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进口艾迪克(小说：独臂校长、恐怖茅厕、懦弱的老师，学校的一切都让男孩新奇)

Posted 2023-05-31

篇首语：君不见长松卧壑困风霜，时来屹立扶明堂。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法国进口艾迪克(小说：独臂校长、恐怖茅厕、懦弱的老师，学校的一切都让男孩新奇)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法国进口艾迪克(小说：独臂校长、恐怖茅厕、懦弱的老师，学校的一切都让男孩新奇)

如梦童年

卡特琳·马罗居住的让娜女王路的楼房也曾红极一时。那个年代，来自巴黎、伦敦和莫斯科的火车不分季节地将闲散的富人大潮送到这里。这些人虽没有富裕到可以租下海滨别墅的地步，但也足够负担起新街区相当高水准的生活。新区建成的五层楼房带有阁楼，取代了原先的小花园和农民的海滨小屋。

楼房入口的大门上方以蔚蓝色马赛克为底，用金字刻有大楼的名字。让不记得何时起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发音，因为它太过熟悉，五个音节总是向破败的墙面发出奇异的金灿灿的声音。据让的母亲莎伦回忆，让小时候被带去看望卡特琳姨妈时，看到这个名字就笑个不停，还不停重复地念，仿佛这个名字有种魔力：拉卡塔薇娲。

这个名字来自何方？让总想：来自非洲，或是巽他群岛？他也想过，或许它跟所有那些毛里求斯的名字一样，来自他的祖父母，又经过父亲，才来到他的记忆中萦绕不去。这些古怪的名字老叫人心神不宁，塔塔玛卡、科罗曼德尔、密尼西。没过多久，生性刻薄的爱蕾奥诺尔姨妈给他解释说，拉卡塔薇娲只是穿越乌拉尔山脉的铁道上某个小车站的名字，楼房的建造者大概属于那批怀念神圣俄罗斯的年代和当时奢华生活的贵族。就这样，这个名字在蔚蓝色纹饰上如同圣像般闪耀。总而言之，拉卡塔薇娲就是一个小世界。

每层楼都有其特殊之处，无可比拟。尽管拥有令人炫目的名字，这栋楼依然叫让感觉害怕，阴森的入口处，镶嵌着玻璃的巨大铁门不开不关，从来都虚掩着，让人觉得有根无形却又损坏了的弹簧拉住了门。间或有熟门熟路的流浪汉趁机在门厅里住下，侧卧在垃圾间门口的纸板上。

让很怕走大厅里的过道。他总觉着有冰冷的气息吹在后颈，像只无形的手想一把抓住他，将他拖进长久无人进入的地窖那幽深的黑暗里。他一鼓作气跑到第二道门，这个门通往隔间，过去有哥特风格的彩绘大玻璃装饰，现在却逐渐被发黄的毛玻璃替代。

一楼和下面几层都是带家具的屋子，虽然不至于到光线昏暗的地步，但也只能用平庸来评价。里面住的都是过客，不会超过两三个月，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上面的楼层则住着拉卡塔薇娲真正的居民。首先要说说阿蒙将军，一个脾气暴躁的老男人，在摩洛哥战役中受伤，瘸了右腿。让听说他还当过利奥泰的翻译官，虽然让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名西班牙女子跟他住在一起，她身材高挑，棕色头发，穿着飘飘长裙，留着卷曲的鬓发，说话声音如男人般深沉，每次让运气不好在楼道口碰上她，她都送来骇人的秋波。

再上面几层住着些相对平凡的人家，成天抱着威士忌的退休医生，还有穿着白色短袜和凉鞋的老姑娘，人称让萘特·皮考小姐，散步时总带着一条脏兮兮的大白狗。

透过彩绘玻璃洒下的光线笼罩着楼梯间，在光线的指引下，让越是向上走，就越能清晰地在脑海中听到这个声音，刚进大门时是听不见的，有了这声音就能更好地确定什么是拉卡塔薇娲；拾级而上，声音逐渐在他的耳中安顿下来，满脑子都是，盖掉了其他声响：这是皮考小姐养的金丝雀那尖锐的鸣叫，位置就在正对五楼台阶的厨房小窗前。囚鸟刺耳而又忧伤的声音在旋转楼梯间盘旋，仿佛一颗没有尽头的螺丝，扯着让的头发和胃部，将他拉向高处，一步步拖上台阶，让仰着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透明玻璃天顶，上面的铁框构架用的是圣安德烈十字架的形状。

楼梯间里什么都是黑的。皮考小姐的金丝雀的鸣叫声如同来自超自然世界的启示一般在里面回荡，试图提醒让前途险恶，又或许是在慷慨激昂地诉说贫穷和孤独，拉卡塔薇娲的住户深陷其中，正如笼中之鸟。在让看来，皮考小姐的金丝雀在传达着什么，他既恐惧又着迷，迫不及待要去向高处，到达六楼，那里住着让德尔一家和他们的寄宿者，聋哑女孩奥罗尔·德·索麦威，还有住在屋顶阁楼的卡特琳姨妈。

每天下午放学，让都来拉卡塔薇娲。与其说是习惯成自然，不如说是一种仪式。他自己并不清楚为何要来看卡特琳姨妈。也许是想晚点回到气氛沉重的公寓，因为得了硬化症的父亲总是闭门不出，性格也愈加暴烈。

卡特琳姨妈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她独居在这栋衰败的楼房顶层。让的母亲，家族的其他成员，甚至是邻居，都认为让是个勇敢的小伙子，太好心。卡特琳姨妈自己从不提这个问题。让是她的最爱，这一点足矣。对让来说也是如此，他从不把自己看作多么特别的男孩，反倒对仁爱的说辞极为惶恐。

时间差不多了，卡特琳可以本能地感觉到，根据街上的某些声响，还有一些只有她能察觉的征兆。她从扶手椅上站起身，摸索到厨房，准备好法式吐司的原料：变硬的面包片、鸡蛋、牛奶、黄油、红糖，红糖里浸着一根香草棒。她总在壁橱里存有硬面包，是每天小奥罗尔为让德尔先生和夫人买菜回来带给她的渔夫面包。

每回让轻轻地敲两三下门，都能闻到红糖煎面包的香味。失明的老妇人猜到他什么时候会到，有几次甚至在他敲门之前就把门打开了。让想，可能是皮考小姐的金丝雀告诉她的，有人爬楼梯时金丝雀会唱出特别的歌声。

通常奥罗尔也在楼道里，她在楼道的纸盒那儿，装作整理东西，或是扫扫地，可实际上，让心里清楚，她在那儿就是想在自己经过时偷看一眼。让感觉自己的小心脏跳得更快了，但是他从未承认自己来卡特琳姨妈家，也是为了在六楼与年轻女孩相遇。

让德尔一家都是些不寻常的人。他们曾在阿比让住过很长时间，让德尔先生在那儿做财产管理人，但是手脚不太干净。让德尔夫人的大哥德·索麦威将军去世后，他们一家回到法国，奥罗尔也就跟着他们一起生活。让第一次注意到奥罗尔时，她才十三岁，一副瘦瘦小小、弱不禁风的样子，亚洲人的模样非常明显，一头柔顺的黑色长发，还有大大的杏眼。让的父亲说过，奥罗尔是欧亚混血，是德·索麦威先生在河内就职时与一名印度支那女子所生。但是让的母亲说这些都是流言，实际上德·索麦威先生收养了奥罗尔，退休时又把她带回法国。阿德马尔·德·索麦威将军所留下的痕迹，只剩铜片上用花体刻下的名字，还有一直别在让德尔家信箱上的名片。天知道为什么奥罗尔从来都收不到信。让很仰慕这个姓，尤其是跟奥罗尔的名字放在一起的时候。索麦威，既神秘又朗朗上口，令人浮想联翩。十一岁的一天，让把信箱上的名片取下来，藏在自己的课本里，想把奥罗尔的姓留在身边。但是让德尔家肯定还存有名片，因为另一张很快替换上来，固定在名字破碎不堪的旧信箱上。

卡特琳姨妈欢迎让的仪式始终如一：她半开门，什么也不问，就回到厨房看法式吐司。让直愣愣地站在走廊上，已经习惯了黑暗，手上拿着小纸袋，里面是母亲准备好带给老姨妈的东西，各种水果，或是一盒番茄饭，有时还用军用饭盒装点汤，军用饭盒是让的父亲在马来西亚当兵时用的。

随后，卡特琳姨妈走回来，双手向前伸，直到摸到他。她的手掌不紧不慢地拂过让的脸庞，指尖勾画出前额的线条、眉毛、眼睛，然后是鼻梁，直到双唇和下巴的尽头。她的双手干瘦而轻盈，几乎只是掠过让的脸，如同轻抚般令让不禁颤抖。然后，她张开双手，手心向上，让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上，一语不发。每次，他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也感觉到老妇人的心跳更加有力。这一时刻漫长、寂静，有些激动人心。卡特琳姨妈满足地微笑，仿佛这一切不过是个笑话。她说：“哎呀，让，我等你好一会儿了，硬面包可真的要烧硬咯。”让来到厨房，在不稳的小凳子上坐下，卡特琳姨妈把两片金黄的面包滑进盘子里。“来，快趁热吃，不然就干了。”

她自己从来不吃。她站在桌边，像在看着他吃面包。让一吃完，她就把盘子放进水池，放点水，然后领着让来到洒满阳光的大房间，叫他坐在沙发上，自己坐进扶手椅，背对窗户，大概光线还是会让她害怕。

“好了，我们来说说话，好不？没看到你这阵子，你都做什么了？”

让总是找些笑话来说，而她却更加活跃：

“你知道我在广播里听到什么吗？”她谈论新闻，谈论政治，谈她觉得不好的事情，毛里求斯的局势、加埃唐·杜瓦尔的政党，她不愿相信这个党。她所担心的是独立：“这座岛屿没有未来，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了。”她也会说说街边的闲话，都是一层楼一层楼传上来的。她抱怨自己的邻居，一个叫做冈德拉的酒鬼公车司机。每回她说起楼下让德尔一家和小奥罗尔，声音都气得发颤：“总有一天他们要考虑自己是怎么对待她的，他们如此折磨她，只是因为她不懂得自卫，他们把她的钱都抢走了，现在居然商量着要把她关进疯人院！”让心不在焉地听着，开始环视周围，阁楼的这个房间里时间是停滞的，如同退回的时间潮沉积在了废品堆中，过去的物件，罗兹利斯的纪念品，珍贵的印度小饰品，照片发黄的相册，被灰尘盖住的油画，无用的书本。

每次，卡特琳姨妈都要谈起动物的事情，这最让她揪心。尽管喜欢动物、想养动物，她还是在刚刚失去视力时放弃了。她谈起被偷走贩卖的猫狗，被用作药品实验做活体解剖。她说的是别人讲给她听的，关于莎玛海勒森林的猴子的事情，说一个毛里求斯的白人，也是家里的一个远亲，在笼子里养猴子，然后卖给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实验室。“你知道那里为什么会有人需要猴子吗？因为在毛里求斯，人在岛上，实验室必须有防治所有疾病的样品。”她有点怒火中烧，甚至忘了自己已然失明。她在上门推销员留下的一叠广告纸里乱翻一气：“你看这可怜的动物，脾上被插了根管子，直接抽取它的胆汁，这时候它还活着啊！被关在笼子里！为防止它乱动，手脚都被捆住，脖子上居然还拴着皮带！”

让瞟了一眼油印纸上拙劣的图画，这时卡特琳细长的手指拂过图画，仿佛在感受恐惧。“你，你还年轻，你必须去阻止，去找到这个在毛里求斯的先生，你必须放走所有猴子，答应我。”

让做了承诺，卡特琳姨妈却因无可奈何，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喝茶的时间到了。卡特琳从罗兹利斯那会儿保留下来一个很大的中国茶壶，外面有柳条编套和猩红色的缎带装饰，据她说，这个壶从一开始就为马罗家族所用。她只给让用，整个过程如同仪式。

