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和李斯定法，法律制度日趋完善，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秦法虽繁杂严苛，但从立法思想看，有一定合理性，很值得后人思考玩味。

父亲盗窃儿子的财物不违法，但义父盗窃义子的财物违法

秦简记载：“父盗子，不为盗。今假父盗假子，可（何）论？当为盗。”父亲盗窃儿子的财物，不违法，但义父盗窃义子的财物，应当以盗窃罪论处。父盗子，不为盗，是儒家思想在立法上的体现。血亲关系是人际世界中最刻骨铭心的关系，儒家之仁出于亲，亲亲为大，父为子纲，至尊无上。父盗子，极少见，即使有，大多是子不孝所致；而父为子付出甚至牺牲，则更为普遍。这是人性。秦朝这条法律规定，维护了孝本位和世道人心的长远利益，具有合理性。

黑格尔认为，“客观法则”是一个民族自然形成的、每个成员都必须遵守的“伦理道德原则”，它以血缘亲情和伦理习俗为主要内容，以感情为联系纽带，以自觉遵守为原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责任；而“主观法则”是由统治者人为制定的法律，讲究法律秩序和法的统一性、强制性、稳定性。在正常的社会中，“主观法则”必须以“客观法则”为基础，不能两者对立起来。如果两种法律发生了冲突，必然要导致灾难和悲剧。充分尊重伦理亲情和人伦关系，是中国社会这个大家庭稳定的基石。

该出手时不出手，要受到法律处罚

秦律规定：“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有人在大街上杀人，周围的人袖手旁观不加援救，距离百步以内的人，要重罚，罚二甲。

法律如此规定，就意味着见义勇为是法定义务，不履行法定义务就要依法受到处罚。把道德伦理层面的要求入法，依法规范人们见义勇为的行为，对于弘扬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强化人们与不法分子斗争的意识和自觉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是利他的，因此在道德实践中人们必然要付出一些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如此，单纯依靠道德伦理说教，难以使一些人面对不法行为挺身而出，在生死关头践履道德要求。在古代通讯和交通手段落后、办案手段原始，通过立法以人们互助的形式及时制止不法侵害、打击违法犯罪，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不过，通过立法强制人们履行见义勇为的义务，也有其弊端。比如年老体弱者践行见义勇为的义务，心有意而力不足，有时贸然对受害人施以援手，可能于事无补，徒增牺牲罢了。至于他们遇到歹徒杀人，年老体弱者更是无能为力。

妻子杀死淫夫，法律认可

会稽石刻云：“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丈夫不守道德伦理，与人奸宿，作为妻子当场捉奸，杀死丈夫，无罪。

简《语书》云：“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法律未足，民多巧诈，故后有间令下者。凡法律令者，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立法的价值取向是很明确的。秦始皇严令禁止原始婚俗，国家保护一夫一妻制婚姻，对违背一夫一妻制习俗的淫佚、寄豭、逃嫁等要严刑处理。

秦朝法治极端化，将道德要求引入法律，妻子可以杀死奸夫，虽有助于正风俗、去淫僻，但对生命不够尊重。

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但重罪者成年后量罪定刑

秦法保护未成年人。对于一般性违法犯罪，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法律答问》曰：“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赏（偿）稼。”对于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采取只处罚教令者，不处罚被教令者的原则。《云梦秦简。法律答问》：“甲某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何论？当磔。” 乙属于未成年人，无刑事责任能力，甲教唆未成年人盗杀人，应承担全部刑事责任。对于未成年人犯重罪的，及至成年后量罪定刑。《法律答问》曰：“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何论？当完城旦。”身高六尺时，还是未成年人，尽管犯下了盗牛这样的重罪，也只是拘系，等到身高六尺七寸时，即成年后，才量罪定刑，完为城旦。

秦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适用规定，有其相当的合理性。面对犯罪低龄化，手段恶劣、残忍，仅仅不负刑事责任，显然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和社会治理。秦法之规定，值得研究。

受到申斥责骂，比被罚甲、盾严重

《秦律十八种》曰：“狱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效律》曰：“数而赢不备，直（值）百一十钱到二百二十钱，谇官啬夫。”《法律答问》曰：“甲贼伤人，吏论以为斗伤人，吏当论不当？当谇。”又“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赀一盾，二以下谇。”

谇，《说文》解释为“责让也”，也就是申斥责骂。这是秦国对犯赀罪以下的官吏的一种惩治，它相当于现代一些国家刑法中规定的“训诫”。这种刑罚，乍看起来不见得比赀甲赀盾重，只不过是挨了一顿骂而已，其实不然。因为它是一种刑罚，一旦被谇，便受到了刑事处分，便有了“前科”，如再犯罪就要受到加重惩罚。秦律《封诊式》的许多“爰书”中，都标明“无它坐罪”，就是回答被告人过去是否犯过罪，是否有“前科”。由此看来，秦对罪犯有无“前科”是很注意的。

将军冲锋陷阵斩敌首级，要被流放

秦律规定：故大夫斬首者，迁。本为大夫而在陈前斩首，应加流放。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本是国家所希望的，为何大夫在阵前斩杀敌人要受迁刑呢？因为大夫是军功爵的五级爵，大夫以上将军是重要的军事指挥者，职责是军事指挥，而不是冲锋陷阵。试想如果在战场上，将军不登高望远，掌控全局，洞察敌情变化，及时指挥战斗，而是逞英雄挥戈上阵斩杀敌人，那就等于放弃了指挥权和指挥系统瘫痪，如此军队只能打乱战、败仗。

擒贼先擒王、三军夺帅、斩将夺旗，是军事斗争的釜底抽薪之策，也是双方竞相使用的破敌之法。故此，秦国特别重视对将军的保护。在军队中因军功获爵位的将领，根据级别不同，护卫士兵的数量也不同。商鞅之法规定：五百人的将官有五十个短兵；统率两个五百人的将领，是将官中的首领，有一百个短兵。千石俸禄的长官，有一百个短兵。八百石俸禄的长官，有八十个短兵；七百石俸禄的长官，有七十个短兵；六百石俸禄的长官，有六十个短兵。国尉有一千个短兵，大将有四千个短兵。如果将官战死，短兵要受处罚；如果能够得到一颗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刑罚。目的就是军队的主心骨和指挥系统不能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