而直到现在，邓丽君、周润发、郎平这些人的形象，已经深深镌刻在我们的脑海里，构成了我们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忆的一部分。此外，平时我们还经常三三两两结伴步行去一个叫"小行"的地方看露天电影，偶尔也到学校附近农家的河塘里去钓龙虾，往往钓一大脸盆回宿舍煮着吃，那种赤膊吃龙虾、大口喝啤酒的豪迈之举，至今想来仍给人以痛快淋漓的"超人"之感。

三年的求学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一到1981年的下半年，毕业分配的去向问题就开始萦绕在心头了。好在当年是包分配的，不存在就业困难，只是悬念分在哪里而已。记得是当年11月底的一天下午，班主任终于找我谈话了，他很坦诚地告诉我：学校本来想把我留校的，然后送我去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但现在不行了，因为学生分配先由省公安厅来选人，厅里已经把你选去了。你的刻苦、纯朴和善良获得了好评。到了省公安厅，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一定要珍惜，多干少说，谦虚谨慎，搞好团结，相信你会不断取得进步的。听了班主任的肺腑之言后，我感动万分，坚定地点了点头，表示一定奋发努力，不负厚望。

1981年的12月7日，我们这300名莘莘学子深情地告别了与之朝夕相处了三年的母校，告别了情深意重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怀抱着美好的憧憬与希望走上了社会，投入了漫长的从警生涯，同时也踏上了另一条更为艰辛的赶考之路。

作者简介：金小明，男，1959年生，1978级江苏公安学校外语班学生，1982年初毕业分配到江苏省公安厅工作至今。现任江苏省委维稳办副主任，江苏省公安厅二级警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