让把水倒进凹凸不平的开水壶，放在堵满油污的煤气灶上，烧水时油污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水壶一出声，让就宣布：“滴洛[2]开了”，然后卡特琳将水倒进放了几大勺香草茶的茶壶。家里没有冰箱，所以牛奶总是快坏了。而且，卡特琳姨妈讨厌新鲜牛奶和一切鲜奶做的东西。她闻闻前一晚剩下的牛奶，然后扔到水池里，一面评价道：“你看，让，这个，太可怕咯！”语调的重点放在可怕上。通常她只喝奶粉。

尽管如此，卡特琳姨妈的茶不可思议地好喝，醇香无比，不像在爱蕾奥诺尔姨妈家喝的那么淡而无味，也不像市中心茶座里的那么黄，而是味道很浓很重，甚至有些醉人。秋日的阳光照亮的房间有点闷，却有着带人入梦的本领，让放松地躺靠在沙发上，翻阅几本字典。卡特琳姨妈喝茶的时候不再说话。让看她逆光的剪影，太阳照得她依旧黑色的头发闪闪发光，勾勒出她突起的颧骨，那亚洲面孔的线条。这是一幅他一直想保留的她的画面，许久之前开始他就熟识的画面，这位年老瘦弱的妇人背靠窗户坐着，双肩平直，认真而安静，旁边茶壶的蒸汽划出螺旋的痕迹直升到天花板。正是在这里，在这个房间，让知道了关于毛里求斯、关于马罗家族、关于罗兹利斯老宅的一切的一切。

卡特琳姨妈的记忆是个无底洞。每次让来看她，她都用相同的句子重新开头，重新开始：“过去，在罗兹利斯，我跟你一样大的时候……”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让算不过来，五十、六十年。这是在所有战争发生以前，那时的世界还是单纯的。她说起马罗家族，说起她的妹妹马蒂尔德，又被她叫做莫德。卡特琳只会对让说这些。她从没向任何人，甚至是向让的父亲谈起，尽管他才是她真正的侄子。其他人应该无法理解。或者他们不值得她花费力气去讲述。她选择了让来继承自己的回忆。

她的宝藏取之不尽，不单单是故事，还有物品，几截骨头、卵石、锉过的硬币、无用的纪念品，她从抽屉的深处扒出来，一件一件展示给让。仿佛这些物品是通向过去的秘密之门的钥匙。有的时候，她找到些漂亮的玩意儿，一只铜铸的小狗，是她父亲的镇纸，一颗印度带回来的种子，沉甸甸的，火褐色，精心雕刻过。一只停了的手表，一个写着“致夏尔·马罗先生留尼旺岛人民敬上1860”的墨水瓶，卡特琳解释说：“在大瘟疫流行的时期，爷爷曾经在留尼旺的布冈卡诺，还有毛里求斯的检疫站救治过天花病人。”还有一只陈旧的小型望远镜，是属于让·厄德·马罗的，他是到法兰西岛[3]的马罗家族第一人。卡特琳用手指轻抚所有这些物品，把它们放在桌上，茶壶旁边，让并不马上去拿，而是稍稍等待，然后轻轻地触碰它们，去感受它们传递的温度，感受这远道而来的光亮与热度，来自真实世界的另一边。

“过去啊，在罗兹利斯，天亮得很早，天刚亮，大概是早上五点，不过我们没有手表，所以不知道时间。没有哨声，也没有钟响把农夫们从床上拖起来，夏尔爷爷最讨厌这样了。他讨厌所有让他联想到奴隶制时期的东西，哨声、司令官、工头、集合号、登记每个印度劳工姓名和照片的身份卡片，都是英国人的发明。夏尔爷爷说：‘我又不是富歇[4]。’他个子很高，但是很瘦，跟我一样，跟你一样，马罗家的人都长得都跟没吃饱似的。他的脖子细长干瘦，像乌龟的脖子，乌龟就成了他的外号，但是他一无所知，所有人都叫他龟龟。莫德和我，我们下了课去看他。他总是坐在门廊下面，接待来自美池城与玫瑰山的客人，这些人来向他求教，有些是想要借钱，他可是出了名的慷慨，我的祖母丽兹总是抱怨，她说总有一天家里就只剩稻草了，这话确实没说错。”

卡特琳姨妈稍事停顿，喝口茶。她在一个盘子里放上干蛋糕，总是那几块，她从来不碰，让也不去拿着吃，想看看这些蛋糕能干到怎样的程度。

“夏尔爷爷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已经很老了。他见过他的爷爷，是在大革命时期去毛里求斯的，至今我还难以相信。他跟我们说话会用敬称，就像过去大人对孩子说话一样。莫德很腼腆，总藏在我身后，她个子很小，所以别人以为她比我小四岁，其实我们差不多可以算是双胞胎，只差一岁。我跟你说过我们是在一个台风夜出生的吗？在四月份？”

让喜欢手里攥着那个铜质墨水瓶，夏尔·马罗的那个。也许夏尔·马罗在里面沾过羽毛笔，用来给朋友写信，或是撰写爱贝纳[5]锯木厂的计划，罗兹利斯衰败之前，锯木厂应该是依靠卡斯卡德河运转的。让看着每个印记，每个墨点，还有底座上刻的字，“致夏尔·马罗先生”，然后他想起卡特琳姨妈讲述过，在一八五九年大瘟疫快要结束时，人们把死人扔到大深坑里，里面填满了石灰和芦苇秆子，还有大恐慌，英国军队把黑人和印度人区整个围了起来，在绿平原、皮托谷都是这样。正是在那次去留尼旺的旅途中，夏尔遇见了跟随父亲从法国而来的丽兹·勒涵，次年他们就结了婚。丽兹那时才十七岁。她有个外号叫做阿尔扎诺，因为她的祖籍就是布列塔尼的阿尔扎诺小镇。

卡特琳的记忆打开了。她几乎能说个不停，说几个小时，声音温柔甜美，仿佛在说给自己听：“过去啊，在罗兹利斯那会儿……”她的手放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头有些向左歪，和那些靠幻想活着的人一样。阁楼的房子填满了她的声音、颜色、动作。“我们的花园很大，在今天的话就算个公园了，但是对那时的我们来说，花园大得就像整个世界，北及威廉平原的溪谷，南到爱贝纳河，瀑布很近，一阵风吹过都能听到声音，爱贝纳河南边是甘蔗田的起始点，田地一望无边，直到天际，只有几根烟囱像灯塔般凸出，越来越远，在密尼西，在瓦莱塔，在圣让，在巴嘉泰勒……九二年台风过后，我父亲栽种棕榈树，建起一条林荫小道，一直延伸到溪谷，每年孩子们都去更远的地方探险，更北边，但是我们从来不敢去那个叫做‘世界尽头’的地方冒险，那里所有的河流和瀑布都在森林深处汇集。夏天的晚上，一切很静，我们只听得到火车的声音，呼哧呼哧地爬上小城摩卡的斜坡，还有到达雷迪火车站时的鸣笛。莫德和我，我们听到火车声，就飞奔着穿过棕榈小道去等男孩子们，他们从公路上一路走来，灰头土脸的，一个接一个，从大到小，你的爷爷埃尔维，然后是吉尔达，最后是西蒙，他拖着腿走，路上太热，他们背着书包走路都很累，而我们两个女孩子，我们藏在树丛后面，拿小石头丢他们，然后咯咯地笑，跟母鸡叫似的，莫德害怕哥哥们，她躲在我后边，男孩们知道我们在那里，他们也向我们丢石子，丢棕榈籽，他们朝我们骂脏话，他们之间吵得跟有起床气似的。”

克里奥尔语，卡特琳从未忘记。所有的词语都是自然冒出来的，和硬面包、香草茶的味道、词语的韵律掺和在一起，唤起让的回忆，那时他很小，跟母亲来拉卡塔薇娲，卡特琳姨妈为没有见过奶奶的他唱过歌，说过谜语。回忆是那么遥远，但是在这里，在这个沉闷房间的天花板下，克里奥尔词语将他带到了罗兹利斯的门廊下，仿佛他也曾在那里生活过，仿佛他当下的生活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他会回到那里。“水站着，水躺着，小孩打妈妈，跟我一样小，倒是很带劲，谁的果核露在外面？椰子。”[6]卡特琳的座右铭是“无所谓”或者“又能如何”[7]？以此面对所有逆境，帮她活到现在，还跟二十岁时一样，平淡而正直，没有幻想，也没有苦涩。

所有人都觉得她一脸凶相。让的母亲莎伦还记得，雷蒙·马罗把自己介绍给姨妈时，自己居然在她面前吓得哆嗦。那时候，卡特琳还跟马蒂尔德一起住在约安维勒的一座花园别墅的底层，还有几只野猫和她妹妹的拳师犬。雷蒙的爷爷让·夏尔·马罗那时还在世，但是因为破产变得很衰弱，他再也不出卧室，都是两个女儿照顾他。卡特琳走了出来，脸色阴沉严肃，像个铁灰色眼睛的鬼魂，她盯着年轻女孩看，直到她满脸通红。然后，她亲了亲她的脸颊，看女孩紧张成那样，她对她说话的声音变得非常柔和，这也是让的父亲第一次听到姨妈夸赞别人：“看看你长得多迷人！”之后的对话还是非常紧张，雷蒙谈起他在马来西亚的橡胶树种植计划，他申请了提前退休早点解脱，而卡特琳姨妈只是回答：“然后呢？”一切尽在不言中。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让从来不怕她。打一开始，他们之间就有一种信任契约，没有什么能打破。他从来不求什么，她从来不期待什么。第一次，卡特琳的生活里没有了责任，没有人直接依赖于她。当她开始看不清东西的时候，并没有利用她的失明去要挟任何人，她拒绝侄子把她送进养老院的提议，尽管在那儿她每天都有人照顾。她甚至否认自己失明。她总是说：“我只是弱视，仅此而已。”她号称能看到白天的光线，辨认物体的轮廓。她有时还会出门，总是一大早，街上还空空荡荡的时候，她带着一根看起来更像牧羊人杖子的长竹手杖，沿着墙边和人行道的边缘走。她顺着铁路走到桥边，算好步数，进商店买些四季豆、信纸、束带、线，都是她从来不用的东西。有时，在征得了让德尔夫人同意后，奥罗尔会陪着她，搀着她的一只胳膊走路。她从来没有接受过让的照顾。她不希望让对自己产生接近怜悯的情感。她把他来的每个下午空出来，给他吃点心，说说话，完全放松、自由，好像许久不见的老友见面一样。让很喜欢如此年事的人能平等对待自己。

除此之外，卡特琳姨妈很少谈到他们的辈份关系。也许是因为她的失明，因为她忘记了年龄的差距，从不考虑让其实是自己的侄孙，也不会让年龄的鸿沟把他们分开。

她双眼紧闭，重拾儿时的感觉。她独自说着，不紧不慢，声音清亮，让很是意外，好像在这古旧的公寓里能远离一切，在充满恶意与无情的城市中心，从老妇人布满皱纹的衰弱的身体外壳深处，升起一朵清爽的白云，柔软的一团气，无形而奇特，那是在罗兹利斯花园里赤脚奔跑的小女孩那一尘不染的心灵，在那里，她和妹妹马蒂尔德一起，追赶着清晨。

“你可想象不到，那里有多少鸟，在那里，在爱贝纳河……它们叽叽喳喳从不休息，肆无忌惮，有漂亮的黄色小鸟，有梅花雀，有周身全红的红雀，其他有冠毛的我们叫做黑头公。我们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它们在树枝间穿梭，跟我们挑衅来消遣，它们可把那些猫捉弄得够厉害。我最不喜欢猫，你知道，猫是我最坏的敌人，你现在都没法想象，不过那个时候罗兹利斯没有猫，因为妈妈有哮喘，邻近的猫倒是会被鸟儿吸引过来……所以呢，我认识所有的鸟，我能学它们歌唱，它们也会回答我。那时候，有一只红雀，很肥，很红，脸是黑的，它停在宅子前罗望子树的树枝上，低沉地鸣叫，还有柔柔的颤音，突咦，突咦咦，然后发出很尖的声音，像某种召唤，鸟嘴半张半合，呼咦，呼咦，呼咦咦地叫，我呢也会回答它。不过，它叫的其实是爸爸，有的时候爸爸下午从城里回来，会去路尽头的那片林中空地，把抓满小米或是番石榴酱的手平摊伸开，然后一动不动地等着，红雀慢慢地靠近，它从一根枝条跳到另一根枝条，然后停在爸爸手上吃东西，我觉得再也没有见过更美的景象了，我爸爸又高又壮，摊开的手上，小小的红雀啄着食物。”

她的声音那么年轻，几乎能感觉到脸上的微笑，让觉得自己又老又倦，好像交换了灵魂，他感觉自己困在这座城市，被汽车与喇叭声的旋涡包围，还有停站火车的叽叽嘎嘎，还有所有这激烈、可怕的现实的一切，让德尔先生跟在奥罗尔身后吼叫的声音，学校的训斥，临近夏日那沉甸甸的暑气，所有的重量让他无法动弹，无法梦想，要将他压碎。他来看望卡特琳姨妈，听她那好笑而轻松的故事，还有她孩童般的声音、悦耳的语调，他终于能够逃离出来，进入罗兹利斯的世界。

让为了能感受罗兹利斯的时光，哪怕一个小时，也愿意付出一切。不必再面对要将他吸进去的未来的深洞，不必非要长大，成为人物，飞黄腾达，做一个男人。

然而这里的一切，卡特琳姨妈讲述的一切，都实实在在，比现实还要真，鸟儿鸣唱，无尽的花园延伸到“世界尽头”，她和马蒂尔德光着脚在里面狂奔，溪谷中流淌着阿芙什河，浸湿的树叶上露珠滚落在唇间，还有夜，风吹动帐子，蛙鸣蚊吟，一切都是永恒的。

“过去在罗兹利斯……”卡特琳开了头。“我们每天早上被斑鸠叫醒。一切来得很慢，窗边的榄仁树下有一只在蠢蠢欲动，这时候天还没亮，它们就已经醒了，莫德和我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等待它们下一步行动，它们晃晃身体，拍拍翅膀，一只轻轻地叫一声，呜呼，呜呼，另一只在暗处回答它，呜呜呼呜，然后又一只，再一只，靠得很近，就在窗下，近得让我感觉它就贴在我的脸颊上，能感受到它羽毛的温度，它使劲叫，声音却很小，一时间所有的斑鸠同时叫了起来，发出一种马达的声音，升起落下，与翅膀的扑扑声一起，仿佛暴雨和狂风的音响，就这样，新的一天到来了……”

卡特琳姨妈总是直直地坐在扶手椅上，头歪向一边，让总觉得她被回忆托起，飘浮在房间灰蒙蒙的空气里。

“这是我最喜欢的乐曲，我到现在还能听见，我躺在床上，看到打开的窗，还有随风摆动的蚊帐，尽管斑鸠的声音吵闹，莫德还是又睡了过去，只要我牵着她的手她就不再害怕，这支乐曲来自天空，一种不间断的嗡嗡声，时不时地夹杂着轻轻的叫声，像是呻吟，斑鸠都很小，很天真，跟莫德一样，它们害怕行将开始的白天，同时，它们又对感受到太阳而满心欢愉，它们很快就要飞离树丛，振翅越过屋顶，径直飞向甘蔗田，在溪谷的河流上空飞得更高，它们是怎样称呼这些河流的呢，所有这些流经罗兹利斯的河流，塞什河、卡斯卡德、沃克鲁兹、美尼尔、爱贝纳河、塔塔玛卡、马格拉布尔、瓦莱塔、西马特、马冈多、彭贝……”

她念出这些名字，仿佛在说世界上最重要的名字，仿佛这一刻，她跟鸟儿一同飞过河流小溪，穿越碧绿的甘蔗田，通过它们的眼睛看到每座山丘，每条红土路，每根烟囱。让也熟识这些名字，他一出生，它们便一直伴随左右。

天要黑的时候，卡特琳姨妈并不在意。让不敢站起来开灯。而且，好几处灯泡已经烧坏，无人更换。那时候是夏天，白天很长，夜幕降临时还能看到日光。落日将卧室的墙面镀成金色。很快光线倾斜，玫瑰色的微光从窗户射进房间，有些忧伤。也许根本不需要电灯，让想。罗兹利斯那个年代有电灯吗？夜晚，点着油灯在大厅里吃饭，等着看飞蚁飞到油灯上被烧焦。仅此而已。

现在，让试着像卡特琳姨妈一样生活。回家的时候，他不开卧室的灯，在黑黢黢的公寓里绕来绕去。他尽力记住家具和门的位置。一天夜里，父亲在去洗手间的过道上撞见他，用手电筒的光束把他照亮。

“你在黑乎乎的地方做什么？”

让定在那里，眨巴着眼睛，被光线刺到了。

“你在梦游？”

让回去睡觉，特别生气。父亲大概告诉了母亲，因为第二天莎伦问起这事，声音很是担忧：

“你晚上出来走动已经很久了？”让不以为然：“我不知道，大概吧，我觉得，应该很久了。”“你还记得你做过什么嘛？你记不记得你……你会不会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出门？”让说：“不会，我从来不会出去。我只是睡不着的时候在过道那里转一圈。”“可你为什么不开灯？你吓到我们了……”让说：“我在练习，只是练习。”

让的父亲自从事故以来一直神经脆弱。缺乏运动让他变得焦躁易怒。同时，让又很尊敬这个男人，他曾在马来西亚丛林冒险，又想和妻子在怡保开始新的生活，然后是他的失败，所有这些他都不愿提起。

让决定改变自己练习的地方。现在到外面，去上学的路上，他也尝试闭眼行走。一天，他甚至用创可贴把自己的眼皮黏住。他用相同的步幅在街上走，左手拿着课本，贴在左胯上，右手伸向前方。他脑中熟识所有障碍物，路灯、电线杆、商店货架，还有停在人行道上的自行车和小摩托。从贝利路到学校，刚好有七个四岔路口，其中几个非常危险。

向别人求助是绝不可以的。卡特琳姨妈，她就从来不叫人帮忙。过街必须在人行道那里等，仔细听。汽车的声音瞬间停下，另一方向的马达启动，立刻轰鸣起来，这时让毫不犹豫地迈开步子，就像能看见一样。马尔夏勒和往常一样在上学的路上跟他碰面，他远远地打招呼：“你的眼睛怎么了？”让简短地说：“没什么，就是试验。”马尔夏勒走在他旁边，让听见他的脚步声：“哎，你离我太近。”马尔夏勒评价说：“你真是疯了，你会被轧死的。”

历史课上，让试着继续练习。他发现在黑暗中自己的注意力倍增。他窥探老师的每字每句，仿佛能感觉到每段句子形成、显现、展开，像首歌一样在他脑中震颤，铭刻在记忆深处。下课以后他能重复出老师讲的所有内容，甚至是街上的声音和同学椅子的咯吱声。不过练习太累人了。

关于练习的传闻很快人尽皆知，班上的同学都笑话他。让只能停下尝试，事件以他被传唤到校长秘书室而告一段落。“让·马罗先生。您的行为不单愚蠢，而且缺乏目的，甚至造成班上其他同学上课心不在焉，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莎伦来学校为儿子的行为原因辩护，于是开除的处罚被减为警告处分。让的父亲对此一无所知。“以后再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了，你听见没有，让，别忘了你爸爸的病，你要想着他。”雷蒙·马罗自从发病以后，心脏就不好。他从马来西亚回来，失去了一切，他实在无法承受。让打小时候开始就听到的故事可以说明一切：父亲缺钱，消沉，顽固地不说话，还有他们周围筑起的高墙。只有一次，他说起印度支那或是马达加斯加的时候，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殖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就这样。这句话出自前英国军官之口，分量不轻。

于是，让把练习限制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在他的房间或是楼房的楼梯上。也正是这个时期，他完成了一种光电池装置的设计图纸，可以通过吻合术向视觉神经束传输信息。他梦见在卡特琳姨妈身上实践自己的装置，像戴头盔一样把这个大眼睛戴在额头中间，她慢慢地走向客厅的窗户，然后突然，她就像重返青春一样幸福地惊呼：“上帝显灵了啊！我看见了！我看见方形的光，我都能看见了，太阳，天空，对面的房子！”

让知道这都是他自己才会说的话，尤其是“上帝显灵了！”。他知道装置必须进一步加工，重新调整线路，装各种接收器，用作不同颜色光谱的接收，这样才能在光雾中显现出人形，就像透过气雾的车厢玻璃看一样，看到那些面孔，一切都必须新得跟过去一样，跟罗兹利斯的时光一样，让她重新回到那时的生活，重获视力。

奥罗尔·德·索麦威只比让大两岁，看起来却年长很多，离他的生活很远，像是有阅历的人，已是女人，既勾起人的欲望，又令人恐惧，因为她已经完全脱离童年世界。

她身上有个秘密，让在刚来拉卡塔薇娲的时候就知道。让的父亲说过，她出生在河内，母亲不明。索麦威将军离开印度支那时，是殖民地瓦解前几年，他带走了号称收养的这个聋哑小女孩，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她实际就是他的女儿。将军去世后，他的妹妹和让德尔先生一起住进了公寓，奥罗尔跟他们住，但是让的父母所描述的倒更像灰姑娘的故事。奥罗尔·德·索麦威是这些可恶的家伙的女仆，他们虐待她，还从她那里获利，她却无处诉苦。她从没上过学，也不能出门，除非陪卡特琳·马罗买东西，或是帮她收拾家里赚点小钱。她被禁闭在大公寓里，性格孤僻，沉默寡言，有着困兽的眼神。让猜测那里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不知道是什么，恶毒而可怕的事情。这就是秘密。

她个子很矮。一天，让在六楼的楼梯口站到了她边上，他发现自己比她高出好几厘米。不过她有自己的生存方式、看事物的方式，令她看来像是成年人。

让不记得自己是如何爱上奥罗尔的。他总能在她身上看到一个沉默而孤野的年轻女孩的影子。他隐约记得，过去将军还活着的时候，她是个扎着辫子、穿着工装裤的瘦弱小女孩，站在大人之间、公寓门口，脸上带着阴郁的微笑。之后，多少年以后，他再次见到她，已经是他开始规律地看望卡特琳姨妈的时候了。

她变得更易接近。她在楼梯口停下，被楼梯的阴影遮住一半，她眼神迷离地看着让，用手势说着什么。让有些怕她，同时又被她的容颜和古怪所吸引。让习惯些了，开始跟她说些词，她从口型里读出来，但是让不肯定她是不是真的明白。

她第一次真正靠近让，是主动走过来的，她微微低头，双手笼抱在肚子前面，当她把手心摊开，让看见了一个毛茸茸的小黄球，一只小鸡。这天是复活节，很多农夫在铁路桥的桥墩下摆摊卖蔬菜、鸡蛋和活兔子，其中一位给了奥罗尔这只小鸡。

奥罗尔高兴坏了，这是让第一次看到她微笑。她把小鸡捧在手心，小鸡站直了，半开的嘴里发出微小的叽叽声。奥罗尔想跟它说话，她张开嘴，发出却不是鸟叫，而是类似蛇的声音，摩擦着空气。但是让听到这声音已经感动不已。

让从来不能忍受别人说她不正常。其实倒不一定真的说不正常，而是说她头脑简单，脑子缺根筋，或是有些残疾。一天，他听见母亲和父亲谈到她，说她在让德尔家如何受苦，虽然没有恶毒的意思，但是带着些许怜悯，这就让他难以承受了。他大喊道：“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要继续骗人了！”他怒不可遏，声音里带着哭腔，父母的声音戛然而止，过了一阵，让的母亲来到他的房间，向他道歉，他仍为她感到耻辱。

奥罗尔有张心形的圆脸，嘴巴很漂亮，有着鲜红的唇，颧骨很高，不过让最喜欢的是她的眼，如黑色玛瑙一般，是典型的丹凤眼，如画笔勾勒而成，眼神闪耀却又难以琢磨，这点都跟玛瑙的特性一样。某些日子里，让遇见她时，她装扮得像去参加舞会，一袭血红色的越南长裙，脸上了妆，黑发披肩。另一些时候，她重新变回了阴沉孱弱的小女佣，像是受了打击而忧伤。让不理解这样的变化是何原因。他想象为了参加秘密晚会，奥罗尔打扮得跟公主一样，然后，就像灰姑娘的故事，她必须在漫长的白天赶完后妈强加给她的活儿。

自从小鸡奇遇开始，让始终着等待六楼的不期而遇。只有一次，他在让娜女王路上与奥罗尔擦肩而过，在离铁路桥不远的地方。她不是来买菜的。她脸上的表情很诡异，既恐惧又焦虑。看到让的时候，她微笑了。街上车辆嘈杂，这时火车经过铁桥，车上的转向架轰轰隆隆，一层青烟飘浮在街道上空。奥罗尔全身都沐浴着太阳。她身着血红色长裙，擦了胭脂的脸蛋光亮如明月。让向她走去，心怦怦地跳，奥罗尔做出了难以置信的举动，她亲吻了他。轻轻地吻在脸颊上，可就在这短暂的瞬间，他感到自己的身体紧贴着她，感到她的发梢戳到了自己的嘴，甜甜的青草味道，他的脸离她那么近，他想，大概是她脸颊上米粉的味道。她光光的皮肤没有西方人浓重的毛发，眉毛被完全拔掉，嘴巴有着细细的唇纹。在这短暂的瞬间，让与她近在咫尺，看着她，仿佛从未见过一般，他呼吸她皮肤的味道，丝裙的味道，浸润在她完美的眼线中，窄窄的线条围绕眼睛一周，最后在内侧眼角处闭合，尤其是那双眼的颜色，墨黑色的虹膜，仿佛反照出了让自己的身影。

“你的小鸡怎么样了？”他一面提问一面隆起双手。她又笑了，用手做了个扔掉的姿势。让没明白，他想小鸡应该是跑丢了，或者也许它被皮考夫人的食盆吸引来的无数野猫中的一只吃掉了。

一时间他们静止在街边，周围车水马龙，却是奥罗尔听不到的声音。太阳照着年轻女孩的头发，点燃了光芒。路过的人瞟了一眼这个奇怪的女孩，穿得像个中国娃娃，还有她身旁的年轻男孩，就像两人在等公车，等火车，或是其他什么，上帝才知道。接着，来了一个男人，高大健壮，穿着上档次的西装，亮灰色斜纹布料，让从这个男人身上本能地辨认出军人的影子。他靠近奥罗尔。他的手上抓着一小束鲜花。他不光看她，还很快便将目光转到了傻乎乎地站在人行道边上的年轻男孩身上。他抓起奥罗尔的胳膊，他们越走越远，消失在人群里。让第一次感到什么是心痛，他瞬间明白，他错过了奥罗尔，她跟着那个男人走了，她将会离开拉卡塔薇娲，永远消失不见。

男校是一座石墙光秃发黑的监狱，围绕沥青庭院建成，里面种着几棵高大的七叶树。让从马来西亚的怡保回来，第一次走进学校的时候才八岁，便立刻明白自己的生活将会完全不同。这里是战场，或者类似战场。

小学班的小朋友穿过宽敞的庭院时用手臂护住脑袋，以防备一切威胁。十点最长的课间休息一到，差不多两千名学生组成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涌出，从一楼的教室，从有顶棚的操场，从地下的画室还有二层的画廊，所有年龄的学生混在一起。这里学监人手不够，无法维持秩序，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太低，不愿去冒这个险。低年级的小孩知道，必须集中起来贴着中间的路走，因为老师们会在那里走来走去。高年级的学生并不全是坏人，但是他们对低年级学生遭到的不幸不闻不问，大概是因为他们也有过这一天。每次有年纪小的被十四岁年纪大的抓住，手臂被扭过去，或是被抓住脖子上挂的钥匙而钩住头，其他学生就会散开，装作什么也没看见。或是偶尔斜眼偷看，同时继续跟旁边的人说话，好像身边的这一切发生在另一个圈子里，像在猴群或是野猪群里一样。

让学到了在茅厕的那一面尤其危险。没一个小孩敢独自去那儿。他想方设法在上课的时间去小便，只要老师同意就行，或是九点上课铃响以后，尽管知道会因迟到被罚放学留校，他也不愿意冒险让自己出丑。

茅厕在庭院尽头，如洞穴一般，装的是蹲式便器，有弹簧门遮挡。墙面盖满了粗糙的刻字和淫秽图案，地面脏得令人恶心。

起初有一次让想进去，结果被面前可怕的一幕吓得呆在了门口。在电灯砸坏了很久的那个位置挂着一根细绳，一根沾满血的大骨头垂在黑暗中，像是一根勃起的阴茎。从那时起，让就尽量不去这个地方。他忍到体育课的时候，去用体育馆的厕所，那里的门是可以锁的。虽然干净不了多少，但至少感觉安全。其他孩子通常在花园的花坛里嘘嘘，事先确保没有其他人来这里。有好多孩子因此周日被留校，但这一切是值得的，对于我们这些无力反抗的小孩来说，总比在令人诅咒的茅厕里冒险要好，有人说那里面发生过可怕的事情，会有男的攻击你，把下体露给你看，或是在那里手淫，还有更糟的。

校长是个神经兮兮的高个男人，一只手戴着皮手套，很是诡异，他的名字也令人生畏，马施菲尔[8]。他把军队的纪律用在自己学校的管理上，而且传说他过去是步兵上尉，曾在印度支那捡水雷时失去了他的右手。另外一个版本称他被越南人拷打过，手被放进绞肉机碾碎了。他对学生说话时总用敬称，称他们先生，每次有通知，他都无一例外地这样开场：“我年轻的朋友们……”生气的时候，他会说这句话，叫人联想他的军人经历：“您真是糟糕，因为您来阴的，从背后下手。”

还有同样可怕的。让的母亲是虔诚的信徒，所以把他放在了基督教入门班上。但是让很快就对学校的小教堂产生了恐惧。考唐松神甫负责读弥撒和基督教入门课程，他是个矮肥圆的男人，有着粉嘟嘟的脸和蜷曲的金发，对小男生很有感兴趣。这些年里，让开始变得憎恶宗教教育，尤其讨厌学校的小教堂，每次高举圣体的庄严时刻，都有傻瓜放个响屁。他总是趁着仪式开始，就和马尔夏勒还有其他伙伴一起溜走，在小教堂的停车场抽根烟，风险是会被马施菲尔抓住，因为他的办公室就在楼上。

这所学校最夸张的，毫无疑问就是名叫勒苏尔的法语老师，不晓得为什么，学生们管他叫“原生质”。让很诧异，一个男人居然能落到如此田地。一届一届过去，原生质始终是被取笑的主要对象。起哄的传说在他带的班级里人尽皆知，把他提前带入悲剧。

每年上课之前，他都幻想一切会有所改变。然而他一出现，说不到两句话就被吵闹声盖住。学生们喊叫，唱歌，吹口哨，像敲鼓一样敲击课桌。有些人还会带东西来砸他，纸团、吃过的口香糖，有时还有寄宿生午饭特地留的土豆泥。原生质低垂着脑袋承受一切。

让一直琢磨，为什么他每天来上课都跟要被拖去屠宰场的牲口一样毫不反抗。当原生质推开教室的门，让甚至能感觉到他的恐惧，他面前，整个班级都在等待，所有孩子都两眼放光，敌视的光芒。刚说一句话，第一个信号，喊叫和争吵声就蔓延开来，一发不可收拾。让感受到这种恐惧，心脏跳得飞快，既害怕又兴奋。

一天，原生质像往常一样进来，豁着背，灰西装破破烂烂，领带拧作一团，他把帽子和手杖挂在挂钩上，这时让也开始起哄，快感如波浪般涌上全身，他扯开嗓子叫喊咒骂，感受声音的浪潮击打在虚胖苍老的面孔上，将其重塑，在嘴边挖出细小的皱纹，令脖子上的皮肤不断抖动。纸团、烂布、橘子皮在教室上空飞着，而原生质坐在讲台后面，保护自己，双手平放在桌上，两眼在镜片后面放着光，一个接一个地观察着这些可憎的小面孔，像要记住他们的模样。正是这一天，让明白了，自己永远无法融入这里，无论他做什么，他的根都会在别处。就这样，他选择了罗兹利斯。

这里有个秘密。让从不怀疑。或许秘密就在拉卡塔薇娲这个名字里，从他会说话起就学会了这些神秘的音节，他将这些音节带到世界的尽头，直到马来西亚的丘陵。母亲每次想到都会提起，来听让代替爸妈重复这独一无二的名字：拉——卡塔——薇娲！拉——卡塔——薇娲！逗得母亲直乐呵。让想，如果没有这个名字，或许就不会有秘密的存在，没有内心的细微颤动，没有这一丝魔法之光。

卡特琳姨妈为何离开毛里求斯和爱贝纳的天堂，来到这间公寓、这条大街，这座对不幸之人来说无比残酷的城市，选择在这里度过余生？不过在让的脑海里从来没有形成这么合理的提问。他仅仅了解到故事的某些片段，父亲离开罗兹利斯时的辛酸，一九一〇年宣告离开的这个命中注定的日期，每次提到帕巴这个名字时父亲的怒火，还有定期玩花样说要修缮房屋，实质是想要把卡特琳姨妈驱逐出去的房屋管理人。这个唯利是图的胖男人为了逼走姨妈，绞尽了脑汁，在姨妈家门口堆建筑垃圾、旧木板，甚至有一天还在楼梯平台上放了抽水马桶，目的就是想把这个失明的老妇人送进医院。所有这一切都与叫舍曼的生意人的卑鄙故事搅和在一起，正是他毁掉了马罗家族。雷蒙·马罗对此出离愤怒。那个时候他还能站得起来，还有些力气。他呵斥道：“我就是要去废了他，这个卑鄙小人！”我们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舍曼还是可恶的帕巴。

帕巴从没出现。他的工作室始终关着，也从不回电话。他的秘书每天早上都放个路障，然后坐下来写记录，但只是做做样子。帕巴曾经说过卡特琳姨妈的坏话，说她是个疯女人，必须关进精神病院里去，说她住在污垢里，楼房里生臭虫都是她的错。

让曾经幻想过某一天离开楼房时遇见帕巴，自己径直走过去，用拳头揍到他大声求饶。让从没见过帕巴，但非常肯定能认出他来，这个人身材宽大，腆着大肚子，浓眉恶眼，跟《寻子遇仙记》里面跟踪卓别林和杰基·库根的警察一个样儿。

事实上，秘密比拉卡塔薇娲的时代更加古老。甚至比在罗兹利斯的卡特琳的年轻时代更加遥远。这是出生之前的一个秘密，他想，在战争之前，要将时间向前回溯很久很久。

这是大海那头的秘密，这个秘密令人失去了自己的根，不仅失去了罗兹利斯，罗兹利斯不管怎么说也只是一座房屋，跟其他房子一样，但是这个秘密还让人失去了整个毛里求斯，那里的天空、山岗、河流，还有那些名字耳熟能详的幽静之所，每片叶子都会跟你说话的古树，以及所有在那里长大的人，原本应该跟他们在那里分享的一切，所有的所有都消失掉了，马罗家族的成员变成了漂泊之子。他们在战争期间来到欧洲，遭受无数打击，其中几人很快就死了，在战场上倒下去，其中就有西蒙·马罗，他在战争初始不幸牺牲，其他的家族成员有些死于悲痛，比如卡特琳的父亲，有些在战争后期被西班牙流感搞垮了身体，就像她的母亲。卡蒂[9]和莫德为了在巴黎生活下去，卖掉了她们所有能卖的东西。喜欢画画的卡特琳在一间灯罩制造车间工作过，然后在百代电影公司做剪辑师，“二战”来临之际，马蒂尔德得了肺结核，虚弱地死去，因为她们没有药，没有食物，也没有取暖用的煤。

有几次，卡特琳把大相册搬出来给让看，相册镶着金边，黑色背景上饰有红色的阿拉伯涡卷花纹，她把相册放在桌上，一页一页地翻，好像她能看见一样。她的指尖掠过每张照片，记起里面所照的内容。她在遇到罕见的几张罗兹利斯的照片时会稍作停顿，照片里，她站在花园中，身旁是她的妹妹，她大约七岁，站得很直，瘦瘦的，穿一条黑色长裙，她的蘑菇头颜色棕褐，让她看起来像个茨冈人，她身边坐在矮腿椅上的是马蒂尔德，面色灰白，金发，灰色的双眼如此温柔，像是被模糊了，抹去了，她的眼神失落，迷离，局促。

“这是我唯一的爱。”卡特琳说。

让全神贯注地看着照片，心头疼了起来。他关于罗兹利斯的一切想象都在这里边，在正在淡去的灰白背景上，在两个凝固在时间里的年幼女孩的面容上，如此遥远，如此古老。在她们身后是门廊的柱子、木制台阶、盆栽的植物、兰花，还有，在黑影里几乎辨别不出的，半开百叶窗的卧室的大落地窗。这是过去，这是从前，这是一切还是如此单纯的时候，仿佛一切将持续，直到永恒。

卡特琳姨妈在父母的照片上停留下来，那是他们结婚的那天。一八八〇年的让·夏尔和德希蕾刚走下到达毛里求斯的船，他们是如此年轻，如此“漂亮”（这是卡特琳用的词），高贵，他，留着长发和性感的胡子，修身的深色外套，显出他的身材和宽肩，她，一袭白色长裙，只有领口有些花边，腰带勾勒出她曼妙的身姿，褐色的头发围绕脸庞，没有帽子，不戴手套，就像真正的乡村女子。她来自布列塔尼，到毛里求斯为一对英国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做管家，在“奥艾迪克司令号”上，她遇见了在伦敦学习法律并学成归来的让·夏尔。卡特琳姨妈每次重述这个故事，都会加上一点细节。他们在路易港结的婚，几乎没有证婚人，德希蕾放弃了照顾英国夫妇的工作，让·夏尔提议要将差旅费还给这对夫妇，但是他们没有接受，反倒是为德希蕾买了嫁妆，因为德希蕾太穷了，父亲死在洛里昂时她还是孩子，所以很小就开始工作养活自己。

相册又翻过几页，让在卡特琳的爷爷夏尔和妻子丽兹·达尔扎诺的肖像前浮想联翩。这是祖母丽兹·达尔扎诺临终前不久的照片，在马埃堡修道院，她一身黑衣，有着宽大的颧骨，矮鼻梁和灰色的眼睛，还有总是盘成发髻的棕色长发。让觉得奥罗尔·德·索麦威跟她很像。“她是个中国老妇人，”卡特琳说，好像她猜出了让在想什么，“一个有蓝眼珠的中国女人，她长得像个拉普兰人[10]，而且爸爸总是讲，要带着妈妈一起到她母亲的老家定居，就在拉普兰。”就像让每次刚来时那样，她把手放在让的脸上，然后说：“你长得像你的曾祖父，瘦高，长脸，但是你有曾祖母达尔扎诺的突出的颧骨，这是肯定哒。”

另一张照片里，夏尔站在罗兹利斯的花园前面。植物像是背景装饰的假花，只有一棵高大的旅人蕉很真实，展开的叶片形成一把大扇子。“这棵树是夏尔种的，是他在马达加斯加之旅中带回来的，那时候他恰好想复兴咖啡种植业。我们被驱逐之后，舍曼那帮恶棍把树连根拔了出来，同时一九一五年二月份，西蒙在法国遇难。爷爷夏尔在之后的那个月也死了，我总是想，这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西蒙的死，大旅人蕉的死，还有撒手离去的爷爷夏尔。”

照片上这些人拥有团结一致的力量，看起来不可战胜，扎根这里；但是如果细看，反而会不禁哆嗦，微微打颤，因为脆弱的正是永恒，而不是生命。

让来拉卡塔薇娲，为的就是与姨妈共同分享这丝疑虑，这种颤抖，想要摸清秘密的原貌，而卡蒂是秘密的最后守护者。

他记不起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了。当时他还小，从马来西亚回来，他时不时地跟着妈妈来看卡特琳姨妈，都是礼节性的访问。他还记得自己当时很怕她，因为她干瘦的模样，苍白的双眼，和伸过来掠过他脸庞的双手。那个时期，她对他来说跟其他家族成员一样古怪，比如爱蕾奥诺尔姨妈，住在被猫和植物占领的房子里，再比如瓦尼亚姨夫，他其实是爱蕾奥诺尔的情人，被她打发到车库里住着，在那里做着无用的发明创造。

再然后，让十二三岁的时候，来得更加频繁，秘密吸引着他。从那时起，拉卡塔薇娲的仪式便开始了，硬面包，相册，还有关于罗兹利斯无穷无尽的故事。

放学之后，让并不回家，而是往火车站方向走，到让娜女王路，一面爬台阶一面听金丝雀焦虑的鸣叫，他的心充满希望和不确定。

卡特琳跟他认识的其他人大相径庭。每次她被什么事情惹恼，都会拖长声调，用她的方式说：“主喔伊稣！”或是把克里奥尔语或法语掺和起来讲。不过她的不同之处并不在此，尽管这也让人感觉够古怪了。她的与众不同在于，整个人都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

这与她的年龄无关。爱蕾奥诺尔姨妈和瓦尼亚姨夫跟她年事相当。到处都有年老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怪癖，有另一个时代的自己的见解，总是乐于诉说：“想当年……”而她，卡特琳，却像从故事里走出来的。她仿佛沉睡两百年，然后在这个世纪突然苏醒，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栖居在高楼顶上。又或许她跟着另一种节奏而活，那种千年古树一样的节奏，经历了无数战争和火海却没有丝毫改变，只是多一点干瘦，多几条皱纹。仿佛她的故乡，她的家庭，她儿时的玩伴，一切她所熟知的东西都消失不见，只留她伶仃一人，在公寓里摸索着前进，锁入失明的牢笼。

卡特琳知道很多别人不懂的东西。很古老的东西，在让的心里扎下根来。这古老的东西，正是秘密所在。解释了他为何成为现在的模样，让·马罗，与其他同龄男孩不同，总感觉惴惴不安，闷闷不乐，不懂得变通。

她过去跟他说过这个。她的声调很是活泼，但是让很清楚，那种轻快是装出来的。“不要忘记哦，你是马罗，来自罗兹利斯，跟我一样，你是放弃一切去毛里求斯定居的那个马罗的后代，你流着一样的血，你就是他。”她说话的时候双手按住让的太阳穴，让感到一阵颤抖、眩晕。“是他附在你身上了，他回来活在你身体里，你的生命里，你的思想里。他在你心里说话。我对你说的没有意义，因为他会对你所说才是真的。如果你仔细听，你就会听到。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的一生已经过得太久，已经听不见他的声音，我有太多回忆，太多感伤，生活让我糊涂，但是你，你是自由的，让，他选择的是你。”

只有一次，她向让讲述了自己的家庭故事：他的爷爷夏尔是如何娶丽兹为妻的，那时是一八六〇年代，丽兹只有十七岁，跟父亲在去印度的途中。而且这段婚姻孕育的都是男孩，大儿子让·马罗，是卡蒂的父亲，次子雷蒙，没有孩子，最后是最小的塔迪，结过两次婚，也是他造成了罗兹利斯的没落。几代人的缩影让人头晕：就这样，生于一八九〇年的卡特琳在孩提时候见过她的爷爷夏尔·马罗，而生于一八三三年的夏尔·马罗又见过自己的爷爷让·厄德，一七七〇年在鲁奈罗出生的让·厄德！他跟他说过话，他们一同在罗兹利斯花园的中央小径上散步时，他牵过他的手，或许他们还一起坐过老爷车去路易港，然后在烁瑟大街上一路走到康巴尼花园。有关丽兹·达尔扎诺的故事就更令人眩晕了。她于一八四九年出生，二十岁时经历了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她六十五岁，没过多久她又见识了“二战”的恐怖。但是她总是拒绝离开她的岛屿，在孙子西蒙一九一五年去世的噩耗传来后，她走进了马埃堡修道院，就再也没有出来。

“姨妈，你为什么不结婚？”让问道。她满脸幻想。“那时候我还年轻，跟莫德一样，我们俩都有恋人，我们梦想着来法国，但是事与愿违，后来我们家破了产，莫德不愿结婚，而我，我从来都下不了决心离开她，于是生活变了样，就是这样。”

卡特琳从床下装宝贝的箱子里拿出一本书来，一本破旧的小书，重新粘过，磨损得很厉害，上面写着《拉丁语语法》。让在扉页上看到一幅羽笔勾勒的肖像画，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长发男孩的肖像，男孩戴着一顶古怪的帽子，上面有饰带装饰，跟旧时布列塔尼人的帽子一样。图画的下面写着一行字，写字时沾了墨水的手弄脏了纸页：让·厄德·马罗，好孩子，一七八八年八月。

“把上面写的读给我听”，卡特琳说。然后她又加了一句：“现在，是你啦，让·马罗，好孩子。”

让总把这本小书藏在口袋里，像本护照，又像护身符。为了读懂马可·奥勒留在书最后的例句，他甚至找来父亲的字典，学起拉丁语来，想努力记住作家的语录，尽管并不都能明白。这本书就像一幅肖像画，只不过是由文字组成，当然还有扉页上的漫画。有时他似乎看见自己的祖先出现在面前，模样跟魏尔伦为兰波画的肖像很像，画中的兰波穿着男子礼服，显得很高很瘦，戴着一顶礼帽，蓬乱的头发披在肩上。

这是个陷阱。然而卡特琳是让见过的最单纯的人。她绝不会耍花招去吸引来访者的注意，或是引起别人的怜悯。她那出了名的宝箱藏在床底粗脚小桌上，可以想象过去在马赛——亚丁——毛里求斯航线上的大轮船里，已经有这个宝箱的存在了吧。奥罗尔时不时来清扫地面、做家务的时候，卡特琳从不让她挪动小桌子和上面沉重的宝贝。

让是唯一能与卡特琳分享宝贝的人。某些下午，卡特琳把箱子拖到沙发那里，从不接受让的帮忙。她弯着腿，上半身挺直，在地板上推动箱子，好像很清楚该如何施力。她从里面拿出一沓沓宝贝，按照顺序一一放在沙发上。让觉得，尽管天花板很矮，墙面很破，但是房间似乎有着什么跟船舱一样的东西，或许是因为从方块窗玻璃透过来的昏黄光线，玻璃因为盐风变得模糊，上面积满污垢。抑或是因为街上汽车的声音，火车驶过铁道道岔时轮子发出的吱嘎声，这种尖刺而忧伤的声音让人想起大船被浪涛推撞上码头时护舷和吊索缆绳的哀鸣。字迹难辨的一沓沓宝贝摊放在沙发的黑天鹅绒罩布上，扬起一片古老的灰尘，弄得让直掉眼泪。

卡特琳姨妈展开一些纸，又叠起另一些，她的手指划过每份文件，像在读信，读封信的火漆印记。她不加评论。一切如同仪式，在绝对的安静中进行。让也不去念信。卡特琳并不需要别人帮她。

当信的守护者永远处于黑暗中时，他又如何能读出这些信呢？这些纸页并非是用来读的，而仅仅是用来触摸、感觉、爱慕的。为了让纸页的温度渗进自己的身体，纸页上还闪耀着似水流年的光芒，那是来自另一片天空，另一片大地的光芒在跃动。

有时他偶然会看到一小段文字，一个句子：

国家、法律和国王

或是：

兹证明，批准公民让·厄德·马罗，二连志愿兵休假，大杜盖斯埃尔上尉。

一七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法兰西自由五年

没有什么需要去理解的。让任凭自己沉浸在梦幻中。像卡特琳一样，他用指尖滑过文件，感受笔墨在羊皮纸上压出的浅痕，随着粗细不同的笔画、签名的花缀旋转，然后摸到印章、装饰，最后这几个字写在信的下方，仿佛拥有魔力：

和平与敬意

最后让离开卡特琳姨妈的公寓，四级四级台阶向下跨，来到嘈杂的街上，来往车辆轰鸣，大巴爬上外环道斜坡时轮胎发出规律的咔咔声，桥墩不停地震动。路灯已经点亮，楼房的顶部早已隐没于黑暗，仿佛卡特琳的公寓带着她所有宝物、所有幽灵，起航去了世界的另一头。让觉得一切在脑子里打转，搅和在一起，不禁打了个哆嗦。他沿着让娜女王大街走着，茕茕无依。

一七九二年七月

我离开鲁奈罗那天恰好十八岁。离开时从未料到自己将一去不返。人还年轻，不会思考决定将带来的后果，做任何事都冲动性急，不加盘算。我不是唯一参军的人。其他人已经走了，邻近农场的人，还有纳伊拉克、蓬蒂维、勒福厄、米德布雷塔尼小镇上的人。战争传闻传来。年轻人放弃一切踏上大路，包括牲口、收成。我未对任何人说我的计划。尤其我的母亲，肯定承受不来。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她找不到其他劳力，磨坊运转得很不好。我们靠这些应急的方法养家糊口，出租洛里昂的福尔维路的房子挣点租金，再卖些蔬菜和牛奶。我却向妹妹波利娜坦白了一切，因为她听我说起过大革命，说起过必须重建的更好的世界，还有专制的堕落。为了母亲，她试图劝我，但当她明白我心意已决，便扭过头去，声音有些哽咽，可她不想掉眼泪。她对我说，去吧，如果这是你想要的。不要忘记我们。我还对妹妹说了未婚妻玛丽·安娜的事，我拜托她帮我亲吻她、照顾她，向她转达，有一天我会回来娶她。波利娜备好了上路的行李，只是一个斜挎的布带背包，她在里面塞进我的换洗衣物、面包和奶酪。她坚持要我带上父亲留下的唯一财产，他的银笛，我曾在中学带着这只银笛学过音乐。我拒绝了，对她说笛子会被偷掉的，可她坚持：你吹起家乡的曲子就会想起我们。她又说：不要忘记给每个接口上油。我还想带本书，而我能找到的只有一本拉丁语语法，书的最后写有马可·奥勒的思想警句，书是我的修辞学课程结束时让德隆神甫给我的。我把小书放在包上自嘲：这下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士兵了。

七月二十五日清晨，我沿着埃勒河的拉纤道出发。夜里下了雨，路上满是水洼，但是太阳冒出头来，照得山楂树丛上水滴闪耀。轻薄的云朵飘过蓝天，我觉得一生中从未如此幸福。我甚至记得自己转过身去，最后瞥了一眼鲁奈罗的那片屋顶，就像人们所说的要永远离开故乡的人那样。

叫我回忆所有发生之事，回忆起这次历险的每个事件、每个细节，难如登天，并非我的记性不好，而是战争的日日夜夜在我看来漫长而急迫，我无从说出确切的经过。

这段岁月仿佛是我从未经历、由别人向我描述的，像发生在我出生很久以前，存在于别人的回忆之中。里面混杂着梦境与幻景，充斥着喧嚣与呼喊，满是幻象。与他人的时代相联，与他人的回忆相混，与他人的憧憬和绝望交织。我能够肯定的只有：我曾在那里。我没有死在阿尔贡的森林里，我在残酷的战争中劫后余生。但是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战场上遗失了一部分自我，失去了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或许还有我的未来。

时至今日，我还能感受到那时的雨，没日没夜地在森林里下，把我们冻到骨子里。我们到那里前可没想到。鲁奈罗的夏天很热。我和其他埃勒河来的男孩一同到洛里昂时，教堂广场上洋溢着节日气氛，我们就是在那里登记入伍的。我们挤着向前，力争第一个在花名册上签字。现在，夜幕降临在阿拉贡的森林，我依旧能听见这些名字在回荡，所有这些名字：卡邦、尼古拉、索宗、贝佐、提纳尔、波诺、凯鲁亚克、凯尔卡多、凯尔维纳、凯尔加……我始终无法忘怀。后来他们如何，我一无所知。然而，他们一直与我同在，在泥泞中前行，我听见他们的脚步声，火枪咔咔的撞击声，听见上山过河时痛苦的喘息。

他们站在教堂的广场上，帽子上别着三色徽。他们大声说着布列塔尼语。我听着他们优美的嗓音，翻译官站在招募桌旁问：姓名？籍贯？年龄？职业？婚否？他们并不能全听懂，他们笑起来，用布列塔尼语打趣，就因为刚才那个结婚的问题。我签下自己的名字，还有花缀和三个点。中士一脸恶毒地看着我，两眼深陷在浓眉之下。公民，你是共济会的？我很清楚，我看起来与众不同。我没有穿传统服装，只穿了父亲的黑背心。我没时间回答中士的问题。登记簿的纸上，我的花体字签名在一大片勾勾旁边显得很可笑。我写下：职业，批发商。批发什么呢？我的包里只有少许干面包和奶酪。只能批发阿尔贡阴郁森林里的风风雨雨、满地泥浆、无尽的小道，销售大炮的火药、子弹和刺刀，贩卖肉身与热血。第八军团的志愿连由大杜克斯奈上尉率领，要即刻启程强行军去往东北边界。教堂广场如过节一般，桌上摆满食物、葡萄酒、苹果酒，酒水一直淌进小溪。美丽的姑娘们站在窗前，或是来到街上，看我们从面前走过。广场上，一架布列塔尼风笛和一只布列塔尼双簧管奏响了加沃特舞曲，刚出来一个小调、几个音符，声音就开始颤抖，乐师也都醉了，一切是那么混乱又匆忙。

我们行军多久？一整月，或许更长。我有种已经行军多年的错觉。我们越过田野，穿过城市。维莱纳河畔，天气如酝酿暴风雨般闷热，在丰收的田里我们睡在秸秆上。一天夜里，在靠近拉弗莱什的地方，闪电在白菜地上空舞动。每天都有田鼠和树鼩跟着我们，越集越多，构成了一支军队。晚上我们听到这些小动物啃噬我们吃剩的东西。在每座城市、每个露营地，都有新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穿着便服，套着破鞋，已经一身破烂，头发里缠着树叶的碎片，胡子拉碴，脸和手都被太阳晒伤了。现在，我们人数众多，中士们已无法点名。每晚狼吞虎咽下燕麦和猪油稀饭之后，我们就去看新来的人在名册上签名，名册放在一块木板和两只酒桶搭成的桌子上，中士为了给我们打气，或是为了漂亮，在做桌布的旗帜上别了三色徽。我一直在听名字，那些我不认识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名字。勒考克、特鲁泽、沃泽、波米耶、马龙、让朵、里约、杜加尔丹、杜培、贾谬、加布艾尔、特纳尔、昂格朗。大多数都是毛头小子，有着女孩红扑扑的脸蛋和长长的卷发，他们在名册上自己的名字前面打勾，然后飞奔着穿过营地，把帽子抛到空中大叫：祖国万岁！他们还没喝酒就已经醉了。梅尔文和我参加编队才几周时间，已然一副老兵风范，尤其是坐在离招募桌不远的草地上时，我们抽着烟斗对每个新来的小兵评头论足一番。但在旁人看来，我们衣衫褴褛，鞋子破了洞，可不风光。这些孩子有的来自卡赖地区和上布列塔尼地区，穷到光着脚，只穿着单衣就来参加征兵，甚至没有罩衣或是晚上盖身子的东西，没有装食物的褡裢。与远离家乡的不安相比，这些孩子的贫穷更让人揪心。其中有些刚刚十五或十七岁，为了能当上兵，他们谎报自己十八岁。梅尔文和我把自己的面包分给几个孩子，因为大锅饭的时间已过，他们要挨到第二天早晨。面包已经放了两三天，这些可怜的孩子扑向我们的面包，贪吃起来，他们狼吞虎咽下自己的一小块奶酪，连外面的硬皮也不放过，这副景象让人心里涌起一阵怜悯。我忍不住想，让这些孩子入伍的动力更多来自饥饿而非爱国，但我没有告诉梅尔文，怕这话被传出去。同时，我恼火地发现，贵族政府竟将我们布列塔尼置于物资如此匮乏的地步，我觉得，如果这些孩子没有成为革命者，也就只能毫无选择地成为土匪强盗，像南特的车夫一样。

我希望在穿越法国的漫长行进的回忆中保留的，是鼓舞我们的热情。这种感情跟宗教无异，好友梅尔文是实实在在的无神论者，他见我这副模样就嘲笑我。我的热情无法言语。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在缅因和夏尔特的平原上，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望不着边际，这个由人组成的纵队宽十到十二法尺，长约一古里多[11]，毫无声息地前行，只有数千只脚在灰尘飞腾的地面上发出的沙沙的声响，火枪和步枪咣咣作声，军刀和刺刀叮叮作响。没有呼喊，没有歌唱，只有前行的人沉重而坚定的声音。他们不是职业士兵，而是些年轻的农民，出发去抵抗外敌，捍卫国土。这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我听别人描述过巴黎发生的事件，人民站起来了，团结成一股力量推翻暴政，战神广场上集结起庞大的队伍。但我在这里经历的远远超越我之前的认识。尤其是这种寂静，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在敏锐地关注着这里的一切，在如此广袤的大地上，人数如此众多的连队里，我注意每个声响、每声撞击、每次呼吸。人们的意愿和我们国家的命运忽然明朗了，在保持自我的同时，我成为了更加强大的一股力量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倒是没有严寒和雨水的折磨。天空蓝得发亮，阳光灼热。我们毫无遮挡地睡在星空之下，就这样在外面，睡在牧场和收割完粮食的田里，脱掉背心和上衣，裸着身子，多数人都脱掉了帽子，被太阳晒得黝黑，头发和胡子长得很长，我们更像是加拿大的野人，而不是共和国的士兵。在夏尔特的田地里，我们横穿过几片麦地，其中几片刚刚收割完毕。我们做了一顿嫩麦大餐，放了有点酸味的牛奶。天实在太热，在帐篷里根本睡不着，梅尔文干脆管帐篷叫奶酪盘罩。我们也会在犁沟里睡觉，身边都是小虫，昼伏夜出的树鼩窜来窜去。炊事班在很远的路上等我们，每晚分发定额的大麦、燕麦粥、面包和猪油。我们整晚聊天，平躺在秸秆上仰望星空。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微风拂过脸颊，平息了白天的灼热。路途奔波之后，是夜晚缓解了我们腿脚的肿痛。处处都在闲聊，不时传出一阵笑声，一曲小调。我听布列塔尼人说自己的语言，喉音和优美音调的混合体。夜深了，大地隐去，我们看到周围整片平原上都有宿营的篝火在燃烧。月亮出来，有时被掠过的云彩遮挡。阵阵闪电颤抖般穿透天空。真美。

此时我方敢从包中取出笛子，隐在夜色之中吹奏。我吹自己喜欢的曲子，斯卡拉蒂、梅于尔、轻歌剧的曲子。我周围的人不再说话，听我吹笛子，我为他们吹起家乡小调，勒东、坎佩尔地方的舞曲和加沃特舞曲、尖调子的快步舞曲，还有些人吹着口哨给我伴奏，或是用脚踩着节奏。在埃内邦，我在吉雷神甫那儿上音乐课的时候，可没想到有一天，我竟会在田野上吹响笛子，像为乡村婚礼伴奏似的。

我们没有熄灯号。多数军官跟我们年龄相仿，也是大革命出身。他们同我们坐在一起，听音乐，然后把头靠在包上，在篝火耀动的光芒里沉醉于梦境。尽管疲惫不堪，却还是没人真正睡着。一种焦躁笼罩在此，一种狂热。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太多。我们等待着战斗的时刻，却并不知道要与谁战斗。或许酷暑的暴风雨用它在云间穿梭的闪电改变了我们的性情。

现在我几乎无法重新体会这些时刻。这段经历标志着我之前所经历的一切业已完结，童年起我内心出现的每个情感、每个念头。我读过的书、与埃内邦中学老师的讨论、跟同窗的争论、报纸、洛里昂街上的标语、港口的喧嚣。从我十四岁至今所有在法国发生的一切，我年轻时期让我焦躁而蠢蠢欲动的这些将巴黎抛入混乱之中的非凡事件，人民起义、占领巴士底狱、宪法颁布、人权宣言、废除特权、国王出逃和宣告共和国成立，还有一七九一年招募初中男学生入伍，校长在颁奖典礼上讲话，把一长串自愿当兵的学生名单读了一遍，在每个名字后面都加上“出发去保卫我们的祖国”，就是为了这句话，梅尔文、朗斯盖、我，我们才决定也要出发，为了这句话，为了伴随这句话的寂静，为了寂静之后的欢呼与掌声。埃内邦的总农场主胆敢说：没有国王你们怎能活得下去？你们这些疯子，罪犯，你们在走向混乱。我记得朗斯盖听到这话时横眉怒目，他答道：布列塔尼人是革命者，不需要老爷和国王！农场主骂他大逆不道，他吼起来，让全广场的人都能听见：你，农场主公民，你才是大逆不道之徒，我们只有一个王，那就是上帝！这时，所有做完弥撒走出教堂的人都挥动着礼帽，快步来到征兵桌前，在志愿者的名单上加上自己的名字。

巴黎，八月十日

街道空荡寂静。志愿军驻扎在战神广场，在那里支起帐篷。可惜这里的天气同样酷热，大家依旧睡在外面。八月十日那天，我永远无法忘记，那是全年最热的一天。失去王权的国王和王后由配有长矛的革命卫兵押送穿过巴黎，一路上都是唏嘘咒骂的人群。我在梅斯雷路拜访银行家莫朗，索利曼家族的好友。他许诺我战争结束后会雇我去他银行工作。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阴森的队列打身边经过，将丧失特权的这帮贵族送到圣殿塔监狱。这天的街上有种极度祥和、无忧无虑的氛围，或许因为酷暑，或许就像暴风雨来临的前夜，人民的狂躁正在烟尘中酝酿，时刻可能爆发。街上一群群人愤怒地谈论暴君如何背叛自己的民众，如何为求自保，想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敌人。巴黎夏日的强光中，战神广场的树木下，为了度过漫长的一天，除了吃吃喝喝、聊天打趣，我们无所事事，突然，此时此刻，我赫然发现，战争在所难免，而且正在逼近，战争不在遥远的国界线外，而是步步紧逼巴黎，时刻准备猛地扑向毫无防备的这些人。这种感情跟我从军那天完全不同，也和我们走在上布列塔尼、缅因的大路上，穿越奥尔良奈的平原时抱有的感情大相径庭。现在面对逼近的危险，焦急与狂热中混入了一种不安的情绪。我凝视着面前的男男女女，那么年轻，那么快乐，在小路上散步。参军的人中有些还是孩子，只想着玩乐和歌唱，完全没有预料即将发生什么。上面分发下来制服和武器。大多数应征入伍的人拿到的衣服都太大，军刀和长矛又太重。这些人中大多走到巴黎时已满脚鲜血，他们把木鞋脱下来，用手抱着走。分到皮鞋的人则把鞋带扎起来挂在脖子上，光着脚走在战神广场上。帽子不够所有人分的，没有帽子的人只好用畜皮挡太阳，或是用大头巾把脑袋扎起来，跟海盗一样。我看着他们，想起之前贵族谈论我们军队时的冷嘲热讽：叫花子、穿木鞋的乡下人、拿着棍子的羊倌，一听到枪响定会抱头鼠窜。那些来战神广场看我们的好奇的人群里，很容易瞧见几个乔装成爱国人士的家伙，一脸讽刺，细细地观察我们，盘算着我们很快会被奥地利人干掉，他们就能恢复特权了。

晚上我受邀去梅斯雷路莫朗家吃晚餐。我脱下制服，穿过花园走到王宫，途经关押国王和其他王室成员的监狱。穿着薄纱裙的女人们在小路上吃着冰激凌轻声聊天，仿佛天下太平。这时我感到揪心的痛，仿佛我是唯一——至少在这里——认识到危险威胁着我们、感受到死亡正在逼近的人。

我和梅尔文一同离开莫朗家时，有两名眼神坚决的女孩主动跟我们攀谈，其中一名比另一名更加年轻，老实说，她的面容相当标致，说话的口吻也招人喜欢，只是眼神似乎过于大胆。她们分别挽着我们的胳膊，直接邀请我们去她们在梅斯雷路的旅馆，一点也不含糊其辞。年纪大些的对梅尔文说：公民，你看起来又热又累，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凉快一下，尝点好酒？梅尔文似乎要答应了，我费力把他拉到远处，我听见这两个女孩在街角那里咒骂我们，还引发了路人的讥笑嘲讽。我提起这个轶事，是为了说明巴黎缺乏紧张感，与放弃家庭和故乡的志愿军所抱有的热情和令人悲痛的牺牲决心相距太远。我想到母亲，我亲爱的波利娜，孤独地生活在鲁奈罗的磨坊里，正看着太阳落在埃勒河谷上。我想念我的玛丽·安娜，想念初夏时节我们在农场入口说话时她甜美的嗓音，她仿佛知道我将来必须离开，总是隐忍自己的感情，每次我离开农场去埃内邦，她都会对我说：我每日都会想你，我会为你好好祈祷，祈祷你能回来。我承认这个时刻，看到无忧无虑的巴黎和压迫着我们的危险，我曾经想过要丢下一切，回到鲁奈罗的家里。

然而这天夜里，战神广场的气氛不同寻常。夜色降临时大约十点，城市隐没于雾气。新兵们点燃篝火，松香灯照亮的征兵桌子由近及远。整晚都有人来，在登记簿上签名。总能听见刚登记完的人“哇噢”的欢呼，有时远，有时近。这幕场景实在罕见：听着热情的高呼，看着人们的剪影走近篝火，火堆上烟雾缭绕，一扎扎的兵器也是由近及远，仿佛我们已经上了战场。

我们毫无睡意。梅尔文带回来两壶葡萄酒和一些腌肉，我们跟几个布列塔尼来的年轻男孩分享了美味，他们中一个来自勒福厄，叫奥迪隆，另一个来自阿尔扎诺，名叫桑松。我们聊着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许因为人人都知道，明晨出发去沙隆的命令已经下来，尽管表面故作镇定，尽管焦躁和恐惧混合形成了所谓勇气的东西，我们其实心急火燎。每个人都谈起自己的镇子，自己的家，自己的爱人，谈论转瞬即逝的夏天，还有即将开始却参加不了的粮食收获。我谈起鲁奈罗的磨坊，谈起磨碎的新鲜小麦的香味，还有风车涡轮带动的磨石声。梅尔文则说他父亲在洛里昂的商店，朗斯盖讲即将起航的船舶、英国人的碉堡、货物集散地的商品：特兰奎巴、加尔各答的香料，摩卡咖啡。奥迪隆和桑松，还有另外几个人来自布列塔尼内陆，布列塔尼语和法语搀和着说。他们谈起新闻，谈起那些逃亡的反抗神甫。但是他们很快就停了下来，尽管带着酒劲，疑虑还是占了上风。他们说起布雷斯特路上的强盗，烧被劫者的双脚，逼他们说出藏钱袋的地方。他们笑起来。我仔细地端详其中一人，一个叫做季马科的男孩，有茨冈人的棕发和粗眉。我寻思他在参军之前会不会跟著名的马车劫匪莫讷兹[12]是一伙的。

这天夜里我们没怎么睡。黎明前，一队年轻人刚刚在新桥那里登记了姓名跟我们汇合。起床号由近及远地响起，从塞纳河的码头一直到香榭丽舍大街地势高的那一头的小树林。我们开始行军，穿过依旧沉睡的巴黎，沿着杜乐丽花园，经过圣殿塔，我在想被关押在监狱深处的国王是否能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听见共和国军队行军去投入他不幸引发的战争。

八月二十五日

命令撤销后，队伍重新在战神广场的营地驻扎下来。

酷暑变得令人窒息。闪电夜夜划过巴黎上空。出发被推迟了，因为国民议会宣布所有十八到二十五岁的单身男公民都必须强制服从征兵。新兵入伍基本在混乱中进行，因为制服和帐篷都发光了。食物倒是从没缺过。我们每天能领到一斤面包、一块猪油和一小块干奶酪，另外还有一升劣酒。十一点，我们可以领到份额内的清汤稀粥，只能用自己的餐具来吃，军队里缺盆缺勺。除了布列塔尼人，多数新兵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梅尔文和我主动把餐具借给他们。现在有很多巴黎附近乡下来的男孩子，拉弗尔特来的、米利来的、内穆尔来的，巴黎人倒是很少，有人跟我们说，巴黎人已经行军去了国境。我们的营长是个二十岁的男孩，叫做索泽耶，看样子是个共济会会员，来自图尔。

八月二十六日，晚

出发又被推迟到明天清晨。为了消磨无聊的等待时间，或许也是为了与恐惧斗争，梅尔文和我跑去参加格拉芬宴会，就在卢森堡公园。我再次被人们的无忧无虑所震撼。老宫殿的橘子树上缠着串串花饰和标语，正对面的小路上搭起了很多露天舞池。那里有好多女人，有些年轻漂亮，穿着舞会礼服，有几个职业一目了然的在树下跳舞或是闲聊。穿着意大利服饰的小型乐队演奏着四步舞曲和欢快的曲调。甚至有男高音唱着轻快的歌曲，我们听到了巴约奈特之歌，是这么开头的（我记不得后续了）：“再会，巴贝，我是士兵……”

大桌子上有鲜花装饰，上面摆有各色美食，色香味引得我们蠢蠢欲动，因为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吃的一直是猪油面包和燕麦粥。香蒜面包、烤鸡、奶油、牛奶饭，红酒不限量，但是这一餐要花二十六里弗[13]，我们可没这么多钱。很快我们的半截子志愿军制服被人认了出来，一位市民邀请我们去他桌上吃饭。美酒美餐之后，他又邀请我们去蒙巴纳斯大街吃冰激凌，还有他女儿陪同，这漂亮的棕发姑娘看梅尔文的眼神可真温柔！在他们的陪伴下，我们愉快地度过了午后时光。这位市民是在特拉维歇路工作的一名公证员，他确信战争不会爆发，德国人根本不敢越过凡尔登。他跟我们分别拥抱，邀请我们从战场回来后再去看他。看着梅尔文的表情，我觉得他是肯定不会失约的！这位市民叫做皮埃尔·保罗·波纳米，他的女儿叫奥德。

在战争时期与那些下一刻可能丧命的人定下愉快的约会，这何尝不是一种讽刺。

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

我们终于踏上了去阿尔贡的大道，强行军十古里。我们连（洛里昂二连）混着从北方和西南部来的人。原则上我们听命于凯勒曼，但是很自然，在我们这样的位置上是永远见不到他的。我们连的一个人说他见过胡沙德将军，高大威猛，脸上带着刀疤，在大路上骑马迂回。指挥我们的是旅长瓦赞和达鲁提中校，两人都出自皇家军团，在八九年升了军衔。离我们更近的，除了我提过的中士索泽耶，还有过去做木匠现在做军需官的罗什，两人都是部队里的人自己选出来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指导员，是个叫苏里耶的老兵，训练新兵如何使用火枪和火石枪，向他们演示如何填弹、清理、换火石等等。梅尔文、朗斯盖和我在洛里昂的志愿军训练中已经学过这些动作了。但是绝大多数新兵完全不了解武器的用法。他们都是些年轻的农夫，耙子和锄头用起来更顺手，无论如何，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武器分发给每个人。有些人分到的是标枪、宰牛刀，另一些分到的却只有拐棍。我们连大约有一千杆火枪和一千杆刺刀枪。没有分到武器的人学着使用拐棍和木棒，光着脚随队前行。如果我们当中有奥地利间谍，很容易猜到他们会如何向我们的敌人汇报。一群破衣烂衫的乞丐和农夫想要去前线抵抗帝国皇帝的军队，定会让他们捧腹不止。不过热情填补了武器的匮乏，如果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能听到年轻新兵的欢呼高歌，无论他们人数多么众多，也会闻风丧胆。

九月六日

雨，一直下雨。昨天我们穿过沙隆，很快到达营地，营地的房子是革命委员会征用来的。梅尔文和我住在一座大农场的公共厨房，这里有足够的火让我们取暖，可以舒舒服服地吃饭。我们出发后直到到达这里，其间巴黎发生的事情被谣传不断夸大。有人说贵族酝酿着阴谋，要趁大部队远去释放犯人。但是神甫被杀的消息让更多人人心惶惶，因为我们连队里多数农夫都信仰这一宗教。甚至有人开始起义。有那么一刻，我真怕军令的执行者会下令逮捕这些人，因为如果真是如此，必定会有人见血，而其所在的分队也会受到牵连。

但是指导员和很多士官走到大家面前，热情四溢地演说。索泽耶说，如果发现罪魁祸首，一定会被严厉处罚，大革命不会保护杀人犯，而要捍卫受害人。今天国家需要我们，你们是志愿军，你们必须保持志愿军的身份。

军需官用布列塔尼语念了一份宣言，士兵的怒火也渐渐平息。但是这天夜里，是我们在屋檐下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很多士兵待在屋外迟迟不睡，丝毫不顾雨水和逼人的寒气，不时还有暴风雨闷声作响，仿佛巴黎传来的可怕消息激起的热情久久不能消退。

梅尔文和我坐在大烟囱下面继续说话，旁边火堆发出淡红的颜色。梅尔文是无神论者、共济会会员，但他害怕普遍杀害反抗神甫后会天下大乱。朗斯盖只对贵族的阴谋半信半疑。对他来说敌人在我们面前，敌人是有流亡贵族支持的布伦瑞克的军队，如果他的军队到达巴黎，很可能会推翻国民议会，废除宪法，让国家重陷过去的黑暗。

午夜之后我们才睡去，一直半睡半醒，因为外面动静不断，在农场大房间的同伴们也没有睡觉。我们不时听见说话声，马儿奔跑声。时至今日我才明白，那是大战伊始的预备信号。

九月十日

我们与军团主力在莱西斯莱泰汇合，就在艾尔河谷的峭壁之间，浓密的森林边缘，低压在山丘上空的乌云让森林更加凶险。在沙隆短暂休息又穿过圣梅内乌尔德之后，我们感觉到了边界。梅尔文跟我说，过去这里甚至是法兰克王国与日耳曼王国的边境线，我对此完全相信，森林与山脉如此原始，仿佛天然边界。莱西斯莱泰山道是唯一的入口，我们将入口完全封锁。地势的狭窄使大部队无法安营于此。两天前大约两千人宿营在山谷谷底。杜穆里耶部队的余部则安顿在圣梅内乌尔德的高处。梅尔文被派给外科医生奥布里打下手，尽管我没有权利，还是跟他一起住到了当作医院的大帐篷里。我们部队的健康状况令人堪忧。很多人得了痢疾，也许是到阿尔贡之后我们喝的都是泥水的缘故。其他人则受尽风湿和伤风的折磨。那些状态最令人担忧的被送回军队后方。好几天，我们都只能吃潮湿发霉的糟面包。我们很久没吃到肉，没喝过一口酒。军队到来赶走了农场里的农夫。他们的境况更糟，只能去埃纳或是沙隆的亲戚家寻求庇护。为了填肚子，士兵只能抢掠，这个地区所有弃置房屋里有用的东西均被抢走，面粉、谷物、油，甚至是旧衣服和旧床单也不能幸免。军官们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部分人非常厌恶这种偷抢行为，但是大多数人都有辩解之词。我听见有人说：如果这些农民真的爱国，他们就不会离开，相反，他们应该等待我们到来，把他们所拥有的分享给我们，是我们要为国而战。对此我无言以对。

昨晚，医院里一个叫吉罗姆的巴黎人，在莱西斯莱泰大道上一座屋子里发现了一个废弃的鸡舍，被农人藏在树叶下面。里面没有母鸡，但有二十五个鸡蛋，我们用炭火烤熟，津津有味地当作夜宵吃掉了。

我们得知凡尔登落入普鲁士人之手的消息是在今天。传闻说布伦瑞克及其参谋部驻扎在忏悔堡，黑森的部队则在克莱蒙的一个防御营地，离我们大约一古里。然而昨天晚上，与步步紧逼的战争相比，找到庇护之地，用葡萄蔓枝烧火取暖，享用那二十五个炭烤鸡蛋显得更为重要。

寒冷与雨水切断了我们与世界的联系。不久前我们还睡在战神广场的熠熠星光下，在巴黎忙碌的人群中行走，节日与战争的气氛交织，让我们满心欢喜。我想到通往梅斯雷路的圣梅里路、布勒托内里、圣殿塔。我也想到那两个眼神大胆的女孩，将我们引向她们的大门，我仿佛还能闻到她们身上花香四溢，看到她们笑起来闪亮的牙齿，我终于开始后悔，后悔自己没和梅尔文一起跟她们走。仿佛甜蜜的回忆已事隔多年，我们之后遭遇的只有磨破脚的路、营地的臭虫、发霉的面包，还有冰冷的雨水、紧拥我们的阴郁森林，就在那里，敌人如猛兽般窥伺着我们。为了赶走这些糟糕的念头，我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玛丽·安娜·纳乌尔的面容、清澈的眼神、优雅的微笑，这才是我的布列塔尼。

十二日

传闻说敌人正试图从北部穿过阿尔贡，现在已经在马朗库尔的森林边缘驻扎下来。有人说普鲁士国王与从东北部、比利时、荷兰来的德意志人汇合了。带来消息的人谈起克莱尔费特的军队，好像他们亲眼所见，成千上万的士兵配有火枪和八十法寸长的刺刀枪，还有全新的大炮、无数补给车。他们在朗德雷露营，时刻准备渡过艾尔河。

杜穆里耶与大部队在一起，负责格朗普雷的狭道。不知是谁听见他对自己的队伍说，我们将在这里重现温泉关的誓死之战。但是我们军队里这些蓬头垢面的人，被雨水浸湿，裹在罩衣里面，几天来颗粮未进，还发着烧。看到军队如此状态的人大概很难相信杜穆里耶的豪言壮语。如果敌人顺利越过格朗普雷，定会长驱直入到达巴黎，势不可挡。

昨天从早到晚，我们一直在走，淋着冷雨在树林里穿行，顺着艾尔河谷的狭道去格朗普雷。每走一步都想着会遇到轻骑兵的埋伏，或是被火枪击中倒地。云层厚重低沉，仿佛天还没亮。正午，天整个黑了，山丘顶部淹没在云朵之中。梅尔文留在莱西斯莱泰营地。医院要搬向后方，搬到去沙隆的路上，病得最厉害的士兵有大马车送走。没人想到战争会是如此面孔，战争伤人杀人，并非通过一枪一弹，而是通过疾病、严寒、饥饿与疲惫。夜里，我跟朗斯盖一起在格朗普雷附近发现一处避雨之地，埃尔河谷岸边的一处岩石的凸起。我们的帐篷已无法居住，篷布处处是洞，支柱也因湿气而腐朽。顶着禁令，我们升起火来想烤干衣服，可是木头潮了烧不着，只冒出一阵呛人的烟。夜的沉寂里，我无比疲倦，却还是窥伺每个来自森林的声响。我们所在位置的唯一优势在于狭道的狭窄可以防止轻骑兵突袭。我也听着从天而降的雨声瀑布般落在地上，时不时被士兵的咳嗽声打断。我觉得很多人都染上了肺痨，寒气和疲惫加重了病情；我确信，这些人中多数都无法再看到自己的故乡。我带着忧伤的念头背靠岩石坐着，裹在没用的帐篷布里，困意向我袭来，风从火堆里卷起灰烟，在四周急速打转。

十八日和十九日

战事之迅速是我无法记录的。昨天我们占据了格朗普雷入口，与杜穆里耶的军队汇合。我们等待凯勒曼将军麾下的东部军队到来，我们不断重复杜穆里耶的话，说德意志和奥地利的雇佣兵会在这里遭遇他们的温泉关。然而现实是，半天时间里，在短暂的枪战和轻骑兵的突袭之后，克莱尔费特袭击并击败了我们的驻军。狭道关口之狭根本没有为我们所用，反倒让我们的防守变得无力。普鲁士士兵瞬间就冲破了防线，法国军队则在恐惧中四散逃入森林，因为太多士兵第一次接受战争的洗礼。担架抬来第一批伤者时我在后方狭道入口。多数伤者胸口正中火枪子弹，生命垂危。我还看到了可怕的刀伤，因为普鲁士轻骑兵是举着军刀在艾尔河河床上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外科医生只有两名，场面混乱到两人都先想着谁能逃走，我觉得很多伤者不是被抛弃死在艾尔河岸边上，就是那天夜里被野兽吃掉的，正是因此，战争的传言和记载都说那天几乎没有死者。普鲁士军队从关口进入，一整天队伍涌入狭道，如同河水破堤。我们则在高处，藏在森林里，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们清楚地听见木鞋隆隆，大炮滚轮轰轰，武器清脆叮当，这是水声与铁器声的交互。这天，我们在绝望中度过，因为我们以为完全战败，只能等待死在敌人的子弹之下，或是按照布伦瑞克宣言的原话，将我们挂在大树枝头羞辱我们，因为他绝不俘虏战俘。我身边只有二十五个人，其实应该说是二十五个孩子，一副惊恐无助的模样，他们中有个布列塔尼男孩，个头很高，皮肤柔嫩，留着长长的金发，有个天赐的名字桑松。我好言相劝，说服他们，逃跑不如尝试跟我一起去与南部的军团汇合。在森林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我惊喜地发现我们本能地跟随着杜穆里耶的路线在走，他与队伍一同沿着埃纳河谷撤退，逆流而上向南边走。似乎普鲁士人为狭谷泥潭所困，放弃了追击。杜穆里耶的军队在沿河的峭壁上早就安放了大炮，只需一声令下，大炮就会向着试图追击我们的人开火，就这样，我们在格朗普雷溃败中捡回了一条性命。十八日一整天我们都在森林出口的营地筑防御工事，就在圣梅内乌尔德北边。彻夜未眠之后的十九日清晨，我们看到太阳撕裂了云层，德国军队就在山谷的另一头，面向东方的山坡上，如钢铁树林般闪耀。我的心跳得飞快，浑身发热。我跟几名同伴一起，包括桑松，来到可以俯瞰埃纳河的山崖之上。这一刻，我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既可怖又宏伟非凡。迫在眉睫的战争似乎被描在天上，画在被风吹走的云朵之中，绘在阿戈讷森林周围阴郁的土地上，勾勒在白雾缥缈的山丘和岩石的形态里，那上面布满了手握武器的人。

我们面前，西面，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占据了去巴黎的道路，决心摧毁共和国，重振贵族和暴君的权威。北方，我们发现了凯勒曼的队伍，从色当方向来，正沿埃纳河谷和图尔博激流逆流而上。最后在南面，我们看到了已经占领当皮埃尔高地和圣梅内乌尔德北部阵地的志愿军大军，他们一直在等待向敌人进军的时刻。远方，去往沙隆方向的平原尽头，我们隐约看见一根根烟柱，普鲁士人在那里烧毁了村庄以示报复。目视这一切，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严寒中我依旧发觉自己满头满手心都是汗，因为我知道一切将在此完结，在这崇高而原始的戏台上，我们的骁勇善战和战争的运势将决定我们祖国的命运。我们正羊入虎口。